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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提 要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著名論斷:“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原始積累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起點,又是“資本來到世間”的真實寫照,馬克思形象地描摹出資本原始積累的血腥面目和充滿罪惡的掠奪史。“資本來到世間”是“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個新時代”到來的重要標志。在馬克思的理論視域中,現代性的生成與資本的歷史出場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資本來到世間”的過程就是現代性的生成過程,資本現代性有力推動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和生產關系的變革。新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要突破“資本原罪”的理論局限,科學認識資本的二重性,在社會歷史視域中展開對資本的理性解構,在認識、利用和駕馭資本的過程中超越資本現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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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旗幟鮮明地指出:“實踐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理解“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的哲學邏輯離不開馬克思批判與建構自身思想的原初語境以及辯證法思想。“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這一馬克思的著名論斷,內蘊馬克思對資本的深刻剖析與批判的歷史辯證法思想。“資本來到世間”便化身為經濟社會的“普遍力量”,一個全新的人類時代就此孕育。對資本這一“普照的光”的理論研究和理論解構成為馬克思資本主義批判的重要工作內容。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以“所謂原始積累”為題系統分析了“資本來到世間”的基本狀況。原始積累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史”,又是“資本來到世間”的真實寫照。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中,馬克思提出“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這一著名論斷,真實形象地描摹出資本原始積累的血腥面目。馬克思直面“資本來到世間”的現實狀況,展開對資本的歷史性理解與辯證性分析,站在世界歷史的高度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旋轉軸心——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進而彰顯資本的社會關系本質及其蘊含的歷史辯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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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本原始積累的血腥歷史過程
“資本來到世間”,為了保持自身的“形態”,應始終處于流通領域,并在流通中獲得增殖,而從資本的生成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誕生,要經過一個原始積累的過程。原始積累是資本主義產生的重要前提。資本主義的誕生和資本主義關系的確立以勞動者及其勞動實現條件的所有權之間的分離為前提,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的歷史過程。這一過程不是“田園詩式的東西”,而是依靠征服、奴役、劫掠、殺戮等暴力方式得以迅速完成。資本主義的發家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是一部充滿罪惡的掠奪史。資本的原始積累是一個歷史過程。在西歐,資本的原始積累主要萌芽于15世紀;到16世紀,資本主義迎來發展高潮;直至19世紀初,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才得以完成。資本原始積累有兩個主要途徑:一是使用暴力方式剝奪農民土地;二是使用暴力方式掠奪貨幣財富。
用暴力方式剝奪農民土地是資本原始積累的基礎,這種剝奪方式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帶有不同的色彩,在英國表現得最為典型。早在14世紀,英國的農奴制就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依托于自耕農的土地制度。這是封建生產的一個重要特點,即將土地盡可能多地分給臣民。封建主之所以積極響應這一歷史過程,是因為衡量他們權力大小的關鍵不在于收取地租的多寡,而在于他所擁有的臣民(主要是自耕農)的數量。15世紀末,“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奠定基礎的變革的序幕”逐漸拉開。由于封建家臣被強制解散,大封建主紛紛強行剝奪自耕農的公有地,在這種暴力性的剝奪中,大量的自耕農既失去勞動對象,也失去自給自足的生活條件,被迫進入工場,成為依靠出賣自身勞動以生存的工人。在封建主和農奴對立的大背景下,無產階級迅速發展起來。譬如,英國佛蘭德毛紡織工場手工業的繁榮對資本原始積累起到直接推動作用。毛紡織工場手工業的繁榮導致羊毛價格上升,養羊比經營農作物更加有利可圖,這促使封建貴族通過暴力方式把農民的私有耕地據為己有,強行拆除農民住房,并把耕地、住房用地改造為牧羊場。大批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被拋入勞動市場,他們迫于生計不得不向資本家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原始積累時期農民土地被剝奪的過程就是資本以暴力方式奪取土地所有權的過程,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以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剝奪農民土地的過程中,資本迅速完成對農業的支配并實現農業的產業化經營。被暴力驅逐的農村居民由于失去了土地而被迫涌入城市,他們受制于各種“古怪的法律”,在鞭打、烙印等酷刑之下,逐漸被馴服為適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雇傭工人。通過資本原始積累而確立的這種剝奪和占有方式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
