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中葉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西方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階級的勞動方式發生重要變化，生活條件也有明顯改善。在這一背景下，“無產階級消失論”一度在國外學界流行。波蘭哲學家、東歐新馬克思主義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亞當·沙夫（Adam Schaff）便聲稱：“隨著在生產和服務領域使用自動化和機器人的進程，必然要導致傳統意義上的勞動的消失以及隨之而來的傳統無產階級的消亡”。[1]德國哲學家、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領軍人物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同樣主張：“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機械化和自動化大大地減少了生產工人的數量，非生產工人的數量增加，生產自動化打破了以往的工人階級與這個社會相對立的局面，資本主義社會已成為沒有對立的社會”。[2]法國哲學家、生態馬克思主義的奠基者安德列·高茲（Andre Gorz）更是直接發表了一部以《告別無產階級》（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為題的專著，認為“社會主義的危機首先是無產階級的危機”，并斷言現在已到了“告別無產階級”的時候了。[3]放棄“無產階級”概念看似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大廈的影響不大，但仔細考察起來則并非如此

　　安德列·高茲：《告別無產階級》

　　就本來意義而言，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探索無產階級解放條件、尋求無產階級解放路徑的革命學說，無產階級是馬克思主義最核心、最基本的概念之一。認為“無產階級已消失”進而拋棄“無產階級”概念，無異于斷言馬克思主義相當程度上已失去現實的針對性與階級基礎，從而為“馬克思主義過時論”打開大門。蘇聯末任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正是在形成了與亞當·沙夫相似的認識（即認為無產階級已消失）的基礎上[4]，選擇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最終釀成了蘇聯解體的悲劇，葬送了社會主義事業。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的名言（“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5]）至今仍有警示作用：歷史是否將在當代重演，就看當代人是否從歷史中吸取到了足夠多的教訓。批判“無產階級消失論”的論調，對堅持和鞏固社會主義事業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是一項基礎且重要的理論工作。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筆者是把“無產階級消失論”“‘無產階級’概念過時論”作為學術評價、“學術對話”的對象來對待的。對“無產階級消失論”“‘無產階級’概念過時論”的批判只有從學理出發，本著學術態度，進行有針對性、有理有據的回應和評價，才是有效的和能說服人的。作為現代馬克思主義研究者，我們首先應回到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著作的語境中去，在不偏離原意和不人為添加“莫須有”含義的基礎上，認真尋找相關的“文本依據”，對相關文本進行精確研讀，準確研判出馬克思恩格斯“無產階級”概念的要點與實質，確立符合馬克思恩格斯原意的理解，并以此為據，澄清對這一概念的誤解，為捍衛、堅持及發展馬克思恩格斯的無產階級理論確立可靠的學術基石，防止歪曲、篡改其基本內核、經典立場。這是絕對必要、至關重要的一項學術工作。對“無產階級消失論”的評價，對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理論的捍衛，當然要以對馬克思恩格斯原初語境中的“無產階級”及其核心特征的精確理解為前提。否則，偏離經典作家原意的捍衛、堅持，就失去了學術上的正當性和說服力。其次，要立足于時代的發展，依據時代的新特點、新的社會現實，在不拋棄馬克思恩格斯“無產階級”概念合理內核的前提下，客觀審視、準確把握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部門和勞動領域中出現的新變化，秉持“堅持而不是放棄，補充而不是修正”的原則，對“無產階級”作出符合時代特征的新解釋，賦予經典概念鮮明的時代內涵，真正推進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理論的建設。“發展”是對經典概念、經典理論最好的捍衛與堅持。

　　二、精確把握

　　馬克思恩格斯語境中的“無產階級”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里，“是否因不占有生產資料而被迫出賣勞動力為生”，是判別“是否無產階級”的核心依據和第一標準。這是直接從恩格斯對“無產階級”的經典界定中得來的，有著確鑿的、不容質疑的“文本依據”。我們知道，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恩格斯以自問自答的方式對“無產階級”的概念進行了界定：“第二個問題：什么是無產階級？答：無產階級是完全靠出賣自己的勞動而不是靠某一種資本的利潤來獲得生活資料的社會階級。這一階級的禍福、存亡和整個生存，都取決于對勞動的需求，即取決于工商業繁榮期和蕭條期的更替，取決于沒有節制的競爭的波動。一句話，無產階級或無產者階級是19世紀的勞動階級”。[6]在為1888年英文版《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為《宣言》）所作的注釋中，恩格斯對“無產階級”再次進行了說明：“無產階級是指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因而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活的現代雇傭工人階級”。[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版第1卷，第295頁

