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殖民主義是以這樣一個原則為基礎的：把從前聯合在一起的大塊殖民領地分割成許多難以生存的小國。這些小國沒有獨立發展的能力，在國防乃至國內安全方面, 都要依靠以前的帝國國家。它們的經濟體系和財政體系，像在殖民地時代一樣，都同以前的殖民統治國的經濟和財政體系聯結起來。”

　　二戰后，世界民族獨立運動風起云涌，西方列強的殖民統治難以為繼。然而，西方并不甘心，仍竭力維持對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經濟控制，加強價值滲透，以多種新手段維護其殖民利益。由此，殖民主義轉向新殖民主義。與殖民主義相比，新殖民主義剝削方式更隱蔽、花樣更繁多，不過兩者在本質上毫無二致。

　　侵蝕主權

　　資本的本性是增殖，資本主義自誕生之日起就沖出歐洲，向全世界擴張。到19世紀末，整個世界幾乎被西方殖民者瓜分完畢。兩次世界大戰后，殖民主義秩序土崩瓦解，殖民者只能無奈選擇“撤退”。列強在放棄直接政治統治的過程中，軟硬兼施，通過扶植親西方的“溫和派”上臺、參與獨立國家憲法起草、訂立各種條約協議等方式間接控制新生國家，極力架空這些國家的主權。

　　在向新殖民主義轉變中，列強為牢牢控制即將誕生的獨立國家，不顧地理、民族、自然資源、經濟構成和發展狀況，人為將其分割成眾多小國，使之極難生存和發展。非洲深受其害，非洲政治家、思想家克瓦米·恩克魯瑪指出，“新殖民主義是以這樣一個原則為基礎的：把從前聯合在一起的大塊殖民領地分割成許多難以生存的小國。這些小國沒有獨立發展的能力，在國防乃至國內安全方面，都要依靠以前的帝國國家。它們的經濟體系和財政體系，像在殖民地時代一樣，都同以前的殖民統治國的經濟和財政體系聯結起來”。或反其道而行之，把民族、宗教矛盾交織的幾塊殖民地合并為一個國家，尼日利亞即是如此。這種分而治之或合而治之的伎倆，使這些國家先天發育不良，從建國之日起便矛盾重重、四分五裂，為西方插手其獨立后的政治留下后門。

　　西方列強在新生國家尋找和培植“盟友”，以維護政治控制。新殖民主義論代表人物杰克·沃迪斯認為：“如果舊殖民統治制度，實質上是外部帝國主義和地方前資本主義之間的聯盟，那么新殖民主義通常代表一種新聯盟，即外部帝國主義與地方資產階級、部分小資產階級之間的聯盟。”例如，喬莫·肯雅塔曾是堅持獨立斗爭的肯尼亞民族英雄，英國殖民總督帕特里克·雷尼森對其恨之入骨，污蔑他為“死亡與黑暗的領袖”，并將其打入大牢。但是，英國經過細致審查，認為肯雅塔是“遠離激進的政治家”，可以合作。1958年英國政客詹姆斯·卡拉漢與尚在獄中的肯雅塔會面，結果肯雅塔在政治上越來越“溫和”。

　　軍隊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專政機關，軍事條約、聯盟和基地成為列強推行新殖民主義的關鍵武器。英、法等在“殖民撤退”過程中，利用有利政治地位，與將要獨立的殖民地簽署軍事條約和協議，控制后者的軍隊。所謂共同防御或軍事同盟，即允許殖民者在新生國家繼續擁有軍事基地、駐扎軍隊，并通過軍事援助、提供武器和軍官培訓等手段，繼續控制獨立國家的武裝力量。例如，加納雖然在1957年實現獨立，但其軍隊直到1960年仍由英國軍官指揮。

　　一些國家獨立數十年后，脖子上依舊牢牢套著新殖民主義政治枷鎖，有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獨立是一種幻覺：非洲的新國家是‘新殖民地’。”20世紀70年代以來，竭力推廣“華盛頓共識”的西方新自由主義勢力瓦解民族獨立，蠶食國家主權，渲染發展中國家面臨完全融入全球化或遭受邊緣化的選擇。西方主導下的一些國際組織，大力倡導新自由主義改革，打著“善治”、“發展”旗號，直接干涉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決策。可以說，西方列強在原有殖民體系土崩瓦解后，仍運用多種手段，在國家治理和重大決策層面，不遺余力地侵害新興國家的獨立自主和發展權益。

　　控制經濟

　　發展是解決國計民生問題的總鑰匙，資金短缺、投資乏力，發展就淪為空話。西方國家竭盡全力編織一張遏制發展中國家資金鏈的大網，將其圍困于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各式各樣的官方“援助”是第一招。從財政“援助”到項目“援助”，從經濟“援助”到軍事“援助”，從雙邊“援助”到多邊“援助”，種類繁多。但事實證明，這些“援助”成為“吊在發展中國家脖子上的磨盤石”。所謂“援助”主要由“無償援助”和“低息優惠貸款”組成，西方將其美化為“高尚的人道主義事業”，但大量援助款項卻用于支付援助國派出人員的高額薪金和津貼，以及被迫高價采購援助國商品和技術。大量“援助”項目或半途而廢，或經濟回報率低，或不能出口創匯。看似優惠的低息貸款，實則變成受援國沉重的債務負擔。

