當前，全球資本主義仍在持續演變，但也經歷重大危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何回應人類的發展之問，是否能在資本主義面臨危機之時為全球發展提供解題思路與行動方案，這是擺在中國共產黨人以及理論界面前的重大課題。具體而言，在“資本社會” [1]的歷史階段，中國共產黨如何認識資本，能否駕馭資本，是否可以通過資本工具為社會發展與人類進步提供新的方案，需要我們從理論淵源與現實路徑入手對其進行深入思考。

　　▍作為一種歷史發展主脈的“勞動-剩余”主義

　　勞動是人類社會現代化最主要的手段，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基石。作為一種政治經濟現象，勞動基礎上的“剩余” [2]使得社會發展具有相應的社會經濟基礎，“剩余”的存續與擴大是人類社會綿延發展的物質動力，人類社會因此成為一個融貫的社會經濟結構。正因為如此，“勞動-剩余”是文明的能量所在，也是國家機器生存、發展的政治經濟基礎。在資本社會，不管是資本主義制度還是社會主義制度，社會的生產、再生產都處在“勞動-剩余”的物質與發展循環當中。

　　（一）“勞動-剩余”主義的第一層次

　　“勞動-剩余”主義的第一個層次是“絕對剩余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是馬克思《資本論》的基礎。所謂絕對剩余價值，指的是在雇傭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不變的前提下，通過工作日的絕對延長而生產的剩余價值。在這一層次，資本處于原始積累階段，主要追求的是“絕對剩余價值率”，也因此造成了極其殘酷的階級剝削。絕對勞動時間的延長不僅受制于勞動者生理等客觀條件的限制，同時招致“單向度的人”等道德批判，在此基礎上工人運動風起云涌。馬克思主義的絕對剩余價值理論，從道德的正義性上使工人階級獲得了社會主體性階級意識，他們開始爭取自己的歷史主動權，創造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使人類有了改造資本主義的精神和物質力量，為社會主義社會和工人階級準備了“勞動”的道德正義性、崇高性。

　　（二）“勞動-剩余”主義的第二層次

　　“勞動-剩余”主義的第二個層次是 “相對剩余價值”理論。所謂相對剩余價值，指的是在工作日長度不變的前提下，由于縮短必要勞動時間，而相對地延長剩余勞動時間所產生的剩余價值。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以來，中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主要是由相對剩余價值生產來保證的。[3]在當代，“相對剩余價值率”的提升主要由兩部分構成，其一，要求政府善于駕馭資本，善于引導資本，管理資本家所占據的剩余價值量，并將剩余價值的重要部分委于國家管理，由政府引導資本提高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其二，工業生產力的提升要求資本要素進一步服務于技術研發與創新投入，通過技術進步與協同創新提高相對剩余價值率，進而提高全社會勞動生產效率。在當代中國，“相對剩余價值率理論”是執政黨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應對全球資本主義挑戰的重要理論基礎，其中如何駕馭資本、引導資本又是基礎中的基礎。

　　究其實質，“勞動-剩余”主義的第二個層次——“相對剩余價值率”的提升是政府通過稅收（財政）以及資本要素所進行的提高全社會生產效率以及全要素生產率的大循環。這個社會大循環能否真正實現，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實質區別之一，因此它直接涉及社會制度之爭，涉及國家機器的性質之爭。在社會主義社會，政府基于社會公共利益所進行的相對剩余價值率的提升，將有助于緩解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從而為社會主義社會的長足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物質基礎與社會基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快速發展也恰恰是基于對“勞動-剩余”規律的認知與運用，基于對“相對剩余價值”規律的運用；中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軌道上，打通了資本在社會主義社會發揮積極作用的通道；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借助商品與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其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體制是“中國道路”的核心奧秘，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邏輯。而這一邏輯發揮作用的核心環節正是“勞動-剩余”主義的兩大層次，特別是基于“相對剩余價值”理論所形成的社會化大循環。

　　（三） “勞動-剩余”主義的“民主-集中”運動方式

　　從經濟社會學意義上來看，“勞動-剩余”主義的運動方式是“民主-集中”機制。民主集中制度雖然經常表現為一種政治形式，但是民主集中制度的本質乃是一種客觀規律性以及動態的運動機制。概言之，凡是離散的、具體的、現象層次的、“平等的”、基礎的要素，屬于廣義的“民主”；凡是抽象的、本質的、主導性質的要素，屬于廣義的“集中”。市場經濟中的交換屬于“民主”范疇，經過交換，使用價值變成了“價值”，“價值”相對于交換屬于“集中”范疇。平等交換的主體屬于民主范疇，規定各種主體的“產權”，而形成種種私有制、公有制則是一個抽象的、集中的過程。要言之，勞動是民主的過程，剩余是集中的過程。

