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算法民粹主義是代議制民主在算法技術的裹挾下發生偏離的產物，代表著一種無價值立場的工具理性。在數字時代，算法技術通過與民粹主義共謀成為西方政客們的政治游樂場，對西方社會民主化進程中的政治結構造成了重大影響。算法民粹主義擁有平臺性新特點，其基于算法的個性推介、平臺的空間蔓延、網絡的直接民主助推著算法民粹主義的傳播。算法民粹主義在政治傳播中會導致情感極端化、非理性行為、后真相困境等問題的發生，加劇西方國家政黨政治的亂象。故此，對算法民粹主義的紓解，需要從算法民粹走向數字民主，才能讓算法技術更好地服務于數字化社會。

　　“算法民粹主義”（Algorithmic populism）這一新形式的民粹主義是西方政治學研究中最新涉獵的概念，用以描述西方國家涌動的新興政治勢力利用被算法技術操縱的社交媒介平臺，煽動底層民眾的極端情緒來奪取政權的極端思潮。算法民粹主義政客利用混合算法化的媒介平臺宣揚自己代表人民大眾，以其具有平民化傾向的形象持續制造壓力感，他們抹殺現代社會的多元性，壟斷對人民的定義，剝奪對他們持反對意見者的人民資格，站在道德制高點挑起對精英階層和少數群體的敵視，并強硬而富有煽動力地提出自己的社會變革主張。在數字化時代，西方國家的政黨政治正面臨智能革命所帶來的挑戰，其中，算法技術正在對西方政治生態產生深刻影響，促使西方國家權力政治的較量產生新的變化，即從傳統的權力政治博弈走向算法技術競爭。社交媒介平臺在資本的操縱下與算法技術合作共謀，重新塑造了西方國家的政治環境，迅速成為政治角力的重要場域。對此，我們需要將不斷變化的媒介景觀和算法技術作為塑造算法民粹主義的關鍵背景加以考慮，祛除算法民粹主義背后的算法技術魅惑，發掘算法民粹主義的產生緣由，總結算法民粹主義的平臺性新特點及傳播困局，并探究以數字民主為樣板的理想政治模式，進而使算法技術在改善算法民粹主義問題上發揮積極作用。

　　一、算法民粹主義：算法技術與民粹主義的共謀

　　在數字化時代，算法技術成為西方新興政治勢力推廣民粹主義的主要工具之一。社交媒介平臺與算法技術的結合使民粹主義的傳播方式產生深刻變革，民粹主義傳播的陣地逐漸由物理空間轉變為虛擬空間。社交媒介平臺使普通民眾更容易參與政治討論和表達自己的觀點，為言論自由提供了土壤和平臺，但也導致了民眾更傾向于與他們政治觀點相似的人交流，形成社會化群體的聚集，從而為民粹主義傳播提供基礎。

