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div>

　　

 

　　盧卡奇（Georg Lukács，1885-1971）1885年4月13日生于布達佩斯。盧卡奇作為哲學家、文學批評家和匈牙利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1919年到1929年間）之一，是多產的作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是匈牙利“星期日俱樂部”的知識領袖。1917年和朋友們組織“精神科學自由學派”。大戰的最后一年，全心全意地接受馬克思主義觀點，并于1918年12月參加共產黨。在1919年匈牙利公社的幾個月中擔任教育和文化部長（“人民委員”），公社崩潰后逃離匈牙利；在奧、德和俄國過了若干年僑居生活后，于1945年回到匈牙利，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擔任布達佩斯大學美學系主任。他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活動表現為5個階段。

　?。?）1919—1929年。作為匈牙利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大量參與日常政治斗爭，并不斷地遭到貝拉·庫恩和他在第三國際的朋友們的攻擊。其頂點是寫于1928年的《勃魯姆提綱》，被第三國際指責為“半社會民主黨的取消主義的理論”。主要理論創作：《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年）、《列寧：對他思想的統一性的研究》（1924年）、《政治論文集》（1919—1929）》。

　?。?）1930—1945年。宣告放棄積極的政治活動之后，盧卡奇主要寫了文學批評的論文和兩本大部頭的理論著作：《歷史小說》（1937年）、《青年黑格爾》（1938年）。1941年被短期監禁，后在季米特洛夫的干預下被釋放 。

　?。?）1945—1949年?；氐叫傺览?，大量參與文化政治活動，發表了許多文學論文和通俗的哲學文章，創立并在學術上主宰了文化月刊《論壇》。1949年，受到黨的理論家盧達斯、哈福特和里法的粗暴攻擊。這些攻擊表明了匈牙利文化和政治上的完全斯大林化。盧卡奇被迫退回到哲學研究上去。

　　（4）1950—1956年。主要完成兩部綜合性著作：《理性的毀滅》和《特殊性：一個美學范疇》。1956年10月在依姆雷·納吉的短命政府中任文化部長。起義被鎮壓后，他同納吉政府的其他成員被驅逐到羅馬尼亞，1957年夏回到布達佩斯。

　　（5）1957—1971年。完成了兩部大型綜合性著作：論美學的著作（《美學的特殊性質》，1962年），論社會本體論的著作（《社會存在的本體論》，1971年） 。

　　在美學上，盧卡奇從強烈的反現代主義立場出發寫了許多闡述馬克思主義現實主義理論的著作，還創立了一種關于藝術和文學理論的最根本的、最綜合性的命題。在哲學上，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人物，他堅定地擁護辯證法主張，反對形形色色的非理性主義、機械唯物主義和教條主義。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中，他詳盡闡述了異化和物化的理論，這一闡述出現在馬克思那部論述這一問題的早期著作發表之前。在他活動的最后幾年中，他還創立了不朽的、但還幾乎沒被人理解的社會本體論。在社會學上，他關于階級意識的理論對“知識社會學”和法蘭克福學派及更現代的理論，都產生過極大沖擊和極強烈的影響。在政治學上，他最先被人記得的就是他關于組織問題的思想，他是最初擁護“人民陣線”和以群眾在政治上參與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的人物之一。

　　物化和無產階級意識

　　Die Verdinglichung und das Bewußtsein des Proletariats

　　“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馬克思描述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并揭示其基本性質的兩部偉大成熟著作，都從分析商品開始，這決非偶然。因為在人類的這一發展階段上，沒有一個問題不最終追溯到商品這個問題，沒有一個問題的解答不能在商品結構之謎的解答中找到。當然，只有當這個問題的提法達到馬克思的分析所具有的那種廣度和深度時，只有當商品問題不是僅僅表現為個別的問題，也不是僅僅表現為按專門科學理解的經濟學的核心問題，而是表現為資本主義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核心的、結構的問題時，它才可能達到這種普遍性。因為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能在商品關系的結構中發現資本主義社會一切對象性形式和與此相適應的一切主體性形式的原形。

　　

Ⅰ．物化現象 I. Das Phänomen der Verdinglichung

 

　　

1

 

　　商品結構的本質已被多次強調指出過。它的基礎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獲得物的性質，并從而獲得一種“幽靈般的對象性”，這種對象性以其嚴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Eigengesetzlichkeit）掩蓋著它的基本本質、即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所有痕跡。這個問題的提法對經濟學本身多么重要，拋棄這個方法上的出發點對庸俗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觀點來說導致了何種后果，不屬本文討論的范圍。這里只打算以馬克思經濟學的分析為前提，探討一下從一方面作為對象性形式、另一方面又作為與之相適應的主觀態度的商品拜物教性質中產生出來的那些基本問題。只有理解了這些，我們才能看清資本主義及其滅亡的意識形態問題。

　　但是，在論述這個問題本身之前，我們必須明白，商品拜物教問題是我們這個時代、即現代資本主義的一個特有的問題。眾所周知，商品交換和與此相適應的主觀的和客觀的商品關系在社會很原始的發展階段上就已經有了。然而，這里重要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商品交換及其結構性后果在多大程度上能影響整個外部的和內部的社會生活？因此，商品交換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個社會進行物質代謝的支配形式的問題，不能——按照在占支配地位的商品形式影響下已經被物化的現代思維習慣——簡單地作為量的問題來對待。更確切地說，一個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對所有生活形式都有決定性影響的社會和一個商品形式只是短暫出現的社會之間的區別是一種質的區別。因為有關社會的所有主觀現象和客觀現象都按照這種區別獲得質上不同的對象性形式。馬克思很明確地強調了原始社會商品形式的這種短暫性質：“直接的物物交換這個交換過程的原始形式，與其說表示商品開始轉化為貨幣，不如說表示使用價值開始轉化為商品。交換價值還沒有取得獨立的形式，它還直接和使用價值結合在一起。這表現在兩方面。生產本身，就它的整個結構來說，是為了使用價值，而不是為了交換價值，因此，在這里，只有當使用價值超過消費需要量時，它才不再是使用價值而變成交換手段，變成商品。另一方面，使用價值盡管兩極分化了，但只是在直接使用價值的界限之內變成商品，因此，商品所有者交換的商品必須對雙方是使用價值，而每一商品必須對它的非所有者是使用價值。實際上，商品交換過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內部出現的，而是在它的盡頭，在它的邊界上，在它和其他公社接觸的少數地點出現的。這里開始了物物交換，由此浸入公社內部，對它起著瓦解作用。”[1]關于浸入內部的商品交換具有瓦解作用的上述論斷，十分清楚地指出了由于商品的支配地位而產生的質變。但是，即使商品交換對社會內部結構有這種影響，也不足以使商品形式成為社會的基本形式。為要做到這一點，正如上面所強調的，商品形式必須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按照自己的形象來改造這些方面，而且不只是同不依賴于它、旨在生產使用價值的過程建立表面上的聯系。然而，作為人們的社會物質代謝的許多形式之一的商品和作為社會構造的普遍形式的商品之間的質的區別不僅表現在，作為個別現象的商品關系至多對社會的結構和劃分產生否定性的影響，而且這種區別反過來也影響范疇本身的性質和有效性。即使就本身來看，商品形式作為普遍形式所顯示出來的形象也不同于它作為局部的、個別的、不占支配地位的現象所顯示出來的形象。這里轉變的界限即使不易分清，但也不允許掩蓋決定性區別的質的性質。作為不占支配地位的商品交換的特征，馬克思這樣強調過：“產品進行交換的數量比例，起初完全是偶然的。它們之所以取得商品的形式，是因為它們是可以交換的東西，也就是說，是同一個第三者的表現。繼續不斷的交換和比較經常的為交換而進行的再生產，日益消除這種偶然性。但是，這首先不是為了生產者和消費者，而是為了二者之間的中介人，即把貨幣價格加以比較并把差額裝入腰包的商人。商人是通過他的運動本身來確立等價的。商業資本起初只是不受它支配的兩極之間、并非由它創造的兩個前提之間的中介運動。”[2]而商品形式向整個社會的真正統治形式的這種發展只有在現代資本主義中才出現了。因此，毫不奇怪，在資本主義發展開始之時，經濟關系的人的性質有時看得還相當清楚，但是，這一發展越繼續進行，產生的形式越錯綜復雜和越間接，人們就越少而且越難于看清這層物化的面紗。按照馬克思的看法，事情是這樣的：“在以前的各種社會形態下，這種經濟上的神秘化主要只同貨幣和生息資本有關。按照事物的性質來說，這種神秘化在下述場合是被排除的：第一，生產主要是為了使用價值，為了本人的直接需要；第二，例如在古代和中世紀，奴隸制或農奴制形成社會生產的廣闊基礎，在那里，生產條件對生產者的統治，已經為統治和從屬的關系所掩蓋，這種關系表現為并且顯然是生產過程的直接動力。”[3]

