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和俄共(布)努力在黨內開展了自我革命的實踐。內容主要有：承認黨內在要不要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問題上犯有“革命空談”的錯誤；承認黨內關于工會作用的大爭論是耽誤事業發展的“奢侈行為”,是產生黨內派別活動并破壞黨組織統一的有害行為；承認黨在國內戰爭時期犯有采取“戰時共產主義”措施的失誤；承認共產黨人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嚴重地存在著不善于領導經濟的缺陷。他領導俄共(布)同上述錯誤行為進行嚴肅的斗爭，要求黨迅速克服存在的問題。上述列寧和俄共(布)的實踐體現了執政的共產黨自我革命的精神。同時列寧就俄共(布)敢于承認自身的錯誤和勇于自我革命的重要意義闡述了重要的思想。列寧及俄共(布)自我革命的實踐和思想對新時代加強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勇于自我革命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是無產階級政黨實現其歷史使命的必然要求。列寧在領導俄共(布)探索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實踐中，始終堅持自我革命，即敢于公開承認黨自身的錯誤，同這種錯誤作斗爭，并從中吸取經驗教訓，確保黨始終前進在正確的政治路線上。以史為鑒，方可知興替。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重溫列寧的思想對于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一、列寧領導俄共(布)自我革命的實踐

　　(一)列寧領導黨同“革命空談”進行堅決的斗爭

　　十月革命勝利初期，在蘇維埃政權要不要同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問題上，俄共(布)內有的人散布“革命空談”,反對簽訂和約。列寧對此進行了堅決斗爭，這是列寧領導俄共(布)進行自我革命的一次重要嘗試。

　　1918年1月至3月，蘇俄正值革命勝利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仍在彌漫，新生的蘇維埃政權處于帝國主義的包圍中，面臨著被攻擊和被顛覆的危險。蘇維埃政權著眼于擺脫帝國主義攻擊和鞏固政權的目的，派出代表團同德國代表團談判，力求簽訂和約，退出戰爭，贏得喘息機會。此時俄共(布)出現了以布哈林為首的“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他們主張繼續同德國帝國主義進行戰爭，以戰爭支持德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這是一種左傾思潮。列寧領導俄共(布)對其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對“左傾”思潮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如列寧寫作《論革命空談》《論疥瘡》《沉痛的但是必要的教訓》等文章，領導黨中央先后于1918年2月17日、2月18日、2月23日舉行會議，強調必須簽訂和約并批評“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的思想錯誤。列寧指出：“主張在1918年2月進行革命戰爭的‘口號’是一句毫無內容的空話，沒有一點現實的、客觀的根據。感情用事，一廂情愿，怒氣沖沖，憤憤不平，就是這個口號在目前的唯一內容。而僅有這種內容的口號就叫作革命空談。”顯然列寧把“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的主張稱為“革命空談”,是對左傾思潮的深刻的、嚴厲的批判。他還指出，“革命空談”的危害性在于有利于德國帝國主義對蘇維埃政權發動攻擊，使蘇俄無產階級的事業遭致失敗。

　　同時，著眼于透徹說明“左派共產主義者”“革命空談”的危害性，列寧對其多種“托詞”進行了揭露和批評。“左派共產主義者”最具迷惑性的“托詞”是，簽訂這一和約“是一種恥辱，是對拉脫維亞、波蘭、庫爾蘭和立陶宛的背叛”。他們力圖以此為借口，反對和約的簽訂。列寧卻認為這種貌似國際主義的論據表明“左派共產主義者”已落入了俄國資產階級的圈套(俄國資產階級正是以這樣的理由反對簽訂和約的)。列寧說：“這種論據是資產階級有意要把俄國布爾什維克拖進去的圈套，而一部分布爾什維克卻由于喜歡空談無意中陷入了這個圈套。”可以看出，“左派”一味地附和俄國資產階級的觀點，殊不知這正是俄國資產階級樂于看到的局面，因為他們知道，繼續同德國進行戰爭，將有極大可能顛覆蘇維埃政權并使政權重新回到資產階級手中。與此同時，英、法兩國資產階級也贊同俄國繼續對德作戰，其野心昭然若揭。他們就是希望利用戰爭牽制住德國的兵力，同時削弱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破壞無產階級革命。列寧指出：“英法資產階級給我們設了一個圈套：親愛的，你們現在去打吧，我們會因此獲得很大的好處。德國人會掠奪你們，在東方‘賺足了’,在西方就會廉價出讓，順便又可以使蘇維埃政權垮臺……打吧，親愛的‘同盟者’布爾什維克，我們會援助你們的!”可見，列寧清楚地看到俄國的真實處境和進行革命空談的危害性，即它不僅不會使蘇俄擺脫戰爭，反而令蘇維埃政權繼續遭受德國帝國主義的奴役，置它于水火之中。如列寧所說：“如果我們拒絕簽訂向我們提出的和約，那么‘最嚴重的失敗將迫使俄國締結更加不利的單獨和約’。事實證明情況更壞，……誰要反對立刻簽訂即使是極端苛刻的和約，誰就是在斷送蘇維埃政權。”因此，“必須反對革命空談，一定要反對革命空談”。

