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志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當今世界正處于相對和平發展時期，帝國主義意欲稱霸世界也勢必更加注重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瘋狂地推行其和平演變政策，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例如它們在通過和平演變方法取得了蘇東劇變的巨大勝利之后，接著在東歐、中亞、中東、北非各國依法炮制，頻頻發動“顏色革命”，屢屢得手，以及我國當下面臨境外敵對勢力企圖更進一步以香港為突破口發動全面“顏色革命”的威脅，就是一個明擺著的現實問題。因此，我國當前在認真對付國外敵對勢力軍事等硬實力威脅的同時，也不能不更加重視其軟實力的和平演變政策，徹底揭露粉碎其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進攻，特別是其在經濟思想領域里的文化霸權威脅。

　　當今世界的經濟思潮，盡管五花八門，紛繁復雜，但不外是兩大經濟思想理論體系：一是以馬克思《資本論》為代表和開創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體系。它是以給無產階級利益服務為宗旨、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為目標、堅持科學性與革命性相統一為特點的完整科學的理論體系，因而它成了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所信奉的指導思想。二是以亞當·斯密《國富論》為代表和開創的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它是以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為宗旨、以維持資本主義永恒統治為目標的。自1830年以后，它的科學研究便開始逐漸轉變為替狹隘的資產階級利益進行庸俗辯護的行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蓬勃興起發展的新自由主義占據了主導地位。從此，這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便不僅成了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官方經濟學，而且成了它們在經濟思想戰線上稱霸世界的工具，特別是成了對我國在經濟思想戰線上推行文化霸權的銳利思想武器。現簡要闡述如下。

　　一、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威脅

　　所謂新自由主義，簡單地說，它與古典自由主義以反對封建主義為特征不同，而是以反對凱恩斯主義、社會主義的國家干預為特征的。它開始于20世紀20～40年代的米塞斯、哈耶克，興起發展于70～80年代的弗里德曼、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到90年代形成了較完整的體現為“華盛頓共識”的自由主義政策綱領。這一綱領共有10條，其核心是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國內全面市場化、國際完全自由化。

　　2012年2月下旬，在我國“兩會”前夕于北京發布的《世行報告》，就是企圖在我國強制推行“華盛頓共識”的典型標本。它雖然因遭到各方面的強烈反對而在表面上有所收斂，實際上卻影響深遠，甚至成了當局某些政策中揮之不去的因素。這乃是我國人民之所以感到被美國文化霸權壓制得喘不過氣來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編造和傳播“中等收入陷阱”論

　　“中等收入陷阱”論是2006年由任職于世界銀行的西方經濟學家英德米特·吉爾（Indermit Gill）提出來的一個理論。他認為許多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進入人均年收入達3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就長期停滯在這個水平上的“陷阱”之中，而不能跨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其原因就在于，這些國家在由低收入發展到高收入時期所積累的矛盾在“長期停滯”時期集中爆發；并認為逃出“陷阱”之法，“關鍵在于繼續深化市場化改革，以此增加中等收入群體比重”。

　　這里姑且不談吉爾如何曲解了這些發展中國家停滯于“陷阱”的原因，也不論其如何違反了科學的階級分析方法，僅就其逃出“陷阱”的對策來看，就足以說明，他炮制“中等收入陷阱”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借機更進一步貫徹落實他們的新自由主義觀點，以便把中國的改革引上邪路。因為所謂中等收入群體（或階級、階層），一般認為是包括擁有中等收入的“白領”職工、中小私營企業主和較富裕的個體戶，以及擁有財產性收入的富裕市民和農民。其中除“白領”職工屬于工人階級范疇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其余都屬于或者明顯是資本家階級，或者是處于不斷兩極分化過程中的小資產階級。

　　因此，若企圖以“增加中等收入群體比重”的辦法來逃出“中等收入陷阱”，實際不過是要誤導政府的政策進一步傾向私有化，決心繼續扶持壯大資本家階級，促進兩極分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欺人之談而已。

