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共一大和1922年中國共青團（原名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大，湖南都派了代表參加。代表湖南黨的早期組織參加中共一大的代表是毛澤東、何叔衡，代表湖南團組織參加中國共青團一大的代表是易禮容、陳子博。中共湖南早期組織和中國共青團湖南早期組織都是青年毛澤東發起創立的。那么，青年毛澤東為什么在湖南建黨建團？這是一個先比較后選擇、從感性到理性、從思想到行動的發展過程。

　　思考和比較中尋找主義

　　受救亡圖存、改良興國等愛國思潮的影響，毛澤東自幼樹立了以天下為己任的志向，熱切地搜求各種救國理論。

　　關注時事，較早涉獵社會主義。十月革命前，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范圍很小，只有少數知識分子對此有所了解。梁啟超、朱執信、孫中山等對社會主義有零星的介紹。1911年春，江亢虎發表《介紹地稅歸公之學說》一文，開始向國內系統介紹社會主義思想。同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受革命思想感染，毛澤東投筆從戎，參加了湖南新軍。他關心時事，喜歡讀書看報，每個月軍餉結余都用來購買書報。一次偶然的機會，毛澤東首次在《湘漢新聞》上讀到一篇提到“社會主義”的文章，接著又讀了江亢虎寫的關于社會主義的小冊子。多年以后在延安接受美國記者斯諾采訪，毛澤東還回憶說，當時讀過江亢虎寫的《社會主義ABC》《馬克思主義簡說》等小冊子，對社會主義基本原理開始有所了解。

　　博學深思，努力追尋大本大源。在湖南一師學習期間，毛澤東對文學、歷史、哲學和倫理學很感興趣。1915年上半年，他和蔡和森等組織課外哲學研究小組，常去楊昌濟、徐特立等老師家中請教。哲學的基本問題是探索世界的本源。1917年暑假游學歸來，毛澤東表示要以全副精力探討“大本大源”。他認為，教育、實業、軍事、議會等問題都是細枝末節的問題，只有把哲學的本源問題搞清楚了，才能征服人心，調動民眾，使國家走向繁榮富強。1917-1918學年，毛澤東曾在楊昌濟老師所教的《倫理學原理》的教材上寫下12000多字的筆記。在這些筆記中，他對人生、歷史、社會、國家、宇宙等問題有深入的思考，也面臨許多困惑。為解決這些困惑，毛澤東希望從各種學說中找到答案，其中也包括馬克思主義。

　　上京籌學，比較研究各種主義。1918年8月，毛澤東首次來京，籌辦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事宜。10月，在楊昌濟老師的介紹下，進入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1918年10月至次年3月，毛澤東旁聽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北大知名教授的講座，學習他們的文章，對馬克思主義以及其他主義進行初步的比較研究，增進對各種學說的了解。1919年1月，毛澤東參加了新成立的北大哲學研究會，以“研究東西諸家哲學，瀹啟新知”。

　　眾說紛紜，一度傾向無政府主義。1919年前后，毛澤東仍傾向于無政府主義。7月21日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他認為馬克思這一派“很激烈”，而克魯泡特金這一派則“較為溫和”，與馬克思主義者相比，無政府主義者“這派人的意思，更廣，更深遠”。但他對俄國革命已有相當的肯定。他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熱情歌頌俄國十月革命建立了“勞農政府”和“紅旗軍”及其對世界的影響。

　　面向實際，希望多研究些問題。當時，毛澤東對各種復雜問題仍然感到莫衷一是。受胡適多研究問題思想的影響，1919年9月，毛澤東等計劃成立問題研究會，他草擬了《問題研究會章程》，雖然實際上該會沒有成立，但從中可以看出他的某些思想。他列舉了該會擬解決的教育、女子、勞動、實業、交通、財政、經濟、各種主義等八十多種問題，與國家有關的有國家制度、民族自決、社會主義、民眾的聯合、地方自治、總統權限、合議制內閣、司法獨立、聯邦制等十多個問題。社會主義和國家制度等都進入他的研究范疇。

　　理論和實踐中淬煉信仰

　　在實際的政治斗爭中，毛澤東繼續探索真理，最終找到了自己的主義和信仰，并開始宣傳新思想，培養理論骨干。

　　赴京驅張，初定馬克思主義信仰。1919年12月，為爭取各界支持“驅張運動（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的運動）”，毛澤東第二次赴京。1920年1月，在京加入李大釗、王光祈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該學會以創造“少年中國”為宗旨，主要由向往十月革命、反對日本占領山東、從事愛國運動的學生組成。毛澤東當時對俄國已非常向往，他想組織新民學會成員赴俄勤工儉學。1920年2月，毛澤東致信陶斯詠說，“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頓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勸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他還說，想先成立一自修大學，花一兩年把古今中外的學術思想大致弄清，再組織同伴們赴俄勤工儉學。1920年3月14日，他致信周世釗，亦說兩三年后想組織游俄隊。由最初的組織赴法勤工儉學到擬組織留俄，毛澤東的信仰悄然發生了變化。他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認真閱讀了《共產黨宣言》《階級斗爭》等共產主義文獻，開始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他后來跟斯諾回憶說：“1920年夏，我在理論上和某種程度的行動上，變成馬克思主義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回湘實踐，自覺宣傳馬列主義。選擇主義之后，毛澤東回湖南從事教育和輿論鼓動工作，開始自覺地宣傳馬克思主義。1920年7月31日，毛澤東和易禮容、彭璜等一起創辦文化書社，宣傳馬克思主義和新文化，同時該書社也是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前后的一個秘密聯絡點和會議場所。毛澤東認為全世界尚無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發現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文化書社的重要使命就是介紹中外各種最新書報以作為湖南人做研究的新材料，并希望催生新思想、新文化。該書社經營的圖書有164種，雜志45種，日報3種。毛澤東特別推薦關于馬克思主義和蘇俄研究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新俄國之研究》等書籍。文化書社促進了馬列主義的傳播，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青團早期組織在湖南的成立也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1920年9月16日，為“研究俄羅斯一切事情”，毛澤東與姜濟寰、易培基、方維夏、何叔衡等成立俄羅斯研究會。該會發行《俄羅斯叢刊》，發表了不少宣傳十月革命的文章。毛澤東還將重要文章推薦給各大報紙轉載，以擴大宣傳效果。為學習俄國革命的成功經驗，他還組織進步青年赴俄考察和留學，先后有任弼時、蕭勁光等6位青年被介紹去上海外國語學校學習俄語，后赴俄留學。1920年春天的組織赴俄勤工儉學的設想，當年秋天就開始成為現實。

