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例外論”再一次見于報端。數個月來,歐洲觀察家如果不援引這個詞,幾乎就不能書寫美國。在對全球聚合和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的不可抗拒的、國際性的擴散的討論過了十年之后,有關美國不可通約性的言論又流行起來。《經濟學人》以顯著的國家差異的圖表,率先開始了他們對“后9.11時代”美國的分析。歐洲的時事評論員與美國宗教狂熱的奇異性、美國公共話語在道德上的自以為義(self-righteousness)以及高深莫測的美國心智獨特性周旋著。國內這邊,有關強壯的、權力投射的美國愛國主義的修辭帶著一種不同的意味恰好回響在相似的主題中。美國的狂熱程度只有在與歐洲或者東亞國家的比較中才顯得不尋常,這似乎是無關緊要的;而在美洲之內,美國的狂熱幾乎是正常的。在必要關頭,對盟國和世界意見的輕蔑是所有政府的策略,這似乎不是多么重要的事。最后,盡管美國總統幾乎無法操著彌撒亞式語言表達威爾遜的世界責任,但美國在伊拉克崇高的道德使命最具說服力的發言人是非例外論的英國首相,這似乎也是不值一提的。
例外論主宰著新聞報道,因為它是一種簡單的、反思性的分析類型。例外論凸顯了強烈的時刻反差,并在這些反差背后編排出一系列支撐它們的證據,所有這些證據都一一對應地掛靠在意味深長的、經久不衰的歷史差異的解釋性車頭上。在這方面來說,例外論敘事實際上是各種聚合理論的一面精準的鏡子,將這些理論歷史的和當代的證據的分散貨箱集合起來,以產生反面的效果。但宏大的全球聚合理論—比如最近還很流行的福山在10多年前提出的預言:除了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民主向前展開的運動以外,歷史已經走到了終點—在過去十年間民族主義政治運動、種族間暴力和宗教戰爭的國際性高漲中已經土崩瓦解。在這些宏大理論漸漸褪色的同時,例外論的修辭學配方再次嶄露頭角。
然而,“例外論”的類別遠比它們第一次出現的時候更加充滿歧義。從概念上講,規則和例外的觀念充滿了困難,并交織著危險的后果。顯著的美國例外論歷史的主張在過去十年間遭遇了一連串新史學著作的正面挑戰。緊接著的是將這兩條通常不相干的探究線索聯結在一起的嘗試。例外論敘事在民族主義意識的產生中做出了什么樣的智識工作(無論它們是在哪里發生的)?就美國而言,例外論史學的經典前提遭到了年輕一代歷史學家多大程度的破壞?我們應該怎么理解從新一代史家中涌現出來的新的跨國美國歷史?對上述問題的追問將不會解決美國差異的問題,因為盡管披著修辭上的外觀,差異從來不真的成問題。更確切地說,如果我們足夠幸運,我們將在一個古老卻被重新強化的討論和一個再次復興的陳詞濫調的旋渦之中獲得某些更加堅實的思想牽動力。
最初,例外論敘事是國家自我意識的原動力。這些敘事協助構建了一個想象的國家:一個作為歷史整體被相信、被感知的“美國”。習慣上被稱為民族主義的建構過程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日常生活的有限的、地方的、情景化的認同是怎樣能夠被動員進一個單一的國家邊界意識中的—這一直是一個長期而激烈的論辯問題。在其影響深遠的《想象的共同體》(1983)一書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認為民族主義的起源有賴于印刷資本主義,它以跨空間事件的水平同時性意識取代了線性的、朝代式的時間。正是空間變成了想象的國家。對于其他學者來說,國家意識產生中的根本事件在于通過發明的傳統或者記憶的形成與消除,形成一個對想象的過去的建構。對于邁克爾·比利格(Michael Billig)(《平庸的民族主義》)來說,國家意識產生的關鍵在于他用修辭學的把戲所說的“指示語”(deixis),即一個口頭的“我們的創造,其假設因為淹沒進了日常生活話語的特定語法之中而更加強有力。在所有的這些進程中,民族的巨大多樣性在修辭上被合眾為一。繁多變成“我們”;歷史的宏大的、雜亂四散的喧嚷變成了對“我們的”經驗的記載。
但是很顯然,這個“我們”并非是國家塑造過程中的唯一產物。相同的行為產生出一個“我們”,也產生出一個“他們”。甚至開始思考國家“自身”時,幾乎需要在腦海中喚起它在其他某處的對立物。想象的“此處”需要一個想象的“別處”。聚焦認同于國家之上的工程中有著這樣一個諷刺之處:這一行為涉及將如此多的概念能量轉移到別處,轉移到一個想象的他者的世界。
但就這點而言,國家例外論的敘事憑借其對外部“他者”的強力濃縮脫穎而出。首先必須指出的是,例外論并沒有作為獨特性的同義詞而進入史學詞匯中。一個符合例外論的國家并不是簡單地不同于其他國家。例外是對規律的偏離。就像差異論一樣,例外論的主張依賴于一個想象的“別處”。然而,它們之所以如此強有力,是因為它們將世界廣袤的雜多塞入統攝母國之外的一切地方的普遍歷史趨勢之中。例外論將歷史普遍化,以至于符合例外論的國家的獨特性似乎在與世界趨勢的對抗之中凸顯出來。他們創造了一個“此處”和一個“別處”,從重要的意義上來說,歷史本身在這兩個地方以不同的動力運行著。