　　商品只有在成為整個社會存在的普遍范疇時，才能按其沒有被歪曲的本質被理解。只有在這一聯系中，由于商品關系而產生的物化才對社會的客觀發展和人對社會的態度有決定性的意義，對人的意識屈從于這種物化所表現的形式，對試圖理解這一過程或反抗這一過程的災難性后果，對試圖從這樣產生的“第二自然”的這種奴役里解放出來，也有決定性的意義。馬克思對物化的基本現象作了如下描述：“可見，商品形式的奧秘不過在于：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系反映成存在于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由于這種轉換，勞動產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或社會的物。……這只是人們自己的一定的社會關系，但它在人們面前采取了物與物的關系的虛幻形式。”[4]

　　從這一結構性的基本事實里可以首先把握住，由于這一事實，人自己的活動，人自己的勞動，作為某種客觀的東西，某種不依賴于人的東西，某種通過異于人的自律性來控制人的東西，同人相對立。更確切地說，這種情況既發生在客觀方面，也發生在主觀方面。在客觀方面是產生出一個由現成的物以及物與物之間關系構成的世界（即商品及其在市場上的運動的世界），它的規律雖然逐漸被人們所認識，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還是作為無法制服的、由自身發生作用的力量同人們相對立。因此，雖然個人能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對這種規律的認識，但他也不可能通過自己的活動改變現實過程本身。在主觀方面——在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地方——，人的活動同人本身相對立地被客體化，變成一種商品，這種商品服從社會的自然規律的異于人的客觀性，它正如變為商品的任何消費品一樣，必然不依賴于人而進行自己的運動。馬克思說：“因此，資本主義時代的特點是，對工人本身來說，勞動力是歸他所有的一種商品的形式……另一方面，正是從這時起，勞動產品的商品形式才普遍起來。”[5]

　　因此，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在主觀方面和客觀方面都制約著在商品中對象化的人類勞動的抽象。（另一方面，它的歷史可能性又受這一抽象過程的實際進行所制約。）在客觀方面，只是由于質上不同的對象——就它們自然首先獲得自己作為商品的對象性這一方面而言——被理解為形式相同的，商品形式作為相同性的形式、即質上不同的對象的可交換性形式才是可能的。在這方面，質上不同的對象的形式相同性原則只能依據它們作為抽象的（即形式相同的）人類勞動的產物的本質來創立。在主觀方面，抽象人類勞動的這種形式相同性不僅是商品關系中各種不同對象所歸結為的共同因素，而且成為支配商品實際生產過程的現實原則。當然，在這里粗略地描述這一過程，即現代勞動過程、個別“自由”工人、分工等等的形成，不可能是我們的意圖。在這里只要確定，抽象的、相同的、可比較的勞動，即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可以越來越精確測量的勞動，同時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的產物和前提的資本主義分工的勞動，只是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才產生的；因此，它只是在這種發展的過程中才成為一個這樣的社會范疇，這個社會范疇對這樣形成的社會的客體和主體的對象性形式，對主體同自然界關系的對象性形式，對人相互之間在這種社會中可能有的關系的對象性形式，有決定性的影響。[6]如果我們縱觀勞動過程從手工業經過協作、手工工場到機器工業的發展所走過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斷增加，工人的質的特性、即人的—個體的特性越來越被消除。一方面，勞動過程越來越被分解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以至于工人同作為整體的產品的聯系被切斷，他的工作也被簡化為一種機械性重復的專門職能。另一方面，在這種合理化中，而且也由于這種合理化，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即合理計算的基礎，最初是作為僅僅從經驗上可把握的、平均的勞動時間，后來是由于勞動過程的機械化和合理化越來越加強而作為可以按客觀計算的勞動定額（它以現成的和獨立的客觀性同工人相對立），都被提出來了。隨著對勞動過程的現代“心理”分析（泰勒制），這種合理的機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靈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個人格相分離，同這種人格相對立地被客體化，以便能夠被結合到合理的專門系統里去，并在這里歸入計算的概念。[7]

　　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在這里起作用的原則：根據計算、即可計算性來加以調節的合理化的原則。在經濟過程的主體和客體方面發生的決定性的變化如下：第一，勞動過程的可計算性要求破壞產品本身的有機的、不合理的、始終由質所決定的統一。在對所有應達到的結果作越來越精確的預先計算這種意義上，只有通過把任何一個整體最準確地分解成它的各個組成部分，通過研究它們生產的特殊局部規律，合理化才是可以達到的。因此，它必須同根據傳統勞動經驗對整個產品進行有機生產的方式決裂：沒有專門化，合理化是不可思議的。[8]統一的產品不再是勞動過程的對象。這一過程變成合理化的局部系統的客觀組合，這些局部系統的統一性純粹是由計算決定的，因而，它們相互之間的聯系必定顯得是偶然的。對勞動過程的合理—計算的分析，消除了相互聯系起來的和在產品中結合成統一體的各種局部操作的有機必然性。作為商品的產品的統一體不再同作為使用價值的產品統一體相一致：在社會徹底資本主義化的情況下，前一種統一體產生的各種局部操作在技術上的獨立化，也在經濟上表現為各種局部操作的獨立化，表現為某一產品在其生產的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商品性質越來越具有相對性。[9]在這方面，由于有可能在空間和時間等方面把使用價值的生產分割開來，同時也就經常發生重新與完全不同質的使用價值相聯系的局部操作在空間和時間等方面銜接起來的情況。

　　第二，生產的客體被分成許多部分這種情況，必然意味著它的主體也被分成許多部分。由于勞動過程的合理化，工人的人的性質和特點與這些抽象的局部規律按照預先合理的估計起作用相對立，越來越表現為只是錯誤的源泉。人無論在客觀上還是在他對勞動過程的態度上都不表現為是這個過程的真正的主人，而是作為機械化的一部分被結合到某一機械系統里去。他發現這一機械系統是現成的、完全不依賴于他而運行的，他不管愿意與否必須服從于它的規律。[10]