　　（一）民粹主義：“純粹的人民”和“腐敗的精英”的對抗

　　民粹主義這一社會思潮肇始于19世紀的俄國，由于貧富差距的擴大和西方種族結構的變化，在東歐和北美掀起了三次高潮。對于民粹主義的界定，學術界至今尚未形成統一的觀點。一般而言，民粹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具有極端平民化的傾向，強調平民群眾的價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眾化作為政治運動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終來源，以此來評判社會歷史的發展”。民粹主義以激進化、極端化、情緒化為特征，以反精英、反智、反理性為屬性，只在意情緒的宣泄和一時的喝彩，期許可以從現代社會的復雜性與多樣性當中提煉出一個單一而融貫的“人民的聲音”，帶有“人民崇拜”的意味。學術界一般把民粹主義分為左翼民粹主義和右翼民粹主義兩種，這里的“左”與“右”既指民粹主義運動的參與者本身所處的社會地位與屬性，又指民粹主義領導者所秉持的政治理念與措施。左翼民粹主義屬于社會平等主義陣營，參與者通常是農民、產業工人、城市居民中的低收入群體或失業群體，常以精英與大眾之間的矛盾為理論基礎，反對當政精英的緊縮政策；右翼民粹主義屬于極端民族主義陣營，參與者通常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群體，常以國內與國外之間或種族之間的矛盾為理論基礎，反對當政精英的移民政策。雖然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有所區別，但它們都具有排他性。詹姆斯·賴特（James D.Wright）認為，“對民粹主義而言，人民群眾尤其重要，因為民粹主義的核心思想就在于聲稱代表人民或以人民的名義行事”。探索民粹主義中“民”和“粹”的內涵，是洞見其癥候、祛除其魅惑的關鍵。根據詞源，民粹主義的拉丁文populus可譯為平民主義或大眾主義，“民”即為人民，以龐大的數量優勢被賦予更大的合法性，并被作為價值評判的標準；“粹”即為純粹和精粹，是純粹的人民和精粹的道德相統一，表現為純粹的人民是一個團結的整體，占據著道義的制高點。“民”之所以“粹”，是人民利益受損情緒表達著人民發展訴求的意志，需要至高道德的意見領袖來代表人民發言。與此同時，社會已然被撕裂為兩個同質群體的對立，即“純粹的人民”和“腐敗的精英”，這種對立帶來了社會階層的分化和不平等。在廓清民粹主義的基本皮相后，繼續向縱深挖掘，便會發現民粹主義將盲目偏激的理念和自私自利的訴求隱藏在人民這一概念所賦予的道義正當性之下：表面上維護人民利益，實則以虛幻不實的“民”之主張來蠱惑大眾。

　　（二）算法民粹主義：民粹主義的算法呈現形式

　　21世紀初,第四次民粹主義浪潮再次席卷西方國家。在技術變革的驅動下，大數據對政治分析領域的滲透和介入已然勢不可擋，算法技術逐步引入到選舉謀劃、選區設計等領域，被西方政治精英用于傳播民粹主義，演變成“算法民粹主義”，進而操縱民眾的行為。荷蘭Diggit Magazine主編伊科·馬利（Ico Maly）最早提出算法民粹主義的概念，他將算法民粹主義定義為“數字媒介中不同人類和算法參與者之間的政治話語溝通關系”，數字媒介借由算法技術操控了社會話語和意識形態。算法民粹主義是算法技術和民粹主義的“共謀”，是西方政治精英借助算法技術把民粹主義當作獲取普通民眾支持的工具，將現代政治選舉日趨演變成一場基于多元數據和復雜算法的新式權力之戰。阿諾克·范·拉爾特（Anoek van Raalte）認為，“算法民粹主義的修辭在西方政黨的社交媒體上時常可見，而這些話語中蘊含政客們的陰謀論，社交媒體已被他們作為政治競選的工具。”西方政治精英通過數據公司利用算法技術收集數據信息和分析社情民意，運用以社交媒介平臺為載體的智能內容推送與民眾產生共鳴，影響乃至改變民眾的行為，從而獲得選票、贏得選舉。在新技術場景所設定的權力角逐中，數據精英已然取代傳統政治力量，扮演起政治操盤手的角色，“劍橋分析”事件更是佐證了政治選舉變成數據對決的事實。2016年劍橋分析公司首席執行官亞歷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Nix）以公開演講的方式向大眾承認，“他們使用行為科學、數據分析、心理測量學OCEAN模型和精準廣告投放相結合來影響美國大選選情，并坦言特朗普發的每一條Twitter背后幾乎都有數據支撐”。算法民粹主義不僅表明了算法作為底層技術的重要性，更凸顯出數字平臺作為傳播載體的必要性。2020年第46屆美國總統大選，拜登借鑒特朗普的做法，用Twitter、Meta（更名前為Facebook）、Snapchat等社交媒體發動社會中下層，贏得了核心選民的堅定支持，順利拿下總統寶座。2021年特朗普在數字平臺上宣稱總統選舉過程存在欺詐行為，拒不承認在選舉中敗北，并煽動支持者們的仇恨情緒，引發了“國會山暴亂”事件。社交媒介平臺在美國國會大廈暴力騷亂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顯示出社交媒介平臺與民粹主義結合的顛覆性力量。數字平臺與算法技術結合的威力體現在社交媒體以及搜索引擎上，被算法過濾器改造后的結果以“過濾泡沫”的形式呈現在民眾眼前，導致政治極化趨勢和社會分裂狀態進一步加劇。“對于民粹主義者而言，由互聯網技術構成的數字平臺已經成為他們傳播民粹主義主張的關鍵。”西方國家中的數字平臺已經成為政客們新的政治戰場，算法技術與數字平臺的結合加劇了算法民粹主義“聲音”的驟然爆發和四下蔓延的態勢。

