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蒲魯東1846年寫成的《貧困的哲學》,馬克思于次年公開發表了《哲學的貧困》這部論戰性著作。值得一提的是,為了使作為法國人的蒲魯東能正確地理解自己的本意,馬克思特意用法文撰寫該著作。在這部著作里,馬克思成熟地運用新世界觀——歷史唯物主義,對蒲魯東的經濟哲學思想展開了全面而有力的批判,這主要包括批判蒲魯東經濟哲學的立論基礎、方法論和核心理論。但由于蒲魯東當時在無產階級隊伍中影響甚大,馬克思在此次論戰中并未迅速獲得成功,以致此后幾十年間馬克思還持續地跟蒲魯東主義做斗爭。但這并未影響馬克思該部著作的歷史價值,因為馬克思通過該部著作首次科學闡釋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觀點并使其得以公開傳播。
一、馬克思對蒲魯東經濟哲學立論基礎的批判
蒲魯東在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和德國古典哲學作一番考察后,提出了自己的經濟哲學思想,并把它標榜為“科學”。在《貧困的哲學》中,蒲魯東把經濟學視為“行動中的形而上學”,并試圖把經濟學與哲學融合起來。馬克思仔細甄別蒲魯東所謂的“科學的發現”后,認為蒲魯東經濟哲學思想其實是把所謂永恒的經濟范疇按照自我設定的邏輯組合起來,辨明蒲魯東的經濟哲學思想不過是建構在唯心主義歷史觀基礎之上的一種偽科學。作為德國人“同時又是經濟學家”的馬克思,對蒲魯東經濟哲學思想的立論基礎——抽象的唯心主義歷史觀進行了振聾發聵的批判。
歷史總是處在不斷發展變化中,因此經濟學和哲學的系列范疇不會永恒不變。在蒲魯東看來,具有二律背反性質的社會分工是歷史發展的動力。他認為社會分工提高了勞動效率,加速了財富增殖,但社會分工也造成多數人的貧困問題。而馬克思則認為,歷史的動力來源于物質資料生產能力的發展變化及其所決定的生產關系,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推動著人類歷史進程。在馬克思看來,任何經濟學范疇都是在生產關系中得以形成的概念。只有運用歷史思維,經濟學問題才能在現實社會中得到解釋和說明。這是因為經濟范疇不過是生產方面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對經濟學范疇作出闡釋之后,馬克思又把一切社會關系包括生產關系都歸結到了生產力上,他既強調物質生產活動是人類產生的前提,人的形成、發展受到一定生產條件的限制,又高度重視人的主觀創造精神對生產力的推動。1846年,馬克思在與安年科夫交流的信件中,指明“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不是他們個體發展的歷史”。任何社會產品包括生產關系是現實的人創造的產物。盡管馬克思高度認可人的主觀能動性,但他也看到了任何創造性思維的產生都受到了一定生產條件的限制,也就是說,人在特定時代、特定的生產力條件下,只能創造該時代所對應的產品,形成相應的社會形態,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那么特定生產階段、特定時代為人類提供了什么,又限制了人類哪方面的發展,為什么人類本身難以擺脫這一限制,這是馬克思反復思考的問題。馬克思逐漸認識到,任何思想的產生都是與那個時代人們的需求、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資料密切相關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因此,馬克思才得出經濟學范疇并非永恒不變的范疇,而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在不同時代,生產力發展的不同階段,經濟學范疇所涵蓋的內容不同,意義也會產生相應的變化,如果將生產力、社會關系、社會思想等范疇視作一成不變的概念,則是一種非歷史性思維。這種思維的危害是很大的,因為“只有運動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滯不動的”。