　　在工業化進程中，生產、分工屬于民主范疇，專門化、規模化屬于集中范疇，這是生產力的民主集中過程。生產關系的水平分化，屬于民主范疇。生產關系的垂直分化，如階級關系的垂直分化則屬于集中過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這兩個民主集中過程，其目的是創造剩余，這便形成“勞動-剩余”主義的第一層次。

　　伴隨著工業化進程，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程度不斷加深，市場競爭的范圍越來越大。在競爭過程中，工具的改進屬于民主范疇，效率則屬于集中范疇，這一民主集中過程又會造成資本因競爭而產生的優勝劣汰。科技創新、技術進步屬于民主范疇，產能淘汰、企業迭代則屬于集中范疇。競爭過程會不斷地加劇某些區域、某種產業、某種企業的壟斷。其中，競爭屬于民主范疇，壟斷屬于集中范疇。經過一系列生產力、生產關系的民主集中循環，生產方式也逐步實現了民主集中循環。這便是“勞動-剩余”主義第二層次的含義。因此，“相對剩余價值率”的提升與全要素生產率的發展可將不同特質的范疇（環節）貫通起來，進而為社會化大生產提供有力的支撐。

　　馬克思主義從“絕對剩余價值論”上升到“相對剩余價值率”理論，是歷史唯物主義、唯物辯證法的一個飛躍。“相對剩余價值率”理論是對“絕對剩余價值”理論的揚棄，是中國共產黨通過社會主義制度，通過“勞動-剩余”進行全社會組織動員，進而克服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矛盾的關鍵所在。應該承認，在工業化條件下，“資本”對推進相對剩余價值率提升，推進社會化大生產發揮著基礎性工具作用。

　　▍“資本”是推動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性工具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引入了資本要素，特別是創造出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國有資本和集體資本。我們的國有資本、集體資本也可以稱為“社會主義資本”。以“資本”的政治經濟學視角來審視“中國社會主義”，它已經不完全是資本主義清晰的對立面了。所謂“主義”其語義作用更多的是要區別本質、區別歷史發展方向。現如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都運用資本，都以資本方式組織社會化大生產，特別在對“勞動-剩余”主義的第二層次——“相對剩余價值率”理論的認識與運用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明確的自覺性。其中，如何認識資本的本質，如何認識并發掘資本的主體性，是影響相對剩余價值率提升的關鍵所在。

　　（一）重新審視資本的本質特征

　　“市場經濟”是一個經濟運行的“平臺”，這個認識已經越來越為理論界與實務界所承認。但是這一共識的達成歷經漫長的理論爭議。對于資本的認識，我國理論界同樣經歷長期爭論。但是，作為資本社會的核心概念，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資本”本身是常為常新的，我們必須拋開表象，直面本質。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資本是一種制度，是一種人格，是一種階級統治的機制。但是經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就像認識“市場經濟”僅僅是一個平臺一樣，在經濟活動中，我們同樣也可以把資本看成是一種“工具”，一個“載體”。

　　資本具有高度復雜性。究其實質，資本是資金與主體性的結合，我們可以將其化約為資本公式，即“資本=資金+主體”。作為生產要素的資本究竟與哪種階級結合，與哪種人格結合，取決于社會制度的安排。資金可以是抽象的貨幣形態，也可以是資產。資產可以是物質形態，也可以是非物質形態（知識、商標……）。資金是通用型的“工具”，它帶給資本以“通用型”工具的性質。基于資本公式，資本的屬性取決于主體的性質。資本的階級性來自“主體”的階級特質。不同的階級主體會帶給資本不同的“主體性”。不同的階級主體性使資本具有著不同的階級人格，并與不同的勞動階級形成了復雜的階級關系。因此，資本的本質絕非庸俗理論家所認為的僅僅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理解資本本質的關鍵在于資本的主體性，換言之，資本的性質取決于掌握資本的主體的性質以及運用資本的目的。

