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動中,除主體和客體作為必不可少的構成要素外,中介或手段也是重要的。手段既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無形的;既可以是外在的,也可以是內在的。作為無形手段的方法既包括主體的態度、思維方式和工作程序,也包括操作技術和工作經驗等。有無方法、方法的優劣、方法的水平等因素,將直接影響活動的結果和成敗。關于方法的理論和體系構成了方法論。社會科學方法論普遍適用于各門具體社會科學,是指導社會科學研究的原則、理論和手段。

　　在認識和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我們也需要方法論。馬克思、恩格斯在創立自己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過程中,自覺地運用并形成了一些科學的思維方法,如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抽象與具體,以及矛盾分析法、階級分析法、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等等。這些方法對于我們科學認識事物,揭示事物發展規律和探索社會發展規律,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構成了一定的方法論。但這只是方法論的一個層面,是就馬克思主義理論內在規定性而言,即馬克思主義理論所包含的內容。當我們將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作對象,并對其產生、發展及命運作科學的考察和概括時,我們所依據的方法就不能僅限于此。我們需要在這些方法之外,尋找帶有普遍意義、更為根本性的方法。堅持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可以看作是其中一個重要方法論。

　　一、方法問題是能否正確認識馬克思主義的首要問題

　　所謂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方法論,指的是應當在理論與實踐二者關系的“整體性”意義上來認識和對待馬克思主義。既不能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超越于具體的實踐內容之外來談其真理性與科學性,也不能用實踐內容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來否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理性和科學性。理論與實踐是辯證統一的關系,撇開理論談實踐和撇開實踐談理論,都不是科學的方法。以往我們強調,判斷某種理論是否是馬克思主義的,是否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要看其是否堅持和貫徹了實踐原則。因為馬克思本人是最注重“實踐”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所實現的人類思想史上的偉大變革就是“實踐”地位的突顯。不少人干脆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稱為“實踐唯物主義”、“實踐哲學”。誠然,把是否突出實踐原則,是否依據實踐的條件和要求而發展馬克思主義作為真假馬克思主義的標準,這一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但是,筆者認為這還不夠深入。試問,歷史上曾出現的各種馬克思主義,哪一種不曾堅稱自己是依據實踐來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呢?哪一種不是把自己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視為正統的呢?所以,問題的答案不能停留于是否堅持了實踐的原則,而是要把實踐的原則上升為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原則。因為,實踐原則本身體現的無非也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

　　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經驗教訓看,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后,凡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真精神,使馬克思主義煥發生機與活力的革命政黨及理論家們,無不堅持和運用了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方法論原則。反之,一些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恰恰在方法論上出現失誤,從而導致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出現曲折,使馬克思主義過時論和死亡論甚囂塵上。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右派領袖、修正主義的主要代表和理論家伯恩施坦就曾提出馬克思主義過時的問題,他主張對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進行全面、系統和徹底的修正。在哲學上,他主張用康德唯心主義修正馬克思唯物主義,用庸俗進化論代替革命辯證法,用折衷主義的“因素論”取代唯物史觀一元論。在經濟學上,他反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認為勞動價值論是“科學的假設”,剩余價值論是“以假說為根據的公式”,進而認為資本主義的崩潰論是沒有根據的。在政治上,他宣揚“議會道路”,反對馬克思關于革命、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認為“階級合作”是社會進步的動力,資本主義能夠民主自由地“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并試圖用“倫理社會主義”代替科學社會主義?？梢钥闯?伯恩施坦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修正已經超出了原則性界限,這是赤裸裸地以馬克思主義過時為名,行背離馬克思主義之實。

　　與馬克思主義過時論、死亡論相伴而生的是關于馬克思主義的正宗性和正統性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關于誰才是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爭論一直持續至今。西方馬克思主義開創者和代表人物盧卡奇,也曾提出關于馬克思主義“正統性”的問題。他在《什么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一文中認為,“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并不意味著不加批判地接受馬克思的一些研究成果。它不是對這個或那個命題的‘信奉’,也不是對‘圣書’的解釋。與此相反,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指的只是方法。”西方馬克思主義其他理論家們同盧卡奇一樣,試圖通過“重現”“重建”“補充”和“完善”馬克思的理論來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真精神”。他們或者試圖恢復馬克思主義與哲學的關系,將馬克思主義理解為一種“實踐哲學”和“社會革命理論”;或者主張用弗洛伊德主義、存在主義、結構主義等來補充、發展與完善馬克思的理論;或者提出要根據現實的變化,“修正”和“改造”馬克思原有的理論觀點,開創“現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如果看看20世紀30年代以來形成的各種帶有形容詞的馬克思主義我們便知,用各種西方思潮來補充、發展和完善馬克思主義理論,成為西方發達國家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主流。

