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克思生命的最后時刻,有兩份重要的學術文本值得我們關注:一是他寫于1879年末至1880年初的《評阿·瓦格納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這是馬克思對自己《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后的一個基本的回應;二是1881年馬克思給俄羅斯女革命家查蘇利奇的復信,這是他在晚年對東方社會發展道路的思考。這些文本,共同反映了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認識思想中的一定變化。在本文中,我們對其中的一些重要思想進行初步的探討,以期研究的深入。

　　一

　　我們先說第一個文本生成的歷史背景。《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之后,西方學術界特別是經濟學界悄悄地形成了一種對馬克思的思想“圍剿”。這直接涉及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認識問題。第一個需要提及的學術事件,是德國經濟學家洛貝爾圖斯在寫給J.采勒的信中,談到馬克思“利用”了他的《關于我國國家經濟狀況的認識》(1842年)一書中的觀點,散布著馬克思“剽竊”他的剩余價值理論的奇談怪論。1881年,在由魯·邁耶爾出版的《洛貝爾圖斯-亞格措夫博士的書信和社會政治論文集》中,洛貝爾圖斯在他的第60封信中說:“我現在發現,謝夫萊和馬克思剽竊了我,而沒有提到我的名字”(這個謝夫萊,我們在下面馬上就會說到他)。在第48封信中,洛貝爾圖斯更明確地說:“資本家的剩余價值是從哪里產生的,這個問題我已經在我的第三封社會問題書簡中說明了,本質上和馬克思一樣,不過更簡單、更明了”。這也就表示,如果洛貝爾圖斯的指證成立,那么馬克思的第二個偉大發現,即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剝削秘密的剩余價值理論的原創性就受到質疑。實際上,馬克思在世時,已經知道了這種荒唐的指責,但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態度,他甚至跟恩格斯說:“如果洛貝爾圖斯認為他自己的敘述更簡單、更明了,那就讓他去享受這種樂趣”。馬克思的這種態度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我們都知道馬克思在長達四十多年時間里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特別是對資本家剝削工人剩余價值秘密的艱辛探索過程,我們會對洛貝爾圖斯的這種狂妄自大感到好笑。對于這件可笑的事情,恩格斯后來做了必要的澄清。

　　第二件應該提及的學術事件,就是同被洛貝爾圖斯指責為與馬克思一起剽竊了他的思想的阿·謝夫萊。這個作為德國新歷史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經濟學家,于1870年出版的一本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研究的大書———《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特別是對經濟活動形式和財產形式的考察》(Kapitalismus und Socialismus,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Geschäfts-und Vermögensformen,Tübingen)。此書洋洋灑灑700多頁。從內容上看,此書由15篇演講組成,其中,謝夫萊在第5篇演講中,先是區分了“家長制的(patriarchalische)、神權政治的(theokratische)、封建的(feudale)和資本主義的(kapitalistische)國民經濟(Volkswirthschaft)”的不同社會制度的差異之后,比較詳細地討論了“資本主義的本質和過程(Wesen und Hergang des Kapitalis-mus)———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Kapitalismus und Liberalismus)———資本主義組織形式的相對有效性(Relative Geltung der kapitalistischen Organisationsform)”等問題。并且,他在第11篇演講中專門提及馬克思的《資本論》。在這里,謝夫萊明確指認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問題的批判觀點,這主要涉及“作為未支付的剩余勞動的資本利潤(Kapitalprofit als unbezahlte Me-hrarbeit bei Marx)”,基本形式為資本家對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的“侵占(Aneign-ung)”。然而,謝夫萊的最終結論也是十分明確的,他認為,“廢除資本主義會導致更糟糕的弊病(die Aufhebung des Kapitalismus ausübel schlimmer machen würde),以前的國民經濟還是不完善的,資本主義內部的實際弊病不是無法治愈的(die th atsächlichen Uebelstände innerhalb des Kapitalismus nicht unheilbar sind)”。這表明,作為資產階級學者的謝夫萊,無法接受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最后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剝奪者將被剝奪”中最終滅亡的斷言,他仍然幻想著通過各種方式的修補使資本主義長久生存下去。對于謝夫萊的觀點,馬克思覺得并不值得認真對待,因為雖然他關于“資本主義”的研究在表面上受到了《資本論》的影響,但其學術觀點仍然是極其膚淺的。馬克思在1870年9月10日給恩格斯的信中提到:“順便說一下,杜賓根的教授謝夫萊出版了一本荒謬的厚書(價值十二個半先令!)來反對我。”恩格斯在9月13日的回信中稱,謝夫萊雖然是個“庸俗的經濟學家,但有可能是馬克思的‘真正對手’”,而馬克思則說:“謝夫萊說他研究《資本論》已經十年了,可是仍然理解不了”。這是因為,謝夫萊根本無法深入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部,真正透視剩余價值在生產過程中的真實占有過程與經濟表象中剩余價值轉化形式中利潤、利息和地租等的復雜再分配的關系,也根本不可能進入經濟拜物教背后,去發現資產階級特有的經濟物相化編碼中的事物化顛倒與勞動異化關系的更深構境層。這是謝夫萊自身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立場和非科學的研究方法所決定的。

