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老琢磨一個怪問題，即古代的“現代化”。我總覺得中國的“百家爭鳴”和緊隨其后的秦漢帝國，在思想氣氛上和社會組織的設計上都有點象我們現在講的“現代化”。

　　福柯是個大名鼎鼎的“怪人”，一位專門跟現代文明抬杠的“楚狂”，他吃著“現代化”，喝著“現代化”，但并不感恩戴德，也并不心悅誠服，冷水潑得你一頭冰涼。他的書給我們提供了一種獨特的“發明史”(他常用“發明”一詞指下述組織”和“技術”的誕生)。

　　它既不是講先民作弓矢網罟漁獵，從百草中選育五谷，從萬獸中馴化六畜，埏埴陶冶制器，服牛乘馬致遠；也不是講現代人引為自豪的電燈電話，飛機戰艦，火箭、電腦、避孕套。

　　它講的是一種更高級的“技術”(“權力技術學”或“權力經濟學”)，即人怎樣把活生生的人任意改造，當作可摶之泥，可塑之器，可以“到處生根發芽的種子”，可以“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的牛羊。甚至還能把他們標準化、格式化、數量化，編為程序，組裝成機器，只要電鈕一按，頓時一片轟鳴；或者摘心換腦，使你習焉而不察，積非成是，達到指鹿為馬的地步。

　　福柯的《瘋癲與文明》是講現代精神病院的“發明”，《規訓與懲罰》是講現代監獄的“發明”。書中有年代序列，有文獻考據，據說也算嚴格的史學著作。可是他不寫這不寫那，單單挑中瘋人院和監獄，專從這類“權力關系”來講現代社會的演變軌跡和基本設計，拿它們當現代社會的縮影或象征，這卻頗有莊生寓言的味道(書中術語也往往帶有隱喻的色彩)。

　　福柯的書乍讀令你驚訝(似乎危言聳聽)，繼而讓你害怕。仿佛身在陽光之下，心在惡夢之中，“過去”與“現在”可隨意切換，“自己”與“他人”也時有混淆。“權力關系”像一張大網，緊張和壓抑憋得你透不過氣。

　　也許是孤陋寡聞吧？這樣的書我還是第一次讀到。

　　福柯的“發明史”，重點是講現代。他說他沒有興趣“從現在的角度來撰寫一部關于過去的歷史”，而只想寫一部“關于現在的歷史”。

　　《瘋癲》一書，時間跨度有六百年。話題是從“瘋人”在歷史舞臺上的出現談起，即中世紀末隨著麻風病的消退，瘋人開始取代麻風病患者，成為社會排斥和隔離的新對象。然后是歷述這種排斥/隔離機制的各種變形：

　　文藝復興時期(十四——十六世紀)是用“愚人船”放逐他們(就像舜投兇頑于四裔)；

　　古典時期(十七世紀)是把他們當“社會垃圾”，和罪犯、盲流一起關進收容所，叫“大禁閉”；

　　啟蒙時期是把他們當“瘟疫”來隔離，叫“大恐懼”；

　　終點是十九世紀，即把瘋人與罪犯分開，當病人看待，與“正常人”隔離，實行“治病救人”的“人道主義”。這樣才形成現代的精神病院。

　　同樣，《規訓》也是講類似時段里的類似變化。它的聚焦范圍雖然窄一點，主要是講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刑罰制度的轉變，即從菜市口殺頭那樣的“公開處決”到圍以高墻深院的“隱蔽執行”，從五花八門的酷刑設計到形式單一的“統一懲罰”(只有即死的極刑(如絞刑、斬刑、槍斃、坐電椅)和按罪行輕重遞為增減的量化徒刑)，但終點相同，強制改造之中也寓有“挽救”之義(通過“感化”和“反省”等等)，由此發展出以“規訓”為特點的現代監獄。

　　福柯討論的時段同《資本論》大體相同(書中多次引用此書和馬克思的其他書)，焦點也是十九世紀，十九世紀以前的“血淚史”是被當作現代社會的“史前史”。十九世紀以后，馬克思沒見，福柯也沒講。這不是他的忽略。因為在他看來，本世紀仍是十九世紀的直接延續(書中提到一九七二——一九七四年的法國監獄暴動)，并非資本主義的“新紀元”。

　　讀福柯的書你會發現，他的風格不僅是“出奇制勝”，喜歡講偶然，講斷裂，講意想不到的變形，其實他還有個特點是專愛“揭老底”，喜歡講“萬變不離其宗”，講“換湯不換藥”。