　　（三）算法民粹主義產生的原因

　　第一，技術層面的大眾狂熱。

　　當下西方國家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諸多領域已被算法技術所布局，社會大眾對算法技術所激發的民主化討論都十分具體地指向算法技術所促成的政治變革，算法技術的逐漸完善造就了算法民粹主義的誕生。算法民粹主義領袖們可以依靠技術團隊的算法統計與決策，了解乃至改變民眾的訴求，從而引起算法民粹主義事件的發生。算法民粹主義把民粹動員與算法動員相結合，其目的在于運用最具高效的方式獲得民眾的支持，進而成為民選代表上臺執政。如此，算法技術正在重構政治影響力，并以此提升民眾的政治參與度，促使民眾更多涉足政治活動，來挑戰傳統精英的壟斷。

　　第二，觀念沖突的政治表達。

　　互聯網的發展拓寬了民眾的政治表達方式，現實中的算法民粹主義在社交媒體上具體表現為觀念沖突的不可調和性。在不同的觀念沖突之下，政治參與要求民眾致力于群言并起的直接討論，并通過社交媒體平臺發表自己的見解。互聯網對政治的影響，能通過算法民粹主義者所提供的政治表達棱鏡所反映，新的網絡組織形式動員了之前并不活躍的民眾去參與政治。而數字平臺技術的不斷改進，讓民眾可以更便捷地獲取那些借內容生產創造政治差異所必需的工具與技術，互聯網賦予了普通民眾在公共話語場域內的更大聲音。由此，賽博空間成為擁有不同觀念的民眾進行政治辯論的喧囂場所，算法技術對民粹主義的多維賦能，擴大了算法民粹主義的政治話語在傳播中的影響。

　　第三，政治利益的平臺轉移。

　　數字平臺的出現為西方國家政黨政治競選提供了更多的傳播渠道和機會，改變了昔日西方國家政黨政治競選只能通過電視、廣播等傳統媒體來宣傳其主張、吸引民眾關注與投票的局面。但隨著民眾對于社交媒體平臺使用頻率的增加，算法民粹主義領袖們開始更多地運用大數據與算法技術操縱社交媒體平臺，以達到攫取政治利益的目的。算法民粹主義領袖受民眾歡迎程度取決于在數字平臺中民眾對他們的關注程度，“由于這些數字平臺的算法推送時刻處于更新的狀態，因而更加具有影響力”。數字平臺愈發成為政治精英謀事的工具，與之相應的政治利益也開始向數字平臺轉移。

　　第四，政黨政治的激烈競爭。

　　在西方政治中，政黨之間的競爭愈演愈烈，導致西方政黨出現政治極化和對立加深的趨勢。這種趨勢部分源于西方政黨政治競選的商業化和媒體化，政黨需要借助算法技術通過大量的廣告宣傳和演講、電視辯論等方式來吸引選民的目光，這導致政治話語逐漸出現算法民粹主義聲音。由此，西方政黨借助數據分析和政治溝通技術，采用算法動員和民粹主義策略，以便與潛在的選民和支持者建立關系，進而爭取選票獲得公職。西方國家政黨間的競爭現狀賦予了算法技術重要的地位，在算法技術的襄助下，民眾成為被精準觀測、實現其政治利益的工具。

　　二、技術嵌入政治：算法民粹主義的平臺性新特點

　　作為民粹主義類型中的一種，算法民粹主義不僅是數字技術和數字平臺協同發展的產物，還是民粹主義政黨基于算法技術進行政治傳播的依附物。在數字時代中，算法民粹主義在社交媒介平臺的佐助下，擁有平臺性的新特點，這使得算法民粹主義在政治競選中具備了更高效、更廣泛的傳播能力。

