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消費為核心，鮑德里亞和鮑曼指出現代社會的重心從生產轉向消費，進而指認了消費社會的特征與內涵。二者通過對消費社會中貧困問題的反思，分別從主客體的角度批判了現代資本主義：從文化符號批判出發，鮑德里亞提出“返璞歸真”以消解貧困；從消費主體的境遇出發，鮑曼呼吁人道主義以關照“新窮人”；二者同源異流、互相補充，具有極強的批判性。然而，從唯物史觀來看，雙方依然站在主體與客體、生產與消費對立的立場來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因而只能夠提供“批判的武器”。為此，我們依然需要回到馬克思，運用唯物史觀的分析方法，揭示符號意識形態、貧困與新窮人等問題的根源，辯證理性地看待消費，為解決貧困問題提供合理可行的中國方案。

　　關鍵詞：消費社會；貧困問題；新窮人；唯物史觀

　　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消費社會”也被生產出來。20世紀關于“消費社會”的使用最早出現在美國的經濟領域[1]，經濟學家們用“消費社會”來指稱轉型的社會形態，用“消費”來表征資本主義社會的中心活動。隨著全球化的發展，“消費社會”也普遍傳開，尤其是在法國，二戰后的快速發展為其帶來了豐富的物質財富，法國人的生活方式快速轉變到以“消費”為表征的境遇中。與此同時，法國理論界也重新思考其社會特征，在1960年前后，“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景觀社會”等概念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其中，鮑德里亞的“消費社會”理論就是對此轉型社會的一種描繪。“消費社會”，主要起因于“商品過剩”（或“物品過剩”），在此基礎上，作為消費品的物轉變為符號化的物，構成了社會差異的表征，然而，與過剩對應的貧困問題卻依然存在。透過消費社會視域中的貧困問題，我們可以看到，消費社會仍然具有資本主義社會無法解決的內在矛盾。

　　一、“消費社會”的指認與批判

　　（一）法國思想界與“消費社會”

　　“消費社會”的指認離不開對“消費”的認識。最早關于現代消費問題的討論可以追溯至凡勃侖[2]和齊美爾[3]，他們分別從“揮霍消費”和“時尚消費”對消費現象及其現代意義進行了歸納與反思。在20世紀，“消費主義”成為資本主義的代名詞，從美國開始擴散至日本與西歐，其中，法國涌現出了一批對“消費”反思的思想家，例如：亨利·列斐伏爾、居伊·德波、讓·鮑德里亞等等。然而，他們對于消費的理解卻并不一致，主要有兩種觀點[4]：一方是以主體來理解消費，例如：以芭芭拉·克魯格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觀點（其名言:“我買故我在”）；另一方則是以客體來理解消費，例如：以鮑德里亞[5]為代表的“符號消費”觀。

　　1967年，居伊·德波在《景觀社會》中提出“消費社會”，他講：“在真實消費領域消費者的下一次幻滅發生之前，直達消費社會幸福統一的形象，不過是擱置了他真實分離的意識。”[6]在此，德波以“景觀”理解消費社會，在他看來，現象與本質的分離使人們意識不到真正的需要，從而被景觀（表象）所誘導，換言之，商品作為景觀社會的基礎，使人們的購買欲望被激發，但是人們在消費商品時只是沉浸在景觀之中。另外一位法國思想家列斐伏爾則略有不同，他從日常生活角度反思消費，他認為“資本主義對日常生活的殖民，是通過消費社會表現出來的”[7]。基于此，鮑德里亞推進了德波和列斐伏爾的觀點，他認為“消費”勾連起了社會中的復雜關系，以及由這種關系產生的秩序格局，他透過“消費”來理解社會的構成與本質。

　　（二）鮑德里亞與“消費社會”

　　現如今，“消費社會”的概念已廣為人知，這離不開鮑德里亞的功勞。通過列斐伏爾和德波關于消費現象的批判,鮑德里亞進一步用“消費”來指認現代社會的屬性，從消費的角度拓展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符號批判路徑。在鮑德里亞看來，“消費社會”中的消費已與其傳統意義不同，一種指向“符號化”物品的消費觀念已成為理解消費社會的基礎。

