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熱銷書《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粉墨登場，此作甫一付梓便得到了在意識形態戰線深深受困于“績效合法性”的特色社會主義者的高度追捧。在公務部門和官方媒體的大力推介下，“文明型國家“的概念很快在中文互聯網上實現了現象級傳播，“中國是偽裝成國家的文明”一類論調在簡中中右翼政治場域中幾乎已經演變成江湖郎中們對意識形態失語癥開出的萬能定心丸，在這顆藍色藥丸構筑的美妙賽博世界中，似乎只有中國才真正具有某種“寰球有德，于斯為盛”的特殊性，以致于民族國家僅僅成為了一種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表象。而當我們試圖追查藍色藥丸的原產地時，卻發現配料表上赫然寫著：“Made in the West”。

　　“文明型國家”的概念來自于西方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論爭的一個不起眼的支脈，為了清楚的敘述其起源，筆者將從西方政治學如何重回國家開始討論。西方政治學在近代是國家中心主義的。這一傳統濫觴于歐洲大陸主權-民族國家的形成,特別是在法國大革命和德意志民族國家統一的歷史進程中,“國家”受到矚目的程度曾經一路狂飆突進。韋伯在普魯士經驗的基礎上如此闡述自己的國家觀，他認為，“理性的國家是建立在專業官員制度和理性的法律基礎之上的……作為壟斷合法暴力和強制機構的統治團體。”這段話體現了韋伯式國家理論的三個支點：官僚制（“在依照章程進行統治的情況下，服從有合法章程的、事務的、非個人的制度和由它所確定的上司———根據他的指令的正式合法性和在他的指令范圍內服從他。”）、強國家和合法性。其內在的關系是：官僚制是現代國家的基礎；有強大的官僚制才有強國家即壟斷合法暴力的組織；有強國家才最終導致政治統治的一種合法性狀態。

　　嗣后,由于國家研究的“大本營”——德國因為先后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導致人們對“國家”陷入了深深的恐懼之中。在二戰結束后,歐洲大陸的國家中心主義的傳統隨著歐洲霸權的衰落和美國的興起而式微。但是在美國,除了羅斯福新政成功地開創了國家資本主義之外,盎格魯-美利堅的傳統使得美國政治學界較少關注“國家”本身的作用。除卻威爾遜、古德諾和畢爾等少數傳統的制度主義者聚焦美國的憲法法律、總統、國會以及聯邦制,“國家”在大部分時間內一直處于低調的位置。

　　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西方政治學界處于普遍的行為主義方興未艾、國家中心主義暫時退潮的狀態，這一現象在“信仰洛克哲學”的美國那里尤其明顯。無比慘烈的兩次世界大戰對西方政治學界產生了兩個重大影響：一是德國經驗喪失吸引力，英美模式取而代之，代議制民主被視為理想的政治制度安排；二是以軍事競爭和政治民族主義為組合實現國家崛起的方式遭到了拋棄，重視經濟社會因素的現代化理論開始興起。李普塞特1959年的經典論述“政治發展的目標在于建立英美式的代議制民主體制，達成的途徑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反映出彼時西方主流學者對按英美憲政模式組織國家的執著的普世信念，這一論調三十年后歷經輾轉再次為亨廷頓的學生福山所重提，這構成了一種歷史的戲謔反復，此處暫且按下不表。

　　很顯然，在麥卡錫主義退潮不久、自由主義聲浪鼓噪不休的“去國家化”大背景下發出不同的聲音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但也是此時，社會中心主義政治實踐的惡果以及韋伯絕對主義國家觀的余脈也已經為國家研究的復歸積蓄了力量，孤軍奮戰的內特爾、米利·班德和弗朗察思們此時正在翹首期盼一個重新扛起保守主義大旗的人。