　　由于列寧的不懈努力，俄共(布)內最終達成一致的意見。蘇維埃政權于1918年3月3日同德國簽訂和約，退出了戰爭。這意味著列寧在此問題上贏得了同“左傾”錯誤作斗爭的勝利。在這一時期，列寧指出了“左派”錯誤的危害性，指明了他們犯錯誤的原因，主張堅決地同這一錯誤作斗爭，并且領導黨努力地進行了實踐。可以說，這是無產階級政黨掌握政權后進行“自我革命”的一次重要的嘗試。它表明自我革命的含義在于黨要敢于同黨內的各種錯誤作斗爭，而不管這種錯誤是思想上的還是實踐中的。開展黨內斗爭，糾正了黨內的錯誤，才能確保黨的事業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二)列寧就工會作用大爭論進行深刻的反省和檢討

　　蘇俄國內戰爭剛結束時，俄共(布)內就工會的作用發生了一場大爭論，并且在爭論的過程中黨內出現了幾個有著各自綱領的政治派別。列寧認為這是一種耽誤黨的工作的“奢侈行為”,是“破壞黨的統一”的行為，以后決不能再發生。這也是列寧領導黨進行自我革命的一個事例。

　　1920年11月2日至6日，全俄工會第五次代表會議在莫斯科舉行，會上提出必須改變工會工作的方法，即用民主的方法代替行政命令的軍事方法，以適應和平建設任務的需要。然而托洛茨基卻反對在工會工作中采用新的工作方法。他提出了“整刷”工會的口號，要求“擰緊螺母”和立即實現“工會國家化”。他的意思是，需要對工會進行整頓，把善于按軍事命令行事的干部調到工會工作，強化工會工作中的行政命令管理方式，并且用工會取代蘇維埃政權管理經濟的職能，認為以后國家政權將不再管理經濟工作。如果按照他的主張實施，勢必導致工會性質的改變，并大大削弱蘇維埃政權的職能、作用和組織力量。因此俄共(布)全黨上下圍繞工會的性質和作用問題展開了爭論和討論。這時，黨內形成了“托洛茨基派”“工人反對派”“民主集中派”“緩沖集團”“諾根派”“梁贊諾夫派”“伊格納托夫派”等有著自己綱領的政治派別。他們各自舉行會議，闡述自己的綱領和主張，并且各自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宣傳和傳播各自的綱領和主張。鑒于這種局面，鑒于各種政治派別思想上、政治上的錯誤，列寧寫作《論工會、目前局勢和托洛茨基同志的錯誤》《黨內危機》《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錯誤》等文章，進行了嚴肅的批判和斗爭。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通過《關于工會的作用和任務的決議》,重申黨關于工會作用和任務的正確觀點，使這場沸沸揚揚的爭論落下帷幕。爭論結束后，列寧進行了深刻反省，指出這場黨內辯論和爭論是一種浪費時間、耽誤黨的工作的“奢侈行為”,是一種危害黨的思想統一和行動統一的錯誤行為。