　　隨著勞動過程越來越合理化和機械化，工人的活動越來越多地失去自己的主動性，變成一種直觀的態度，從而越來越失去意志。[11]面對不依賴于意識的、不可能受人的活動影響而產生的、即作為現代的系統而表現出來的一個機械—有規律的過程，直觀態度也改變人對世界的直接態度的各種基本范疇：這種態度把空間和時間看成是共同的東西，把時間降到空間的水平上。馬克思說：“由于人隸屬于機器”，形成這樣一種狀況，即“勞動把人置于次要地位；鐘擺成了兩個工人相對活動的精確的尺度，就像它是兩個機車的速度的尺度一樣。所以不應該說，某人的一個工時和另一個人的工時是等值的，更確切地說法是，某人在這一小時中和那個人在同一小時中是等值的。時間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過是時間的體現?，F在已經不用再談質量了。只有數量決定一切：時對時，天對天……”[12]這樣，時間就失去了它的質的、可變的、流動的性質：它凝固成一個精確劃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測定的、由在量上可測定的一些“物”（工人的物化的、機械地客體化的、同人的整個人格完全分離開的“成果”）充滿的連續統一體，即凝固成一個空間。[13]在這種抽象的、可以準確測定的、變成物理空間的時間里（它作為環境，同時既是科學—機械地被分割開的和專門化的勞動客體生產的前提，又是它的結果），勞動主體也必然相應地被合理地分割開來。一方面，他們的機械化的局部勞動，即他們的勞動力同其整個人格相對立的客體化（它已通過這種作為商品的勞動力的出賣而得以實現）變成持續的和難以克服的日常現實，以致于人格在這里也只能作為旁觀者，無所作為地看著他自己的現存在成為孤立的分子，被加到異己的系統中去。另一方面，生產過程被機械地分成各個部分，也切斷了那些在生產是“有機”時把勞動的各種個別主體結合成一個共同體的聯系。在這一方面，生產的機械化也把他們變成了一些孤立的原子，他們不再直接—有機地通過他們的勞動成果屬于一個整體，相反，他們的聯系越來越僅僅由他們所結合進去的機械過程的抽象規律來中介。

　　但是，如果工廠的內部組織形式沒有集中地表現出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那么這種組織形式要起到上述作用——即使在工廠內部——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前資本主義社會里，也有極端嚴重的壓迫，蔑視任何人類尊嚴的剝削；即使使用機械的、形式相同的勞動進行大生產，如埃及和小亞細亞的運河挖掘，羅馬的礦山開發等等，也有這種情況。[14]但是，那時的大工程一方面決不可能變成合理機械化的勞動，另一方面在一個從事不同的（自然地）生產和與此相適應地進行生活的社會內，這種大工程仍然是一些孤立的現象。所以，按此方式受剝削的奴隸處在當時所認為的“人類”社會之外。他們的同時代人，甚至最偉大和最崇高的思想家們似乎也不能把他們的命運看成是人類的命運，即人的命運。隨著商品范疇的普遍化，這種情況徹底地發生了質變。工人的命運成為整個社會的普遍命運；這種命運的普遍性的確是工廠勞動過程在這個方向上發展的前提。因為只有當“自由的”工人產生了，他能夠把他的勞動力作為“屬于”他的商品，作為他“擁有”的物自由地放到市場上出賣時，勞動過程的合理機械化才是可能的。只要這一過程才處于形成中，雖然對剩余勞動榨取的手段比后來更發達的階段更明顯、殘酷一些，但是，勞動本身的物化過程，從而工人意識的物化過程的進展程度則差得多。在這一方面絕對必要的是，社會整個需要的滿足要義商品交換的形式來進行。生產者同其生產資料的分離，所有自然生產單位的解體和破壞等等，現代資本主義產生的所有經濟—社會前提，都在促使以合理物化的關系取代更明顯展示出人的關系的自然關系。關于前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說過：“人們在勞動中的社會關系始終表現為他們本身之間的個人的關系，而沒有披上物之間即勞動產品之間的社會關系的外衣。”[15]然而這一點就意味著，合理機械化的和可計算性的原則必須遍及生活的全部表現形式。滿足需要的各種物品不再表現為某一共同體（例如在一個鄉村公社里）的有機生活過程的產品，而是一方面表現為抽象的類樣品（它原則上不同于它的類的其他樣品），另一方面表現為孤立的客體（擁有或不擁有它取決于合理的計算）。只有在整個社會生活按此方式細分為孤立的商品交換行動時，“自由的”工人才能產生出來；同時，他的命運也必須成為整個社會的典型的命運。

　　當然，這樣產生的孤立化和原子化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在市場上的商品運動，它的價值的形成，一句話，每一個合理計算的現實回旋余地不僅服從于嚴格的規律，而且要假定所有發生的事情都有一種嚴格的規律性作為計算的基礎。因此，個人的原子化只是以下事實在意識上的反映：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遍及社會生活的所有表現；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使整個社會（至少按照趨勢）隸屬于一個統一的經濟過程；社會所有成員的命運都由一些統一的規律來決定。（然而，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有機統一體卻相互完全獨立地進行它們的物質代謝。）但是，這種表面現象是一種必然的表面現象；也就是說，個人在實踐中和思想上同社會的直接接觸，生活的直接的生產和再生產——在這方面，對于個人來說，所有“物”的商品結構和它們的“自然規律性”，卻是某種現成碰到的東西，某種不可取消自己的已有之物——只能以孤立的商品所有者之間合理的和孤立的交換行動這種形式來進行。如已強調過的那樣，工人必須作為他的勞動力的“所有者”把自己想象為商品。他的特殊地位在于，這種勞動力是他唯一的所有物。就他的命運而言，對于整個社會結構有典型意義的是，這種自我客體化，即人的功能變為商品這一事實，最確切地揭示了商品關系已經非人化和正在非人化的性質。

　　

2

 

　　這種合理的客體化首先掩蓋了一切物的——質的和物質的——直接物性。當各種使用價值都毫無例外地表現為商品時，它們就獲得一種新的客觀性，即一種新的物性——它僅僅在它們偶然進行交換的時代才不具有，它消滅了它們原來的、真正的物性。馬克思說：“私有財產不僅使人的個性異化，而且也使物的個性異化。土地與地租沒有任何共同之處，機器與利潤沒有共同之處。對于土地占有者來說，土地只有地租的意義，他把他的土地出租，并收取租金；土地可以失去這一特性，但并不失去它的任何內部固有的特性，不失去例如任何一點肥力；這一特性的程度以至它的存在，都取決于社會關系，而這些社會關系都是不依賴于個別土地占有者的作用而產生和消滅的，機器也是如此。”[16]因此，如果連人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直接面對的個別對象也由于其商品性質而在自己的對象性中變了形，那么人在自己的社會活動中同各種對象（作為生活過程的客體）促成的各種關系越得到調解，上述過程必定越明顯得多地得到加強。顯然，在這里不可能分析資本主義的整個經濟結構。確認下面一點必定就夠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根據自己的需要改變生產關系，而且也改變那些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孤立地、同生產相分離地存在著的原始資本主義形式，使它們適應現代資本主義的整個系統，把它們變成使整個社會從現在起徹底資本主義化的統一過程的一些環節。（商業資本，貨幣作為財富或貨幣資本起作用等等。）資本的這些形式雖然都客觀地從屬于資本真正的生命過程，從屬于生產中相對剩余價值的榨取，因此只能根據工業資本主義的本質來理解，但是，它們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人的意識中則表現為資本純粹的、真正的、非偽造的形式。正因為在這些形式中，在直接商品關系中隱藏的人們相互之間以及人們同滿足自己現實需要的真正客體之間的關系逐漸消失得無法覺察和無法辨認了，所以這些關系必然成為物化意識的社會存在的真正代表。這時，商品的商品性質，即抽象的、量的可計算性形式表現在這種性質最純粹的形態中：因此，在物化的意識看來，這種可計算性的形式必然成為這種商品性質真正直接性的表現形式，這種商品性質——作為物化的意識——也根本不力求超出這種形式之外；相反，它力求通過“科學地加強”這里可理解的規律性來堅持這種表現形式，并使之永久化。正像資本主義制度不斷地在更高的階段上從經濟方面生產和再生產自身一樣，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物化結構越來越深入地、注定地、決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識里。馬克思經常十分透徹地描述物化的這種加劇過程。在這里只舉一個例子：“因此，在生息資本上，這個自動的拜物教，即自行增殖的價值，會生出貨幣的貨幣，就純粹地表現出來了，并且在這個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跡了。社會關系最終成為一種物即貨幣同它自身的關系。這里顯示的，不是貨幣實際轉化為資本，而只是這種轉化的沒有內容的形式。……創造價值，提供利息，成了貨幣的屬性，就像梨樹的屬性是結梨一樣。貸款人也是把他的貨幣作為這種可以生息的東西來出售的。但這遠不是事情的全部。我們說過，甚至實際執行職能的資本也會這樣表現，好像它并不是作為執行職能的資本，而是作為資本自身，作為貨幣資本而提供利息。下面這一點也是顛倒的：盡管利息只是利潤即執行職能的資本家從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現在它卻反過來表現為資本的真正果實，表現為某種本原的東西，而現在轉化為企業主收入形式的利潤，卻表現為只是在再生產過程中附加進來、增添進來的東西。在這里，資本的拜物教形態和資本拜物教的觀念已經完成。在G—G′上，我們看到了資本的沒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產關系的最高度的顛倒和物化：生息的形態，資本的簡單形態，在這種形態中資本是它本身再生產過程的前提；貨幣或商品獨立于再生產之外而具有增殖本身價值的能力，——資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明顯的形式。對于要把資本說成是價值和價值創造的獨立源泉的庸俗經濟學來說，這個形式自然是它求之不得的。在這個形式上，利潤的源泉再也看不出來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結果也離開過程本身而取得了獨立的存在。”[17]