　　就一種積極和肯定的意義而言,無論伯恩施坦抑或西方馬克思主義,主張根據時代的發展和變化來發展和完善馬克思主義,都是無可厚非的。特別是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提出的一些理論問題,對于我們科學對待馬克思主義,加深對于馬克思主義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都具有啟發意義。問題的關鍵在于,在對待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他們都沒有真正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原則。結果證明,這種所謂的發展不是真正的發展,他們是以發展為名行修正之實。以馬克思主義過時論為依據,進而主張放棄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初衷相背離。對此,我們必須有一種清醒的認識。

　　二、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科學的方法論原則

　　之所以把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作為認識和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原則,是因為這種方法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通過批判地吸收以往偉大的思想家,特別是黑格爾辯證法思想的理論精髓而得來的,更是經過幾代馬克思主義者繼承、發展而始終堅持的正確原則。意大利哲學家葛蘭西曾說過:“應該研究、分析并批判理論與實踐統一這一個概念在思想史中所表現出來的各種不同的形式,因為似乎沒有一種世界觀或哲學不研究于這一問題的。”的確,任何一種哲學都會研究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在西方思想史上,并不是所有思想家都在二者相統一的意義上來研究這一問題。

　　亞里士多德曾在知識論的立場上來理解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他將人的活動分為三種,即理論的、實踐的和制作的,并分別對應三種智慧,即理論智慧、實踐智慧和制作智慧(技藝)。其中實踐與制作的共同點是二者都處于變化的領域,“可變化的事物中包含被制作的事物和被實踐的事物”,而理論處于永恒不變的領域。相應地,他把知識分為理論哲學的知識和實踐哲學的知識,前者包括數學、物理學和形而上學(神學),是關于恒常的必然性領域的普遍性的知識;后者包括倫理學、政治學和家政學等,是關于變動的城邦倫理政治生活的特殊性的知識。由此看來,在亞里士多德那里,由于理論以永恒的東西為對象,實踐以可變事物為對象,因而理論并不具有可實踐性。德國古典哲學創始人康德也曾探討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康德哲學“批判”分析的對象是理性,他認為理性具有兩種功能,其一為理論理性即認識功能,其二為實踐理性即意志功能。二者是有區別的,理論理性關注的是人的認識能力問題,實踐理性主要探討人在道德方面何以可能的問題。因此,康德的目的不是要在統一的意義上,而是要在相互區別的意義上來探討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真正意義上將理論與實踐統一起來的是德國古典哲學的集大成者黑格爾。黑格爾認為不論是理論活動,還是實踐活動,就其自身來說,都還是片面的,應把認識和實踐結合起來。真理乃是“理論的和實踐的理念的統一”。但我們知道,在黑格爾那里,理論與實踐雖然實現了統一,但是統一的前提卻是“絕對理念”一統天下,這使得黑格爾陷入唯心主義泥潭不能自拔。

　　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黑格爾哲學關于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思想,但卻給了它唯物主義的基礎。馬克思說,“我們看到,理論的對立本身的解決,只有通過實踐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實踐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這種對立的解決絕對不只是認識的任務,而是現實生活的任務,而哲學未能解決這個任務,正是因為哲學把這僅僅看作理論的任務。”馬克思指出了以往哲學的主要缺陷,那就是哲學脫離了生活實踐。馬克思說:“哲學,尤其是德國哲學,愛好寧靜孤寂,追求體系的完滿,喜歡冷靜的自我審視”。“從其體系的發展來看,不是通俗易懂的;它在自身內部進行的隱秘活動在普通人看來是一種超出常規的、不切實際的行為;就像一個巫師,煞有介事地念著咒語,誰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馬克思把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作為與以往舊哲學決裂、新哲學誕生的出發點。在他看來,“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他強調“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種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