這是一種我們與美國相聯系的國家意識形式,并有其合理性;但是,例外論話語的出現比我們慣常設想的更加晚近。誠然,逃離平凡無奇的歷史這一預期在美國歷史上根深蒂固。新英格蘭曾是“山巔之城”(約翰·溫斯羅普著名的說法);這個國家將發起“時代的新秩序”(novus ordo seclorum)。然而,這些都是有條件的措辭,并非是必然的。讓美德被時間的、自滿的、財富的和腐敗的酸液侵蝕——像溫斯羅普和革命一代的領袖們都幾乎確信它終會如此,這些想要成為被揀選者的人的虛榮與炫耀將讓他們淪為世人的笑柄。這就留待19世紀經常上教堂去的美國人來想象更加大膽的東西,即美國天然的、不可改變的是被選之地,有著一份世界歷史性的圣約和使命,這使它與世界上別的地方區別開來。所有虔誠的人都會意識到,任何國家都注定遲早要覆滅。但當美國的宗教先知思索這一事件時,他們發現很難抗拒千禧年本身將最先在美國迸發的信念。被選中的國家和衰退的、罪惡的世界:例外論的張力靠宗教與民族主義兩股沖力的強力聯合供養著。
然而,相抵牾的張力也彌漫于19世紀的美國文化中。美國清教徒也許把他們自己當作被神揀選之人,但是他們從未想象他們自己完全脫離于其他地方的基督徒;也并未用一種全然民族主義的天命感來代替基督教宣稱的普遍天命。世紀之交,像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這樣的美國沙文主義者吹噓美國的昭昭天命是全世界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更大的歷史性使命的一個階段。在19世紀關于美國的歷史書寫中,國家的過往依照慣例滑入了更大的跨國模式中:作為基督教世界和文明之歷史的一個方面,或作為日耳曼“種族”演進歷程中的一個章節,或作為國家憑此興衰沉浮的美德與腐敗的普遍模式的一個階段。
總之,美國不僅僅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國家,而且也豁免于支配著其他所有國家的特定社會-歷史動力,這種觀點很早就被提出來了,卻很晚才開花結果。直到二戰之后,“例外論”這一術語才進入了美國歷史和社會分析的中心。它由精通馬克思主義,以至于能夠認真地將這一觀念當作歷史運動的普遍規則加以對待的學者們提出,他們經歷過歐洲跌入難以想象的政治暴力中的崩潰,禁不住被自己免于這種悲劇歷史而觸動。對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早期的這些學者來說,維爾納·桑巴特(Werner Sombart)關于為什么美國幾乎沒有社會主義的問題突然成了美國歷史分析的基本問題。這代學者在納粹和世界革命的陰影下進行寫作,他們鞏固了一種世界歷史的新解讀,在這種解讀之中,美國孑然孤立,意外地與歷史趨勢分離,成了高度階級分化、意識形態兩極化、革命動蕩不安的世界中的一個穩定共識的孤島(就像他們想象的那樣)。
就像更早的天命定數修辭,規律與例外的世俗版修辭帶有深邃的內在緊張。同樣一種特殊感,既能夠讓美國人覺得他們是世界歷史規律的一個例外,又能夠在轉瞬之間溜進一種他們是世界之典范的感覺中:其他國家應當羨慕的典范。美國歷史拒不服從支配著“其他地方”的規則;美國使歷史的普遍法則和理性具體化。兩種情緒都在公共話語中競爭著,能夠被不同的環境調動起來。
對于生活和工作在這些例外論假設中的我們而言,通常會認為它們是美國特有的,但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歷史的例外論模式是一種美國人與世界上許多其他民族都擁有的東西。并且事實上,在思考它們的多樣性時,我們或許能夠更深刻地理解對它們如何運作以及它們如何建構想象的國家。
例外論的各種歷史敘事以家族和群集的形式出現,它們彼此間有著重要的差別。其中一類群集由驕傲敘事構成,它贊美著國家對圍繞在它四周的普遍風險的規避。美國例外論故事就是這種模式的一種變體,且僅僅是它眾多變體中的一個。眾多英國新教徒講述的關于他們在17世紀被特別選中的國家的故事,就是一例。由平庸“文明”世界中的德國“文化”(kultur)捍衛者所講述的關于20世紀早期德國的故事也是如此。日本的很多關于日本歷史和價值觀念的故事也同樣屬于這種模式。它們中的每一個都設想了一個“此處”和一個次要的、高度普遍化的、明顯受到不同的歷史規則支配的“別處”。
這些例外論歷史敘事中的驕傲措辭也許相當不同。其中一些贊美連續性。根據這一標準,世界被想象為因變化所反復震顫著,然而符合例外論的國家卻成功地將新與舊編織成一張天衣無縫的網,使得自己能逃離被歷史地決定著的“別處”。這是日本例外論書寫中特別常見的主題,強調的是日本性格、文化和價值觀中的深層連續性。而在以色列建國的最初十幾年里,古代傳統和烏托邦式復興的訴求被擠壓在了一起,形成了一種同樣強大的混合物,就像他們今天在以色列右翼那里再次以不同的方式結合起來一樣。