　　亨廷頓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崛起的。50年代的他已經憑借《軍人與國家》中對美國軍政文武關系的討論而小有聲名。1968年，亨廷頓發表了標志性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此書確定了他作為韋伯式國家和回歸國家學派之間的銜接者的角色。《秩序》的開篇就直截了當地說道：“各國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們統治的形式，而在于其統治的效度。”亨廷頓命題不僅叛逆地顛覆了美國學界對“國家-社會”元議題的二元對立觀點，重新確認了現代生活中的國家自主性。另一方面，他挑戰美國主流的現代化意識形態，即“現代化現象是一塊互相關聯的鐵板”，這塊鐵板有一個名字，就叫英美模式；發展中國家只需要復刻英美模式進行經濟發展就可以實現“美好的現代化”。

　　對此，亨廷頓提出了他號稱將要“殺死一切現代化”的“權威-秩序-發展”范式。追求政治秩序是亨廷頓政治發展理論的核心，也是政治現代化的目標。亨氏語境下的政治秩序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概念，根據他對英美蘇三國有效治理狀況的考察分析，政治秩序至少應該包括具有合法性的權威政府與社會勢力的有效平衡、大眾參與的有序進行和政治穩定等不同向度。

　　我們可以說亨廷頓這種對政治秩序的共同體想象糅雜了包括：亞里士多德和西塞羅的政治共同體思想、霍布斯對國家主權和權力的強調、托克維爾對平等原則和大眾參與的關注、韋伯的合法性論述和涂爾干的共同道德原則等多種思想資源。相比于代議制原則的簡潔和精確，這似乎是他本人在學術上最值得被指摘的地方。但這種糅雜混合的特征恰恰是信仰自由民主的美國精英們在二元對立的普世理想與普力奪社會（各群體高政治參與度而低秩序的社會）的現實之間游蕩不定的結果。亨廷頓在《難以抉擇》中注意到了亞非拉國家的制度不發達（這些發展中國家正在擴大化的政治參與常常集中于社區之間,社會勢力彼此爭奪控制,極容易引發橫向間的對抗與沖突），并在他的新國家主義理論中強調不被社會勢力和相關利益集團左右的相對獨立的國家機構。看起來亨氏似乎超越了他所批判的所謂韋伯式國家，但這最多是用一種打轉轉的方式對韋伯縫縫補補罷了。

　　講到此處，我們可以總結亨廷頓的國家理論為變化政治世界中不變的“作為制度的國家”。在他那里，政治制度化是政治發展的目標，同時也是實現政治秩序的重要保證。其中政黨有重要作用，其功能在于組織參與、綜合不同利益并充當社會勢力和政府之間的橋梁，進而提供合法政治秩序的基礎和有效的共同體，是走向現代化的社會進行政治制度化的希望。亨廷頓的國家理論在《變化社會》一書中已經堪稱完善，正如歐樹軍所言，亨廷頓的前三十年關于國家有效性，后三十年則開始轉向國家正當性。這暗示了一點基本事實：即《變化社會》、《民主危機》中關于權威、政治秩序與組織基礎的論述足以表明亨廷頓新保守主義身份的作品在亨氏早期就已經落定了。而晚期亨廷頓那本著名的《文明沖突論》則實際上以文化轉向的姿態不掩飾地回到了地方性結構，從而繼續維持了與西方現代化研究主導范式的對立。總之，無論前后，亨廷頓政治學說的根本特征即在于對政治秩序的強調。而我們也很容易發現中國學者“良政劣政”一類論述與其觀點的相似性。

　　福山的成名過程和亨廷頓有一定的相似性，但福山投機性更大一些。因為1989年時戈爾巴喬夫改革尚未步入死路、蘇聯尚未解體，在如此曖昧模糊的時刻發表歷史終結于自由民主制度這樣的論調無異于一場賭博，即使《歷史終結論？》最初僅僅刊行于《國家利益》這樣一冊小眾讀物。不過很顯然，福山賭贏了。于是三年后，歷史終結論有了它的完整形態，從此成為了政治學界在大眾傳播領域知名度最高的單行文本之一。