　　從上述引文不難看出，“無產階級”中的“產”是作為生產資料、生產條件的“產”，而非財產（特指生活資料、消費資料）的“產”，財產[8]因素不構成判別“是否無產階級”的核心依據，只是一個外部特征。請注意，在對“無產階級”進行簡明界定（詳見第二處引文）時，恩格斯甚至都沒有提到“財產”（生活資料、消費資料）因素。可見，在他看來，作為生活資料或消費資料的財產，對于判定“是否無產階級”并無實質性意義，更無決定性意義。在他對“無產階級”的經典界定（上述第二處界定）中，真正的關鍵詞是“沒有生產資料”及“被迫出賣勞動力”，二者的內在邏輯聯系構成了無產階級成其為“無產階級”的真正奧秘。

　　有的讀者可能仍感到疑惑。在他們看來，這似乎與人們直觀印象中的“無產階級”不一致：馬克思恩格斯筆下的“無產階級”即便不是一無所有，也稱得上是極其貧困的，怎能認為“不占有財產”或“一無所有”不構成無產階級成其為“無產階級”的依據或標準呢？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無產階級”不正是這樣一個階級（“絕對貧困”“一無所有”）嗎？所謂的“無產階級”不就是“沒有財產”的那個階級嗎？耐人尋味的是，“無產階級消失論”的一個重要論據就是，隨著工人階級收入及財產的增加，“中產階級”出現并取代了本來意義上的“無產階級”。所謂的“中產階級”恰恰是以財產的有無和多寡進行具體認定的。事實上，一旦將“無產階級”的“產”解讀為通俗意義的“財產”或收入，勢必得出“無產階級”在當代已“消失”的結論。眾所周知，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通常是有一定財產，甚至是有較高收入的。要有效回應“無產階級消失論”，澄清其中的誤解，必須對上述疑問進行有針對性、有說服力的回答。

　　19世紀西歐工人工作的場景

　　在這里，筆者嘗試作答，提出自己的見解。在馬克思恩格斯生活于其中的19世紀西歐社會，資本主義處于不甚發達的早期階段，這一時期的生產力較之以往雖有較大發展，但距今日卻有巨大的差距。在這一時期，工人階級遭受的剝削異常殘酷，工人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工人通過勞動得來的工資往往不能抵消基本生活資料的支出，甚至溫飽亦不能保障，往往表現出“一無所有”的特征。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的確提到了“無產者是沒有財產的”[9]，但這旨在描述當時關于無產階級的一個基本事實，揭示特定歷史時期（19世紀）無產階級的生存狀態、現實狀況（這種狀況具有鮮明的“歷史性”，在今天看來，已不符合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的現狀），而不是將其作為“無產階級”的核心特征，或將其視為辨別“是否無產階級”的首要標準，他們從未這么做，恩格斯的上述兩處經典界定就是明證之一。事實上，不將財產因素（特指生活資料、消費資料）作為判別“是否無產階級”的核心依據，僅將其視為無產階級的外部特征，恰恰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深刻或高明之處。正因為如此，他們的“無產階級”概念至今仍有強大的解釋力和適用性。