　　思謀長遠，同時希望促進現實問題的解決。在“驅張運動”期間，毛澤東已經從思想上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從理想到現實、從思想到行動上的完全轉變還需要一個過程，從解決目前問題的角度考慮，對于之前的改良主張，他還是愿意再試一下，推動湖南自治，試圖從制度上解決軍閥禍湘問題。于是，“驅張運動”結束后，毛澤東提出了“湖南共和國”主張，并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去推動建立“湖南共和國”。1920年9月下旬，湖南自治運動正在進行，但毛澤東的志向已不滿足于湖南自治了，對該運動只是“立于其外而為促進”，不是去做“具體的建設運動”。說明其還有更高的理想追求。不到半年時間，湖南自治運動終因軍閥操縱和壓制而失敗。

　　反思和行動中堅定信念

　　湖南自治運動的失敗，促使毛澤東深入思考，最終放棄對改良主義殘存的一點希望，堅定地選擇共產主義革命道路。

　　深入反思，決定選擇新道路。1920年11月，毛澤東曾致函向警予、李思安、羅章龍等人，對湖南自治運動的失敗進行反思。在致羅章龍的信中，毛澤東強調“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在致向警予的信中，毛澤東深入總結了湖南自治運動的教訓，對湖南知識界政治界深感失望，認為他們沒有理想，腐敗不堪，而民眾因為未受教育，不懂政治，所以他得出一個重要結論：“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環境一法。”在致李思安的信中，他也強調“由我們另想辦法，另造環境，長期的準備，精密的計劃”。

　　所謂“另辟道路”“另造環境”，即拋卻對改良主義的最后一點幻想，決心走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建國之路。理由有三：其一，毛澤東1920年夏在思想上已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行動上已通過創辦和經營文化書社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而且11月前后正著手建黨建團。其二，毛澤東于當年11月底強調，驅張運動和自治運動“都只是應付目前環境的一種權宜之計，決不是我們的根本主張，我們的主張遠在這些運動之外”，新民學會要開始“從事于根本改造之計劃和組織，確立一個改造的基礎，如蔡和森所主張的共產黨”。其三，毛澤東于11月收到蔡和森、蕭子升關于改造國家方法問題的信件，并于12月1日回信說“我覺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我于子升和笙（李維漢——引者注）二兄的主張，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

　　建黨建團，堅定馬列主義信念。1920年夏，陳獨秀已把長沙列入其建黨計劃，并于10月至11月把有關建團和建黨文件資料寄給毛澤東，請他負責在長沙建黨建團。1920年10月和11月，毛澤東先后收到陳獨秀寄來的建團和建黨資料。1920年11月，毛澤東開始在湖南一師發展團員。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長沙早期團組織對團員質量嚴格把關，成熟一個發展一個，保證了長沙團組織政治過硬，沒有走解散重建的彎路。同年11月，毛澤東、何叔衡等在長沙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1921年1月13日，長沙社會主義青年團正式成立，毛澤東任書記，有團員16人。建黨建團正是對湖南自治運動的經驗教訓深刻總結后的堅定選擇和革命行動。

　　公開主張，引領學會走向新道路。1921年元月1-3日，毛澤東、何叔衡召集新民學會長沙會員舉行新年大會，討論學會方針以及改造社會的方法、目的等問題，以從根本上確立學會的發展方向。關于學會宗旨“改造中國與世界”，毛澤東主張用“改造”，而不是“改良”，是“改造中國與世界”，而不是“改造東亞”；關于改造方法，他贊成用俄國式的激烈革命的方法。這是毛澤東從實際斗爭中得出的深刻認識，實踐證明改良主義、地方自治這些道路都走不通，而又有俄國革命成功的經驗可循，以俄為師自然成為最佳選項。這樣，就在學會公開了他的政治主張，引領更多會員走向馬列主義。毛澤東指出：“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經過討論，毛澤東等12人主張布爾什維主義，2人主張社會民主主義，1人主張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3人棄權。新民學會78名會員中，最終有近40人先后加入中國共產黨。

　　為什么共產主義方法最宜采用？從理論上來說，因為唯物史觀是科學的，能夠說服人。1921年1月21日，毛澤東致信蔡和森說：“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是事實，不像唯理觀之不能證實而容易被人動搖。”從實踐上來說，根據俄國革命經驗，要想從根本上改造國家，必須先取得政權。毛澤東認為，無政府主義的工團主義只要工廠不要國家是不對的。因為“非得政權則不能發動革命，不能保護革命，不能完成革命”。這里的“革命”應指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毛澤東完全贊同蔡和森的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和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意見。

　　至此，毛澤東選定了馬列主義的革命建國之路，通過建立馬克思主義政黨即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先進青年組織中國共青團，來發動社會革命、實現偉大理想。這一選擇把準了時代脈搏、適應了時代潮流。這一過程是人民覺醒和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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