　　正像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始終停留在這種它自己創造的直接性之中一樣，資產階級想要意識到物化意識形態的現象，結果也是如此。有些思想家決不想否認或搗亂這種現象，他們或多或少明白這種現象的毀壞人性的作用，但是連他們也始終停留在分析物化的直接性上面，從不試圖從各種客觀上最后派生出來、最遠離資本主義真正生命過程的形式，即從最表面化的和最空洞的形式深入到物化的根本現象。他們甚至使這些空洞的表現形式脫離它們的資本主義的自然基礎，使它們作為一般人類關系諸種可能性中一種不受時間限制的類型獨立出來，并使之永久化。（這種傾向最明顯地表現在西美爾所寫的細節十分有趣和感覺敏銳的著作《貨幣哲學》里。）他們提供的僅僅是描寫這個“著了魔的、顛倒的、倒立著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資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為社會的人物，同時又直接作為單純的物，在興妖作怪。”[18]但是，他們并沒有因此而超出單純的描寫，他們對這個問題的“深化”，就是圍繞著物化的外部表現形式兜圈子。

　　物化現象同它們存在的經濟基礎、同它們的真正可理解性的基礎的這種分離，由于下面這種情況而變得較為容易：要使資本主義生產完全產生效果的前提成為現實，這種變化過程就必須遍及社會生活的所有表現形式。這樣，資本主義的發展就創造了一種同它的需要相適應的、在結構上適合于它的結構的法律、一種相應的國家等等。這種結構上的相似性確實如此之大，以致于現代資本主義的所有真正心明眼亮的歷史學家都一定會察覺它。例如，馬克斯·韋伯就對這種發展的基本原則作了如下描述：“寧可說，二者在基本本質上是完全一樣的。從社會科學上看，一個‘企業’就是現代的國家，像一個工廠一樣：這正是它在歷史上特有的東西。而企業內部的統治關系，也處處是一樣限定的。手工業者或家庭手工業者、有良田沃土的農民、封地所有者、騎士和諸侯的相對獨立性建立在以下事實的基礎上：他們自己擁有工具、儲備、資金和武器。借助這些東西，他們行使自己的經濟、政治和軍事的職能。當這種職能完成時，他們就靠上述那些東西為生。像他們一樣，工人、職員、技術員、科教人員以及國家官員和士兵的不同程度的依賴性也有一個完全穩定的基礎：那些為企業和經濟生活所必需的工具、儲備和資金，在一種情況下掌握在企業家手里，在另一種情況下則掌握在政治家手里。”[19]對于這種描述，他還十分正確地補充了關于這種現象的原因和社會意義的分析：“現代資本主義企業在內部首先建立在計算的基礎上。為了它的生存，它需要一種法律機構和管理系統，它們的職能至少在原則上能夠根據固定的一般規則被合理地計算出來，像人們計算某一架機器大概可能的功率一樣。它不能……根據個別案件中法官的公正感覺或根據其他一些不合理的法律手段和原則來容忍判決，也不能根據自由的任性和仁慈以及其他神圣不可侵犯的、然而是不合理的傳統，來容忍執行家長制的管理。……同資本主義營利的那些古老形式相反，現代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是：在合理技術基礎上的嚴格合理的勞動組織，沒有一個地方是在這種結構不合理的國家制度內產生的，而且也決不可能在那里產生。因為這些現代企業形式由于有固定資本和精確的計算而對法律和管理的不合理性是極為敏感的。它們只有在這樣的地方才能產生出來，在這里，法官像在具有合理法律的官僚國家中那樣或多或少是一架法律條款自動機，人們在這架機器上面投進去案卷，再放入必要的費用，它從下面就吐出或多或少具有令人信服理由的判決：因此，法官行使職責至少大體上是可以計算出來的。”

　　在這里進行的過程，在它的動機和效果方面都同上面提到的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即使在這里也正在破除經驗的、不合理的、依據傳統的判決、管理等方法——它們主觀上是為行動的人、客觀上是為具體的材料制定的。對生活的各種法律調節逐漸合理系統化。這種系統化至少按照趨勢提出一種同任何一種可能的和可想象的情況可相聯系的封閉系統。這種系統是否按照純邏輯的方法、即按照法律條款（法律解釋）的方法在內部結合在一起，法官的實踐是否一定堵塞住法律的“漏洞”，這對于我們力求認識現代法律對象性的這種結構來說，沒有任何不同。因為在這兩種情況下，法律系統的本質就形式的普遍性而言可能涉及到生活的任何一種可能的事件，而就可能涉及到的東西來說，它是可預見的、可計算的。即使與這種發展大致相同的、然而在現代意義上卻是前資本主義的法律發展，即羅馬法，在這方面也始終受到經驗、具體事物、傳統的限制。純系統的范疇只有在現代的發展中才能產生出來，而只有通過純系統的范疇，法律調節的普遍性才能立即擴大到一切領域。[20]顯而易見，要求系統化，要求拋棄經驗、傳統、材料限制，就是要求精確的計算。[21]另一方面，正是同一要求引起法律系統作為永遠完成的東西、準確確定的東西，也就是作為固定的系統同社會生活的個別事情相對立。但是，這僅僅引起重新制定法典：然而新系統必須在它的結構上保持舊系統的技巧和固定性。因此，就產生了表面上自相矛盾的實際情況：幾百年之久，有時甚至幾千年之久沒有變化的原始社會形式的“法律”，具有一種靈活的和不合理的、隨著每一次新的法律判決而更新自己的性質，而客觀上不斷和急劇改變的現代法律則顯示出一種固定的、靜止的和完善的本質。但是，如果考慮到這種自相矛盾的情況僅僅是從以下事實中產生的，即同一實際情況有時是從歷史學家的立場（他的立場在方法上是在發展本身之“外”）來考察的，有時是從一同經歷的主體的立場，即從有關社會制度對它的意識產生影響的立場來考察的，那么這種自相矛盾的情況就證明是假的。由于有了這種認識，同時也就會明白，傳統-經驗手工業同科學-合理工廠的對立也在其它方面一再表現出來：不斷變革的現代生產技術——在它起作用的任何一個個別階段上——作為固定的和完善的系統同個別生產者相對立，而客觀上相對穩定的傳統手工業生產則在個別生產者的意識中保持著一種靈活的、不斷更新的、由生產者來生產的性質。因此，在這里也清楚地表現出資本主義主體行為的直觀性質。因為合理計算的本質最終是——不依賴于個人的“任性”——以認識到和計算出一定事情的必然的-有規律的過程為基礎的。因此，人的行為僅限于對這種過程成功的可能性作出正確的計算（他發現這種過程的“規律”是現成的），僅限于通過使用保護裝置、采取預防措施等等（它們也以對相似“規律”的認識和運用為依據）來靈活地避免發生干擾性的“偶然事件”；人們經常甚至停留在這樣一些“規律”可能發生作用的概率計算上面，而不企圖通過運用其他“規律”來干預過程本身（如保險事業等等）。越深入和越獨立地從資產階級關于資本主義時代代表人物“創造性”的傳說出發來考察這種情況，工人對待機器的行為（他操作和觀察機器，他注視地監視機器的正常運轉）在結構上的類似，越清楚地在任何一個這樣的行為中顯露出來。這種“創造性”只是從“規律”的運用在何種程度上是相對立的還是純粹聽喝的這一點上才能看得出來。這就是說，取決于純直觀態度在何種程度上被否定。但是，工人必須這樣面對個別的機器，企業家必須這樣面對一定類型的機器發展，技術員必須這樣面對科學的狀況和它在技術上運用的有利可圖，使他們之間的區別只意味著量的差別，而不直接就是意識結構上的質的區別。