對經濟學和哲學系列范疇進行準確定位之后,馬克思轉而對生產方式做了歷史性考察,他認為無論是生產力還是生產關系都無法脫離歷史因素而單獨存在,這是因為,對生產力來說,其發展本身是一個不斷積累的過程,生產力的發展狀況由已獲得的全部生產力的總和決定。因此,整個生產力的發展過程是一個互相聯系的生產發展史,對生產關系來說,這種關聯更為突出。任何社會關系都是各種關系交織的整體,因而無法單靠某種邏輯公式來表述,只有通過歷史的發展,才能將整個人類演進動態及其現實社會串聯起來。在此基礎上,馬克思指出,當以往資產階級把分工、信用、貨幣等生產關系當成固定概念之后,就會產生一種錯覺,即把資產階級的產生、形成、發展當成天然產物。顯而易見,這種思維忽視了上述范疇的產生并非“天然的”,而是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隨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發展形成的。因此,它只能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否則就會犯蒲魯東抽象提煉經濟學范疇的錯誤。在蒲魯東看來,任何關系不過是抽象思維的具體表征,任何關系的產生也只能通過抽象思維的辯證運動才能找到其源頭。蒲魯東把產生一切的這種源頭歸結為黑格爾的辯證法,毫無疑問,這種做法只能使他“得出政治經濟學的邏輯學和形而上學”。
二、馬克思對蒲魯東經濟哲學方法論的批判
蒲魯東所掌握的哲學及其方法主要學習德國人格律恩以及與之關系破裂前的馬克思,其方法論不過是對黑格爾哲學的拙劣模仿。雖然蒲魯東經濟哲學思想的方法論本質被他自己描繪為“歷史的敘述的方法”,但在能夠嫻熟運用辯證法的馬克思看來蒲魯東根本夠不上哲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名號。在與蒲魯東的論戰中,馬克思嚴厲批判了蒲魯東的經濟哲學思想的方法論,認為蒲魯東所謂的“系列”辯證法不過是一種偽辯證法,由這種辯證法組合的“經濟矛盾的體系”注定只能停留在蒲魯東矛盾的腦海中。
為了準確把握所有權的本質,蒲魯東認為必須創制一種使哲學與政治經濟學不再脫節的科學方法。在1843年出版的《論人類秩序的建立》中,蒲魯東便試圖效仿傅立葉的社會研究方法構建出“組定律”,也就是“系列”辯證法。1846年,蒲魯東在《貧困的哲學》中對其系列辯證法有了進一步的闡釋,“辯證法就是思想從一個觀念前進到另一觀念,通過一種更高級的觀念而形成系列”。在他看來,“系列”不但體現在精神觀念中,而且作為物質現實的存在方式。馬克思則認為,“系列”辯證法遠離真實歷史的康莊大道,不過是黑格爾式的詞句,“這不是歷史,不是世俗的歷史——人類的歷史,而是神圣的歷史——觀念的歷史”。因此,本來能用來闡釋歷史真實進程的經濟范疇,在蒲魯東這里變得毫無界限,以至于真實的歷史被蒲魯東憑著觀念肢解并重新拼湊。所以說,蒲魯東所謂“與觀念順序相一致的歷史”不過是其在觀念范疇的界限內進行的虛構,蒲魯東機械地按照正、反、合的哲學框架,安排經濟范疇的次序和相互關系。馬克思深諳黑格爾哲學,指出蒲魯東的“系列”辯證法是對黑格爾辯證法的庸俗化,是偽辯證法。黑格爾在哲學史上貢獻巨大,恩格斯稱贊黑格爾是“第一個想證明歷史中有一種發展、有一種內在聯系的人”。黑格爾辯證法中的邏輯感正是蒲魯東所缺少的,他雖意識到了這一點,可是由于其理論與階級立場的局限性,蒲魯東的“系列”辯證法卻成為黑格爾辯證法的庸俗化應用,他從“黑格爾的辯證法那里只學得了術語”,也就是正、反、合這個三段式。
蒲魯東把偽辯證法簡單地應用到政治經濟學上去,把所有經濟范疇劃分為好的與壞的兩方面,創制出“經濟矛盾的體系”。因此,以奴隸制為例,他主張保存好的方面而消除壞的方面。奴隸制使殖民地被納入世界貿易體系當中,世界市場初步形成,以美洲奴隸制為基礎的棉花生產,為現代工業發展提供充足原料,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奴隸制使美國成為一個發展迅速的國家。奴隸制作為經濟范疇總會或明或暗地被寫入各國的社會制度中,近代以來很多國家實質上都在不同程度上實行著奴隸制。為“挽救”奴隸制,蒲魯東提出:“保存這個經濟范疇的好的方面,消除其壞的方面。”但這不過是搬弄黑格爾辯證法的術語,機械地劃定好壞兩方面。馬克思詼諧地把蒲魯東的方法論當作一個范疇,并把他與黑格爾比較。蒲魯東好的方面在于“提出任務并且保留為人類最大幸福而解決這些任務的權利”,不足之處在于在抽象虛無的范疇中顛三倒四。事實上,辯證運動的實質即是矛盾雙方共存、斗爭并融合為一個新范疇[1]146。因此,若要消除壞的方面,就會終結辯證運動,這樣一來,會看到一個“在范疇的兩個方面中間激動、掙扎和沖撞的蒲魯東”。于是他不得不尋找一個新范疇的領域,并形成理性中的“系列”。這樣,蒲魯東“把一個范疇用作另一個范疇的消毒劑”,構建起“經濟矛盾的體系”。
