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意大利最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活動家之一，安東尼奧·拉布里奧拉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闡釋是在馬克思主義受到嚴峻理論挑戰背景下展開的。19世紀末，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者和資產階級思想家掀起了一場所謂“馬克思主義的危機”的討論，致使馬克思主義遭到嚴重歪曲和質疑，一時間，社會的達爾文主義、實證主義、因素論、庸俗經濟主義、密謀者共產主義、主觀決定論、思維抽象論等觀點不斷滋生，這些質疑聲音在意大利尤為突出。正是在此背景下，拉布里奧拉回到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揭開了歷史的遮蔽和意識形態幻象，在錯綜復雜的社會結構中探尋被掩蓋著的作為其他一切東西的基石的經濟基礎，并將經濟結構融化于社會生活的整體，從其發展變化中闡釋歷史的有機性和客觀必然性，從而有力地批駁了種種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進一步豐富和深化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發展。正是因此，恩格斯稱贊拉布里奧拉是“嚴肅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也認為拉布里奧拉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文章是“捍衛我們的主義的卓越著作”,克羅齊也曾直言“讀著拉布里奧拉的著作，使我在哲學中產生的困惑情緒得以解開”,當代英國學者戴維·麥克萊倫也稱拉布里奧拉為“馬克思主義的各國闡釋者中最好的一位”。

　　一、社會結構的迷幻和歷史的遮蔽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在《路易·波拿馬的霧月十八》篇章中，馬克思對這一觀點作出經典闡釋，認為“在不同的財產形式上，在社會生存條件上，聳立著由各種不同的，表現獨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筑”。但構成事實的經濟結構是在“歸根到底”層面上決定著上層建筑，而二者之間的中間要素和環節卻是異常復雜，拉布里奧拉認識到這一點，明確指出：“從這個基礎(經濟結構)向其余一切過渡的過程是非常復雜的，有時是微妙和曲折的，不是總能夠被揭示出來。”在拉布里奧拉看來，正是因為社會結構的復雜和迷幻，導致在歷史敘事中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覆蓋物”,歷史被所謂的“精神生活的小圈子”“理性王國”“意識形態的幻影”“經濟和思想的教階制度”“生動的記述型敘述”所充斥，為了揭開歷史的本真面貌，拉布里奧拉所要做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明確“從事物上升為思想”的困難，在此基礎上才能夠分析歷史的幻景和遮蔽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找到澄清歷史的科學方法。

　　拉布里奧拉認為“思想的歷史是存在的，但是這一歷史絕不囿于那些自我說明的思想的惡性循環”。歷史中關于人自身及其生存的經濟社會條件，以及反映在社會心理、宗教、藝術、文化習俗中的期待、擔心、希望、失望等觀念復雜交融，使得研究歷史的問題首先需要聚焦于“將事物上升為思想有什么樣的困難?”拉布里奧拉認為這些困難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舊的趨于固定化的意識形態。從社會經濟結構中引出其思想表現的“第二性成果”,必須要有一定的思想和文化的積淀，而舊的觀念、精神、信仰、想象等作為逐漸趨于固定化了的傳統意識形態，通過語言、文字、辯論、偏執、迫害等方式，卻成為一種反對新事物的力量。二是同傳統制度“和解”所形成的舊的傾向。歷史上的不平等和人所受到的屈辱與從屬地位，往往是通過與傳統制度的和解所表現出來的，這種舊的傾向得以成為歷史的頑固殘余而繼續存在，并積淀成為歷史的覆蓋物。三是自然界所形成的直接或間接的感覺的復雜性。雖然隨著技術的改進，人們對自然界的依賴在不斷減弱，但技術決不能根除自然對人及人為環境的影響，自然界直接或間接形成的感覺，被形形色色的道德、藝術、宗教、哲學所包裹，而這也增加了對歷史做出現實主義和恰如其分的解釋的難度。

