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馬克思的時代結束了”的聲音響徹資本主義社會，似乎“共產主義”理論已變成一個口號，或抽象為一個“幽靈”，是守護資本的幽靈——每當資本主義社會出現危機時，自動發出警報，僅此而己。福山自負地評價歷史與意識形態已經終結，他嘲笑“共產主義”已淪落為只是一種想象的理論；同樣，“蘇東巨變”的影響依然存在，關于共產主義的奮斗目標似乎被塵封；更有甚者，中國涌動著一股反共產主義暗流，試圖將共產主義理論虛無化，來對抗中國改革開放之后所取得的歷史成就。要反駁共產主義虛無化的思潮，必然要回歸至馬克思的理論空間，因為馬克思對于共產主義的思考不僅僅是一種哲學意義上的理性設計，更是經濟學通道內的現實論證，可以說，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下文簡稱《手稿》）至《資本論》，馬克思不斷從經濟學路向中激發出對未來社會的準確判斷。

　　一、哲學批判至經濟學批判：哲學路向的

　　理論癥結

　　早期共產主義（包括萌芽）盡管提供了私有財產公有化的“意識圖式”，但無法真正面向資本邏輯同質化的現實社會，因為整個資本社會就是資本與雇傭勞動所建構的社會框架。當《手稿》初次發問：資本社會中抽象勞動對于人類發展的意義何在，工資平等化能否革命性地引導人類走向新社會[1](124)，這種問題本身便具有某種理論張力——哲學批判與經濟學批判的雙重邏輯的內在擴張。因此，從《手稿》至《資本論》至少包括兩大內容：一是哲學批判，提出要從唯物史觀的高度提煉出共產主義本質，這集中于《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困》《共產黨宣言》等文本；二是經濟學批判，它針對古典經濟學提出了理論主張，形成了批判資本社會的經濟學路向。以上兩大批判的目的就是打破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建立一個新的社會形態。

　　（一）哲學批判視域中的共產主義思想的開啟

　　第一，哲學批判的理論開啟：異化勞動與私有財產的關系問題的澄清。哲學批判對于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形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直接面對的是“私有財產如何侵占人的生存權利”問題；之后的“德法年鑒”時期，得出私有財產問題的本質是市民社會產生出私有財產以及相應的國家與法律制度，而非反之。其實“德法年鑒”時期暗含著一個理論的“糾結”：當馬克思向法國知識分子求助時，試圖通過德國哲學與法國革命的某種程度上的融合，形成一種新的“共產主義”內容，但沒有得到法國同行的認可，此時后者只是停留于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感覺之中，是無法接受馬克思的哲學過濾后的抽象理論的，這可以從《德法年鑒》的編排內容與研討主旨很明顯地看出來，馬克思期待“一切內在的條件一旦成熟，德國的復活日就會由高盧雄雞的高鳴來宣布”[1](18)，僅此而已。因而，馬克思需要找到一個能夠引起學界廣泛性關注的主旨，這就是人的問題，它包括兩大內容：頭腦（哲學）與心臟（無產階級）。人的解放其實就是哲學消滅無產階級，進而獲得新社會內容。

　　馬克思的研究問題由此被明確，就是無產階級如何達到新社會。首先在《手稿》中，馬克思從“斯密教條”的價值三大構成開始，展開了對私有財產的批判，進而將問題引申至：只有解決異化勞動才能解決私有財產。顯然，共產主義萌芽、神秘共產主義與空想共產主義等都局限于私有財產的批判框架，卻無法解決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異化勞動何以產生；或者換一種說法，私有財產批判最多觸及了“工資理論”卻無法到達“資本理論”“階級理論”，而階級理論所要解決的本質問題就是異化勞動內容，資本理論則是階級斗爭的本質內置①。同樣，馬克思是從否定意義上理解斯密等國民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的，因為勞動本質上是異化的，是“異化勞動價值論”，這樣抓住了“異化勞動與私有財產的關系”來批判“勞動價值論”，便已超越了古典經濟學的抽象暴力，使經濟學批判回歸至對“市民社會的解剖”。