用暴力方式掠奪貨幣是資本家迅速掌握大量財富的重要方式,也是資本原始積累的主要手段。自15世紀末開始,新興資產階級以武力為基本手段,通過海外殖民地、黑奴貿易、關稅制度、商業戰爭等途徑掠奪財富,大大加速了資本的原始積累。17世紀末,英國資本原始積累主要依靠四種模式——殖民制度、國債制度、現代稅收制度和保護關稅制度,這也是資本家迅速獲得貨幣財富的主要方式。其中,殖民制度以“最殘酷的暴力為基礎”,它極力宣揚“賺錢是人類最終的和惟一的目的”,英國對印度等地區的殖民統治就秉承了這一原則。一方面,依靠燒殺搶掠而獲得的財富源源不斷地流入宗主國,轉化為資本;另一方面,殖民地也為宗主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廣闊的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殖民制度、海外貿易和商業戰爭又催生出另一種原始積累的有力手段——國債制度(即公共信用制度),“它像揮動魔杖一樣,使不生產的貨幣具有了生殖力,這樣就使它轉化為資本,而又用不著承擔投資于工業甚至高利貸時所不可避免的苦勞和風險”。國債制度假借“文明”之名以“溫和”的方式迫使人民背負沉重的債務,使國債債權人賺得盆滿缽滿,并造就大量的“食利者階級”。這些人在政府和國民之間牟利生財,“每次國債的一大部分成為從天而降的資本落入他們的手中”。國債產生的利息等費用需要以國家收入(主要包括稅收等)來進行結付,現代稅收制度成為國債制度的“必要補充”。隨著國債的增加,提高稅收成為必然選擇,以至于要對最必要的生活資料課稅。在長期的國債交易中,繁重的稅收逐漸轉化為社會生活的基本原則,這種稅收制度是對“一切中等階級下層分子的暴力剝奪”。保護關稅制度是現代財政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制造工廠主、剝奪獨立勞動者、使國民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資本化、強行縮短從舊生產方式向現代生產方式的過渡的一種人為手段”。資本家通過保護關稅制度這一“武器”剝削本國人民,并使用暴力方式摧毀附屬國的各種工業生產。
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伴隨著勞動者同勞動條件的相互分離,致使工人轉化為雇傭工人,使社會的生產資料、生活資料轉化為資本,這一分離過程和雙重轉化過程充滿血腥,暴力在其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以集中、有組織的社會暴力方式進行的資本原始積累,大大加快了封建主義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化,縮短了封建主義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時間,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概而論之,資本在暴力方式中降世,在嗜血中得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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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本現代性的歷史辯證法
作為早期現代性“最出色的社會分析家”,馬克思對資本現代性展開了辯證的批判。馬克思在現代性批判史上獨樹一幟,他將對啟蒙理性及現代性的批判轉向對“物質的生活關系”這一本源性領域的探究,并依據具體的歷史語境展開對資本邏輯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批判。在馬克思的理論視域中,現代性的生成與資本的歷史出場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資本來到世間”的過程就是“現代性的生成和出場過程”。
“資本來到世間”是“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個新時代”到來的重要標志。對于資本在推動人類社會形態變遷方面所具有的積極作用,馬克思從來都不吝溢美之詞。馬克思高度評價資本的文明作用,但他并不是為資本主義歌功頌德,而是用科學的歷史辯證法分析資本現代性。
資本現代性有力推動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資本成為社會的主宰并按照增殖自身的要求不斷組織社會生產,使得“一切社會生產能力”都變成了“資本的生產力”,資本也一躍成為“社會生產能力的主體”。資本試圖摧毀限制生產多樣化發展的自然和精神力量,創造了社會成員對自然及社會聯系的“普遍占有”。為了獲得更多的剩余價值,資本就必須周而復始地整合一切資源以發展生產。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交通狀況的逐漸改善,生產資料、人口等的迅速集中,既服務于資本增殖,也推動了社會生產的發展。工業革命所造就的機器大工業是生產力大發展最為直觀的表征,機器大工業將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學技術并入生產過程之中,使得勞動生產率得到極大提高。在科學要素和技術要素相互結合的大工業時代,一個“龐大的機械怪物”讓自身的軀殼布滿整座廠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龐大肢體莊重而有節奏的運動掩蓋著,然后在它的無數真正工作器官的瘋狂的旋轉中迸發出來”。
資本現代性有效推進了社會關系的革新。資本主義在“炸毀”封建所有制關系的基礎上脫穎而出。資本所及之處,一切宗法的、封建的、田園詩般的關系都遭到徹底顛覆,形形色色的羈絆都被無情斬斷,一切僵化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固有觀念被逐漸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解除了束縛市民社會的桎梏,把各領域連為一體,創造了博愛的商業、純潔的道德、令人愉悅的文化教養”。同時,資本現代性還催生出市場化的經濟運行模式和體制機制,根據計算進行調節的合理化原則成為社會生產生活的普遍原則,資本現代性的世界歷史之路塑造了以理性、功利為核心的現代政治倫理特質。在這種以抽象的交換價值為主軸心的交往形式中,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獨立、自由而平等的個體,并依據市場經濟的“理性人假設”展開交往活動。這使人愈發處于普遍的物質變換、全面的社會關聯和廣泛的世界交往之中,人的全面發展能力愈發得以彰顯。“資本來到世間”改變了世界的面貌,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程。
在肯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積極性的同時,馬克思深刻反思現實社會生產中的“雇傭勞動與資本”問題。當馬克思描摹資本“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的時候,實際上揭示了資本現代性內在蘊藏的生產勞動、技術進步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二元悖論。馬克思認為,資本是一個“活生生的矛盾”,雇傭勞動與資本的矛盾及其運動貫穿資本主義發展始終。作為“以物為中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資本一經問世就迅速攫取工業上的最高權力,并塑造了一種以資本邏輯為核心的“統治關系”,整個世界都被資本所管控與裹挾。圍繞資本增殖這一目的,資本主義制造了勞動條件與勞動對象相互分離的異化狀態,把自由自在的人抽象為可計量的勞動力。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工人的勞動過程不僅時刻處于資本家的全面監控之下,他們得以在勞動過程中確認自我意識的勞動產品也淪為資本家的所有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工人實際上處于一種極端的“異化狀態”。正是基于這一認識,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僅無法彰顯人的本質力量,反而成為人通達自由之路的障礙。