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文章截屏】

　　賈康先生在《深圳特區報》2023年3月14日“理論周刊”版刊文《民營經濟發展亟需基礎理論創新》（下稱《創新》），提出“基礎理論方面創新的重要性”，并試圖突破馬克思主義者對勞動價值論、資本的經典理解。這篇文章發表出來，還是比較謹慎的。但由于謹慎了，可能難以顯示賈康先生關于勞動價值論的最核心觀點了。一篇名為《爭鳴丨賈康：毫不動搖支持民營企業發展，迫切需要厘清：“消滅私有制”和“勞動價值論”兩個重大基礎理論問題！》的文章（下稱《爭鳴》），似乎反映了賈康先生寫作此文的背景和目的?！稜庿Q》一文或許是打賈康先生的大旗，兜售自己的私意。如果真是這樣，賈康先生應該站出來澄清。既然賈康先生沒有站出來澄清，我們就可以理解，該文確實大概反映了賈康先生的意圖。如果這篇文章確實反映了賈康先生寫作《創新》一文的背景和目的，那么，打著創新基礎理論牌子的賈康先生實質上是要掘馬克思主義的祖墳，而不是創新馬克思主義。但由于筆者并不清楚《爭鳴》是否反映賈康先生的真實觀點，因此，本文標題給賈康打上一個引號，意思是，本文中某些地方的賈康先生可能并不是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的那位賈康，畢竟，《創新》一文表明，中國有一些學者是主張“創新”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資本理論的。但也許，《爭鳴》一文與賈康先生無關。考慮到這種可能，本文中許多出現賈康字眼的地方，萬望讀者不要對號入座，因為它說的可能是別人。

　　一、《創新》一文的核心

　　“文章合為時而做”。表面上，《創新》一文具有極強的現實性。這種現實性就在于“我國有1.5億個以上的市場主體，民營企業占絕大多數。經濟發展需要提振企業信心，在民營企業這邊尤為如此”。而《爭鳴》有如下的文字：“從現實生活中民營經濟發展達到的體量上看，中國民營經濟早已經不止‘五六七八九’了，有數據表明中國的民營企業不僅在一些增長極區域已經是‘五個九’的問題，而且從全國來看，過去印象中以中小微企業為主的民營企業里，近十余年來已經涌現出了一些頭部企業、大企業，而在中國最新的500強企業的排名中，民營企業已經占據了300多個席位”。值得指出的是，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到2023年，我國不是1.5億個以上的市場主體，而是1.7億個[1]。因此，《創新》一文的核心是什么呢？核心就是鞏固這1億多個市場主體的信心。說鞏固信心，一般讀者大概看不出什么味道，許多企業家可能也覺得“賈康”是自己人，是在為自己代言。但是且慢！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已經指出，資本的積累集中的必然趨勢。這個規律表明什么？它表明，從經濟規律看，我國現有的1.7億個市場主體很大概率在未來數年中有相當一部分會關門。而中國企業家們所表現出的缺乏信心實際上就是對馬克思所揭示的這個規律的認可。這個規律是不可抗拒的。這個規律表明，許多企業將會在其他少數企業的競爭中關門、破產、倒閉。這是政府也無法抗拒的規律。只要允許競爭，這就是任何理論創新也無法抗拒的規律。反過來，如果理論創新讓我們逆這個規律而動，中國將會花費巨大的資源，最后所得甚微。近幾年企業關門的現象已經讓普通老百姓也感受到了。中國許多企業家都已經基于自己的經驗發現生意難做了。在未來，賺錢肯定不是如過去那樣容易了。能賺錢的人肯定是在某些方面比較有修為的人。對此，所有企業家都要想一想，自己是否適合長期經營一家民營企業。如果好不容易創辦了一個企業，就要想一想，有什么好辦法讓它經營下去。對于這個問題，“賈康”先生的基礎理論創新是無用的，其他一些先生的保護產權的辦法也是沒有用的。請問，中國有十幾億老百姓，每家都有自己難念的經。這靠政府能夠解決嗎？未來，中國依然會有許多機會，但是機會偏愛有準備的人。所以，每個企業家或者想要做企業家的人都要想一想，自己是否做好了一些準備，包括將來遇到經營困難時是否能夠度過難關！未來中國的制度越來越完善，靠投機取巧存活和發展的機會應該是不多了。“兩個毫不動搖”當然不是毫不動搖地支持投機取巧，而是支持合法合規經營。