　　正是因為將事物上升為思想的一系列困難的存在，使得歷史中的原因和結果、本質和現象、內容與形式、必然與偶然等聯系變得撲朔迷離，而在不斷地考究、推斷、猜測與想象過程中，各種意識形態幻影和歷史覆蓋物便逐漸形成。拉布里奧拉在對這些觀點的批駁中澄清了歷史的本來面貌，捍衛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在歷史研究中，第一類型的觀點是對歷史的認知固見，主要有“咬文爵字”“堆徹辭藻”“生動的記述型敘述”等。其中，“咬文爵字”的觀點主要表現為詞句崇拜，這種觀點企圖用簡單和明顯的術語、詞句、抽象和公式化的表達來描繪龐大而錯綜復雜的歷史和現實圖景，在具體詞句的考究中消解現實的意義，其多見諸于學派、階級、宗教的種種激情、偏見和利益，以及一些傳統文獻和經院哲學的思想表現方法中。“堆徹辭藻”的觀點是在歷史情境的囿限中形成的，在對歷史和現實的探究中，人們往往會受到自身的思想方法、階級傾向、社會成見、藝術構思、自然環境、利益訴求等的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由此便形成了各種各樣的新的觀念和杜撰，這種觀點在拉布里奧拉看來只是“不成熟的思想的暫時有用的輔助手段和臆想”。“生動的記述型敘述”的觀點只是關注到社會和歷史的最引人矚目的外部形式和輪廓，卻忽略了歷史運動的動力和根源，這種觀點嘗試用直接的直覺將認識過程引向統一，但最終卻導致歷史在顯性的因素探究中被支離。

　　第二種類型的觀點是思維的抽象化，其主要表現為歷史的“唯心主義覆蓋物”和“意識形態的幻象”。在拉布里奧拉看來，對于歷史的種種掩蓋和偏見不僅僅來自于個別職業家的幻想和臆造，而且歷史本身也會給自己蒙上唯心主義的覆蓋物，即歷史活動的參與者，無論是人民群眾、統治階級，或是社會各階層、宗派、政黨等，對自己的活動作出解釋時往往將其看成是神和英雄的業績，而這種思想外殼在歷史的演變中也改變著自己的形式和外觀，以及形成種種不同的組合與關系，而最終形成一種復雜的精神和神跡觀念，由此形成了一層妨礙認清歷史的唯心主義覆蓋物。而事實上，拉布里奧拉從唯物史觀批判的眼光來看，歷史中人對自身活動的解釋“無非是他們在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上由于必然性而能夠做到和必然要做到的”,最終“活動的人掉進了幻想的狹小圈子”。“意識形態的幻象”主要表現為思維的抽象化，恩格斯在闡釋歷史唯物主義時就對這一觀點進行了批判，在《致弗·梅林》的書信中，恩格斯將其稱之為“思維獨立性的崇拜”,他分析了玄學家們如何脫離實際，僅靠著思維材料杜撰出“普遍的”意識形態的過程，認為“他(玄學家)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他毫不遲疑地認為這種材料是由思維產生的……在他看來，一切行動既然都以思維為中介，最終似乎都以思維為基礎”。拉布里奧拉堅持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指出形形色色的職業家在不斷促進著思維的抽象化，從而使意識形態在職業家的鼓吹中逐漸脫離了其產生的土壤，被隨意地進行思想移挪和思維嫁接，使之成為無上的命令和典范。拉布里奧拉嘲弄這種思維的結果是“有教養的人的理性頂峰”,使其在“第二性的文明成果的小圈子里過精神生活”。

　　一直以來，思維的抽象化所形成的唯心主義被資產階級學者標榜為“理性”和普照光式的“正義”,但這在拉布里奧拉看來，這種所謂的理性和正義在過去和現在都分配得極不均勻，不平等的經濟教階制度決定了精神、智力和思想教階制度的不平等，多數人由此而變成不完整的、片面的個人。近代以來，伏爾泰、霍布斯、孔狄亞克、孟德斯鳩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一方面以“思維者的理性”沖破了封建的桎梏，另一方面，他們將“思維著的知性”當做評判一切的價值準繩，并由此而構建“理性王國”,但現實發展卻摧毀了“理性”的迷夢，“‘甜蜜理性’(sweet reason)的普及并沒有創造出一個我們能夠預期和控制的世界”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就揭示了這種“理性期許”與其現實的極化反差，指出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恐怖時代的契約、拿破侖的專制、督政府的腐敗、貧富差距、犯罪、賄賂、商業欺詐、賣淫等社會景象，使得“由‘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拉布里奧拉也深刻批駁了這種近代“思維理性”,認為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造就了新的現代貧困和教階制度，也造就了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與單個企業的生產專治之間的尖銳矛盾，而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卻只看到的是抽象化了的自由與平等，描繪著普遍幸福王國的美好圖景，并在單個的、原子式的個人心理的范疇探究著自愛、利己、追求幸福和自由等抽象原則。但事實卻同一切假設相矛盾，“人人同樣幸福的局面并沒有達到，社會的政治形式仍然是維護不平等的組織。”而要澄清歷史，在拉布里奧拉看來，必須要拋開這些歷史的幻影和覆蓋物，照歷史的本真面貌來認識歷史，但這并不是用“物質的人”去反對“觀念的人”,而是要致力于澄清觀念和意識形態背后的真正原則和動力。