　　（一）基于算法的個性推介

　　算法技術和智能推送已經從虛擬網絡延伸到現實社會，它們作為相互關聯的力量悄然地影響著民眾的認知和行為。雖然算法作為一種價值中立的技術而存在，但是在數字平臺上算法技術可以被西方政客們操縱以符合傳播者的意志，從而導致社會出現觀念“極化”的現象，加速算法民粹主義的擴散。在數字平臺中，用戶在網絡沖浪時已被Cookie和其他手段跟蹤，數字平臺提取用戶的網上活動數據，對這些數據進行精細分類與篩選，通過數據分析洞察用戶的消費偏好，預判用戶的行為模式，對用戶進行信息的精準投放。“由于開發人員設定操作參數并根據用戶想看到的結果進行配置，導致這些結果優先于價值觀和道德要求等其他因素。”數字平臺中用戶的各項信息逐漸豐富，他們的個人價值取向被算法技術甄別，政治光譜也被肆意忖度。以數據分析為業務的政治咨詢公司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席卷互聯網產業鏈，它們挖掘目標人群的個人隱私數據并進行分析、建模，深耕數據分析領域，最后結合戰略部署將數據傳遞給更大的網絡公司進行內容個性化定制與推介。個性化的智能推介使用戶接觸到與自己的既有立場、觀點與態度一致或接近的媒介或內容，用戶的情緒脈搏被算法技術時刻把握并持續分析。同時，個性化的智能推介使“信息個性化”被持續鞏固，并以精準的信息流和信息互動驅動用戶新的政治熱情。西方政治精英不再吁求態度搖擺、難以捉摸的中間選民，取而代之以一種新型的競選網站，它試圖吸引和動員最有可能成為核心支持者的那些人。數字平臺的“個性推介”特征變得越來越鮮明，算法技術在民眾政治生活中越來越難以抗拒，有可能導致社會共識的減少及偏執用戶的形成，進一步的后果則是成為引發算法民粹主義浪潮的新起點。

　　（二）基于平臺的空間蔓延

　　數字平臺具備實時高效的傳播特性，可以使算法民粹主義觀點在較短時間內飛速傳播，能夠迅速滿足民眾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同時，以數字平臺為載體的輿論空間具有脫域性，輿論通過數字平臺的信息傳輸可以輕易抵達不同地域的民眾之中，其空間拓展范圍超過了以往任何一種媒介。數字平臺的這種時空特性是算法民粹主義滋生和蔓延所不可或缺的條件，傳播時間的即時性為算法民粹主義賦予了較高的價值，它可以引起廣大民眾的共同興趣，成為輿論爆炸的引發器。民眾數量隨著信息傳播空間的無限擴大并呈現出成倍數增長的趨勢，志同道合的民眾逐漸聚集，形成了強大的公眾輿論勢力，其聲音高亢嘹亮，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共鳴。而數量特征作為算法民粹主義合理性的主要來源，也是借以排斥其他政治主張的重要依據。數字時代改變著傳統政治信息的表達方式，促使原有的政治信息表達渠道在數字平臺的新空間內得以擴展。雖然算法民粹主義運動的傳播時間具有間斷性，但算法技術并不會使算法民粹主義運動隨著熱度減退而立即消弭，反而會被作為算法民粹主義的典型案例再次掀起來勢更加猛烈的輿論危機。如英國公投脫歐事件就是典型的由算法民粹主義操縱的政治事件，在其公投期間，不僅英國人對本國的事務感興趣，各國的數字平臺上也興起關于英國脫歐的利害爭論，并借由英國算法民粹主義對其他國家現狀進行預測性分析。需要闡明的是，英國脫歐及其中算法民粹主義的作用對歐洲政治經濟格局和其他地區造成了聯動性影響。數字平臺的延展性和極速性沖破了地域的權力壟斷，不同地域的民眾迅速參與到算法民粹主義事件之中，解構了權威話語，迫使權威讓步甚至屈服于本不合理的民意訴求，這也正是算法民粹主義的威力所在。

