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力圖撕破古典政治經濟學為資本主義所披上的偽善外衣,嘗試“擺脫一切使地租受到歪曲和模糊不清的附加物而去純粹地考察地租”,批判的利刃直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地租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內容,對于分析當代資本主義一系列現實問題具有較強的解釋力。當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斷變化其形式,由此加劇了剩余價值轉化多樣、地租形式多變、資本剝削方式隱蔽、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嚴重等問題,使得馬克思地租理論再度成為學界熱點,并形成諸多見解。國內有學者以《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為研究文本,將馬克思對地租的分析看作是其勞動異化批判構式Ⅲ的第七個構境層面,即剩余價值異化為分配領域中資本的利潤以及利息、地租等一系列物性的被瓜分的財富;有學者認為馬克思在考察資本主義地租起源問題時,以自然經濟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區別為基本出發點,并由此闡述了前資本主義地租形式向資本主義地租形式轉化的社會歷史條件;卡勒姆·沃德(Callun Ward)等人分析了地理學空間轉向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學派對地租理論的廣泛討論,指出以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學者提供了批判性的城市政治經濟學視角,重申了地租理論對土地、城市和資本主義分析的重要意義;有學者借助馬克思地租理論,剖析數字平臺租金的“一般”和“特殊”;還有學者借助級差租金和壟斷租金的劃分,分析了平臺企業利潤和壟斷問題,揭示了平臺企業依仗數據要素所有權壟斷而獲得租金。
目前學界對地租理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論證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地租理論的批判以及對現實資本主義社會剝削機制的揭露。不少研究雖已從多種視角對當代資本主義地租問題展開細致剖析,但并未就地租形式的演變及其內在邏輯作出系統性闡釋。如何理解馬克思地租理論對當代現實問題的解釋潛力?當今資本主義地租有哪些表現形式?能否利用資本邏輯闡述地租的當代形式演變?圍繞這些問題,筆者主要以馬克思主義資本三級循環和“時空修復”理論為邏輯支撐,從生產空間、城市空間及數字空間三維層面,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地租表現形式的演變進路,從而強化馬克思地租理論的當代闡釋力。
一、馬克思主義資本循環理論及地租問題的分析框架
在《資本論》第二卷第一篇中,馬克思通過考察資本流通領域中的產業資本循環過程,形成了資本循環理論,為理解產業資本的生產和流通提供了關鍵理論基礎。在考察資本循環過程時,馬克思強調,資本主義生產是一個“連續的價值擴大的”整體性過程。一方面,連續性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大特性,“資本不是一個固定的事物,而是一種只在動態中存在的過程;當資本循環終止時,資本的價值就消失了,而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就會崩潰”。也就是說,資本生產總過程的連續性是以資本循環的統一性為前提的,資本循環的中斷可能會導致資本主義危機。另一方面,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的分析,始終是圍繞價值增殖這一動力展開的。積累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般規律,在資本邏輯的驅使下,資本積累必然發展為過度積累,從而導致周期性的資本主義危機。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正是由于“資本主義的、對立的形式上的財富,周期地生產得太多了”,從而引發資本和勞動力的相對過剩問題,妥善處理過剩資本和勞動力就成為資本主義存續的關鍵。哈維在馬克思產業資本循環理論的基礎上拓展了資本循環的空間維度,形成資本三級循環理論,為解釋當代資本主義地租形式的內在邏輯提供了分析框架。