　　只有在這種聯系中，現代官僚統治的問題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官僚統治意味著使生活方式和勞動方式以及與此有關的還有意識，類似地適應于資本主義經濟的一般社會-經濟前提，像我們在談到個別企業中的工人時所確認的那樣。法律、國家、管理等等形式上的合理化，在客觀上和實際上意味著把所有的社會職能類似地分成它的各個組成部分，意味著類似地尋找這些準確相互分離開的局部系統合理的和正式的規律，與此相適應，在主觀上也意味著勞動同勞動者的個人能力和需要相分離產生意識上的類似結果，意味著產生合理的和非人性的類似分工，如我們在企業的技術-機器方面所看到的那樣。[22]這不僅是指下層官僚統治完全機械化、“無聊的”勞動方式——它非常接近單純的機器操作，甚至常常在無聊和單調劃一方面超過這種機器操作。而且這一方面是指，在客觀方面越來越強烈地按照正式和合理化的方式處理所有問題，從而越來越厲害地同官僚處理方式具有的“物”的質和物質本質相分離。另一方面這也是指，分工中片面的專門化越來越畸形發展，從而破壞了人的人類本性。馬克思關于工廠勞動的論斷是：“個人被分隔開，成了某一部分勞動的自動機器”，因而“被糟蹋得畸形怪狀”。這種分工要求的效率越高、越先進和越“理智”，這種情況就越明顯。工人的勞動力同他的個性相分離，它變成一種物，一種他在市場上出賣的對象，這種情況也在這里反復發生。區別僅僅在于，不是所有的精神能力都受到機械化的壓抑，而是只有一種能力（或一系列能力）被與整個人格分離開來，被與它相對立地客體化，變成一種物，一種商品。盡管社會培養這樣一些能力的手段不同于社會培養勞動力的手段，盡管這些手段在物質上和“道德上的”交換價值也不同于勞動力的交換價值（當然不要忘記有許多聯接環節和自動轉化），但基本現象仍然是一樣的。特殊類型的官僚主義的“真心誠意”和務實態度，個別官僚之必然完全服從于他所屬的物的關系系統，以為正是他的榮譽，他的責任感需要這樣一種完全的服從，[23]——所有這一切都表明，分工像在實行泰勒制時侵入“心靈領域”一樣，這里侵入了“倫理領域”。但是，對于整個社會來說，這并沒有削弱作為基本范疇的物化意識結構，而是加強了它。因為只要工人的命運還表現為孤立的命運（像古代奴隸那樣），統治階級的生活就能表現為完全不同的形式。只有資本主義才隨同實現整個社會的統一經濟結構，產生出一種——正式的——包括整個社會的統一的意識結構。而這種意識結構正好表現在，雇傭勞動中產生的各種意識問題以精致的、超凡脫俗的、然而正因此而更強烈的方式反復出現在統治階級那里。但是，專門化的“大師”，即他的客體化了的和對象化了的才能的出賣者，不僅成為社會事件的旁觀者（現代的管理和審判等等具有上面提到的工廠的本質特性，而不是手工業的本質特性，對此在這里不能作更多的概述），而且對他自己的、客體化了的和對象化了的能力所起的作用也采取直觀態度。這種結構在新聞界表現得最為怪誕，在那里，正是主體性本身，即知識、氣質、表達能力，變成了一架按自身規律運轉的抽象的機器，它既不依賴于“所有者”的人格，也不依賴于被處理的各種對象的客觀-具體的本質。新聞工作者們“沒有氣節”，出賣他們的信念和經驗，這些只有當作資本主義物化的極端表現才能被理解。[24]

　　因此，商品關系變為一種具有“幽靈般的對象性”的物，這不會停止在滿足需要的各種對象向商品的轉化上。它在人的整個意識上留下它的印記：他的特性和能力不再同人的有機統一相聯系，而是表現為人“占有”和“出賣”的一些“物”，像外部世界的各種不同對象一樣。根據自然規律，人們相互關系的任何形式，人使他的肉體和心靈的特性發揮作用的任何能力，越來越屈從于這種物化形式。就此而言，我們僅僅想一下婚姻吧！在這方面沒有必要指明19世紀的發展，因為康德以偉大思想家的樸實的憤世嫉俗的坦率態度清楚地說出了這種事實情況。他說：“性的共同體就是一個人和另一個人相互利用對方的性器官和能力……婚姻……就是異性的兩個人的結合，為了相互占有對方的性特性，達到傳種接代之目的”。[25]

　　但是，世界的這種表面上徹底的合理化，滲進了人的肉體和心靈的最深處，在它自己的合理性具有形式特性時達到了自己的極限。這就是說，生活的各個孤立方面的合理化，由此而產生的各種——形式上的——規律，雖然直接地和表面看來歸入一個有普遍“規律”的統一系統，但是，看不到這些規律的內容所依據的具體方面，就會使這種規律系統實際上顯得缺乏聯系，使局部系統的相互聯系顯得是偶然的，使這些局部系統相互之間表現出——比較——大的獨立性。這種缺乏聯系的情況十分明顯地表現在危機時期。從這種考察的立場來看，危機時期的本質恰恰在于，從一局部系統向另一局部系統轉變時，直接的連續性破裂了，而它們相互之間的獨立性，它們相互之間的偶然相關性，突然進入所有人的意識里。所以，恩格斯能夠把資本主義經濟的“自然規律”規定為偶然性的規律。[26]