　　黑格爾在其《法哲學原理》序言中提出了一個著名命題：“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現實的。”賈康先生們恐怕只注意到了這個命題的前半部分，而完全忽視了這個命題的后半部分。對于現實性，恩格斯這樣寫到：“現實性絕不是某種社會狀態或政治狀態在一切環境和一切時代所具有的屬性。在發展進程中，以前現實的東西都會成為不現實的，都會喪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權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種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現實的東西就會替代正在衰亡的現實的東西。”中國市場主體的不斷發展是有其合理性，但這種發展已經40多年了。中國古人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中國市場主體的發展難道就沒有個盡頭？把中國過去形成的一些結構當成合理的，應該永存的，這本身就是形而上學。賈康們只看到了1.5億個市場主體的現實，而沒有看到中國兩極分化的現實。賈康們只拿中央的某些表達來做論證，完全忽略中央關于反腐、共同富裕等等其它的表述和做出的實踐。這就不能不說賈康們是在對中央的精神進行上下其手的解釋，而這種上下其手的解釋所蘊藏的司馬昭之心就昭然若揭了：他們是要篡奪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解釋權，進而覬覦中國的政權了。他們人數不多，但都是名人，而且有機構的運作，甚至可能有大筆的資金的支持。一些不明就里的群眾、學生、企業家可能還會受到他們的蒙蔽。

　　二、《創新》一文所謂的中國基礎理論創新還有余地嗎？

　　《創新》一文提出了創新中國基礎理論的主張。以筆者的經驗看，中國基礎理論創新是大有余地的。但這種創新是把馬克思主義時代化、中國化，而不是打著創新的旗號把西方腐朽沒落的東西塞進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還稱之為創新。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化、中國化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沒有金剛鉆，就不要攬瓷器活。賈康們是沒有這樣的金剛鉆的。因此，他們所謂的創新在實踐上將會導致亡國破家，在理論上將會是誤人子弟。

　　未來，或許中國的市場主體數量還會增加，但能增加多少呢？即使有所增加，也不意味著會有理論的創新。實際上，導致1.7億市場主體出現的理論創新在幾十年前提出多種所有制并存、初級階段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等等就已經實現了。而在我國進行了這些理論創新前后，西方產權理論、金融深化理論、三次產業理論等等也進入中國了。事實上，在國家實施改革，不再有計劃地大規模地新建公有制企業之后，就只能依靠動員廣大人民的積極性來自發地創辦企業了。2022年底我國已經有近1.7億個市場主體本身表明，我國的產權保護是得到廣大人民群眾信任的，我國對民營企業的鼓勵和支持的力度也是很大的。但這并非意味著只有一種辦法、一種模式來動員廣大人民的積極性。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中，中國高校畢業生的總體收入水平遠遠低于少數暴富者，而他們在青年時的平均智力水平應該是遠遠高于那些少數暴富者的平均智力水平。結果，中國建立的市場經濟體制并沒有鼓勵高智商者。即使企業家們在長期的企業經營中有所鍛煉，但假設中國高校畢業生也有機會得到同等鍛煉，則中國的發展質量應該不可同日而語。設想一下，假如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依然大量地創辦公有制企業，不讓大量公有制企業消失，從而讓廣大的企業家主要是在公有制企業中發揮才干，這將是多么不同的一種景象?。∪绱?，則中國的收入分配將會公平許多，人民之間的團結將會緊密許多！針對中國發展質量，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金碚教授認為，中國過去有意無意地認為，“自由放任”是基本方向，只要“放手”“放開”，市場供求的持續博弈、相互磨合適應，就可以自動實現資源配置的市場均質化，從而達到全面的供求“均衡”狀態[2]。在二十大召開前后，我們黨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中國式現代化理論”或許可以說是對中國過去經驗和成就的一種概括，而“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對未來中國發展方向的一種規劃。很顯然，“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并不意味著中國原子式的企業數量越多越好。“中國式現代化理論”也并不是說中國過去做的都是對的。

　　必須看到，西方的市場化理論一般都把私有化作為市場化的基石。因此，那些把西方的市場化理論引入中國的人是可能包藏著將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引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禍心的。如果不洞察這一點，我國又實行多種所有制并存，私人企業就會坐大，成為中國的經濟基礎了，但它們并不是中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而私人企業一旦成為中國具有主導性的力量，中國的前途和命運是堪憂的。在目前的所有制格局下，市場化的政策不是中性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為企業家、股東，成為企業家和股東的人的資產情況、經營能力、創新能力等等也千差萬別。在1.7億個市場主體中，絕大部分中小企業、個體工商戶對于大企業所能得到的鼓勵和支持只能是望洋興嘆，他們得到的國家的鼓勵和支持只能是杯水車薪。而當數以千萬計的私人企業在不斷擴大的政策空間中閃轉騰挪時，即使完全合法，也造成了兩個相互聯系的經濟問題，一是私人利潤與工資差異以及大量工人下崗導致的收入分配差距問題，二是總供給大于總需求問題。這兩個問題越嚴重，中國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越困難。此外，有少數企業家通過官商勾結、中外勾結，實現了資本原始積累，并不斷擴張，形成壟斷，危及其他企業利益和金融安全。有的企業家甚至布局影響控制中國的輿論、教育和文化格局，等等。這些問題雖然有些已經得到糾正或開始得到糾正，但已經顯示原有政策空間存在巨大漏洞。這說明，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對相關政策空間進行調整。一些人今天極力鼓吹國家鼓勵和支持非公企業的發展，但是必須看到，一方面，國家的鼓勵和支持使得少數非公企業做大做強；另一方面，在國家政策允許和支持基礎上做大做強的一些非公企業的行為引起了反壟斷和防范資本無序擴張的必要，而且市場競爭必然導致大量企業破產、倒閉，使得國家的鼓勵和支持趨于無效。國家之所以反壟斷和防范資本無序擴張，既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也是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名副其實，取信于民的需要。

