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許多人避而不談商品和商業問題，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產主義似的。人民公社必須生產適宜于交換的社會主義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個人的工資。在生活資料方面，必須發展社會主義的商業；并且利用價值法則的形式，在過渡時期內作為經濟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現在我們的經濟學家不喜歡經濟學，蘇聯也是這樣，認為誰說到價值法則誰就不名譽似的，表現在雅羅申柯寫的一封信上。這些人不贊成商品生產，以為蘇聯已經是共產主義了，實際上還差得很遠。我們搞社會主義只有幾年，則差得更遠。

　　列寧曾經大力提倡發展商業，因為蘇聯那時城鄉商品流通有斷流的危險。我們在一九五○年也曾有過這種危險。現在運輸情況不好，出現半斷流的狀態。我看要向兩方面發展:一是擴大調撥，一是擴大商品生產。不如此，就不能發工資，不能提高生活。

　　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不要把別人的豬報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麥子報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億斤糧食，最多是七千四百億斤，把七千四百億斤當數，其余一千六百億斤當作謊報，比較妥當。人民是騙不了的。過去的戰報，謊報戰績只能欺騙人民，欺騙不了敵人，敵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師縣原想瞞產，以多報少，也有的以少報多。《人民日報》最好要冷靜一點。要把解決工作方法問題，當成重點，黨的領導，群眾路線，實事求是。

　　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這本書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過去看，不感興趣，現在不同了。這三章中有許多值得注意的東西，也有一些寫得不妥當，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沒有搞清楚。

　　第二章、第三章，講商品和價值法則，你們有什么看法?我相當贊成其中的許多觀點，把這些問題講清楚很有必要。斯大林認為在蘇聯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在我們國家就不同，生產資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產資料是商品，我們把農業機械賣給合作社。

　　進入共產主義要有步驟。我們向兩方面擴大:一方面發展自給性的生產，一方面發展商品生產。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在這方面，斯大林講了許多理由。商品生產有沒有消極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

　　我國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比印度、巴西還落后。印度的鐵路、紡織比中國發達。去年我們生產糧食三千七百億斤，其中三百億斤作為公糧，五百億斤作為商品賣給國家，兩項合起來商品糧還不到糧食總產量的四分之一。糧食以外的經濟作物也很不發達，例如茶、絲、麻、煙都沒有恢復到歷史上的最高產量。需要有一個發展商品生產的階段，否則公社發不出工資。例如河北省分三種縣，一種只夠吃飯，一種需要救濟，一種除吃飯外還能發點工資。發工資又分幾種情況，有的只能發幾角錢。因此，每個公社在生產糧食以外還要發展能賣錢的東西，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調撥的產品只是一部分，多數產品是通過買賣進行商品交換。

　　現在有一種偏向，好像共產主義越快越好。實現共產主義是要有步驟的。山東范縣提出兩年實現共產主義，要派人去調查一下。現在有些人總是想在三五年內搞成共產主義。

　　二

　　大躍進把有些人搞得糊里糊涂，到處都是詩。有人說“詩無達詁”，這是不對的。詩有達詁，達即是通達，詁即是確鑿。

　　睡不著覺，想說一點。試圖搬斯大林，繼續對一些同志作說服工作。我自以為是正確的，如果對立面的同志正確，那我服從。

　　現在仍然是農民問題。有些同志忽然把農民看得很高，以為農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農民甚至比工人階級還高，是老大哥了。農村在有些方面走在前面，這是現象，不是本質。有人以為中國的無產階級在農村，好像農民是無產者，工人是小資產階級。這樣看，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有的同志讀馬克思主義教科書時是馬克思主義者，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要打折扣。這一股風，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人。至于群眾，也有些昏昏沉沉。于是謹慎小心，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范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第三十六條[2]的寫法就是證據，盡量用不明顯的詞句，來蒙混過關，以便顯得農民進入共產主義了。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不徹底、不嚴肅的態度。這是關系到幾億農民的事。斯大林說不能剝奪農民。我國人民公社，不但種子，還有肥料、產品，所有權在農民。國家不給它東西，不進行等價交換，它的產品也不會給你。是輕率地還是謹慎地對待這個問題好呢?修武縣縣委書記，不敢宣布公社是全民所有制。他第一條是怕有災荒，農業減產了，發不了工資，而國家又不能包下來，不能給補貼；第二條是怕豐產了，國家把糧食調走。這個同志是想事情的，不冒失。我們沒有宣布土地國有，而是宣布土地、種子、牲畜、大小農具社有。這一段時期內，只有經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才能引導農民發展生產，進入全民所有制。

　　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是不認識五億農民的問題。在社會主義時期，應當利用商品生產來團結幾億農民。我以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更要發展，要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例如畜產品、大豆、黃麻、腸衣、果木、皮毛。現在有人傾向不要商業了，至少有幾十萬人不要商業了。這個觀點是錯誤的，這是違背客觀法則的。把陜西的核桃拿來吃了，一個錢不給，陜西的農民肯干嗎?把七里營[3]的棉花無代價地調出來，會馬上打破腦袋。這是不認識五億農民，不懂得無產階級對農民應該采取什么態度。恩格斯曾經說過，“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4]產品在舊社會對人是有控制作用的。斯大林對恩格斯的這個公式所作的分析是對的，斯大林說:“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產資料收歸國有，而是把一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即不僅把工業中的生產資料，而且也把農業中的生產資料都轉歸全民所有。”“恩格斯認為，在這樣的國家中，在把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同時，還應該消除商品生產。”[5]現在我們的全民所有是一小部分，只占有生產資料和社會產品的一小部分。只有把一切生產資料都占有了，才能廢除商業。我們的經濟學家似乎沒有懂得這一點。

