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視為美國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下簡稱“拉美”）政策基石的“門羅主義”。“比其他任何以美國總統名字命名的外交政策主義（doctrine）都獲得了更深層次的民眾支持、更廣泛的公眾贊譽和更長久的生命力。也為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更大的政治效用”。在“門羅宣言”誕生將近200年之際。探討門羅主義為何有如此長久的活力。其內涵的演變歷程。門羅主義的有效性與美國霸權的興衰和美國對拉戰略的關系等問題。將對我們認識大國在崛起過程中如何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如何平衡區域霸權與全球霸權的關系以及中國作為除美國外拉美地區最大的外部影響力量如何避免門羅主義的地緣政治風險等問題提供有益的借鑒。本文將從區域霸權視角出發。回顧和探討門羅主義與美國霸權的演進關系以及美國在不同霸權時期的對拉戰略和得失。

　　▍“門羅主義”的演進

　　門羅宣言是美國構建霸權的起點。其后美國不斷根據霸權擴張的需要賦予其新的內涵，提出了一系列門羅主義推論，在門羅宣言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門羅主義也演變為美國霸權擴張的工具，美國外交政策開始從一個基于孤立主義的防御性政策轉為尋求美洲區域及全球霸權的進攻性政策。伴隨著美國霸權的成長，門羅主義的精神從“美洲人的美洲”逐漸轉變為“美國人的美洲”，進而越出西半球的空間限制，轉向“美國人的世界”。美國也從一個“美洲大陸大國”成長為西半球霸主、世界超級大國和全球帝國。然而，隨著美國霸權的衰落，傳統門羅主義出現回歸之勢。

　　（一）“門羅主義”的內涵

　　1823年英國外交大臣喬治·坎寧（George Canning）提出與美國一道阻止“神圣同盟”在美洲的殖民擴張。但在國務卿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的建議下。美國總統門羅（James Monroe）甩開英國，在1823年12月2日向國會提交的國情咨文中，單獨發表了美國對美洲政策的門羅宣言，警告歐洲國家不再將美洲視為未來殖民的對象、反對歐洲將其制度擴展到美洲，表示不會對歐洲任何形式的干預無動于衷。

　　排斥原則是門羅宣言的核心內容。門羅總統當時拋開英國，單獨發表針對歐洲的政策，其真實意圖不僅反對神圣同盟，也反對英國在美洲的殖民和擴張。該原則隨后演變為排斥所有域外大國。門羅宣言的排斥原則不僅指地理上的排斥，還包括政治制度的排斥。門羅總統在國情咨文中明確表示：“（神圣）同盟各國把它們的政治制度擴張到美洲的任何地區，不可能不危害我們的和平與幸福。”基于此項原則，“門羅主義在歐洲的舊世界和新世界之間建立了意識形態和外交壁壘”。這意味著門羅主義不僅將域外國家排除在西半球地理之外，也要把不被美國認同的意識形態排除在西半球之外，即“在美國管轄范圍內的國家必須采用美國認為對其國家及戰略利益不構成威脅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從而為美國后來以意識形態為由。干涉拉美事務埋下了伏筆。

　　門羅宣言是美國獨立后提出的第一個外交戰略原則，是美國單方面發表的在美洲建立勢力范圍的外交政策宣言。其目的是建立一個獨立于歐洲、由美國完全主導的西半球體系。該體系是美國作為一個大國在獨立之初就有的一個戰略構想。美國獨立之父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曾向德國著名的地理學家亞歷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吐露：“美國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半球，它必須有自己的獨立的利益體系，而不能服從于歐洲的利益體系。”然而，門羅宣言提出時，美國還無力阻止歐洲國家對美洲的殖民。門羅宣言的起草者、門羅總統的繼任政府國務卿亨利克萊（Henry clay）曾明確告訴墨西哥總統，門羅主義并不意味著美國在法律上承諾捍衛它。因此，門羅總統發表門羅宣言的重點不在美國是否有能力實施它，而是“對時代趨勢的明智發現”，即美國已經成為“美洲大陸的大國”，并進行戰略宣誓，將美洲納入自己的勢力范圍。它解決了19世紀早期美國外交戰略中的一個根本問題，“美國是要成為歐洲政治體系內的一個帝國，還是要成為一個完全獨立體系的太陽”。可以說，門羅宣言確立了美國在西半球構建壟斷性區域霸權的目標，而且將這個目標貫穿于美國對拉外交的始終。

　　（二）“門羅主義”與美國的領土擴張

　　門羅宣言在1823年發表后很多年內很少被提及。為了支持自20世紀40年代的領土擴張，波爾克總統（James Knox Polk，1845—1849年）和其他擴張主義者復活了門羅宣言的原則，創造了“門羅主義”一詞，并發展出門羅主義的“波爾克推論”。1845年波爾克總統在國情咨文中第一次引用門羅宣言的原則，來捍衛美國對俄勒岡領土的權利，聲稱英法提出的美洲“均勢”概念（一個強大的墨西哥，一個獨立的德克薩斯，一個強大的英屬北美包括俄勒岡海岸的很大一部分，甚至一個獨立的加利福尼亞），尤其是英國對俄勒岡領土的主張，與門羅宣言的原則是不一致的，提出必須在英國的影響力占主導地位而損害美國安全之前采取行動。這為美國吞并德克薩斯、占領“整個俄勒岡”、將德克薩斯邊界擴展到格蘭德河以及收購加利福尼亞和尤卡坦半島提供了理由。門羅主義的波爾克推論不僅是美國對已存在的威脅進行干預的依據，也使對可能的威脅采取行動變得合理化。門羅主義由此開啟了美國對美洲。特別是對拉美地區的進攻性政策。

