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里，首先涉及的是一個認識事物的方法和路徑問題。因為在資本發展的歷史上，是先有了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資本即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這些資本的“太古形式”，然后才有了“產業資本”這個資本的現代形式的。而馬克思的“資本一般”的概念和“資本的一般公式”，都是從現代資本而不是從現代資本和古代資本中抽象出來的。而產業資本（即工業資本，它們在德文中是同一個詞或詞組，在英文中也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占統治地位的資本形式，資本的其他形式都是從產業資本中派生出來的并且處于從屬地位。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要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共性和交往關系”，因而資本的一般公式是從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運動中而不是從古代資本和現代資本所共有的運動形式中抽象出來的。僅僅由于這只是“直接在流通領域內所表現出來”的資本運動形式，所以它才同樣也適用于古代資本。因此，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資本的認識問題上，也就是在馬克思主義對資本的認識的歷史上，也并不是先有了“什么是資本”這個一般的概念或“定義”，然后才倒過來去判斷古代和現代的資本哪一個是或者不是“資本”的。因而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看，自始就并不存在“古代資本之所以也叫資本，是因為‘它們都是借助商品流通活動進行價值增殖的’”的問題。而從一般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的角度看，這也就是說，對于任何事物的認識，都不能從抽象和一般的“定義”出發，再根據這個“定義”來判斷客觀事物是否與這個“定義”相符合，然后來判斷它是否屬于這個事物。而是應當倒過來，通過對古代資本和現代資本這兩個不同事物的具體分析，才能夠更好地認清兩者的聯系和區別。

　　同樣，對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各類“資本”的性質和屬性，也不能單純依據它們是否符合馬克思所指出來的那個“直接在流通領域內表現出來的資本的一般公式”來判斷。否則就會鬧出諸如“如何證明我就是我”一類的笑話了。因為，“我就是我”是一個事實，是無法用“我”是否符合“我的定義”來證明的。相反，只要我用我的存在和實踐證明了我的存在，也就證明了“我就是我”。例如，說個笑話，只要我打了某人一拳（先聲明：我可不是鼓勵打人的哈），疼的是他而不是我，就足以證明我不是他，他也不是我，因而也就足以證明“我就是我”了。

　　馬克思曾經說過：正確提出問題，就等于解決了問題的一半（大意，沒去查）。但是，如果問題提得不對，那么答案自然也就會是否定的了。

　　其次是如何看待馬克思關于“資本一般”的概念和“資本的一般公式”的問題。誠然，古代資本和現代資本，如果單從“直接在流通領域內表現出來的”這個“資本的一般公式”來看，它們的運動方式的確是相同的，都是“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甚至也可以像重商主義者所說的那樣，資本就是“生出貨幣的貨幣”，而且由于這個價值的增值額就是剩余價值，所以無論是前資本主義的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還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產業資本，經過這個流通過程，它們的價值的確也都“增殖”了。

　　但是，價值增殖的秘密卻是不同的。所以，對于現代資本來說，這個“一般公式”卻是尚未完成的，而是留下了一個致命的“矛盾”。這個矛盾在歷史上是通過生產方式的一系列變革，在邏輯上是由于資本家找到了勞動力這個特別的商品，然后是在資本的直接生產過程中，通過資本家對雇傭工人的剩余勞動時間的無償占有才解決的。所以，只是在這時，馬克思才說：“戲法終于變成了。貨幣轉化為資本了。”而古代的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所缺少的正是這個資本的生產過程。所以馬克思也稱它們是“有資本，而沒有資本的生產方式”的“資本的洪水期以前的形式”，也叫“資本的太古形式”。而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一般”的概念，卻是從現代資本中抽象出來的，其中是包含了單純在流通過程的表面上所看不到的資本的生產過程、即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的。正如馬克思在談到這一點時曾經指出的：“按照資本的一般概念考察資本時，資本的一切要素是包含在資本中的”。而這里所說的“資本的一切要素”，當然不能僅僅是在流通過程的表面上所表現出來的那些“要素”，而應首先是指資本的生產過程，以及把生產過程也包括在內的資本的流通和再生產。此外，還有“許多資本的競爭”，以及信用和股份資本等等。這也就是為什么馬克思說《資本論》是研究“資本一般”的，但實際上卻又包括了資本的生產過程、資本的流通過程，以及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等等的原因之一。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古代的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雖然也具有與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相同的流通形式，但在內容上，其實也是并不符合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一般”的概念的。

　　明確了以上各點，也就比較容易回答第三個問題，即為什么“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公有制企業擁有的也能實現價值增殖的生產要素的價值也是資本就錯了呢”的問題了。因為：

　　第一，“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公有制企業”，在本質上也仍然應該是社會主義的企業。因而它所“擁有的”各種“生產要素”，也都應該是用來生產可以滿足整個社會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產品和服務，而不應是用來“實現價值增殖”即“賺錢”的。

　　第二，在對待國家、社會和公有制企業內部的勞動者的關系上，也不應將企業的職工看作生產剩余價值的雇傭工人，而應當視為企業的主人公。

　　第三，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利潤”，從本質上說，應當主要是對企業經營管理狀況、特別是應對市場競爭的能力進行經濟核算和考核的一個指標，而且不應是唯一的和主要的指標。而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里面的用價值或價格來計算的生產資料，在企業內部的關系上，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可以被稱作“資本”。這一點，恩格斯在他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曾經最先提出過。