　　（二）重新審視資本二重性

　　馬克思經典理論認為，“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4]，換言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含著資本私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正因為如此，資本具有既適應社會化大生產，又阻礙社會化大生產，并在危機中通過自我揚棄而走向社會主義的二重性。借由此二重性，一些理論家又衍生出資本的積極作用與消極作用等不同的二重性。但是，基于“資本=資金+主體”的資本公式，資本的二重性應表現在資本掌握者的主體性差異上面。

　　在現代經濟社會，資本是推動工業化的基礎性工具，資本主體性是所有權主體性與勞動主體性的集合（在現代產權體系下，資本是所有權主體性的代表，而資本的產生凝結著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所以勞動主體性應在資本結構中扮演基礎性角色），但是人們常常念及的多為所有權主體性，而隱藏在背后的勞動主體性則被長期忽略。在市場經濟平臺或者賽道上，摘取獎牌的往往是所有權主體，而真正付出勞動的勞動者卻湮沒不彰。實際上，資本主體性所具有的所有權主體性與勞動主體性，是資本主體二重性的重要內涵，一方面勞動主體創造價值，另一方面所有權主體將剩余集中并進行轉化。就社會發展邏輯而言，在微觀上，勞動主體通過勞動進行生產活動，所有權主體具有勞動組織作用，形成微觀經濟活動主體；在中觀上，勞動主體創造社會價值，所有權主體將剩余集中，服務于再生產，由此形成了一定范圍內的“勞動-剩余”循環。但是，在宏觀上，也就是在社會化大生產意義上，無論是勞動主體還是所有權主體都無法克服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內在矛盾。因此，為實現“勞動-剩余”的社會化大循環，就需要超脫于資本主體，由掌握“勞動-剩余”政治經濟原理的新主體來指導社會經濟運行。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中國共產黨即是這一新的主體，它能夠駕馭“勞動-剩余”規律，一方面推進相對剩余價值率的提升，推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另一方面，透過資本的表象主體——所有權主體，發掘出為市場經濟所掩蓋的資本的實質主體——勞動主體，從而實現真正的社會化大生產。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要堅持“不斷地”改革開放的真正原因。改革開放不僅是一種事業，而且是一種實驗性實踐。在這個實驗中，不斷錘煉工人階級、錘煉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同時也不斷探索和改造“資金+主體”這一資本的政治經濟形態，使之向人民性方向發展。

　　（三）重新審視資本的社會經濟意義

　　通過對資本本質及其二重性的審視，我們認為，資本要素是推進相對剩余價值率提升，進而推進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性甚至唯一性要素。為此，中國共產黨須重新審視資本的社會經濟意義。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功經驗之一是引入國際資本的力量，發揮多元主體的主動性與創造力，逐步建立起符合我國國情的所有制形式與分配方式。一方面，多元資本的引入，為推動我國生產力發展提供了重要基礎；另一方面，資本主體性，特別是所有權主體性所內含的以權利訴求為基礎的發展主張，不斷激發多元主體的發展動力，提高微觀層面的經濟發展效率；同時，資本的逐利特質以一種帶有相對負面效應的方式執行了提高“相對剩余價值率”的歷史任務（比如壓低工資，減少成本），為工業化與現代化提供基礎性動力。但是，不可否認，資本所具有的負面作用與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之間具有尖銳的沖突和矛盾。為此，中國共產黨應進一步審視資本的本質特征，善于駕馭資本，賦予資本以社會主義的主體性，使其為相對剩余價值率的提升發揮積極作用；與此同時，善于透過資本的所有權主體性，發掘被長期遮蔽的勞動主體性，使得資本要素更好地為社會化大生產服務，為相對剩余價值率的提升服務。

　　▍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領導權問題

　　自人類進入工業時代以來，工業化生產力與歷史進程之間呈線性正比關系。從資本要素的全球流動角度來看，資本發展與“勞動-剩余”的兩大層次以及“民主-集中”的運動方式是完全吻合的。當今世界，全球資本主義格局持續演進，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問題突出，人類的生產方式進入極不穩定的發展階段。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何回應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話語權與領導權問題，是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重大命題。

　　作為歷史發展主脈的“勞動-剩余”主義，尤為重視通過資本基礎性工具所進行的相對剩余價值率的提升進程。可以說，“勞動-剩余”主義的主要目標是：在經濟范疇上，要爭取全球剩余價值率的領導權；在文化與政治范疇上，要培育并鍛造現代無產階級。