　　二、因素論和庸俗經濟主義的思維窠臼

　　19世紀末馬克思之后的馬克思主義所要應對的問題，即使拋開了資產階級思想家們的種種責難，拋開社會結構的迷幻和唯心主義的歷史遮蔽，在第二國際的思想家們的內部陣營中也存在著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種種歪曲和質疑。其中，最為典型的兩種觀點就是因素論和庸俗經濟主義，這兩種觀點將歷史唯物主義滑向了完全相反的兩個極端：因素論拋開事實發生的環境而孤立地對其加以研究，并將歷史看作是一些彼此獨立的、完全主觀和簡單化了的“因素”的總和；庸俗經濟主義認為只要從歷史的種種因素中特別挑出經濟因素，并將其視為首要因素，便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了，而其余的一切被當做微不足道的點綴品、輻射和反映，甚至是當做不需要的負擔而隨意摒棄，在這種觀點下，人由“天意”的玩偶變為了被經濟范疇操縱的傀儡。拉布里奧拉深刻指出了這兩種極端思維的危害，認為因素論“把任何一個思想發現變成刻板的因素和新的繁瑣哲學。……甚至唯物主義歷史觀點也可以變成抽象推論的形式并使得舊的偏見以新的形式復活”;而庸俗經濟主義“用非常粗糙的和直線的方式”,“差一點把新學說引向毀滅”。

　　對一種觀點的批駁是建立在熟悉其來龍去脈的基礎上的。拉布里奧拉深刻分析了近代因素論產生的背景和原因，認為因素論形成和發展一方面是建立在“生動的記述型敘述”的基礎之上，另一方面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使因素成為“處于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科學的必然成果”。“生動的記述型敘述”對歷史和社會外部形式和輪廓(例如法、國家、道德、藝術、宗教、政治形式等)的關注，最終會導致對具體顯性因素的抽象與概括，從而使形成于頭腦中的顯性因素與經驗方法所得出的概念具有同等價值，這種抽象法將“因素”從歷史中抽離并孤立。而自然科學的形成和發展雖然進行著“物質的和粗糙的解剖工作”,但卻提供了“因素”產生和變化的比較精確的資料。由于科學分工的出現，從而使不同學科的研究呈現出“局部的抽象化勞動”,從而使歷史和社會的不同方面以一般概念和范疇的形式固定下來。但需要看到的是，科學的分工進入到社會科學，尤其是唯物主義的理論范疇時，便形成一種“半截子的唯物主義”,恩格斯就曾深刻批判這一后果，指出：“把各種自然物和自然過程孤立起來，撇開宏大的總的聯系去進行考察……這種考察方法被培根和洛克從自然科學中移植到哲學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幾個世紀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但是這種對復雜歷史和社會現象的初步和片面分析并不是一無是處的，在拉布里奧拉看來，對歷史和社會中的“因素”的孤立考察，至少讓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有了準確的知識和豐富的資料，進而找到了讓“因素”同整個社會連接起來的聯系。