　　列寧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指出，工會問題的辯論“這種奢侈行為確實是完全不能容許的；我們進行這場辯論，無疑是犯了錯誤，我們沒有認識到，我們在這場辯論中把根據客觀條件不應占首要地位的問題，放到了首要地位；我們搞起這種奢侈行為，卻沒有認識到，我們因此而大大轉移了對緊要的、嚴重的、迫在眉睫的危機問題的注意力”。在列寧看來，當時的黨正在同國內外敵人進行殊死搏斗，正面臨歉收、經濟破壞和軍隊復員等亟待解決的難題，在這種最艱難的情況下，黨內不應該浪費時間去討論和爭論那些無意義的問題，而應聚焦黨內的首要問題，尤其是黨內不應該出現許多具有各自綱領的政治派別。列寧還指出這種辯論的危害性，他說道：“我們所有的敵人(他們多得數不勝數)在他們那些數不清的外國報刊上，一再重復并擴散我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敵人在蘇維埃共和國里散布的流言蜚語，他們說：有辯論就有爭執，有爭執就有糾紛，有糾紛共產黨人就會削弱，所以要抓住時機，趁他們削弱的時候壓他們一下!這已經成了我們敵人的口號。”由此可見，列寧已經認識到黨內不同政見的爭論極其有害，它不僅會造成國內不穩定的政治局面，還會削弱黨內團結，削弱無產階級專政甚至會導致其覆滅。著眼于避免這樣的后果，列寧在大會上提出黨內不容許再出現大爭論現象，“黨代表大會應當從這件事中吸取應有的教訓，把它補充到中央的政治工作報告里去，把它確定下來，肯定下來，變成黨必須遵守的義務，變成法律。”在黨的十大上，列寧還領導大會制定了《關于黨的統一》的決議，提出必須立即解散黨內的各種政治派別，以后不允許再形成這樣的政治派別。如果有人再犯這樣的錯誤，即使他是黨中央委員，黨也要把他開除出黨。在列寧的思想上，反對黨內進行大爭論和反對黨內的派別活動，目的在于加強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力量。他領導黨通過斗爭達到了這樣的目的。這是列寧領導黨進行自我革命的一個重要的事件。他看到黨內大爭論的嚴重后果，看到黨內派別活動的嚴重后果，對其進行嚴肅的批評，要求今后杜絕這些現象。這個過程就是黨自我革命的過程。

　　(三)列寧承認國內戰爭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某些失誤，并決心以新政策來改正錯誤

　　在蘇俄國內戰爭過程中，俄共(布)和蘇維埃政權采取了“糧食征集制”“封閉市場”“供給制”等非常措施。事后反思，承認錯誤。這是列寧領導黨進行自我革命的典型事例。

　　1921年，長達三年的國內戰爭剛結束，蘇維埃政權遭遇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面對危機，列寧公開承認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失誤，承認在糧食收集等方面存在錯誤，帶領全黨努力探尋其錯誤根源，并及時調整方針政策和措施。1918—1920年，為了適應戰爭的形勢，集中一切力量粉碎國外武裝干涉和國內敵對勢力的叛亂，俄共(布)和蘇維埃政權決定實施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實行，雖為捍衛十月革命的勝利果實、鞏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創造了必要的物質前提，但隨著實踐的發展，嚴重的問題也暴露出來。面對這些問題，列寧認為“犯錯誤對一個先進階級的戰斗的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堅持錯誤，虛偽地不好意思承認錯誤和糾正錯誤”。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對戰時共產主義的問題和失誤進行了深刻的檢討，并要求糾正它。

　　首先，列寧認識到余糧征集制的問題和失誤。余糧征集制，即為了保證對前線和城市的糧食供應，迫使農民向國家上交除口糧和種子之外的其余全部農產品。政府支付一定數量的貨幣給農民，但在實踐中往往是無償地收取農民的糧食。由于這一政策和措施，百分之八十的農民都作出了巨大犧牲，無償地向國家交付了他們的余糧甚至全部糧食。這些農民自身卻處于饑寒交迫的境地。因此，國內戰爭一結束，他們便無法容忍國家的糧食征集制，以舉行騷動和暴動來反對這一政策和措施。其影響最大的是于1921年3月爆發的喀瑯施塔得事件，嚴重威脅到蘇維埃政權的存在。在此背景下，列寧和俄共(布)一是認識到并公開承認糧食征集制的失誤，二是宣布俄共(布)和蘇維埃政權決定立即改變糧食政策，改善農民的生產條件和生活條件。如列寧指出：“我們必須立即向廣大農民群眾表明，在決不離開革命道路的條件下，我們準備改變政策，使農民能夠感到布爾什維克愿意不惜一切代價馬上改善他們不堪忍受的狀況。”這一政策便是用糧食稅制代替余糧收集制的新經濟政策，其目的在于通過改善農民的生活條件，爭取廣大農民在政治上的支持，建立鞏固的工農聯盟。不久，列寧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中直截了當地公開承認錯誤。他指出：“我們計劃(說我們計劃欠周地設想也許較確切)用無產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里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產品生產和分配。現實生活說明我們錯了。”可見列寧充分意識到余糧征集制的失誤和問題，并看到只有實行糧食稅制“才能適應無產階級的任務，只有這樣的糧食政策才能鞏固社會主義的基礎，才能使社會主義取得完全的勝利”。也就是說，列寧要求以糧食稅制來糾正糧食征集制的失誤和問題。