　　第一，鮑德里亞提出“消費社會”產生的基礎在于物質豐裕。鮑德里亞講：“在我們的周圍，存在著一種由不斷增長的物、服務和物質財富所構成的驚人的消費和豐盛現象。它構成了人類自然環境中的一種根本變化。恰當地說，富裕的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受到人的包圍，而是受到物的包圍。”[8]隨著工業生產的發展，商品的快速堆積與有限的消費使生產過剩越發凸顯，由此，鮑德里亞指出社會整體由原來的匱乏轉變為豐盛，由低消費轉變為高消費。與此同時，鮑德里亞時刻關切著“物的時代”對主體的圍攻與壓迫，他以物象化來理解異化，并將其歸結為“人類活動的產物”。

　　第二，鮑德里亞指出生產過剩的新形式將單純的消費行為變得更為復雜。他講：“在豐盛的最基本的而意義最為深刻的形式—堆積之外，物以全套或整套的形式組成......消費者與物的關系因而出現了變化：他不會再從特別用途上去看這個物，而是從它的全部意義上去看全套的物。”[9]在豐盛的商品背后，已然不再是單純的生活和生產的消費，而是在消費中誘導著消費，從而陷入物化邏輯，激發了消費的深層功能。如鮑德里亞所言：“我們處在‘消費’控制著整個生活的這樣一種境地”[10]，表面看似是“消費”控制的社會，在其背后，依然是物化邏輯對人的控制與奴役。

　　第三，鮑德里亞轉而以“消費”作為社會邏輯的出發點，改變自馬克思以來將生產作為分析起點的方法。他講到：“這并不是說我們的社會，客觀上首先絕對是一個生產社會，一個生產范疇，一個政治經濟戰略的地點。而是說消費范疇混雜其中，即符號控制的范疇混雜其中。”[11]鮑德里亞賦予“消費”以優先性，并且寄希望于消費來實現超越。他講到：“消費中有個較大的傾向，就是在破壞中超越、變化。”[12]《消費社會》的立論也正是基于此，鮑德里亞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已然不再是生產主導的社會，而是消費主導的社會，也即“消費社會”。對此而言，鮑德里亞指出生產和消費的關系處于顛倒的狀態，從而提出“消費就是生產”，進而斷言“生產的社會已經被消費社會取代。”[13]

　　第四，鮑德里亞用“符號”來指認消費的現代價值形式，用“符號的秩序”來歸納消費社會的邏輯結構，從而指出人們生活在虛假的幻影之中。受索緒爾的影響[14]，在《符號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鮑德里亞認為消費已經不再是簡單與生產相對應的概念，他講到：“商品直接就是作為一種符號，作為一種符號價值而被生產出來，而符號（文化）是作為商品生產出來......今天任何東西若不能被解碼為一種符號，那么就不會被生產出來或無法交換，不能僅僅將這些東西看做是一種商品。”[15]鮑德里亞以符號形式取代商品本身，將符號的文化價值作為生產的意義與基礎，從而弱化商品的使用價值。這種理解方式，將原本客觀化的商品理解為主觀化的欲求，推進了對商品價值的現代理解：“消費的前提是物必須成為符號。”[16]

　　第五，鮑德里亞指出“消費社會”的運行方式，并從符號價值的角度展開批判。在《消費社會》中，鮑德里亞認為人們通過符號而獲得安全感，但同時否定了真相，他講：“符號令人產生安全感。因此，我們在符號的掩護下并在否定真相的情況下生活著。”[17]然而，鮑德里亞并沒有告訴我們更多關于真相的內容，他以抽象的方式轉化了消費的內容，用符號價值取代了使用價值。不僅如此，他還認為消費社會以新的馴化方式控制人，他講：“消費社會也是進行消費培訓、進行面向消費的社會馴化的社會—也就是與新型生產力的出現以及一種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經濟體系的壟斷性調整相適應的一種新的特定社會化模式。”[18]這意味著，以消費為主要活動的社會現象仍然受制于資本主義的物化邏輯，體現的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新型控制方式。

　　通過鮑德里亞的指認，以符號化消費為主要特征的消費社會取代了生產社會的形式。鮑德里亞提供了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視角，但是，其本質上仍然是資本主義物化邏輯的產物。相比于生產而言，消費以及符號性消費成為當代社會促進發展、調節供需關系、提高利潤率的重要手段，其具有更為隱蔽、滲透性更強、操控更為廣泛的特點。盡管人們有了更多個性化的選擇和消費，但仍然無法逃避有限的選擇對象和符號的束縛，因此要解蔽消費社會的本來面目并非易事。