　　一個常見的誤區是，福山那里的歷史終結論并不是指人類社會發展史在時間維度、事件維度和發展水平上的終結，而是指現代化以來關于人類最好政治制度的爭論已經終結于自由民主制度了。《歷史的終結與最后一人》開篇就進行了一番世界視角的宏大敘事，在拋出世界范圍內自由民主已經勝出的主觀結論后指出了自由民主的制度實踐在世界各地的差異性，接下來他把自然科學技術發展作為驅動歷史發展的重要機制從而試圖論證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和普世史存在的可能性，并直截了當地否定了中左翼的依附論和歷史觀上的循環論，詭異的是他竟然還以科學技術積累必然導致工業經濟為由說明自由市場社會的必然性。后半部分關于福山的歷史哲學源流，他論述的起點從科耶夫那里的黑格爾開始，即在最初的人相遇之后，他們會拼死搏斗然后分出高下，形成了屈服于死亡本能恐懼的奴隸與愿冒生命危險的主人兩個群體，據此福山認為歷史就是奴隸在平等意識的驅使下為了改變奴隸處境而奮斗的過程，而在現代性語境中成為政治正確的平等意識的對立面是“優越意識”，即主人式的、被承認的欲望，他認為“最初之人”所在的險惡環境使得戰斗和犧牲成為一種常態，所以成為主人、獲得承認的信念就流淌在貴族的血液里，這種戰斗精神滿溢于社會的很多地方，即使被壓制。為了解決平等意識和優越意識內在撕裂性的問題，福山選擇了黑格爾的科耶夫解讀，即普遍同質化的追求合理承認的自由國家與社會，而他筆下的“自由國家”幾乎就是英美模式的復刻。

　　在福山的視野中，對政治秩序的理解要拓展到人類制度演變史的宏大圖景下進行重新考察。在《秩序起源》與《秩序衰敗》兩冊大部頭的姊妹篇中，福山從靈長目動物的社會起源開始追述，從部落社會的演變講到中國現代國家的早熟、問責制政府在法國大革命后的構建，隨后談到工業革命后的阿拉伯之春、當代美國政治治理困境以及亞非拉殖民主義遺產，這些回溯性敘事看起來為福山的國家制度三要件——非人格化的現代官僚制度、法治和問責制政府——提供了事實依據，并且在此基礎上十分自洽地回應了困擾理想主義者們的失敗國家和發展主義的正當性問題。

　　無論如何，福山的國家構建理論就以這種方式接續了他的老師亨廷頓的道路，區別在于亨廷頓進行國家構建的時代還未曾檢視回歸國家學派的輝煌，而福山已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但在論述政治秩序何以構建和運行的底層邏輯時，福山不出所料地回到了他所鐘愛的人性基礎，即尋求承認的斗爭。而21世紀秩序衰敗的政治體中國家構建的目標則被福山把設定為“小而強”，這一點明顯與后9·11時代美國政府的利益與國策亦步亦趨，透露著新自由主義者難以遮掩的傲慢。

　　歸根究底，就其國家構建理論而言，亨廷頓與福山本質還是自由主義的。福山不必多說，亨廷頓后期也在《第三波》中調侃自己的“政府有效度比政府形式更重要”的觀點，指出民主制度和非民主制度之間的分野仍然重要。這說明其對政治秩序的強調不過是試圖拯救自由主義的弊病，其在《美國政治》一書中試圖將學生造反運動歸結于美國立國精神的嘗試同樣如此。

　　但是，亨廷頓與福山也從各自的角度、立場對自由主義進行了修正。在這一點上任劍濤講得有一定道理，任劍濤認為“經過他(指亨廷頓)的考證，不是說一個強勢的社會就足以塑造一個強勢的國家，或者說一個強勢的國家就必然壓制社會。只是對于一個失衡的國家-社會關系而言，建設現代國家的可能性才會大大下降。社會太強勢不足以建構強大國家，印度堪為典型。”福山也在《是什么決定了一個國家的抗疫能力》中說：“大流行消退后，也許我們將不得不放棄簡單的二分法。判斷國家是否有效應對危機的分割線，不應簡單地將獨裁置于一邊，而將民主政體置于另一邊。相反，將會出現一些高效的獨裁政體，與另外一些帶來災難性后果的獨裁政體。民主國家之間也會面臨類似的差異（盡管可能較小）。政府績效的關鍵決定因素將不是政體的類型，而是國家的能力，尤其是對政府的信任。”正是這種修正，這讓一派中國學者深感興奮，在他們那里，而今中國模式對美國政治學界的挑戰已經不止于國家-社會的元議題了。于是到2020年，作為新自由主義“自由-專制”范式對抗者的“文明型國家”終于尤其風光起來。胡適的徒子徒孫們也就被弄得有些尷尬了。

