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時代矛盾的櫥窗

　　2013年12月初，我曾參加一場新書沙龍，嘉賓針對500多位青年大學生說出的一番話讓我至今回味不已。他說面對當下中國的急劇變動，青年人既要“有根”，扎根于俗世生活的平凡之中，又要有翅膀，要在凡俗生活中堅守一種青年人的本真性和理想性，不被資本或權力的邏輯所主宰。青年人應該在日常生活中堅持一種超越的面相。同時，面對社會中的污濁、腐敗、不義、苦難等，不能轉身逃逸，或者與世沉淪，而應該將“毒藥”變為生長的“養分”。用尼采的話來說，就是在自己的身上克服這個時代，在糾結甚至煩悶的世代中，活出時代的矛盾來。活出時代的矛盾來！這對于當代的青年無異于一聲棒喝，這意味著我們不能逃避這個時代的困境，也不能在一種虛幻的盛世想象中消解掉這個時代內在的癥結。我想，意識到這樣的境況并處之泰然，青年人才不會被洶涌的浪潮所席卷，才可能成為賦予時代以新生命的弄潮兒。

　　▍活出時代的矛盾

　　一戰之后，韋伯面對政治意識蓬勃而似乎陷溺在追求“沒有結果的亢奮”中的德國青年一代人，他在慕尼黑大學“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演講中呼吁一種心智成熟和政治成熟，倡導“心志倫理和責任倫理的互補相成”。韋伯所言的生命態度乃至情調，以及面對去魅后世俗時代的悖謬性時，仍舊堅持一種人文主義的價值立場于不墜，與其所言的“活出時代的矛盾”無疑有隔代呼應之趣，而在我看來，這種生命意識和人生態度，恰恰是青年人應該持守的價值。

　　2014年《南風窗》為紀念五四運動95周年而做了一期“青年歸來”的專輯。從這個專題的幾篇報道中可見，當代中國青年在巨變中也在急劇地分化。一群“出身于優裕家境、接受過頂級教育的年輕人，選擇的不是代表著財富和權力的金融行業、世界500強、上市公司，而是中國偏遠農村的孩子們的教育。然而，這或許正開啟著走向未來的一種新的、規模不大的但新潮的社會趨勢。越來越多成長于豐裕社會的‘85后’們，以及更年輕的一代人的自我意識開始覺醒，開始去選擇一種能把個人的小興趣與這個時代的大責任相契合的生活”。這無疑是對青春精神的最好詮釋，選擇的是一條不主流、服務公共利益和底層社會的艱辛道路，青春意味著首創性和“我的人生我做主”的自信，而不是順從主流社會的邏輯。而另外一群則在歸國之后大多數與世沉浮。當事人感嘆“現實就像個大黑洞，青年人的理想被吞噬得差不多了，對未來的不確定感越來越強，面對現實又缺乏改變的勇氣”。而根據記者調查，在很多國家、地區現代化轉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青年們，則呈現出一個更為復雜的世相與光譜：“抵御、融入、逃避、順應……青年們選擇這樣與這個時代相處。時代在他們那里是一個自變量，而他們則成了因變量；時代塑造了他們，而他們對于時代無能為力。”

　　時代成了一個巨大的黑洞，似乎吞噬著一切變革的可能性，而焦慮感是黑洞中最觸目的幽靈，無處不在卻又無跡可尋。青年人因其青春的心靈，往往對一個時代的苦痛、矛盾最容易感觸到，而青年人因為掌握的各種政經資源乃至話語權的有限，往往在理想與現實之間面臨最醒目的鴻溝。而從晚清以降，無論是少年中國說，還是五四新青年，或者之后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社會主義新青年等，青年的意象被賦予太深重的政治內涵。青年群體被寄予“讀書不忘救國”的厚望，成為各大政黨爭奪的對象。所謂“誰掌握了青年，誰就掌握了未來”，而與此同時，青年文化并未在一種自由、自發的社會秩序中開拓出更為多元的面相。研究青年文化的社會學家陳映芳曾在一篇短文中說：“在中國，年輕人社會化的過程里，他們心理、性格、情感等的發展以及他們的主觀意志、權利意識等方面的社會化一直是被忽視的甚至是空缺的，高度角色化或過度角色化一直是重點。‘高度角色化’正是指社會將孩子順應角色規范視為社會化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壓倒一切的內容。”（陳映芳：《青年與“青年”的解體》）因此出現國家、社會對青年人的角色期待，與青年人的自我期許之間的矛盾、錯位乃至沖突。換言之，青年人的主體性，在100多年來的中國近現代歷史中，從來就沒有得到真正的理解，沒有主體性，何來創造性？