相反,其他的例外論敘事贊美著新與舊之間的徹底決裂,就像支配性的美國例外論敘事如此生動地描繪的那樣。據說在這一脈絡中,美國移民潮從舊世界帶來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口,并且通過文化互化和同化的過程,使得他們成了“新人”。正如一代沉浸在弗雷德里克·杰克遜·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的觀點中的史家所認為的那樣,沿著邊疆,舊世界的風俗和社會制度重新開始。社會主義在美國的虛弱被看作是這種觀點的進一步證明:種姓與階級關系的老規則在美國已經宣布作廢。
另一種不同的例外論敘事群并不作為贊美的故事而發揮作用,而是作為遺憾的故事。在這種例外論中,例外國家之歷史的獨特性是它的重負,它未能把握住普遍的趨勢。這里人們討論的不是從普遍規律中解放出來,而是封鎖、歷史錯位、虧損和扭曲。德國特殊歷史道路(Sonderweg)的觀念便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據說在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早期世界上的其他地區,貴族階級讓位給新興的資產階級,然而在德國,資產階級革命失敗了;歷史的力量偏離了自由民主的目的地,災難性地轉向了納粹和國家暴力。在拉丁美洲,依附理論被運用于一種有著相似結構的觀點上,這種觀點將經濟欠發達解釋成“扭曲”投資和“不平衡”外銷生產的特別案例。此處亦然,常規的規律失效了;歷史進程的普遍動力被轉移到了旁邊的鐵軌上。
再來看第三個例子,英帝國的管理者們講述了一個類似的關于印度的故事。像德國道路的觀點一樣,這里“印度問題”被偽裝成一個缺失問題,即基本財產規則和權利的匱乏,就像英國管理者想象的那樣,而沒有這些規則和權利,古代印度傳說中的財富就不可能發展成現代形式。獨立后,當印度歷史學家開始書寫他們自己的歷史時,他們重新將經濟滯后的責任歸咎于帝國剝削,但同樣,對于他們來說,規范的發展路線依然在別處。1970年,當我的一位年輕的同事開始在印度學習歷史時,他的入門課程是都鐸-斯圖亞特時期的英國史。英國那邊規則發揮著效力;而與之相反,印度是滯后、匱乏、閉塞之地,簡言之,是例外之地。
貫穿于所有這些例外論敘述中的結構相似性是驚人的,這些相似之處并非是歷史的偶然。通過學者和官員的網絡,這些解讀歷史的方式,連同與之難解難分的、宏大的進化論和發展主義的歷史方案在全球傳播開來。納粹得勢的德國道路解釋恰好與美國例外論的故事同時產生,并且是出自同一批美國流亡社會科學家之手,得益于同一批概念資源。
正是對這種普遍假設的不斷改寫,一個接一個的國家被建構為對普遍規律的偏離,幫助解釋了為什么不同種類的例外論歷史敘事中,如此多的概念要素是一致的。搞清楚國家與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宏大敘事之間的關系是根本性的;出于與之相關的后果,搞懂國內經濟分配和社會分裂的問題同樣是至關重要的。這就是為什么階級概念在這么多的方案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即便是在美國,在這個聲稱已經超越了階級語言的國度,這種著作不再談論有關階級的問題也幾乎是不可能的——換言之,不堅持認為大量重壓于世界人民頭上的種姓職責和階級憤恨,只堅持說美國這個單一的例外。
但并非所有的例外論敘事都有賴于階級的動力。有一類敘事群的核心動力是種族。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巴西歷史學家經常以這類種族詞匯來挑選他們的歷史。在其他曾經大規模致力于非洲奴隸制的國家,種族沖突持續加劇(憑此他們首先想到的是美國模式),而巴西的歷史據說是一部種族蒸發的歷史,人種的產生部分地由于非裔巴西人對混血種族后代特別的漫不經心之感,這一過程“洗白”了它們,使其回到了它的葡萄牙源頭上。在20世紀初的墨西哥,一些民族主義作家開始用更為夸張的措辭預示他們歷史上旋渦般的民族混合體。這些作家認為,世界各民族在其他地方的相會并沒有產生在墨西哥產生的那種結果:一個全新的混血民族,一個新的“宇宙種族”,就像何塞·巴斯孔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1925年寫到的,這是一個“由所有民族的天賦和血脈組成的完整種族,因此,它也更有能力具備真正的手足之情和真實的普遍愿景”。
當然,這些都是夸大其詞。但是,治美國史的歷史學家不得不注意到,在構成美國例外論歷史的特征列表中,種族幾乎從不見蹤跡。美國民族也制造出一個巨大的混合種族群體以及充滿生機的黑-白混血與拉丁-印第安混血文化。和美洲其他地方一樣,他們在人種上給彼此做標記,跨越這些標記,并為維護種族權力和等級秩序而戰。但這種深刻的、構成性的種族經驗大多都在例外論版本的美國故事之外。只有通過這種非凡的、富有想象力的替代行為,美國歷史學家才有可能將美國的過去描述為獨一無二地擺脫了種姓與階級之緊張關系的歷史,這些緊張關系很快就能夠在近代早期英國的鄉村暴民中或者18世紀的巴黎街頭看到。