　　二、“消費社會”中的貧困問題與新窮人

　　“消費社會”的基礎特征在于物品的過剩，這與其內部的貧困現象形成了鮮明的比對。加爾布雷斯曾將此稱之為“富裕社會”，而鮑德里亞認為，“富裕社會”的提法遮蔽了社會的結構，從而導致對社會的理想化認識。正是基于對“增長”發展觀的反思，鮑德里亞對“消費社會”中的不平衡現象進行了批判；與此同時，另一位社會學家鮑曼，側重于從消費社會主體（“消費者社會”）的角度對社會中的不平衡現象以及“新窮人”現象進行了深入探討。

　　（一）鮑德里亞消費理論中的貧困問題

　　第一，對于增長和豐盛能夠帶來幸福（或“平等”）的福利經濟學觀點，鮑德里亞認為是理想化的，他提出從“貧困”來反思這種追求數字增長的方式。貧困問題在后工業時代仍在延續，鮑德里亞認為：“所有為消除它的努力，似乎在每個演變階段，都受到了功能性的、使增長重新出現的、某種體系機制的碰撞，好像一個增長慣性的彈簧。”[19]增長與貧困的對立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矛盾，其依然延續在消費社會中。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也認為，僅靠豐盛的物質增長并不能解決貧困問題。在《富裕社會》中，他將貧窮的原因歸結為失調的社會體系，因此，他提出：“社會平衡的進步是消滅貧困的一個首要必須條件。當代自由主義者聯合保護窮人免于稅收，窮人可以對孩子進行更多的投資，這可能有助于消除下一代的貧窮。”[20]與此不同，鮑德里亞認為物質財富的增長正是基于不平衡的發展之上，他并不認可加爾布雷斯能夠有效地解釋和解決貧困問題。

　　第二，鮑德里亞以結構主義的方式來反思社會，用社會結構否定“富裕社會”和“貧困社會”的存在。鮑德里亞認為，物質豐盛或匱乏的社會并不存在，社會的結構已經規定了財富與匱乏的位置，貧困無法被解決。對于貧富差距而言，鮑德里亞講到：“任何社會都產生差別，產生社會歧視......資本主義制度使這種功能的‘高低不平’，這種登峰造極的不平衡，在各個層次上趨于合理并予以普及......整個社會結構在這里起到了決定性作用。”[21]由此可見，鮑德里亞并不希求“平等”來解決問題，也并不認為物質的豐富就能夠解決貧困問題，他反對“生產力決定論”，但卻走向了復古的浪漫主義。

　　第三，鮑德里亞否定發展生產能夠解決不平等問題，他提出：“不平等的功能就是增長的本身。”[22]在古典經濟學的理路中，經濟的發展與物質的增長是解決不平等的重要路徑，是實現富強與民主的重要途徑；然而，在鮑德里亞看來，只要是增長和發展，就必定伴隨著不平等的陰影。鮑德里亞強調，增長型的社會結構本身由不平等和特權構成，不平等促使增長成為可能。進而，以工業體系的社會為基礎，鮑德里亞認為貧困及其危害無法被克服，從而批判社會改良主義和理想主義。一方面，在加爾布雷斯看來，貧困問題可以通過維系體系的平衡來實現，而鮑德里亞將其看作是改良主義和理想主義的代表。鮑德里亞講：“根據理想主義的‘連通器’式的藍圖而分配的神話。財富和產品的大量出現是不會取得海平面一樣的平衡的。”[23]依據生產過剩和貧困對立的現實，鮑德里亞認為加爾布雷斯等人的觀點是理想的神話。另一方面，在無政府主義者看來，體系產生了財富也產生了貧困，二者相輔相成、相生相伴，因而只需“維系無理的、永遠赤字的人類社會”[24]。對此，鮑德里亞指出這種邏輯的抽象性，其中沒有關照真實的個體，因而具有欺騙性。