　　由此，馬克思從哲學批判的視角去思考社會問題，批判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安置下的“實體即主體”的抽象性內容，得出了現實感性活動（異化勞動的解決）是共產主義的本質內容，它是勞資關系的和解，是人的對象性活動的本質體現，“無神論、共產主義才是人的本質生產，是人的本質對于人來說的真正的實現”[1](217)，這是《手稿》的最集中方案。這留下一個問題：異化勞動如何產生？《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答案是自發分工導致了異化勞動，“只要分工還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動對人來說就成為一種異己的、同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壓迫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1](537)；同時，自發分工與所有制是“一體兩面”，一體是異化勞動，兩面是異化勞動的內容（所有制）與方式（分工），馬克思詳細回顧了自發分工的發展如何推動所有制的發展，“分工發展的各個不同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1](521)。而如何消滅自發分工，必然要具備兩大條件：一是自發分工引起的異化內容成為一種階級對抗的圖式，二是異化勞動的承擔者不斷革命且形成反抗階級（無產階級）。那么又產生新的問題：自發分工如何產生以及如何消滅。因此，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1](539)它就是資本主義發展史，理解它才有可能找到共產主義道路。故他提出了要消滅勞動（自發分工主導下的異化勞動）的主題，這為“資本論”研究提出了最原發性的話題：雇傭勞動問題；同時，馬克思通過分析異化勞動支配下所有制的歷史運動，得出了私有財產如何從封建行會的“等級資本”進而演變為工場手工業的“流動資本”，最后確立為資本大工業的“工業資本”問題。由此，馬克思為共產主義實現找到了兩大基本批判路向：雇傭勞動批判與資本批判（資本邏輯批判）。這必然要走入經濟學批判之路。

　　第二，哲學批判的邏輯推進。共產主義假如局限于私有財產的層面，必然會導致一種歷史虛無主義的傾向：私有財產的平均化帶來的是財富觀念的虛無化。為回應哲學批判“沒有敘述構成現代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物質基礎的經濟關系”[1](711)，《雇傭勞動和資本》首次從經濟學視域推進至私有財產與異化勞動的現實情態，這是馬克思思想的重大轉折點②。同時他提出了共產主義的生成何以可能的重大課題：資本生產關系（它是以資本與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社會關系）的消亡與共產主義的實現之間的內在關聯。

　　在這個文本中，一方面，私有財產的來源得以詮釋：這是一個立體化的“反饋機制”，首先是存在一種特殊性的勞動力③商品，其目的就是使私有財產得以壯大，這是歷時性視角的注入——勞動力商品存在于特殊的社會階段，因為“勞動力并不向來就是商品。勞動并不向來就是雇傭勞動，即自由勞動”[1](716)，如農奴的勞動與自由工人的勞動的歷史性區別。其次，勞動力商品使私有財產的本質發生了變化，即它不再以固化財富的方式存在，而是一種不斷增殖的社會關系內容，“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資本所包括的一切產品都是商品”[1](724-725)，顯示出資本是將一切商品化的社會生產關系，它是建立在社會生產主體的商品化基礎之上的。最后，私有財產的歷史限度，就是資本，“它的實質在于活勞動是替積累起來的勞動充當保存并增加其交換價值的手段”[1](726)，故私有財產的限度就是社會生產者成為一種活勞動進入資本增殖系統，接受對象化勞動（積累的剩余勞動）的剝削。由此共產主義的歷史任務就是要消滅“資本”對“勞動力”的剝削。

　　另一方面，異化勞動的當代展示，即雇傭勞動，它是勞動力如何被剝削的現象學還原，是以獲取工資為目的的雇傭勞動，它與資本的關系是兩者互為制約、相互生成④。馬克思在《雇傭勞動和資本》中，初步考察了雇傭勞動發生學的歷史機制，就是資本與勞動力交換，因此雇傭勞動的強化，則“只有在它增加資本，使奴役它的那種權力加強時，才能和資本交換”[1](727)。