　　不過,對謝夫萊關于資本主義的研究,我有以下的補充性評論:一是出版于1870年的謝夫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特別是對經濟活動形式和財產形式的考察》一書,是讓史學大師布羅代爾被打臉和出丑的歷史事實,因為這比他簡單否定馬克思提出資本主義概念所列舉的謝夫萊的學生桑巴特的《資本主義史》(1902年)要早了近30年。固然,謝夫萊的書是在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的影響下寫成的,他也專門劃界說,馬克思的“資本主義(Kapitalismus)概念比我迄今所使用的這個詞的概念要窄”。這也說明,連謝夫萊自己都承認馬克思是率先提出和系統研究資本主義問題的人,但是,同時應該承認的事實為,謝夫萊的這本書的確是第一本以資本主義(Kapitalismus)為直接標題的研究性論著。二是謝夫萊在此書中針對資本主義經濟結構中“自由主義”弊病所提出的修補方案,特別是經濟結構中強調“國家援助(Staatshil-fe)”力量,以生成“資本主導的(kapitalherrschaftliche)和合作社的(genoffenschaftliche)”兩種“資本主義管理(kapitalistischer Geschäftsführung)”混合經濟的觀點,是后來20世紀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革命”等資本主義修補方案的先聲。這可能是過去相關研究所忽視的思想史實。

　　第三個學術事件,就是同屬德國新歷史學派的“講壇社會主義”代表人物瓦格納于1876年出版《政治經濟學教科書》(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第一卷。在此書中,瓦格納聲稱要通過教科書的方式對“一般或理論的國民經濟原理(Allgemeine oder theoretische Volkswir-schaftslehre)”給出完整的理論體系。這應該是與馬克思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出版近10年后,面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時的最新經濟學看法。這顯然引起了馬克思的關注。瓦格納的這本書由兩篇8章組成。在第一篇中,他從“國民經濟的基礎(Die Grundl-agen der Volkswirthschaft)”開始,依次討論了作為“人的經濟本性(Die wirthschaftliche Natur des Menschen)”的需要、欲望、勞動和經濟概念,并通過獲得財富的不同方式推導出“經濟財富(wirthschaftliche Güter)和交往財富(Verkehrsgütern)”,以對應財產中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他區分了個體經濟(Die Einzelwirthschaften)、國民經濟和世界經濟,并著重討論了私人經濟為核心的“自由競爭的現代體系(Das moderne System der freien Concurrenz)”的缺點(Nacht-heile),以及“強制性公共經濟”的可能性和國民經濟中國家的補救行為。在第二篇中,他從“國民經濟和法律權利”的關系入手,特別分析了所謂財產權問題。在對“財產制度(Eigenthumsordnung)”的討論中,他區分了“占有理論和勞動理論(Die Occupations-und die Arbeitstheorie)”,分別對地產、林產、礦產、路產和房產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所謂財產的侵占問題。可以看出,瓦格納的這本教科書,明顯受到了馬克思《資本論》的影響,但是在理解馬克思的經濟學觀點時卻始終停留在問題的表面,在面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性矛盾時,采取了改良主義的立場,試圖通過國家的“強制性公共經濟”干預,來挽救窮途末路的資本主義。

　　二

　　顯然,瓦格納的這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出版,被馬克思視作需要認真對待的事件。1880年,馬克思寫下了《評阿·瓦格納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Randglossen zu Adolph Wag-ners“Lehrbuch der politischenÖkonomie”)一文的手稿。在這一未完成的手稿中的經濟學討論中,馬克思只是評論了瓦格納這本800多頁的教科書中的很少內容,即到第一篇第2章第3節(第131頁)的內容。這里,我們來看一下馬克思評論瓦格納的觀點。

　　手稿一開始,馬克思就指認了這樣一個他關心的問題,即瓦格納說,自己的觀點同我們上面提及的洛貝爾圖斯和謝夫萊的觀點“相一致”,并且,“在‘敘述的基本論點”上他‘引證’洛貝爾圖斯和謝夫萊的話”。也就是說,馬克思意識到了這種同時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界混濁暗流中的合流。但從手稿的實際寫作情況來看,馬克思只是幾次簡單提及謝夫萊從《資本論》中學去的“資本主義(Kapitalismus)”概念和抄襲走的“物質變換”概念,而對洛貝爾圖斯的評點也是零碎地出現在瓦格納引述的經濟學觀點中,顯然,馬克思主要批判的對象還是瓦格納,因為他覺得需要認真對待瓦格納這個成體系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大雜燴。

　　馬克思看到了瓦格納的理論前提是“經濟的社會生活的條件”(Bedingungen des wirtschaftli-chen Gemeinlebens),并“根據這些條件來確定個人的經濟自由的范圍”。從客觀的“經濟的社會生活的條件”來確定個人的經濟自由狀態,這是我們在《回到馬克思》第一卷中就已經熟悉的社會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然而,馬克思說,瓦格納并沒有從歷史認識論的視角去進一步分析不同時代中作為經濟社會條件核心的“勞動的具體性質”,這就使瓦格納的這些看起來不錯的觀點成為抽象的空話。我們已經知道,從經濟條件背后的物質生產中,透視出工人主位的勞動過程,是馬克思在經濟學構境中觀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最關鍵的基始視位。馬克思告訴瓦格納,自己的經濟學研究起始對象既不是抽象的“價值”,也不是沒有具體歷史性質的“交換價值”,而是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特定歷史現象的“商品”。馬克思說:“商品作為價值,只代表某種社會的東西(etwas Gesellschaftliches)———勞動,所以商品的價值量,在我看來,是由商品所包含等額的勞動時間的量來決定的,因而是由生產一個對象所花費(Produktion eines Gegenstands kostet)的標準的勞動量來決定的。”這里,馬克思所指認的價值代表的etwas Gesell-schaftliches(社會的東西),其實是指瓦格納不能理解的一定歷史條件下才會出現的由工人勞動物相化活動塑形和構序對象的社會經濟關系場境。從根本上看,商品的“價值量”不過是工人生產一個對象所花費的一定勞動時間在勞動對象中的對象化,這里的“標準的勞動量”,是指社會必要勞動的尺度。這是李嘉圖早就說明的問題。我們知道,這是馬克思接受斯密和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之后,從《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1863—1865年經濟學手稿》,一直到《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已經反復思考、討論和闡述的基本觀點。然而,馬克思此時公開發表的文本只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冊和《資本論》第一卷。這些公開文本中,已經看不見這一重要觀點生成的復雜歷史過程,特別是馬克思基于向公眾敘述理論觀點的需要,他本人在經濟學批判中創立的歷史現象學中的經濟關系事物化顛倒和勞動異化批判構式都被策略性地遮蔽起來了。因此在這里,我們只能看到馬克思像教小學生一樣,向瓦格納、謝夫萊和洛貝爾圖斯之流說明這一觀點最基本的要點。這也使得馬克思的這一文本,與他已經寫下的豐厚經濟學手稿相比顯得像白開水。顯然,這不能怪馬克思。

