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往對共產主義的理解局限于物質層面，淡化了科學共產主義的核心和基礎——人的自由個性。這一具象化理解歸因于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的社會歷史條件制約與共產主義理想教育的需要。新時代，重新認識共產主義的價值目標和價值基礎，對不合時宜且具片面性的傳統共產主義物質化理解進行現代反思，對解決生態危機和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現實意義。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青年馬克思以對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之謎”的解答為思考線索，第一次系統探討和闡發了剛剛形成的新世界觀——共產主義思想。由于深受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影響，這一時期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論述表現出理想化色彩，并且還帶有明顯不成熟性和過渡性特征，但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詳細論證是打開“傳統共產主義理解何為、為何”的鑰匙。

　　共產主義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其對共產主義的理解關系著共產主義運動方向和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前途，具有較強的導向作用。其中，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指導思想與共產黨人對共產主義學說的理解具有直接關聯性。基于《手稿》，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反觀趨向于物質化的傳統共產主義理解，其一定程度上具有歷史合理性，因為時代發展水平及當時的社會條件決定著處在那個時期的人民大眾最關心外在的“物質狀態”。1956年，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執政黨為建設、發展社會主義國家凝心聚力，為使人民大眾積極響應國家號召，首先也需要解決人民最為急迫的生存問題，以給予人民更加直觀、可摸可觸的勞動果實。

　　時代持續發展變化加劇了社會的復雜性，傳統物質化的共產主義理解必然受到追問，新時代該用怎樣的話語繼續倡導共產主義理想？這是當今時代發展必須要回答的問題。結合《手稿》中關于馬克思共產主義觀點的總提要，即“共產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的揚棄”“共產主義是人的本質的重新占有”“共產主義是一種運動”“共產主義并非人類的最終理想”，從理論和實踐上對具有歷史合理性的傳統共產主義理解進行再思考，對重新認識共產主義的實質與核心、重新確立“人的本質的復歸”的價值理念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建構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深入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傳統共產主義物質化理解的形成

　　共產主義理想是關于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及實現無產階級與全人類共同利益的科學學說。在共產主義理論指導下，共產黨人始終將共產主義作為追求的理想目標。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共產國際的成立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提供了直接的指導與幫助，社會主義由理論走向實踐。作為20世紀典型的社會主義國家，前蘇聯在《蘇共綱領》中對共產主義作出的闡釋影響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主要包括：將共產主義的本質特征理解為“生產資料單一的全民所有制”；把共產主義理解為“人類整體的全面發展”；把共產主義理解為一種追求物質需要的社會經濟形態與“勞動的社會”；片面強調生產力發展，僅僅從財富的增長和分配來理解共產主義中“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一基本原則。新時代之前的中國，即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及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共產主義的理解深深打上了蘇聯共產主義的烙印。為應對近代中國面臨的生存、發展難題，中國共產黨對共產主義的傳統理解在理論與實踐方面均表現出物質化的特征。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對共產主義就已經產生了初步認識。這一時期中國處于革命戰爭狀態，“中國何去何從”這一問題成為“早期共產黨人”的探索目標。正值中國“尋醫治病”之時，俄國十月革命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隨之掀起了一股共產主義思潮。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方法論被應用于解決中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等一系列社會問題上。因此，這一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人對共產主義的解讀集中于“實現共產主義的方法、手段、原理以及對未來社會輪廓的勾勒”，對共產主義的理解趨向于前蘇聯共產黨人對共產主義的理解，其中對未來美好社會制度大致框架的初步勾勒就建立在促進生產力發展，改善勞苦大眾物質生活上。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中國共產黨人結合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實踐并根據經典作家對共產主義作出的說明，對共產主義作出了進一步的理解。毛澤東認為社會始終是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前進的，社會主義也不例外。社會主義作為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本身又可劃分為不發達和比較發達兩個發展階段，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也必定是一個“相當長相當復雜的發展階段”，且過渡需要滿足生產力極大提高，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的社會發展條件。在該階段，黨和國家領導人為改變中國社會經濟面貌，大力倡導將技術革命與社會革命相結合。《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就強調，“既然熱心于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于發展我們的生產力，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在共產主義的分配原則上，黨和國家領導人強調“各盡所能，按需分配”，而實現這一分配原則的基礎仍在于社會產品極大豐富。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人已經將發展生產力作為實現共產主義的首要條件。