　　人家越是說“進步的不得了”，他越要說“退步也不少”。比如從中世紀的麻風病院到現代的精神病院，從車裂達米安(Damiens，刺殺法王的兇手)到現代監獄，前后的反差已足夠強烈了吧？但作者的用意卻根本不在“憶苦思甜”。他反而是想提醒讀者：“權力機制”是一種揮之不去的夢魘，即使它的形式已經面目全非，但類似的“發明”總有功能的連續。

　　總之，在福柯眼中，這不過是大毛蟲變成了花蝴蝶。

　　人類社會組織并不就是人力的集合，其功用也未必在于對付自然災害或狼蟲虎豹。在福柯看來，它的一切精巧設計(哪怕是最文明的設計)，主要都是為了對付“人”——我們這些聰明固為眾靈之長，兇殘實亦超過猛獸的“裸猿”。

　　人對付人的辦法一向很殘酷。比如在中國古代，有一項至今還讓我們自豪的發明是名曰‘蹴鞠”的足球。據馬王堆帛書《十六經》，黃帝殺蚩尤，剪其發做旌旗，剝其皮做箭靶，充其胃做足球，腐其骨肉做肉醬，令天下嘗之，以儆效尤。傳說最早的足球竟是用人胃制成。那時的人對虐殺同類，甚至吃掉同類是并不感到臉紅的(《水滸傳》中的英雄也往往吃人)。

　　酷刑的延續相當長，廢止相當晚，而且至今不能徹底。盡管古代的“肉食者”早就有人從吃牛羊而想到自己，終于“不忍其觳觫”而“遠于庖廚”，“除秦苛法”的漢代也有過“除肉刑”的壯舉，但它作為一種制度受譴責而廢止，離現在可非常近。比如福柯講車裂達米安，那種撕筋裂肉、死去活來的場面，二百年前在歐洲還是家常便飯。

　　前不久，我在賽克勒/弗利爾美術館做研究，曾從該館收藏的《The BishOp Papers》看到一批清末行刑場面的照片，其中有潑婦罵人所謂“挨千刀”的“凌遲”(當時典守檔案的Colleen Hennessey女士還以為我是無意翻到，竟連聲道歉，說不該讓我看到“這些令人難過的場面”)。這種技術性極高(寸割而不死)，表演性極強(萬人爭睹)的酷刑，其廢止已到一九○五年(而且據說還是沾了“友邦不悅”的光)，距今更不過八十多年。可見人類的進化是多么慢。

　　對現代社會的“井然有序”和“富于人道”，福柯并不認為是道德改善和知識進步的結果。在他看來，人類懂得“誅心”的妙用，學會用“規訓”來制服人的肉體和靈魂，變得“文明”起來，乃是權力機制自身的演變。

　　酷刑既緣于暴政和叛亂互為因果，則其廢止亦必在于雙方的“撤火”，即“犯罪的暴烈程度減弱了，懲罰也不那么激烈”(《規》73頁)，以及隨著經濟活動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犯罪形式開始由流血型更多轉向詐騙型等等。

　　在福柯的書中，他所談的社會組織多是些可即小見大的局部組織，如軍隊、監獄、工廠、學校、醫院、修道院。它們雖分工不同，但機制相似，功能互補，有如犄角鉤連、頭尾相救的陣圖，是一種很大的網絡。

　　第一，它們都有社會排斥的機制，即把一切為保障社會的高速發展而甩下來，不能消化、不能處理，因而有礙“文明”秩序和“理性”觀瞻的東西(如貧窮、犯罪、不發展和各種廢料等等)，拋棄于“秩序”之外，任其自生自滅；或隔離于“秩序”之內(當然是藏掖遮蓋于某種角落)，眼不見為凈。精神病院是其象征。

　　第二，它們都有一整套強化訓練的機制，可以像馴化犬馬，或我們中國人養金魚那樣，一代代培育其遺傳性征，最后都讓你分不清哪是它真正的“天性”。這種訓練是無所不在的(到哪兒都不能“缺乏組織觀念”)，足以保證按社會需要預先訂制和合理配置他們，并把一切不合格的“廢品”重新“回爐”。監獄是其象征。

　　在現代社會，“現代化”是個最多歧見也最多共識的話題。盡管由于階級、種族和宗教的沖突(或窮人反對富人，窮國反對富國)，對立雙方總是劍拔弩張，但“現代化”對誰都是個“香餑餑”。特別是其技術化的特征，更是“擋不住的誘惑”。