　　馬克思認為,傳統哲學之所以無力從根本上面對現實,在于其只是以尋求宇宙的最高原因作為自身的哲學追求,把追求本體與人的實踐活動分離開來,從而使得這種本體成為與人的實踐活動無關、抽象的不具有現實性的本體,無法認識現實中的人以及人的現實性活動。馬克思主義哲學所實現的對舊哲學的超越,就在于真正科學地把理論和實踐當作一個統一的整體,進而以科學的實踐觀為基礎,建構起了歷史唯物主義,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哲學成為辯證的和歷史的唯物主義?；仡櫄v史唯物主義創立過程可以發現,理論與實踐統一原則的確立,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創新和哲學變革的重要里程碑。對實踐問題的不懈探索和苦苦追尋,使馬克思告別哲學唯心主義走向哲學唯物主義,從重視思辨的哲學轉向重視實踐的哲學,進而實現了哲學史上革命性的變革。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性,無論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形成過程中,在馬克思主義全部理論的內容及其內在邏輯中,還是在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自己學說的鄭重宣示中,都是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征,是馬克思主義一以貫之的徹底原則,是它的生命力的根本保證。我們只有從理論與實踐統一的馬克思主義中,從它不斷發展演化的歷史和邏輯中,才能真正把握完整的精神實質,才能準確深刻地提煉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科學表述。”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過程中,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總是注重把理論和實踐相統一的原則貫穿始終,他們的基本觀點是:第一,理論總是一定條件下的,因而總是具體的,不存在脫離一定條件的理論。“只有不可救藥的書呆子,才會單靠引證馬克思關于另一歷史時代的某一論述,來解決當前發生的獨特而復雜的問題。”當盧卡奇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僅僅在于方法”時,他的失誤十分明顯。他將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抽象為一般的和普遍的原則,脫離了作為方法存在前提的具體內容,忽略了方法的具體性。他忘記了,方法從來不是天生的,它形成于人們的實際生活過程。第二,理論總是發展的,具體條件的變化要求馬克思主義理論相應發展,墨守成規只會犯教條主義錯誤。恩格斯在批評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人物海因岑只滿足于從理論原則出發而得出共產主義的結論時曾說,“共產主義不是教義,而是運動。它不是從原則出發,而是從事實出發。共產主義者不是把某種哲學作為前提,而是把迄今為止的全部歷史,特別是這一歷史目前在文明各國造成的實際結果作為前提。”脫離一定的具體條件來談理論的真理性是有害的。

　　當然,對于理論與實踐統一性的認識,從來不會否定實踐對于理論的作用。就人類認識的真理性而言,其檢驗標準只能是實踐。堅持“實踐是檢驗認識的唯一標準”,體現的就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現在一切都在于實踐,現在已經到了這樣一個歷史關頭:理論在變為實踐,理論由實踐賦予活力,由實踐來修正,由實踐來檢驗。”我們只是想強調,只有堅持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才能更好地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三、在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中發展馬克思主義

　　如果把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作為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他們的新學說,從而尋求無產階級解放的方法論基礎的話,那么割裂這種統一性,則是錯誤認識和歪曲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根源。在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我們應當防止三種割裂理論與實踐統一性的傾向。

　　第一種割裂理論與實踐統一性的傾向,是片面強調實踐對于理論的決定作用,忽視理論對于實踐的能動性。持這種觀點的人不懂得理論對實踐也有檢驗作用;不懂得實踐的過程、結果始終離不開理論的審視;不懂得在實踐活動之前,首先需要通過既有的理論來分析和確定實踐的合理性與可行性。否認理論對實踐的這種作用,認為任何實踐活動都是合理的,必然導致實踐活動的盲目性。馬克思十分重視理論的作用,他曾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這體現了理論與實踐關系上的辯證法。列寧同樣強調過理論的重要性,他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即便是在領導俄國十月革命前夕,列寧也沒有中斷理論的學習和研究,寫成了《國家與革命》這部偉大的著作。但是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不乏有人試圖忽略理論的這種作用,例如伯恩施坦曾提出“運動就是一切”,“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這種思想的實質是試圖借口實踐的變化來否定理論所具有的能動性。在第二國際后期,類似伯恩施坦、考茨基以及麥克斯·阿德勒、卡爾·倫納、奧托·鮑威爾等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比比皆是,他們公然舉起修正主義的大旗,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必須引起我們警示的。