　　（三）基于網絡的直接民主

　　一些西方算法民粹主義政黨領袖認為直接民主可以提高政府決策過程中的民眾政治參與度，可以真實地表達民眾的政治訴求。直接民主是算法民粹主義的重要主張，也被認為是對傳統代議制民主的補充和修正，其突破既有政治秩序，主張由民眾作為國家的主人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務，強調參與的廣泛性和直接性。美國政治思想家喬萬尼·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認為，“直接民主就是人民不間斷地直接參與行使權力,而間接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則是一種對權力的限制和監督體系”。算法民粹主義將算法技術作為協同實現直接民主的重要工具，為改善代議制民主下權威精英壟斷權力、阻斷民眾參與政治的合法渠道罅隙提供了機緣，能夠讓民眾切身體會到受尊重感。互聯網不僅被算法民粹主義視為宣傳直接民主的平臺，更被視為能夠改變政治決策的變革性工具。直接民主借助網絡賦能，減少了政府和民眾之間的間隙，政府和民眾之間的交流不需要任何中介和代理，政黨在此基礎上實現了政治透明化。所有重大提案都置于公共場合公開探討決定，民眾就會更愿意去了解和參與到政府的各項事業之中，有利于加強民眾和政黨之間的合作和協商。算法民粹主義克服了傳統直接民主的諸多局限，算法技術實現了網絡投票的統計和分析，使民眾意志能夠通過數字得到具體化呈現。然而，直接民主也存在著明顯的劣勢，即使有少數民眾的崇論吰議，也可能會被淹沒在大眾的意見洪流中，平庸者大有可能逆向淘汰掉精英。不僅如此，投票安全性仍然存在風險，數據系統容易遭到黑客攻擊，加劇了虛擬空間的理性淪陷。毋庸置疑，直接民主已經成為新興的政治參與形式，它超越了傳統的民主選舉形式，對中下層民眾顯露出極大吸引力，并進一步強化了算法民粹主義的政治影響。

　　三、迷途與困局：算法民粹主義在傳播中的沖擊

　　算法民粹主義的出現可以被視為對西方代議制民主的偏離，其背后的原因在于算法技術的快速發展改變了西式競爭型政黨政治的環境。算法民粹主義的發展趨勢逐漸改變了以往西方的價值觀念，并且通過數字平臺的佐助對西方社會產生了強烈的沖擊。

　　（一）算法技術裹挾民意導致民眾觀念極化

　　西方的選舉生態已被算法技術重塑，最前沿的算法技術被巧妙地運用到選舉場域，從而使數字平臺中的意見聚集與觀念極化成為算法民粹主義的基礎，這也是其民主亂象的癥結所在。選舉場域將算法技術變成了獲取競選紅利的武器，各種極端的算法技術手段開始流行，加深了政治對抗的程度，加劇了消極競選和政治極化的烈度。“算法技術按照特定的黨派意識形態展開動員，黨派割裂線在算法技術操縱下不斷被觸發和強化，極化觀念超過其他任何社會認同。”在算法技術引導下，選民被劃分為不同類型的群體，選民接收的不再是多元化的信息，而是強化某種意見或觀念的內容，從而形成高度同質化的認同結構，強化認同群體抱團或排斥，導致其政治觀念褊狹甚至極端化。不同群體出現反理性行為，造成了認同對抗和社會撕裂，進一步加劇了群體極化趨勢。Meta的研究證明，在社交媒體平臺中使用的算法技術可作為一種影響用戶情緒和注意力分配的有效方法，它可以通過自動化精準地推送內容和信息，并對用戶行為進行監測和調整，以創造和維護特定的心理和行為反應。算法技術操縱下的智能推送模式拆解了信息多元性，數據分析公司將選民的情緒捕捉并放大，根據算法指示精準高效地向目標選民進行信息轟炸，選民的主體意志有可能被終結，造成了選民的個體極化。質言之，基于智能推送技術的信息過載可能會對選民的認知框架產生消極影響，弱化其理性思考和判斷能力，從而增加了被意識形態操縱和控制的風險。選民越發缺少理性的聲音，大量帶有價值取向的內容讓他們罔顧事實與真相，言辭與行為出現激進傾向，被動地活在算法技術編造的“過濾泡沫”之中無法自拔，并在整體上呈現出自我延續、自我加強的社會分化狀態。帶有不同政治光譜的選民關注的信息領域習慣性地被算法技術所引導，其反思和溝通的能力被日益削減，從而將自己桎梏于“信息繭房”之中，群體極化和個體極化不斷消解交叉認同，并在繭房內自我確認、彼此強化，形成帶有激進主義傾向的偏執型群體，催生整體觀念極化。至此，由觀念極化掀起算法民粹主義浪潮的根因已經具備了生長的土壤。