　　19世紀西歐紡織女工工作的場景

　　還需說明的是，馬克思恩格斯視野中的無產者（資本主義生產領域的工人），并不都是絕對的、嚴格的一無所有者，只是多數人接近這一狀態，而“一無所有者”未必就是無產階級（這一點更為重要），譬如乞丐、無業者就是如此。“一無所有”意味著絕對貧困，但“絕對貧困者”不限于無產者，還包括其他群體。對于無產者而言，“一無所有”僅僅是外部特征之一。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及資本主義社會，始終存在著各種“一無所有者”，譬如乞丐等，他們并不都是無產階級。將“一無所有者”簡單等同于無產階級，不符合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認識。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是否占有生產資料”才是判別“是否無產階級”的基本依據，這已為馬克思恩格斯多次說明。恩格斯的上述兩處描述，筆者不再重新引用，讀者一看便知。這里再以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篇中所作的論述為證：“在商品交換的基礎上，第一個前提（指貨幣轉化為資本的第一個前提——引者注）是資本家和工人作為自由人，作為獨立的商品占有者而互相對立：一方是貨幣和生產資料的占有者，另一方是勞動力的占有者”。[10]顯然，在馬克思看來，無產階級作為勞動力的占有者是與貨幣[11]和生產資料的占有者（資本家）根本對立的，勞動力的占有者并不是同時占有生產資料的那一方，而是不占有貨幣和生產資料而被迫出售自己的勞動力商品的那一方。這足以表明，在他的理解中,區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核心依據就是“是否占有生產資料”。“中產階級”則是以是否占有財產（生活資料、消費資料）以及收入水平的高低為依據進行界定的，與以“是否占有生產資料”為依據進行認定的“無產階級”概念有本質區別，二者并不是在同一個層面上探討問題。將二者準確區分開來，便不會得出“中產階級取代無產階級”的結論。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55頁

　　關于“無產階級”，還需明確：馬克思恩格斯語境中的“無產階級”是從事物質生產勞動的階級，勞動是無產階級的謀生方式，是無產階級成其為“無產階級”的必要條件；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存在“雇傭—剝削”關系，在社會經濟領域及財富分配的格局中，無產階級處于絕對弱勢地位，這是無產階級的重要特征；無產階級處于絕對貧困的狀態，除了人身自由及勞動力外幾乎一無所有，這是無產階級的生存狀態。以下依次進行說明。

　　對于“無產階級”的認定而言，從事生產勞動雖非第一標準、核心依據（眾所周知，無產階級僅是勞動階級中的一種，絕不是唯一的勞動階級，在人類歷史上，奴隸與農奴都是公認的從事生產勞動的階級），但顯然是最基本的標準，是無產階級成其為“無產階級”的必要條件。眾所周知，恩格斯將“無產階級”描述為“19世紀的勞動階級”。“以勞動為生”是這個階級最基本的謀生方式，甚至是唯一的謀生方式。出賣勞動力為生，恰恰是以勞動謀生的直接表現，這一點容易澄清，不需贅述。根據這一標準，流氓、小偷等“流氓無產者”（在英文中，“流氓無產者”（lumpen-proletariat）是一個合成詞，其中lumpen為“無業”之意，proletariat為“無產者”之意，這樣看來，將該詞譯為“無業無產者”似乎更為恰當）雖不占有生產資料，但因其不從事生產勞動，故不能歸入“無產階級”的行列中。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對“流氓無產者”進行了描述：“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分，他們在一些地方也被無產階級革命卷到運動里來，但是，由于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他們更甘心于被人收買，去干反動的勾當”[12]。如果說是否占有生產資料是區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標志，那么是否從事勞動就可以看作是區分無產階級和流氓無產階級的標志。

　　描繪資本與勞工對立的漫畫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語境中，“無產階級”是相對于“資產階級”而言的，二者構成一對子，即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無產階級，反之亦然。無論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都是歷史的產物。二者在歷史的進程中產生，必將隨著歷史的進程消亡。在共產主義革命消滅資產階級后，無產階級也會逐漸趨于消亡，這時就會出現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反之，只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產階級存在，無產階級就不會消失。這有力證偽了“無產階級消失論”。對于“無產階級”的概念，必須將其置于與“資產階級”概念的關系中進行理解。因自身不占有生產資料，為了謀生，無產階級在經濟上必然受制于占有生產資料的另一個階級，即資產階級。為了不招致失業甚至餓死，在財富的分配中，無產階級無奈屈從后者的經濟霸權，在財富分配格局中邊緣化，作為被剝削者，他們只占有自己創造的財富中極小的份額（工資），不得不容忍自己親自創造的絕大部分財富（剩余價值）被資本家占有的事實。正是這種前提的絕對弱勢導致了結果的絕對弱勢。用馬克思的話說，“工資決定于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敵對的斗爭。勝利必定屬于資本家。資本家沒有工人能比工人沒有資本家活得長久”。[13]