我想強調并概括這一點,當例外論敘述被認為是一個結構化的整體時,它是非常不同尋常的。所有例外論的歷史論述所做的部分工作是使一國歷史的一部分淹沒無聲并邊緣化。通過構成他們結構的特定方案,例外論的歷史論述將這段歷史的一部分裝卸到了海外:別處。就像大衛·布萊克本(David Blackbourn)和杰夫·埃利(Geoff Eley)幾年前在《德國歷史的獨特性》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在世紀之交的德國,資產階級遠比一個特別發育不良的中產階級發展理論所能夠容許的更強大,但在一個不民主的政體下,資產階級發現自己的許多利益得到了滿足。日本史上的不連續性比日本例外論的主流敘事所能容許的多得多。墨西哥和巴西的歷史上,種族不平等遠比逃避“別處”的種族動力的敘事所能容許的更加根深蒂固。美國歷史上存在著,并且繼續生成著不平等,這些不平等遠比美國歷史與本質的例外論解讀所能承認的多得多。
提出一個普遍規律,同時認定自己的國家不受這一規律約束,這必然會滑入一種漫畫式的、夸張性的修辭之中。這一行為制造出一個人為同質性的“我們”,通過想象的尖銳對比,使其與在世界遠方的一個普遍化了的“他們”劃界而分。但界限終歸并不真的牢靠。更確切地說,它特定的措辭削減了其自己的歷史向別處出口的那一部分。事實上,這可能是這些例外的虛構在智識上所做的最強有力的工作。
由于替代和責難在例外論框架中如此地居于核心地位,那么去挑戰這一術語所想象的國家,則往往直擊要害。當位于規律和例外之間的界限變更之時,某國之歷史被放逐的和出口的那部分將威脅著要回歸。使得當下時刻如此令人憂心的原因中很大一部分正在于此,使歷史學家對例外論敘事的爭議與當代政治生活中復蘇了的例外論種類之間的緊張關系如此尖銳的原因也很大一部分在于此。
例外論史學的替代版本是以認識到現實世界中“此處”范疇與“別處”范疇之間的巨大差異為開端的。它不僅僅需要拆解掉在別處的過于普遍化的和過于想象性的規律,也要意識到別處正在國內。這是后例外論史學和許諾與跨國史計劃之間的根本聯系,它現在正如此迅速地重構著美國的歷史研究。在主要的歷史學專業期刊上,在像托馬斯·本德(Thomas Bender)的《在全球時代重新思考美國歷史》這樣有影響力的文集中,在一批新的歷史學專著中,一種以國家為中心的美國史的各種類型都能夠找得到。
跨國史,即國家間的力量、人、貨物和觀念之躁動的、連續性的運動歷史,其當下的繁榮更多的是從經驗而非理論開始的。全球經濟強大的跨國力量和流動之下的生活經驗已經劇烈地改變了關于什么在國家故事之內、什么在國家故事之外的慣常說法。國家拓展了自身的邊界。它們有著遍布全球的存在、權力與脆弱性的孤島。出于同樣的緣故,當今世界以貿易、經濟投資、衛星通訊以及新全球城居民的方式出現在幾乎所有國家的邊界之內。“全球已經從空間上被混為一體了”,在1994年的《批評探究》上,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其論“后現代氛圍的論文中如此寫道,“第三世界出現在第一世界中,而第一世界則出現在第三世界中。新的大流散(diasporas)重新定位了那里的自我和這里的他者,因此,邊界和界限已經混亂了”。但就這一點而言,歷史學家開始意識到現在和過去本質上沒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在北美的情況中,當今全球化的特征早已成為其四個多世紀歷史的一部分了。
朝向新的、后例外論的美國史的第一股推動力來自于空間體驗上的戲劇性轉變。第二股推動力來自于時間意識上相應的戲劇性轉變,原因在于偉大的19世紀普遍歷史方案出人意外地失去了勢頭。蘇聯解體后,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為歷史提供目的論動力的能力衰竭了。但是,少了馬克思主義作為陪襯,由馬克思主義在戰后的自由主義替代方案構建起來的現代化理論的預測能力就看起來沒有那么具有說服力了。宏大敘事突然陷入了混亂。如果普遍的歷史規律不復存在,如果相繼的時間與發展的普遍方案不復存在,例外也將不復存在—再也沒有例外的國家,也沒有例外的歷史。
在另一種語境中,這些空間與時間的崩壞可能只產生了一種解釋性的混亂。事實上,跨國史著作的廣度和力度幾乎以難以置信的速度得到了增長。六年前,當我第一次考察這一領域時,殖民時期的美國史正在從根本上被大西洋世界研究的興起而重塑著。但是19世紀與20世紀的美國史書寫才剛剛開始擺脫人們熟悉的范疇。現在,跨國歷史研究混合了此處與別處間的舊有界限,實際上正在重塑著美國史的方方面面。
在以下三個領域中,原本為人熟知的分析界限和敘事的失穩尤其顯著:移民史、邊疆史和政治史。它們中的每一個都曾塑造出一種戰后例外論的史學,三者的假設互相關聯。移民的故事被書寫為從舊世界的桎梏中解脫出來的故事;邊疆的故事是文化復興的一條線索;而美國的政治故事是一則避開“階級”的故事。十年間,例外論史學的所有標志——不可通約性、豁免權、逃避和重生——都陷入了爭議之中。冷戰社會思想的尖銳分析性區分已經讓位給更能夠反映流動的、全球的、依情況而定的當下體驗的術語。移民史已受到了大流散研究之興起的沖擊;美國西部史正受到邊境史學(borderlands histories)的挑戰;由戰后例外論史學提出的問題——為什么社會主義只在美國政治中扮演著如此微不足道的角色——已經被在分析性強調上發生的從靜態的國家價值向依情況而定的國家結構和政治進程的轉折中改變了。