　　首先,馬克思必須說明自己與李嘉圖在價值理論上的差別。因為,上述觀點在表面上看起來形似李嘉圖的價值理論。馬克思告訴看不懂《資本論》的瓦格納:“我和李嘉圖之間的差別,李嘉圖實際上把勞動只是當做價值量的尺度(Maßder Wertgröße)來考察,因而他看不到自己的價值理論和貨幣的本質(Wesen des Geldes)之間的任何聯系。”如果勞動僅僅是價值量的尺度,那么,勞動的交換關系客觀抽象所生成的一般價值等價物,到這種社會關系自我脫型和顛倒地通過貨幣的自然物性表現出來的事物化和異化的歷史本質就會被掩蓋起來。這也必定會導致“李嘉圖(隨斯密之后)把價值和生產費用混淆在一起”,進而在面對機器化大生產進程中的社會生產時,再將“價值和生產價格(它只是在貨幣上表現出生產費用)”混淆起來,最終再通過生產成本和平均利潤(地租、利息和稅收等)的假象掩蓋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秘密。馬克思顯得非常“遺憾”地說,這些問題他已經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講得清清楚楚,可是身為經濟學教授的瓦格納竟然看不明白。因為,作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瓦格納與李嘉圖一樣,他會反對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生產的性質”看作是“暫時的(transitorisch)”,似乎他們所面對的機器化大生產中的資本主義社會化生產是永恒存在的“自然法”,這當然是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認識中堅決反對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馬克思告訴瓦格納:“社會的生產過程(gesell-schaftlicher Produktionsprozeß,更不必說生產過程一般),在私人資本家出現以前就存在的很多公社(古代印度的公社、南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等等)內,是不存在的(nicht existierte)。”馬克思已經從摩爾根《古代社會》了解到,在原始部族生活和東方仍然存在的土地公有制的農村公社中,人們在土地上勞作,但根本不可能出現勞動交換中抽象為價值的社會性的生產。這表明,李嘉圖勞動價值論所依托的“私人資本家”控制的現代生產過程本身,只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才出現的社會歷史現象,這也意味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的產生和發展都是一種特定的歷史現象。這里,馬克思提出的絲毫不存在現代“社會生產”的古代印度和南斯拉夫的公社生活,是他從19世紀50年代就開始進行的古代社會歷史和人類學研究的成果,這些重要的歷史史實,進一步證明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也為他的經濟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歷史界限。

　　其次,資本家對工人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問題。這是馬克思透視和解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剝削本質最重要的方面。針對瓦格納提出的資本家作為生產成本回報的利潤是價值的構成因素,而不是對工人的剝取和掠奪的觀點,馬克思說:

　　我把資本家看成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的職能執行者,并且非常詳細地指出,他不僅“剝取”或“掠奪”,而且迫使進行剩余價值的生產,也就是說幫助創造屬于剝取的東西;其次,我詳細地指出,甚至在只是等價物交換的商品交換情況下,資本家只要付給工人以勞動力的實際價值,就完全有權利,也就是符合于這種生產方式的權利,獲得剩余價值。

　　馬克思沒有辦法向這位專業經濟學教授說明,資本家并不是主體意義上的人,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居統治地位資本關系反向物相化的人格化偽主體,他只能用通俗的語言將這種復雜關系場境表達為Funktionär(職能執行者),并且,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取”雖然不是直接的掠奪,卻是在商品交換的公平原則下支付工人勞動力使用權價值(工資)后,合法地在生產過程中悄悄地無償占有工人的剩余價值。我想,馬克思與這些學院派的教授講剩余價值理論肯定是心累無比的,馬克思最后放棄公開發表這一手稿的原因,應該也與此有關。

　　也是在這里,我們看到馬克思提及與瓦格納同伙的謝夫萊的“Kapitalismus”etc(“資本主義等等”),這顯然是指后者已經出版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一書,馬克思對謝夫萊外在地搬弄Kapitalismus這一概念,卻無法科學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的“荒謬的厚書”,顯然是嗤之以鼻的。因為,謝夫萊根本沒有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發生、統治關系的本質以及微觀運行機制,這恰恰是馬克思長達40年艱辛努力獲得的科學社會主義中的偉大理論發現。