　　絕對貧困，除擁有人身自由及勞動力外一無所有，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對于19世紀無產階級生活狀況的客觀描述，是一種傾向于實證層面的界定，是從現象層面對19世紀無產階級所作的描述。從當代人的眼光來看，這種描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與相對性。對此，我們不應苛責馬克思恩格斯。他們僅能親身觀察當時的無產階級的具體狀況。不過，如前所述，他們從未簡單地將無產階級等同于無財產者，“一無所有”只是無產階級的外部特征，而不是無產階級成其為“無產階級”的真正依據，這其中的首要“依據”只能是：因不占有生產資料而被迫出賣勞動力為生。

　　19世紀西歐童工工作的場景

　　關于“無產階級處于絕對貧困狀態，除了人身自由及勞動力外一無所有”，這里有兩個要點值得說明：第一，馬克思恩格斯語境中的“無產階級”是極度貧困的階級，為處于社會底層的無產階級謀求解放體現出馬克思主義為弱者而奮斗的鮮明價值取向。事實上，如前所述，正是由于不占有生產資料，無產階級在財富分配的格局中處于弱勢地位，這是導致無產階級貧困的根源。只有消滅了這一根源，無產階級的解放才得以可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恩格斯講：“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14]這絕非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高度科學的結論。第二，馬克思恩格斯語境中的無產階級是人身自由的，這是無產階級區別于奴隸或農奴之處。人身自由給無產階級帶來了雙重影響：一方面，因為人身自由，無產者的生活境遇是沒有保障的；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人身自由，無產階級有了解放自身的可能性。誠如恩格斯所說：“奴隸被看做物，不被看做市民社會的成員。無產者被承認是人，是市民社會的成員。因此奴隸能夠比無產者生活得好些，但無產者屬于更高的社會發展階段，他們本身處于比奴隸更高的階段。在所有的私有制關系中，只要廢除奴隸制關系，奴隸就能解放自己，并由此而成為無產者；無產者只有廢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1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78-679頁

　　三、馬克思恩格斯

　　“無產階級”概念的現代發展

　　（一）馬克思恩格斯的“無產階級”概念在當代仍有強大的解釋力和現實的針對性

　　不占有生產資料，被迫出賣勞動力為生是馬克思恩格斯語境下“無產階級”的核心特征。無論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者的經濟狀況有多大程度上的改善，只要他們還因不占有生產資料而被迫出賣勞動力為生（事實上，這種情況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中仍大量地存在著），就會遭受資本家的剝削和壓制，就應當歸入“無產階級”的范疇中。這是馬克思恩格斯的“無產階級”概念并未過時，仍有強大解釋力和現實的針對性的基本依據。但是，這一依據在當代受到了股份制的挑戰。有一種觀點認為：股份制的出現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產生了重要影響，持股意味著員工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恩格斯語境中經典的“無產階級”已消失。這一說法頗具迷惑性，需進行細致的推敲與辨析。

　　我們不妨進行分類討論。首先，對于持股的普通工人來說，他們無論如何持股，也不可能控股，不可能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產生支配性影響。由持股導致的對生產資料微乎其微的占有，不可能使無產階級獲得對生產資料真正的控制權（就實際情況、實際效果而言，眾多持股工人對生產資料的微弱的、分散的所有權實質上并不比他們不占有生產資料好多少，二者并無根本差別），更無法撼動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不難理解，持股工人微不足道且極度分散的微小資本在資本家集中的大資本面前，是難有真正話語權和支配力的。工人參股的企業，仍按實際控股的資本家的意志、意圖運作和運轉。“人人皆是資本家”不過是資本家主導的股份制對普通工人制造的假象而已。就股份制而言，最大受益者顯然是資本家。股份制企業不過是實現了某種偽裝的新型資本主義企業，與傳統資本主義企業并無本質區別。對普通工人來說，持股無非是使他們多了一些收入來源（如股息、紅利等，這是持股對工人而言最實際的回饋和利益，不過，眾所周知，這些收入本身是不穩定的），不從根本上改變他們作為被剝削對象的命運。況且，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員工持股往往是與工人出賣勞動力結合在一起的[16]，是公司用來激勵員工進而提升企業經營業績的一種手段，是從根本上服務于資本家的經營戰略及經濟利益的。一旦工人離開勞動崗位（即不再出賣勞動力），就無法享受這種福利。對此，美國國家雇員持股中心（NCEO）在對“員工持股計劃”所作的說明中說得很清楚了：“員工持股是提高企業績效的有力工具，持股的員工會像企業所有者那樣思考和行動，會善待客戶、減少浪費、按時上班甚至努力工作”。[17]更何況，不是所有工人都有機會持股的，能參與持股的工人仍是少數。有學者的研究表明，近年來美國只有約2800萬人參與到員工持股計劃中去，不足美國私營部門就業人員總數(約1.2億)的四分之一。[18]可見，無產階級單純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情況仍普遍存在。對于未持股的工人而言，股份制不對他們的階級身份產生任何影響。如此看來，股份制的出現并未構成對馬克思恩格斯“無產階級”概念核心特征的挑戰。這一概念在當代仍有足夠的解釋力和現實的針對性。