　　但是，在仔細觀察時，危機的結構就僅僅表現為資產階級社會日常生活在量上的增加和越來越緊張。就在心不在焉的平日里，這種生活的自然規律性似乎牢固統一的一致會突然四分五裂。這種情況所以可能發生，僅僅是因為這種生活的各個組成部分（各個局部系統）的相互聯系即使在最正常起作用時也是偶然的，因此那種假象，即似乎整個社會生活都服從于一種“永恒的、鐵的”規律，而這種規律又區分為各個別領域的不同的特殊規律，必然顯出其假象的原形。更確切地說，社會的真正結構表現為各種獨立的、合理化的、形式上的局部規律，它們之間的聯系僅僅在形式上是必然的（也就是說，它們在形式上的聯系能在形式上被系統化），但是，從實際情況出發和具體地說，它們相互之間只有偶然的聯系。當我們作一些更確切的分析時，純經濟現象就顯示出這種聯系。因此，馬克思強調指出——但是，這里提到的情況只應有助于在方法上說明實際情況，而決不需要對問題的實質性研究提供一種膚淺的打算——：“直接剝削的條件和實現這種剝削的條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僅在時間和空間上是分開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開的。”[27]因此，“一方面，耗費在一種社會物品上的社會勞動的總量”和“另一方面，社會要求用這種物品來滿足的需要的規模之間，沒有任何必然的聯系，而只有偶然的聯系”。[28]當然，這只是舉出的幾個例子。顯然，資本主義生產的整個結構是以以下兩個方面的相互作用為基礎的：一方面，一切個別現象中存在著嚴格合乎規律的必然性；另一方面，總過程卻具有相對的不合理性。“工場手工業分工以資本家對人的絕對權威為前提，人只是資本家所占有的總機構的部分；社會分工則使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互相對立，他們不承認任何別的權威，只承認競爭的權威，只承認他們相互利益的壓力加在他們身上的強制。”[29]建立在私有經濟計算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合理化，在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都要求合乎規律的局部細節和偶然的整體有相互聯系；它以這樣一種社會結構為前提；它在對社會實行支配的情況下生產和再生產這種結構。在商品交換成了一種普遍現象的階段上，這一點已經在推測性計算的本質中、即在商品所有者的經濟活動方式中打下了基礎。當整個社會的確切的、合理的、合乎規律起作用的形態也同個別現象的合理性相符合時，不同商品所有者的競爭就不可能了。如果合理的計算有了可能，商品生產所有個別部分的規律就必然受商品所有者的完全控制。雖然利用的機會，“市場”的規律，在可計算即概率計算的意義上也必然是合理的，但是它們不會像各個個別現象那樣在同一種意義上由某種“規律”來支配，它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被合理地完全組織起來。當然，光這一點絕對排除不了有支配整體的某種“規律”。只是這種“規律”一方面必然是相互獨立的個別商品所有者獨立活動的“無意識的”產物，因此是相互作用的各種“偶然性”的規律，而不是真正合理組織的規律。然而另一方面，這種規律不僅能超脫個人的意志而起作用，而且它也決不是完全地和相應地可被認識的。因為對整體的完全認識，將使這種認識的主體獲得這樣一種壟斷地位，而這種壟斷地位就意味著揚棄資本主義的經濟。

　　但是，正是在這一難點上，這種不合理性，整體的這種——極難以解決的——“規律性”，即原則上和質上不同于局部規律的一種規律，不僅是資本主義經濟起作用的一種要求，一種前提，而且也是資本主義分工的產物。我們已經強調指出，這種分工破壞了任何一個有機統一的勞動過程和生活過程，把它分解成它的各種組成部分，以便讓在精神上和肉體上特別適合于這些組成部分的“專家”，以最合理的方式來完成這些合理的和人為分離開的局部職能。但是，各種局部職能的這種合理化和孤立化產生的必然結果是，它們中的任何一種職能都是獨立的，并傾向于自行負責、根據自己特長的邏輯、不依賴于社會其他局部職能（或它所歸屬的社會那一部分的職能）地使自己進一步改進。可以理解的是，這種傾向正在隨著不斷增加的和越來越合理化的分工而增長著。因為這種分工越發展，成為這種傾向體現者的“專家們”，對職業、地位等等的興趣也就越強烈。這種分離運動并不局限于一定領域的一些部分。如果我們考察一下社會分工所產生的那些大的領域，這種分離運動甚至能更加清楚地覺察出來。恩格斯對法和經濟的相互關系的變化過程作了如下描述：“法也是如此：產生了職業法律家的新分工一旦成為必要，立刻就又開辟了一個新的獨立部門，這個部門雖然一般地是完全依賴于生產和貿易的，但是它仍然具有反過來影響這兩個部門的特殊能力。在現代國家中，法不僅必須適應于總的經濟狀況，不僅必須是它的表現，而且還必須是不因內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內部和諧一致的表現。而為了達到這一點，經濟關系的忠實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壞。”[30]關于行政管理部門（我們只要想一想軍事機構從民政管理部門中獨立出來就行了）、學術研究機構等等各個“職權范圍”之間的就近聯系和斗爭的其他例子，大概幾乎沒有必要在這里再列舉了。

　　

3

 

　　由于工作的專門化，任何整體景象都消失了。但是，由于對——至少在認識上——把握整體的需要還不會消失，所以就產生了這樣的印象和責備，好像是同樣按此方式工作的科學，也就是說，是同樣陷入這種直接性之中的科學，把現實的總體分割成了一些部分，由于工作的專門化而看不到整體了。對于這種說“沒有把各個因素放在其統一體中”來理解的責備，馬克思正確地強調指出，提出這種責備，“好像這種割裂不是從現實進到教科書中去的，而相反地是從教科書進到現實中去的”。[31]盡管這種責備由于其幼稚而應當加以拒絕，但是，如果我們從外部，也就是不從物化意識的觀點出發來考察一下無論從社會學上看還是從內在方法論上看都是必要的、因而也是“可以理解的”現代科學活動的話，那么這種責備就是可以理解的了。這樣一種觀察（不是“責備”）將揭示出：現代科學越發展，它在方法論上對自己本身的認識越清楚，它就越堅決地拋開自己領域的各種存在問題，它就越堅決地不得不把這些問題從由它可以理解的領域里排除出去。它越發展，越科學，就越多地變成一種具有局部特殊規律的形式上的封閉系統，對于這種系統來說，處于這個領域本身以外的世界以及甚至首先同這個世界連在一起的、由這個領域加以認識的物質，即這個領域自身的、具體的現實基礎，在方法論上和原則上被看作是無法把握的。當馬克思說明，“作為使用價值的使用價值，不屬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32]的時候，他對經濟問題作了清晰的表述。而有人認為也許像“邊際效用論”那樣對問題的提法能夠清除這種障礙，那是錯誤的：企圖從市場上的“主觀”行為出發，而不從決定市場本身和市場上“主觀”行為方式的客觀的商品生產規律和運動規律出發，這只是把問題的提法降到越來越推導出來的、越來越物化了的水平上，而這并沒有揚棄這種方法的表面性質，即沒有揚棄它在原則上排除具體物質的作法。在其形式上有普遍性的交換行動，正好是“邊際效用論”的基本事實，同樣也揚棄作為使用價值的使用價值，同樣也創立具體不同的、甚至無法比較的一些物質之間的那種抽象相同性關系，并由此產生出這種限制。這樣，交換的主體也像它的客體一樣是抽象的、形式的和物化了的。而這種抽象-形式上的方法限制恰恰也在作為認識目的的抽象“規律”上表現出來，這種認識目的成了邊際效用論注意的中心，古典經濟學也是如此。但是，通過這種規律的形式抽象，經濟學總變成一個封閉的局部系統。這種系統一方面既不能看穿它自己的物質基礎，也不能從它出發找到認識社會總體的途徑，所以，另一方面，它也不能把這種物質理解為一種可變的、永恒的“給定之物”。這就使得科學無法理解特有物質的產生和消失，無法理解它的社會性質以及對它可能采取的態度的社會性質和特有形式系統的社會性質。