　　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共產黨人需要思考與解決“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共產主義”的問題。受“文化大革命”的沖擊，中國社會生產發展滯后，經濟發展滯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經典作家關于共產主義社會要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的觀點重新得到重視。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鄧小平闡明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重要論斷，“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使社會物質財富不斷增長，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來，為進入共產主義創造物質條件”。由此可見，只有生產力得到極大發展，才能滿足人民現實的物質需要，才能為以后向共產主義過渡創造條件，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順利過渡。

　　二、傳統共產主義物質化理解的內在機理

　　從長遠來看，傳統共產主義物質化理解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從短期來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有限致使“物質”成為人們追求的最大目標，此外，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實現需要千千萬萬、世世代代勞動人民的共同努力，理想教育應切合人民大眾的實際需要才可能得到廣泛認可。因此，以往將共產主義作為“物質標識”進行理解具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

　　（一）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的社會歷史條件決定了傳統共產主義的物質化理解

　　自鴉片戰爭打開中國國門起，中華民族不斷遭遇敵國外患，內憂外侮的境況致使近代中國民族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近代以來的中華民族歷經風雨、飽受磨難，但也在一次次抗爭中覺醒、奮起。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為中國歷史揭開了全新篇章。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帶領人民成功走出了一條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康莊大道。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處在一個滿目瘡痍、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時期，大多數民眾面臨著生存困境，于是，國家必須解決恢復國民經濟、鞏固新生政權的嚴峻問題。在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社會貧富分化越發明顯、階級斗爭此起彼伏，國家經濟生活受到極大限制，滿足吃飽穿暖的基本生存需求成為人民大眾的迫切心愿。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依然沒有改變生產力落后的基本國情，繼續著眼于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大眾生活水平，從而滿足人民大眾對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直至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正確認識到中國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基本國情，指出中國當前的發展水平仍然不能滿足國家和人民的需要，為此，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可見，新中國從成立之日起，在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最突出的國情就是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一直制約著中國的前進步伐。根據馬斯洛提出的需求層次理論，生產落后導致人民大眾生活過不去、文化上不去，各階層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如何改善生活狀態、如何提高生活水平上。大眾需求停留于生存、生理等較低層次的物質層面，致使馬克思共產主義理論的本質內涵不能被所有階層的人民所理解，尤其是知識水平不高的農民、工人群體。由此觀之，只要社會還處于提高人民物質水平、解決民眾生存困境的發展階段，只要社會還達不到物質富足的狀態，共產主義的精神盛宴就要往后推遲。所以，共產黨人將共產主義話語轉化到具象化層面進行宣傳，人民大眾把共產主義理解為物質指標是不可避免的，傳統共產主義物質化理解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

　　（二）傳統共產主義物質化理解為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作了物質基礎準備

　　理想和奮斗目標對個人的人生歷程起著引導作用，是個人思想與行為的定向器，同樣地，理想信念和奮斗目標對任何一個國家、民族、政黨也起著引領與支撐作用。共產主義不是馬克思的原產物，作為思想與社會制度其已誕生2500多年，是無數人類文明積淀的思想文化成果，書寫了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進程。共產主義代表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追求和現實指向，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未來階段。

　　在《手稿》中，馬克思首次全面論述了共產主義，這是馬克思早期的共產主義思想，盡管一定程度上還帶有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痕跡，但通過對現實的批判、反思、繼承、發展為其早期共產主義思想的形成做好了邏輯前提。這一前提主要表現以下方面，一是對德國古典哲學的批判和反思，這為馬克思主義早期共產主義思想的出場提供了充分的理論準備。《萊茵報》時期的社會動蕩不安，普通民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民眾利益被統治階級剝奪得所剩無幾。在這一背景下，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和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由法哲學批判轉移到現實的政治經濟學領域；二是對各種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學說的批判，為馬克思主義早期共產主義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粗陋的原始的共產主義”要求否定私有財產，實際上是要求私有財產的普遍化，將物質財富看作人的統治力量，沒有看到背后人與人的關系，具有平均主義色彩和反文明性。馬克思對這種“共產主義”進行極力批判，指責這種“共產主義”開歷史倒車，具有反動性，是人類文明的退化。但同時，他也指出由于資本主義私有財產所造成的社會矛盾，讓“粗陋的原始的共產主義”的物質特征能夠最為直觀、最為直接地將“共產主義理想”展現在廣大人民群眾面前，這一“共產主義”又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針對“按政治性質是民主或專制的共產主義”“廢除國家的共產主義”這兩種共產主義，馬克思指出這種“共產主義”雖然意識到共產主義不僅是物的問題，而且是實現人的復歸，但“因為它還沒有理解私有財產的積極的本質，也還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沒有指向人的物質解放，取得物質財富的能力，“所以它還受私有財產的束縛和感染”，其結果注定駛向“烏托邦”。三是社會實踐的現實需要為早期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出場提供了堅實的實踐基礎。“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這一社會現實推動著馬克思開始為解決“人”的問題進行不斷探索。在現實中，宗教問題、“物質利益難題”、資本主義社會、各種形式的共產主義學說無不顯現出關于“人”的問題，這一社會現實呼喚新理論的誕生，青年馬克思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勇敢地投身于實現全人類徹底解放的偉大事業中。