　　總之，《雇傭勞動和資本》留下了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它們都是圍繞“資本如何剝削勞動力”的話題而展開的，具體而言，主要包括資本的自我增殖的內在機制、雇傭勞動的現實條件與歷史限度等；而《共產黨宣言》是從歷史哲學視角簡要回溯了資本發展史，初步提出了消滅資本的哲學努力，明確資本的哲學意義，即“資本是集體的產物，它只有通過社會許多成員的共同活動，而且歸根到底只有通過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活動，才能運動起來”，之后才能形成消滅資本的哲學圖像，“因此，把資本變為公共的、屬于社會全體成員的財產，這并不是把個人財產變成社會財產”，如果這樣就必然是政治學的共產主義——通過平均化私有財產的方式達到的，而“這里所改變的只是財產的社會性質。它將失掉它的階級性質”[2](46)，馬克思延續《雇傭勞動和資本》的話題，引申出兩個批判路向：一是改變財產的社會性質，就是改變資本所負載的社會關系的內容；二是改變財產的階級屬性，財產的存在樣態不再是異化的社會形態（雇傭勞動），而是屬于無產階級。在此，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的哲學性質，就是“共產主義并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2](47)，顯然由于受制于經濟學知識，這種權力的成型機制與運作機理還是“隱置”的。

　　（二）哲學批判的理論癥結與經濟學批判的必然出場

　　第一，哲學批判視域的理論癥結。首先，理論質疑：共產主義思潮的循環論證的理論癥結。當共產主義思潮僅限于平均化私有財產時，是無法真正消滅私有財產關系的，這是一種形式上的循環論證；同樣，國民經濟學只是對生產需要的關注，將生產主體降格為抽象化的生產關系，因此，馬克思認為僅僅通過哲學視域來研究私有財產關系無法呈現出共產主義的本質內容，這里面存在三個問題：其一，哲學批判無法進入異化勞動為基礎的私有財產關系，因為異化勞動本身就是一個經濟學話題，說明的是人的生產關系；其二，無法詮釋出以資本邏輯為基礎的私有財產關系的本質，特別是私有財產關系如何在大工業生產中轉化為工業資本；其三，異化勞動與私有財產關系為坐標的生產系統的運動規律無法全面展示。這三個問題必然導致哲學無法切入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即如何消滅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問題，盡管哲學批判可以拋棄一些具體程序上的差異，如資本和土地、利潤與地租、工業和農業等差別，堅持著對事物本質內容的判斷，但還是無法形成對當下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性判斷，這種判斷的依據就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經濟學考察。

　　其次，現實存在：資本主義社會形成了普遍同質化的世界。當黑格爾從哲學高度塑造了一個以絕對哲學為理論根據的普遍同質性的現代社會，歷史的終結論就由此被打開，這與古典經濟學的“封建社會是人為的，而資本主義社會是天然的”的觀點相輔相成。因而，哲學范疇只是將現實的生產過程抽象為一個個概念，忽視了對資本主義社會本身的現實研究，從而停留于觀念的革命⑤，因此阿多諾對哲學批判表達過不滿情緒，“哲學對于現實的順從使它失去了自身的戰斗活力，變成一種理性的失敗主義”[3]，因為歷史本身有自己的發展規律，故必然要研究現有的社會經濟結構的內容，進而把握社會發展態勢。