　　因素論的觀點將歷史的長鏈拆開，拋開各種各樣的前提和先例，把錯綜復雜的歷史和社會結構加以肢解，由此便形成了種種“獨立的范疇”。在這些范疇中，國家、法、道德、宗教、藝術、科學等在因素抽象化的工作中逐漸被打造為“獨立的理性王國”,拉布里奧拉著重分析了這幾種顯性的因素，指出在因素論中，國家“不僅被寫成社會的頂峰，而且被寫成社會的基礎”,法被“上升為決定性的社會因素”,道德是“自行產生和自己制造的……各種不斷改變的倫理關系的無所不包的基礎”,而藝術、宗教和科學是“藝術精神、宗教精神或科學精神的主觀的和歷史的派生物”。拉布里奧拉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深入分析這幾種顯性因素的產生和發展變化，最終揭示出社會經濟結構在深層次上規定著歷史和社會的實際活動，并以階級的形成、沖突、斗爭和消滅，促生著法和道德這兩種協調關系的發展，并且在強力控制和暴力的種種原因和形式中最終構成了國家的基礎和本質，與此同時，科學、藝術、宗教中形形色色的想象和思想的范圍和方向也受制于這一過程。這種因素的“綜合”中包含著平淡的現實，卻是對種種幻象和獨立因素最有力的顛覆。那么，什么才是歷史中“真正的和肯定的因素”?拉布里奧拉明確指出應當是社會階級，其原因就在于社會階級是建立在不同的利益基礎之上，而利益實質上是對抗(沖突、運動、發展、進步)的現象和形式的表現。由此，因素的邏輯關聯便表現為：歷史和社會中的群情激昂、法的爭取和反對、政治制度的誕生與毀滅等，體現在社會階級關系的形成與改變之中，而這種關系歸宿于人們生產勞動的種種關系的變化當中。

　　與因素論“同等程度地”或“孤立地”看待各種因素的立場不同，庸俗經濟主義在歷史和社會的種種因素中僅僅突出了經濟原因，而把其他因素作為附屬品或根本不去考慮。這種觀點將唯物主義拉向了“唯經濟論”的極端，使新誕生的歷史唯物主義在這種粗糙和直線式的理解中被嘲弄。針對這一理論誤區，拉布里奧拉深刻批駁了其產生的原因和主要論據，澄清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和方法。在拉布里奧拉看來，庸俗經濟主義的形成是將歷史唯物主義簡單化的結果。在對歷史和現實的唯物主義理解中，庸俗經濟主義雖然包含著對一切唯心主義觀點的批判，但其將所有的關注點聚焦于經濟條件，并將“物質的簡單歸結”作為唯一的一把鑰匙企圖揭開歷史和現實的所有奧秘，將歷史、美學、倫理學、哲學、政治學等所有問題簡單歸結為物質條件，這在拉布里奧拉看來是充斥著粗淺的、懶人式的思維。同時，這種觀點也為歷史唯物主義的攻擊者提供了便利，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力圖解釋人類本質的一切特性，但卻只考慮物質利益。基于此，拉布里奧拉深刻地指出庸俗經濟主義的形成原因，即“總結某些問題的理論論斷，非常容易在那些不習慣于通過系統利用相應手段來克服思維困難的人的頭腦中，變成庸俗的似是而非的觀點”。事實上，歷史唯物主義并不是要將整個歷史和社會的復雜結構簡單歸結為經濟范疇，而是要用構成事實基礎的經濟結構來歸根到底地解釋現實，在歷史和現實的基本過程中尋求事實的必然性，拉布里奧拉堅持了這一歷史唯物主義基本立場，主要從兩個方面駁斥了庸俗經濟主義，即通過對政治和社會的達爾文主義的批駁，推翻了自然條件決定論的觀點；通過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中間因素”的分析，揭示了社會結構的復雜性。

　　庸俗經濟主義的一個主要表現就是政治和社會的達爾文主義(拉布里奧拉將這種觀點也稱之為“自動論”“直接生存斗爭的決定論”或“自然條件決定論”)。達爾文主義通過揭示物種隨自然條件的變化所發生的異變性，徹底推翻了物種不變的形而上學觀點，由此也推翻了歷史研究中的“唯意志論”,但是在將進化論關于具體物種演變和總的自然界的概念擴及到歷史和社會研究的領域，就會形成“直接生存斗爭的決定論”,即政治和社會的達爾文主義。這種觀點認為在自然條件決定下的直接生存斗爭是歷史的起源、規律和原則，將“直接的生存斗爭決定論”與歷史唯物主義中的“有反映的和具有復雜性質的決定論”相混淆，從而使歷史和社會的研究由“唯意志論”滑向了“自然條件決定論”的另一個極端。拉布里奧拉對這一觀點并沒有徹底否定，而是首先肯定了自然條件和人的生存斗爭的重要性，認為生存斗爭的結果是人獲得了適應自然界的不同形式。這種肯定性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經典篇章《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能夠找到立論依據，馬克思指出“全部人類歷史……第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但是自然條件并不能揭示歷史的本質與規律，拉布里奧拉在肯定自然條件的重要性基礎上，從歷史在人為環境中的發展進步的本質的兩個方面駁斥了自然條件決定論。一方面，拉布里奧拉認為人的生產和生活所創造的人為條件區別于“純動物的生活”,形成同生產生活相適應的共同生存的種種關系和聯系，自然條件是必需的，但并不是人的生產及生活的全部。另一方面，拉布里奧拉認為人及人的歷史的進步需要來自自然界的物資，但并不表現在自然物資本身，進步是表現在勞動的經驗以及在自然條件中不斷創新的生產和生活形式。由此能夠看出人在自然條件中創造著人為環境，人為環境又通過復雜途徑影響著人本身，并一定程度上成為人發展的原因和條件，而單純地將此歸結為生存斗爭顯然有失偏頗。