　　由以上可知，馬克思共產主義理想是實現人的本質的重新占有，但也不排斥將極大豐富的物質財富作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基礎，共產主義是在以往發展起來的全部財富范圍內的自覺生成。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將共產主義分為第一階段或初級階段和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將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稱為社會主義社會，高級階段稱為共產主義社會。所以，也可以說，共產主義理想是一場社會歷史運動，由低級向高級不斷發展，高級階段需要低級階段生產力的完滿作為條件，正如馬克思提出的“兩個絕不會”思想，“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絕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絕不會出現的。”在物質財富不發達的社會階段，尤其是在物質匱乏的年代，作為意識形態范疇內的共產主義理想自然被貧苦的人民大眾歸結為共產主義理想能否實現、何時實現的問題。如果實現這一理想的確定時期不能被明確告知，那么人民大眾將會認為這一理想是空想。因此，共產黨人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宣傳不能僅限于毫無現實意義的理論宣傳，而更應立足人民大眾的現實需要，將共產主義理想化為最為直觀的物質標識擺在人民大眾面前，讓他們能夠切身感受到共產主義能為他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與好處，促使人民大眾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推動人民大眾主動參與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來。綜上，從開展理想教育這一層面來說，傳統共產主義物質化理解具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

　　三、對傳統共產主義物質化理解的現代反思

　　新時代，對傳統共產主義物質化理解進行反思，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從現實來看，如今人民大眾的需求不僅僅停留于物質層面，而更加注重社會公平正義、生存環境優化等層面。這就意味著，傳統共產主義物質化理解已不合時宜，我們需要在新時代的背景下正確認知和準確把握共產主義話語，實現共產主義理解的現代化；同時加強并創新共產主義話語傳播路向，實現共產主義廣泛有效的傳播。

　　（一）新時代對傳統共產主義物質化理解進行現代反思的必要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生產總值大幅提高，經濟實現飛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邁上新臺階。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社會主義事業取得長足進步，中國面貌煥然一新，發展之路的歷史條件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一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實行極大解放了生產力、釋放了社會活力，但另一方面社會也變得物質與功利，大眾逐漸被裹挾到無止境的物欲之中。社會上為滿足個人利益而犧牲、傷害他人利益、集體利益，導致社會不和諧的現象此起彼伏，不斷累積和加深了社會矛盾。此外，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為人們向大自然索取資源提供了更多方式，正如馬克思所說，“一切生產力都歸結為自然界”，每一次獲得自然福利不是結束而是標志著新一輪滿足欲望的開始，資源的有限與人的欲望的無限之間矛盾凸顯，導致生態危機向人類步步逼近。面對這一系列的社會弊病，僅從“物質狀態”對共產主義理想的理解讓不少人開始懷疑共產主義理想的現實性和美好性，大大影響了共產主義理想的可信性，從而影響了人們對現實社會主義的態度。傳統共產主義物質化理解顯然已不再適應社會。因此，隨著時代進步，對傳統共產主義物質化理解進行再思考具有緊迫性與必要性。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也指出，在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下，黨領導人民走出了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向共產主義理想邁上一個新臺階，實現“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高度文明”是必經之路，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只有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都搞好，國家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強，全國各族人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才能順利向前推進”；“實現中國夢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雙飛的發展過程”。回到共產主義理想可知，馬克思雖然并沒有否定“物”的重要性，但馬克思共產主義的最高目標是實現人的本質的重新占有，這一主要目標在中國式現代化背景就要求家家戶戶達到“倉廩實而知禮義，衣食足而知榮辱”的物質狀態和思想境界。因此，對傳統共產主義物質化理解的再思考對把握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時代要求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二）新時代正確認知與準確把握共產主義話語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牢記我們黨從成立起就把為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而奮斗確定為自己的綱領，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不斷把為崇高理想奮斗的偉大實踐推向前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其實就是中國共產黨懷揣共產主義理想不懈奮斗的過程。實現共產主義理解的現代化，需要正確認知和準確把握共產主義話語。