　　其次，列寧認識到“封閉市場”的問題和失誤，并主張以允許自由貿易來糾正這一失誤。眾所周知，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中的另一重要內容是取消商品交換和封閉市場。戰爭結束后，列寧承認“我們在這方面犯了很多錯誤，走得太遠了：我們在商業國有化和工業國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流轉方面走得太遠了。這是不是一種錯誤呢?當然是一種錯誤”。顯然，他深刻認識到封閉市場將不利于小生產的發展和生產力的提高。他提出，在實施糧食稅制后還要迅速恢復商品交換和市場關系。正如他說：“實質上可以用兩個東西來滿足小農。第一，需要有一定的流轉自由，需要給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第二，需要弄到商品和產品。如果沒有什么可以流轉，那還算什么流轉自由；如果沒有什么可以交易，那還算什么貿易自由!”“流轉自由就是貿易自由，……流轉自由和貿易自由，這就是指各個小業主之間進行商品交換。”他的意思是，只有通過流轉自由和貿易自由，保持和發展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換關系，才能使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步入正常的發展軌道，從而為蘇俄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充足的經濟條件。

　　不難看出，以糧食稅制代替余糧征集制、以自由貿易代替封閉市場的新經濟政策，正是列寧領導黨進行自我革命的典型事例。這一實踐不僅使列寧1921年秋形成了關于發展商業的思想，更體現出俄共(布)發揚了不怕承認錯誤、冷靜看待錯誤、認真改正錯誤的優良品格，表明他們將自我革命落到了實處。

　　(四)列寧嚴厲批判了黨內不會做經濟工作錯誤傾向，要求迅速予以克服

　　在實施新經濟政策過程中，共產黨人不善于經營和不會做生意成為黨的事業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而且他們中的許多人不愿意學習經營和學習做生意。認識這種能力不足的危險并克服，這也是列寧領導黨進行自我革命的一個重要實踐。

　　如前所述，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以新經濟政策的實施而告終，意味著蘇俄放棄用“直接過渡”的方式而采用“迂回過渡”的方式向社會主義過渡。可新事物的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的，新政策的實施必定會遇到不可回避的矛盾與問題。如，列寧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公開承認新經濟政策時期共產黨人不會做經濟工作，更不善于領導經濟工作。他認為共產黨人對于經濟建設搞得很不好，很不熟練。誠如列寧所言：“我們不會經營。這是基本的教訓。如果我們不能在最近一年內證明我們會經營，那蘇維埃政權就無法生存下去。”顯然，列寧清醒地看到這一錯誤的危險性。在他的思想上，這一錯誤具體體現在三個“政治教訓”上：

　　第一個政治教訓是沒有充分意識到建立鞏固工農聯盟的重要性。列寧指出：“我們試著建立的新經濟并沒有同農民經濟結合起來。現在是否結合了呢?還沒有。我們只是開始尋求這種結合。”早在1921年12月召開的全俄蘇維埃第九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就指出，俄國革命和未來一切社會主義革命最根本、最本質的問題就是工人階級同農民的關系，就是要在工人階級與農民之間建立起鞏固的聯盟。這也是蘇俄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實質。可共產黨人在這方面卻做得很不夠，未能充分地向農民證明共產黨人是他們最真誠、最可靠的幫手和聯盟者。列寧還指出，未能進一步鞏固工農聯盟不僅是過去這一年實施新經濟政策的主要教訓，而改善這方面的工作更是完成下一年度任務的主要政治準則。

　　第二個教訓是共產黨不懂得和不愿意學習做生意。他說道：“問題在于負責的共產黨員雖然優秀，人人知道他忠誠老實，受過苦役折磨，不怕死，可是他不會做生意，因為他不是生意人，沒有學過也不愿學這一行，他不懂得應當從頭學起。”他的意思是，經營經濟需要商業頭腦，倘若不懂行，沒有經驗，而且不愿意認真地學習，即便共產黨人有再強烈的社會主義熱情、積極性和優秀的品格，依舊無法管理好經濟。現實證明，共產黨人在這方面的表現確實不如那些經過訓練的普通店員。列寧認為，全體共產黨人應該看到這一點，承認這一事實，要帶著不懂這一行、要從頭學起的信念虛心學習做生意，改變黨不善于領導經濟這一新的問題。