　　最后，方法論問題：共產主義理論的“隱微化”與被懸置化狀態。當共產主義只是政治學或社會批判視域的“理論注腳”時，就注定有多樣化理論詮釋的可能。如，普魯東認為可以通過平均化私有財產的內容到達新的社會，儼然棄社會的異化狀態于不顧，這樣的思考注定是哲學層面上的發力，正如馬克思在致信給施韋澤時對普魯東作過一個評價——普魯東對空想社會主義的批判，大致與費爾巴哈對黑格爾的關系一樣[4]，都是在表象層面發力的，最后還是“殊途同歸”；當費爾巴哈批判黑格爾哲學的抽象而忽視人的直觀性時，盡管他自封為共產主義者，但他的理論充其量是對市民社會的孤立的原子個人的指認，除去包含有愛、理性等情感性內容之后，根本與共產主義的本質相差甚遠。共產主義是內在于資本主義社會之中的，離開這樣的判斷就會落入抽象化的泥潭，與空想社會主義思潮沒有本質性的區別，因此馬克思是借助于現實環節來構建自己的理論的，這種環節就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學研究。同樣，當共產主義思潮脫離開資本架構的“時空坐標”，就必然形成反饋過去的哲學形式，這種反饋就是對資本與雇傭勞動所形成的資本社會的拒絕，進而在理論框架內自圓其說；馬克思的理論顯然避免了這樣的誤導，直接將共產主義的內容回歸至立體感（歷時性與共時性同一⑥）的資本批判理論，通過研究分析經濟學研究的概念性內容，剝離出現實的社會關系，從而準確地界定共產主義的存在可能。正如前面已言，這種可能必然要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構成與社會結構，這就是《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等研究的重大課題。

　　第二，經濟學批判的“三重視域”。“資本論”時期，馬克思從哲學批判的高度提出了經濟學研究的三重話題：其一，“勞動價值論”的主體存在是以商品模型為基礎的，這提出一個問題，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勞動者與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者區別在什么地方，這涉及對資本的原始積累的理解。有一個誤解根深蒂固，即“資本的原始形成，完全不是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似乎是資本積累了生活資料、勞動資料和原料”[5]，也就是說，資本好像創造出勞動的客觀條件，而現實卻是，資本的形成是一種舊生產方式的解體過程，取決于兩個方面的條件：一個是勞動的主體存在能夠自由買賣，一個是通過資本的抽象價值形式（貨幣）能夠購買到這些主體的勞動能力，因此，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是脫離歷史軌道的，是抽象化的理論預設，假如延續它的理解，那么共產主義的歷史維度必然會被消解為抽象范式；其二，勞動創造價值，創造出的價值以什么樣的方式存在，它如何以一種增值邏輯推向全世界，形成固化的客體性的內容，進而取代主體的存在領域，不斷以拜物教的形式進行自我論證；其三，勞動與價值的雙重解放何以可能，這就是《手稿》要解決的異化勞動與私有財產問題，顯然這是分裂式的思考模式，它必然舍棄對社會內在建制的詳細說明，而僅僅局限于兩者的互動關系，以至于共產主義社會被排除出一種社會形態，僅是一個社會的過渡環節。到了“資本論”時期，馬克思通過經濟學研究的宏大敘事，已經清晰地理解：資本主義的本質就是將主體的生產能力與主體自身分開，并量化為抽象化的社會等價物，通過市場化交換原則，進行最大化生產，而這種生產組織權力取決于一種特殊的社會關系，即資本，故資本主義的生產內容就是將生產能力量化，并最大化為固化的社會關系。這是一個立體式的圖景：工人、現代大工業、資本家的資本，表面上看似工人自由地出賣勞動力，其實是勞動力使用價值的高度資本化過程，這種過程僅僅歸結為通過占有勞動力來獲取資本的增值。那么，資本主義的社會建制的內容就是將主體與主體的生產能力分裂開，這也就是《手稿》中的“異化勞動”與“私有財產”的歷史追問。由此，勞動的解放問題不再是如《哥達綱領》所言的那樣，是一種脫離歷史發展情態的抽象形式，而是資本邏輯批判的具體呈現。

　　二、經濟學批判到科學預測：共產主義思想的經濟學路向

　　早在《手稿》中，馬克思通過破解“異化勞動”與“私有財產”的循環解釋之謎時，就從經濟學的初步指認了，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失誤在于先驗性地認同私有財產的合法性，故勞動價值論的理論前提被推翻，“社會發展之謎”得到初步解答，要從工人解放到普遍性解放，即消除異化勞動，“因為整個的人類奴役制度就包含在工人對生產的關系中，而一切奴役關系只不過是這種關系的變形和后果罷了”[1](167)，因此經濟學對異化勞動與私有財產（雇傭勞動與資本）的批判成熟之時，也就是對共產主義的預測科學之日。