　　（二）算法技術加劇民眾非理性行為

　　算法技術賦權的推動讓話語權得以下沉到普通民眾中，社會的輿論重心也逐漸向數字平臺轉移，民眾容易在特定的算法民粹主義事件刺激下形成強烈的情感共鳴，從而做出非理性的判斷。政治思想家約翰·鄧恩(John Dunn)指出，“應該對政治判斷中的人類理性持有一種審慎的態度，人們合作或者沖突過程中往往是非理性的”。算法技術作為社會秩序的一部分，應當與理性相伴，但算法民粹主義者利用算法技術謀取政治利益時，就會蛻變為無所不能的神秘力量，來滿足算法民粹主義者的一切欲望。殊不知，算法技術的理性在欲望的裹挾下走向了非理性，眼前的目的支配著長遠的利益，同時也加劇了民眾的非理性行為。算法民粹主義者往往表現出反對理性和過度強調理性的傾向，否認理性在認識世界方面的重要性。當政治行為被視為個人理性和個人利益的驅動力時，非理性因素就會被認為是評估所有價值和創建新價值的標準。這種趨勢加劇了民眾以一種以情感和偏見為基礎的決策方式進行表達，而非以客觀事實和科學證據為基礎的決策方式來言辭交流，進而影響決策結果的準確性和公正性。在算法民粹主義中，民眾容易受到算法技術的煽動與蠱惑，他們的狂熱匯聚成具有摧毀一切制度和原則的力量，以至喪失理性能力，導致偏執的事件發生。于是，民眾的激情是構建其自我認同和采用政治行動的重要力量，帶有民眾激情的政治力量成為判斷反抗性政治是否成功的關鍵。算法民粹主義者將算法技術運用到了極致，從而使算法技術變成操縱民眾的工具，進而邁向了非理性的道路。民眾的理性不應該被算法技術所代表的工具理性所吞噬，相反，民眾的理性應包含以多元化的視角對算法民粹主義事件予以客觀理解和認知的理性。因此，需要認真對待民眾潛在的非理性因素，妥善處理其在政治運動中的道德和激情，只用去除算法民粹主義的對立與狂熱，民眾才能重新回到原初的政治邏輯本身，才能真正在政治生活中與理性相伴。

　　（三）算法技術使民眾陷入后真相困境

　　得益于算法技術的運用，一種情感比事實更能影響輿論的“后真相”現象成為算法民粹主義中不可小覷的力量。“后真相”時代的信息碎片隨處可見，真相卻是經過算法技術加工后的呈現，真相被算法技術操縱的精準智能信息推送而消解。算法民粹主義中，算法技術往往虛構客觀事實以掌控民眾的政治情緒，民眾只能被動地接收經過炮制的“真相”，從而增加非理性訴求。拉爾夫·基斯（Ralph Keyes）認為，“在后真相時代，我們不僅有真相和謊言，還有第三種模棱兩可的表述，它們并不完全是真相，也說不上是完全的謊言”。這種多虛少實的真相碎片使片面的真相在傳播中發酵，增加算法民粹主義事件真相的“真實性”，以獲得掀起輿論風暴的正當理由。數字平臺削弱了原有大眾傳媒對真相界定的權威，這使真相的界定標準變得更加多元化，真相的還原變得分崩離析。民眾在政治生活中不得不妥協于算法民粹主義的謊言而失去共識，在對真相的界定中迷茫不已，最終淪為政黨謀取政治利益的工具。“在英國的脫歐公投中，大規模的社交媒體數據分析也表明，英國脫歐支持者通過積極使用臉書、推特等社交媒體傳播假新聞，由此影響了公投結果。”這是算法技術肆意介入真相的傳播過程并操控選民情緒、激活基層的脫歐追隨者而產生的終局。與此同時，算法技術和數字平臺助長了算法民粹主義傳播對情緒的訴諸與表演手段的運用，以此遮蔽事實和真相。澳大利亞天主教大學墨爾本分校政治學高級講師本杰明·墨菲特（Benjamin Moffitt）在《民粹主義的全球崛起》一書中指出：“當代民粹主義政客們不僅要代表民眾利益，也要通過互動策略積極為民眾表演。”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大選中通過數字平臺借助情緒化的表達，攻擊美國的精英建制派以及代表精英的傳統媒體，用極具表演性和戲劇性的辯論方式嘩眾取寵，傳播其右翼民粹主義思想并俘獲了大批擁護者。民眾有意識地決定生活在一個后真相的世界中，對真相還原的需求逐漸消解，這也加劇了數字時代算法民粹主義的擴張性。