　　在這里又一次十分清楚地表現出科學方法（它產生于某一階級的社會存在，產生于它從概念上把握這種存在的必然性和需要）和這個階級本身存在之間密切的相互作用。即使在這幾頁中，我們也已經多次指出，這種危機是這樣一種問題，它給資產階級的經濟學思想設定一種無法超越的局限性。如果我們現在——充分意識到我們的片面性——從純方法論的觀點考察一下這個問題，那么這就會表明，正是經濟學非常成功的完全合理化，即把它運用于一種抽象的、盡可能數學化形式的規律系統，才形成理解這種危機的方法論上的局限性。各種“物品”的數量存在（它作為不可理解的和被排除的物品本身，作為使用價值，超出了經濟生活的范圍，在經濟規律正常發生作用期間，人們都認為它會被漫不經心地忽略掉）在危機時突然（對于物化了的、合理的思想而言是突然的）變成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或者更確切地說，在危機時，它的各種效果以這些規律不再起作用的形式表現出來，物化了的理智也不能看到這種“混亂”的含義。而這種失靈不僅僅與把各種危機只能看是“暫時的”、“偶然的”擾亂的古典經濟學有關，而且也與整個資產階級經濟學有關。雖然危機的不可理解性，即它的非理性，在內容上也是由資產階級的階級狀況和階級利益產生的，但它在形式上同時也是資產階級經濟學方法的必然結果。（在我們看來，這兩個因素正好只是一個辯證統一體的因素。對此不必詳細加以討論。）這種方法的必然性是如此之強大，以至于如杜岡-巴拉諾夫斯基的理論（作為對一個世紀中危機經驗的總結）就企圖從經濟學中把消費完全排除掉，并企圖創立一種單純生產的“純粹”經濟學。他企圖想在各種生產因素的比例失調中，即在純數量的因素中找到各種危機（它們作為事實是無法否認的）的原因。對于這種企圖，希法亭完全正確地強調指出：“有人只使用如資本、利潤、積累一類的經濟學概念，并相信，如果指明各種量的關系（根據這些關系，就有可能進行簡單的和擴大的再生產，否則就會出現紊亂），就具有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與此同時，有人還忽略了，同這些量的關系相適應的還有質的關系，不僅有能夠立即相互進行比較的一些價值總數并存著，而且也有一些一定種類的使用價值并存著，它們在生產和消費中必須履行一定的功能；此外也忽視了，在分析再生產時，不僅資本的一些部分一般都相互并存著，以至于如工業資本的剩余或虧空能夠使用貨幣資本的一個相當的部分來達到平衡，這也不僅僅涉及到固定資本或流動資本，而且同時涉及到一些完全確定的（由技術來確定的）種類的機器、原料、勞動力，為了避免擾亂，必須有這些東西作為這特殊種類的使用價值。”[33]馬克思多次令人信服地描述過，由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種“規律”概念所表述的各種經濟現象的那些運動，很少能說明整個經濟生活的真實運動，這種局限性恰恰完全在于——從資產階級經濟學出發，方法論上必然地——不理解使用價值，不理解真實的消費。“在一定的界限內，盡管再生產過程排出的商品還沒有實際進入個人消費或生產消費，再生產過程還可以按相同的或擴大的規模進行。商品的消費不進入這個商品從中出來的資本循環。例如，紗一旦賣出，不論賣出的紗起初變成什么，紗所代表的資本價值的循環便可以重新開始。產品只要賣出，在資本主義生產者看來，一切就都正常。他所代表的資本價值的循環就不會中斷。如果這種過程擴大了，——這包括生產資料的生產消費的擴大，——那么隨著資本的這種再生產，工人的個人消費（需求）也可能擴大，因為這個過程是以生產消費為先導和媒介的。這樣，剩余價值的生產，從而資本家的個人消費，可以增長起來，整個再生產過程可以處在非常繁榮的狀態中，但商品的一大部分只是表面上進入消費，實際上是堆積在轉賣者的手中沒有賣掉，事實上仍然留在市場上。”[34]在這里必須特別指出，不能洞悉科學的真實物質基礎這一情況不是個別人的過錯，而恰恰在于，科學越發展，它的作用——從它的概念形成的前提來看——越前后一貫，這種情況表現得就越明顯。因此，正如羅莎·盧森堡令人信服地描述的那樣，關于經濟生活總體的偉大的、盡管往往是原始的、有缺點的和不精確的總觀念尚存在于魁奈的“經濟表”中，而在經過斯密到李嘉圖的發展中，隨著——形式上——概念形成越來越精確，這種總觀念就越來越消失了。這決不是偶然的。[35]在李嘉圖看來，資本的整個再生產過程（在那里，這個問題是回避不了的）不再是中心問題。

　　在法學中，這種情況顯得更加簡單明了，因為它的看法的物化更為有意識一些。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在這里，從合理化-可計算的形式出發，質的內容不可認識這一問題并不采取同一領域內兩個組織原則競爭的形式（像國民經濟學中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那樣），而是從一開始就以形式和內容的關系問題表現出來。為自然法而斗爭，即資產階級的革命階段，在方法上的出發點恰恰在于，權利在形式上的平等和普遍性，也就是它的合理性，同時能夠決定它的內容。借此，一方面反對起源于中世紀的各種各樣的、形形色色的特權，另一方面反對君主的神圣權力。革命的資產階級拒絕把某種權力關系的現實性，即它的事實，看成是它的有效性的基礎。伏爾泰曾建議：“燒掉你們的法律，制定新的法律吧！”“新的法律從何而來？從理性而來！”[36]反對革命資產階級的斗爭（例如在法國革命期間）絕大部分還受到這種思想的強烈影響，以至于可以同這種自然法相對立的只是另外一種自然法（如伯克，還有施塔爾）。只是在資產階級至少是部分地取得勝利以后，“批判的”觀點，即“歷史的”觀點，才滲透到兩個陣營中去。這種觀點的本質可以概括如下：法的內容是某種純事實的東西，因而是不能為形式上的法律范疇所理解的東西。在自然法的要求中，只有形式上的法律體系完整聯系的思想才保留下來；伯格鮑姆獨特地采用物理學的術語，把一切不受法律調節的地方稱之為“一種沒有法律的空間”。[37]但是，這些法律的聯系是純形式上的：這些法律所表達的東西，即“法律制度的內容，決不是法律性的，而始終是政治性的、經濟性的”。[38]因此，由“康德信徒”胡果在18世紀末發起的反對自然法的原始的、嘲弄-懷疑性的斗爭，獲得了一種“科學的”形式。此外，胡果論證了奴隸制的法律性質，他說，奴隸制“幾千年來在有教養的千百萬人那里都是真正合法的”。[39]但是，在這種幼稚-嘲弄的坦率中，在資產階級社會中越來越維護法律的那種結構，十分清楚地發揮著作用。當耶利內克把法律內容稱為元法學時，當“批判的”法學家把對法律內容的研究分配給歷史、社會學、政治等等時，他們正在做的事情歸根到底只是胡果已經要求做的事情：在方法上放棄合乎理性的論證，放棄法律在內容上的合理性；他們只不過把法律看成是一種形式上的計算體系，借助于此，一定行為的必然法律結果（rebus sic stantibus）就可以盡可能精確地計算出來。

　　但是，法的這種觀點使法律的產生和消失變成某種——法學上——同樣無法理解的東西，正如危機對于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來說變得不可理解一樣。關于法律的產生，感覺敏銳的“批判的”法學家克爾森也說過：“法和國家是在立法行動中產生的，因而可能是有根據的，它們的巨大奧秘在于，只有用一些有欠缺的概念才能說明它們的本質。”[40]或者用另一位法學家的話來說：“標明法律本質的事實是，即使不合法形成的規范也會是一種法律規范，換句話說，法律的合理產生的條件不會始于法律概念。”[41]如果一方面，放到別的學科里去的法律形成問題在那里真的會找到一種解決方法，而另一方面，如果同時真正能看透這樣產生的法律本質特性純粹有助于計算行為結果和按階級合理地貫徹行為方式，那么，這種從認識上作出的批判性澄清可能就是一種真實的澄清，因而也可能意味著認識上的一種進步。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法律真正的物質基礎就將一下子變得顯而易見和可以理解了。但是，上述兩種情況中沒有一種可能存在。法律繼續同“永恒價值”保持著密切關系，這樣就以法哲學的形式產生出一種拘泥于形式的、變得貧乏的自然法新翻版（施塔姆勒）。而法律產生的真實基礎，各階級間權力關系的變化，變得模糊起來，并消失在研究它的各個科學中。在這些科學中——按照資產階級社會的思想方式——像在法學和政治經濟學中一樣，產生了超越物質基礎的同一類問題。