　　（一）全球經濟領導權

　　在“勞動-剩余”主義背景下，全球經濟領導權的實質是全球相對剩余價值率的領導權。在工業時代之前，生產力形態相對落后，物質生產受自然界的約束極大。所以不論是“勞動-剩余”的第一層次還是第二層次，剩余很難直接反饋到生產環節。工業化使得人類擺脫了生產力的自然約束，化石原料和新能源的使用以及技術手段的不斷革新，使得社會化大生產的步伐不斷加快，相對剩余價值率獲得了明顯提升。但是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性以及資產階級本質上的種種局限性，馬克思和列寧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發展的邊界和極限仍然時時顯露出來。

　　相較而言，在“勞動-剩余”主義背景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實踐具有推進相對剩余價值率提升，進而超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的邏輯與現實可能性。

　　其一，從政權的社會經濟自覺性而言，工人階級領導的政權會不斷地將剩余投入到擴大再生產和社會化再生產過程中。新中國成立七十余年以及改革開放四十余年的發展成果正是得益于此。

　　其二，從社會生產的自覺性而言，社會主義能夠有效避免商品過剩危機。執政黨所掌握的“看得見的手”可以自覺地利用“價值規律”約束市場競爭的盲目性，憑借宏觀經濟調控的辦法，控制過度、重復發展，防止惡性競爭。

　　其三，從社會發展的自覺性而言，社會主義可以更好地推進基礎建設與戰略性工程。引導財政工具推進國家戰略性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整個社會生產的效率，降低整個社會發展（交通、能源）的成本，加大信息對稱程度，擴大市場范圍，尤其是針對“老少邊窮”地區，縮減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

　　其四，從集成創新的自覺性而言，社會主義可以更好地協調創新力量。在全球資本主義時代，創新鏈與產業鏈的安全關系重大。由于創新基礎工程的成本巨大，短期內收益較小，私人資本很難承受其重。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通過財政工具以及資本工具可以彌補私人資本的不足，保證創新鏈與產業鏈的安全發展，減少“鑼齊鼓不齊”造成的社會性損失。這將使得中國的創新鏈與產業鏈更好融合，經受住國際政治經濟風浪的考驗。

　　其五，從勞動者的主體性而言，社會主義可以透過資本的所有權主體性，發掘被長期遮蔽的勞動主體性。在基礎食品、衣物、居住、教育、醫療等環節上，通過國家力量保證絕大多數勞動者的生活條件。這樣就降低了最廣大勞動者的生存成本，并且能夠不斷地通過提高勞動力文化水平以適應不斷提高的技術標準與國際競爭水準。

　　以上五點，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得歷史性成就的主要經驗，同時是在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繼續提升相對剩余價值率，克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推進社會化大生產進而爭取全球相對剩余價值率領導權的關鍵舉措。在現有政治經濟條件下，我國能不能保證社會主義方向，能不能通過“勞動-剩余”主義爭取全球經濟領導權，取決于政權的施政傾向，取決于執政黨的先進性與純潔性。因此，我們必須正視現代無產階級的培育與鍛造問題。

　　（二）全球文化領導權

　　在“勞動-剩余”主義背景下，全球文化領導權的實質是掌握現代無產階級的培養權，不斷培育和鍛造與全球相對剩余價值率領導權相匹配的現代無產階級。

　　在資本社會歷史階段，工人階級中率先產生了先進的“無產階級”。工人階級的階級屬性，是人類歷史上嶄新的社會現象。這個階級的成長過程與工業化進程、現代化進程息息相關，與中國的革命、建設與改革實踐息息相關。回顧歷史，工人階級與社會主義的發展經過多次斗爭與反饋，是一個“先進理論指導下的實踐”與“實踐推動改造下的理論”相互激蕩的進程。

　　第一階段是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經典馬克思主義，揭示了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的客觀規律，開創了工人階級主動登上政權舞臺的局面（即巴黎公社），它提示工人階級中的“無產階級”具有爭取并且主導歷史進程的能力和可能。當時的無產階級是一種資產階級殘酷剝削壓迫下的“原生態無產階級”。[5]馬、恩二位導師曾經試圖以政黨形態，經過“灌輸”，將 “自為”的“原生態無產階級”變成“自覺”的無產階級。