資本三級循環理論將資本主義價值形成和實現的場所明確規定為資本的初級循環、次級循環和三級循環。資本的初級循環是指馬克思語境下產業資本的循環周轉,即圍繞工業生產在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三個層面次第展開的、連續不斷的形式變換,以最終實現價值增殖這一目的。當資本的初級循環發生過度積累,為轉移商品過剩、工人失業等危機,資本傾向于通過時間延遲與地理擴張將過剩資本轉向次級循環和三級循環。資本的次級循環包括生產領域中的固定資本和消費領域中的消費基金,即大量資本投向建成環境,通過優化城市布局和完善基礎設施緩解過剩危機,同時形成了金融資本主導下城市化多重空間矛盾問題的關鍵場域。資本的三級循環涵蓋科學技術創新和保證勞動力再生產的社會支出領域,結合時代發展特征,三級循環可以進一步理解為高新技術領域,旨在全方位地提高社會發展水平。
在《資本論》第三卷論及地租問題時,馬克思指出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空間維度至關重要,“空間是一切生產和一切人類活動的要素”。為資本循環引入空間維度,既是對資本循環理論的拓展和豐富,又為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地租提供了更加全面系統的解釋框架。資本三級循環理論從時空修復視角為解決資本過度積累問題提供了合理方案,這種“時空修復”手段,是以外部轉移方式緩解資本主義不可解決的內在矛盾。在空間修復層面,價值生產一般發生在特定區域的空間結構,當資本出現過度積累危機時,只有向外部進行空間轉移,尋求新的空間以釋放過剩資本;在時間修復層面,過剩資本投資到資本積累新領域,由于建構全新空間的投資回報一般需要花費很長時間,從而減少資本在自身的循環過程中重新進入流通領域的時間,以緩解過度積累的壓力。
馬克思將“地租”界定為“土地所有權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上的獨立的特有的經濟形式”,這意味著對土地所有權的壟斷是土地所有者得以占有租金的基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土地私人所有制使個人獲得了對一定量土地的絕對的、排他的壟斷權力,這種權力允許土地所有者在“絕對空間”享有絕對統治,“把它當做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從自己私人意志的領域”。由此,空間向度成為闡明當代資本主義地租形式及其內在邏輯的可能路徑。結合資本三級循環和時空修復這一動力機制,地租所處的“絕對空間”拓展到三級循環的各個階段,可以運用“生產空間—城市空間—數字空間”的分析框架,分別考察資本主義地租在三大空間內的形式特征,進一步闡述當代資本主義地租形式及其內在邏輯。
二、產業地租:生產空間中地租形式的出場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訴諸大量筆墨完整闡述了關于地租問題的思考。他關注到資本主義農業生產中的地租問題,結合勞動價值論深刻剖析了資本主義地租的形成機制,并抽象出“資本主義地租”的一般規定,即“超額利潤在特殊情況下獨立化的形式”。資本的發展是以一種特殊的私有和空間占有為前提的,地租作為剩余價值的一個分支,一直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馬克思以資本為核心范疇,以資本驅動下利潤與地租分野的產業地租為重點研究對象,主張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出發對地租形成機制進行考察,在地租問題上所形成的試探性思想無疑使他的批判利刃更加鋒利,同時為理解當代地租形式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