　　其三,關于商品的價值與使用價值關系問題。馬克思已經發現,經濟學教授們擅長“玩弄概念”,瓦格納在十分繁瑣地討論客觀價值與主體價值之后,將“價值一般”直接等同于使用價值,并且援引洛貝爾圖斯“只有一種價值,即使用價值”的說法,由此指責馬克思“主張‘使用價值’應該完全從‘科學’中‘拋開’”。可想而知,讀到這段話時,馬克思必定是哭笑不得的。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的確說明,他的主要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特別是商品的價值關系以及貨幣、資本等復雜經濟關系,但他從來沒有否認工人的具體勞動之所塑形和構序商品的使用價值是價值關系的物性前提。在我們過去自己的經濟學和哲學研究中,真的不太關注馬克思在中晚期經濟學研究關于勞動物相化塑形和構序對象的使用價值問題。

　　馬克思告訴瓦格納教授:

　　我不是從“概念”出發,因而也不是從“價值概念”出發,所以沒有任何必要把它“分割開來”。我的出發點是勞動產品在現代社會所表現的最簡單的社會形式,這就是“商品”。我分析商品,并且最先是在它所表現的形式上加以分析。在這里我發現,一方面,商品按其自然形式是使用物,或使用價值,另一方面,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從這個觀點來看,它本身就是“交換價值”。對后者的進一步分析向我表明,交換價值只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價值的“表現形式”,獨立的表達方式,而后我就來分析價值。

　　因為瓦格納及洛貝爾圖斯都停留在經濟物相化編碼的表象之中,所以他們根本無法入境于資本主義商品-市場經濟構式中特有的復雜社會關系場境,只能看到商品作為對象性的物及效用(一般物相化結果的“使用價值”),而馬克思的經濟學研究的前提,從一開始就是透視第二層級經濟物相化的狹義歷史唯物主義構境。這種歷史現象學的批判性解碼,讓馬克思著眼于工人勞動所塑形和構序的“勞動產品”在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中特有的定在形式,即市場交換場境中同時具有價值經濟關系的商品:一是商品作為客觀的用在性實在,是工人通過具體勞動物相化塑形和構序起來的使用價值,它除去能夠被直接消費以外,另一個重要作用是可以換取其他商品的“交換價值”的物性承擔者。馬克思還專門辨識說,洛貝爾圖斯和瓦格納所假設的“一般使用價值”是根本不存在的,因為一般物品的使用價值本身是歷史性的。

　　人在任何狀態下都要吃、喝等等{不能再往下說了,什么要穿衣服或要有刀叉,要有床和住房,因為這并不是在任何狀態下都需要的};一句話,他在任何狀態下都應該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到自然界去尋找現成的外界物,并占有它們,或者用在自然界發現的東西進行制造;因而,人在自己的實際活動中,事實上總是把一定的外界物當做“使用價值”,也就是說把它們當做自己使用的對象。

　　這是廣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前提。人首先要吃喝穿住,為滿足直接生活資料的需要而進行生產,但物質生產與再生產的本質是人通過勞動物相化塑形和構序的“制造”,改變自然中的“外界物”而獲得用在性的“使用價值”,這是不變的社會定在基礎和社會發展的前提。然而,這種勞動物相化所產生的用在性關系卻是具有歷史性質的。所謂“使用價值———作為‘商品’的使用價值———本身具有特殊的歷史性質。例如,在生活資料由社員共同生產和共同分配的原始公社里,共同的產品直接滿足公社每個社員、每個生產者的生活需要,產品或使用價值的社會性質這里正是在于其共同的性質”。這是說,我們今天看到的私人占有的商品的使用價值,在原始部族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因為在那里,產品的效用直接服務于生活的“共同的性質”。商品的使用價值,只是產品效用性在商品交換中生成的特殊歷史屬性。二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眼中的交換價值,只是商品中包含的抽象勞動———價值的“表現形式”(《資本論》第一卷中提出的價值形式),也因為,這個不可見的商品價值是之后理解貨幣關系和資本關系的前提,所以價值關系才會成為關注的焦點。馬克思說:“我不是把價值分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把它們當做‘價值’這個抽象分裂成的兩個對立物,而是把勞動產品的具體社會場境(konkrete gesellschaftliche Gestalt)分為這兩者;‘商品’,一方面是使用價值,另一方面是‘價值’———不是交換價值,因為單是表現形式不構成其本身的內容。”這里,馬克思用下劃線重點標識出的konkrete gesellschaftliche Gestalt(具體社會場境)一語是極其重要的,我覺得,根本不了解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教授們,是無法入境于這個“社會形式”“自然形式”“表現形式”和“表達方式”之間復雜的場境關系存在論的。這亦表明,雖然洛貝爾圖斯指責馬克思“偷了”他的剩余價值觀點,謝夫萊用一本厚書討論Kapitalismus(資本主義),瓦格納編寫了關于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但他們根本不可能真正進入馬克思的經濟學構境,特別是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批判話語編碼。馬克思分析說:

　　物(Ding),“使用價值”,只是當做人類勞動的對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 men-schlicher Arbeit),當做相同的人類勞動力的消耗,因而這個內容表現為事物的對象性質(gegenständlicher Charakter der Sache),表現為事物本身(ihr selbst sachlich)固有的性質,雖然這種對象性(Gegenständlichkeit)不表現在其自然形式上(正是由于這一點,特殊的價值形式就成為必要)。

　　這是馬克思這一文本中比較重要的一段深刻表述。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不僅區分了可見的“自然”實存的Ding(物)和一定社會關系場境賦型和編碼中的Sache(事物),也再一次使用了勞動的Vergegenständlichung(對象化)和事物的Gegenständlichkeit(對象性)這樣一些他自1844年就開始思考的哲學話語,這是馬克思超出所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經濟物相化無形編碼的關鍵。在此,馬克思深透說明了商品物的使用價值不過是工人具體勞動塑形和構序活動的對象化結果,但作為“相同的人類勞動力的消耗”,在商品交換中必然客觀抽象為離開其“自然形式”的價值關系,這種不可直觀的價值關系的特殊表現形式則會以另一種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顛倒地表現出來,這就是價值形式(交換價值)———一般等價物———貨幣的歷史生成。當然,這是一種高度濃縮的理論概括。