　　第二階段是列寧、斯大林通過創立民主集中制，發展了工人階級先鋒隊理論，建設了“擔當”革命的政黨理論。這是一個人工培育無產階級的過程。這個過程首先是認識到工人階級中，會產生一種叫作“社會民主主義”的力量。他們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采取機會主義的妥協態度。列寧在與社會民主主義的斗爭中，劃清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界限，做了大量艱苦的理論工作，堅持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斗爭性。但是由于革命過程中產生的“半”無產階級的“幼稚病”，蘇聯沒有經受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腐蝕，通過工人階級內部的社會民主主義影響，即“修正主義”影響，最后被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被雅科夫列夫的兩面派，被葉利欽的顏色革命解體了。

　　歷史證明，工人階級要掌握政治經濟領導權，必須先造就一個“現代無產階級”，依靠這個無產階級的主體性掌握政權。“現代無產階級”必須通過奪取政權的革命過程和鞏固政權的斗爭過程，錘煉、培養出堅強的意志和精神品質。

　　第三階段是中國共產黨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依靠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培育、鍛造與革命和建設相適應的“現代無產階級”。這個過程中涌現了無數英雄、無數群眾領袖。這個奇跡只有在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基礎上才能出現，才能完成。這一歷史進程表明，在工業化與資本化條件下產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通過毛澤東思想的實踐，能夠在一種以農民為主體的社會中，鍛造出與革命和建設相適應的“現代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

　　第四階段是中國共產黨經過自我革命，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市場化、資本化實踐的考驗和錘煉中，探索培育、鍛造與新的歷史條件相匹配的“現代無產階級”。改革開放四十年來，雖然中國的工業化、資本化與全球化的發展成就明顯，但也孕含著重重危機，因為歷經數百年發展的資本主義具有完善的意識形態體系、多元的政治經濟斗爭工具，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如何應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挑戰，應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斗爭工具的挑戰，是中國共產黨當前面臨的嚴峻考驗。

　　國際工人運動與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一再證明，現代無產階級的培育與鍛造是關乎文化領導權的關鍵環節，是影響歷史進程的大事件。究其根本，數百年來社會主義的成功與失敗，皆取決于文化領導權是否為無產階級掌握，無產階級的品質是否與時代命題、發展命題相互匹配。當前，文化領導權與現代無產階級的培育和鍛造不僅需要回應全球化、工業化、資本化的時代問題，同時需要尊重“勞動-剩余”主義的客觀規律，培育與全球相對剩余價值率領導權相適應的現代無產階級。

　　經過四十余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體系形成了以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為“二元”，以中國共產黨、資本、勞動者為“三層”的“二元三層結構”。[6]中國共產黨居于領導地位，資本及其衍生體系居于中間層，勞動者居于基礎層。在垂直分工的結構上，中國共產黨和工人階級中間隔著資本及其衍生體系。盡管資本基于主體性差異，具有私有資本、國有資本、集體資本等多重屬性，但是在社會生產結構中，執政黨和工人階級，終究從直接聯系“異化”為間接聯系，執政黨多數情況下是通過資本要素組織工人階級的，執政黨當中的一些個體甚至被資本所俘獲，黨的先進性與純潔性面臨生死考驗。

　　因此，中國共產黨在培養與新時代相匹配的現代無產階級的工程中，要重點考慮如何打通執政黨與勞動者聯系的“直接通道”：

　　第一，中國新時代無產階級的鍛造要加強與勞動者的直接聯系，并有效防止自身異化。為此，我們提出以下問題——中國共產黨有沒有必要像當年南昌起義直接抓槍桿子一樣，直接抓資本？中國共產黨是否可以通過“黨資”領導國資，通過“黨資”與工人階級建立直接的關系，進而建立相對剩余價值率持久的增長機制，穩固地掌握全球相對剩余價值率的領導權？“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剩余是“政權”，資本是“槍桿子”，黨指揮槍。

　　第二，中國新時代無產階級要應對國際化與多元思潮的挑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工人階級的社會地位、勞動方式乃至思想觀念會產生劇烈變動。全球化時代，思潮的扁平化趨勢日益明顯，機會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等思想意識已在一部分工人群體、青年群體中凝聚成類似西方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潮與意識形態，這是對新時代無產階級培育的重大挑戰。

　　第三，中國新時代無產階級要有效回應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領導權問題。“勞動-剩余”主義的主要經濟目標是明確并爭取全球剩余價值率的領導權，“勞動-剩余”主義的文化與政治目標是培育并鍛造現代無產階級。無論是經濟領導權還是文化領導權，其組織載體和使命承接者就是中國新時代無產階級。這一先進群體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合格接班人，同時也是全球發展的引領者與實踐者。為了這一偉大使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還將面臨不斷探索的艱辛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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