　　（一）范式的經驗性轉換：從哲學范式到經濟學范式的轉換

　　可以肯定的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研究發育于哲學，但這顯然與宗教意義上的共產主義難以劃清界限，以致現代的基督教等宗教形式將馬克思作為自己的“引路人”與偉大的先知，試圖以此收買整個馬克思主義思想。故必須對此作原則性澄清：哲學范式的批判路向是馬克思共產主義研究的邏輯起點，它對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具有本體論意義上的指導意義，離開哲學范式，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本質的澄清就難以理解，所以馬克思在早期思想主要集中于唯物史觀的建構。馬克思的早期哲學范式就是“私有財產與異化勞動”，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主要表現為“私有財產的關系潛在地包含著作為勞動的私有財產的關系和作為資本的私有財產的關系，以及這兩種表現的相互關系”[1](172)。通過異化勞動理論，馬克思初步解答出未來社會的發展之謎：“自我異化的揚棄同自我異化走的是同一條道路”，那么，新社會的解放必然是從“私有財產等等解放出來、從奴役制解放出來，是通過工人解放這種政治形成來表現的”[27]，因為整個人類奴役制的表現形式都包含在異化勞動（或者雇傭勞動）的關系中，“而一切奴役關系只不過是這種關系的變形和后果罷了”[28]。而《資本論》則從經濟學批判的高度澄清了資本奴役的具體特征。

　　第一，資本的生產動力機制。可以肯定的是，整個資本社會是建立在雇傭勞動的基礎之上的，即勞動力成為商品是資本主義社會財富的形成內容，因此《資本論》第1卷里面暗含著一個理論圖景：勞動力的商品化過程，是將黑格爾哲學意義上的主體性哲學話語扭轉為經濟學意義上的主體性資本內容。馬克思是從現象學還原的視角不斷清洗出勞資對立的實情：工人自由出賣勞動力且資本自由購買勞動力，目的在于獲取資本的增殖，這是將主體性的勞動能力對象化與實體化的過程（物化過程），物化產品轉化為資本的內容，《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詳細討論了“活勞動”與“對象化勞動”之間的關系，就是要呈現出勞動能力的商品化過程，或者說剩余勞動化的過程。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以商品為開端，其實是試圖打開一個超越商品經濟本身的視域：勞動力商品與資本增殖之間的“社會生產關系”。這顯然從一種歷史發生學的角度還原了資本與雇傭勞動關系的生成過程，這可以從工作日剝削中的絕對剩余價值生產與分工形態變遷的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歷史演繹中得出來。同時，馬克思為了說明資本的動力機制的歷史性，還討論了資本的積累過程，特別解決了資本的“預付金”問題，即“原始積累”與“現代殖民理論”。這樣至少為共產主義理論的確認提供了三大條件：資本主義社會是歷史性的、短暫的，只是一個過渡的社會形態，必然會被共產主義所取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是以資本與雇傭勞動為基礎的，這樣新社會形態的斗爭目標便可以明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否定性力量是被剝削的工人階級，這為共產主義實現提供了革命性主體。

　　第二，資本運動環節掩蓋了雇傭勞動與資本增殖的剝削性。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從根本上詮釋出剩余勞動的成型機制與增殖系統，但是資本運動環節掩蓋了剝削本質，如古典經濟學家那樣，他們因為只是研究資本運動，從而無法區分開剩余價值的本質與其特殊形式（如利潤、地租等）。由此，《資本論》第2卷詳細討論了資本的運動環節，如資本循環理論、資本周轉理論、資本再生產理論等，目的是反駁古典經濟學那種靜態化、片面化與抽象化的理解路向，進而從資本的運動中批判雇傭勞動與資本的本質。一方面，馬克思通過研究資本形態的流通、資本的周轉等，揭露出資本的流通過程其實就是剩余價值的形成過程與轉化過程。如斯密、李嘉圖等與重農學派一樣，試圖通過劃分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模糊了可變資本在資本增殖中的基礎性地位，進而消解了階級對立的內容，調和資本家與無產階級的利益。馬克思對此作了批判，在分析總資本的簡單生產與擴大再生產時，通過社會生產的兩大部類的劃分，更為詳細地討論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在資本增殖中的位置，其本質就是勞動力商品作為可變資本是資本增殖的本質來源。另一方面，馬克思不再停留于哲學概念層面上分析資本的生產結構，而是從資本的社會運動軌跡中發現資本如何占有雇傭勞動的剩余勞動達到自我增殖這樣從一種更為實證化的路徑展示出特殊的運動規律，為共產主義的運動樣態提供了認識基礎與分析范式。