　　三、借口經濟全球化，要求發展中國家實行與國際“全面接軌”的政策

　　我們必須看到，當前的經濟全球化實際是在美國主導下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德國兩名記者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至少在金融市場上，迄今為止，具有重大意義的，與其說是全球化，還不如說是美國化。”美國正是以“全球化”為幌子推廣自己的政治經濟制度和思想意識形態，稱霸全球，而全然不顧當今世界已是在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同時，經濟多極化也跨入進一步強化、深化發展的時期，更不顧各國有各國的具體特殊情況，絕不是按照美國一個模式所能規范得了的。

　　然而在美國的大肆鼓噪宣傳下，我國某些“公知”、“精英”受其影響，也動輒以經濟全球化說事，處處都要與國際接軌，處處都要以美國為榜樣，處處都要向美國學習。誠然，我們是以開放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主張吸收人類一切先進的文明成果，特別是科學技術方面，我們不僅要與先進國家“接軌”，而且還要力爭迅速趕超；但在制度和意識形態方面，因為一般都帶有不同的階級烙印，我們不能不做出符合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要求的選擇，而絕不能不分青紅皂白地實行“全面接軌”政策，以避免落入“全球化”陷阱，重走舊中國半殖民地或經濟附庸的老路。

　　四、妄圖以西方經濟學來取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首先應當承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在批判地吸收西方經濟學某些科學合理因素的基礎上建立發展起來的，因而我們現在也必須繼承發揚馬克思主義的優良傳統，對西方經濟學應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采取“一分為二”的科學態度，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為我所用。但同時還必須記住，前面說過，這兩個經濟學理論體系是分別為兩個對立的階級利益服務的，因而在原則上不能不是對立的。所以，西方經濟學從整個理論體系而言，對我國毫無借鑒意義。正如著名經濟學家陳岱孫教授說的：“作為一個整個理論體系，現代西方經濟學不能成為我們研究制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縱然其中有某些合理可取的分析方法和個別觀點，也需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結合中國實際，認真分析，決定取舍，而不能囫圇吞棗，全盤照搬。

　　然而我國目前高校在對西方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中，雖然已出版了許多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和教材，培養出不少正確熟練地掌握西方經濟學的高素質人才。但從整體上看，在相當程度上是與上述“一分為二”科學態度相悖的。例如，在課堂上對西方經濟學多是述而不評或誤評；再如，更嚴重的是，在處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上，并沒有把前者放在主導和指導地位，而是二者并重，甚至使前者邊緣化或被后者所取代。

　　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同志早在2005年曾撰文高調警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被削弱和邊緣化的狀況，令人擔憂。”迄今近20年快過去了，情況不僅沒有好轉，而且在許多場合更加惡化，以至有不少高校直接使用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原版教材（教師將其作為研究與教學的依據和參考書是完全應該的、必要的），不加分析、不加批判地直接向學生灌輸西方價值觀已成常態。這些都表明帝國主義的經濟霸權、文化霸權對我國的滲透和影響已經到了相當的程度，甚至都影響了學生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社會主義理想信念的建立，嚴重削弱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例如《遼寧日報》編輯部通過對五座城市的20多所高校進行半個月的調查后，于2014年11月13日致全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教師的公開信中披露的材料認為，部分高校教師對社會主義中國缺乏理論認同、政治認同、情感認同，說他們在課堂上隨意抹黑現實，“呲必中國”。還說：“我們用新媒體手段做了調查，結果80%以上的大學生表示碰到過課堂上‘愛發牢騷’的老師，對國家和社會的‘描黑’讓學生們都看不過去。法律、行政管理、經濟學等哲學社會科學類課程，尤為突出。”凡此種種，足見高校目前在政治思想建設上存在的問題有多么嚴重。

　　俄羅斯國防部面對日益嚴重的“顏色革命”威脅，建議不僅在軍事院校，而且應在俄羅斯所有高校開設對抗“顏色革命”的課程。受此啟發，筆者認為，我國也應采取類似相應措施來抵制西方意識形態的威脅，粉碎其文化霸權的進攻。

　　五、濫用西方經濟學庸俗的理論范疇來挑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西方經濟學的一大特點或弱點是，它只看現象不看本質。這是它之所以是庸俗的、不完全科學的一個重要原因。然而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卻硬要把現象當真理，強加于人，并利用一部分人在中國進一步美化它，擴大和鞏固它在經濟思想領域的話語權。我國有些學者受其影響也言必贊西學，濫用西方經濟學庸俗的理論范疇來挑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例如：