　　現在，有許多企業家和知識分子已經認識到，中國雇傭時代已經過去，合伙時代已經來臨。所謂合伙時代，就是趨向共有化、公有化的時代，也就是共享的時代、共同富裕的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民營企業家要增強家國情懷，自覺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增強先富帶后富、促進共同富裕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民營企業要在企業內部積極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推動構建全體員工利益共同體，讓企業發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體員工”。從這些角度看，我國給予非公經濟發展以政策空間和政策上的鼓勵、支持和引導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

　　這說明，把基礎理論創新的方向放在進一步突破勞動價值論上是沒有必要的，也是錯誤的、致命的，將會把中國引向萬劫不復的深淵。中國的實踐，包括允許按要素分配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對勞動價值論的突破。進一步突破勞動價值論是要進一步擴展按要素分配從而進一步否定按勞分配嗎？真的有這種必要嗎？有這種可能性嗎？會導致什么結果呢？而按要素分配實質是什么呢？是否就是資本家說了算呢？中國不是有人提出996、福報說嗎？這些說法的實質是什么？是讓廣大的打工者、白領工人成為他們發財的工具。廣大的打工者、白領工人構成支撐少數人暴富的人口紅利。中國真正夠格的廣大企業家應該也不會支持這樣的理論。

　　三、正確理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

　　從《創新》一文的指向看，它最大的“創新”是，它認為“凡是在社會再生產流程中從事勞動，包括民營企業家的管理與決策勞動的人，都應該具有價值創造者的地位，不能認為不擁有生產資料的雇傭工人的勞動才是創造商品價值的唯一源泉”。然而，馬克思沒有否定資本家也會創造剩余價值，從而價值。馬克思說：“他創造剩余價值，不是因為他作為資本家進行勞動，而是因為他除了具有作為資本家的屬性以外，他也進行勞動”。馬克思還承認，“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并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不同于這一總體的獨立器官的運動——所產生的各種一般職能。一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所以，馬克思并沒有否定承擔資本家職能的人也會管理（指揮）勞動，也創造價值和剩余價值。因此，《創新》一文的最大創新也就不存在了。

　　《創新》一文的最大創新不僅不存在，而且完全是顛倒黑白。人們一般的印象是，既然《資本論》把資本家視為剝削者，就不承認資本所有者、管理者也進行勞動。這種印象并不準確。馬克思所否定的是資本家這種社會現象，而并沒有否定作為資本家的生物載體的人。馬克思否定資本家這種社會現象，是說，由體現資本剝削關系的資本家來指揮生產其實是不必要的，是可以被國有企業的管理者來取代的。國有企業的管理者不拿私人利潤，從而就不是資本家了，但他可以如資本家一樣聰明地勤勞地指揮生產。這是非常現實的問題。瓦特后來成為資本家，馬克思不會因此否認瓦特改良機器所付出的勞動。瓦特在改良了蒸汽機到賣出第一臺蒸汽機有10年之久。雖然瓦特在1784年4月他所取得的專利的說明書中，把自己的蒸汽機說成是大工業普遍應用的發動機，而不是說成是一種用于特殊目的的發明，但按照當時英國的條件，市場在這十年里并沒有給瓦特以報償。假如瓦特在這十年中死去，就不可能享受后來的收益了。今天的世界里，許多人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獎，但在獲獎之前死去了，因此，也就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了。對于他們的勞動，市場并沒有給予更高的報償。毛澤東為中國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他在有生之年，只拿了很低的工資。這說明什么？這說明，在高尚的人眼里，在高尚的人的實踐中，他們向社會付出的很多，索取的可能很少。在許多情況下，當一個人一輩子能夠為社會貢獻一些有價值的東西，他們認為就足夠幸福了。馬克思作為偉大的思想家，億萬人因他而受益，而他向社會索取了多少呢？列寧說，如果不是恩格斯的接濟，馬克思根本不可能做出那么多的成果。馬克思恩格斯是多么高尚的人啊！