蒲魯東對政治經濟學進行“科學”改造的功績之一,便是較早提出了經濟學與哲學相結合的思路。然而,由于蒲魯東對德國古典哲學與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不到位,導致他在結合的過程中使用的哲學方法紕漏盡出。馬克思認為,蒲魯東為使經濟學與哲學相結合的“系列”辯證法,不過是對黑格爾辯證法的一種虛假運用,它既不能解決現實社會的經濟矛盾,又不能真正創新哲學的研究范式。
三、馬克思對蒲魯東經濟哲學核心理論的批判
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不再從“純粹思維”出發,而是從現實的經濟關系出發,因而使辯證法成為一種不但可以解釋社會而且可以改革社會的“能動原理”。至此,新世界觀——歷史唯物主義開始較為完整地呈現出來,在這里,馬克思用歷史唯物主義這一“批判的武器”闡明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實況與歷史演進,深刻地批判了蒲魯東的價值理論和所有權理論。
第一,蒲魯東在《貧困的哲學》中對價值理論進行了長篇論述,他試圖說明價值的二重性(即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提出“構成價值”這一新概念并描述其運動,也就價值比例的應用進行了系列論證。對此,馬克思則在《哲學的貧困》中尖銳地指出蒲魯東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存在深深的誤解,這種誤解的根源在于蒲魯東并沒有真正把政治經濟學研究清楚。
蒲魯東關于交換的系列假定,難以恰當描述價值的二重性。蒲魯東在《貧困的哲學》中闡述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時慣常于繞圈子,他先假定了產品需求,然后假定交換價值。關于交換與交換價值的歷史發展,蒲魯東做了幾個階段的假定。第一階段即商業還不發達的中世紀,交換的是生產大于消費的那部分產品,即剩余品。第二階段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擴展的階段,工業生產活動與商業緊密相關,生產的目的是交換,蒲魯東在說明該階段的交換價值時,假定有“人”曾向自己各行各業的合作者建議進行交換。第三階段即資本統攝人類社會的階段,該階段不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東西都折合為交換價值置于市場,蒲魯東在說明該階段的交換價值時,假定有“人”曾向自己各行各業的合作者建議,把道德、情感等都變成交換價值。這樣看來,蒲魯東那“歷史的敘述的方法”不過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之上,他把交換價值的“產生”當作一個既成事實。馬克思指出,蒲魯東不僅把“使用價值和供給、交換價值和需求”混淆,而且把“供給和效用、需求和意見”混淆。商品交換中的討價還價并非效用與意見的斗爭,而是產品出賣者和購買者在交換價值上的斗爭,交換價值很大程度上是出賣者和購買者斗爭的結果。另外,生產和消費是建立在個人交換的基礎之上,蒲魯東使抽象極端化,把所有生產者和消費者分別抽象為兩個人物,然后使之相互斗爭。然而在現實世界中,“供給者之間的競爭和需求者之間的競爭構成購買者和出賣者之間斗爭的必然要素”,這場斗爭的產物便是交換價值。
蒲魯東撇開已被李嘉圖清楚表述的構成價值的實際運動,卻用盡心思去創造以抽象新公式來組建現實世界的方法。馬克思道破蒲魯東遠不及李嘉圖,李嘉圖以現實社會為出發點來指明構成價值,而蒲魯東卻從構成價值出發來構建新的社會圖景。因此,李嘉圖能夠從現存的經濟關系中得出能夠解釋現實世界的公式,蒲魯東卻割裂了經濟事實之間的聯系,只是依托一連串的假定來再現李嘉圖的公式,這成為實現蒲魯東系列新生觀念的開端。在論及勞動的相對價值時,蒲魯東照樣把沒有根據的假設視為結果。陷入循環論證中的他,竟用本身未確定的價值來確定相對價值,毫無疑問,蒲魯東混淆了勞動時間與勞動量這兩種價值衡量方式。蒲魯東天真地認為,所有人的勞動皆足以購買此勞動所含的價值,照這種說法,產品中所包含的一定勞動量與勞動者的報酬相等;同樣地,蒲魯東把生產費用和工資混為一談,認為商品的勞動量決定商品的相對價值,那勞動量也足以決定勞動力的相對價值,因而認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勞動的相對價值。但用勞動價值來確定商品的相對價值是和經濟事實相抵觸的。反觀李嘉圖嚴密推理的分析體系則“顯示了一種方法論的嚴密性”,這種推理對科學的發展進步大有裨益。所以說,李嘉圖的價值理論恰當地解釋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生活,而蒲魯東只是烏托邦式地解釋李嘉圖的學說。