任何這些學術問題都不僅僅關乎學術。大熔爐、邊疆和美國人永恒的國家政治特性全都深嵌在國家自覺和國家神話之中。布什政府的象征性劇目充滿著它們的元素:美國作為唯一世界之磁的觀念;邊疆作為美國直率真理與英雄行為的獨特之地的形象;政治作為國家意志和不變的美國價值的直接表達的概念。它們滲透到了公共討論的各個角落,構成了流行的美國例外論的語言和意象。它們開辟了學校和州的教科書委員會中不斷上演的歷史“戰爭”的新戰場。國家特殊性主張的每一種方式都被學院派歷史學家搞得模糊不清了,隨著有關他們這種方式的新聞變得更加廣為人知,嚷嚷聲只會更大。在此之前,也許值得看看從這些已經開始構造一個全新的后例外論的美國史的主張和范疇中能夠學到什么。
本來,“大流散”是個非常古老的詞匯,直到十年前它都很少用于美國歷史中。無論美國人是誰,都想象不到“分散”(scat-tered)一詞適用于他們,就像它曾被用來形容四散于古地中海地區的希臘商人那樣。其他的民族或因驅逐、流放、政治失敗,或僅僅因為遷移本身而遠離故土。然而戰后歷史書寫的一條公理是,美國是每一個美國人的祖國,無論這個人從多遠的地方來,無論來路多么曲折。1970年代,“大流散”一詞開始出現在少量關于大西洋奴隸體系的著作的標題中。但是對于大部分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從事非裔美國人歷史研究的學者來說,壓倒一切的分析性議題在于構造一個真正的非-美社會和文化,即便是在19世紀奴隸制和20世紀種族暴力的悲慘境遇之下。對于大多數研究非裔美國人歷史的史家來說,關于一個真實的抑或想象的非洲的記憶似乎是偶然的和邊緣的,有幾分不切正題。
對于研究移民在美國的經歷的史家來說,大流散的概念根本就不能算他們工作詞匯中的一部分。在整個1980年代,移民研究的分析動力仍然被世紀之交的芝加哥社會學家們塑造著:適應、同化和互化。在這些研究中,移民本質上是前往美國的人。這一旅程充滿著經驗和意識上的焦慮。但無論如何,就像教科書標題展現的那樣,穿越國家邊界的那些人全都是“成型中的美國人”。并且,這不僅僅是一場空間上的運動,或是一次政治公民身份的轉變。而應該說,這更是一次深刻的身份重塑的過程,是對無拘無束的自我和文化的一次釋放,得以在新土地上自由發展。社會史家對移民在新世界建立的真正“共同體”的探尋加強并反映了這一核心假設。
在過去的十年里,所有這些都發生了變化。“大流散”如今是個時髦詞了。共同體已經從一個單一的位置上松動下來,并且流動起來。歷史認同已經斷裂了。這些轉變的一個強有力的標志是研究非裔美國人歷史的學者們對十七八世紀興趣的激增,彼時非洲人的認同、語言和記憶仍舊強烈存在著,并且非洲奴隸貿易以其伸向全球的觸手連接著四個大陸。大流散的研究項目現在是大學校園中的固定項目,它將美國、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區和歐洲帝國的學者們召集起來一同研究“黑色太平洋”的歷史與文化。然而,大流散剛剛進入非裔美國人研究項目的分析中心,就被一些人挪用為一個無所不包的、可以形容任何跨國運動的民族的術語。
這兩個動向的一個關鍵動力顯然是現代世界經濟體系的人口轉變。首先,是因為這些轉變使來自19世紀的非洲、亞洲和加勒比的舊帝國的全球人流涌向了他們在歐洲的宗主國,這一過程重塑了一個新的“黑色大西洋”的和大量新的亞洲和非洲的移民。其次,也因為這些轉變將各地的勞動市場改造為復雜的多國雇傭勞動體系,就像現在聯合了美國、墨西哥、加勒比國家、中美洲和太平洋的那些體系一樣。進入了這些在美國傳播的跨國勞動體系的人起初并不是奔著美國來的,盡管他們的工作可能在這里。不如說,他們是同時隸屬于不止一個國家和一種文化的工人,流動于信息、鄰里和家族的跨國網絡中。簡而言之,他們是分散的、離散的。
顯而易見,跨國勞動系統的過往與它的現在不盡相同。如今,自由與強制的條件不同于奴隸制和勞動契約的時代;和以前相比,通訊和運輸系統的工作速度要快得多,全球資本的行動主體更加有權勢,分布更廣;國家的邊境監管機構則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但是,現在與過去的跨國勞動系統的移民卻并非是完全不同的。移民史家如今在所謂的“回轉移民”(return migrants)上花費的功夫比以前更多。“回轉移民”指的是有著多個或者相繼的國家認同的、穿行過美國又重新退回去的人們,對于他們來說,文化互化模式從未占據過重要位置。太平洋勞工移民史的最新書寫將亞洲勞工的跨國循環流動放在故事的正中心,因為家庭將它們一部分的勞動資源派往加利福尼亞、夏威夷或者秘魯,將得到的收入吸納回來以維持地方的家庭經濟。在墨西哥、地中海地區和加勒比地區的情況中,短期逗留者和長期移民混居在貧民區和城市社區中,同一個人有時認同這一類身份,有時則認同另一類身份。當然,對于經歷過1924年到1965年40年高度移民限制的歐洲移民來說,芝加哥學派的模式仍舊有著強大的吸引力。然而對于美國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而言,跨國移民并不一定是國家化的(nationalizing)。抵達的或許是流放之地,或許是長期不確定之地,又或許是某處背井離鄉之地——它或者真實存在,或者純屬想象。