　　四、紓解之道：從算法民粹到數字民主

　　在算法民粹主義的傳播過程中，算法技術對西方社會的民主化進程帶來了深刻并顯著的影響。盡管算法技術作為工具促進了民主化進程，但其也具有阻礙民主化進程的潛在力量，因此需要審慎使用。“對算法技術的合理運用則有助于推動算法民主的實現。”對此，讓算法技術回歸到使用的初衷，讓算法技術正確地服務于政治，才能實現從算法民粹到數字民主的轉變。

　　（一）制度基礎：構建基于算法設計的協商民主

　　算法設計應用的初衷是為了更好地改善問題和提高效率，但它被算法民粹主義利用后，按照政治策略塑造民眾的立場，極易使民眾觀念和態度出現極端化。在算法民粹主義邏輯中，民眾并非真正參與民主進程，參與民主進程的主體只是算法背后的技術寡頭與政治精英。民主孕育了民粹，最終民粹也需要通過民主的完善來逐步紓解。因此，算法技術需要構建言論所需的自由場域，為民眾創造更為廣泛的話語表達空間，進一步開拓協商民主的渠道，使民主政治運行越來越便捷。協商民主針對現代社會多樣性的矛盾和沖突，主張通過相互溝通、相互協商來形成觀念共識，從而彌補傳統民主制度的缺陷和不足。政治理論家喬恩·埃爾斯特（Jon Elster）認為，協商民主是“所有受決策影響的人或他們的代表通過致力于理性和公正價值觀的參與者提供的論據來進行決策”。所以，對算法民粹主義的紓解需要運用算法設計促進民眾的理性溝通和協商，讓民眾可以更多地參與到政治決策之中并共同做出決策。算法設計在協商民主中需要服務于民主表達，讓普通民眾和政治精英都能以平等的姿態表達自己的真實訴求。政治學家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這樣界定民主：“當我們承認每一個共識都可能是霸權的暫時結果時，我們就應該設想民主公共領域的性質，以期改變權力的運作方式。民主公共領域的生存取決于圍繞明顯多極立場所形成的開放討論，以及在多種選擇之間進行選擇的可能性。”也就是說，需要用算法設計來促進民主進程的公正，保障民眾在政治生活中發聲的權利。與此同時，民眾可以通過數字平臺獲得極大的公共可見性，進而擴大民眾的政治話語來影響算法民粹主義政黨的決策，力求達成主體間的利益共識。只有保持協商民主在算法設計中的核心作用，民主政治才能走上康衢，算法民粹主義滋生的制度基礎才能就此紓解。