　　在19世紀，美國持續因領土擴張問題引用門羅主義。1870年，企圖兼并多米尼加的格蘭特（Ulysses S Grant）總統為推動這一目標向參議院提出了門羅主義的“格蘭特推論”，宣布“這片大陸上的任何領土都不能轉讓給歐洲國家”。1895年在解決英屬圭亞那與委內瑞拉之間邊界爭端的過程中，美國時任國務卿奧爾尼（Richard Olney）提出了門羅主義的“奧爾尼推論”，宣稱“今天，美國在這片大陸上實際上擁有主權,它的命令就是法律”。由于受到美國的武力威脅，加之英國忙于歐洲的事務，英國被迫同意接受仲裁。此舉標志著英國承認門羅主義和美國在西半球的霸權地位，由此，奧爾尼推論將“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號變成了“美洲是美國人的美洲”。

　　至1898年美西戰爭，美國將西班牙人趕出了美洲，美國基本完成了對拉美的領土擴張。20世紀初，反對域外大國在拉美獲得領土的做法仍得到延續，應用對象也包括了歐洲之外的域外國家，應用條件也更為寬泛。1912年，美國國務卿洛奇（Henry Cabot Lodge）針對日本商人在墨西哥與美國相鄰的下加利福尼亞購買土地的計劃，提出禁止外部強權、國外勢力在西半球獲得土地以得到“實際控制權”（Practical Power of Control）。

　　（三）“門羅主義”與美國對拉美的干涉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隨著實力的增長以及將主要大國排除在西半球之外后，美國基本確立了在拉美的霸權地位。基于門羅主義的美國對拉政策從領土擴張轉向對拉美內政的干涉，美國對拉美的干涉成為此后門羅主義最重要的特征或是代名詞。

　　面對歐洲大國向拉美國家武裝討債的行為，在反對歐洲大國干涉的同時，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Jr）總統提出了門羅主義的“羅斯福推論”，表示面對西半球國家的“妄為”“無能”，美國作為文明國家要進行干涉，行使“國際警察”的權力。門羅宣言最初只是間接地提到美洲國家的制度與歐洲不同，西奧多羅斯福明確提出美國可根據拉美國家的內政干涉拉美國家，將之視為美國的權利。在這一推論之下，在其他美洲國家未受到歐洲列強干預之時，美國也能夠積極主動地對其進行干預，這就將原本主要是防御性的門羅主義原則發展為一個真正積極主動的區域霸權原則。羅斯福總統甚至提出了集體干涉的想法，他曾建議，必要時美國要“結束對其他國家內政的單槍匹馬干預。在其他（美洲）國家的合作下，我們將在這個半球有更多的秩序，減少敵意”。2001年美國推動美洲國家組織通過了《美洲民主憲章》，在其中可以看到羅斯福推論的影子，由此為美國對拉美干涉披上了“集體行動”的外衣。

　　羅斯福推論開啟了美國干涉拉美內政的新時代。1898—1934年，美國對中美洲和加勒比國家的軍事干涉達到３０次以上。冷戰以后，門羅主義與美國的反蘇反共政策聯系起來。此時的門羅主義既有排斥外部大國的意圖，也有干涉拉美內政的內容。“遏制政策”的提出者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1950年在游歷拉美之后提出了門羅主義的“凱南推論”，認為拉美國家容易受到“共產主義滲透”，美國在門羅主義的方針下要用一切手段應對拉美出現的共產主義威脅，包括利用拉美國家的獨裁政權。因此，反對共產主義在拉美的滲透成為冷戰時期美國頻繁干涉拉美的借口。20世紀80年代，在中美洲國家內部動蕩的背景下，里根政府時期任中情局情報司副司長的羅伯特·蓋茨（Rovert Gates）在1984年提交給局長凱西（William Joseph Casey）的一份備忘錄中表示，應該支持尼加拉瓜的反對派，否則就是放棄門羅主義。

　　美國對拉美的干涉是美拉之間權力結構不平等的產物，其背景還有美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美國學者拉爾斯·舒爾茨（Lars Schoultz）在《美國之下：美國對拉丁美洲政策史》一書中詳細羅列了美國對拉美的種族主義偏見。19世紀文明等級論在歐美盛行，約翰·昆西·亞當斯及其同時代人認為，天主教徒不如新教徒，西班牙裔不如盎格魯人，黑皮膚不如白皮膚。在吞并墨西哥領土的過程中，美國打著“改善伊比利亞文明”的旗號來掩飾他們的貪婪行為。西奧多·羅斯福在多年后寫道：“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為了全人類的利益，美國人民最終應該把墨西哥人從他們人口稀少的北方省份排擠出去。”羅斯福推論還將美國的安全問題與拉丁美洲的劣等性假設結合起來，認為對拉美國家進行預防性干涉，以避免拉美可能成為“革命者、腐敗政府和掠奪性外國人的獵物”。伍德羅·威爾遜總統更是把美國對拉美的干涉看作是“國家的文明使命”，“將共和政府的好處延伸到世界上未開化和治理不善的國家目的是創造穩定，消除歐洲干預的基礎。”

　　（四）“新門羅主義”與“舊門羅主義”的強勢回歸

　　20世紀初，美國在經濟和軍事上已成為一個世界性大國。1907年12月16日，美國海軍大白艦隊從弗吉尼亞州的漢普頓錨地出發開始環球航行，美國作為一個強國出現在世界舞臺上。伴隨著美國霸權的成長，美國外交政策開始擺脫孤立主義，轉而積極參與國際事務，門羅主義也成為美國霸權在世界擴張的工具。