　　斯大林說，有一種“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應當剝奪農村的中小生產者。[6]我國也有這種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廢除商業，實行產品調撥，這就是剝奪農民，只會使臺灣高興。我們在一九五四年犯過點錯誤，征購糧食太多了，全體農民反對我們，人人說糧食，戶戶談統購，這也是“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不知道農民手里到底有多少糧。這還是征購，只是過頭了一點，農民就反對。曾經有過這種經驗，犯過這種錯誤，后來我們就減下來了，決定只征購八百三十億斤。現在農民的勞動，同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種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樣是他們自己所有的，因此有產品所有權。不知道什么道理，我們的哲學家、經濟學家顯然把這些問題忘記了。忘記了這一點，我們就有脫離農民的危險。

　　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為什么怕商品生產?無非是怕資本主義。現在是國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資本主義，怕商品生產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發展商品生產。我國還有沒有資本家剝削工人?沒有了，為什么還怕呢?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產，斯大林的話完全正確，他說:“決不能把商品生產看作是某種不依賴周圍經濟條件而獨立自在的東西。”[7]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商品生產從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當時已經有了商品生產的意思。把紂王、秦始皇、曹操[8]看作壞人是完全錯誤的。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紂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勝仗，只是損失太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國。說什么“血流漂杵”[9]，紂王殘暴極了，這是《書經》中夸張的說法。所以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10]在奴隸時代商品生產并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斯大林說，商品生產“替封建制度服務過，可是，雖然它為資本主義生產準備了若干條件，卻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11]斯大林的這一說法不很準確，應該說:封建社會這個母胎中已經孕育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一九四九年七屆二中全會[12]上，我的報告中就說到限制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問題，對資本主義經濟成分不是漫無限制地任其泛濫。從一九五○年開始，我們讓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發展了六年之久，但同時已經實行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公私合營，對資本主義經濟成分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到一九五六年，他們實際上空手過來了，斯大林所說的“一些決定性的經濟條件”[13]，我們已經完全有了。斯大林說:“試問，為什么商品生產就不能在一定時期內同樣地為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服務而并不引導到資本主義呢?”[14]這句話很重要。已經把鬼吃了，還怕鬼?不要怕，不會引導到資本主義，因為已經沒有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商品生產可以乖乖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把五億農民引導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產是不是有利的工具?應當肯定說:是。為了五億農民，應當充分利用這個工具發展社會主義生產。要把這個問題提到干部中進行討論。

　　勞動、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統統是農民的，是人民公社集體所有的，因此產品也是公社所有。他們只愿意用他們生產的產品交換他們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換以外的辦法拿走公社的產品，他們都不接受。我們不要以為中國農民特別進步。修武縣縣委書記的想法是完全正確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產主義者要考慮的。必須在產品充分發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趨于消失。同志們，我們建國才九年就急著不要商品，這是不現實的。只有當國家有權支配一切產品的時候，才可能使商品經濟成為不必要而消失。只要存在兩種所有制，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是極其必要、極其有用的。河南提出四年過渡到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為四年之后河南的農民就會同鄭州的工人一樣，這是不可能的。我們搞革命戰爭用了二十二年，曾經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勝利。搞社會主義沒有耐心怎么行?沒有耐心是不行的。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澤東召集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負責人在鄭州舉行工作會議。他在會上多次講話，批評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以及企圖廢除商品生產等錯誤主張。本篇節選了毛澤東講話中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的內容。其一選自十一月九日的講話；其二選自十一月十日下午的講話。

　　[2]指《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第一次修正稿修改時重新改寫的第三十六條，內容是：“人民公社應當根據必要的社會分工發展生產，既要增加自給性的產品，又必須增加用以交換的產品。產品的交換，除了在公社相互之間可以繼續采取合同制度以外，在國家和公社之間，應當逐步地從合同制度過渡到調撥制度。”這個綱要后來沒有形成正式文件。

　　[3]指河南新鄉七里營人民公社。

　　[4]見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頁）。

　　[5]見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6頁）。

　　[6]見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原文是：“也不能把另一種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意見當作答案，他們認為，也許應該奪取政權，并且剝奪農村的中小生產者，把他們的生產資料公有化。”（《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7頁）

　　[7]見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頁）。

　　[8]紂王，又稱帝辛，商朝最后的國君。秦始皇，即嬴政（公元前二五九——前二一○），秦王朝的建立者。曹操（一五五——二二○），字孟德，沛國譙（今安徽毫縣）人，三國時期政治家、軍事家。

　　[9]見《書經·周書·武成》。

　　[10]見《孟子·盡心下》。

　　[11]見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頁）。

　　[12]七屆二中全會，見本卷第98頁注[8]。

　　[13]指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雇傭勞動制度的消滅和剝削制度的消滅。見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頁）。

　　[14]見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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