　　（二）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構成了對馬克思恩格斯無產階級理論的挑戰，客觀上要求我們對“無產階級”概念進行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針對19世紀勞動階級的特點，從哲學思維的高度，將其共性抽象出來，形成了經典的“無產階級”概念。這一概念在當代仍有強大解釋力和現實的針對性。但客觀地說，20世紀中葉以來資本主義出現的新變化，客觀上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無產階級理論構成了較大的挑戰，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部門呈現出多樣化趨勢。這主要表現為工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相對下降，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相對上升。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表明，截至2014年，“工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與“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美國分別為20.2%與78%，英國為17.8%與79.2%，日本為27.7%與73.4%；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基本上都超過了70%。[19]這明顯不同于馬克思恩格斯生活于其中的、產業結構以工業為主、服務業不發達的19世紀的西歐。勞動部門的差異必然表現為勞動者謀生具體方式的差異。馬克思恩格斯從19世紀歐美資本主義的實際特點出發，必然將“無產階級”限定在物質生產領域，特別是工業生產領域。馬克思恩格斯也關注到資本主義農業生產領域及農業工人（農業無產階級）的境況，但這仍未超出“物質生產”的范疇。在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時代，工業無產階級是城市勞動者群體的主體部分，但在21世紀的今天，工業無產階級在勞動者群體中所占的比例明顯降低，不再是主體部分了。在當代，僅將“無產階級”的外延限定在物質生產領域，將“無產階級”相關群體局限于工廠工人與農業工人，是遠遠不夠的。此外，還有某種不合理之處。這種理解方式必然會把一些公認的受現實因素制約、被迫出賣勞動力為生、受雇傭、經濟上處于弱勢的勞動群體（服務員、保潔員、快遞員、保安員、家政人員等）排除在“無產階級”的行列外。必須超出單純的物質生產領域，將目光投向具有豐富類型和多樣性的現代勞動領域（既包括傳統的生產領域，亦包括服務等領域），尋求對“無產階級”概念更寬泛、更具解釋力的理解。

　　第二，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的生活境遇有所改善。在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收入顯著增加，擁有了一定數量的財產。這與馬克思恩格斯筆下“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有著很大不同。對無產階級“一無所有”“絕對貧困”的描述，是馬克思恩格斯從實證層面對“無產階級”所作的描述，具有鮮明的歷史性，會隨著時代的發展產生一定的變化。隨著收入、生活狀況的改善，工人絕對貧困的狀況逐漸消失。但是，相對貧困的狀況卻不會因此消失。只要資本主義存在，就必然有一部分人處于弱勢、不利的地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維持正是以這一部分人的犧牲為前提的。兩極分化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既是早期資本主義的規律，亦是現代資本主義的規律。誠如馬克思所說：“勞動為富人生產了奇跡般的東西，但是為工人生產了赤貧。勞動生產了宮殿，但是給工人生產了棚舍。勞動生產了美，但是使工人變成畸形。勞動用機器代替了手工勞動，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蠻的勞動，并使另一部分工人變成機器。勞動生產了智慧，但是給工人生產了愚鈍和癡呆”。[20]馬克思描述的是19世紀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處于絕對弱勢的社會經濟格局，工人位于財富分配金字塔結構的底層，是絕對貧困者。在當代資本主義，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基本擺脫絕對貧困狀態，但仍在社會經濟格局中處于弱勢和不利地位，是不折不扣的相對貧困者。列寧對“工人的相對貧困化”問題有清醒的認識：“工人的相對貧困化，即他們在社會收入中所得份額的減少更為明顯。工人在財富迅速增長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比重愈來愈小，因為百萬富翁的財富增加得愈來愈快了。”[21]我們必須牢牢抓住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上述新變化（絕對貧困的逐漸消失）及資本主義社會“相對貧困”的無法消除，深化對“無產階級”的認識，不停留于馬克思恩格斯對19世紀無產階級境況的原有描述，與時俱進。