　　外債陷阱是經濟控制的第二招。通過放債控制落后國家和地區，是殖民滲透的一貫套路。20世紀60年代中期，恩克魯瑪就指出，高利率是新殖民主義的一種手段。1982年墨西哥債務危機爆發，暴露出第三世界外債問題的嚴重性。1982—199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每月向西方債權國還本付息10億美元，然而到1999年，其債務存量反倒增加了一倍多。

　　利用跨國公司是經濟控制的第三招。西方跨國公司是維護不公正不合理國際經濟秩序的新殖民主義主體。跨國公司以雄厚經濟實力和技術優勢，利用跨國經營和控制上下游產業鏈的地位，壓低發展中國家農產品和原材料等大宗貨物出口價格，提高制成品價格，獲取超額利潤，從而維系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經濟依附，包括生產依附、技術依附、進口依附和出口控制等。據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統計，20世紀70年代后期，第三世界國家近80%的出口農產品受西方跨國公司控制。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發展援助、緊急貸款，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金融危機或促進了發展，但不幸淪為經濟控制的第四招。從根本上說，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戰后國際經濟秩序的產物，旨在維持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格局。恩克魯瑪斥之為新殖民主義的“工具”：“新殖民主義的另一種圈套就是通過一些國際組織進行‘多邊援助’；這些國際組織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國際金融公司等。”西方隨時揮舞制裁大棒，動輒切斷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流，限制受援國發展。

　　不平等的國際貿易是經濟控制的第五招。西方國家通過大宗原材料（或農產品）與制成品，尤其是高科技產品的國際貿易剪刀差，收割發展中國家的外貿盈余。僅在1986—1990年，非洲出口額增加7.5%，卻因價格因素損失了500億美元的出口收入。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測算，如果沒有貿易條件惡化造成的損失，199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和地區的人均收入將高出50%。

　　經濟控制的第六招是西方對國際貨幣體系的控制和美元霸權。美國依仗超強經濟實力，于1944年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奠定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法定”地位。長期以來，美國通過美元發行，在全世界“征收鑄幣稅”，剝削發展中國家。外匯魔咒成為束縛許多中小國家的緊箍咒，出生于肯尼亞的美籍學者阿里·馬茲魯伊一語道出非洲人民的悲哀：“一種新的符咒迷住了（非洲），野心受到鼓動，貪婪被喚醒，利欲熏心。這一新符咒名叫外匯，獲取可兌換貨幣變成了國際權力的形式。”原非洲經委會執行秘書阿德巴約·阿德德吉曾痛心指出：“‘外匯’這個妖魔一直在困擾著南方國家的經濟。”

　　滲透價值觀

　　近代以來，西方殖民者以傳教士為先鋒，企圖改造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人民的宗教信仰，從文化價值層面進行深度滲透。殖民者秉持“白人優越感”，心懷根深蒂固的“歐洲中心論”，竭力在各殖民地推廣西方語言，進行西化教育。

　　正是借助這樣的方式，西方逐漸在不發達國家培養出一代代蔑視本土文明、缺乏文化自信、心儀資本主義文明的“新精英階層”。長期以來，西方反復宣揚，亞非拉國家需要“西方知識”，離不開“外國資本”，發展中國家應發揮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立足于農業和旅游業而非工業。如此這般，以“學術”話語和“科學”理論，對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精英進行洗腦，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在戰后的世界霸權爭奪中，美國打著“反殖民”旗號，在價值觀滲透上得心應手。冷戰期間，美國大肆渲染共產主義威脅，把社會主義國家妖魔化為極權專制國家，在國際上搶占話語高地。冷戰結束后，當反殖和反共話語不再具有欺騙性時，“民主”、“人權”、消解發展中國家主權的“保護的責任”等，成為價值觀滲透的新話語，非洲“民主化”浪潮在其影響下“蔚然成風”。

　　一如英、法這樣的老牌殖民國家利用其語言、知識、殖民統治時期的“在場”和殖民撤退后的人脈優勢，西方以自身發展優勢和知識控制為后盾，推行新殖民主義文化，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價值滲透。

　　新殖民主義之“新”，在于資本主義大國放棄了對原殖民地的直接政治統治，但與殖民主義“一脈相承”的是，它通過不公平的國際分工和國際經濟秩序，以及價值滲透、話語霸權等，使發展中國家的主權“虛幻化”，經濟長期陷入落后狀態。可以預料，隨著時間推移，新殖民主義還將披上其他外衣。只要資本主義不滅亡，新殖民主義就有生存土壤，新殖民主義就不會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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