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面臨復雜而頻繁的全球性危機與挑戰，人類不僅要致力于完善實踐層面上的各類國際合作與交流的體制機制，更需在思想層面尋找共同的價值支撐。全人類共同價值是對西方“普世價值”的揚棄與超越，所內蘊的先進性和超越性深植于其哲學基礎之中。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哲學基礎包括三個部分：基于“現實人性”與“類存在”的價值主體論；基于價值認識論和存在論辯證統一的價值本體論；基于馬克思主義交往實踐觀的價值生成論。這三個部分互相滲透、彼此貫通，構成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哲學基石。

　　本文從價值主體、價值本體和價值生成三個維度對全人類共同價值進行哲學考察。首先，價值是表征以“需要”為基本內涵的主客體關系范疇，“主體”是這一關系的邏輯起點。對于全人類共同價值哲學基礎的研究，理應從價值主體之根本屬性著手。其次，關于全人類共同價值本體的探究。之所以將對價值本體的追問置于主體論考察之后，是因為價值主體具有邏輯先在性，且“主體”的性質從根本上塑造著“本體”的特征。最后，價值主體論和價值本體論屬于對全人類共同價值的靜態考察，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敘事邏輯，還須從歷史實踐角度解析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動態生成，即開展價值生成論研究。只有完成上述三個維度的哲學透視，才能從學理層面深刻把握全人類共同價值的真諦，為價值實踐奠定堅實理論基礎。

　　一基于“現實人性”與“類存在”的價值主體論

　　在價值哲學論域中，價值主體是構成一切價值現象最根本的要素。因此，從價值主體出發對特定價值問題進行哲學考察，是價值理論研究不容回避的前置性命題。眾所周知，西方“普世價值”以“原子式個體”為主體立論基礎，通過對個體異質性和豐富性的消解，抽繹出一套看似邏輯自洽，實則內涵空洞且粗暴的價值體系。在價值主體建構上，全人類共同價值體現出與“普世價值”迥異的人性論基礎，它承襲了馬克思主義人學思想，將主體指向具有“現實人性”的“類存在”。

　　1.涵攝“現實人性”的價值主體

　　就其本質而言，“現實人性”是處于具體歷史時空中從事社會生產實踐的個體顯現出的根本屬性。這意味著，它在實踐中自然地生成，是依寓于特定社會關系的感性存在。“現實人性”投射到個體上，所指向的正是馬克思筆下，“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不同于“普世價值”對主體人性的思辨抽象，全人類共同價值的一系列內涵特征，彰明主體具有“現實人性”。

　　首先，全人類共同價值具有開放性與建構性。習近平指出，我們要“堅守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擺脫意識形態偏見，最大程度增強合作機制、理念、政策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穩定”。這充分表明，全人類共同價值在協調國際事務中具有開放性和建構性特征。其中，開放性體現在倡導求同存異，尋求普遍合作；建構性則集中反映為否定零和博弈，主張互利共贏。全人類共同價值的這些內涵，彰顯出其價值主體的“現實人性”。這是因為，于實踐中生成的“現實人性”,能夠在感性現實中充分意識到自身與外界存在的多維關聯。對于這樣的主體而言，客體也會被置于積極、能動的境地。這使得具有“現實人性”的主體愿意同外界保持一種開放的建構性關系，在國際交往中更傾向構建基于自我批判性反思的多邊格局。這就是為什么全人類共同價值始終倡導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國際交往理念。反觀“普世價值”,由于遮蔽了真實生存語境，其主體習慣將自己視作世界絕對的中心，“成了那種只有與之相關，其余的物才能得以規定自身的東西”。這種觀念一旦映射進國際關系中，通常意味著大興單邊主義、霸權主義等行徑。

　　其次，全人類共同價值具有發展性和超越性。盡管在當前國際話語傳播語境中，全人類共同價值具有“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鮮明內涵，但這不等同于說，全人類共同價值就是上述幾條固定不變的價值原則。從深層指向看，全人類共同價值更多體現為一種與時俱進的價值思維：它會根據價值主體的歷史性演變，不斷否定自身以呈現新的價值內涵，從而具有發展性與超越性。這種發展性和超越性充分昭示了全人類共同價值主體的“現實人性”。馬克思認為，基于物質生產的交往實踐是維系人類社會存在的重要因素，而社會交往實踐中的“共同活動”構成了人性生成的基本場域。在這里，歷史性、有限性和主體性時刻交融，人性被自然地——非意識形態傾向性地——形塑成開放圓融的質態，即“現實人性”。在具體而真實的歷史境域中，“現實人性”中的“自我”與“外界”皆是有缺陷的、發展中的。于是，理性的自我設定同客觀現實之間的張力，以及自我個性同他者之間的相互塑造力，共同匯聚成“現實人性”不斷自我發展與向上躍遷的根本動力，從而為構建富有韌性的價值空間和意義世界奠定了主體基礎。在此意義上，涵攝“現實人性”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絕不是一種封閉的價值形態，而是在自我否定中不斷超越自身。