　　拉布里奧拉批駁庸俗經濟主義的另一項論據就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中間因素”的復雜性。拉布里奧拉認為歷史和社會的變化根源于經濟條件，但從變化了的經濟條件到適當的法律形式、政治制度或社會適應手段等，其過程是非常曲折和復雜的。而能否將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復雜“中間環節”進行概念和知識的綜合呢?拉布里奧拉將之稱為“社會心理學”,即“社會意識的具體的和一定的形式”,這其中就包括了人對復雜現實狀況的無知、動物本能、情欲、道德等等，拉布里奧拉將“中間環節”理解為顯性和表象化的社會心理和情感。在這之后，普列漢諾夫進一步提出了中間環節的“五項論”公式，將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中間環節劃分為五個層次，包括“(一)生產力狀況；(二)被生產力所制約的經濟關系；(三)在一定經濟基礎上生長起來的社會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經濟直接決定的，一部分由生長在經濟上的全部社會政治制度所決定的社會人的心理；(五)反映這種心理特征的各種思想體系。”對“中間環節”問題的探究，從拉布里奧拉到普列漢諾夫，至少有一點是十分明確的，那就是歷史唯物主義并不是簡單地用演繹法從經濟基礎中引出其余的一切，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之間存在著復雜的“中間環節”,而在歷史和社會的研究中僅僅突出經濟因素顯然是對歷史唯物主義極為粗淺的理解。對歷史和現實的研究需要認真思考直接經驗所提供的復雜而豐富多彩的現實圖景，并在此基礎上把握事件的原因和必然性。

　　三、有機歷史觀革命性的開顯：批判的共產主義

　　“批判的共產主義”是拉布里奧拉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稱謂，這一理論貫穿著一種新的有機的歷史觀，其主要體現著三個方面的革命性：一是在歷史和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闡明一切利益的客觀協調和從屬關系，并且在“追溯起源”的過程中實現從條件向受制約、從形成因素向已經形成的事物過渡；二是在資產階級的形成和運行機理中探究其內在矛盾，并從矛盾的尖銳化產生的階級對抗中，發現了無產階級形成和發展的原因、條件和道路；三是闡明了共產主義不再是一種希望，一種猜想，一種思念，而是在以階級斗爭為基礎的歷史進程中找到了能夠結束和解決階級斗爭的辦法，從而恰當地指出了實現共產主義的歷史必然性。總括而言，在歷史唯物主義面對形形色色的歪曲和誹謗時，拉布里奧拉正是堅持了批判的共產主義理論的革命性，從“歷史-當下-未來”全景式、立體化地闡述了歷史發展的內在機理和客觀必然性，從而旗幟鮮明地捍衛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性和真理性，也正是如此，他直接指出歷史唯物主義是“對人類歷史的連綿不斷的運動所作出的最能令人接受和最合理的解釋”。