　　其四,勞動二重性與商品價值二重形式的關系。馬克思進一步告訴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教授們,在商品的價值關系背后,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遮蔽起來的勞動二重性。

　　在分析商品的時候,我并不限于考察商品所表現的二重方式(Doppelweise),而是立即進一步驗證了商品的這種二重存在(Doppelsein)體現著生產商品的勞動的二重性質(zwiefacher Charakter der Arbeit):有用勞動(nützlichen Arbeit),即創造使用價值的勞動的具體模式(konkreten Modi),和抽象勞動(abstrakten Arbeit),作為勞動力消耗的勞動,不管它用何種“有用的”方式(“nutzlichen”Weise)消耗(這是以后說明生產過程的基礎);論證了在商品的價值形式(Wertform)的發展、歸根到底是貨幣形式即貨幣的發展中,一種商品的價值通過另一種商品的使用價值,即另一種商品的自然形式表現出來;論證了剩余價值本身是從勞動力特有的“特殊的”使用價值中產生的。

　　我還是覺得,馬克思特有的經濟學構境對于瓦格納、謝夫萊和洛貝爾圖斯等人來說,像是天書一般,商品價值關系表現的二重方式本身就已經讓教授們難以理解,其背后再揭示的勞動的二重性質,更會使他們不知南北。馬克思這里揭示的勞動二重性,既有可見的工人們的具體勞動模式中直接塑形和構序的用在性上的使用價值,也有作為一般必要勞動時間“消耗”的不可見的抽象勞動。只是這種用于商品交換關系中凸顯出來的抽象勞動———價值關系,在自己的顛倒性表現方式———不是在它自身的價值形式(“交換價值”)中,一般價值等價物———貨幣以自己的物性(自然形式)事物化地顛倒呈現出來。不理解進入這一特定的構境,就更不可能領悟為什么剩余價值會是工人勞動力價值交換關系背后的特殊使用價值在生產過程中創造出來的秘密。由此,馬克思才感嘆道,教授們無法知道,抽象地談論價值和使用價值的語句,與具體地分析客觀發生的社會歷史進程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現象是完全不同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前提,即不是抽象地討論非歷史的概念,而是“從一定的社會經濟時期(ökonomisch gegebnen Gesell-schaftsperiode)出發的分析方法”,所以,商品、貨幣和資本作為一種社會關系場境存在,“并不是一開始就發生的,而只是在社會發展的一定時期即在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才發生的”。馬克思的最后結論是:“商品生產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必然成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kapitalistischen”Warenproduktion),按照商品生產中占統治地位的價值規律,‘剩余價值’歸資本家,而不歸工人”。其實,一直到這里,馬克思都是在向經濟學教授簡要地說明自己勞動價值論的基礎知識,他還沒有開始進入剩余價值理論更復雜的思想構境。我猜測,也許馬克思愈加覺得這種與資產階級學院派教授的爭論是無意義的,于是,他立刻放棄了這一努力。

　　三

　　第二個需要關注的文本,就是馬克思1881年寫下的《致查蘇利奇的信》。這一文本,也反映出晚年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認識上的一些重要改變。1881年2月16日,俄羅斯女政治家查蘇利奇寫信給馬克思,希望馬克思就俄國社會的未來命運問題的爭論發表看法。在查蘇利奇看來,這是馬克思的《資本論》俄文版在俄羅斯出版之后,圍繞著“俄國土地問題和農村公社”展開的重要爭論。因為,在查蘇利奇和其他激進的俄國民粹主義分子眼里,俄國的公社式土地所有制是不同于歐洲土地私有制的特殊類型,只要擺脫了封建專制和地主的“蠻橫專斷”后,俄國公社“在集體原則的基礎上,逐漸組織自己的生產和分配”,由此完全可能“向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然而,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馬克思的俄國學生們(普列漢諾夫和列寧等)卻認為,按照《資本論》中的科學社會主義,俄國的“農村公社是一種陳腐的形式”,它會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必然走向滅亡,這樣,俄國社會將不可避免地經歷“幾百年”資本主義的悲慘命運。她寫道:“要是您肯對我國農村公社可能遭到的各種命運發表自己的觀點,要是您肯對那種認為由于歷史的必然性,世界上所有國家都必須經過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階段這種理論闡述自己的看法,那么您會給我們多大的幫助啊。”

　　其實,這里的背景是非常有趣的,作為民粹主義的政治家,查蘇利奇等人當時的爭論對手正好是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和列寧。雙方爭論的焦點是俄國社會的未來走向。俄國的民粹主義看到了歐洲資本主義制度對工人的殘酷剝削和社會的不平等,所以他們力圖使俄國社會在其發展進程中跳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沿著不同于歐洲的俄國公社的特殊道路,在避免階級沖突的情況下達到農業社會主義。而普列漢諾夫和列寧則強調,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必然性及其具有的普遍意義,他們認為應該歡迎俄國資本主義的到來,因為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前提。所以,他們不承認民粹主義者所說的俄國的特殊道路,俄國絕不可能停留在農業公社的階段上,它必然會經過資本主義走向共產主義。列寧當時的態度集中反映在他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一文中。正是在走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道路是否為俄國社會的必然歷史命運這個大的爭論背景下,查蘇利奇才寫信給馬克思。這里出現的問題實質是,馬克思所面對的歐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不是一種世界所有民族和地區人民都要經歷的普遍適用的社會歷史必然性?