　　最后，全人類共同價值具有人民性和廣泛性。習近平強調“人民主體性”,人民是社會歷史真正的創造者，是世界大舞臺上的主角。這一主張，不僅突顯了全人類共同價值的人民性內涵，還體現出其廣泛性，即各國人民都應平等地參與人類歷史的創造，而不是由少數國家的少數精英來主導。從哲學層面看，全人類共同價值的人民性與廣泛性特征，恰恰映照了價值主體的“現實人性”。隨著生產力進步和交往的泛化，具有“現實人性”的主體在實踐互動中，越來越容易同他者搭建起相互確證的關系網。在彼此肯認中，主體不斷創造著自身，同時創造著歷史。換言之，具有“現實人性”的主體在現實交往中，既擔當歷史活動的“劇作者”,又扮演著“劇中人”:他們在創造歷史的同時，也為社會歷史所塑造。這就從根本上超越了“普世價值”所販賣的服務于資本增殖的抽象個體關系及抽象的歷史創造過程。全人類共同價值強調歷史沒有“旁觀者”,而是由感性實踐互動聯合在一起的各國人民所創造。這種主張不僅挑明歷史“由誰”創造，而且揭示出歷史“如何”被創造，充分體現了全人類共同價值主體的“現實人性”。

　　綜上所述，全人類共同價值是涵攝“現實人性”的人類價值新形態，反映了在這個危機和挑戰劇烈疊加的時代，人類對自身生存與發展的憂思。建構于“現實人性”之上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不僅是對“普世價值”的超越，更是對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一次根本性質疑和批判。

　　2.作為“類存在”的價值主體

　　全人類共同價值的主體不但具有“現實人性”,而且是一種“類存在”,是馬克思主義“類哲學”思想的集中體現。作為“類哲學”的基本命題，“類存在”是人的“類本質”的存在論基礎。在實證科學試圖通過理性主義將人的本質與動物畫等號時，費爾巴哈重新確立了人的“類存在”,并指出人具有完全不同于動物的感性的“類本質”,同時指明，“只有將自己的類、自己的本質性當作對象的那種生物，才具有最嚴格意義上的意識”。在對費爾巴哈類思想的批判揚棄中，馬克思發展了自己的“類哲學”,并成為貫穿馬克思主義人學理論的思想母題。馬克思認為，人具有“自由意志”的類本質，“一個種的整體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動的性質，而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可見，在對“自由”的追問中，人類更加清晰地意識到自身“類本質”和“類生活”的客觀實在性。通過代際傳承，人類得以復制自身“類本質”,同時延續“類生活”。正如馬克思所說，“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等物質和精神的養料融入實踐以創造更高級的需求，之后，再通過新的實踐滿足這些需求，從而使主體在得到更高級享受的同時，推進自身更深層次的解放。這正是人類不斷實現自身“類本質”的基本理路。簡言之，人們“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識中確證并表現自身”。人類借助理論與實踐兩條進路接續“類生活”,維持著“類存在”。

　　通過歷史漫長的“類生活”熏陶，人類逐漸形成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類意識”。人的“類意識”體現在兩個層面。其一，體現為人具有形而上學的意識機能。馬克思坦言：“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此語充分體現出人類所獨有的形而上學意識。這使得人類除了可以像動物那樣按照自然的尺度去建造，還能夠按照主體內在的尺度來建造，即“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正是基于這種形而上學的建構意識，才有了哲學意義上的價值現象。相比之下，動物的需要是本能的、“寫實”的，對于這種本能需求的滿足不構成哲學意義上的價值關系。換言之，只有滿足“建構性”需求的價值關系才指向哲學意義上的價值。其二，體現在人類自覺地為自己生產，為同類生產，甚至為異類生產。譬如，在生態物種多樣性保護方面，人類會自覺為野生動物劃定自然保護區，會出于對異類生存的考量而從事某種生產活動。相較之下，動物只懂得為自己生產，或者出于本能為同類生產。可見，人的“類意識”既將人同動物徹底區分開，又將人類自身緊密聯結在一起。