　　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就理論的批判性指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ad hominem]。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作為一種新的學說，歷史唯物主義必然蘊含著對歷史資料的新的批判，而如何在“徹底”意義上展現這種批判性，拉布里奧拉闡明了其科學方法，即新的學說要揭開歷史和社會發展過程中的“覆蓋物”,在種種意志和行為的原因和動機中探尋歷史的解釋，進而在生產生活資料的基本過程中探尋原因和動機的內在關聯。在拉布里奧拉看來，對真正意義上的直接資料而非職業家們所創造的“非常完備”的資料的占有，是新的批判的關鍵所在。在此基礎上，以何種方法占有直接材料便是接下來需要解決的問題。拉布里奧拉認為，對歷史的深入分析并不是搭建“骨架子”,也不是“抽象化”,人在歷史中活動，會展現自己的力量、本能和激情，會有各種各樣的利益、打算和愿望，真正的歷史分析法需要從表面到內部，進而返回表面，從事物的內部聯系與外部表現的交錯與綜合中把握事物發展的動力與必然性，這在拉布里奧拉看來是“唯物史觀應當掌握的困難的方法”。此外，針對當時社會對“英雄史觀”的爭論，拉布里奧拉也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視角予以批駁。當時盛行的有“不妥協的社會學家”對歷史英雄人物的徹底否定，有“個人主義者”對英雄人物的完全推崇，更有“經驗主義類型的歷史學家”的折衷主義。針對這些觀點，拉布里奧拉認為歷史中的矛盾、對立、斗爭和戰爭等錯綜復雜的對立條件本身會促生一些人在歷史和社會進程中發揮特殊的作用，但這并不是決定性的或完全可以忽略的，而是需要從社會制度和一般原因的基本條件中解釋他們的出現，將特殊人物的歷史作用置于現象與事實、聯系與發展的歷史必然性當中來理解。

　　新的歷史觀從紛繁復雜的歷史因素中找到了由經濟結構決定著的階級動因，而從階級矛盾的對抗力量中發現了走出舊的社會形式的廢墟的革命手段。資產階級發展內部所產生的種種矛盾和對立，其本身就醞釀著無產階級的反題。因此，新的歷史觀的批判并不是從外部轉向內部的主觀批判，而是對包含在資產階級發展本身之內的自我批判的發現。拉布里奧拉是這種新的批判觀的堅定擁護者，在對批判的共產主義的闡釋中，他深刻地揭示了在資本主義本身的矛盾對立中，無產階級及其新的學說是如何產生和發展的。為了終結舊的封建的階級沖突和混雜，資產階級通過革命的手段在一個短時期內急速且劇烈地走過了自己產生和形成的階段，并產生了論證自然秩序和私有制的必然性的資產階級學說，但隨著普遍的社會失業、由財富產生的貧困、小私有者和農民的破產、貨幣變為資本、工業城市周圍麋集著的絕望等等，戳穿了自然秩序和私有制的謊言，揭開了生產和分配之間的對立的基本矛盾。

　　在此背景下，空想社會主義對資產階級及其學說展開了“直接的、常常是天才的批判”,但由于“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狀況，不成熟的階級狀況”,決定了空想社會主義具有一定的局部性和片面性，而歷史唯物主義的產生，以一種總的歷史觀作為科學的補充，吸收和發展了空想社會主義這一不完善的批判形式，從社會本身的內部結構中發現矛盾和對立，并且伴隨著無產階級的發展壯大，找到革命這一克服資本主義矛盾的基本方法。拉布里奧拉深刻地批駁了當時盛行的“改良的社會主義”的觀點，指出“不用對社會本身的總的和基本的結構進行徹底改造，這種片面的社會主義只不過是一種天真的想象而已”。拉布里奧拉從批判的共產主義立場批駁了溫情主義者的改良主張，認為批判的共產主義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變化過程中，是隨著無產階級在大工業和現代國家內部的形成和發展而誕生的；另一方面，新的批判共產主義學說又賦予了新的社會革命需要以理論形式，改變了無產階級發展的觀念，即只有徹底改革生產方式，無產階級才能最終實現自身的解放。正是基于此，他深刻指出：無產階級要“把下列任務放在眼前：消滅虛假的榮耀、消滅傲慢、消滅那些無產階級之間為使自己的名字寫進人道主義的功績大書而展開的怪異的競爭”。