　　隨著美國走向世界舞臺，美國已不再滿足在拉美行使國際警察的權力，而是要在世界行使警察權力。西奧多·羅斯福1902年在國會發言時表示，“國際政治與經濟關系日益復雜且互相依賴，使所有文明上軌道的強國愈來愈有義務堅持對世界任務作適當的警察行為。”在一戰期間，威爾遜總統將門羅主義解釋為“一種無區域空間限制的全球性政治原則，從而為美國的全球影響力提供正當性論證”。門羅主義開始演變為“美國人之世界”。

　　1991年冷戰結束，蘇聯解體，美國成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的全球霸權使門羅主義實現了真正的“美國人之世界”。美國和西方國家在后冷戰時期推行的以人道主義和捍衛普世價值觀為借口的新干涉主義實質上就是擴展版的門羅主義。“911事件”后，奉行新帝國主義論的小布什政府借美國記者之口直接喊出了“美國的命運是成為世界警察”。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表達了與羅斯福推論毫無二致的觀點，“全球化在增強一些國家實力的同時，也暴露并加劇了其他許多國家的失敗——這些國家過于弱小或治理不善，無法應對國內的挑戰，也無法阻止這些挑戰蔓延出去，破壞了國際秩序的穩定。在這種戰略環境下，各國愿意并有能力履行其在境內外的全面主權責任，這對我們的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由于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使門羅主義的現實基礎發生了變化，作為門羅主義核心概念的勢力范圍失去了意義，因為“整個世界已經變成了美國的勢力范圍。許多勢力范圍已經讓位于一個勢力范圍：強者仍然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弱者。世界其他國家被迫在很大程度上按照美國的規則行事，否則將面臨從嚴厲制裁到徹底政權更迭的高昂代價”。拉美似乎進入了“后門羅主義”時期。

　　早在冷戰結束初期，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加迪斯史密斯就指出，“蘇聯的解體消除了西半球的所有外部威脅感，門羅主義不再有任何用處。”多年后，門羅主義無用論或過時論成為奧巴馬政府公開的政策。2013年11月，時任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在美洲國家組織的一次演講中，宣布門羅主義的時代已經終結。奧巴馬總統在2014年也宣布，“帝國和勢力范圍的時代已經結束”。

　　然而，奧巴馬政府在宣稱門羅主義過時論的同時卻開啟了對中國戰略遏制的亞洲再平衡政策，并提出要重塑美國在拉美領導地位。這種矛盾的做法不僅反映了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危機與中國快速崛起給美國帶來的戰略焦慮，還反映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下美國必須尋求與大國合作的戰略困境。另一方面，面對拉美左翼政府的集體性崛起，美國無力與多數拉美國家對抗。因此，抑制門羅主義的誘惑非常考驗奧巴馬政府的戰略定力。對中國等域外國家在拉美的存在，奧巴馬政府沒有采取門羅主義的排斥政策，而實施了監視和接觸（Engagement）政策。2015年，奧巴馬政府雖然與古巴實現關系正常化，但同時卻在2015年3月8日頒布了第13692行政令，啟動了對委內瑞拉的制裁。可以說，美國從未真正放棄門羅主義，而是實施了“沒有門羅主義之名的門羅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新門羅主義”，它是“舊門羅主義”在全球化時代基于美國帝國霸權的變形產物。

　　“后門羅主義”時代是否會來臨不是一個真命題。正如美國總統克利夫蘭（Grover cleveland）早在1895年斷言的那樣，“門羅主義的原則適用于我們國家生活的每一個階段，只要我們的共和國存在，它就不會過時。”當后門羅主義的政治基礎出現動搖時，舊門羅主義的回歸也就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早在2000年美國大選時，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作為美政壇的第三個黨派改革黨（the Reform Party）的候選人對后門羅主義的政治基礎提出了批評，認為美國在后冷戰時期主導的全球化戰略侵蝕了美國的霸權基礎。“全球警察的工作分散了美國的權力，并向不平衡的貿易、非法移民和恐怖主義開放邊境，從而使美國去國家化”。美國要回歸門羅主義，因為“門羅主義是一種不介入遠方沖突的孤立主義”。與此同時，他提出的改善門羅主義將美國進一步推向孤立主義。在布坎南看來，“美國在西半球面臨的最直接和最嚴重的問題在于大規模移民”，更重要的是要“保持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就要采取新的移民限制措施，結束非法移民，尤其是來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他給出的政策建議是，“在墨西哥邊境部署軍隊”，以阻止“可怕的難民、移民、恐怖分子”，推動古巴實現權力轉移。他甚至主張美國與拉美分離，認為只要“沒有敵對政權在這個半球建立堡壘”，美國就不應該關心中美洲和南美洲政府。

　　特朗普總統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反移民以及回歸門羅主義的主張和做法與布坎南的思想如出一轍。2018年９月，特朗普在紐約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開幕式上宣稱再次將門羅主義原則作為美國一項正式的外交政策，拒絕別國干涉西半球和美國自身事務。2018年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蒂勒森在得克薩斯大學就西半球問題進行演講后，在問答環節表示，“門羅主義是一個成就”，認為門羅主義維系了西半球的民主價值觀。曾任特朗普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的博爾頓在對古巴流亡團體演講時表示，“門羅主義還活著，且活得很好。”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具有舊門羅主義或傳統門羅主義特征的對拉美政策，一是采取了主要針對中國的排斥和遏制政策，將中國視作對美國在拉美領導地位和美國利益的最大威脅。二是重新強化對拉美的干涉政策。在古巴問題上，特朗普政府推翻了奧巴馬政府時期推行的與古巴的接觸政策，加大了對古巴的經濟制裁。并于2021年1月再次將古巴政府列入支持國際恐怖主義國家名單。在委內瑞拉問題上，特朗普政府承認反對派政府，對馬杜羅政府進行極限施壓。三是在移民問題上采取了比布坎南更極端的做法，如修建邊境墻，大規模遣返難民等。很多中外學者將特朗普對拉美政策稱為“新門羅主義”，但實際上其政策更像是傳統門羅主義的回歸。