　　有了這種“類意識”,人類就能夠如個體一般自覺觀照自身的“類本質”,“像一個人一樣地進行判斷和選擇”,并借助形而上學的意識機能塑造共同的“類價值”,實現自身“類本質”的完善。正是在此意義上，“類存在”成為全人類共同價值的主體內涵，或者說為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存在奠定了主體基礎。全人類共同價值能夠促進人的“類本質”完善，推動人的“類存在”向自由樣態發展。從人本主義視角看，由于資本原則的抽象性對人的“類意識”造成前所未有的遮蔽，導致人類陷入自我認同的現代性生存危機。這就使得基于“類存在”的價值主體，更加深刻彰顯出全人類共同價值內蘊的道德正義性。

　　二基于價值認識論與存在論辯證統一的價值本體論

　　本體論是研究對象存在依據的理論范疇，是“對‘在者之在’‘是其所是’‘何以可能’的追問”。全人類共同價值哲學基礎研究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對共同價值本體的探究，即探討一切價值背后的普遍聯系和客觀依據。倘若不能澄明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本體，那么對于價值治理、價值外交等現實問題的研究，無論多么豐富都難以掩飾其哲學基礎上的混沌與乏力。

　　1.價值本體研究的認識論取向及其難題

　　長期以來，認識論取向都是理論界研究價值本體的重要進路。簡而言之，這一進路認為價值不純粹依附于價值主體或價值客體的任意一方，而是存在于二者的特定關系中；對于價值的具體判斷，有賴于價值主體對價值客體認識的深入程度。比如，李德順指出，“‘價值’是對主客體相互關系的一種主體性描述，它代表著客體主體化過程的性質和程度”。誠然，在價值本體論研究中，認識論取向有其獨特理論優勢：它超越了“價值主體論”或“價值客體論”的機械性思維特征，呈現出辯證思維的動態意蘊，因而更觸及價值本質。

　　然而，在對價值本體尤其是共同價值問題的研究中，認識論取向暴露出一些明顯不足。其一，在涉及多維復雜價值關系以及主體間價值動態平衡問題時，認識論框架表現出解釋乏力的問題，無法全面深刻解釋相關價值現象。質言之，簡單線性的主客關系邏輯不能很好適用于上述理論問題。其二，在詮釋價值本體時，認識論取向總是或多或少地將“價值”摻雜了“工具”的意涵，把某類價值看作滿足主體特定需要的手段。如此一來，就容易忽略人之為“人”的內在目的性，也就是人的目的價值。從馬克思主義人學視角看，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價值，并不是只在與外部世界發生聯系時才有價值。倘若只關注后者，人類難免墮入價值虛無主義或相對主義的深淵。其三，認識論框架對價值的界定始終囿于經驗與知性層面，而在價值超驗層面缺乏存在論支撐。這種理論結構上的缺失，常常會消蝕對現實價值難題的破解之道。

　　由此可見，在價值本體研究上，若不超越認識論框架，我們便難以真正把握價值本體，更遑論完成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本體論考察，以及領悟其對于化解當前人類價值困頓的重大現實意義。正是循著這種省思，對于全人類共同價值本體的哲學觀照由認識論延伸到存在論。

　　2.存在論意義上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本體

　　作為事物自身最本質的規定性，存在是對象一切特征與特性的終極根據。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存在論就是對“對象之所以是對象”命題的探究，旨在揭示事物存在的“最高原因”。

　　反觀現實也不難發現，人們總是借助對周圍世界和內在世界的認識，來確證對于“終極存在”的占有，以此勘定自身存在的“最高支撐點”。這個點便成為人類一切活動的最終標尺，丈量著人類全部價值與標準。正是在此意義上，基于人類實踐的共通性及形而上學的“類存在”特征，全人類共同價值本體獲得了存在論意義上的確證，即在對人類的存在方式和現實世界關系的把握中，全人類共同價值得以不斷生成發展。其內在機理，馬克思早有揭示：“人通過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現實的、對象性的本質力量設定為異己的對象時，設定并不是主體；它是對象性的本質力量的主體性，因此這些本質力量的活動也必須是對象性的活動。對象性的存在物進行對象性活動。”也就是說，人的“類存在”是對象性的“類存在”,且在現實中，這個“對象性的類存在”展現為對象性活動。如此一來，人的“類存在”本身就成為目的與價值。基于上述機理，在存在論視域中，表征“世界統一性”的存在論，表征“真理統一性”的認識論，以及表征“意義統一性”的價值論統一于對象本體之中。質言之，對象本體涵括了存在、真理與價值三重意蘊。在這個意義上，人的“類存在”就是共同價值的邏輯起點和現實依據，對人的“類存在”層次的認識與確證，決定了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深度與廣度。不難看出，在存在論視域下，全人類共同價值轉變為一種對象化的否定性，表征主體有待生成的“類本質”。