　　第三個教訓是共產黨人不能正確理解國家資本主義。他說道：“在國家資本主義問題上，我們的報刊和我們的黨都犯了一個錯誤，就是染上了知識分子習氣，墮入了自由主義，自作聰明地來理解國家資本主義，并且去翻看舊本本。可是那些書里寫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寫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資本主義，而沒有一本書寫到過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資本主義。連馬克思也沒有想到要就這個問題寫下片言只語。”當時蘇俄已完成工作重心的轉移，首當其沖的任務就是利用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經濟。這一時期蘇俄的國家資本主義包括實施租讓制、租賃制、合作制、代購代銷等等。實現國家資本主義有利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提高生產力水平，并且可以獲得必要的產品以滿足人民生活的需要。這個時候如果不能正確理解國家資本主義，就會影響這一政策的實施。由此出發，列寧要求廣大黨員懂得實施國家資本主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學會經商，在發展生產和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取得成就。

　　事實說明，共產黨人在實施新經濟政策過程中，未能迅速地改善農民的生產條件和生活條件，改善工農關系，鞏固和發展工農聯盟。他們不懂得和不愿意學習做生意，不能有效地領導經濟等，都是俄共(布)和蘇維埃政權發展面臨的障礙和問題。列寧明確地指出這些問題，對相關的人和事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要求他們迅速改正缺點和問題。這也體現出列寧和俄共(布)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

　　二、列寧論黨敢于承認自身錯誤和自我革命重要意義的思想

　　十月革命后在鞏固蘇維埃政權和恢復國民經濟的過程中，列寧既領導俄共(布)進行了自我革命的實踐，又就執政黨承認自身錯誤和自我革命的意義闡述了重要的思想。他的思想有下述內容：

　　第一，敢于承認錯誤、勇于自我革命有利于共產黨人明確使命，推進黨的事業發展。無產階級政黨的歷史使命就是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實現人的解放。這一事業是否能夠順利進行，與無產階級執政黨能否堅持自我革命有必然聯系。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言：“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舊的骯臟東西，才能勝任重建社會的工作。”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上，黨的自我革命與實現歷史使命具有邏輯必然性，實現共產主義的過程就是共產黨人不斷自我革命的過程。列寧在此基礎上指出：“不怕承認自己的錯誤，不怕三番五次地作出努力來改正錯誤，這樣，我們就會登上山頂。”他的意思是，布爾什維克黨作為世界上第一個工農國家的執政黨，沒有任何執政經驗可以借鑒，而它所面臨的問題又是動態變化的，所以黨在執政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遇到問題，會犯錯誤，但只要全體黨員敢于承認并糾正錯誤，堅持自我革命，就一定能夠化解風險并到達勝利的“山頂”,即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事實表明，列寧在實踐中認真貫徹這一思想。如承認共產黨人犯了“革命空談”的錯誤，主張立即糾正并統一黨內思想，使全黨認清革命形勢；承認黨內關于工會作用問題的爭論是一種“奢侈行為”,妨礙黨集中精力應對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務，且黨內出現各種不同綱領的政治派別將導致黨從思想上和組織上發生瓦解；承認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不適應性，及時調整政策推進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加快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步伐；承認黨在實施新經濟政策期間不善于做生意和領導經濟，要求黨迅速改變這樣的局面。在列寧的思想上，黨的事業進行得是否順利取決于黨自我革命的開展是否堅決、是否徹底。這就是他所說的：“我們現在遠比過去更明確、更具體、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任務；為了糾正錯誤，我們不怕公開指出自己的錯誤。”這里的意思是，執政的俄共(布)只有不怕指出自己的錯誤，承認自己的錯誤，堅決改正錯誤，或者說勇于自我革命，才能地推進自己的事業。