　　第四，基于社會結構的分析，鮑德里亞反對以改良或存在邏輯來應對貧困問題，從而指出解決貧困問題的可能。他講到：“體系只了解生存條件，并不了解集體與個人的內容。這就有可能使我們對一些神話（尤其是社會改良主義的）：想通過改變內容來改變體制的神話產生反感。”[25]然而，在鮑德里亞看來，這種內容上的改變不僅沒有改變體制，而且往往使體制更為穩固，因此，他認為貧困問題之所以難以被克服，是社會體系的問題。鮑德里亞之所以能夠看到消費社會中貧困問題無法被克服，在于他運用符號和關系的方法對消費體系進行分析，從而超越了古典經濟學家和理想主義者關于經濟增長的觀念。

　　依據對貧困問題的反思，鮑德里亞批判了追求增長的社會理論，他將生產的社會看做是特權社會，因而反對“物質增長的社會意識形態”[26]，并將其歸結為虛假富裕社會的神話。通過引用馬歇爾·薩林斯[27]，鮑德里亞表達了他對發展理論的不滿，“生產得越多，人們就越在大量生產的過程中強調必要性，因而我們就無可救藥地離平衡人類生產和人類的目的性的豐盛這個最終期限越遠。因為在物質增長的社會里得到滿足的東西，以及隨著生產力的提高愈來愈得到滿足的東西，是生產范疇的需求本身，而不是人的‘需求’。”[28]在此，鮑德里亞通過薩林斯的觀點說明生產的物化邏輯。在這種物化邏輯中，貧困和不足反復出現，其不是人與物之間關系的不足，而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問題。鮑德里亞以主體間的關系來理解貧困問題，從而發現工業社會（或“區分性的社會”—鮑德里亞語）的增長邏輯和物化邏輯使得隔閡增加，進而，他認為富裕和豐盛并不存在，發展生產也無法解決貧困問題，因此，他選擇回到原始的社會狀態來消除生產增長邏輯所導致的異化狀態。

　　（二）鮑曼消費觀中的新窮人

　　與鮑德里亞同時代的鮑曼對消費以及消費社會也有著深刻的見解[29]。不同于鮑德里亞，鮑曼并不是在文化層面上對消費社會展開的符號學批判，而是在社會層面上對消費社會中主體角色演變所展開的分析與批判[30]。

　　首先，受現代性發展的推動，人們生存的需求逐漸轉變為消費的需求。鮑曼指出：“消費的目的是為了生存；一旦這種目的被實現，換言之，一旦‘需要’被‘滿足’，更多的消費就失去了意義......然而，消費社會和消費主義文化的明顯標志并不是這樣的消費，甚至也不是數量迅速提升的消費......在消費社會中，消費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它是自我推進的。”[31]消費觀念的轉變使鮑曼意識到消費社會與“需求”之間的聯系，無法滿足的需要成為消費社會的宣言。在消費社會中，“欲望”成為消費的顯像，“欲望”使消費活動和觀念發生轉變。

　　其次，在社會層面上，窮人在消費社會中轉變為“不消費的人”，成為了完全令人擔憂的對象。在鮑曼看來，窮人是每個社會的普遍現象，看待窮人也分為畏懼與同情兩種矛盾的態度，而在后現代之前的社會中，窮人對于社會秩序的產生以及遵守社會規范方面起著一定作用。在基督教統治時期，窮人對于維護神學秩序與上帝權威有著重要作用；在近現代社會時期，神學體系被瓦解，理性成為檢驗價值的基礎，主體性的覺醒使得秩序和規范成為人的產物，而窮人則成為現代社會中的重要問題；在當代消費社會中，“窮人是‘不消費的人’而不是‘失業者’”[32]，不僅如此，鮑曼講：“在歷史上，窮人第一次絕對地、完全地成了讓人擔憂，讓人討厭的人。他們沒有任何益處，能夠減輕以至抵消他們的惡習。”[33]不難看出，在不同的社會語境中，對待窮人的觀念發生了改變，而窮人作為一類主體，在消費社會中成為了累贅與負擔。

　　再次，在社會形態的轉變下，對待窮人的態度也發生轉變，窮人在消費社會中成為無用之人。在基督教統治的時期，窮人也是上帝的子民，因此，幫扶窮人是秩序和權威的規定；在工業社會時期，窮人盡管不滿貧困并阻礙工業發展，但其是重要的勞動力后備軍，成為工人是部分窮人存活的重要途徑，這增加了勞動工人的來源以及剩余價值產生的源泉，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工業經濟的發展，并且緩和了秩序和規范之間的矛盾；然而，在消費社會時期，勞動力的需求不再像工業時期旺盛，窮人作為勞動力后備軍的意義消失殆盡。正如鮑曼所說：“窮人完全沒有用處。沒有人真正地把窮人考慮在內、公開講需要窮人。”[34]正因如此，鮑曼指出，在消費社會中，窮人被無情地遺棄，世界不再需要窮人，現代性的大屠殺在后現代語境中將“刀刃”指向窮人。