　　從“蟻族”、“工蜂”到“鼠族”，從《蝸居》到《奮斗》，從《小時代》到《天注定》，從二代現象（官二代、富二代、窮二代等）到高富帥、白富美、絲等，這個時代流行的詞匯和影視作品及其引發的強烈共鳴，都可以讓我們窺察到隱秘的人情與世態。青年處于這個時代的風口浪尖之上，承受著昂貴的房價、醫療和教育的系統壓迫，更承受著單一的成功價值觀的壓迫。為了生活甚至是生存，或者說以生活的名義，什么都是可以被允許甚至鼓勵的，因此就出現了一種奇特的青年文化景觀：這是最牢騷滿腹壓力重重的一群人，但同時又是最生機勃勃地在奮斗，其實也就是變相地支撐社會上那些不合理壓迫機制的一群人。這個時代最深刻的矛盾都濃縮在青年群體的心靈之上，可是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卻不愿意真實地面對這種矛盾性，寧可以小清新或自嘲的方式戲謔地化解這種矛盾。不是活出時代的矛盾，而是學會遺忘時代的所有矛盾，活在時代的表層并淺嘗輒止于其中，成為一種流行的生活態度。

　　按照常理而言，青年人應該是追尋自我、獨立的一群人，可是今天的中國青年仿佛一盤散沙，在精神上是孤獨的，在生活上是孤立的，成了一群社會轉型中原子式的個人主義者，因此這種自由感是向內探尋的，或者是在虛擬的網絡世界尋覓的。正因為很少直接地介入現實，赤裸裸地面對這時代的矛盾，青年人的激情就成為一種自我消耗的情緒，在一個內心的小宇宙中循環發散，被普遍的無力感侵蝕，一旦面臨經驗的現實，就出現虛脫麻木的錯愕，人成了一堆無用的熱情，與阿倫特意義上的世界不再發生關聯。

　　▍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的襲擊

　　這種狀態之形成，自然有著很深的社會因素。我想就其大端而言，有兩個歷史脈絡對青年文化的形成影響至深且遠。賈樟柯電影《天注定》講述的底層青年的故事，大都是脫離了原有社會脈絡的青年，在異鄉走投無路后鋌而走險，或者自我毀滅的人生故事，這都是一些去除了熟悉的日常生活世界背景的個人，從原有的社會生活網絡中脫嵌，卻無法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世界（城市也并不提供對應的安置空間和生活平臺）。這是一群生理意義和精神意義上雙重的兩棲人（不是自如地在兩端之間游刃有余，而是在兩頭都無法穩妥地安置自身的生命與心靈），故此，他們的冷酷、決絕、悲情、孤寂，都變成沒有對象的一種自我情緒放縱。中國的崛起依賴于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此前我們總津津樂道于城市的興盛，如今我們才開始注意鄉村的潰散和凋敝，尤其是鄉村青年在城市和鄉村中如何安頓的社會問題。若稍微了解一下這個群體，就會發現“沒意思”、“無聊”、“郁悶”、“焦慮”等成為了一種集體心態，且無從緩解和釋放。這個群體最早地感觸到城市生活的時尚與刺激，卻最終必須面對回歸鄉村的黯淡與落寞，他們或者因城市就業機會的匱乏，或者因疾病或家庭變故，回到一個完全陌生化的故土。曾經那么生意盎然的故鄉，已經變成了死水一潭的枯寂。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鄉愁也就變得無處安放。閻云翔在《中國社會的個體化》專辟一章分析農村的青年和青年文化，他認為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青年人呈現出一種共通性的特質：兩者都顯示出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傾向，以及對個人權利強烈的維權意識。