　　綜上所述，只有從價值和存在的關系出發去審視價值，才能使價值褪去“工具”的殘影，重新確立人之為“人”的自成目的性，進而才能充分把握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本體內涵。更重要的是，在當前存在論與生存論批判日趨共融的理論氛圍下，對于共同價值本體的存在論透視，還蘊含著將全人類共同價值化作“批判的武器”,并以此籌劃變革人類既存生存狀況的實踐主張。

　　3.認識論維度和存在論維度相統一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本體

　　盡管價值本體的認識論維度和存在論維度有著內涵的差異，前者突出價值的手段意義，后者更強調主體存在本身的價值，但二者也有著深刻的內在統一性。只有在二者辯證統一的基礎上審視全人類共同價值，才能透徹地理解其內蘊的建構性意義。其一，人之存在的“自成目的性”決定了人本身就是價值。當然，這里的“價值”是存在論意義上的。其二，人具有“自由意志”的類特性，人的存在也是自身本質不斷對象化的過程。而在此過程中，凡是指向人之存在的工具性或手段性對象都具有存在論意義上的價值。換言之，原先認識論框架所規定的基于主客體需要關系的價值具有了存在論意蘊，其潛在邏輯是：手段和工具之所以能夠稱之為“價值”,并不在于它們所提供的“效用”本身，而是在于“效用”背后負載的人的本質力量。一言以蔽之，“效用”正是藉由人的對象化活動將自身融入人的本質力量，才構成存在論意義上價值世界的一隅。這種范式的轉換，使得在價值本體厘定中認識論取向的超驗維度“缺席”之弊端得到完善。

　　可見，價值本體的認識論視域和存在論視域之所以能夠底層融合，根本就在于“人”既是價值的追問者，同時也是價值本身，歸根到底是由于人的思維具有能動性。人類思維的這一特性，使得“此在”區別于其他存在物的關鍵就在于其本質在“去”存在的過程中不斷生成。

　　價值認識論維度與存在論維度的這種底層互融，對于揭示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本體特色具有重要理論意義。這是因為，人的“類存在”的開放性和過程性，決定了全人類共同價值本體具有雙重內涵：其一，在存在論維度上，作為一種蘊含超驗性的價值事實，全人類共同價值指向人的“類存在”本質，表征主體“類本質”的不斷完善，因而具有永恒的發展性和生命力；其二，在認識論維度上，全人類共同價值又體現為以“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為現實目標的具體價值約束，為全人類共同價值注入了鮮明的實踐性。那么，倘若只在認識論意義上理解全人類共同價值而忽略了存在論向度，無疑會遮蔽其價值本體內蘊的建構性；反之，僅立足存在論向度而摒棄認識論向度，將導致全人類共同價值難以真正融入人類社會的自我建構過程，從而造成其理論解釋力的弱化。因此，唯有站在二者辯證統一的高度去審視全人類共同價值本體，才能避免割裂地看待或對立地理解其中的雙重內涵，進而才能全面把握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本體特色。

　　三基于馬克思主義交往實踐觀的價值生成論

　　價值生成論是價值哲學研究的另一重大命題，即從哲學層面揭示價值生成的根本動力、內在機理及現實過程。全人類共同價值內蘊“主體間性”這一現實前提，從而決定其價值關系只有在具體的人類交往中才能得以顯現。對于全人類共同價值生成的考察，需要回到馬克思主義交往實踐觀的理論視域。

　　1.全球化交往實踐是全人類共同價值生成的根本途徑

　　在唯物史觀看來，人類社會一切觀念的、意識的存在，都導源于物質生產活動。“一個民族、國家的價值觀體系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在復雜的勞動實踐、交往活動和文化創造中積淀下來的。”全人類共同價值雖然承襲了不同民族國家在各自內部交往中形成的諸多優秀價值元素，但卻不是這些元素的機械整合，而是在全球化交往實踐中生成的全新價值關系。