　　最后，消費社會中的新窮人在道德層面也被拋棄，福利國家的政治制度也逐漸失去效力，而新窮人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喚醒幾近淪喪的倫理道德以及建立包容多元的社會環境。通過對消費社會中消費觀念的研究，鮑曼認為，窮人比以往的處境更為糟糕，窮人在生產社會中還剩余的一點作用也消失殆盡，消費社會中的新窮人由于無法進行消費活動而被排除在秩序之外，同時，新窮人還更為不幸、孤獨和無助。關于新窮人，鮑曼認為：“他們的消費對于資本的順利再生產來說無關緊要。因此，他們不是消費社會的一員。他們不得不受到壓制、管束、權威和法規的聯合訓誡。”[35]對此，鮑曼充滿了擔憂，他擔心窮人成為后現代性大屠殺的犧牲品，更為擔憂人類同情心的消失以及倫理道德的淪喪，這些將會造就一個“易爆炸的混合狀態”。然而，新窮人未曾想要通過革命等方式來改變消費社會的生活方式，在新窮人眼中：“富人不是敵人，是榜樣。不是憎恨的對象，是偶像。”[36]這種自暴自棄的狀態，使得富人的統治更加穩固，而窮人更難翻身，而在歷史上，對待窮人，反復發生了不少惡劣的罪行，人類為此付出過沉痛的代價。因此，鮑曼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希望人們通過反思過去歷史的教訓，選擇以包容多元的方式來團結人類。

　　三、回到馬克思：再思消費社會中的貧困問題

　　（一）鮑德里亞與鮑曼：消費社會中貧困問題的兩種維度

　　在消費社會的語境中，鮑德里亞和鮑曼對貧困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二者都看到，生產過剩造就了消費社會的產生，但其中的貧困問題依然嚴重。不僅如此，消費社會的秩序和規則使貧困問題加劇，并且產生了新窮人和新的社會分層。然而，二者的不同之處在于：鮑德里亞主要是從差異和特殊性的符號學角度出發，對消費社會及其貧困問題展開批判；鮑曼主要是從消費的社會學角度出發，對消費主體活動的過程進行分析，從而發現“新窮人”，并在此基礎上，展開了他對現代性社會運行方式的反思。不論是鮑德里亞的符號學批判，還是鮑曼在社會層面的批判，多視角下關于消費社會狀態的指認已不成問題。關鍵問題在于，如何看待消費社會中的貧富矛盾？消費社會內部的貧困問題依然刺痛著人類的神經，貧富差距與新窮人就是其中之一。關于消費社會中的貧困問題，鮑德里亞與鮑曼為我們提供了文化視角和社會視角，拓展了理解和解決貧困問題的思路。

　　在文化層面上，鮑德里亞認為，消費社會的物化邏輯以符號化的機制作為操控手段，窮人在這種操控之下無法脫身，而任何追求增長的方式都將使其更為穩固，因而，他以一種悲觀的方式反對現代化的經濟發展與意識形態。對此，有學者指出：“消費社會的病癥看起來像是經濟病灶，往深處看其實是文化病灶，對于鮑德里亞而言，在消費社會中似乎找不到消解符號統治的現成藥方，或許只能從M·莫斯和G·巴塔耶等人類學家的‘普遍經濟學’中尋求某種返璞歸真的‘靈丹妙藥’。”[37]由此來看，在關于人類的看法上，鮑德里亞與盧梭具有某種相似性，他們都期望以原始人或野蠻人的復歸，來消解現代性所導致的病癥。可以看出，鮑德里亞在反對現代性時具有悲觀的態度，他的糾結與不安使其徘徊在發展與倒退之間，并最終致使他走向了“命定策略”[38]。