　　第三，資本邏輯塑造出同質化的社會結構。整個《資本論》構建了一個宏大敘事的階級斗爭的圖景，主要包括：一個中心點就是圍繞剩余價值的生產與占有；兩大階級是勞資對立；三大階層即資本家、工人與土地所有者；四大社會群體結構包括資本家群體、工人群體、土地所有者群體與高利貸群體，等。如《資本論》第1卷就從工資、資本兩大環節說明了社會結構的兩大階級；《資本論》第2卷則從資本循環、周轉等環節考察了資本社會結構的內容。馬克思通過經濟學概念演繹呈現出資本社會結構的組成形式與運動規律，清晰地指向一個由資本邏輯同質化的社會建制：這是一個生產剩余價值的社會形態，一切圍繞剩余勞動的占有與轉化為目的。重農主義學派的優點在于將社會本質從抽象化的形式轉為具體化的農業生產，使社會結構有了具體性表達，而斯密、李嘉圖等人從經濟學范式中奠定了社會結構的組成部分，并在此基礎上，找到了社會結構同質化的初步基礎，將社會結構各個層面上的復雜多樣的勞動形成固定為勞動。而馬克思認為，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本質上就是高度服從于資本邏輯的同質化的社會狀態，所以要真正進入共產主義，必然要打破資本社會的同質化的社會結構。

　　（二）實踐場域的本質性更迭：從思想史場域到社會史場域的過渡

　　前面已言，《手稿》的異化勞動起源問題的回答，由于受制于經濟學研究，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時期，只是通過分工理論展現出資本發展的思想史，這顯然是歷史的一種“簡單回憶”，沒有剖析出資本社會的生產結構及其運動規律的“具體現實”，進而無法抵達共產主義社會的內容，所以說，《德意志意識形態》是從概念思想史的角度對現實資本形態作了初步考察，如對“等級資本”“流動資本”的表述，和對“工業資本”的初步描述，只是對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初步總結，而無法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去超越資本。

　　但是到了《雇傭勞動和資本》《共產黨宣言》時期，馬克思已經介入至現實的經濟運動，《雇傭勞動和資本》主要提煉了資本社會的主要內容，提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動力之謎，即勞動力商品與資本增殖間的本質聯系，為共產主義的經濟學性質奠定了理論前提；盡管《共產黨宣言》從綱領性的高度思考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但已經提出共產主義的解放運動如果離開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僅僅從哲學的、宗教的和一切意識形態的觀點來對話，概念領域中的共產主義只是對舊思想的反饋，當新的物質生產內容不斷構建時，對共產主義的理解就會隨之而變。因此，馬克思尋求的是一種社會運動中的實現可能，所以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資本論》中不斷地回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史，以期對話現實的資本生產過程。

　　我們以為，共產主義不是烏托邦式的概念式實踐，而是一種現實實踐場域的內在更迭，更迭的現實基礎就于對資本社會的考察，因為資本主義生產規律其實就是共產主義的坯胎，也就是說，共產主義本身具有經濟學性質，是一個經濟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共產主義社會的“母體”，明顯祛除了那些“懸置現實”的理論想象。