　　根據馬克思主義交往實踐觀，“交往”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影響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響。他們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才能進行生產。”交往的產生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它同生產活動形影不離。隨著物質生產全球化，人類也迎來了全球化交往。一方面，全球交往導致了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的增加。隨著全球化交往的深入，人類愈發成為相互依存的命運共同體。在共同挑戰面前，人類的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與日俱增。另一方面，全球交往增進了不同文化的交融互鑒，提高了異質文化的共性，使得地方文化中的合理性與先進性具備了世界意義。這兩方面分別指向馬克思交往實踐理論中的兩大部類：“物質交往”與“精神交往”。而無論哪種交往實踐，勢必都在消弭人類社會的差異性，增強共同性。隨著共同屬性的提高，人類越發能像“單個人”那樣思考，從而更加明確那些有助于維持自身“類存在”的價值客體，并與之形成特定價值關系。正因如此，全球化交往實踐構成了全人類共同價值生成的根本途徑。

　　迄今為止的人類交往歷史鏡像，也生動詮釋了上述生成途徑。“大航海時代”以前，客觀條件決定了人類難以形成普遍的交往實踐，因此也不會有太多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更不會產生真正的全人類共同價值。隨著“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民族史與國家史陸續并入世界史。這種歷史背景的轉換，為全人類共同價值的生成準備了必要前提。不過，由于“大航海”開拓的全球化交往，從邏輯起點上就奠定了西方世界的強勢地位，這使得“普世價值”一度成為人類交往實踐中凌駕于民族國家之上的價值“僭主”。而隨著全球化交往實踐發生深刻變革，少數國家和利益集團主導全球事務，為他國制定價值準則的時代開始退場。正如習近平所說：“國與國相處，要把平等相待、互尊互信挺在前面，動輒對他國頤指氣使、干涉內政不得人心。”以“普世價值”為燈塔的西方價值統治體系正在崩盤。今天任何民族國家都不可能遺世獨立，人類社會必將走向融合。但這種融合不再是“單向度”的，而是基于互利平等的多邊交往。在這種交往實踐中，人類將產生更多共同屬性，并由此生成更高層次的價值主體——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就必然促成全人類共同價值的產生。

　　綜上所述，全人類共同價值是由全球化塑造的客觀社會存在。作為一種特殊社會存在，全人類共同價值不僅是人類美好愿望的意向性表達，而且是在感性交往實踐中生成的價值事實，不以任何主觀意志為轉移。由此可見，全人類共同價值的生成遵循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精神，順應人類社會不斷走向融合的歷史潮流，同時也體現出從具體到抽象、從特殊到普遍的辯證唯物主義思維。

　　2.共同需求與共同利益是全人類共同價值生成的物質基礎

　　作為一種價值事實而非純粹思維抽象，全人類共同價值的生成必然依賴一定的“物質土壤”。按照馬克思主義交往實踐觀，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是人類交往的現實前提，它們因此構成了全人類共同價值生成的物質基礎。

　　從哲學維度看，“需求”表征人類最原始的規定性，是一切人類活動的前導性因素。人類的需求無時無刻地產生，又無時無刻地尋求滿足。“利益”正是外界環境中物質化或精神化的用以滿足人的需求的存在：人類通過物質利益滿足自身物質需求，借助精神利益撫慰精神需求。所以，從這個角度看，需求和利益意味著同一種現實價值關系的兩個不同剖面。毫無疑問，需求和利益都屬于客觀范疇，它們不但“作為一種‘普遍的東西’存在于觀念之中”,更存在于現實中。而價值表征主體對客體的實踐關系，反映客體屬性與主體需求的契合性。在此意義上，利益和需求的客觀性就成為價值的最大參照物，充當人們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的根本尺度。馬克思說過：“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小到個體，大到國家、民族乃至全人類，有什么樣的利益需求，就會形成相對應的價值關系。由此可見，共同需求與共同利益的滿足和實現，為全人類共同價值的生成奠定了物質前提。