　　在社會層面上，鮑曼認為，消費社會的主體通過消費獲取自由與身份的確認，但與此相應，新的秩序與政治獲取了統治地位，進而，人們生活在由消費自由所帶來的不自由中，窮人也在這種政治統治下轉變為不再有革命力量的新窮人。對此，有學者指出：“鮑曼從消費行為與政治互動過程來闡釋消費問題，政治影響甚至決定著消費，消費可以作為逃離政治的策略，作為個體自由的體驗和向往，然而，消費終究無法也不能擺脫政治。”[39]站在社會主體的角度，鮑曼意識到個體在消費社會中的處境堪憂，個體被消費社會的物及意識形態所圍困，因而他對窮困的個體抱有人道主義的情懷。盡管從某種程度上，鮑曼揭示了虛偽政治的資本主義，但是，他將新窮人問題歸結為生活方式差異的做法，使得他只能采取呼吁主體覺醒的方式來進行反思與反抗。

　　由此可見，鮑德里亞和鮑曼分別從客體和主體的角度對消費社會的貧困問題展開了討論。在消費社會的形成方面，鮑德里亞從符號化的物出發指認消費社會的形成，而鮑曼則是從消費主體生成的角度來指認社會的轉型。在消費社會的內在邏輯方面，鮑德里亞從符號誘惑（廣告）、馴化方式出發，指出了主體在消費社會中的消亡，而鮑曼則在消費主體的再生產循環中，指出物化邏輯形成的主體原因，并且強調主體能動性為擺脫消費的物化邏輯提供了可能。在識別消費社會的結構方面，鮑德里亞從消費社會的差異性出發，指出了經濟和符號對社會成員的劃分，而鮑曼則是從消費活動本身出發，指出新窮人與貧困問題在消費社會中更為加劇。

　　（二）回到馬克思：關于消費與貧困的反思

　　以消費社會為對象，鮑德里亞和鮑曼不僅展現了后現代理論對現代性深刻的反思，而且體現了后現代理論極強的批判性。二者的批判工作具有互補性，從某種程度上彌補了對方的不足，然而，二者仍然未提出有效解決消費社會中貧困問題的方案。究其原因，雙方都未曾對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根基進行探討，而僅僅是從消費的主客體現象進行的批判。通過馬克思對消費的辯證分析，我們將看到鮑德里亞和鮑曼的理論局限。

　　首先，二者都在強調消費的作用，而忽視了生產的基礎性地位，也無視了生產關系的重要作用。在1857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就曾批判了將生產和消費割裂的觀點，并且論證了生產與消費之間辯證的聯系。他講：“生產直接也是消費。雙重的消費，主體的和客體的......但是，提出生產的消費這個規定，只是為了把與生產同一的消費跟原來意義上的消費區別開來，后面這種消費被理解為起消滅作用的與生產相對的對立面。”[40]在此，馬克思說明了生產與消費的同一性，并且指出消費始終無法直接取代生產成為主導地位，而只能是與生產共生共存。以此來看，鮑德里亞關于利用消費的破壞作用來刺激生產的看法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他過于強調消費行為中客體對主體的限制作用，反而忘了消費品的創造本身也是主體行為的結果。所以，鮑德里亞仍是在主客二元論的視角中進行的消費社會批判。盡管鮑曼回到了消費者的主體視角，但是他未能從生產的角度來理解主體，從而否定了社會生產主體的存在，換言之，他沒有從實踐的角度來理解人的活動，他只是將人的活動理解為工作，僅僅肯定了消費主體的意義。

　　其次，二者的方法論都是基于“個人主義”或假設的個人，從而割裂了個人與社會的內在關系，以及夸大了個人需求的無限性，從而制造了新窮人的假象。馬克思、恩格斯強調：“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一定的個人，發生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經驗的觀察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根據經驗來解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同生產的聯系，而不應當帶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會結構和國家總是從一定的個人的生活的過程中產生的。但是，這里所說的個人不是他們自己或別人想象中的那種個人，而是現實中的個人，也就是說，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活動著的。”[41]在此，馬克思恩格斯是以“現實的個人”來理解生產和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而不是像鮑德里亞那樣，將社會結構作為先在和決定性條件來進行的分析，也不像鮑曼那樣，將原子式的個人看做是出發點。