首先,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分離是地租得以可能的關鍵前提。資本主義的興起解構了舊有的土地所有權代表的社會關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土地所有權將“作為勞動條件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權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離”,土地所有者與勞動者從統治與從屬的人身依附關系中脫離出來,土地所有權也以一種純粹的經濟形式進入流通領域,進而獲得與封建租稅有本質區別的資本主義地租形式,即“表現為土地所有者出租一塊土地而每年得到的一定的貨幣額”。除此之外,通過土地私有制將勞動者和作為生產資料的土地相分離,使得大量沒有生產資料的勞動者無法獲取自身所需,別無選擇走向勞動市場成為任由資本家挑選的勞動力商品,這為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創造了基本條件。
其次,所有權的壟斷性質是地租得以實現的重要因素。資本主義早期階段的地租取決于對土地本身及其所蘊含的自然資源的壟斷。土地使人類勞動有了物質對象,正如馬克思所說,“只有人類勞動力在一定的形式中被耗費,作為一定的勞動被耗費,它才能得到實現,得到對象化”。假如土地不是生產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那么私有制的特權所賦予的權力也就不復存在。然而,正是“這種自然力的占有,在它的占有者手中形成一種壟斷,成為所投資本有較高生產力的條件,這種條件是不能由資本本身的生產過程創造的”,才使得租金的占有成為可能。壟斷作為資本主義運作的基本特征,開辟了一條依據私人對某種關鍵性資產的獨特占有關系而獲利的商品化道路。為了滿足資本持續積累的需要,這種對私有產權的壟斷不斷擴大其外延,不僅金屬、礦產、空氣這些本不是人類勞動產品的自然資源被賦予了價值并在市場上進行交換,甚至藝術創作、專利產品、知識產權也納入投機領域被作為商品用以出租或出售。對所有權的壟斷讓資產所有者在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當中占據一席之地,甚至不必參與實際生產過程,僅憑租賃資產使用權就可毫不費力地獲取資本家手中的一部分剩余價值。
再次,剩余價值的特殊形式是資本主義地租祛魅后的真實面目。馬克思地租理論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不同之處在于,馬克思地租理論以勞動價值論為理論基礎,用剩余價值闡釋地租的科學內涵。亞當·斯密僅僅把地租看作是出讓土地所有權理應獲得的報酬,與銀行支付給儲戶的利息一樣不必著重考察,從而忽略了土地所有權所帶來的收益從何而來的問題。李嘉圖以勞動價值論作了部分回應,然而倘若土地所有權的純粹經濟形式讓土地成為可以壟斷、可以讓渡的商品,那么勞動價值論不足以詮釋土地商品的“價值”問題。馬克思延續了李嘉圖基于勞動價值論分析地租的邏輯,立足剩余價值理論,揭露了“一切地租都是剩余價值,是剩余勞動的產物”這一本質。剩余價值的一般形式是“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對象化的剩余勞動”,而在價值生產過程中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剩余價值以工業資本利潤、商業資本利潤、地租、其他產權收益和貨幣資本利息等特殊形式被社會內部各階級瓜分。剩余價值源自對勞動力的剝削,地租作為剩余價值的特殊形式,不同于在生產過程中資本家對活勞動的剝削,其剝削形式和手段更為隱晦難測。土地所有者為了獲得更高收益以提高地租的方式直接剝削租用土地從事生產的資本家,資本家為確保自己的利潤最大化,進而加大了對勞動力的剝削和壓榨。資本衍生出地租這種剝削形式,不僅仰仗所有權壟斷的力量,以收取租金的方式間接剝奪勞動者在價值生產過程中創造的剩余價值;還通過剝奪勞動者居住環境、生存空間等再生產必需條件,以售賣生活必需品、收取租金等這種看似合理的手段“溫和地”大肆斂財,將勞動者微薄的收入轉移至自己的腰包。
最后,圍繞土地所形成的階級關系是地租得以存續的必要基礎。在分析地租問題時,馬克思不再聚焦于《資本論》第一卷中的生產關系領域,而是轉向了分配關系領域。生產領域創造的社會總價值最終在市場上實現其貨幣形式的轉換,在支付勞動者工資和上交國家稅金之后,分析的焦點也隨之轉移到貨幣形式的價值在不同資本家之間的分配問題。地租本質而言是剩余價值的特殊形式,對租金的占有是階級內部對社會總剩余價值分配的產物。土地所有者將土地使用權以租賃的方式轉移至資本家手中,地租成為打通“租賃”這一行為的中介,這樣一來土地所有者出讓土地使用權以獲得租金,資本家讓渡部分剩余價值作為占有土地使用權的費用。