　　第二，敢于承認錯誤、勇于自我革命有利于促進理論創新，不斷推動理論的發展。自我革命不僅能夠使無產階級執政黨革故鼎新，還能使黨在把握客觀規律和社會發展趨勢的基礎上，破除阻礙革命事業的傳統觀念和體制機制，促進思想領域的變革，推動理論的發展。首先，列寧在批評軍事反對派的過程中提出了要在紅軍中建立黨的組織和建立政委制的主張和思想。十月革命勝利后，為了加強紅軍建設，列寧提出啟用舊軍事專家的思想，然而黨內卻就此問題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發生爭論。一部分人組成了所謂的“軍事反對派”,即反對正規的紅軍和在軍隊中實行鐵的紀律，否認有必要吸收舊的軍事專家。針對此情況，列寧嚴厲指出：“你們反對派的全部錯誤在于，你們由于把自己的經驗同這種游擊習氣連在一起，把那些永志不忘的英雄主義傳統同這種游擊習氣連在一起，你們不想知道現在是另一個時期。現在，首要問題是應該有正規軍，應該過渡到擁有軍事專家的正規軍。”也是在此過程中，列寧提出要在紅軍中建立黨的組織和建立政委制的主張，完善了軍事理論和思想。其次，列寧在反對“左傾”的過程中形成了實施國家資本主義的主張和思想。1918年4月，列寧在看清國內局勢之際提出轉變工作重心的思想，即主張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由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向經濟建設、管理國家和發展生產方面轉移。期間，列寧指出“國家資本主義”是蘇維埃政權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必經階段。可“左派共產主義者”卻否認這一過渡階段的必要性，主張立即實行國有化，反對實施國家資本主義。鑒于此，列寧在《論“左派”幼稚病和小資產階級性》一文中，對“左傾”的錯誤觀點進行批評，論證了實施國家資本主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指出：“國家資本主義將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哪怕……我們付出的代價要比現在大，因為‘為了學習’是值得付出代價的，因為這對工人有好處，因為消除無秩序、經濟破壞和松懈現象比什么都重要，因為讓小私有者的無政府狀態繼續下去就是最大、最嚴重的危險，它無疑會葬送我們(如果我們不戰勝它的話),而付給國家資本主義較多的貢賦，不僅不會葬送我們，反會使我們通過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會主義。”顯然，列寧認識到國家資本主義中沒有任何能夠讓蘇維埃政權感到可怕的東西，相反，對于現階段的俄國來說，它具有現實的進步性。列寧不僅論證了國家資本主義理論的重要性，更提出實施國家資本主義的具體措施，如對文明的資本家實行特殊的“贖買”、向托拉斯的組織者即資本家學習等等，推進了蘇俄經濟的快速發展。最后，列寧還在批判孟什維克關于俄國不夠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并反對十月革命的錯誤思想中，提出了俄國社會發展途徑特殊性的思想，促進了理論的創新。列寧上述實踐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不僅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俄國社會主義理論為蘇維埃指明前進道路，更堅定了布爾什維克黨邁向共產主義的步伐。

　　第三，敢于承認錯誤，勇于自我革命有利于在自我批評過程中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增強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列寧曾指出：“自我批評對于任何一個富有活力、朝氣蓬勃的政黨來說都是絕對必要的。”在他的思想上，無產階級政黨自我批評的過程就是自我革命的過程，就是其完善自身的過程。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特別是無產階級執政黨，只有進行自我批評，或者說只有進行自我革命，才能錘煉和產生其先進性和純潔性，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十月革命勝利后，俄共(布)內大部分黨員依舊保持先鋒戰士的本色，不驕不躁，恪盡職守，可仍有一部分黨員在革命勝利后放松了思想改造，沾染了舊的不良思想和作風，造成了執政黨內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以及享樂主義等不良現象。列寧在實踐中深刻認識到這個現象的危害性，認為如果放任官僚主義滋長而不顧，不僅會侵害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更會損害無產階級執政黨和國家機關的良好形象，嚴重削弱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由這樣的思想出發，他提出了反對官僚主義的一系列措施，如利用法制的力量反對官僚主義，通過精簡機構反對官僚主義，通過加強黨內監察反對官僚主義等等。值得指出的是，列寧在1921年9月撰寫《關于清黨》一文，鄭重提出，廣大工農群眾很會識別黨內的官僚主義者，必須接受廣大工農群眾對黨組織的批評意見，把那些脫離工農群眾的分子清除出黨。他說：“進行清黨時，重視非黨勞動者的意見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這樣能使我們收到很大的效果，能使黨成為比以前堅強得多的階級先鋒隊，成為同本階級有更緊密的聯系、更能在重重困難和危險中引導本階級走向勝利的先鋒隊。”他這里所說的重視非黨勞動者的意見，即指執政黨應接受工農群眾的批評，按工農群眾的意見辦事，把脫離群眾的分子清除出黨。在他的思想上，這個過程就是執政黨自我革命的過程。在經過這個過程后，無產階級執政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將得到大大的提高，更能夠在實踐中發揮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作用。