　　第一，研究客體的現實化：剩余價值的準確指認。《資本論》研究推進了兩大現實化：其一，研究的對象是現實社會生產的現實化考察，其二，研究的方法是將高度抽象的經濟形式進行現實化分析，簡言之，將資本社會作為一個現實化的社會存在進行研究，特別將研究對象準確指向剩余價值的內容，而古典經濟學顯然更注重抽象力，但其抽象方式是非歷史的，建立于孤立的原子式的漁夫與獵人的“假設”，固然它們能夠觸及資本社會的現實場域，卻無法真正進入資本生產的本質內容，如李嘉圖能體會資本與勞動背后的階級關系，但由于固執于理論的抽象而無法理解資本的本質，因而無法理解剩余價值的本質。同樣，空想社會主義由于無法澄清資本社會的現實前提必定失敗，因為根本沒有觸及剩余價值的內容。因此，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場域就是資本不斷塑造出全面增殖化的世界，并物化為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社會生產關系，這是它與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性區別。接下來，如何從資本主義社會向新社會過渡，就必然要對這個現實的場域進行研究，目的在于要打破這種特殊的經濟制度，因為，“現實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5](13)。馬克思通過研究資本的生產過程、流通過程，揭示出資本生產的本質，就是資本不斷通過購買勞動力商品生產、占有工人的剩余價值的過程。三卷本《資本論》可以說都是圍繞剩余價值問題展開的，如《資本論》第1卷，主要解決了古典經濟學無法解決的“利潤”來源問題，其實是勞動力商品的價值與使用價值之間的差額的人為干預，主要體現為絕對剩余價值的工作日的延長與相對剩余價值的分工的運用。因此資本的積累本質就是剩余勞動的積累。《資本論》第2卷，主要說明了剩余價值的流轉問題，而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的區別，從根本上說明了資本主義社會如何積累和擴大再生產的。《資本論》第3卷，主要從資本社會的總過程來講，剩余價值如何分配與流動的問題，說明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本質就是勞動力創造剩余價值，而共產主義的科學構建則是對剩余價值的生成機制的反饋。

　　第二，社會生產主體的確立：勞動力商品的明晰界定。這就涉及共產主義的未來主體定義。這是一個問題（“人類社會發展之謎”的問題）的“兩個方面”：馬克思從唯物史觀角度提煉出廣義性的生產是人類進步的動力，而從經濟學視角把握住狹義性的生產是資本社會的現實。因此要消滅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理清這個社會的具體的運行狀態，還原出生產主體為自由的人。盡管古典經濟學能夠揭示出資本生產的財富現象學，卻無法到達資本現象學，這是一個新的主體性哲學——它高度擠壓生產的客體性質，強化論證自己的生產邏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不僅是商品的生產，它實質上是剩余價值的生產”[6](582)，資本主義社會的場域構建于社會細胞形式即商品，后者保證了資本生產方式的統治地位。馬克思從商品的二重性開始，引申出勞動的二重性，這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樞紐，為勞動價值論向剩余價值論的過渡提供了理論基石：商品如果包含有價值增值的部分，就要在市場上獲得勞動力商品，它帶來的是剩余勞動的內容，進而不斷維持與強化整個資本社會的實踐場域。因此，勞動力商品是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物質基礎⑦。《資本論》圍繞勞動力商品展開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規律的分析，縱觀三卷本《資本論》，馬克思從勞動力商品出發，在這顆埋藏資本的粒子中，帶領我們去窺探整個資本主義生產全貌。第1卷研究的是工人如何生產出剩余價值，這涉及兩大方面：一是貨幣如何轉化為資本，即通過雇傭勞動制度，貨幣關系不斷改造著生產方式的內容，即不斷地通過占有工人的工作日中剩余勞動，來增強資本的力量；二是資本如何擴大再生產。首先是機器大工業的運用，產生出相對剩余價值，同時壯大絕對剩余價值⑧，然后剩余價值不斷轉化為資本，資本本身不斷積累。第2卷詳細討論的是工人的剩余勞動對于產業資本的循環以及循環周期的根本性影響。第3卷交代的是工人生產出的剩余勞動是如何被“三位一體”式的分割的。因此，共產主義的革命主體就是創造剩余勞動的無產階級，其革命任務就是消滅資本邏輯與雇傭勞動。