　　1.共產主義話語的科學性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以往人類對理想社會的憧憬大不相同，它的確立并非一次構建，而是經歷了重重考驗與論證。在它誕生以前，也出現過一些“共產主義”，但歷史上這些“共產主義者”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要么是基于對現實的不滿或為維護階級統治，要么是因找不到解決現實問題、改變現狀的實踐主體和理論主體而出現的帶有“反動性”或“小資產階級性”或“保守或資產階級性”或“空想性”特征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科學理論并非橫空出世，而是具有一定的現實條件，正如列寧指出的：“共產主義是從資本主義中產生出來的，它是歷史地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它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那種社會力量發生作用的結果。”馬克思共產主義理論的科學性，就在于該理論從客觀實際出發，將生產力作為探究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理論與實踐的切入點，對德國古典哲學和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進行“揚棄”，進而產生了唯物主義歷史觀，并在運用唯物史觀觀察、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基礎上，發現了剩余價值理論。正如恩格斯提到的，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使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現代科學社會主義就是以這兩個重要事實為依據的”。另外，從未來發展方向來看，馬克思共產主義學說還是對社會發展趨勢作出的一種大膽預測，但這種預測并非超越時空界限對未來社會進行詳盡的刻畫，而是依據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歷史發展規律，指出未來社會狀態應是“每個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其價值指向符合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因此，馬克思共產主義話語的科學性在其理論與實踐的出發點及價值歸宿上被深刻地體現出來。

　　2.共產主義話語的發展性

　　馬克思共產主義理想基于對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狀況的批判與否定，是對時代困境的回應，也是對“人類向何處去”作出的科學指引。馬克思闡明共產主義的實現并非一蹴而就，資本主義社會并非一次性就能過渡到共產主義階段，為此提出了共產主義階段論，闡明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內含有發展進階關系，即共產主義理想也有階段性特征和階段性目標，初級階段應達到生產力極大提高，高級階段就是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高級階段需要低級階段的發展為其奠定物質基礎，高級階段是低級階段的歸宿。馬克思還闡明，“共產主義是最近將來的必然的形態和有效的原則，但是，這樣的共產主義并不是人類發展的目標，并不是人類社會的形態”，“一切依次更替的歷史狀態都只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發展進程中的暫時階段”。這一經確立就成為人類社會現階段追求的社會形態，并不意味著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止。所以，馬克思共產主義理論強調共產主義以前的人類社會都只是人類社會的“前史”，共產主義并非人類的最終理想，共產主義階段也并非人類社會最后的歸宿，人類社會發展沒有終點，而是在實踐中不斷超越自身，又不斷駛向一個新的階段。這些都證明了馬克思共產主義理想不是一成不變的、僵死的“理想社會”，而是在社會不斷發展的進程中不斷得到構建與完善。中國在傳播共產主義話語的過程中，沒有將馬克思共產主義理想僅僅作為理論概念對人民群眾進行教條化宣傳，而是不斷結合中國社會發展的新情況、新問題對共產主義理想進行傳播，旨在說明共產主義理想的現實性，進而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指導下，明晰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理想“還應該做什么及該如何去做”等問題。