　　三、對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的深刻啟示

　　列寧及俄共(布)自我革命的實踐和思想對新時代加強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首先，列寧堅決反對黨內搞大爭論，反對黨內出現具有不同綱領的政治派別，要求以黨的政治建設為手段來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黨的領導地位。列寧這方面的實踐和思想啟示我們必須以政治建設為統領，加強黨的建設。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黨的政治建設，將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這既是對馬克思主義政黨鮮明特征的繼承，又是對獨具中國特色的政黨優勢的發揚。2016年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基礎。黨要管黨，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從嚴治黨，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可見在他的思想上，黨的政治建設至關重要，是全面、有效地推進黨的建設的重要基礎。而后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再次指出：“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旗幟鮮明講政治是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要求。黨的政治建設是黨的根本性建設，決定黨的建設方向和效果。”不難看出，隨著實踐的發展，黨的政治建設的重要作用已被提升到一個無可比擬的高度。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又一次提出這個問題。他說：“加強黨的政治建設，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落實各級黨委(黨組)主體責任，提高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總之，加強黨的政治建設，是加強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的重要措施之一。至于如何加強黨的政治建設，新時代又有了新要求。第一，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尤其是要增強核心意識和看齊意識，使黨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向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看齊，向黨中央的的指示精神看齊，進一步消除團團伙伙的惡習，向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的美好愿景邁開堅定的步伐。第二，堅決擁護“兩個確立”、切實做到“兩個維護”。要深刻認識黨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這既是黨深入推進各項任務的重要舉措，又是貫徹路線方針政策的關鍵所在。

　　其次，列寧承認國內戰爭時期黨和國家政權犯有錯誤，提出以糧食稅制取代糧食征集制，允許自由貿易，以改善農民的生產條件和生活條件，以利于建立鞏固工農聯盟。上述實踐和思想對于新時代中國共產黨解決農民問題、農業問題和農村問題具有重要的啟示。第一，高度重視“三農”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解決“三農”問題已成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習近平指出：“我們要堅持用大歷史觀來看待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只有深刻理解了‘三農’問題，才能更好理解我們這個黨、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必須看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依然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依然在農村。”他的意思是，盡管當前“三農”工作取得顯著成效，但仍面臨農業基礎不穩、收入差距較大、城鄉發展不平衡等重要問題，只有穩住農民、農業和農村，才能更好地應對風險挑戰，加快農業現代化，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走獨具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第二，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眾所周知，我國在2020年底取得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又明確提出要“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重要任務，表明脫貧工作尚未結束，防止脫貧地區返貧的任務還很重。這是因為，盡管有相當一部分脫貧戶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但其基礎仍然脆弱，收入水平仍然不高，稍有風險便可再次返貧。由此，必須做好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絕不能出現這邊宣布全面脫貧，那邊又出現規模性返貧的情況。針對如何進一步鞏固脫貧攻堅成果，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具體措施，如健全防止返貧動態監測和幫扶機制、強化易地搬遷后續扶持、促進多渠道就業、加強社會管理等等，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實施。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就振興鄉村和農業作出了重要的論述。他說：“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暢通城鄉要素流動。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他還提出了如下具體的要求：牢牢守住十八億畝耕地紅線，把基本農田全部建成高標準農田，強化農業科技和裝備支撐，健全種糧農民收益保障機制以及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確保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要樹立“大食物觀”,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習近平這些指示，是全黨和全國人民鞏固脫貧攻堅重大成果、進一步振興農業和農村、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的思想指南。