　　一方面，鮑德里亞假定了人的需要是無限的。他講到：“作為社會存在，人的‘需求’是無限制的。”[42]依此，鮑德里亞分析廣告對人的控制作用，他認為：“廣告的竅門和戰略性價值就在于此：通過他人來激起每個人對物化社會的神話產生欲望。它從不與單個人說話，而是在區分性的關系中瞄準他，好似要捕獲其‘深層的’動機。”[43]可以看到，鮑德里亞抽象、片面地看待人，他將人看做是有著無限需求的存在，但卻沒有看到這種需求是物質生產的結果，從而抹殺了人的生產性。正因如此，鮑德里亞將消費社會引向符號化的神秘主義境遇。

　　另一方面，鮑曼將消費行為看做是純粹個人的行為。鮑曼認為：“消費是完全個人、獨立且最終是孤獨的活動；完成這一活動要通過抑制誘發、緩和或刺激那種通常是私人的、且不易傳染的欲望。”[44]在鮑曼看來，生產是集體的事情，但是消費卻“完全”是個人的事情。通過這種“消費個人主義”，鮑曼將消費者（或“消費個體”）看做被圍困的對象，通過對消費個體處境的分析，得出“新窮人”的觀點。然而，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來看，新窮人不過還是原來的窮人，只是更為受困；而鮑曼只從社會分層的角度來理解階級關系，卻未能從生產的根基和階級對立的現實來指出現代社會中貧困問題的根源。

　　最后，二者都不是以歷史的眼光來看待社會，而是在結構主義的視角下，將消費社會解釋為工業社會的變形，從而未能準確地捕捉到貧困問題的根源。在馬克思看來，脫離勞動生產來理解貧困是不現實的，他講：“勞動的現實化竟如此表現為非現實化，以致工人非現實化到餓死的地步......工人對自己的勞動的產品的關系就是一個異己的對象的關系。”[45]也就是說，異化的勞動生產使得工人陷入貧困的境地，生產主體與客體的分離造成了異化與貧困的狀態。對此，馬克思總結道：“貧困從現代勞動本身的本質中產生出來。”[46]現代的勞動方式造成勞動主體僅僅通過出賣勞動力來維系生存，也因為與生產資料的分離造成其貧困狀態。進而，馬克思講：“社會從私有財產等等解放出來、從奴役制解放出來，是通過工人解放這種政治形式來表現的……是因為整個的人類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對生產的關系中，而一切奴役關系只不過是這種關系的變形和后果罷了。”[47]在此，馬克思認為要依靠工人的解放運動來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從而解決貧困問題，實現人的解放，這是“批判的武器”所替代不了的“武器的批判”。

　　以此來看，鮑德里亞和鮑曼都未能從歷史發展的生產基礎對貧困問題作出深入的理解。盡管鮑德里亞意識到當代的異化問題，但是他抽象地理解了現實：其一，是以符號來抽象地理解商品；其二，是以意識形態來抽象地理解社會。從而直接導致鮑德里亞在對“消費和符號”的批判中理解貧困問題，而不是以“生產和符號”來理解符號與貧困的產生過程，因而也就未能提出更多的實踐方案。不同于鮑德里亞，鮑曼不是將貧困看做是消費的問題，他認為：“可以明確的是，貧困問題首先可能僅僅是法律和秩序問題，人們應該采取對待其他違法行為的方式來處理這個問題。”[48]因此，鮑曼僅僅將貧困和窮人看作是社會認同的問題，從而回避生產領域的異化問題，也規避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矛盾，因而他只是在道德和價值領域尋求解決貧困問題的辦法，并不能起到治根的作用。

　　綜上可見，鮑德里亞和鮑曼分別從消費社會的客體和主體出發，對符號的意識形態以及新窮人等社會現象做出了分析與批判，揭露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現象，具有極強的批判功能。然而，由于二者缺乏從物質生產實踐來理解消費，以及忽視馬克思主義的人學前提，從而導致他們走向了浪漫主義或人道主義的理論道路。可以看到，通過對消費現象的研究，更能直擊現代性以及后現代性中的社會病癥，但卻依然無法深入其背后的根基，因而缺乏一定的實踐意義。鮑德里亞和鮑曼為我們提供了“批判的武器”，但這仍然無法替代“武器的批判”，因此，我們仍然需要回到馬克思，堅守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揭示符號意識形態、貧困與新窮人等問題的根源，辯證理性地看待消費，進而從生產和消費的內在關聯出發，為解決貧困問題提供合理可行的中國方案。

　　文章來源：《浙江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

　　作者單位：張當，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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