具體來說,通過榨取雇傭工人的勞動時間而產生的剩余價值首先以利潤的形式分配給產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貨幣資本家由于在貨幣到貨幣資本的轉換環節發揮了關鍵作用而被分配到利息形式的剩余價值,作為土地人格化的土地所有者則是以租金的形式將部分剩余價值攬入懷中。土地所有者看起來毫不費力就擁有了瓜分剩余價值的權力,就利益分配而言似乎是站在了資本家和勞動者的對立面,但是實際上正是土地所有者把勞動者推向了“自由得一無所有”的境地,他們以暴力、欺騙、掠奪以及洗劫資產的方式將資產占為己有,把勞動者從其賴以生存的土地空間中驅逐出去,資本家因此心甘情愿地出讓租金,以換取無產階級再生產的條件。殘酷的資本家和偽善的土地所有者共同將無產階級推向被剝削的無盡深淵,為資本主義再生產源源不斷地提供階級基礎。
在產業資本主導的時代,資本的積累和貧困的積累在基于土地的特定空間中積聚起來,正如馬克思強調的:“在這里,社會上一部分人向另一部分人要求一種貢賦,作為后者在地球上居住的權利的代價,因為土地所有權本來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剝削地球的軀體、內臟、空氣,從而剝削生命的維持和發展的權利。”資本借以地租這種隱晦的剝削方式,加深了勞動者的“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
三、城市地租:城市空間中地租形式的發展
馬克思在探究傳統農業地租問題時,已經敏銳地察覺到了建筑地段的地租形式,他把產業資本家經營和開發房地產業的主要對象商品房納入資本“建筑投機”的范疇,認為“建筑投機的真正主要對象是地租,而不是房屋”,由此把地租問題域從傳統農業地租擴展到城市地租。隨著資本的主導形態由產業資本發展為金融資本,房地產業日益獨立化并成為城市經濟的引領者和相關產業的支配者。以哈維為代表的西方激進左翼學者結合新自由主義放任金融體系以及崇尚市場作用的經濟特征,系統分析了以市場為基礎的房地產金融化現象,對城市地租問題形成獨到的理論見解,豐富了馬克思地租理論。在資本的三級循環理論中,房地產金融化是資本次級循環的產物,即初級循環產生的過剩資本流入固定資本和消費基金領域,當代地租由此以新的形式呈現出來,即城市地租。這是地租形式在城市空間中的發展,是在資本主義完善的私有財產制度、市場機制和法律契約基礎之上,依靠成熟的信貸體系和金融工具,不通過生產就實現對剩余價值的占有。
城市地租作為“土地的金融版本”,以房地產金融化為現實基礎。房地產金融化現象,體現了土地所有權作為一種虛擬資本從觀念到現實的轉變。首先,馬克思認為購買土地的資本“和購買國債券的貨幣完全一樣”,具有生息資本的職能。資本對土地的投資是期望獲得更高的未來收益,因此土地所有者獲取的是對預期的未來收益的債權。地租代表著土地的購買價格或“價值”,在市場上進行商品交易的實際上是土地所有權證書,從這個角度而言,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下的土地所有權不僅是一種純粹的經濟形式,更準確地說,它在觀念上是虛擬資本的一種形式。其次,房地產業基于證券化運作方式,通過金融杠桿加速虛擬資本流通并為房屋投機提供融資手段,“銀行把錢借給尋找適當租金的土地投機者,虛擬資本看上去越來越像一個建立在虛幻之上的無限的虛幻回歸”。借助金融投機之勢,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MBS)作為金融衍生品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上虛擬資本的再虛擬。金融資本的介入和滲透使土地交易被真實地納入生息資本流通體系,房屋和土地“作為單純的物已經是資本”,土地所有權由此轉變為現實的虛擬資本。
房地產金融化積累以獲取城市地租為目的,城市地租不僅是一個經濟范疇,還是一個社會歷史范疇,“虛擬資本是足夠真實的,但它不過是一種表面現象,來掩蓋之下重要的社會關系”。金融資本一方面對價值生產、流通和實現發揮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它也是各式各樣投機以及“瘋狂形式”的巔峰之作。金融資本在土地市場自由游蕩,尋找新的投機空間以滿足價值增殖訴求。隨著資本主義體系發展,土地所有者可以選擇將租金投入金融資本流通中,壯大其食利能力;而“資本家和工人有充足的剩余財富投資到土地中”,他們借助金融機構的力量躋身土地所有者行列,成為“獨立的階級機會主義者”,成為食利階級中的一員。土地所有者不再只是過去價值生產的受益者,更是未來價值流通的推動者,這進一步加深了土地所有者與資本家之間的利益聯結,構成一個依靠剝奪而實現資本積累的巨大利益集團,這種剝奪式積累不僅是對剩余價值的剝奪,同時是以多種方式對勞動者生存空間和生存權利的剝奪,全面地侵犯著處于弱勢地位的無產階級。