　　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成了一種主導青年群體的流行意識形態，所向披靡且政治正確（消費刺激內需拉動GDP增長！）。從一個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青年群體本來就需要面對一種生活上的不確定感甚至不適感，那么消費的自由、物質的共性，似乎在提供一種“共同語言”甚至安全感，現代人的自由也就成了去政治化的消費的自由。這種自我觀，也就是一種建立在消費意識形態基礎上的物化自我。在這種價值觀的引領之下，青年人不是在消費，就是在為消費自由而奮斗的路途之上，而在一個消費者社會，消費品不斷地更新換代，所以個體的追逐永無止境，而對幸福的定義，往往是與對最新最多消費品的占有為標尺。消費能力與幸福感被捆縛在一起，而幸福卻是一種稍縱即逝難以捕捉的個人感覺。

　　阿倫特曾經對這種消費者社會的幸福悖論有著敏銳的觀察：“大眾文化根深蒂固的難題在于普遍的不幸福。不幸福一方面是由于勞動和消費之間難以取得平衡，另一方面是由于勞動動物堅持不懈地追求幸福，而幸福只有在生命過程的消耗和再生、痛苦和痛苦的釋放之間達到完美的平衡時才能獲得。在我們的社會中，對幸福的普遍渴求和普遍的不幸福（這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是一個最有說服力的表征，說明我們已經開始生活在一個勞動社會中了，只不過它缺乏足夠的勞動讓人心滿意足。因為只有勞動動物（而不是工匠和行動者）才一直想要‘幸福’，并認為凡人是能夠幸福的。”（阿倫特：《人的境況》）

　　這樣一種青年文化培育出來的心智，往往對他人的痛苦缺乏一種感通的能力，而對于個人與政治之間的相關性也缺乏一種體認的直覺。這種青年文化崇奉的是贏者通吃的成功哲學，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占有社會各種資源，而最少地承擔對社會的公共責任，這自然跟主導整個社會的功利化和勢利風氣有關。追根溯源起來，過度倡導市場而忽略心靈建設的自由主義哲學，也對這個時代青年人心靈的普遍封閉、干枯、冷酷要承擔一定的責任。自由主義在當代中國是一種強者哲學，提倡人生的自我主宰和社會的合理競爭，主張自我實現的積極自由，它并不鼓勵將他人的苦痛、不幸納入生命的思慮范圍，對于失敗者缺乏同情之感受。

　　錢永祥先生在其著作《動情的理性：作為道德實踐的政治哲學》倡導這樣一種道德意識，“不再關注如何借助于道德把人們帶入某種道德成就意義上的應然狀態，而是以減少傷害與苦痛為其主要的著眼點，把人的應然狀態理解為盡量減少了非應承受的苦痛、傷害的狀態”。這種低調的道德觀，反而更容易形成個人與他人苦痛之間的連帶感，并且因其目標的具體而容易激發出一種道德行動的動力，這正如前引韋伯所言，獨亢而高調的道德意識往往容易在現實之前一敗涂地，而如此低調的理想主義卻可能支撐個人的道德踐履。回頭看20世紀中國革命的道德遺產，青年群體之所以心系時代，不恰恰在于對于社會不義和底層苦難的感同身受，因而將生活和權利的平等作為一個具體的目標在追求嗎？！若將這種思路敷衍開來，就當代中國各種議題展開討論和尋求改善的良策，青年人的生命就不會自我設限在一個局促的框架之內，而彌漫出一種開闊、良善而積極的境地。