　　最后，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承認共產黨人不善于管理經濟，在工作中處于被動的局面，他強烈要求共產黨人克服狂妄自大的心態，認真學習本領，以便于駕馭經濟建設事業。這對于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克服“能力不足”的危險同樣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四大考驗”和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四種危險”。如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上指出：“新的歷史條件下，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黨面臨的‘四大考驗’、‘四種危險’是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又如他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中指出：“要勇敢面對‘四大考驗’,堅決戰勝‘四種危險’,繼續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毫不動搖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其中，“能力不足危險”是“四種危險”之一，具體表現在六個方面，即：學習能力不足、政治領導能力不足、改革創新能力不足、科學發展能力不足、依法執政能力不足、駕馭風險能力不足。可以說，我們黨清醒地認識到如果能力不足、本領不強，就無法化解前進道路中的各種風險，更不能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因此，如何提高這些能力是加強黨的建設面臨的突出問題。這就要求：第一，加大學習力度，以專業系統的學習解決能力不足的危險。加強學習型政黨建設是提升執政能力的首要舉措，在《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明確指出，為了適應時代進步和事業發展要求，廣大黨員應“廣泛學習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以及哲學、歷史、法律、科技、國防、國際等各方面知識，提高戰略思維、創新思維、辯證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能力，提高領導能力專業化水平”。可見，共產黨員不僅要重視學習、勤于學習、善于學習，更要將學習到的先進成果運用到執政和發展過程中。只有主動學習、刻苦學習，才能克服能力不足的危險，進而提高共產黨的執政能力。第二，堅持實踐的觀點，在實踐中解決能力不足的危險。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也反映出加強黨的建設是一個復雜而曲折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要想練就過硬本領，就必須正視自身不足，在實踐中總結經驗、探索規律，努力提升自我的綜合能力。第三，堅定理想信念，以鮮明的政治自信解決能力不足的危險。習近平指出：“有了堅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寬了，心胸就開闊了，就能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在勝利和順境時不驕傲不急躁，在困難和逆境時不消沉不動搖，經受住各種風險和困難考驗，自覺抵御各種腐朽思想的侵蝕，永葆共產黨人政治本色。”顯然，只有堅定理想信念，即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我們才能固本培元，增強黨的創造力、戰斗力和凝聚力，化解能力不足的危險，擔起時代賦予的新使命、新任務。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全黨必須牢記，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黨的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決不能有松勁歇腳、疲勞厭戰的情緒，必須持之以恒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可見，全體黨員特別是黨的干部經受住考驗，保持繼續斗爭的勇氣和精神，是中國共產黨永葆執政地位和人民的江山萬年青的組織保證和政治保證。

烏有之鄉網站特別附錄：

烏有之鄉網站募捐公告

（2023年3月）

親愛的讀者、作者、紅友們：

　　到今年九月，烏有之鄉將迎來建立二十周年的時間節點，期待那時我們能共同慶祝紀念。近二十年來，烏有之鄉在反對帝國主義（美西方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詆毀否定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及革命英烈，否定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道路和成就）、反對新自由主義（鼓吹市場化、私有化、買辦化、資本全球化）、反對修正主義（閹割歪曲抹黑淡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共產黨的領導、捍衛社會主義制度、捍衛工農兵勞動人民利益、捍衛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安全的意識形態斗爭中，烏有之鄉大力弘揚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持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積極戰斗，走過了曲折復雜的艱難歷程，為下崗工人、失地農民、被欠薪民工、碼農等深受剝削和壓迫的勞動人民積極發聲，使得一些愛學習肯思考的勞動群眾及其優秀子弟從思想上政治上逐步清醒覺悟起來，讓一些積極向上的進步青年找到了人生方向，聯絡了曾經跟隨毛主席參加兩場革命的革命前輩及其優秀兒女、在毛主席生前身后都始終如一保衛毛主席捍衛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紅色衛士、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工農兵學干且頂著逆流繼續堅持社會主義的先進分子、在后毛時代先后覺醒的中青年朋友、在國際共運陷入低潮時期仍然真心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知識分子群體，成為社會輿論場上一個重要的紅色陣地。并且，從這里先后走出了一批一批的紅色戰友，開辟了新的戰線，發展了新的陣地，創建了數家新網站和一批自媒體賬戶，豐富和開拓了紅色陣營，為21世紀中國紅色大潮的發展做出了歷史的貢獻。

　　近幾年來，時局維艱。大疫影響，盡人皆知。妖魔鬼怪，暗中作祟。如今，我們迫不得已向大家提出不情之請。因為網站處境十分艱難，經費缺口壓力很大，現向廣大熱心紅友進行募捐，懇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幫助，以期能夠緩解壓力，度過艱難時期。

　　有人勸我們放棄陣地，不要再辦下去了，我們認為這是不合適的。再難，也要堅守！我們的信念來自于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來自于對勞動人民的熱愛。上甘嶺陣地上的志愿軍戰士，是我們的榜樣。我們可以因戰斗而犧牲，但是絕不可以因困難而放棄。

　　當年捍衛國有資產抵制私有化的通鋼工人階級的優秀代表吳敬堂師傅和革命前輩鄧力群、魏巍、馬賓、張全景、衛建林、李際均、李成瑞、林伯野、陶魯笳、秦仲達、楊德明、武光、孫永仁、劉實、韓西雅、李新中及人民知識分子吳易風、周新城、錢昌明、艾躍進、曹征路……他們留下的遺愿和囑托，我們永遠銘記在心，始終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宣傳捍衛毛澤東思想，繼續革命，永不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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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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