　　作為一種新的理論和方法，批判的共產主義不僅闡明了歷史和當下發展的內在機理和客觀必然性，而且也確證了一個由于歷史發展本身所包含的必然性而必然到來的時代，即人類發展的共產主義階段。拉布里奧拉秉承了馬克思關于共產主義的思想，將共產主義的實現作為批判共產主義理論的價值朝向和發展確證。“歷史賦予無產階級解放人類的使命，馬克思的工作要旨就是要科學地確證無產階級謀革命、求解放的方略。”馬克思認為，在實現共產主義的“先前時代”,人們從事生產生活的一定條件是同人的現實局限狀態和人的片面性相適應的，而這種片面性只有在矛盾產生時才能夠顯現出來，成為桎梏的舊的交往形式會被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新的交往形式所替代，而新的交往形式在歷史發展中又將會成為新的桎梏，歷史既是隨生產力發展而形成的生產形式的承接，也是人本身力量的發展。而到了共產主義階段，將會“推翻一切舊的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基礎”,形成新的個人的聯合體，這種聯合是人將自身的發展和運動的條件置于自我控制之下，從而使這些條件由過去受偶然性、獨立性支配轉變為必然的、聯合的形式。拉布里奧拉在闡述共產主義理論時繼承了馬克思的觀點，認為脫胎于“現代社會”及它的對抗性的制度是社會主義，而在社會主義的發展基礎上，按照歷史發展的規律，實現共產主義將會是發展的必然，使人擺脫“客觀的異己力量”,擺脫階級矛盾，最終達到的將會是一種新的聯合，這種聯合將使人“從歷史上至今以各種復雜的意外事件和事故的形式出現的盲目偶然性的統治下解放出來”。

烏有之鄉網站特別附錄：

　　烏有之鄉網站募捐公告

　　（2023年3月）

親愛的讀者、作者、紅友們：

　　到今年九月，烏有之鄉將迎來建立二十周年的時間節點，期待那時我們能共同慶祝紀念。近二十年來，烏有之鄉在反對帝國主義（美西方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詆毀否定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及革命英烈，否定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道路和成就）、反對新自由主義（鼓吹市場化、私有化、買辦化、資本全球化）、反對修正主義（閹割歪曲抹黑淡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共產黨的領導、捍衛社會主義制度、捍衛工農兵勞動人民利益、捍衛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安全的意識形態斗爭中，烏有之鄉大力弘揚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持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積極戰斗，走過了曲折復雜的艱難歷程，為下崗工人、失地農民、被欠薪民工、碼農等深受剝削和壓迫的勞動人民積極發聲，使得一些愛學習肯思考的勞動群眾及其優秀子弟從思想上政治上逐步清醒覺悟起來，讓一些積極向上的進步青年找到了人生方向，聯絡了曾經跟隨毛主席參加兩場革命的革命前輩及其優秀兒女、在毛主席生前身后都始終如一保衛毛主席捍衛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紅色衛士、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工農兵學干且頂著逆流繼續堅持社會主義的先進分子、在后毛時代先后覺醒的中青年朋友、在國際共運陷入低潮時期仍然真心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知識分子群體，成為社會輿論場上一個重要的紅色陣地。并且，從這里先后走出了一批一批的紅色戰友，開辟了新的戰線，發展了新的陣地，創建了數家新網站和一批自媒體賬戶，豐富和開拓了紅色陣營，為21世紀中國紅色大潮的發展做出了歷史的貢獻。

　　近幾年來，時局維艱。大疫影響，盡人皆知。妖魔鬼怪，暗中作祟。如今，我們迫不得已向大家提出不情之請。因為網站處境十分艱難，經費缺口壓力很大，現向廣大熱心紅友進行募捐，懇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幫助，以期能夠緩解壓力，度過艱難時期。

　　有人勸我們放棄陣地，不要再辦下去了，我們認為這是不合適的。再難，也要堅守！我們的信念來自于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來自于對勞動人民的熱愛。上甘嶺陣地上的志愿軍戰士，是我們的榜樣。我們可以因戰斗而犧牲，但是絕不可以因困難而放棄。

　　當年捍衛國有資產抵制私有化的通鋼工人階級的優秀代表吳敬堂師傅和革命前輩鄧力群、魏巍、馬賓、張全景、衛建林、李際均、李成瑞、林伯野、陶魯笳、秦仲達、楊德明、武光、孫永仁、劉實、韓西雅、李新中及人民知識分子吳易風、周新城、錢昌明、艾躍進、曹征路……他們留下的遺愿和囑托，我們永遠銘記在心，始終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宣傳捍衛毛澤東思想，繼續革命，永不投降。

　　我們珍惜每一分力量，信任和支援將激勵我們更好地堅持前行，盡力做出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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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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