在這些對地點與身份之單一性的挑戰中,大流散的概念本身就是分裂的,不穩定的。離散體驗是漂泊無根的現代性的普遍狀態嗎?或者應該說,它僅僅屬于像非裔美國人、猶太人或者亞美尼亞人這樣的某一些人,這些人的身份認同基于他們被驅逐和流放的異常殘酷性?通過將它的民族認定為獨一無二的離散者和無家可歸者,特殊離散意識的興起恰好變成了對單一且真實的認同要求的重申,這種認同正是無家可歸的普遍概念所消解的。它使身份認同的流動在全球性的今天穩定下來,或者試圖這么做。大流散的例外論含義與普遍含義之間的張力迅速轉變為誰有權利使用這個詞來描述他們的歷史這個問題,這種轉變最終可能會削弱這個詞的分析能力,使其僅僅淪為人種-種族真實性的對抗性斗爭中的一個標記。
但是無論如何,這個詞的作用是暫時地將美國(所有它被想象的吸引力)移出意識的中心。在這一從文化互化到大流散模式的轉變中,軸心從時間轉移到空間。不同于總是處于生成過程中的民族,大流散的民族在某些根本標準上是流離失所的、分裂的,同時在“這里”也在“別處”。他們根本沒有在美國獲得重生,也不是國家非凡的救贖能力和可能性的證明。僑居者(immigrants)(無論是被奴役的還是自由的)成了具有復雜而多重目的地的和復雜而多重身份的移民(migrants)。甚至長期居住的居民都可能重新發現他們自己是有著不止一個效忠對象的人。過去和現在一樣,我們能夠看到國家與地區之間屬于經驗和想象的領地,1999年大衛·古鐵雷斯(David Gutierrez)在《美國史期刊》關于美國和墨西哥的專刊上稱之為“第三空間”,那里居住著自覺地生活在不止一個國家歷史和身份之中的人。這不是一種反常現象。我們沒有忽視文化互化和文化改造的力量,不過與此同時,我們開始承認這種同時發生的國家意識的重疊也是美國歷史基本經歷中的一種。
例外論美國史舊范疇的模糊化的第二個格外顯著的標志是對邊境(borderlands)概念的興趣迅速升溫。“邊境”一詞有著甚至比“大流散”一詞還要豐富的并且相抵牾的用法,其中有些用法拓展得遠超于該詞核心的、地理學意義上的含義,延伸進了一般的文化隱喻之中。對于許多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來說,美國邊境指的是墨西哥和美國現在交匯和重疊的文化區域,這與很久以前赫伯特·博爾頓(Herbert Bolton)用來為一種不那么狹隘的民族主義的美洲史辯護時使用的詞匯相呼應。一部分人用“邊境”一詞描述所有生活在一個更加強大國家周圍的人的地區體驗,這些人深陷在這個國家的經濟和文化的陰影中,但卻在法律上不屬于它—這是許多加拿大學者在描述現代加拿大是一個典型的邊境國家時所使用的術語。對另一部分人來說,“邊境”指尚未牢固地并入國家和帝國的邊界的地區——那些法律和公民身份仍舊模糊不清的地方。無論被用來描述什么,這個詞都迅速超越了“邊疆”(frontier)這個曾位居美國研究中心地位的更老的詞,并且有充分的理由預示著“邊疆”一詞很快就會被“邊境”一詞替代。
在最近的美國歷史書寫中,邊疆是例外論世界的邊界。那里是美利堅民族特殊性格被創造且不斷翻新的地方。隨著定居線向西移動,居住空間遭遇無人空間,就好像國家自身邁著大步穿越了仍舊支配著所有美國學齡兒童國家地理意識的地圖。邊疆是個體巍然屹立的地方,是混沌構成秩序的地方。它標志著老歐洲人的習慣和風俗侵擾著純粹自然的那條邊界線,對于特納以及受到“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意義”一文所迷惑的人來說,這條邊界線是使它成為如此有力的個人和文化重生之隱喻的那個東西。
相比之下,邊境是人與空間相遇的地方,他們的影響在彼此之間相互滲透。在分析上,現在史家中最負盛名的邊境是理查德·懷特(Richard White)在《中間地帶》中予以關注的北美五大湖地區。17世紀晚期和18世紀早期,美洲原住民和英法侵入者在那個地方相遇,懷特堅持認為,這種相遇即便不是雙方條件平等的,也是在互惠和文化交流的要素下進行的。歷史學家開始強調,文化接觸的地帶不僅是暴力與征服的地區,也是談判、結盟、和解的地區。簡而言之,它們是中間地帶—同時屬于多種的民族和多重的歷史。
在被懷特和其他人所打破的社會歷史范疇中,后現代文化研究的詞匯一擁而入—將原來的范疇拓寬、理論化并擴展到人文學科的更大知識轉向中。曾經強調忍耐、野性和英雄主義的邊疆史家開始講起了全球世界主義的語言:互相滲透和融合的文化生產地帶、不確定的臨界空間、流動的自我以及雜交的文化。神話般的西部,那個美國性格塑造成型的地方,如今在一些敘述中被出人意料地解讀為一座現代的、全球性的城市:一個社會認同特別模糊的、可商榷的變形(shape-shifting)區域。整個世界的勢力于此縱橫交錯,西部的美國性如今已是它最不確定之物了。
并非所有的歷史學家都被邊境不確定性的新詞匯完全說服。在一篇1999年發表在《美國歷史評論》的杰出文章中,杰米爾·阿德爾曼(Jeremy Adelman)和史蒂芬·阿隆(Stephen Aron)認為,除非有足夠的大國競爭來與對歐美權力掮客有利的原住民結成聯盟,否則流動的邊疆地區很快就被歐美入侵者吞食了。兩位學者認為,毫不含糊的國家權威很快就帶來了同質權力的全部力量,在暫時充滿爭議,模糊不清的領土上鐫刻下財產權和公民身份的新規則。偶然的“流動性”很快就讓位給了民族國家的支配力與“穩定性”。