　　▍“公”“私”領域的畸形發展

　　自然，我不愿意將青年文化的特質就簡化成被物質主義、消費主義主導的亞文化，其實造成當前這樣一種相對同質化的青年文化現象，還有一個更為歷史化的脈絡，就是在1990年代以后，公私領域的分離和對峙，一方面是公共領域的懸浮，1980年代以北島、崔健、海子等為象征人物的挑戰主流話語的青年文化，在急劇的時代變動中驟然衰落，瓊瑤、汪國真、席慕蓉熱開始悄然興起并彌漫在大學校園。政經問題，中國向何處去等大問題開始淡出中國青年人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私人生活領域的自由度越來越開放，歐風美雨乃至日韓潮流一波波洶涌而入，五光十色的消費文化以時尚的名義席卷中國。大型超市、連鎖店、大賣場等的出現，給中國青年人提供了一種相當個性化的選擇自由，《格調》等小資樣本圖書熱銷一時，對民國上海風的懷舊隨著《上海摩登》、《上海的金枝玉葉》、《長恨歌》等作品的傳播更是為資產階級風尚升溫，如此種種都在告訴青年人如何煉成一個溫文爾雅有國際品位的中產階級。

　　當世俗生活通過娛樂、廣告、影視、服裝、游戲等展現出了一種精致美好的可能性時，唯一剩下的事情就是為之奮斗。但這種私人生活領域的奮斗，又與面對公共議題的犬儒有機結合了起來，因此就孕育了一種奇特的青年文化：一種順從性的奮斗精神，也就是在一種時代設定的框架內角逐現實目標的氣質，這往往對于目標自身缺乏反思的自覺與資源。苦悶、糾結、空洞等瘟疫般的集體情緒就成為一種時代的流行色。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警告的圖景正在中國社會徐徐展開：“赫胥黎告訴我們的是，在一個科技發達的時代里，造成精神毀滅的敵人更可能是一個滿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種一眼看上去就讓人心生懷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預言中，‘老大哥’并沒有成心監視著我們，而是我們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視著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門或‘真理部’。如果一個民族分心于繁雜瑣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周而復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比如吐槽體——引者注），而一切公共事務形同雜耍，那么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

　　一個從底層一路摸爬滾打過來的同窗A，在多年奮斗后有了自己的房子、車子和位子后，工作之外的最大樂趣就是在手機上玩游戲，一玩就是兩三個小時，日復一日地沉迷在這種消遣之中。談及社會的不義和他人的艱辛，他都是無動于衷，且認為當下中國提供了很多機會，那些處境不好的青年人不能怨恨體制，只能怪自己奮斗不夠或者運氣不好！另一個從鄉村出來留在上海的青年朋友B，在外人看來已經夠不錯了，有房有車雖然有貸款，孩子也生了，一家三口的戶口也落下了。每次給我打電話大多是訴說在上海生存之不易，疲累不堪，整個人處于持續的身體和心靈亞健康之中。他對我說，每次與同事聊天都備受打擊，人家不是購買期貨，就是換房子，或者出國旅行，而他們一家卻只是在最低上海生活線上苦苦掙扎。成功者陷入空洞，挫敗者（其實是相對意義上的，也許在很多人眼中他已經是一個成功者）難逃茫然。

　　任何一個世代的青年人，都會不同程度地與自己所處的時代發生尖銳的碰撞，因為生活、戀愛、婚姻、理想、政治等各種因素，而造成個人與時代的相遇。關鍵在于如何理解所處時代的“特殊性”，如何設定個人與時代的對應關系，如何面對自身的欲望和挫敗感。是將這一切歸結于偶然的運氣因素，還是歸因于一個更為宏大的經濟性的結構壓迫？或者盡可能地將自身對生活的需求做“減法”，不在一種攀比中作繭自縛，而是在一種目標減負中自我解脫，甚至像佛教徒那樣將眾生和自己之苦，看做生命的因果鏈條中的一環，看做人生在世的本然狀態，從而達到被稱為最后一個儒家的梁漱溟所謂的“物來順應，廓然大公”的大徹大悟境地？

　　誠如桑塔格所言，“在現代社會，公共空間的主要模式，是大型商場（也可以是機場或博物館），專門用于嚴肅事情的空間十分稀少”（蘇珊·桑塔格：《關于他人的痛苦》）。空間稀少并不意味著我們不應該去努力拓展公共討論的空間，尤其是面對如此錯綜復雜的時代，青年人或許不能一味地閃躲，懸置那些在生命世界中時刻刺痛我們的命題，比如公正與不義、比如精神生活的尋覓、比如如何對待這個世界上無處不在的苦痛和暴力等

