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提出,“黨中央決定,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作為在全黨開展的主題教育的重要內容,推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并強調,“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增強問題意識,敢于正視問題、善于發現問題,以解決問題為根本目的,真正把情況摸清、把問題找準、把對策提實,不斷提出真正解決問題的新思路新辦法”。這為全黨大興調查研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問題導向是調查研究的起點,也是終點。正確提出問題,科學分析問題,合理解決問題,是判斷一個調查研究工作是否成功的根本標準。
01
調查研究要有明確的問題意識
調查研究要有明確的問題意識,回答特定的問題。大體而言,問題意識源自于三個方面:一是調查研究的背景;二是調查研究的目的和意義;三是調查研究中發現的具體問題。
調查研究的背景指的是某一項具體調查研究開展的由來。沒有哪一個調查主題是無中生有的,對特定背景有理解,可以提高問題提出的準確性,有助于理解調查目的的必要性。毛澤東同志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之所以是調查研究的名篇,在于這篇光輝文獻回應了時代背景。該調查研究既有時代屬性,和他之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脈相承,又有現實需求,客觀呈現了農民運動的現狀和主要矛盾,具有極高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調查目的指的是啟動某個調查研究工作是為了解決何種問題,達到什么目標?調查目的是否明確,有沒有合理地回應研究背景,決定了調查研究的“立意”是否高明,理論和現實意義有多貼切。有些調查,一開始就是出于解決實際問題,尋求具體對策而展開的,這種調查主要存在于政策研究中,其目標比較明確,直奔主題而去。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求調查者對調查主題有一定了解,事先準備調查提綱,對調查成果要有大致判斷,進而保證調查實施有的放矢。
正確的問題意識,源于理論與經驗,政策文本與政策實踐之間的悖論。有些問題,很可能在理論上有說法,在政策上也有依據,但在經驗上卻呈現出和理論假設不一樣的情況,在實踐上也出現了意外的后果,這就需要在調查中將理論和政策還原為具體的經驗和實踐,進而讓“悖論”具體化。只有在具體的調查研究工作中發現的,且在經驗上可理解的問題,才是真正的問題意識。
02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有了明確的問題意識,正確地提出了研究問題,就需要對問題展開科學分析。其中的關鍵是,對具體問題展開具體分析。概言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統一。很多調查研究沒法深入,是因為沒有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對調查問題沒有具體化;很多調查研究盡管掌握了豐富的數據和資料,卻無法得出新認識,是因為沒有把握矛盾的一般性,對調查問題沒有作歸納總結等適當的抽象處理。
一般而言,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包括客觀性、整體性和本質性三個方面。
客觀性指的是,對調查問題的分析需要秉持價值中立的原則。任何一個調查研究者都有出現主觀主義的風險,因為出身不同、利益不同、知識結構不同,從而具有不同的立場和價值傾向。在調查研究過程中,重要的是“想事”而非“想詞”。一些調查研究者容易陷入到教條主義的境地中,對既有的理論假設沒有反思,只能用大而化之的概念去覆蓋具體現象,用既成的理論邏輯去代替經驗內部的關聯。有些調查研究者又容易陷入到樸素經驗主義中去,容易用一些特定時期特定地區的地方性知識,一般化為普遍規律。“想詞”的調查研究,在現實中則較為突出。比如,有的地方熱衷于基層治理創新,每一個創新都希望有理論成果,都想成為全國其他地方的治理示范。但所謂的理論總結或經驗借鑒,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大詞”,真正能夠揭示創新經驗本質的地方性知識,反而沒有得到很好的分析。這種調查研究,看似是有資料、有證據,但仍然是偏離了客觀性原則,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