阿德爾曼和阿隆對國家強制力的再強調是對后現代邊境觀念中不確定性的自由游戲的一次不可或缺的矯正。然而,在北美的歐洲競爭對手定居很久之后,邊界區域仍舊是充滿競爭和不確定性的地方。將我們的注意力放在那些沖突的區域上,美國歷史就變得看上去不同以往。這個北美大陸上強大的內部帝國,其中間地帶如今以軍事前哨站和土著居民“預留地”為標志,有著它們復雜的合作關系與強制關系,變得看上去非常像南非或者南亞的其他帝國。正如研究歐洲、非洲和亞洲的“邊境”區域的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現在強調的那樣,即便是更加牢固維持著的20世紀民族國家邊界也沒有消除邊緣處相遇的民族與社會關系的模糊性。墨美邊境盡管有圍墻與邊界和運輸安全部(Border and Transportation Security)的巡邏隊,但它仍舊是深度互相滲透的區域:經濟、文化、社會和人口。城市史家開始把城市描寫成復合的邊陲地形—它們的唐人街、日本街、小非洲、小波蘭以及愛爾蘭區全都是彼此碰撞著的、互通貿易的、互相激怒的、破壞著對方穩定性的以及互相重構的。在一些民族研究學者中,“邊境”已經變成美國研究的核心術語,關涉著所有深刻運行在美國歷史上的差異關系。這些學者認為,就其核心而言,美國是一個分裂的、不斷變化的邊境。
此處,就像在大流散研究中一樣,概念上的過度延伸是有威脅的。閱讀過往,以反思當代世界主義智識生活的幻象,這樣的誘惑并不總是能夠拒絕的。邊境的文化商人和政治掮客曾經被侮辱為背信棄義的“小雜種”,現在則作為跨文化的藝術家而現身,有著任意轉換表演身份的能力。在催生一種融合美國的軟性多元文化主義觀念的誘惑中,文化經紀業的痛楚能夠被輕而易舉地抹去,從而使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2〕迪士尼化。規則與角色的流動性以及爆發性的暴力,都是邊境的地方病,并且親密地、難解難分地關聯著。
〔2〕電影《風中奇緣》的女主角,一位印第安公主。—譯者注
然而,這種分析上的轉變卻是驚人的。將美國構想為一個不斷移動的邊界區域混合物,而非一個擴展著的同質空間,目光轉向了民族相遇之地調和與妥協、暴力與占用以及文化雜交與交流的螺旋進程中。在邊境,“此處”也同時不可避免的是“別處”。
對于那些仍舊對美國例外論敘事最感興趣的人來說,我上文描述的轉變可能離題太遠。對于發明了現代例外論范式的那一代人來說,將規律與例外區分開來的根本議題并非是邊境或者跨國移民的問題,而是冷戰的問題:為什么相較于其他發達的工業國,馬克思主義在美國政治中僅發揮著微不足道的作用?社會學家西摩·馬丁·李普斯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就是那代學者中碩果僅存的一員,并且是最高產的和最有影響的那位。這是一個遠遠超過政治本身的政治問題。二十年前對此問題的大部分答案中,社會主義政黨未能在美國建立起持續的制度根基乃是長期社會特征和國民價值結構的標志物。這一點對于比較階級和意識形態關系中非常棘手的課題來說,是一條有力的捷徑。據稱,社會主義在美國的失敗乃是因為不同于在其他地方,它與美國這個例外論國家的社會和意識形態特征相抵牾。社會主義的虛弱認可了美國歷史的例外論基礎;這種虛弱成了李普塞特那一代的“只在美國論”(only in America)的證據,而這種證據總是比論題本身要大得多。
應該說,這種方案的“只在美國”部分從來沒有看上去那么堅實。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政治重組使得社會主義和工黨在整個歐洲掌權或者接近掌權,仍在美國之外存在著一些社會主義政黨明顯虛弱的國家:尤其是近在手邊,卻又不知為何總也想不起來的加拿大和墨西哥。隨著工業國有化的觀念在1980年代的法國咽下最后一口氣,如今甚至從歐洲社會主義者的記憶中漸漸淡去,隨著所有的政黨都向國家管控型資本主義的不同方案靠攏,現在更加難以把社會民主黨的存在當成是冷戰時期那看上去清晰而永恒的標志物了。現在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清楚,階級結構在政治上以多種多樣的方式表明自身:在左派那邊,或以四分五裂的、互相矛盾的激進政黨的形式(就像在法蘭西第三共和國那樣),或以在制度上與集權化的勞工運動緊密相連的形式(正如今天的德國),或者以基礎廣泛的工農聯盟的形式(就像在1930年代到1960年代的美國那樣);在右派那邊,或以威權統治的政體形式(正如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國家),或以高級資本主義與流行的文化保守主義的便利聯盟的形式(正如今天的英國和美國)。甚至社會主義政黨也已經沿著不同的制度軸心發展,并且取得了截然不同的結果。這些難道都不意味著美國政治和其他國家沒什么兩樣嗎?然而,有關社會主義在美國缺席的爭論并未涉及差異,而是有關于例外。它剛剛開始升溫,普遍規律就開始瓦解了。