首先,金融機構推出各類住房貸款為購房者降低買入門檻,然而代價卻是自愿將未來的工資收入作為償付借貸的利息流,馬克思語境下“工人領到了用現錢支付的工資的時候,馬上就有資產階級中的另一部分人——房東、小店主、當鋪老板等等向他們撲來”的情況沒有得到任何緩解;其次,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為金融機構轉嫁風險提供了便利條件,在獲得應得的本息收益后,金融機構全身而退,價值實現的風險由購買者承擔,住宅購買者將面臨破產和取消其抵押品贖回權的風險;最后,如哈維所說,“許多基于信用的活動實際上都是投機泡沫,是一種人類對黃金和貨幣權力的衍生物”,對于房地產和土地的投機是金融機構為獲取更多收益而設下的一場虛擬的龐氏騙局,基于拜物教信仰,住宅不再只是居住場所,而成為投資產品,刺激和維持著房地產泡沫。
城市地租體現了資本次級循環的內在邏輯,城市化建設及房地產業的繁榮本質上是大量資本由初級循環轉向次級循環。過剩的產業資本一部分投入生產領域,構成固定資本,例如交通設施、廠房建造等,形成生產的建成環境;另一部分投入消費領域,構成消費基金,例如房地產開發,完善消費活動的物質架構,形成消費的建成環境。房地產金融化現象是資本次級循環的產物,即過剩資本流向固定資本和消費基金的具體表現。一方面,資本化的地租轉向對固定資本的投資,不斷完善資本積累良性循環的物質架構。租金既可以被貯藏起來,也可以像其他資本一樣被重新投入資本總循環之中,占有城市地租的資本家傾向于將其投資到改善道路、設立商圈、修建公園等活動當中,改變城市空間的地理結構,建成環境的提升有利于抬高城市地租水平。另一方面,住房貸款實際上是將購房者的工資收入強制流向消費基金,金融機構為集中貨幣資本提供了有利渠道,不斷壯大資本家的資金池,從而實現城市地租的資本循環和收入循環。
城市地租的“時空性”與“時空修復”的內在邏輯相契合,它一方面依托未來剩余價值的實現,立足于未來的勞動;另一方面又把價值的生產限定在特定空間,因此租金這種資本積累形式既把握了資本積累的時間性,同時又把握了物質生產的空間性,從而把時間與空間的因素統一在了由價值規律界定的單一框架中。盡管資本的流通領域在次級循環中得到極大擴展,但是人類自身的活動空間是有限的,“時空修復”也必然受限于資本的自然限度,城市空間生產中的固定資本和消費基金也依然沒有擺脫資本積累必然發展為過度積累的一般規律。此外,城市地租集中體現了資本積累的剝奪性特質,即通過土地私有化和房地產金融化將本該屬于國家或人民共同的資產偷送至資本家利益集團手中。這種剝奪性積累構成了新自由主義金融資本積累的根基,哈維強調,相較于建立在暴力掠奪基礎上的資本原始積累,“積累現在已經演變成為‘和平、財產與平等’條件之下的擴大再生產”。剝奪式積累加速了資本過度積累進程,資本的次級循環將會不可避免地遭遇困境。同時,城市空間不僅是實現資本積累和轉移矛盾的經濟空間,也是負載階級對立與剝削的政治空間。階級對立與剝削關系沒有在城市空間中得到緩釋,而是反向地把剝削關系彌散至人們的生活空間之中,醞釀著下一場對無產階級進行更大范圍的持續深度“殖民”活動。
四、平臺地租:數字空間中地租形式的升級
隨著“時空修復”能力在特定實體空間結構中的日漸式微,面對資本過度積累危機的永恒威脅,資本主義必須開疆拓土轉向新的領域以維持其存續。互聯網時代的發展,促使資本主義經濟模式脫離沉穩笨重的工業巨獸,向靈活多變的信用金融和精準高效的數字模式邁進,主導經濟社會的資本力量完成了從產業資本到金融資本以及數字資本的“蝶變”。資本主義結構的演變將產生新的資本主義地租形式,資本的投機不再局限于土地市場以及自然資源,更是將利益網撒向技術、數據、知識產權等新興領域以期尋求租金。
數字時代促使資本主義發展模式越來越依賴信息技術、數據和互聯網,當實體空間對資本矛盾的緩解和修復乏力時,暴露出泛空心化的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弊病。維持資本的良性運轉亟須構建新的剝削空間,以新的積累途徑、新市場、新商品滿足資本主義的逐利本性。在互聯網迭代升級的階段,虛擬技術和數字技術的結合使得打造新的剝削空間成為可能。科技讓數字和現實世界緊密相連,區塊鏈實現資產數字化,物聯網建構現實物體的數字映射,人工智能創造智慧機器人,AR推動現實與虛擬疊加的交互體驗。構建數字新空間的狂熱既滿足了人們對現實世界的征服欲和掌控欲,也實現了憑一己之力建造技術烏托邦的野心,更是資本和權力推動下重塑剝奪式積累空間的現實必然。數字時代與金融投機的勾連,激發資本對新興技術行業的熱情,驅動過剩資本流向資本的三級循環,即科學技術創新和勞動力再生產的社會支出領域,由此創造了一場漫長且浩大的技術繁榮。