蒲魯東關于構成價值比例的兩次應用,并未切中問題的實質。在蒲魯東這里,金銀貨幣是構成價值比例的最初應用,他用勞動比較量計算產品價值,因此只需論證金銀的價值隨著必要勞動時間變動。然而,他在談及金銀時僅僅把它們當作貨幣而忽略了其作為交換手段的特性,金銀貨幣是構成價值比例的應用,那就必須證明全部商品都具有交換職能,也就是證明全部商品都能成為貨幣。這顯然行不通,因為被拿來充當貨幣的商品必須是相對固定的,金銀之所以能夠用于交換,不在于它們的數量和財富總額存在比例關系,而是因為它們作為特殊的商品,是能夠充當普遍交換的一般等價物。這樣看來,既然貨幣并非依靠勞動時間來構成價值,那它就難以符合蒲魯東提出的構成價值比例的應用。勞動的剩余是蒲魯東所謂構成價值比例的第二種應用。蒲魯東在闡述其社會經濟學時把社會人格化,這種人格化的社會由普遍理性組建。他把政治經濟學比作一片堆滿建筑材料的空地,它包含著社會科學的材料。為了使權利與事實協調,必須對勞動的剩余進行合理分配。然而蒲魯東忽略現代生產條件,在理論上對勞動的剩余規律只給出簡單平均分配的方案,照他的理論,在實踐中只需把勞動的剩余所創造的財富平分給工人。蒲魯東批判政治經濟學家一味追求財富,他們“所關懷的是財富而不是幸福”;但蒲魯東這樣不論個體差異進行分配,必然難以保證人人幸福。因此,對剩余價值進行平均分配只能在人格化的社會中得以實現。
第二,蒲魯東很早就關注到所有權問題,在1840年出版的《什么是所有權》一書中,他認為對所有權的定義包括支配和占有兩個方面。蒲魯東后來在《貧困的哲學》中又一次批判了所有權,認為所有權意味著“盜竊”。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把蒲魯東重視卻未闡明的所有權背后的社會關系揭示出來,并對土地所有權和地租的變化展開討論,指出任何政治經濟學體系中的經濟范疇都是歷史的暫時的,會隨著生產關系的變化而改變。
蒲魯東并未察覺到隱藏在所有權背后的社會關系。馬克思曾在寫給施韋澤的信中稱贊過蒲魯東的《什么是所有權》,認為這部著作因其新鮮的風格而“起了劃時代的作用”。之所以對蒲魯東引以為傲的所有權理論進行審慎評價,馬克思后來在《哲學的貧困》中給出解釋:“要想把所有權作為一種獨立的關系、一種特殊的范疇、一種抽象的和永恒的觀念來下定義,這只能是形而上學或法學的幻想。”這是因為在不同歷史時代所有權這個經濟范疇的涵義在變化著的社會關系中發展,所以討論某時代所有權不過是把該時代生產過程中的社會關系揭示出來。
蒲魯東談論地租和所有權的起源時,主要從心理和道德的維度考慮,這說明他在這個問題上的經濟分析能力不足。馬克思指出,蒲魯東所談論的所有權特指土地所有權(即地租),蒲魯東以其狹隘的歷史眼光斷言所有權的起源充滿神秘玄妙的因素,從而把生產和分配的關系神秘化。在蒲魯東的構想中,由于信用會讓人空虛化使得土地所有權成為使人重歸自然的必要存在。所幸在生產過程中土地所有權總是先于信用而存在,因此蒲魯東的擔憂不足為慮。相形之下,李嘉圖敘說的地租并非天然存在,而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而到來。在自耕農獨存時,地租尚未出現,不同于封建時代佃農依附于土地所有者,資本主義時代的地租是以另一種形式存在并成為資本主義生產鏈條的一環,此時的“耕者”依附于土地經營者,即租地資本家。封建時代的租地經營者是“耕者”,到資本主義時代變成了依附于租地資本家的工人。地租的變化標志著社會關系的變化,標志著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調整。租地資本家和工業資本家成為同類,商品化的土地被納入資本統治范圍之內,土地所有者逐漸由多方面控制“耕者”的主宰變為失去部分對人支配權的高利貸者。土地所有權“依附于農產品的市場價值”,意味著土地所有權以地租的形式成為商品的一員,喪失了其不動產的性質,所以說,“地租是將田園生活卷入歷史運動的動力”。馬克思也清楚地看到,雖然李嘉圖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確立視為“地租”存在的前提,但是他不分時代、地域和范圍地運用“地租”這一概念,顯然是把資本主義經濟范疇看作天然永恒的存在。