　　法國總工會宣傳8小時工作制的海報

　　不難看出，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給馬克思恩格斯經典的無產階級理論帶來的沖擊僅限于其偶性（譬如“無產階級”是一個物質生產領域的概念，無產階級“一無所有”“絕對貧困”），而不觸及其本質（即無產階級因不占有生產資料，被迫出賣勞動力為生）。這些偶性體現出19世紀資本主義的特點，我們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而做出相應的調整。這就是恩格斯所說的：“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22]我們應結合時代特征，依據時代的變化，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無產階級”概念進行適度的發展。

　　（三）發展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無產階級”概念，使其在當代有更強的包容力和解釋力

　　雖說馬克思恩格斯對“無產階級”的經典界定在當下仍有強烈針對性和重大現實意義，但是這一概念的外延略顯狹窄，難以體現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勞動部門的新變化及多樣性，這不得不說是一個遺憾。在反駁“無產階級消失論”的同時，我們需要進行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是，在不放棄馬克思恩格斯經典“無產階級”概念合理內核的基礎上，結合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特點，對這一概念的外延進行擴展，對其內涵做出有一定新意的闡釋，使其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現實狀況具有更強的包容力和解釋力。

　　基于此，筆者將馬克思恩格斯的“無產階級”概念作如下發展：“無產階級”，是指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因難以或無法獨立創造謀生條件和工作平臺，依賴他人或經濟實體提供的謀生條件、勞動設施或工作平臺，以向他人或經濟實體出賣勞動力為生，受其雇傭和剝削，在社會經濟領域中相對弱勢，在財富分配格局中處于不利地位，在社會成員中相對貧困、人身自由的勞動者。我們還可以在此基礎上，從哲學高度作出進一步概括，對“現代無產者”作出更簡明的界定：“無產階級”專指資本主義經濟領域中，在為謀生而從事勞動時，因缺乏必要的勞動條件或工作平臺而依賴、受制于他人或經濟實體，被迫出賣勞動力為生、人身自由的各類弱勢勞動群體的統稱。

　　這里需作出若干說明：

　　第一，上述新界定鮮明地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無產階級理論的合理內核。“以向他人或經濟實體出賣勞動力為生，受其雇傭和剝削，在社會經濟領域中相對弱勢，在財富分配格局中處于不利地位”是馬克思恩格斯對“無產階級”的描述中本就存在的基本要點、應有之義。與兩位經典作家一致，上述新界定將“無產階級”描述為在資本主義經濟領域中由于前提的弱勢導致結果（財富）的弱勢的勞動群體，這一點高度相似。將無產階級視為人身自由的“勞動者”，與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看法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本界定不再將“無產階級”局限于工人這一特殊的勞動群體，而是將其擴展至范圍更廣大的勞動者群體。“相對貧困”的表述雖與他們關于“無產階級一無所有”的描述不完全相符，但對“相對貧困”中的“貧困”特征的強調（根據本界定，相對意義的“貧困”是無產階級成其為“無產階級”的必要條件，詳見下文），亦是直接源自馬克思主義兩位創始人的相關看法。至于“難以或無法獨立創造謀生條件和工作平臺，依賴他人或經濟實體提供的謀生條件、勞動設施或工作平臺”，這些表述貌似與馬克思恩格斯的原有表述有所不同（其實就本質而言，仍有高度的“契合”之處），亦在相當程度上借鑒、吸收了馬克思恩格斯語境中“無產階級”的基本特征。馬克思恩格斯筆下的“無產階級”（以工業無產階級為核心群體）正是完全符合上述描述的弱勢勞動群體。作為無產者的工人，正是因為自身無力創造謀生條件，故而被迫依賴他人（資本家）提供的謀生條件、勞動設施（生產資料）、工作平臺（企業、工廠），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生，被提供謀生條件、勞動設施、工作平臺的雇傭者（資本家）剝削。