大量資本持續投入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之中,建設基站、鼓勵科研,制造數字時代特有的景觀社會。資本耗費巨大財力與人力,開辟新的數字化、技術化、景觀化的“剝削空間”,把我們置身于一個“認知、信息化或非物質化的知識經濟體系中”。數字化虛擬空間“以一種幽靈般的方式,塑造了不可見的平臺,讓所有社會關系都必須在它的基礎上展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產要素和生產關系隨之發生數字化的“范式轉變”。首先,數字生產方式實現了傳統產業依托平臺技術向生產場所離散化、生產環節碎片化、生產管理數控化的升級,對數據的生產和控制成為盈利關鍵,平臺資本主義不再依賴產業生產方式,而是以更為精益準確、靈活高效的數字生產方式為基礎。其次,資本主義生產要素在土地、勞動、資本三大要素基礎上,增添了數據這一特殊要素。數據并非數字空間內單一孤立的行為痕跡,而是囊括“各種物質、信息、金融、人才、生產、物流等各個方面的連接關系”,企業通過平臺對數據進行記錄、提取、分析,從而把握“流量密碼”,數據信息日益占據核心資源地位。最后,對勞動類型的擴充進一步揭露了數字空間中的生產關系。數字勞動是“在數字生產方式下生產數據-流量的活動”,平臺用戶擁有消費者和生產者的雙重身份,將數字勞動時間模糊成自由的閑暇時間是平臺資本“溫和的”剝削手段,數字空間映射著實體空間中貧富差距和階級分化,作為充斥資本權威的無序空間,數字空間也必然成為政治斗爭的新場域。
平臺是構建數字空間的重要基礎設施,它作為中介將經濟的各個領域同數字層結合起來,將不同用戶聚集起來,使虛擬空間與實體空間糅合,賦予虛擬空間真實性和社會性。涵蓋海量數據并擁有精益分析能力的平臺成為資本投機的新領地,平臺資本主義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的新樣態。平臺“能獨占、提取、分析和使用記錄下來的日益增加的數據量”,并提供一系列工具,“使用戶能夠構建自己的產品、服務和市場”,實現對技術勞動者和平臺用戶的雙向剝削,為資本主義“剝奪式積累”開辟了新的運作空間。一方面,技術勞動者是平臺企業的主要雇員,資本家難改對剩余價值瘋狂攫取的本性,靈活彈性的互聯網工作制度有效模糊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延長無薪工作時間,從而確保資本家獲得更多剩余價值。另一方面,平臺用戶的“產消者”身份揭露了平臺獲取數據的原貌:以提供信息和技術服務為誘餌,實現對用戶創造的數據原料的無償占有。此外,依托各類平臺建立的數字化虛擬空間,憑借為經濟活動提供交易和消費的中介場地,平臺看似合理地向入駐商家索取租金,這種兼具地租一般性質和數字時代特點的租金類型進一步發展了當代的地租形式。
尼克·斯爾尼塞克(Nick Srnicek)按網絡平臺的使用場域將其細分為廣告平臺、云平臺、工業平臺、產業平臺和精益平臺五類,而受全球新冠病毒疫情持續蔓延的影響,催生出更加多樣的,涉及購物、交通、支付、社交、金融、教育、投資等各方面的平臺類型。互聯網平臺為資本提供了一個通過數據商品化和私有化來實現盈利的場所,通過租用中介場所,平臺入駐商家得以在數字化虛擬空間內實現產品交換、分配和消費行為。平臺憑借對數據所有權的掌控和對數據資源的占有能力,在數據的提供者和需求者之間創造“信息差”,并向入駐商家和用戶征收一定的“貨幣稅”,這種數字租金類型即平臺地租。然而,無論是入駐商家還是一般用戶都很難察覺平臺地租的存在,這是由于資本樂此不疲地掩蓋自己的逐利本性,為平臺地租穿上了諸如內容支付費、免除廣告費、商業折扣費、促銷服務支持費、利潤補差費、平臺使用費等名目繁多的“合理”外衣。除了令人眼花繚亂的表現形式之外,地租的繳納歷史久遠,人們對于資本威懾下的資源拜物教信仰根深蒂固,從而容易對平臺地租持中立和理解態度。
與實體空間地租的產生前提異曲同工,平臺地租也緣起于對資源的占有。然而,不同于實體空間地租形式對于“實物土地”的依賴,這種基于“虛擬空間土地”的地租新形態,體現了資本不再滿足于占有自然資源,并且企圖占有依托知識智力而創造出來的人造資源的狂妄態勢。這種人造資源屬于一般智力的范疇,具體表現為數據要素。原始數據本身是一種“非競爭性資源”,這種取之于民并服務于民的資源并不妨礙資本流動,而數據要素則是“在對平臺大數據進行采集、處理、存儲等過程中形成的,包括數據和技術兩個維度”。作為數據與技術糅合的產物,數據要素是平臺地租得以可能的物質基礎。“從數據生產角度來看,活動就像是等待被發現的土地。無論誰先到達那里,擁有這些土地,就能持有土地上生產所需的資源——在這種情況下,數據即財富”。同時,得益于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現有的數字化虛擬空間可以無限拓寬。受平臺網絡效應的影響,數據要素也會源源不斷產出,這意味著資本在理論上為自己打造了一個永不枯竭的財富源泉,因而“重要的因素是資產階級擁有這個平臺,而不一定需要產生實體產品”。換言之,平臺地租的存續關鍵是要確保資本對一般智力的占有,平臺就是“向參與到被私有化和被控制的一般智力形式下的數以億計的數字勞動的工人收取租金”。