　　面對市場和商業力量如此繁盛的時代，哈佛倫理學教授桑德爾倡導的這種態度或許值得我們省思：“審慎思考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各種不盡相同且彼此沖突的善生活觀念。這是一個我們有時候會害怕踏進去的領域。由于我們害怕產生分歧，所以我們不愿意把我們的道德信念和精神信念帶進公共領域。但是，從這些問題中退縮，并不會使它們處于免受決定的狀況。這只意味著，市場會替我們來決定它們何去何從。這是我們在過去30年的教訓。市場必勝論的時代乃是同公共話語嚴重缺失精神實質的時代重合在一起的。我們使市場安守本分的唯一希望，就是對我們所珍視的物品和社會慣例的意義展開公開的公共商討。”（桑德爾：《金錢不能買什么——關于公正的思考》）

　　勇敢地面對分歧并在沖突的爭論中尋求共識并付諸行動，或許也是判斷一個民族的青年人是否在心智乃至政治上趨于成熟的標志。將近一百年前，李大釗在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雜志發表一篇膾炙人口并成為經典的思想性散文《青春》，其中的精義、胸懷和氣象仍值得今天的我們深思：“青年銳進之子，塵塵剎剎，立于旋轉簸揚循環無端之大洪流中，宜有江流不轉之精神，屹然獨立之氣魄，沖蕩其潮流，抵拒其勢力，以其不變應其變，以其同操其異，以其周執其易，以其無持其有，以其絕對統其相對，以其空馭其色，以其平等律其差別，故能以宇宙之生涯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為自我之青春。宇宙無盡，即青春無盡，即自我無盡。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氣魄，即慷慨悲壯、拔山蓋世之氣魄也。惟真知愛青春者，乃能識宇宙有無盡之青春。惟真能識宇宙有無盡之青春者，乃能具此種精神與氣魄。惟真有此種精神與氣魄者，乃能永享宇宙無盡之青春。”我想，唯有這種青春精神，才能沖破這個時代的矛盾，并超越這個時代的金錢、權力崇拜所形成的狹隘、平庸的文化，使自由而獨立的人生成為一種可能。

烏有之鄉網站特別附錄：

烏有之鄉網站募捐公告

（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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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年九月，烏有之鄉將迎來建立二十周年的時間節點，期待那時我們能共同慶祝紀念。近二十年來，烏有之鄉在反對帝國主義（美西方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詆毀否定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及革命英烈，否定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道路和成就）、反對新自由主義（鼓吹市場化、私有化、買辦化、資本全球化）、反對修正主義（閹割歪曲抹黑淡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共產黨的領導、捍衛社會主義制度、捍衛工農兵勞動人民利益、捍衛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安全的意識形態斗爭中，烏有之鄉大力弘揚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持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積極戰斗，走過了曲折復雜的艱難歷程，為下崗工人、失地農民、被欠薪民工、碼農等深受剝削和壓迫的勞動人民積極發聲，使得一些愛學習肯思考的勞動群眾及其優秀子弟從思想上政治上逐步清醒覺悟起來，讓一些積極向上的進步青年找到了人生方向，聯絡了曾經跟隨毛主席參加兩場革命的革命前輩及其優秀兒女、在毛主席生前身后都始終如一保衛毛主席捍衛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紅色衛士、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工農兵學干且頂著逆流繼續堅持社會主義的先進分子、在后毛時代先后覺醒的中青年朋友、在國際共運陷入低潮時期仍然真心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知識分子群體，成為社會輿論場上一個重要的紅色陣地。并且，從這里先后走出了一批一批的紅色戰友，開辟了新的戰線，發展了新的陣地，創建了數家新網站和一批自媒體賬戶，豐富和開拓了紅色陣營，為21世紀中國紅色大潮的發展做出了歷史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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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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