　　（二）群眾基礎：構建基于算法理性的“人民”主體

　　在算法民粹主義語境下，算法技術愈發趨于一種工具理性主義，民眾的情感價值讓位于算法技術的工具理性。民眾的政治利益在算法技術的操控下往往被政治精英所占據，從而被國家政治生活忽視變成邊緣化的群體，排除在政治話語體系之外，拔高了普通民眾和政治精英之間的對立。“對民粹主義而言，人民尤其重要，因為民粹主義的核心思想就在于聲稱代表人民或以人民的名義行事”。在算法民粹主義運動持續演進并重構的過程中，民眾正以越來越成規模的表達聲浪和行動力，影響輿論走勢及其背后的社會情緒。正是由于這些被排斥的邊緣化群體找不到合理表達訴求的渠道，其無助與無奈的情感被算法民粹主義利用，才變成了算法民粹主義的擁護者。然而，民眾所向往的政治生活是惠及于普通大眾的民主化，而非政治精英專享的私有化。因此，運用算法技術尋求民主進程，應堅持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提升民眾的政治地位以促進民眾主權的實現，讓政治利益真正普惠于民眾，才能減少邊緣化群體的存在。政治思想家恩內斯托·拉克勞（Ernesto Laclau）認為，“構成‘人民’是民主發揮功效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要使民主發揮功效，需要合理運用算法技術，讓邊緣化群體生成民主的政治主體，給予其參與政治生活的平等與自由的地位。算法技術的合理運用能夠使民眾被廣泛地吸納到政治生活之中，獲得應有的權利和福利，以此得到政治生活中的安全感和歸屬感。與此同時，基于算法理性，把掌握在少數技術寡頭手中的數據信息在不被篡改的情況下輸送到民眾的面前，使民眾獲得無法被奪取的數據所有權，保障民眾在行使選舉、監督等權利時的政治自由。為此，只有當算法技術的使用符合民主的本質，為民眾參與政治生活提供技術支持，讓民眾訴諸平等政治來表達自己的訴求時，這種邊緣化群體不被需要的困境才能得以解決，算法民粹主義滋生的群眾基礎才能就此紓解。

　　（三）權力基礎：構建基于算法透明的權力制衡

　　算法技術不僅是政治權力再生產的技術空間，還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基礎性工具。算法技術在運行的過程中，一旦被政治精英以謀求政治利益的目的操縱，就會使算法技術蘊含著政黨策略的價值傾向，從而改變民眾看待政治的立場，掀起民粹主義運動。“當前西方選舉已經進入技術密集型的新時期，運用最前沿的算法科技動員選民成為決定勝負的關鍵。”政治精英在和普通民眾的“雙層博弈”中占據了主導地位，他們將數字平臺中的政治傳播渠道掌握在自己手中，進而引導民意。算法技術操縱算法民粹主義容易導致政治精英的權力擅用，滋生選舉腐敗的問題，故而需要對這些政治精英的權力進行制衡。在此基礎上，人工智能（AI）可以成為精準打擊政黨選舉腐敗的有用工具，它可以處理海量的數據信息，能夠及時發現政黨選舉中的信息異常和腐敗趨勢，防止政治精英權力越出邊界。用算法透明抵御算法黑箱，合理控制數字平臺的商業性和導向性，才能平衡算法透明機制與算法商業利益之間的關系。同時，對于政黨選舉中“算法軍備競賽”讓選舉民主產生多重異化的問題，就需要規范選舉中競選資金的使用和政治廣告的投放，通過法律手段約束競選行為。數字平臺需要在法律規范下建立透明的信息共享機制以及明示算法設計原理，及時公示算法系統的運行狀況，以便讓民眾對政黨選舉的風險做出防范，理性推進算法秩序的構建。政黨候選者也應該對競選團隊進行管理，在選民數據采集、選舉信息傳播方面做好自我約束，維護良好的選舉生態。如此，算法技術中的非對稱加密算法既可以達到數據公開的目的，又可以保障選民的個人隱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授權，這樣政治精英權力才會在算法透明的方式下被合理制衡，算法民粹主義滋生的權力基礎才能就此紓解。

　　五、結語

　　在算法民粹主義的傳播過程中，算法技術為民眾提供了創造信息選擇與信息交互的便捷，但也存在著微妙而深刻的社會化效應，它隱匿地規訓著民眾的政治觀念與政治行為。數字時代，算法技術按照民粹主義政客的策略，重建了各個政治行為體之間在數字平臺上的互動模式，加劇了虛擬空間的理性淪陷，為算法民粹主義走上舞臺提供了溫床。如前所述，算法民粹主義裹挾民意導致民眾觀念極化，民眾用狂熱代替理性從而陷入后真相的困境，極大地擾亂了西方原有的社會政治生態。在西方社會目前體制下要走出這種困境并不容易，因為這需要重新審視社交媒體角色、政治決策機制和算法應用倫理等領域存在的諸多問題，更需要制度領域的根本性變革。據此，從算法民粹轉變到數字民主真正應該實現的目標，應該是將算法技術嵌入到民主化進程的核心驅動中，在民主政治的實踐中才能更好地應對來自算法民粹主義的挑戰。

　　作者:陳琳、鄧伯軍

　　文章來源:《湖北社會科學》2023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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