蒲魯東自視把握了地租的實質,認為地租是支付給土地的利息,雖然貸款的利息由于資本的大量進入而呈現下降趨勢,但土地這種永恒不滅的資本的物質成分難以增長,使得地租隨著生產的完善和耕作的改進而不斷上升。在馬克思看來,由于土地經營者是土地資本的代表,因此“作為資本的土地帶來的收入不是地租而是利息和經營利潤”。實際上,“地租來自社會,而不是來自土壤”,地租是實行土地經營時那種社會關系的結果。他進一步指出,能產生利息的土地就形成土地資本,但土地資本不能提供地租,也不能形成土地所有權。在蒲魯東看來,耕作技術的改進是導致地租持續上升。馬克思則指出,技術的改進促使地租呈周期下降的趨勢,耕作技術的改進,可以提高單位時間內農業生產的產量。因此,認識到土壤質量的提升能促進地租在一定時期內上漲的蒲魯東只是從短期效益出發來看待技術更新,而馬克思從長期效益的角度考察后指明,技術的改進一方面能促進生產效率提高,另一方面還能激發市場競爭進而促使地租下降,因為此時的地租作為生產要素而存在必然會隨著優質土地供應量的增大而降低。也就是說,除開通貨膨脹帶來的土地資本價格的上漲,技術的改進能提高生產力,使商品供給更為充足,土地的價格也由之下跌。
四、結語
實踐已經證明,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中國共產黨近百年來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探索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唯物主義最偉大生動的實踐。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擁有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是我們黨堅定信仰信念、把握歷史主動的根本所在。”[10]16當前,中國正處于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階段,歷史唯物主義仍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前進的重要力量。
歷史唯物主義作為馬克思鍛造的一件有力的“批判的武器”,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形成發展的核心。回顧馬克思與蒲魯東的歷史交往,他們在巴黎曾有過一段親密接觸時光,兩人甚至時常交談至深夜,但這并未消除兩人在政治立場上的分歧。1846年,馬克思曾邀請蒲魯東擔任共產主義通訊協會在巴黎的通信人,被蒲魯東回絕,蒲魯東也曾勸馬克思放棄暴力革命斗爭,想說服馬克思用“文火”來推動社會變革,馬克思堅持己見。二人分道揚鑣后,馬克思察覺蒲魯東主義在無產階級中形成了惡劣影響,嚴重挫傷無產階級的革命積極性。特別是蒲魯東出版《貧困的哲學》后,馬克思意識到必須以嚴厲的言辭抨擊蒲魯東主義,才能使共產主義運動免遭其害,正是在這種形勢下,馬克思創作出《哲學的貧困》,公開闡明自己的新世界觀——歷史唯物主義。
蒲魯東的經濟學和哲學基礎不具有科學性,導致他必然偏離無產階級立場,馬克思對蒲魯東的批判也由經濟哲學場域轉到政治場域。正因如此,對蒲魯東主義階級立場的批判,是《哲學的貧困》的核心目標之一。唯物史觀的出場使馬克思能夠把握住歷史的本質,并形成對現實社會的深刻認識。奴隸社會以來的歷史,都可被認為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因此,蒲魯東反對無產階級進行革命斗爭的行為,實質上是對其小資產階級立場的維護;馬克思看清蒲魯東的小資產階級立場,毫不保留地對其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搖來擺去的做法進行批判,批判蒲魯東的階級立場,指明他既是封建制度的反對者,也是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前進的干擾者,終歸是小私有者的辯護士。馬克思以歷史唯物主義為主線,以革命為主題,既對蒲魯東經濟哲學思想進行批判,又把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推到人們眼前,他超越蒲魯東所能達到的理論高度,深入歷史本質的維度,將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軌跡呈現出來,既指明了全人類解放的實現路徑,又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全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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