　　那么亨廷頓、福山與張維為兜售的“文明型國家”之間的聯系在何處？我們可以說正是這二位關于政治秩序的“威權主義觀點”（哈佛大學激進的自由派學生們正是喊著這個口號放火燒掉亨廷頓的辦公室的）讓靈敏的中國學者嗅到了反擊“民主-專制”二元論的可能性，實際上也正是“以良政善治為判準”的政治合法性賦予了某些人參與這場政治游戲的資格。然而到此時，上述“政治秩序”的中國解讀還只在襁褓之中，要讓它掀起新的互聯網泡沫，還需要來自原產地小作坊的推波助瀾。

　　此外，中國二道販子不僅僅竊取了亨廷頓們的思想資源，他們賴以謀生的概念也來自西方。中國是“文明型國家”的觀點最早由馬丁·雅克在2009年的《當中國統治世界》中作為核心概念提出。據他本人所說，“中國過去不是、現在也不完全是一個民族國家。那時候中國只是因國力衰弱而被迫調整自己，以適應新的國際體系。‘中國是一個文明國家（civilization state）’——這就是我在白魯恂的基礎上得出的觀點，盡管白魯恂并未直接提出‘文明國家’一詞。這個觀點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里，我關注它、思考它、發展并擴展了它。”

　　白魯恂在1992年的《中國的政治精神》中提出“中國是一個偽裝成民族國家的文明”。他認為“中國不僅僅是民族家族中的另一個民族國家。中國是一個假裝成一個國家的文明。現代中國的故事可以被描述為中國人和外國人努力將一個文明擠進武斷的、約束的現代國家框架中，這是西方文明分裂的制度發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中國的奇跡在于它驚人的統一。從西方的角度來說，今天的中國就好像是一直持續到今天的羅馬帝國和查理曼大帝的歐洲，現在正試圖作為一個單一的民族國家發揮作用。”而有趣的是，他是站在對文革的歷史考察與政治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挑戰威斯特伐利亞時代以來的民族國家觀點的。

　　而到了當代中國的二道販子那里，“文明型國家”的歷史維度毫無疑問已經被完全抽離了，張氏僅僅希望論證中國之特殊，而不顧這一概念對顧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批判意味。我們來看張維為在他著名的《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中是如何描述“文明型國家”的：

　　“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它具備以下特征：

　　1.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大型的人口規模既可成為社會的壓力亦可成為社會發展的人口紅利，中國以其特色社會主義體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特點使中國極大限度地發揮了人口優勢，助力社會發展。

　　2.超廣闊的疆域國土，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陸地面積使得中國擁有廣闊的戰略縱深和資源互補優勢。

　　3.超悠久的歷史傳統，中華文明的歷史可以追溯至五千年前，其內核至今熠熠生輝、經久不息，同時中國古代政府對群眾治理的歷史也可追溯夏商周時期。悠久的歷史傳統使得我國形成了獨立且完備的知識體系，并產生異于西方的治理理念。

　　4.超深厚的文化積淀，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孕育了造紙術、印刷術、火藥、指南針等實用的科學技術，成為中國向外推介的文化名片和自信源泉。

　　5.獨特的語言，中國人至今仍使用的漢語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雖已歷經千年傳承，但其精神內核歷久彌新并鼓舞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不斷奮斗。

　　6.獨特的政治，歷史上長久的集權政治給中國帶來了“大一統”的局面，也為當代中國政治機制運行提供了獨到的政治智慧。

　　7.獨特的社會，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家國同構”，家與國之間的深度、持久互動建立起了現代中國廣泛而重道德的社會網絡。

　　8.獨特的經濟，中國有一個戰略性的中央政府，一個競爭性的地方政府，加上競爭性的企業，這三者合在一起，形成了三維經濟，或者叫混合經濟。政府能夠進行中長期的規劃。五年規劃的制定，中央每年的經濟工作會議是體制化、新型的民主決策機制，經過成千上萬次上上下下的磋商，這種民主決策的質量，西方遠遠比不上，這一點中國可以非常自信。”