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推動勞動從體現勞動者本質力量的實踐活動轉變為資本增殖所需的生產要素,將“活勞動”置換成積累剩余價值的手段,以促進資本的擴大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生產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它致力于發掘并極力占有勞動能力,強行催動人的勞動價值與資本的增殖需要相一致。無論是通過在時間上延長必要勞動時間而進行的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還是依靠在空間上擴大生產規模和應用科學技術而進行的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都是在不同維度對工人展開的壓榨和剝削。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不是為了生產資本的工人而生產,而是為了資本自身的增殖而生產,資本作為“死勞動”管理和控制工人的“活勞動”成為這種生產過程中的常態機制。
“活勞動”作為商品一旦出現在市場之中并接受雇傭,就喪失了自主權,它與資本的關系就從“形式上的從屬”轉變成了“實際上的從屬”。“活勞動”的載體即工人徹底服從資本邏輯,并在“看不見”的鎖鏈捆縛之下茍延殘喘。在資本的生產過程中,“勞動條件”與個人相對立,不是工人使用“勞動條件”,而是“勞動條件”使用工人。工人長期處于這種顛倒的狀況中,他們的神經系統遭受極度損害,一切身體和精神上的自由活動都被生生奪走。更為嚴重的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邏輯的流程和結構“越來越深入地、注定地、決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識里”,人的精神生活需求被遺忘,原本多方面的才能和興致承受著工作的無盡消磨。雖然工人獲得了一定額度的工資,但支付給工人的工資與其應得的報酬并不匹配,工人工資被降低至僅夠工人糊口的最低限度。如英國學者哈維所言,“工資體系掩蓋了作為價值實體的抽象的人類勞動與勞動力的價值之間的差別”。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一方面,工資以貨幣化的方式錨定了工人“活勞動”的交換價值;另一方面,這種以抽象的交換價值為主要形式的交換方式遮蔽了必要勞動與剩余勞動的差異,更掩蓋了有酬勞動和無酬勞動的區別,造成一種“全部勞動都表現為有酬勞動”的假象。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工人為了微薄的工資而長期淪為資本的傀儡和機器的附庸,成為失去靈魂的游蕩于世間的“單面人”。資本催生了人類的“至暗時刻”,而馬克思生動地刻畫了工人階級“戰戰兢兢”的生存狀況。
馬克思在對資本現代性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對它的“否定的理解”。“資本來到世間”這一表述直接宣示資本不是天賜之物或自然的恩惠,而是歷史性的存在。在對資本現代性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馬克思深度解剖著“福與禍,富與貧,即享樂和權力與窮困和受奴役”交織的資本主義社會,確證了人類未來發展的路向。資本現代性的歷史辯證法向世人展示了“一個世界自我摧毀的過程”,即資本主義的“內在力量”必然導致“它的毀滅”。馬克思不僅洞察到“資本來到世間”所造成的生存危機、經濟危機、生態危機、文化沖突、社會對抗等一系列問題,而且指出各種“反抗力量”會隨著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逐漸壯大。資本在永不停止的增殖過程中也在為自己的毀滅蓄積力量,一旦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資本主義的毀滅由資本主義生產自然過程的必然性所導致,只有在資本主義被推翻之后,在個人全面發展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階段才能成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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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破“資本原罪”的理論局限
資本原始積累的歷史和現實已然表明:“資本來到世間”自帶“原罪”。“資本來到世間就是骯臟的”這一判定給資本貼上了“原罪”的標簽,資本被當作“萬惡之源”或“流毒”。學術界也對“資本原罪論”展開了激烈討論。馬克思對資本現代性持有辯證批判的態度,他既由衷贊譽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于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推動作用,又極力揭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的剝削性關系與人的普遍異化狀態,并對其展開實質性批判。研究者要充分把握馬克思對“資本來到世間”及其后果的辯證思索,突破“資本原罪”的理論局限。
對于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狀況,馬克思用“兩個必然”理直氣壯地宣告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趨勢,用“兩個決裂”闡明了共產主義革命的重要任務,用“兩個決不會”表達了共產主義實踐運動的歷史性以及通達共產主義之路的光明前景和曲折過程。共產主義發展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雖然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實現了“個人所有制”的重建,但由于“社會主義”剛從資本主義的“母體”中脫穎而出,因此在各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需要充分利用之前各個時代遺留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并在實踐中對其進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求索之路便秉承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是化解中國現實問題和推動中國社會發展的科學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在閱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時提出,不能將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而應該“大大發展商品生產”;鄧小平在1985年會見美國時代公司組織的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指出,“多年的經驗表明,要發展生產力,靠過去的經濟體制不能解決問題。所以,我們吸收資本主義中一些有用的方法來發展生產力”。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使用“資本”一詞,打破了“資本”與“社會主義”不相容的隔閡。此后,公共資本、國有資本、社會資本和公有資本等提法紛紛得到官方和社會的認可。2021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這一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發展階段面臨的重大理論課題和實踐任務。審視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可以清晰看到中國共產黨人有效駕馭資本,在有力政黨、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三者的共同作用之下發揮資本在組織和配置生產資料、推動生產發展等方面的正面作用。中國共產黨人完成了對資本現代性的積極揚棄,超越了資本現代性,讓資本的文明作用在中國大地上煥發新的光彩。