　　從現實維度看，盡管世界各國社會發展程度極不平衡，發展道路也不盡相同，但都同時面臨著公共衛生、生態失衡等普遍性難題。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告訴人們一個深刻道理：在涉及人類共同利益的問題面前，“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挑戰”。可見，人類在交往實踐中產生的共同的發展挑戰，催生了共同的現實需求，進而又孕育出人類的共同利益。因此，這里的“共同利益”是真實的，而不是西方資本利益集團販賣的“虛幻的共同利益”。人類出于對真實共同利益的維護，又會自覺地將各個國家和民族更加緊密地鏈接起來，并由此形成人類的共同價值。在這種背景下，習近平將客觀存在的人類共同價值形諸中國話語，提出以“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為主要內涵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科學有力地回應了危機與挑戰面前國際社會對于價值治理資源的呼喚。因此，全人類共同價值不是單純的主觀想象，而是站在生存論高度，體察人類休戚與共、唇齒相依的價值事實。

　　綜上所述，全人類共同價值以共同需求與共同利益為物質基礎，二者從物質層面推動著人類共同價值的歷史性生成。可以說，離開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全人類共同價值就如同種子離開土壤，絕無成為價值事實之可能。

　　3.共同文化是全人類共同價值生成的精神基礎

　　人是一種文化性存在。歷史地看，舉凡人類創造的地域文明，無不打上相應的文化標簽。譬如，從文化根源上分析，西方“普世價值”脫胎于基督教文化中的普世主義。在歷史上，這種文化傳統就顯現出強烈的擴張主義傾向。及至近代，資產階級巧妙地利用了這一文化傳統并加以現代性轉化，使之變身成為他們統治和壓榨世界的價值武器。

　　相應地，全人類共同價值雖然和“普世價值”有著迥然不同的價值理想與文明面相，但其生成同樣離不開特定文化的浸潤。這一“特定文化”就是通過文化交融互鑒所形成的共同文化。和共同利益一樣，共同文化也是人類交往實踐的產物。從內涵上看，人與自然的物質交換和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交往是人類交往實踐的兩大內涵。其中，前者造就物質內容與經濟基礎；后者是前者的實質，規定著交往實踐的本質。不僅如此，人類基于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還在彼此交往中形成了文化意義上的互構，即不同文化主體的相互塑造，從而賦予人類交往以文化意蘊。在馬克思主義交往實踐觀看來，文化交融作為全球化交往實踐的精神向度，是生產力和人的需要發展的必然產物。這就從文化高度規定了人類社會交往的本質以及人的“類特性”。馬克思指出：“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作為“精神生產”的內容，文化與人們的物質生產活動、交往實踐相伴而生，并且隨著人類更大規模的交往，不同文化板塊間會產生進一步碰撞交融。這一過程由人的“類本性”所決定，因而具有歷史必然性。

　　當文化及其交融成為一種必然性存在后，就會在一定程度上脫離原有生成邏輯，展現出相對獨立的發展規律。按照文化自身的發展規律，文化交融的必然結果就是生成共同文化。馬克思指出，隨著世界市場的形成，“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這里的“世界的文學”就是共同文化的一種具象化表達。可見，文化交融的現實結果不是各個文化的同一，而是使民族的、地方的文化更具有世界性，并在交融中生成“共同文化”。

　　眾所周知，價值觀是文化的靈魂，無論何種文化都可以視作特定的價值觀體系。就共同文化而言，由于其內核中孕育著表征世界性與人類共通性的價值觀因子，因而能夠孕育出共同價值觀。盡管從性質上講，共同價值觀和全人類共同價值屬于截然不同的范疇：前者屬意識，后者表事實。但是從實質上看，二者密不可分，因為前者構成了后者的觀念基礎。在價值哲學視域中，價值雖是一種客觀存在，但又不同于事實存在，因為價值是關系性范疇而非實體范疇。這意味著，全人類共同價值雖然是一種價值事實，但卻“是一種主體性事實”,必須依附于一定的觀念基礎。而共同價值觀正是全人類共同價值這一價值事實得以生成的重要觀念基礎。由此不難看出，共同文化促進了共同價值觀形成，從而為全人類共同價值的生成奠定了觀念前提。換言之，以文化交融為表征的人類精神交往，培育了全人類共同價值生成的文化土壤和精神基礎。

　　從哲學基礎看，全人類共同價值無疑是對“普世價值”的多維超越與自覺揚棄。它為拯救由“普世價值”衰敗引發的人類價值危機提供了科學價值武器。前景盡管光明，但前路依然崎嶇。把全人類共同價值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實現本國人民利益的實踐中任重道遠。放眼世界，唯有以在交往實踐中形成的關系理性全面替代主客對立的工具理性，才能將全人類共同價值具體地、現實地融入各國人民利益的實現中，進而為人類的自由解放事業夯實價值根基。

　　作者:李威威

　　文章來源:《哲學動態》2022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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