　　第四，至于說公有制企業擁有的“生產要素價值”“也能實現價值增殖”，這個說法則是不科學、不準確的。不僅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擁有的生產要素價值不能這樣說，而且連私有制的、資本主義的生產要素“價值”在本質層面上來說也不對。因為能夠在生產過程中創造價值的是“勞動”，而不是生產要素（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價值是死勞動，它們可以由于自身價值決定（生產這些生產要素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變化而“增值”或“貶值”，但是絕不會創造剩余價值即“增殖”。只有單從流通過程的表面上看，或者說是只有從資本家的角度看，他的資本價值的“增值額”才是由他的“預付資本價值”帶來的。因此，這個“直接在流通領域內表現出來的資本的一般公式”，就只是一個片面的表象即假象。盡管這個假象本身也是資本的一個必要的和共同的規定。因此，我們判斷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生產要素或其價值在本質上是不是資本，就不能只看現象不看本質。

　　第四個問題是：“既然認為古代資本體現的生產關系與資本主義資本體現的生產關系不同，也叫資本，為什么又認為資本只體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經濟范疇呢？”——這個問題，我認為涉及名稱與實際以及形式和內容的關系。

　　對于“資本”這個名稱，馬克思曾說過：“至于談到在古代人那里還沒有出現的‘資本’這個詞，那么至今還帶著自己的牲畜群游牧在亞洲高原的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就是最大的資本家了，因為資本最初的含義是牲畜……”問題不在于事物的名稱叫什么，而在于它事實上是什么。

　　至于在社會主義社會初階段上，經濟范疇的內容和形式的關系，我認為斯大林的下述說法仍然是十分具有教益的。他說：

　　“原來，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經濟發展并不是以變革的方式，而是以逐漸變化的方式進行的，舊的東西并不是干脆被廢除干凈，而是把自己的本性改變得與新的東西相適應，僅僅保持著自己的形式；至于新的東西，也不是干脆消滅舊的東西，而是滲透到舊的東西里面去，改變舊東西的本性和職能，并不破壞它的形式，而是利用它的形式來發展新的東西。不僅商品是這樣，而且我國經濟流通中的貨幣也是這樣，連銀行也是這樣，它們失去自己舊的職能并取得了新的職能，同時保持著舊的形式而為社會主義制度所利用。

　　“如果從形式上，從現象表面的過程來看問題，就會得出不正確的結論，仿佛資本主義的范疇在我國經濟中也保持著效力。如果用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來看問題，即把經濟過程的內容和它的形式、把深處的發展過程和表面現象嚴格區別開來，那就可以得出一個唯一正確的結論，即資本主義的舊范疇在我國保留下來的主要是形式，是外表，實質上這些范疇在我國已經適應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而根本改變了。”

　　第五個問題是：“既然承認‘在公有制企業中，生產條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資本的性質、按照資本的要求來運動’，為什么說存在‘公有制資本’就是錯誤呢？”——還是要把形式和內容區分開來呀。不過我認為，其中有兩個提法似乎還可以稍微修改一下的：1. “在公有制企業中，生產條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資本的性質”，建議修改為“在公有制企業中，生產條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得也好像是資本”；2. “按照資本的要求來運動”，建議修改為“在運動中也采取了與資本的一般公式相類似的形式”。

　　第六個問題是：“既然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市場成為社會生產中的基本聯系方式，勞動者本身也被推向市場，因此雇傭勞動成為勞動者就業的主要形式’，那么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僅是因為還存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我認為，當然不是。因為：

　　第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市場“不應當”成為社會生產中的“基本聯系方式“，勞動者本身也“不應當”簡單地“被推向市場”。因此，雇傭勞動也“不應當”“成為勞動者就業的主要形式”。

　　第二，造成的原因既“是”又“不僅是”因為還存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說“是”，這是從歸根結底這個意義上來說的。因為從全世界范圍內來看，我們所處的大時代，仍然是在全世界范圍內的人類社會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代。在這整個地球上的整個這一歷史時期內，始終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互為消長的關系。而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仍然是現代世界賴以旋轉的軸心之一。說“不全是”，是因為：除了經濟基礎之外，還有上層建筑方面的原因。其中比較突出的，例如在對問題的認識上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以及資產階級經濟學在意識形態方面的侵襲等。

　　最后，第七個問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公有制經濟的勞動者的就業形式是否也應該主要是雇傭勞動？如果是，雇傭勞動豈不也可以是非資本主義的就業形式？這可是與資本和雇傭勞動是資本主義特有范疇的觀點相矛盾的啊！”——我完全贊成最后這個說法。因為：

　　第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公有制經濟的勞動者的就業形式”不應當“主要是雇傭勞動”！

　　第二，“如果是”的話，雇傭勞動就成了“非資本主義社會也采取的就業形式”了，從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別也就根本被取消了。

　　第三，“這可是與資本和雇傭勞動是資本主義特有范疇的觀點相矛盾的??！”

　　總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外形相似，其本質是不可以混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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