“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需要突破“資本原罪”的理論局限,科學認識資本的二重性,在社會歷史視域中展開對資本的理性解構。歷史和實踐都無可辯駁地證明,資本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所有制之下會發揮不同的作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資本在推進人類文明進程的同時對工人造成無以復加的毀滅性傷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通過頂層設計依法加強對資本的有效監管,為資本設置令行禁止的“紅綠燈”,能夠避免資本的野蠻生長,讓資本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助力。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應當直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實狀況,承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資本形態多樣化的事實。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必須準確厘清和科學把握經濟問題中的事實尺度和價值尺度、實證和規范之間的辯證關系,繼而對經濟問題和經濟活動給予正確的價值評判。我們應該從認識論上全面理解資本的二重性,發揮資本作為生產要素在推進社會發展方面的積極作用,并依循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消解資本的消極作用。
“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要求。社會主義要求利用資本、駕馭資本,而不是放任資本。社會主義的本質包括“生產力標準”和“人的發展標準”兩個方面的內容,“生產力標準”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注意“利用和引導資本”,“人的發展標準”則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注重“防范和規制資本”。從“生產力標準”來看,發揮和引導資本科學健康發展,其目的在于通過資本的良性運行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在堅持基本經濟體制的前提下,切實鼓勵資本在市場中發揮應有效用,不斷激發資本的生產要素作用,積極推動公有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的和諧共進,以成熟的態度迎接資本、技術、管理等融合發展的新趨勢,有效推動社會生產力和國民財富的創造與積累,構成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和引領中國走向世界前列的關鍵招數。有學者指出:“在現代社會條件下,資本仍然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要動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公有資本,不僅可以釋放這種動力,而且能夠引導這種動力前進,激活‘資本的文明面’。資本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是辯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通過調整生產關系,引導資本的自然屬性,使資本作為生產要素,與土地、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相互促進,發揮資本增殖、財富生產的作用,進而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人的發展標準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堅守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準則,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是我們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勢體現在它“可以把全社會成員的核心價值行為引向一種有歷史進步意義的社會規范秩序中”,通過“對制度形成相關組織系統的象征符號與事權確認”促使“‘以人民為中心’的內涵得到有效內化”且“始終在執行力、貫徹力方面得到充分保障和顯現”。在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資本主義社會中以資本為尊的狀況得以徹底改變,資本的運行得以始終以人民為圓心,以社會利益和社會責任為限度,在和諧有序的空間中施展能力和發揮優勢。認識、利用和駕馭資本,應當將資本視為手段,而非目的。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前提下,應積極穩妥地推進有效的資本治理,高度重視引導資本規范健康發展,切實有效地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以助力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增強與改善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立足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交匯點,新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必須緊緊圍繞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歷史任務,展開對勞動與資本關系的重新審視和對“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方法和道路的探尋,在人與世界相互作用的“張力關系”中凝練解答時代之問的“中國智慧”,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想要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選擇”。新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要突破“資本原罪”的理論局限,在認識、利用和駕馭資本的過程中超越資本現代性,續寫人類文明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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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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