　　其實在此之前,同樣是俄國民粹主義理論家的米海洛夫斯基,在1877年10月的《祖國紀事》雜志上發表了名為《卡爾·馬克思與尤·茹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在此文中,他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認的資本的世界歷史邏輯,表達了一切民族不論所處歷史環境如何,都會走上與西歐一樣的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道路的觀點。他斷言,俄國“將會緊隨歐洲去經歷整個過程,對于這一過程馬克思已經有所描述并將之上升到理論高度。但區別在于,我們不得不重復該過程,也就是自覺地完成它”,馬克思自己恰恰否定了“俄國人為他們的祖國所做的尋找一條不同于西歐已經走過而且正在走著的發展道路的嘗試”。然而,馬克思同年11月在《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評論米海洛夫斯基:

　　他一定要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Kapitalismus in Westeuropa)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allgemeinen Entwicklungsganges)的歷史哲學理論(geschichtsphil-osophische Theorie),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后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人類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賦型(ökonomischen Formation)。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

　　此時,開始進行古代社會歷史和人類學研究的馬克思,已經意識到自己在經濟學研究中所面對的狹義歷史唯物主義中的經濟的社會Formation(賦型),特別是Kapitalismus in Westeuropa(西歐資本主義),并非一定是世界上所有地區或民族必然通過的歷史階段,特別是俄國存在著的土地公有條件下的公社制度,所以,馬克思開始明確Kapitalismus(資本主義)歷史發展道路本身的邊界。這是馬克思在自己的文本中少見地明確使用Kapitalismus的概念。馬克思說,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進程中:

　　極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出現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把這些發展過程中的每一個都分別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容易地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但是,使用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一把萬能鑰匙,那是永遠達不到這種目的的,這種歷史哲學理論的最大長處就在于它是超歷史的。

　　這里,馬克思所提及的分析社會歷史發展中一個具體時期,并將其“分別加以研究”所獲得的“鑰匙”,顯然不是廣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原則,而是特指與他自己中晚期經濟學研究相對應的狹義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特別是其中包含的對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認識。馬克思已經發現,不能將狹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變成貫穿全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一般規律,特別是將這種原發于西歐的資本主義歷史進程變成超歷史的普遍原理。應該說,這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科學認識中的重要進展。

　　查蘇利奇的這封信件,顯然觸發了馬克思的進一步思考。馬克思從1881年2月底到3月初,先后寫下了四份草稿和一份定稿。在馬克思的全部文本中,這可能是除《資本論》第2—3卷的多重手稿之外,第二個多復本手稿。從文本的基本情況看,前三個草稿中的觀點塑形和思想構序線索較為細致并漸次展開,第四稿(同定稿)為馬克思對此問題打算給出的最終看法。這可以看出,馬克思此時的心情是十分復雜的,呈現出一個非常真實的思想實驗過程,也表現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歷史認識邊界的一定改變。

　　在四份草稿的初稿中,馬克思明確指認,他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production capitaliste)的起源時將其基礎理解為“生產者同生產資料的徹底分離”,但是他已經“明確地把這一運動的‘歷史命運’(《fatalitéhistorique》)限于西歐各國”。這可能是指他從《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開始討論的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解體,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歷史前提,特別是歐洲中世紀后期“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中“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徹底分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有的資本與雇傭勞動關系生成的必要歷史條件。在書信草稿的二稿中,馬克思增加了從“封建生產向資本主義生產轉變”一語。三稿中增加了“一種私有制形式變為另一種私有制形式”轉換的限定語。能夠觀察到,在米海洛夫斯基、查蘇利奇與普列漢諾夫、列寧共同關注的這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生的“歷史命運”上,馬克思特意打上了雙引號,以標注這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生的社會歷史必然性的一定邊界。我推測,此時也因為馬克思從古代歷史和人類學研究中獲得的全新認識,他知道世界上不同地區和民族的社會歷史進程并不是同一的,甚至從原始部族生活開始就可能是異質性的,所以不能用完全相同的一般社會賦型或者生產方式筑模加以套用。他認識到:“各種原始公社(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為一談是錯誤的;正像地質的賦型(formations géologiques)一樣,在這些歷史的賦型(formations historiques)中,有一系列原生的(primaire)、次生的(secondaire)、再次生(tertiare)的等等類型)的解體的歷史。”在書信草稿的三稿,這段表述被改寫為:“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著同一形式建立起來的。相反,它們有好多種社會序列,這些序列的類型、存在時間的長短彼此都不相同,標志著依次進化的各個階段”。這也意指著,歐洲原始共同體的解體,一直到中世紀結束以后“生產者同生產資料的徹底分離”的歷史賦型,甚至他所提出的資本的世界歷史邏輯,并非俄國公社或者其他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必然經歷的命運。