　　（1）濫用薩伊的“生產三要素”論，認為土地和資本與勞動一樣都創造價值，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進而也勢必將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論與整個經濟學理論體系。

　?。?）硬搬舒爾茨的“人力資本”論，把勞動者的智力稱為人力資本。盡管這個概念對于西方經濟學的發展來講，有其積極的創新意義，但混淆了勞動者和資本家之間的階級界限。因為資本家是資本的人格化，而資本的本質乃是剝削雇傭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的關系。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智力勞動者自己就是被雇傭的勞動者，根本就不存在自己剝削自己創造的剩余價值的關系問題。所以智力勞動者的智力不能稱為資本。如果硬要把它稱為資本，就無異于把智力勞動者也視為與資本家一樣是剝削剩余價值的剝削者了。而且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將來擁有智力的勞動者會愈來愈占優勢，以至人人都可能成為“資本家”。這樣，“人力資本”論就不言而喻地成了西方經濟學家用來掩蓋剝削、抹殺階級界限的欺騙勞動人民的工具。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千萬不要助紂為虐，去宣揚庸俗的“人力資本”論。

　?。?）鼓吹美化“經濟人”或“經濟人假設”。所謂經濟人是指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從利己主義本性出發，為追求自己最大經濟利益的具有理性的經濟當事人。這是由亞當·斯密最先提出的一個概念。他認為人的本性就是利己主義，并由此出發而建立起他整個經濟理論體系，確立了“一只看不見的手”的市場機制理論。無疑的，這個“經濟人”思想，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相對來說是合理的，并在實踐中也起到了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但它是從歷史唯心主義的抽象人性論出發得出的結論。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人是社會的人，人的本性乃是社會關系的總和，是由社會生產資料所有制基礎決定的。因此，把人的本性視為利己主義，只不過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的意識形態；“經濟人”范疇也只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產物，而且是其整個經濟理論體系的出發點和理論基礎，但絕不是永恒的、普遍的真理。

　　在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共產主義思想意識形態中人的本性則是與利己主義相對立的大公無私奉獻精神。作為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的建設者和共產黨員，就應當時刻以大公無私的高標準來嚴格要求自己，為不斷鞏固發展社會主義思想陣地做貢獻。而敵對勢力則恰恰就在這致命的節骨眼上大肆鼓吹美化“經濟人”和利己主義，以達其和平演變中國之目的。

　　自稱是美國新制度經濟學家科斯（Ronald H. Coase）弟子的Z教授說：“生物學已開始找到證據，證明和皮膚色素一樣，人性自私是遺傳而不可以改變的”。Z教授在這里把屬于社會人的本性與作為生物人的自然屬性或本能完全混為一談了。

　　不可思議的是另一位W教授也公開美化宣揚利己主義的“經濟人假設”，說什么“經濟人假定，把人看作理性的利己主義者，說人是自私的。為何要這樣假定呢？因為事實即是如此。人們如果不自私，就不會有勞動積極性，政府也無法通過政策調節經濟”。還說“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別看這只是一句俗話，卻是千百年來人們對自身經驗的深刻總結，揭示的是一個淺顯而又深刻的積極性原理”。這位W教授不僅不懂得人的本性是什么和由什么決定的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也不懂得作為以遠大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的共產黨人所應有的思想意識與當前黨和國家現行政策是兩碼事，而絕不能因現行政策須照顧到尚有大量利己心理存在的事實就可以把利己主義當作永恒的真理來吹捧、傳播。

　　何況現實中還有董存瑞、邱少云、黃繼光等成千上萬不怕犧牲的英雄烈士，有雷鋒、焦裕祿等大量的大公無私的先進人物和不斷涌現的一批又一批舍己為人的道德模范，為何一字不提呢？！因此，可以料定，那位W教授之所以會那樣吹捧美化利己主義，如果不是無知，就是糊里糊涂地充當了帝國主義推行思想文化霸權和和平演變政策的俘虜或馬前卒。

　?。ū疚墓澾x自《領導權與話語權：顏色革命與文化霸權》一書）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