　　高調批評特朗普主義的拜登政府雖然很少直接提及門羅主義，但仍把拉美看作美國的勢力范圍。與將拉美比作美國后院的特朗普不同，他稱“墨西哥邊境以南的一切都是美國的前院”。在對拉政策中，拜登政府基本維持了特朗普的政策，排斥中國等域外大國的影響，也基本延續了對古巴、委內瑞拉和尼加拉瓜的政策。

　　▍美國霸權的演變與美國對拉戰略特點

　　很多探討“戰略”或“大戰略”（Grand Strategy）的名家學者，都傾向從目標與手段的角度出發，將其界定為綜合運用各種手段以達成某種宏大目標的科學藝術，關注戰略目標與戰略手段間的平衡。美國對拉戰略的核心就是利用不同政策手段實現美國的區域霸權，但從本質上說，目標的界定和戰略手段、資源的使用都受制于現實中的國家實力、地位。因此，美國對拉戰略是隨著其霸權地位變化而演變的。

　　（一）霸權時代美國對拉戰略的特點

　　門羅宣言提出后的相當長時間里，美國在西半球防范和霸權擴張的目標主要針對歐洲列強，而不是拉美。1889年美國構建泛美體系的初衷是“防止美洲國家間戰爭”，以免“誘導歐洲的入侵，進而危害到門羅宣言”。1930年時任美國國務院次卿的克拉克（J. Reuben Clark）在其組織撰寫的《克拉克備忘錄》中抱怨道，門羅主義是美國針對歐洲而非拉美的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西半球進入美國霸權主導的時代，由于沒有霸權挑戰者和明顯的內部威脅，美國對拉美特別是鄰近一些國家進行肆無忌憚的干涉，另一方面漠視拉美國家的發展訴求。由于拉美國家對門羅主義的干涉政策普遍不滿，以及考慮到二戰前國際緊張局勢，1933年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政府提出了“睦鄰”政策。這是美國第一個試圖超越門羅主義干涉政策的對拉戰略。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進一步鞏固了在拉美和世界的霸權地位，拉美在美國外交中的地位下降。美國沒有一個針對拉美的長期性、全局性的戰略，特別是缺少引領拉美發展的持久戰略。只有當美國霸權受到挑戰時，美國才會做出預防性的應激反應。美國對拉美的應激性政策是被動的和單向的，政策手段主要有兩種：一是增加援助或提供更多貿易優惠等促進發展的政策，二是對拉美國家進行制裁或干涉。這兩種做法可以與“胡蘿卜和大棒”的傳統說法相對應。1959年古巴革命勝利后，肯尼迪總統推動的“爭取進步聯盟”（Alliance for Progress）主要以援助和促進拉美發展為主。20世紀80年代里根總統為了應對蘇聯在中美洲地區的滲透和中美洲危機，采取了“胡蘿卜加大棒”政策，在加大對中美洲國家干涉的同時，也實施了一些針對該地區的援助和貿易優惠政策。如1983年的加勒比盆地計劃（CBI）等。然而，當外部威脅消除時，美國對拉美的政策又回歸忽視和干涉的政策老路上去，由此陷入忽視和應激反應的循環之中。1973年美國學者在《外交事務》上刊文指出，“美國沒有拉丁美洲政策，除了一個良性忽視（Benign Neglect）的政策。”美國對拉美良性忽視是由其霸權地位決定的，因為良性忽視不會給美國帶來在政治、經濟、安全等領域的負面后果。

　　在霸權主導時代，美國對拉美的政策主要建立在現實主義基礎上，干涉是美國在拉美實施強制性權力的主要手段和門羅主義的主要特征之一。美國在冷戰初期實施了歐洲復興計劃，通過馬歇爾計劃對歐洲提供了巨額援助，而對拉美沒有類似計劃，并告訴拉美國家依賴貿易而不是援助。這“在拉丁美洲引起了深深的怨恨”。此外，美國對拉美的干涉導致了美拉關系的緊張和拉美國家強烈的反美情緒。“從獨立到20世紀中葉，反美情緒觸及了拉丁美洲的每一個主要社會群體農民、工人、中產階級和精英階層的成員在某些時候都對被美國剝削或蔑視感到不滿。”然而，美國對拉美的干涉對美國的利益也未必是有利的，有時在維護美國部分利益的同時侵害了美國的另一部分利益。美國對危地馬拉、尼加拉瓜、古巴、巴拿馬、海地等中美洲和加勒比小國的干涉和入侵，使美國常常被帶入一個個“危險的漩渦”。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和20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與蘇聯在中美洲的爭奪幾乎將美國拖入戰爭的漩渦。

　　美國的對拉政策時常陷入矛盾之中，正如前美國大使約翰巴特洛馬丁曾抱怨說：“如果我們繼續與他們保持關系，他們會指責我們干涉；如果我們忽視他們，他們會指責我們關心孟加拉國，而不是鄰國。”由于美國與拉美權力結構的巨大不平等，拉美國家盡管對美國常常表示不滿，但在很大一部分時間里，“美國與拉丁美洲大部分國家之間的總體關系是牢固而親切的”。由于拉美國家對美國的依附，缺乏戰略自主，美國對它們來說既是問題，也是解決方案。這也印證了現實主義理論家修昔底德的經典名言：“強者能做他們有權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們必須接受的一切。”