　　這套觀點在張維為以及他的同儕們后來參加的諸多論壇、電視辯論，以及由他主持的更加著名的政論節目《這就是中國》中被反復重述。或許比較苛刻的讀者是要捏著鼻子讀完上段的，葛兆光就直言不諱地批評道：“這八大特征都無法證明中國在歷史上就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只能說明現在的中國是一個特別的國家......張維為的著作只有觀點沒有論證，只有敘述沒有邏輯，長篇大論都是泛泛而談的政治模式，缺乏理論的深刻和對歷史的洞見，更顯示出一個學者的學術素養的單薄和無力。”而拋開關于“文明”乏味的論述，張維為所強調的政治制度特殊性也不過是在對亨廷頓進行拙劣的模仿。亨廷頓打破英美現代化在政治學領域的統治地位，認為政治秩序，而非民主化、市場化是現代政治的根本特征。這本是極具洞見的，然而張維為的模仿卻使得非英美模式的現代化與中國“文明”的特殊性綁定，使得對英美現代化模式的普遍批判墮落為了根植于中國特殊性的地方經驗。這看似自信，實際上是十分奴顏婢膝的，因其歸根結底只是一種自我保護性的敘述，而不具有真正的雄心。在這方面，“文明型國家”甚至遠遠比不上“天下體系”，至少趙汀陽敢于公開鼓吹以和諧一體的“天下”取代無政府狀態的、以條約為基礎的“世界”。新儒家學者至少敢于從中國傳統出發試圖建構新的普世性理論以圖取代新羅馬的陳腐意識形態，而“文明型國家”論者呢？他們竟然靠抄襲美國右翼學者的觀點以論證中國的特殊性！這是何等的主體性喪失！

　　“天下理論”與“文明型國家”的升降實際上折射出了某種尷尬的境況。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是民族資本主義上升發展的十年，兩面性的民族資產階級一面巴望著外向型經濟下歐美帝國主義施舍性的“合作共贏”，另一面又渴求為自身榨取巨額剩余價值的行為謀取合法性的皇帝新衣。這十年的幻夢使得一些學者真誠的相信東方大國可以顛覆昂撒人的統治，因此圖謀以古圣先賢之道為天下立法。而張維為們則清醒成熟的多，正道世界的中國學者們對“文明型國家”的鐘情，本質上不過是全球資產階級舊貴族掌握霸權背景下可憐的自衛嘗試。這是他們與“天下體系”的最大不同。天下主義者妄圖以中國傳統思想重構世界秩序，而“文明型國家”論者僅僅期望論證中國的特殊性，以求在例外于西方現代性的同時融入全球化。如此看來，所謂的“中國震撼三部曲”一方面回避毛時代遺留下的理論遺產，一方面與新儒家若即若離也就不足為奇了。然而，“內圣能否開出新外王”的問題早在毛主席登上天安門城樓的那一刻就已有答案。特色派學者妄圖在毛澤東思想和西方殖民主義現代性之間開拓第三條道路，他們能踏過吉登斯、胡安·貝隆和布萊爾的帶血腳印，達臻夢想中的柳暗花明嗎？我想，在此處打一個大大的問號，已經算是獻上極其溫柔的祝福了。

　　總之，張維為和福山本質上是一種人，他們長于從各處擷取殘羹冷炙，將其回爐再造成貌似嶄新而精巧的媒體政治學。2007年次貸危機，2008年金融海嘯，2010年阿拉伯之冬，2020年新冠疫情和美國流動性危機......一次次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強加在無產階級頭頂的災難就這樣被全球右派堂而皇之地糊弄過去。而當“文明型國家”蟄伏日久、終于得以粉墨登場時，國際資產階級內部的新一輪分贓行動或許也鏘鏘拉開帷幕。在這場現世的《槍斃馬走日》中，遠東大國的姿態或許正將如它借以裝點門戶的“文明型國家”一般，霧里看花，最終扭扭捏捏地向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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