　　讀福柯的書，我老想起黃仁宇先生的近著《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和他的其他幾本書。黃先生有兩句口頭禪，一句是“長程的合理性”，一句是“千軍萬馬，從數字上去管理”。

　　前一句是講觀察歷史的方法。他認為道德義憤和意識形態只會扭曲史實而無助其評價，歷史上的許多“你死我活”，如果放寬眼界去看，滲上幾百年，死上幾代人，一旦超出當事者的“恩恩怨怨”，真相必落于“兩造”之外。后一句是刻畫“現代化”的特征，強調各種社會、經濟和政治組織的充分發育和規范化，上下貫通和成龍配套，從而形成“超越國際的技術性格”。

　　讀福柯的書，我們也會發現黃先生講的那種“千軍萬馬，從數字上去管理”，而且也一樣可以領略到它的“技術性格”。甚至我還有一種感覺，它的許多技術設計，恐怕都不僅僅是屬于“現代”的。

　　在福柯的書中，作者雖然講的是同一歷史現象，但他和黃先生的立意可大不相同。他所關心的已不是用“技術設計”來超越“意識形態”，而是對這種“設計”本身持否定態度。

　　他把現代社會的“理性設計”(即“社會秩序、肉體和道德的約束，群體的無形壓力以及從眾的要求”)稱為一種“龐大的靜止結構”，它“使歷史陷入既得以成立又受譴責的悲劇范疇的地方”(《瘋》前言)，并說“我們都意識到監獄的各種弊病，知道當它無效時是很危險的。但是人們無法‘想象’如何來取代它，它是一種令人厭惡的解決辦法，但是人們似乎又不能沒有它。”(《規》232頁)

　　“長程的合理性”在這里變成了“長程的不合理性”。

　　“現代化”在現代的“有效”和“有限”都是不爭的事實。一方面，它既然植根于標準化、格式化、數量化這類機制，當然也就可以自動復制，自動擴展，也許會在某一天早上，真把這個世界弄得“一球樣”(美國在這方面最典型)。

　　但另一方面，這個世界對“現代化”也并非逆來順受，一直有激烈反抗，盡管它反而加強和完善了這個“現代化”，使之產生“抗體”，增強了它的“免疫力”——權力機制都有這種功能，古代農民起義有類似經驗。畢竟還留下了許多“化外的蠻荒”，“死角”和“漏洞”，各種“非正式制度”，可憐的“印第安保留地”和人文傳統的頑固壁壘，既讓它的設計者感到遠未臻于完善，也叫登臨廢墟的懷古者感到“永久的失落”。

　　人與命運的抗爭曾是希臘悲劇的主題。在現代思想史上，“實體”與“自我意識”，“人”(馬克思稱為“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與“唯一者”，“本質”與“存在”，還有現在時髦的“結構”和“解構”，到處也都有這種“強大”和“弱小”的對立。

　　福柯采用十八世紀的本來說法，把它們稱為“理性”和“非理性”。從福柯的“發明史”我們可以發現，他所碰到的難題是一種固有的矛盾，即一切社會機制的有效性都離不開“拿人不當人”(所以個人對它的配合也就在于“別拿我當人”)。但是正如書中引用米哈伊爾大公閱兵時所說的話：“很好，只是他們還在呼吸”(《規》188頁)，美中不足的是：人畢竟不是東西。

　　在“理性”和“非理性”的關系上，福柯并沒有打算用“非理性”去取代“理性”(以卵擊石)，也沒有打算用“理性”本身去克服“理性”(以毒攻毒)。他沒有為我們提供任何“可行性方案”，而只是提出了一種反叛世俗的理解，即專為一切“不正常”打抱不平，公開宣稱“理性”乃是“另一種形式的瘋癲”，而“非理性”才是前者的“真理”(瘋子先于瘋人院，罪犯先于監獄，后者是為了對付前者才發明，見《瘋》前言)。

　　福柯為“非理性”的抗辯并非是在鼓勵大家抽瘋，而只是表達了他對資本主義“現代化”從根子(十八世紀理性)上的懷疑，表達了他自甘被這種“理性”視為譫妄和狂放。

　　福柯對“現代化”的揭露是屬于“遺傳機制”的揭露(把“權力”的“話語結構”當DNA)。也許正是由于他的“求之過深”，它留給讀者的將是一種“無所逃死”的失望。人們可能會說福柯太悲觀，但他的“無可奈何”卻并非西西弗的滾石或吳剛伐樹。它更像銜木石以填滄海的精衛，“徒勞”之中也令你驚嘆其悲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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