　　（二）后霸權時代美國對拉戰略的變化

　　進入21世紀，全球和西半球的國際關系都出現了新的變化，其中一大特點即美國的霸權地位遭到挑戰和削弱，這也使得美國對拉政策相應地出現了新的特點。

　　（1）美國霸權的衰落與后霸權時代

　　門羅主義的有效性以及美國對拉美的良性忽視是建立在美國對拉美壟斷性霸權基礎之上的。然而，隨著拉美國家戰略自主性的加強、域外大國在拉美日益擴大的存在，美國在拉美的霸權主導地位受到挑戰。2006年美國學者彼得哈基姆在《外交事務》雜志上發文，警告“華盛頓正在失去拉美”。2008年5月，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發表了由20多位美國著名學者和政界人士牽頭起草的報告，宣稱“美國在拉美的霸權時代已經完結了”。此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國的加速崛起、新冠疫情、美國國內政治撕裂都進一步對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造成強烈沖擊。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曾聲明，“拉美不再是美國的殖民地”。墨西哥總統洛佩斯也做出最新斷言，“就美國而言。繼續奉行門羅主義或‘美洲是美國人的’口號已經不可能了。”盡管美國霸權是否衰落還存在爭論，但美國霸權在全球層面和區域層面的支配力都已大幅下降則是公認的事實。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美國的對拉戰略進入了“后霸權時代”。

　　（2）后霸權時代美國對拉戰略重心的調整

　　后霸權時代是由奧巴馬政府開啟的。此時美國外交戰略重心從大國合作和反恐轉入大國競爭，其中中國成為美國大國競爭戰略最主要的目標。為應對中國的快速崛起，奧巴馬政府2009年上臺后實施了針對中國的亞洲再平衡戰略。但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美國又需要中國的幫助。因此，奧巴馬政府針對中國采取了一種混合戰略（hybrid strategy）：一方面采取包括接觸、融合和包容的政策，另一方面采取包括隱性遏制、平衡或威懾的戰略。在拉美，雖然“中國在拉美地區正在崛起的角色被美國視為其在西半球面臨的新挑戰”，但由于當時中國在拉美的影響力有限，主要集中在貿易領域。奧巴馬政府并沒有把中拉合作看作是巨大威脅，只是對中國未來是否能將在拉美的經濟影響力轉化為政治影響力持觀望、警惕的態度。奧巴馬政府通過中美對拉事務戰略磋商，希望通過接觸加強中國在拉美貿易和投資領域的透明度。奧巴馬政府的副國務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在2011年表示，“我們不應擔心亞洲（中國）在我們西半球的經濟利益，現有的關系是透明，規則得到了遵守。”

　　隨著中美戰略競爭的加劇，美國越來越將中國看作是美國最大的競爭者和威脅，對此美國兩黨基本達成共識。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公布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國家間的戰略競爭，而不是恐怖主義，是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問題”。中國是主要的“戰略競爭者”。與此同時，美國把中拉關系的發展看作是對美國的威脅。2018年，美國時任國務卿蒂勒森公然指責中國在拉美“謀求短期盈利和拉美的長期依賴”，稱中國是“我們這個半球的掠奪性的行為者”。拜登政府延續了特朗普的大國競爭戰略，將中國視為“對美國繁榮、安全和民主價值觀構成嚴峻挑戰的競爭對手”。

　　此外，美國一直把拉美左翼力量的集體性崛起，特別是拉美激進左派奉行的反美政策、對外關系多元化戰略以及對美國實施的軟制衡政策（Soft Balancing）看作是對美國霸權和利益的挑戰。隨著拉美國家戰略自主性的加強,美國對拉美內政外交的控制在減弱，美國的全球戰略也愈發難以得到拉美國家的全力配合。以俄烏沖突為例，盡管大部分拉美國家批評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但在制裁俄羅斯和軍事援助烏克蘭等敏感問題上都沒有緊密追隨美國，保持了相對獨立的立場。因此，后霸權時代加強對拉美的影響和控制，重新將拉美納入美國的戰略軌道是美國面臨的重要挑戰。

　　全球化給美國帶來的移民、毒品走私等非傳統安全問題也是美國安全當前面臨的重要挑戰,其中移民問題引發的不僅是安全問題,還有政治和文化沖突。一些保守人士憂慮拉丁裔人口在美國的快速增長對美國主流文化和民族認同造成挑戰，這也使布坎南、特朗普等保守政治家主張采取更加具有孤立主義色彩的門羅主義。自2013年，受拉美經濟持續低迷、2019年冠狀病毒大流行和隨之而來的經濟衰退加劇，以及美國對委內瑞拉極限施壓政策的影響，流向美國的非正規移民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成為影響美國國家安全的重要問題。

　　（3）后霸權時代美國對拉戰略的收縮態勢

　　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ion）認為，“戰略本質上就是用資源來應對壓倒性的挑戰”。隨著美國霸權的衰落，資源受到限制，美國對拉戰略呈現收縮態勢，出現越來越北美化的傾向。其政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墨西哥在美國對拉戰略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美國通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修訂的《美墨加協定》，使北美經濟越來越一體化。這不僅基本滿足了美國在產業安全、能源安全的重要關切，而且使美拉貿易和投資越來越向北美集中。2021年，墨西哥占美國從該地區進口的76％，出口的61％。在中美經濟競爭中，美國重塑全球產業鏈的戰略將使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成為近岸的承接地，這將進一步推動北美經濟一體化。二是大加勒比地區吸引了美國的安全關注和大部分援助。美國在奧巴馬上臺后與該地區國家簽署了多個促進發展和安全的協定，并提供了大量資金。其中，美國在2000—2021財年為哥倫比亞計劃提供120億美元援助，2008—2021財年為針對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梅里達計劃”（Merida Initiative）投入共33億美元。梅里達計劃到期后，美國與墨西哥在2021年10月續簽了“美墨安全、公共衛生和安全共同體200年框架”協議（US-Mexico Bicentennial Framework for Security，Public Health and Safe Communities）。2010年，美國將中美洲從梅里達計劃中分離出來，實施了“中美洲地區安全計劃”（CARSI）和“加勒比盆地安全計劃”（CBSI），拜登上臺時承諾提供至少40億美元援助，以促進中美洲和墨西哥南部的發展。