整體性指的是,調查研究需要秉持整體主義的進路,對整體和局部的關系要有清晰定位。調查研究中所發現的問題都有前因后果,和其他問題都有相關關系,只有把問題前后左右的相關因素搞清楚,對其所在的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環境條件有所把握,才能避免片面性。比如,做任何一項政策調查研究,最好對議程設置、決策、執行、評估、反饋等幾個環節的關鍵行動者有所認識,對政策過程體系有整體把握,這樣才能對政策問題有整體把握。在政策研究中,“體系”是整體,各個“環節”則是局部。如果有整體性的視角,就不至于將政策問題簡單地歸咎于是決策不接地氣,或是執行偏差的問題,從而避免主觀主義的陷阱。一旦將具體問題置于具體環境條件中,就能夠獲得整體性。任何一個單獨存在的現象都是“局部”,但現象之間的聯系體則構成了“整體”。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終極目標是“透過現象看本質”。要達到這一目標,前提是要充分占有材料。只有充分占有材料,才能對材料本身進行分類整理,在材料的比對和聯系中“去偽存真、去粗取精”。但充分占有材料并不會自然形成對問題的深刻把握,它還得建立在對材料的充分解釋上。調查者需要形成內部視角,對材料進行“在地化”理解,掌握相關方對該問題的看法,盡可能還原出問題的全貌,即在特定歷史條件和環境條件下形成的認識。調查者也需要形成整體視角,對材料進行一般化理解,在充分消化特殊性基礎之上形成規律性認識。對于一項具體的調查研究來說,“在地化”理解和一般化的理解是來回穿梭的過程,它們不可分割。有具體的抽象,才是有解釋力的理論;而有抽象的具體,才是可被認識的現象。
03
合理地解決問題
通常而言,正確地提出問題,并進行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后,解決問題是順其自然的事。但任何問題的解決,都有個“度”。人們通常都認為,問題得到徹底解決是最好的,但在實踐中,還得辯證看待。
從一般規律來說,“問題”具有普遍性,解決某個具體問題是可能的,但要讓某一項工作與問題絕緣,則是不可能的。社會中存在一定的問題并不可怕,關鍵是要對問題本身有控制,這樣反而有益于社會的良性運行。
調查研究中所指的解決問題,主要指的是對問題有一個合理解釋。具體而言,合理的解釋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問題是普遍的還是特殊的?在理論解釋中,問題的特殊性源自于某個特殊變量引起的問題;如果將這一變量控制了,某一個具體問題的表現則具有普遍性。所謂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在一般性條件下,把某些特殊變量找出來,進而對問題具體化。調查研究既要調查一般,比如任何一個地方的自然和社會條件、制度文化等,也要調查特殊,比如一個地方是不是存在某些特殊的變量,這一特殊性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了問題的性質。
第二,問題是整體的還是局部的?不同的解釋層次,對問題的判斷會有極大差別。一般而言,問題的解釋分為宏觀、中觀和微觀解釋。宏觀主要解釋一般性,微觀則主要解釋特殊性,而中觀則介于一般性和特殊性之間,是具體的解釋。在大多數調查研究中,中觀解釋尤其重要,它既要理解問題的一般規律,又要理解問題特殊性。到底采取哪一種層次的解釋,主要是服務于問題意識。比如,如果調查研究主要服務于對宏大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的認識,服務于宏觀決策,則抓住幾個具有普遍性的關鍵變量做宏觀解釋,是合理的。如果調查研究服務于某個專題問題的認識,服務于某項具體政策的制定,則建立在與這些專題和政策密切相關的變量基礎上的機制性的解釋,就極其關鍵。如果調查研究只是為了理解某個具體現象,尤其是“細節”,以及服務于某項具體政策的執行情況,則微觀解釋就變得極其重要。合理的解釋要避免問題意識和解釋層次之間的錯配。一方面要避免“以偏概全”,用局部的調查結論去解釋整體性質。另一方面也要避免“以全蓋偏”, 不犯統計學上的“層次謬誤”,僅僅基于群體的統計數據就對個體性質做出描述。
第三,問題是長遠的還是短期的?從根本上說,長遠的問題和暫時的問題,只是普遍和特殊、整體和局部關系在時間上的表現。社會問題往往具有極強的歷史性,從歷史的角度去看問題非常之關鍵。
在大興調查研究過程中,歷史遺留問題是一個重要的調查對象。對歷史遺留問題做歷時性的描述,并對該問題在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表現進行概括,從而對問題的性質做出準確判斷,本身就是一種提供解決問題的思路。有些歷史遺留問題,“歷史”本身就在起作用。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政策環境不一樣,人們的訴求自然有所不同。甚至于,不同時期的政策相互矛盾,這也增加了問題的復雜性。有些問題,積累時間越長,牽扯的利益群體越多,矛盾就越大;但有些問題,則真會因為隨著時間的積累,利益相關方逐步退出,使得問題自然消解。
問題解決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調查研究者的“站位”。這些年,很多地方都在創新,但有的所謂創新經驗,一開始就出現了“站位”問題,用基層執行者的視角代替了頂層政策設計,這種基層經驗實際上難以復制推廣。如果處于決策位置的調查研究者不加以分析,就會出現把特殊的、局部的和短期的經驗,當成一般的、整體的和長遠的政策的錯誤,讓決策脫離實際。在這個意義上,解決問題的合理性是一般和特殊、整體和局部以及長遠和短期相結合的結果。要做到這一點,既取決于科學的調查研究方法,又取決于調查研究者的角色意識。
調查研究中的問題導向,始于正確地提出問題,經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終于合理地解決問題。任何一個調查,都不可能包打天下,也不可能窮盡問題的全部。因此,調查研究貴在具體,需要持之以恒,這是我們認識和理解社會,建設美好社會的常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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