　　首先,我們不難看到,馬克思此時關于社會歷史賦型的觀點里,直接使用了地質學中的一些重要概念,這是他在50年代就開始并在70年代中期再次進行的地質學研究的成果。比如for-mations géologiques(地質賦型)、primaire(原生)、secondaire(次生的)、tertiare(再次生的)等十分專業的科學術語。可以看到,這是馬克思在自己的理論研究中從其他學科借用概念的一次較為集中的表現,這里,地質歷史流變中的賦型、地質賦型中歷史進程中的原生、次生和再次生賦型等概念,都挪移到人類社會歷史辯證法運動中來。這極大地改善了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辯證法話語塑形的精準度。一是馬克思重溫和強化了自己在50年代的《倫敦筆記》中遭遇地質學中formations géologiques(地質賦型)的觀點,在《倫敦筆記》的第13—14筆記本中,馬克思曾經分別摘錄過約翰斯頓的《關于農業化學和地質學的演講》(Lectures on Agricultural Chemistry and Geology,1847)和《農業化學和地質學問答》(Catechism of Agricultural Chemistry and Ge-ology,1849)兩本書。從地質學中,能夠看到馬克思已經使用過的formation(賦型)概念的另一種運用:在馬克思先前的學術構境中,formation通常用來表示社會交往活動賦型生產方式(《德意志意識形態》),意識活動場境賦型觀念話語的Ideenformation(《德意志意識形態》),而在《倫敦筆記》中,馬克思卻看到地殼“自然辯證法”歷史運動中的地質賦型(geological formations)進程及其結晶化的具體機制,在《關于農業化學和地質學的演講》中,馬克思摘錄了約翰斯頓對地質分層中由砂巖、石灰石和黏土的交替賦型(formation)為巖層的過程,也看到雨水沖刷將巖石賦型(rocky formation)的生成過程中泥砂重物質帶離原產地的情形。也可能是這種經歷,使馬克思重組了歷史辯證法的社會場境關系賦型社會定在的Ge-sellschaftsformation(社會賦型,《波拿巴霧月十八日》)。我以為,馬克思第一次自覺地將地質學研究中的“自然辯證法”地質賦型與社會歷史辯證法發展進程中的經濟的社會賦型鏈接起來,是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他在討論西歐資本主義生產從手工業到機器化大生產的轉換進程時,明確提出:

　　正像各種不同的地質賦型(geologischen Formationen)相繼更迭一樣,在各種不同的經濟的社會賦型的筑模(Bildung der verschiedneu ö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en)上,不應該相信各個時期是突然出現的,相互截然分開的。在手工業內部,孕育著工場手工業的萌芽,而在有的地方,在個別范圍內,在個別過程中,已經采用機器了。

　　顯然,馬克思確認社會歷史發展中的經濟關系賦型,如同不同的地質賦型相繼發生一樣,在特定經濟賦型中出現的生產方式筑模,并不是斷裂式地出現的,而是在生產辯證法的自我運動中逐漸復雜和內嵌起來的。在資本主義生產技術賦型中,先是在手工業勞作中蘊育著工場手工業生產技能的構式,而后者又會歷史性地構序后來機器化大生產的生產關系賦型和科技信息編碼。而在19世紀70年代的專題性的“地質學筆記”中,馬克思從地質構造學(Geognosy)看到了巖石生成(rock forming)和復雜礦物質形成(Minerals formed)以及完整的“礦脈凝結的賦型”(Formation of concretions and mineral veins)過程。顯而易見,此處的Formation不是一個已經完成的對象性形態,而是一種功能性的正在發生的辯證運動狀態。這使馬克思在社會歷史領域中運用formations historiques這一詞組,有了更加明確的構境意向。

　　二是這里的地質學中地層賦型的原生、次生和再次生等術語。應該說,這一地質學科學話語編碼的最早遭遇也是在《倫敦筆記》中發生的。在那一次摘錄中,馬克思在約翰斯頓《關于農業化學和地質學的演講》中看到了這樣的描述:古老的地殼的巖層中分為“原始地層(Primary Strata)”、“第二紀地層(Secondary Strata)”和“第三紀地層(The Tertiary Strata)”。不過,馬克思并沒有將地質學中的這種地殼運動賦型的歷史性疊加和積淀方式,直接挪移到觀察社會歷史進程中來。而在此次“地質學筆記”中,馬克思先在《農業要素、化學和地質學》中看到約翰斯頓討論變質巖(Metamorphic rocks)中辨識的三種異質狀態,即原生代(Primary)、次生的中生代(Secondary Mesozoic)和第三紀的新生代(Tertiary Cainozoic);然后,又在喬克斯的《地質學學生手冊》的最后,讀到了地質學中的通用地質分期:原始或古生代(Primary or Palaeozoic Periods)、次生或中生代(Secondary or Mesozoic Periods)和第三紀或新生代(Terti-ary or Cainozoic Periods)的重要提法。在這里,馬克思才提出可以像地質構造中的不同時代地殼“自然辯證法”運動賦型一樣,作為人類社會歷史原生賦型的原始公社的歷史解體,也會生成一系列不同的歷史辯證法次生賦型和再次生賦型。在這個隱喻性的話語塑形中,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中的原生賦型作為一種現實發生過的erste Gleichungen(原始方程式),成為歷史唯物主義觀察整個社會歷史進程的參照系,原生的社會賦型中曾在的各種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場境,會成為之后次生社會賦型和再次生社會賦型復雜構式和生產方式筑模的基始性em-pirischen Zahlen(經驗數據)。于是,社會生產的初期產品過渡到簡單商品生產和交換場境,再發展到資本主義經濟賦型中的復雜經濟物相化編碼中事物化關系顛倒和勞動異化場境,就有了直接的現實參照。這當然也深化了歷史認識論的原有視域。

　　在這封書信的第二草稿中,上述這段話被這樣改寫了:

　　地球的太古賦型或原生賦型(formation archaïque ou primaire)是由一系列不同時期的疊加(superposée)而成的。古代社會賦型(formation archaïque de la société)也是這樣,表現為一系列不同的、標志著依次更迭的時代的階段。