在網絡效應和杠桿效應的共同驅動下,壟斷是平臺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趨勢。現有的平臺關系處于一種動態不完全競爭的狀態,搶占市場先機并有金融資本加持的互聯網巨頭們通過兼并或開辟新業務來不斷染指其他橫向或縱向領域,鞏固行業領頭羊地位,試圖打造一個閉環“生態系統”,為用戶提供數字化的一站式服務。涉及多行業、多領域的“生態系統平臺”,極大擴展了平臺攫取租金的業務范圍。人們被這種權力的集中所裹挾,被迫使用和依賴平臺。平臺借助這種壟斷力掌握數字空間的話語權,從數據提取裝置轉變為統治裝置,建立“偽-普遍性的標準”,無償占有數據的同時還制定場內規則。用戶使用平臺進行交互時就已經默許了這些不平等條約,收租行為由此變得更加合情合理。
五、結語
當今資本主義發展成為一個龐大且靈活的體系,生產方式的變化催生出多樣的地租形式。馬克思對傳統地租的分析作為地租形式的廣義參數,為理解當代資本主義地租形式提供了政治經濟學批判框架。首先,租金是一種荒謬的存在。地租形式基于所有權的虛擬性質,并假借金融操縱和資本投機之手逐步與實際價值生產環節脫軌,將虛擬泡沫不斷升級。其次,地租的寄生性揭示了資本主義剝削惡行。不論地租形式如何發展,租金的本質是對剩余價值的占有,而這種占有極少涉及價值生產。食利階級是資本剝削的理想化身,毫不費力地實現了對資本家和無產階級的雙重剝削。最后,地租潛藏著巨大的壟斷力量。如果說馬克思語境下的地租是憑借對所有權的壟斷,那么城市地租和平臺地租體現了更加嚴密的壟斷機制。資本霸權并非局限于經濟領域,而是更溫和地全方位制造貧富差距和階級分化。
在資本邏輯作用下,不同空間場域內的地租主要形式呈現出不同特征。換言之,資本樣態的轉變是地租形式演進的內在動力,產業資本—金融資本—數字資本主導著地租形式在生產空間—城市空間—數字空間中的發展。資本的本質是一種關系。在產業資本主義時代,土地私有化讓土地所有者具有了凌駕一切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上的權力,產業地租體現了在生產空間中圍繞土地資源占有而形成的權利關系和剝削關系;在金融資本主導階段,土地金融化為食利階級構筑了城市空間中的絕對權力,城市地租表現了在城市空間內的階級對立和剝削關系;在數字資本起支配性作用的狀況下,資本家擁有了在數字空間中攫取利潤的工具,平臺地租意味著對無產階級的統治和剝削日益蔓延到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當代地租的三種表現形式共存于資本主義體制之內,在不同領域瓜分著社會總價值,不斷加深貧富差距和階級分化。
系統梳理地租形式的演進邏輯,對于科學認識和解決當前我國在相關租金方面的困惑和問題具有重要啟示和現實指導意義。在產業地租方面,要堅持土地公有制,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避免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在城市地租方面,要合理配置城市土地,謹防金融杠桿抬升房價,維護城市空間發展的公平正義;在平臺地租方面,要積極探索“數據資源公有化”的產權制度,堅持資源公有和成果共享。總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要嚴格限制資本的逐利邏輯,避免租金形式走向資本主義的壟斷和無序狀態。
烏有之鄉網站特別附錄:
烏有之鄉網站募捐公告
(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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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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