　　3.共產主義話語的實踐性

　　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內部無法解決的基本矛盾并作出了“兩個必然”的科學論斷。但馬克思也指出，共產主義理想的實現需要滿足一定的內在條件，“兩個必然”還需要在不斷提高生產力的實踐中去實現。在馬克思看來，共產主義并沒有停留在觀念上，共產主義理想也非凌駕于實踐活動之上的“空理論”，而是存在于實實在在的實際行動之中，也就是說，共產主義是在人類歷史運動中經驗地誕生出來的。所以，在馬克思那里，共產主義作為一種運動，主要體現于無產階級與現存社會的斗爭運動及不斷揚棄自我異化的運動。從共產主義理想形成過程看，以往“共產主義”在實踐中表現出的弊病與缺陷，是馬克思共產主義理想產生的基礎條件，沒有以往“共產主義者”對“共產主義理想”的探索，沒有馬克思恩格斯對現實社會現狀的考察與揭示，就沒有馬克思共產主義。從共產主義理想的實現條件和路徑看，共產主義理想“坐等”不來，它的實現不僅需要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而且需要一定的社會發展條件作為基礎。在中國，為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定共產主義理想，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致力于實現共產主義偉大理想而投入到社會主義革命、改革和建設中，使中國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這些實踐表明，實現共產主義偉大理想需要將其融入偉大實踐中，并不斷肯定其現實力量。

　　4.共產主義話語的人民性

　　馬克思主義是關于人實現自身解放的思想體系，是屬于人的理論。“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馬克思共產主義理想的主要特征是實現人的本質的復歸，正確理解共產主義與人民群眾的關系，現實與共產主義的關系，成為真正理解共產主義、形成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關鍵所在。所以，早期共產黨人基于對共產主義理想的正確認知與深刻認同，將其變成了自身的理想信念和追求的堅定目標。此外，共產主義理想本身與中國現實有著天然聯系，早期中國局勢混亂，一大批知識分子在探索救國之路時，俄國的勝利讓他們看到了中國“活下去、繼續走下去”的希望，這也為共產主義理想深入中國人內心提供了契機。因此，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時，就毫不掩飾地表明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就是“人民立場”，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就是黨奮斗的目標。歷史實踐證明，共產主義話語傳播的過程，既是將人民的根本利益貫穿于黨治國理政的實踐活動中，明確人民群眾主體地位的過程，也是黨時刻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以滿足人民群眾的理論需求和根本利益繼而讓人民群眾產生思想情感認同的過程。在中國共產黨人對共產主義話語傳播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關注人民所思所想，始終貫徹群眾路線，從主要矛盾出發明晰人民群眾當前的根本需求，從而對癥下藥開出人民滿意的良方。由于共產黨人對共產主義的理解與傳播直接關系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和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成效，所以這一過程需要充分考慮到人民群眾對理論的接受能力，尤其是深入基層，實現共產主義話語的本土化、通俗化，使共產主義真正浸入人民大眾的心里，從而不斷推動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發展。

　　（三）新時代加強并創新共產主義話語傳播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精神追求，始終是共產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新的歷史條件下，必須不斷加強并創新共產主義話語傳播路向，不斷凸顯共產主義話語的本質特征，從而增強共產主義話語在新時代的親和力、感染力、吸引力和凝聚力。

　　1.實現共產主義話語的時代性詮釋和創新性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是隨著時代、實踐、科學發展而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體系，它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開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真理的實現需要恒定不變的目標信念。迄今為止，共產主義理想目標一直是人類社會追求的嶄新階段，但其理論要伴隨社會實踐的發展而發展，要與變化了的客觀實際相適應。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將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表述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整整存在36年的主要矛盾，在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中被更新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黨的十九大以來，中國已經處于新時代這一歷史方位上；2021年，中國已經擺脫絕對貧困，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征程。這一系列驚天動地的變化也意味著共產主義理想在這一時代的推進不能局限于以往“物質化”特征的傳播，而應以新時代社會的主要矛盾為切入點，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可行性與必要性進行傳播。共產主義話語的理論創新應該訴諸于人民群眾所關注的、關心的實際問題，結合時代實踐特色和重點熱點問題開展共產主義話語的傳播，避免人民大眾從主觀上對共產主義這一遠大理想產生片面化甚至歪曲、錯誤的理解與認識，同時，將共產主義理想植根于中華傳統文化的沃土之中，推動實現共產主義話語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用具有天然親近感的文化對國人進行熏陶，以進一步引發中國人民內心深處對共產主義理想的認同和接受。