　　這里,馬克思進一步強化了Formation概念的話語構序,并且干脆直接使用了自己在“地質學筆記”中摘錄的內容,在對《地質學學生手冊》中地質層級演變的分析中,喬克斯將地質層賦型視作不同時期巖層變動的疊加結果,并且區分了原生代中的“二疊紀”(Permian Period)和次生代中的“三疊紀”(Triassic)。馬克思將地質學中的這種巖層歷史活動不斷積淀和疊加賦型的過程,類比于人類古代社會歷史中不同時期的關系場境演進的積淀和疊加。這也表示,每一個時代的社會賦型都會是一系列不同社會關系場境不斷積淀和結晶的歷史過程,并且是在自身中疊加過去社會賦型的場境。這讓人想起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討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理解史前社會賦型簡單結構的那個比喻,即人體是猴體解剖的鑰匙,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已經是一系列史前社會賦型不斷積淀和疊加的結果,作為一種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從中可以看到過去不同生產關系的裂變和轉換因素。不過,與各個時期地質層賦型不同的是,在社會生活的關系場境賦型中,這種歷史辯證法運動中關系性的積淀和結晶不是直接改變某種物性存在結構,而是社會生活方式筑模的格式塔轉換,外部社會物相化物性附屬物的改變,比如從祭臺到教堂,再到議會大廈的變化,只是重新激活不同生活場境關系的物性持存編碼。依我所見,馬克思的這些對科學話語的異域挪移,都大大地豐富了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辯證法的話語構序。

　　其次,馬克思提及自己在此前的古代史研究中所看到的毛勒對日耳曼古代史的研究。“德國的農村公社是從較早的古代類型的公社中產生出來”,在這種次生的公社里,“耕地變成了私有財產,然而森林、牧場、荒地等仍為公社所有”,這樣,“毛勒在研究了這種次生賦型的公社(commune de formation secondaire)后,就能還原成它的古代原型結構(reconstruire le prototype archaïque)”。

　　這是過去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和《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史前社會歷史分析中,對從奴隸的、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等不同所有制和經濟的社會賦型中沒有涉及的方面。現在他認識到:“在古代和現代的西歐的歷史運動中,農業公社時期是從公有制到私有制、從原生賦型到次生賦型的過渡時期。”這是說,在西歐的社會歷史進程中,在原生的原始部族生活之后,曾經出現過一種從原始公有制到次生的私有制經濟賦型的過渡時期,即農業公社時期。在書信草稿的三稿中,馬克思進一步界定說,“農業公社既是原生的社會賦型(formation primitive de la société)的最后階段,所以它同時也是向次生的賦型(formation secondaire)過渡的階段,即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向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的過渡。不言而喻,次生的賦型包括建立在奴隸制上和農奴制上的一系列社會”。在這個意義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則會是“再次生的社會賦型”了。更重要的是,在俄國等其他地區,今天仍然存在著這種次生的“農業公社”的社會賦型,并且,這種“農業公社不僅和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是同時代的東西(這使得它不必服從資本主義的modus operandi〔活動方式〕就能夠吸收其各種成果),而且它還度過了資本主義制度還沒有被觸動的時期”。這意味著,在不同于西歐的俄國等地區有可能出現一個擺脫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可能性。況且,馬克思說,作為再次生的當代的“資本主義制度(système capitaliste)”,正處于“同勞動群眾、同科學以至與它自己所產生的生產力本身展開斗爭”的狀態之中。在一段被馬克思刪除的文字中,馬克思說,“它已經變為各種強烈的對抗、沖突以及周期性災難的場所了;即使它表現得極其令人迷惑,它是一種由于社會回復到……而注定要滅亡的、暫時的生產體系”。“資本主義制度正經歷著危機(crise),這種危機只能隨著資本主義的消滅、現代社會的回復到‘古代’類型(type《archaïque》)的集體所有制和集體生產的最高形式而結束。”這是一個否定之否定。1882年1月,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指出:“‘共產黨宣言’的任務,是宣告現代資產階級所有制必然滅亡,但是在俄國,我們看見,除了迅速盛行起來的資本主義狂熱和剛開始發展的資產階級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歸農民公社占有。那末試問:俄國公社,這一固然已經大遭破壞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是能夠直接過渡到高級的共產主義的公共占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還須先經歷西方的歷史發展所經歷的那個瓦解過程呢?”這一問題,顯然是上述俄國民粹主義者向馬克思提出的問題,此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俄國社會發展的道路和革命的回答是:“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末現今的俄國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

　　我們看到,正是在這封書信草稿的第二稿中,馬克思展開了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新的分析:

　　在西歐,土地公社占有制的滅亡和資本主義生產的誕生之間隔著一段很長的時間,包括整個一連串的經濟上的革命和進化,而資本主義生產不過是其中距離我們最近的一個。資本主義生產一方面神奇地發展了社會的生產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現出它同自己所產生的社會生產力本身是不相容的。它的歷史今后只是對抗、危機、沖突和災難的歷史。結果,資本主義生產向一切人(除了因自身利益而瞎了眼的人)表明了它的純粹的暫時性。

　　我覺得,這段表述應該是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科學認識的最后表達。一是馬克思給自己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認識專門增設了一個空間性的邊界,即西歐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研究。這也說明了狹義歷史唯物主義構境本身的非普適性。二是再次強調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偉大歷史作用和走向自身滅亡的必然趨勢。也是在書信草稿的第二稿的最后,馬克思繼《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之后,再一次使用了法文中capitalisme(資本主義)這一名詞概念。

　　綜上,在馬克思這兩份最后的重要文本中,其實都可以看到他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科學認識的不斷深化,特別是在后一文本中,他在對東方社會的歷史性認識里,重新標識了歐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殊歷史性,為狹義歷史唯物主義的適用范圍提供了更加精準的邏輯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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