　　美國對拉戰略收縮是美國霸權衰落的現實反映，門羅主義的空間范圍是由美國的霸權實力決定的。門羅宣言在1823年提出時，美國的霸權目標“并非針對整個大陸，只是針對北美和加勒比地區”。美國著名戰略家、地緣政治理論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曾提出，“美國的安全擔憂在亞馬孫河結束，沒有必要在亞馬孫河流以南實施門羅主義。”由于地理上的靠近，北美地區的安全與穩定歷來受到美國的重視。20世紀80年代中美洲危機期間，時任美國務卿舒爾茨將這一地區稱為美國的“第三條邊界”（third border），稱“如果這一地區（中美洲）被敵視我們的政權所統治，或者如果它成為長期社會動蕩的場所，對我們自己的經濟和社會的影響確實會很大”。1997年，美國總統克林頓甚至宣稱美國是一個“加勒比國家”。“911”事件后，小布什將美國的“第三邊界”擴展到環加勒比地區。隨著全球化的發展，這一地區與美國在地緣上的接近，使安全因素的相互影響加大。這一地區政治經濟的不穩定、氣候變化引起的極端天氣、疫情傳播等問題對本地區國家間的相互影響擴大，對美國國內日常生活的影響越來越大，成為美國的“國際性國內問題”（intermestic issues）。因此，加強對這一地區的關注成為美國對拉戰略的優先地區。

　　▍后霸權時代美國對拉美的戰略

　　在后霸權時代，如何提振美國在拉美的霸權地位是美國兩黨政府面臨的共同任務。奧巴馬總統在2008年大選時提出的目標是“重塑美國在拉美的領導地位”。特朗普政府“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目標也投射到拉美，目標是讓門羅主義回歸。拜登政府強調拉美地區對美國的重要性，“由于強大的貿易聯系、共同的民主傳統和家庭紐帶，沒有哪個地區比西半球對美國的影響更大”，提出重振與拉美的伙伴關系。

　　在后霸權時代，美國對拉美自冷戰結束后形成的民主、繁榮和安全的戰略框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雖然特朗普奉行有原則的現實主義和孤立主義，尋求結束美國領導的自由秩序和帶有強權色彩的單邊主義外交，但美國外交政策的慣性使他難以顛覆這一戰略框架。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發布的《西半球戰略框架》的報告中明確表示，“美國與西半球接觸的主要目標是支持一個繁榮、安全和民主的地區。”但在這個框架下，奧巴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策略手段。

　　（一）促進民主戰略

　　促進民主不僅符合門羅主義的意識形態特征，也是美國在后冷戰時期推行全球國際自由秩序戰略之一。在這個戰略下，美國致力于將拉美打造成“潛在的民主后盾”（potential democratic back sliders）。并通過美洲國家組織實施一系列促進民主的行動。其中2001年9月美洲國家組織通過的《美洲民主憲章》為西半球的民主化打造了集體制度保障，通過這一機制以及對促進西半球民主的單邊承諾，美國在促進美洲民主方面扮演了一個“負責任的管家”（responsible steward）角色。

　　然而，美國促進民主的戰略也給美國對拉戰略帶來一定的挑戰。自1998年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勝選開始，一批拉美左翼政府通過民主選舉上臺執政，給美國帶來了一些政治挑戰。特朗普總統雖然對促進民主給美國帶來的好處表示懷疑，但美國的保守派仍認為促進拉美民主符合美國利益。2022年美國在南美的主要盟友哥倫比亞實現了歷史性的左轉，引起美國的強烈不安，但美國保守派參議員盧比奧（Marco Rubio）認為“只要有民主，哥倫比亞就會沒事。他們可能會選一個我們不同意的人，我們可能不喜歡他們做的每一個決定，但最終他們將不得不通過選民約束來管理自己，選民將懲罰他們和他們的政黨。如果沒有民主，他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這通常是引發戰爭和危機的原因。”

　　此外，保守派也認為促進拉美民主是后霸權時代美國不得不做出的戰略選擇。在全球化時代，拉美國家與外部強國加強經濟聯系是必然選擇，在美國不能為拉美提供貿易、投資和金融貸款的替代性選擇時，美國不可能要求拉美國家放棄與中國及其他域外大國的合作。另一方面，拉美國家在與中國交往時，美國通過反腐敗倡議、安全合作和安全援助進行監督，以確保不會對美國構成重大安全挑戰。事實上，美國正在將促進民主作為霸權工具。“民主”與“威權”，或“民主”與“專制”的敘事，為美國打壓中國和俄羅斯，加強盟友團結，對被特朗普稱為“暴政三角”的古巴、委內瑞拉和尼加拉瓜進行極限施壓提供了借口。時任美國務卿蓬佩奧在2019年12月2日的演講中表示，“我們試圖在道義上和戰略上明確認識到，專制主義在我們這個半球是一種威脅。它對我們美國是一種威脅，我們不能容忍這些政權邀請壞人進入，并試圖把結盟的民主國家變成獨裁國家。”在促進民主的戰略中，美國格外需要拉攏拉美國家，以擴大“民主”國家的陣營。在2021年12月拜登政府召集的全球民主峰會上，拉美國家的25個政府及民間社會活動人士受邀參加。美國在2021年支持哥斯達黎加、巴拿馬和多米尼加成立民主發展聯盟（ADD）。2022年7月美國率先與民主聯盟國家簽署促進供應鏈的協議，以此作為“刺激民主發展聯盟增長、同時促進美國利益的最切實可行的方式”。