　　《摩登時代》

　　第二，現代資本主義勞動部門的多樣化導致了現代無產階級不限于物質生產領域。事實上，一切因難以或不能獨立創造謀生條件和工作平臺，被迫依賴他人或經濟實體提供的謀生條件、勞動設施或工作平臺，以出賣勞動力為生，受他人或經濟實體雇傭和剝削，在社會經濟領域、財富分配格局中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動者都可包含在“現代無產階級”的外延中，前述的普通服務員、保潔員、快遞員、一般家政人員等均是如此。雖然他們可能不從事傳統的物質生產活動，但是一旦離開“雇傭勞動”，離開他人或經濟實體提供的謀生條件、工作設施或工作平臺，他們就不能進行他們期望或擅長（甚至唯一勝任）的謀生性勞動，喪失謀生機會、基本生活來源，對他們而言，受雇傭、出賣勞動力是謀生的必然選擇（或至少是現實條件下的最優選擇），因而被歸入“現代無產階級”之中是合乎情理、符合正常邏輯的。上文所述的“出賣勞動力為生”，不限于生產領域，亦適用于諸多服務業。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既可以是體力勞動，也可以是腦力勞動；既可以是簡單勞動，也可以是相對復雜的勞動；既可以是創造勞動產品的生產性勞動，也可以是提供勞務的服務型勞動，還可以是某些管理型勞動。上述關于“無產階級”的新界定，既將傳統意義的無產階級（物質生產領域的工人）繼續保留在“無產階級”的行列中，也體現了現代勞動部門多樣化的特點，將其他領域具有類似特征的勞動者歸入“無產階級”的范疇。

　　　第三，不是說一切因難以或不能獨立創造謀生條件和工作平臺，依賴他人或經濟實體提供的謀生條件、工作設施或工作平臺，以出賣勞動力為生，受他人或經濟實體雇傭的勞動者都是現代無產者。這其中的情況稍顯復雜，要作一定的區分。值得注意的是，現代無產階級須在社會財富的分配格局中相對弱勢，并處于相對貧困的狀態。“貧困”雖不是馬克思恩格斯語境下“無產階級”的核心特征，但仍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特征，盡管“絕對貧困”在今天看來，確實不應構成無產階級成其為“無產階級”的必要條件。為弱者的幸福而奮斗是馬克思主義的鮮明價值觀，馬克思主義為之奮斗的無產階級正是眾所周知的弱勢群體。一旦認為NBA球星、好萊塢影星等畸高收入的特殊勞動群體（這些群體顯然也依賴于特定的謀生條件和工作平臺，譬如NBA職業聯盟等，離開這些平臺便不能充分展示其廣為人知的社會價值，失去最佳、最優的謀生方式）也屬于“無產階級”，就會使馬克思主義失去道義合法性，使這一概念鮮明的、特定的“經濟—政治標識性”模糊或失效。事實上，NBA球星、好萊塢影星等畸高收入群體只是與“無產階級”具有某些特征上的相似性。超級球星、超級影星等高收入勞動群體不宜歸入“無產階級”行列，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他們雖也是受雇者，但未必是真正意義上的“被剝削者”，他們在財富分配的格局中往往占據優勢，其收益有時甚至大于雇傭方，話語權往往超越后者。作為特殊勞動者，他們不具有普通無產者的階級意識，財富、社會地位、話語權與后者差異巨大，不可等量齊觀，因而不宜歸入“現代無產階級”的范疇。

　　考察馬克思恩格斯語境中經典的“無產階級”概念，并對這一概念做出體現時代特征的發展，有助于說明：馬克思主義是富有生命力與活力的科學理論。“無產階級”概念并未過時，在當代仍有強大解釋力與適用性。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應堅持、運用和發展這一經典概念，賦予其新的生命力。發展馬克思主義經典概念，將使馬克思主義永葆生機活力，始終立于時代與學術的前沿。

烏有之鄉網站特別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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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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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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