　　按照這種標準，一些人依據自己為社會做出的貢獻，如《創新》一文所主張的承認資本家的管理勞動，就要得到巨額的遠遠超過工人工資不知多少倍的金錢，是合理的嗎？至少按照一種高尚的標準來說，是不合理的。有人說，整個社會不可能建立在人格高尚的基礎上。但假設中國社會彌漫了低俗的人格，中國的未來還有希望嗎？假設人人只講索取，這不是要造成天下大亂的局面嗎？連資本主義都無法容忍天下大亂的局面，只不過資本主義采取了各種辦法來維持社會的穩定。但是，現在，資本主義能否持續穩定下去已經成了一個大大的疑問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絕大多數人都會滿足于一個較為平等的收入安排。毛澤東主席也并沒有因為自己拿低工資就認為自己高尚，而是認為這是無產階級領袖的必需的道德。社會主義的制度安排根本否定了資本家存在的合理性。即使如孫中山這樣的資產階級革命先行者也沒有為自己賺得金山銀山。當然，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做出某些特殊安排是合理的。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進行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后也曾允許資本家拿走一些利息。

　　《創新》一文的目的根本不在于討論資本家有無勞動的問題，而在于要為富者累巨萬背書。這就是根本不了解人類歷史的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了。馬克思看到了當時彌漫于德國、英國等國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局面。為什么一方面是工人階級的辛勞、痛苦，另一方面卻是資產階級的紙醉金迷呢？怎樣在理論上描述這個現實呢？唯一可能的就是剝削。可以想象，在馬克思看來，就連如福特這樣的兢兢業業的資本家之所以發財致富，也是因為剝削，盡管他很有技術，而且將生產線工藝引進了汽車生產之中。資本家確實可能付出了勞動，但他們的收益遠遠超出了一般人勞動所能得到的收益，其收入主要不是憑其所付出的管理勞動報酬（工資），而是憑其私人擁有的資本所有權而獲取的利潤（即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而且大資本家通常已將管理勞動職能交給其雇傭的高級管理人員，自己變成完全脫離生產管理過程的純剝削者——食利者。所以，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剝削秘密是否定不了的。否定了資本剝削，也就無法解釋巨大的社會兩極分化。至于在理論上是否承認許多資本家（作為與工人階級具有共性的人）也進行管理勞動，對于承認其是否剝削完全是兩碼事。因此，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可靠的。它并不需要《創新》一文所想要的那種創新。對比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類社會最偉大的管理者，為了天下蒼生的幸福，將自己的工資定得很低，那是一種什么境界！而現在，一個學者企圖為少數人獲得巨額財富尋找理論依據，試圖突破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這是多么卑劣的人格，多么狹隘的眼光啊！有一個簡單的道理，每年中國的產出是大致固定的，少數人拿多了，多數人必然就拿少了。多數人拿少了，社會購買力就不足，生產就難以發展，中國1.7億市場主體將會死去很多。所以，賈康們不但代表不了廣大人民的利益，也代表不了廣大企業家的利益。

　　賈康們有足夠的理論思維嗎？我認為是沒有的。這可以從如下的思想實驗看出來。假設一個極端情形：中國現在的工廠都是無人工廠，沒有人就業，沒有人拿工資。請問，無人工廠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賣給誰？無人工廠還能實現嗎？而按照勞動價值論，假設沒有人進行勞動，無人工廠生產出來的產品的價值就趨于0，市場價格就趨于0，于是，沒有工資，人們也可以消費它們，這樣是講得通的。這樣來看，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已經是相當精確、相當有力的理論了。對于這樣的一個好的理論，還試圖通過“創新”而否定它，這是一個合格的理論工作者應有的主張嗎？而據新聞報道，如劉強東這樣的企業家，已經放言，共產主義在我們這一代就可以實現，未來公司可以實現全部國有化，中國只需要一家電商公司去銷售產品就夠了。由此，對賈康們是否了解中國真正的經濟前沿，是否了解中國企業家真正的看法，我們也可以大大地懷疑了；而對中國一些學術名人其學術功底到底多深，我們也可以大大地懷疑了！我甚至可以非?？隙ǖ卣f，在涉及基本理論時，他們頂多是混在中國學術界、理論界里的南郭先生，也不排除是某種特洛伊木馬！

　　注釋：

　　[1] 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人民日報》，2023年3月1日，第7版。

　　[2] 金碚：《中國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戰略思維——兼論市場體系演化的自發性與建構性》，《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6期。

　　[3] 習近平：《正確引導民營經濟健康發展高質量發展》，《人民日報》，2023年3月7日，第1版。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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