　　不過，促進民主作為美國在全球自由秩序下的戰略工具也是一把雙刃劍。由于民主是美洲大陸政治合法性的基礎，美國對該地區進行直接軍事干預的可能性下降，面對通過民主選舉上臺的拉美左派政府，美國不得不擴大對拉美多樣化民主的容忍度。美國對委內瑞拉持續執政超過20年的激進左翼力量早有不滿，但奧巴馬政府對查韋斯政府都相對克制，只是到了后期才啟動對馬杜羅政府的制裁。

　　事實上，促進民主戰略也不會妨礙美國對拉美的干涉和違背對民主的承諾。進入21世紀以來，很多拉美有左翼傾向的政府都遭遇到“政變”或有爭議的政治危機。這些國家包括委內瑞拉（2002年）、洪都拉斯（2009年）、巴拉圭（2012年）、巴西（2016年）、玻利維亞（2019年）和秘魯（2022年）。面對這些情況。美國往往沒有深究其中的程序合法性。而是從美國的利益出發。不同程度上支持在政變或危機之后上臺的政府。

　　美國促進民主戰略的重心從促進民主選舉轉向民主治理，其中加強司法治理、反腐成為拜登政府在拉美，特別是在中美洲推進民主治理的重點。這一轉向的目的是提升拉美國家的治理水平，為美國及企業的近岸投資創造良好的環境。最引人注目的是2020年12月，美國推出的恩格爾名單（Engellist），它成為美國打擊中美洲腐敗官員的重要手段。那些被列入恩格爾名單的人將不僅被禁止進入美國，還可能遭到凍結在美資產等額外制裁。美國對拉美腐敗官員的司法制裁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其中甚至包括拉美現任政府高官和前政府首腦，如巴拉圭任副總統阿德·阿爾貝托（Hugo Adalberto Velazquez Moreno）、洪都拉斯前總統埃爾南德斯（Juan Orlando Hernande，2014—2022年在任）、巴拉圭前總統卡特斯（Horacio Cartes，2013—2018年在任）和巴拿馬前總統馬蒂內利（Ricardo Martinelli）。然而，拜登政府致力于民主治理的長期目標，在短期內還造成了美國與薩爾瓦多、危地馬拉等美國傳統盟友的緊張關系。

　　（二）促進繁榮戰略

　　拉美國家的繁榮和穩定符合美國的利益，這是美國各屆政府的共識。這被認為是促進美國繁榮和減少拉美國家向美國非法移民、走私毒品等安全威脅的重要手段，也是應對域外大國向拉美滲透和擴張的需要。盡管如此，美國仍沒有對拉美發展進行持續關注，且美國促進拉美繁榮的戰略更多地服務于美國的全球戰略和國內經濟的發展。中國是除美國外影響拉美地區，特別是影響拉美經濟發展的最大外部因素之一，美國政府促進拉美繁榮戰略的主要目標是應對中國的挑戰。

　　奧巴馬政府將自由貿易作為對沖中國戰略競爭的手段。其在2009年11月和2013年6月相繼推動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談判，希望建立將中國排除在外的跨區域多邊貿易和投資安排，作為美國全球貿易戰略的一部分。奧巴馬希望將拉美國家納入美國的跨區域協定安排，特別是加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從而使“快速增長的亞洲市場與美洲強大的民主國家連接起來”。為此，原本反對自由貿易的奧巴馬總統推動批準了美國與哥倫比亞和與巴拿馬（2012年）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美國還支持“太平洋弧倡議”（PAI，2009年），支持傾向自由貿易的拉美區域組織太平洋聯盟的建立，希望通過它們將拉美太平洋國家納入美國主導的經濟圈中。

　　特朗普和拜登政府促進拉美繁榮的戰略有很多相似之處，都從貿易轉向了投資和產業鏈合作。反對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特朗普在2017年上臺后馬上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這導致了奧巴馬貿易戰略的失敗，厄瓜多爾和烏拉圭與美國談判自由貿易協定的愿望也隨之落空。為了應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在拉美的發展，特朗普于2018年提出了“美洲增長倡議”（Growth in the Americas）,由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提供資金支持，促進對拉美能源等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2022年6月在美洲首腦峰會上，拜登政府提出了“美洲經濟繁榮伙伴關系”（APEP）。2023年1月27日，美國與巴巴多斯、加拿大、智利、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多米尼加、厄瓜多爾、墨西哥、巴拿馬、秘魯和烏拉圭簽署了“美洲經濟繁榮伙伴關系聯合宣言”（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Americas Partnership  for Economic Prosperity）。致力于“通過擴大區域貿易聯系，加強供應鏈的多樣性、可持續性和抵御能力，推進優質基礎設施建設”。然而，美國投入的資源有限，能否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競爭存在疑問。

　　此外，為了提升美國產業鏈安全，推動與中國產業鏈脫鉤，促進制造業回流，美國在推動全球產業鏈重組的戰略中，將拉美作為近岸（Nearshoring）外包和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的承接地。特朗普政府在執政后期曾計劃推出促進生產鏈“回歸美洲”的計劃，準備利用財政獎勵措施來鼓勵美國企業將亞洲的生產設施轉移到美國和拉美國家，但迄今未能及時推出。2022年4月，美國國會議員提出了“西半球近岸法”（Western Hemisphere Nearshoring Act），該法案將通過稅收減免和從發展金融公司（DFC）獲得低息貸款的制度安排，鼓勵美國公司將其供應鏈轉移到拉美。拉美國家對美國的近岸和友岸外包戰略表現出深厚的興趣，希望在全球產業鏈重組的過程上獲益，擴大投資，促進本國工業發展。然而，近岸和友岸外包能否使拉美國家受益取決于諸多條件，如勞動力套利、產業配套、自由貿易協定、投資條件、市場規模等。除墨西哥和少數中美洲國家之外，多數拉美國家難以成為產業轉移的承接地。根據美洲開發銀行的報告，全球價值鏈重組將為該地區帶來巨大短期收益的答案是否定的，也許只有墨西哥是個例外。