　　第三，社會解放的必然化：物的解放到人的解放。資本社會塑造了物的解放，物成為統治世界的現象，物的邏輯主要以商品結構現象為呈現，以資本邏輯本質為表述，主要體現為，其一，資本增殖的擴張欲。資本真正的限制是自己的增殖極限，這種極限就是物的邏輯的一體化與單向度化，他的目的就將勞動對象物質化，即不斷地擴大再生產，這是一個物的循環系統，“資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現為生產的起點和終點，表現為生產的動機和目的；生產只是為資本而生產，而不是反過來生產資料只是生產者社會的生活過程不斷擴大的手段”[7](278)；同時，“只要未來資本主義生產目的而需要的追加資本＝0，那就會有資本的絕對生產過剩”[7](280)。其二，資本邏輯的控制欲。資本邏輯的維持必然要控制大量的剩余人口。剩余人口的產生即大量貧困人口的誕生。因為資本不斷追求剩余勞動，實現自我的生產過剩，這包括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雙重過剩，一方面是保障整個階級統治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是被統治階級生存的延續性，但是假如“這個剝削程度下降到一定點以下，就會引起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混亂和停滯、危機、資本的破壞”[7](285)。其三，資本邏輯的否定欲。資本增殖過程是一個不斷否定剩余勞動、否定自我的過程。資本邏輯是否定一切物質性財富與工人的勞動能力，將兩者通過雇傭生產進行勾連，不斷生產出增強否定能力的剩余價值。因此，資本邏輯了加速了物的生產速度與財富的存在方式，形成了物的自我解放，如《資本論》第1卷“機器和大工業”中，就已經暗示著工業自動化的帶來必然加速了物的解放速度，這顯然是建立在工人的無酬勞動的占有之上的，如機器生產中，資本對婦女、兒童的剩余勞動的占有、工作日的延長、勞動強度的加大[6](453-480)；同時，物的邏輯具有很大的欺騙性，使財富與資本生產對立起來，這對工人運動產生影響：對資本生產過程的斗爭由于物體系的強大邏輯，特別是生產工具給工人帶來的剝削，導致了諸如早期工人運動的斗爭方向的偏移，比如毀壞工具、搗毀機器等。即使在當代，也有人也試圖繞開資本邏輯，提出改良主義的路向，如費邊社會主義者錫德尼·維伯與比阿里斯·維伯對物的邏輯的迷戀，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共產主義是一種宗教，而關于資產的信仰是一種教條。它們中間的沖突，是由道義上的憎恨和對財富的貪心所煽動的”[8]。這些社會主義思潮還是深陷于物的解放邏輯（私有財產的運動），以致走向諸如海德格爾的此在解放、馬爾庫塞的本能解放、福柯的性解放、列菲弗爾的日常生活解放、鮑德里亞的符號解放、哈維的空間解放解放等理論，卻不觸及對社會本質（資本與雇傭勞動的關系模式）的批判，因為“整個革命運動必然在私有財產的運動中，即在經濟的運動中，為自己既找到經驗的基礎，也找到理論的基礎”[1](186)。

　　而馬克思在此提出了資本邏輯的高度發展必然導致兩大貧困：資本由于自身的有機構成提高與利潤率下降，導致了剩余價值的生產與實現之間的本質性矛盾，出現自我增殖貧困；社會勞動者由于資本最大化壓低可變資本的比例，再加上大工業生產的全面鋪開，必然形成大量的相對過剩人口，即人的生存貧困。而兩大貧困必然產生出無產階級，“它的目標和歷史使命已經在它自己的生活狀況和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組織中明顯地、無可更改地預示出來了”[1](262)。因此馬克思提出了社會解放邏輯的兩大內容，要超越出“資本的貧困”與“人的貧困”，即建立一個消滅資本邏輯（重建個人所有制）、消滅雇傭勞動（自由勞動）的新社會，這是社會解放的必然形式。

烏有之鄉網站特別附錄：

烏有之鄉網站募捐公告

（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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