　　2.將“以民為本”的價值導向貫穿于共產主義話語傳播全過程

　　“民之所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傳播堅持的價值目標。當前，把“以民為本”的價值導向貫穿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和理論創新之中，貫穿于共產主義理論與實踐之中，共產主義理想才能成為廣大黨員干部的精神支柱和精神武器。馬克思在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指導下，找到了推翻資產階級建立共產主義的革命力量——無產階級。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從毛澤東思想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始終將以民為本這條紅線貫穿于中國發展進程，是中國取得當前偉大勝利的重要法寶。黨章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由此可知，將“以民為本”的價值導向貫穿于共產主義話語傳播過程中，是中國共產黨保持純潔性和先進性的前提條件，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向前推進的源泉動力。一旦偏離這一價值導向，馬克思主義真理會走向謬誤，中國共產黨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新時代加強共產主義話語傳播，必須在制度設計、法律設計、規則設計等頂層設計層面堅持以“民之所望”為“政之所向”的價值導向。共產主義話語的主要傳播主體——廣大黨員干部，在為共產主義理想奮斗時要始終保持與為人民謀利益的一致性。在工作生活中杜絕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不搞“門面工程”“政績工程”，遏制一切歪風邪氣，保證黨內黨外的風清氣正。同時，在踐行黨的初心使命和根本宗旨的過程中要堅定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將共產主義理論內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掌握共產主義的理論實質與內在邏輯。讓有信仰的人來講信仰，以推動共產主義話語在人民群眾中的有效傳播。

　　3.始終以發展的眼光審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關系

　　馬克思根據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社會歷史發展規律提出的“兩個必然”，深刻闡釋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斗爭，并提出勝利必將屬于社會主義。馬克思在此基礎上還提出了“兩個絕不會”的著名論斷作為“兩個必然”的前提。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過：“共產主義決不是‘土豆燒牛肉’那么簡單，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我們不能因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就認為那是虛無縹緲的海市蜃樓，就不去做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所以，在進行共產主義話語傳播時，既要闡明共產主義的歷史必然性，還要將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相聯系，在歷史進程中以發展的眼光審視二者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成就，通過生動的歷史實踐對二者的關系進行具體闡發。2018年1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強調：“要深刻認識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辯證關系，既不能離開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實現民族復興的現實工作而空談遠大理想，也不能因為實現共產主義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就諱言甚至丟掉遠大理想。”即只有在堅守前者的基礎上才能正確地踐行后者，前者為后者提供精神支撐和強大動力，也只有將前者階段化為后者，基于具體實踐的理想才不會淪為空想。因此，新時代共產主義話語傳播需要在理論指導實踐和實踐趨向理論的互動中實現理論與實踐的辯證統一。

　　4.立足人的生存本質

　　在馬克思那里，共產主義“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共產主義的占有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占有，其主體是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即人的全部器官同對象發生全面的人的關系，“通過人”“為了人”都是對“現實的人”的主體性的確認。在私有制下，人的全面性、豐富性是全然喪失的，人對待物的方式，就是將其作為可以實用的客體對待，表面看起來體現出人的主體性與能動性，但實際上，人以這樣的方式對待物，導致物對人的統治，人作為非人存在。對物的這種占有也就意味著人的自我喪失，人逐漸淪為一種失去主體意識的“異化的人”，共產主義的實現就是要揚棄這種“異化的人”。馬克思指出，在共產主義社會，“為了人并且通過人對人的本質和人的生命、對象性的人和人的產品的感性的占有，不應當僅僅被理解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應當僅僅被理解為占有、擁有。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這一論述使人從片面且狹隘的占有觀中解放出來，這時候的人才是非分裂非異化的人，而是同別人同社會一致的人。這時候的人所面對的自然界和社會這個對象世界也才成為真正的人所應能占有的對象世界，人才能從對象所具有的、體現了人自身的全部豐富的本質力量中確證自己、肯定自己，且發展自己的人的本質。所以，只有共產主義社會才“創造著具有人的本質的這種全部豐富性的人，創造著具有豐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覺的人作為這個社會的恒久的現實”。因此，在物質相對豐沛的現代社會，對共產主義話語的傳播，需要從人的生存本質出發，觀照相較于物質層面更高級的自我實現、自我超越層面。深刻闡明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人的生存才會超越物質滿足，才不會發生異化，因為在那里，對人的自身存在和價值的確證不再需要通過外在財富、權力等標簽式的存在來體現，每個人都能實現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實現既立足于物質生存又超越物質生存的人生追求與境界。因此，從公民個人生存發展利益切入，更有利于贏得人民大眾的認同。

　　作者:韓成

　　文章來源:《湖北行政學院學報》2022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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