　　（三）安全戰略

　　安全是美國對拉美政策的主要支柱。從奧巴馬政府開始,美國不再將恐怖主義列為優先的安全議題，而將邊界開放導致的毒品走私、有組織犯罪、非法移民等非傳統安全問題作為對美國安全的重要威脅。

　　在解決這些非傳統安全問題上，特別是打擊非法移民問題上，特朗普與前任奧巴馬政府和繼任的拜登政府產生了極大的戰略沖突。奧巴馬政府上臺時曾提出進行移民改革,將非法移民正規化。拜登政府則致力于建立一個公平、有序和人道的移民體系，加強對移民輸出國的援助。“從根源上解決人類不安全和非正規移民問題,包括貧困、犯罪暴力和腐敗”。拜登政府還在2022年6月與拉美一些國家簽署了《洛杉磯移民與保護宣言》,在解決移民問題上尋求拉美國家的支持，倡導責任分擔。而特朗普政府在移民問題上表現出強烈的孤立主義傾向，推動修建美墨邊境墻，試圖將移民排除在美國邊境之外，并采取強硬手段。如在2019年威脅削減對中美洲“北三角”國家薩爾瓦多、危地馬拉和洪都拉斯的援助，試圖迫使這些國家政府遏制移民流入美國，以及與美國簽署第三方安全協定，允許美國將難民申請人從第三國轉移到這些國家。然而，如果不解決美國與拉美國家之間的經濟發展不平衡以及拉美國家的治理赤字問題，無論采取哪種戰略，都不能解決困擾美國的安全問題。

　　▍結語

　　“門羅主義”誕生近200年來，始終都是美國對拉政策的核心線索。在這個意義上，其作為美國的一個區域戰略是成功的。然而，門羅主義的成功難以復制，因為它是由特殊的地緣政治條件決定的。美國在地理上遠離世界政治中心，正如美國進攻性現實主義學者米爾斯海默所說，“域外競爭對手很難跨越大洋攻擊美國”，且美國周邊都是中小國家，沒有能力挑戰美國。更重要的是，門羅主義的思想底色是權力政治，干涉和強權是它的本質特征。在全球化各國利益相互依存的時代和全球多邊治理體系已建構起來的今天，權力政治雖然沒有徹底消除，但已遭到大多數國家的唾棄。而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的合作共贏的理念才是大國崛起的正確之路，美國讓門羅主義回歸，重新挑起大國競爭也是逆時代潮流的。

　　門羅主義的長久生命力是建立在美國霸權基礎之上的。隨著美國霸權的衰落、新興大國的崛起和拉美國家戰略自主性的增強，門羅主義目標的合理性和手段的有效性將面臨重大挑戰。自奧巴馬政府開始，美國要重振在拉美的霸權，但由于政治理念的差異，美國政府之間的政策沖突在擴大。這種沖突反映了美國霸權衰落之后，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兩種理論的沖突和美國對拉戰略的困境。美國對拉戰略要走出這種困境有兩條路可選:要么更新外交理念，要么復興美國的霸權地位。

　　后霸權時代，美國政府一致選擇了復興美國在拉美霸權的目標，力圖恢復美國對拉美政治經濟的影響力。但美國要實現這個目標難度很大，一是缺乏利益驅動，除墨西哥外，拉美在美國政治經濟中的地位下降，以礦產品出口為例，由于產業的空心化，美國對拉美的礦產品需求下降，美國占拉美礦產品出口總額的比重從1990年的14.37％下降到2000年的9.51％和2020年的1.8％。隨著美國在2019年實現能源自給，拉美能源對美國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占美國原油進口的比重從2005年的27.4％下降到2021年22.7％。美國的對拉戰略缺少利益驅動，很難保持戰略的連續性。非法移民等非傳統安全問題雖然對美國地緣政治安全很重要，但這些問題盤根錯節，積重難返，很難在短期內得到解決，迫使美國孤立主義的回歸。二是美國難以在全球目標與區域目標中保持平衡，這將影響美國對拉美資源的投入。美國在全球與中國展開戰略競爭，拜登政府卷入俄烏沖突，這使美國能夠向拉美提供多少資源出現不確定性。拜登總統在2023年1月訪問墨西哥時已明確告知墨西哥總統，“我們的責任并不僅限于西半球，它在中歐、亞洲、中東和非洲。我們有多個焦點。”拜登總統在上任初期，曾承諾投入40億美元幫助中美洲發展，以阻止非法移民。但截至2022年年中，美國還未兌現任何投資，美國對拉政策的捉襟見肘可見一斑。

　　門羅主義的回歸意味著美國強權政治的復興，而中國作為影響西半球經濟的最大域外因素是回歸之后的門羅主義針對的主要目標。因此，中國應避免使中拉合作落入門羅主義的地緣政治陷阱。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很大程度上美國將中國視為在西半球的主要威脅是基于恐懼和戰略焦慮，而非中國的實際行動。中國在拉美的主要目標是推動經貿合作，并不謀求在拉美建立霸權，也并不希望借助拉美國家損害美國安全。中拉合作能夠促進拉美國家的繁榮穩定，而拉美的繁榮和穩定符合美國的利益。因此，加強中美戰略對話，努力改變美國的認知而非直接對抗，更符合中美雙方以及拉美國家的利益。

烏有之鄉網站特別附錄：

烏有之鄉網站募捐公告

（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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