　　第二種割裂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傾向,是片面墨守表述理論的特定話語,忽視活生生的實踐內容。他們認為,堅持馬克思主義就要原封不動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來論述去行動,不容許絲毫改變,否則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背離,就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有些人正是從這種觀點出發,極力否定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認為列寧背叛了馬克思主義,認為毛澤東思想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馬克思主義風馬牛不相及。這種傾向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雖不占主流,但利用這種思想傾向來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意圖卻是明顯的。例如在對列寧思想的認識和評價上,無論工人運動內部一些理論家還是西方一些學者,都曾否定列寧主義是對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他們要么極力貶低和否定列寧的哲學,以此來貶低列寧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貢獻;要么通過否定俄國十月革命道路,以此來否定整個社會主義運動。他們認為,列寧哲學把馬克思主義哲學拉回到德國古典哲學以前,認為列寧哲學的認識論是一種機械反映論,列寧哲學的歷史觀是經濟決定論。他們認為,列寧哲學是精神決定論和唯意志論,從《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到《哲學筆記》,意味著列寧對唯心主義的態度發生了變化,認為列寧不再堅持哲學黨性原則等等。如果說,在哲學上否定列寧是為了夸大列寧哲學與馬克思哲學思想的對立,進而否定列寧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繼承和發展,那么刻意污蔑列寧形象,把列寧說成是“德國奸細”則完全是政治目的使然。這些人把俄國十月革命說成是偶然事件,說它是個“早產兒”,不符合歷史發展規律,因而導致了后來蘇聯的亡黨亡國。

　　持以上觀點的人,以同樣的理由否定毛澤東思想,試圖挑戰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當今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這些人不懂得,隨著實踐的發展,理論也要發展。列寧和毛澤東最偉大的貢獻就在于,他們不是教條式地對待馬克思主義,而是根據實踐的發展不斷豐富馬克思主義理論內容,從而達到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統一,使馬克思主義煥發生機與活力。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理論必然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發展與進步,這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我們可以承認漢代儒學、宋明理學、明清新儒學是對先秦儒學的繼承和發展,為什么不能認識到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呢?在筆者看來,列寧哲學和毛澤東思想的最大特點和突出優點,就在于始終把理論與實踐看作統一的整體,堅持以“行動”去真正發展馬克思主義,都是注重“行動”的哲學,以實踐開創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階段。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正是帝國主義這一客觀歷史條件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性質及其決定的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決定了列寧主義的產生及其對于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階段性意義。”

　　第三種割裂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傾向,是滿足于沉浸在“理論的王國”,不愿去面對生動的實踐。英國著名學者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中,曾概括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般理論特征。他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首要的最根本特點就是:它在結構上與政治實踐相脫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那些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者實現了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統一,并在各自所屬的黨內,在政治和思想上起到了不可分割的作用。但是從1918年到1968年這段時間里,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卻在西歐越來越脫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所產生的馬克思主義的新的時代和地區領域內,理論與實踐的割裂并不是立即發生或同時發生的。這是在巨大的歷史壓力下緩慢而逐步地發生的,只是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理論和實踐之間才最終脫離聯系。然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時期,理論和實踐之間的距離是如此之大,似乎這種情況同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本身在實際上就是一體。”我們并不否認佩里·安德森的概括有失偏頗,但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特別是后期的理論家們滿足于做書齋式的學者,越來越脫離無產階級實踐的傾向是存在的。

　　不僅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如此,西方“馬克思學”家也有割裂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傾向。他們當中有的學者不是把波瀾壯闊的無產階級實踐作為自己真正的理論旨趣,而只是滿足于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思想、著作和事業。更有一些極端的“馬克思學”家致力于制造“兩個馬克思”和“馬恩對立論”,他們已經離馬克思主義越來越遠了。當然,我們不是要否認“馬克思學”的意義,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著作、事業等,是我們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必不可少的前提,但是我們不能滿足于這種研究。試問,當面對偉大的歷史實踐的時候,僅僅滿足于“書齋”里的理論研究,其意義能有多大呢?當前,我們有些學者習慣于用一些誰也看不懂的語言來表述本來誰都懂得的道理。他們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當成了自說自話,脫離現實的社會主義實踐,脫離廣大的人民群眾,喪失了在群眾當中的話語權,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總之,在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是一個新問題,但是在今天提出這樣一個老問題卻有著新意義。繁榮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需要我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共同應對。既要講好“中國故事”,總結好“中國經驗”,又要開創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局面,提煉好“中國理論”,這是我們面臨的全新課題,而解決這一問題同樣需要堅持理論與實踐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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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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