　　對這種超越作出理解的方式表明，希望等待能由一種綜合性的科學，即由哲學來實現整體的聯系是多么的徒勞，而各專門科學由于遠離其概念形成的物質基礎都有意識地放棄了對整體的認識。要做到這一點，只有當哲學通過對問題的完全另外一種提法，通過專注于可認識事物、被認識事物的具體的、物質的總體來突破這種陷入支離破碎的形式主義限制時，才是可能的。但是，為此就需要認清這種形式主義的原因、起源和必然性；而且，為此就不必機械地把專門化的各專門科學聯系成一個統一體，而要通過內部統一的、哲學的方法從內部把它們加以改造。顯然，資產階級社會的哲學必然沒有能力做到這一點。這不是說，好像它沒有對綜合的渴望；也不是說，好像那個社會中最優秀的人物樂于接受敵視生活的存在機械論和與生活格格不入的科學形式主義。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上，要使立場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是不可能的。對所有的知識作——百科全書式的——綜合的企圖，有可能作為哲學的任務產生出來（馮特就是一位典型人物）。面對“生氣勃勃的生活”，可以對形式上認識的價值從根本上提出懷疑（從哈曼到柏格森的非理性哲學）。但是，除了這些小思潮外，還始終有哲學發展的基本趨向：承認各專門科學的成果和方法是必要的，是給定的，并認定哲學的任務就是揭示和論證這些概念形態有效的原因。因此，哲學同各專門科學的關系正如各專門科學同經驗現實的關系一樣。由于對哲學來說，各專門科學的形式主義概念形態正按這種方式成為不可改變的給定基礎，所以就最終失望地放棄了對以這種形式主義作為基礎的物化的透徹了解?，F在，在哲學上，在第二種能力上，在“批判的”闡明中，物化了的世界最終表現為唯一可能的、唯一從概念上可以把握住的、可以理解的世界，即為我們人類提供的世界。現在這一點是否使人喜悅、順從和絕望，是否可能通過非理性-神秘的經歷尋找一條通向“生活”的道路，這一點兒也不會改變這種實際情況的本質。由于現代資產階級思想僅僅研究那些形式有效的“可能條件”（在這些形式中，存在作為這種可能性的基礎表現出來），它就自己堵塞了達到對這些形式明確提問題、弄清它們的產生和消失、它們的真實本質和基礎的道路?，F代資產階級思想的敏銳越來越陷入印度傳說中的那種“批判”狀況，那種“批判”面對關于世界是站在一只象身上的古老想象，提出了“批判性”的問題：象站在什么上面？而當得到關于象是站在烏龜上面的回答后，批判也就停止了。不過顯而易見的是，即使進一步提出類似的“批判性的”問題，至多能引出第三種神奇動物，但并不能解決現實問題。

　　注釋：

　　[1] 《政治經濟學批判》，《全集》第13卷，第39頁。-T148

　　[2] 《資本論》第3卷，《全集》第25卷，第368—369頁。-T149

　　[3] 同上書，第939—940。-T149

　　[4] 《資本論》第1卷，《全集》第23卷，第88—89頁。關于這種對立，可參見馬克思對商品同其價值的交換之間和商品同其生產價格的交換之間的區別所作的純經濟學論述。《資本論》第3卷，《全集》第25卷，第198頁。-T150

　　[5] 《資本論》第1卷，《全集》第23卷，第193頁注41。-T151

　　[6] 參見《資本論》第1卷，《全集》第23卷，第300—301，326等頁。-T152

　　[7] 這整個過程在《資本論》第1卷中被歷史地和系統地加以表述。這些事實本身——當然大多沒有涉及物化問題——在畢歇爾、桑巴特、阿·韋伯、高特爾等人的資產階級國民經濟學中也有。-T152

　　[8] 《資本論》第1卷，《全集》第23卷，第519—520頁。-T153

　　[9] 同上，第394頁注。-T153

　　[10] 從個人意識的角度來看，這種假象是完全有根據的。就階級而論，我們應該指出，這種服從是一種漫長斗爭的產物，這種斗爭隨著無產階級組織成為一個階級而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只是在更高水平上和用不同的武器。-T154

　　[11] 《資本論》第1卷，《全集》第411—412、459—460、504頁等。顯而易見，這種“直觀”可能比手工勞動的“主動性”更費力和更費神。但是，我們在此不研究這一點。-T154

　　[12] 《哲學的貧困》，《全集》第4卷，第96—97頁。-T154

　　[13] 《資本論》第1卷，《全集》第23卷，第383頁。-T155

　　[14] 參見高特爾：《經濟和技術》，《社會經濟學概要》II德文版第234頁以下。-T155

　　[15] 《資本論》第1卷，《全集》第23卷，第94頁。-T156

　　[16] 這首先是指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參見《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圣麥克斯》，《全集》第3卷，第254頁。接著這種考察，就是馬克思對物化結構深入到語言里去這種現象作的非常出色的評論。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進行語言學研究可能得到很有趣的成果。-T158

　　[17] 《資本論》第3卷，《全集》第25卷，第441—442頁。-T160

　　[18] 《資本論》第3卷，《全集》第25卷，第938頁。-T161

　　[19] 馬克斯·韋伯：《政治著作全集》，慕尼黑1921年版，第140—142頁。韋伯提到英國的法律發展，這與我們的問題無關。關于經濟-計算原則的緩慢貫徹，也可參見韋伯的《工業的地位》，德文版，特別是第216頁。-T162

　　[20] 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德文版，第491頁。-T163

　　[21] 同上書，第129頁。-T163

　　[22] 這里對國家等等的階級性質沒有加以強調，這是因為我們的目的在于把物化理解為整個資產階級社會普遍的、結構上的基本現象。否則，階級立場就必須在考察機器時談起。關于這一點，請參見本文第III部分。-T165

　　[23] 關于這一點，請參見馬克斯·韋伯《政治著作全集》，德文版，第154頁。-T166

　　[24] 關于這一點，請參見阿·福加拉西的論文，載《共產主義》雜志，1921年7月，第25—26號。（該文應為《共產主義報刊的任務》，錄入者注，詳見人名書名索引“福加拉西”條目）-T167

　　[25] 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德文版，第一部分，第24頁。-T167

　　[26]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全集》第21卷，第199頁。-T168

　　[27] 《資本論》第3卷，《全集》第25卷，第272頁。-T169

　　[28] 同上書，第209頁。-T169

　　[29] 《資本論》第1卷，《全集》第23卷，第394頁。-T169

　　[30] 恩格斯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全集》第37卷，第488頁。-T171

　　[31] 《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全集》第12卷，第740頁。-T172

　　[32] 《政治經濟學批判》，《全集》第13卷，第16頁。-T172

　　[33] 希法亭：《金融資本》，德文第二版，第378—379頁。-T175

　　[34] 《資本論》第2卷，《全集》第24卷，第89頁。-T175

　　[35] 羅莎·盧森堡：《資本積累》，德文第1版，第78—79頁。擬定這一發展和偉大理性主義體系發展之間在方法上的聯系，是一項很吸引人的任務。-T176

　　[36] 轉引自伯格鮑姆《法學和法哲學》，德文版，第170頁。-T176

　　[37] 伯格鮑姆：《法學和法哲學》，德文版，第375頁。-T177

　　[38] 普羅伊斯：《論法律概念形成的方法》，載《施莫勒爾的年鑒》1990年德文版，第370頁。-T177

　　[39] 《自然法教科書》，柏林1799年德文版，第141節。馬克思和胡果的論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7—106頁）當時還站在黑格爾派的立場上。-T177

　　[40] 《國家法理論的主要問題》，德文版，第411頁（著重號是本文作者加的）。-T178

　　[41] 費·肖穆洛：《法學基本理論》，德文版，第177頁。-T178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蝸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