然而,這里更深層的現象可能更加重要。這指的是對前一代政治學家論點的削弱,即人們在分析上能夠從政黨組織的主張轉移到潛在國家價值的主張。在對1945年后大量涌現的例外論政治讀物中,人們可以談論美國政治特征的表現,而幾乎不對歷史偶然性的力量或政治制度和國家能力的結構性影響表示肯定。這里同樣,冷戰的語境被深深地鐫刻在這些假設上。在地緣政治學對峙的雙方那里,意識、社會結構和政治經常被看成是鐵板一塊:“他們的”國民性和“我們的”國民性。隨著蘇聯體制的崩潰,美國政治意外地也開始變得更具偶然性、更不協調以及更難以預測。
如果說這些反例外論項目有著一個核心的口號,那么它應該是由具有歷史視野的那代政治學家提出的“找回國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的號召。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這句名言的意思是強調行政體制、官僚職能和政黨系統對于政治產出的強大干預作用,而后者過去被太過輕率地歸給了深層的思想結構和社會組織。她的工作和她的學生們就重寫美國社會福利政策史所做出的工作—將社會福利政策史并非當作抵制社會支出的靜態歷史,而是作為一系列開端與節點、格外慷慨的花銷(對于教育、退伍老兵的津貼和最開始的需要贍養的母親)以及路線上的急促轉變,其混亂的動態特征遠不能用國家共識予以解釋,而是要靠美國公共機構的職能加以理解——已經改變了政策史領域。隨著新型國家體制和準國家組織涌現出來并管理著全球經濟,隨著國家政策構成的規則與邊界移出了它們習慣的舒適區,隨著全球各地的政黨結構因此都被打亂,在斯考切波的口號提出近20年后,其對美國政治的后例外論觀念的意義更加清晰了。
從“國家價值”轉入國家和政黨組織問題的后果之一是,揭示出國家在美國的每一個關頭都深深地參與了階級關系和勞工政治的形成。1894普爾曼大罷工(Pullman strike)到1930年代中期這段美國工會的形成時期就體現了國家的這種干預。當時聯邦法官肆意頒布了反罷工的禁令,這樣做的同時,使得美國勞工運動的奠基領袖們對后來被稱為勞資關系中的“美國方式”的國家行為產生了強烈的不信任感。國家的參與在今天仍舊存在著,借由國家勞動關系委員會演變而來的法律規則構成了工會力量和會員資格的強有力決定因素。桑福德·雅各比(Sanford Jacoby)認為,20世紀早期美國階級關系的真正獨特之處并非是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而是雇主對工人集體組織堅決而成功的抵制,這使得人們能夠依靠另一條路線快速地找回國家—因為首要的是,正是通過他們進入了立法和司法機構中,美國雇主才能夠將反工會做法堅持到底。當然,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任何地方,工人都是國家規訓權力的接受者。問題在于,比較的基礎已經變得更加具體和切實,其根源不在于對工人意識的全面概括,而在于國家和法律權力的組織和表達的精確問題。
“找回國家”也帶回來了偶然性和時間性的問題。歷史學家更多地關注轉變中的歷史性時刻和機遇,而不是將政治黨派組織的問題歸因于社會與思想的永恒(與例外)特征。一些史家將第一次世界大戰特別指定為一個偶然性的時刻,在此時刻,美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團結性在反對美國參戰中付出了在政治機遇、合法性和資源上的沉重代價。另一些學者則指出了羅斯福新政聯盟(New Deal coalition)的偶然性,該聯盟不協調地將政治勞工主義嫁接在白人至上黨派和南方農場利益集團的主干之上,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還有一些人指出1960年代“偉大社會”聯盟(Great Society)—除了名字,所有方面都是一場民主運動—在戰爭和種族沖突的特殊張力下解體的方式。
當然,基于永恒的、整體的、同質結構的國家價值假設的論點仍然存在。但可以肯定地說,贊同這種觀點的史家越來越少了。“誰的想法和價值?更準確地來說,關于什么的想法和價值?”1992年,斯考切波本人在《保護大兵和母親:美國社會政策的政治起源》中提出了這一關鍵問題。將多樣性、偶然性和政治性重新納入政黨組織的研究中,使得美國歷史學家與其他現代國家的歷史學家保持步調一致,在這些國家中,戰后曾喧囂一時的國家價值類型學也同樣地失去了影響力。隨著民族國家行為自主性的減弱,隨著跨國政策體制——“新自由主義”就是流行的一種——席卷一度極富特色的舊邊界,國家的政治特征似乎不再那么牢固。在這些新的勢力領域,“此處”和“別處”的政治相遇并且互相交織著。
這些歷史編纂學的事件—例外論政治、例外論大熔爐、例外論邊疆這些觀念的消逝—都不應該被看成是對美國特殊性或者美國史特殊性的消解。所有的國家都極富差異性。他們的變化都格外復雜和廣泛。但是,差異乃是自明治理;就其本身來說,它從不是問題所在。
而應該說,爭論的關鍵在于孑然一身對抗整個世界的觀念,它不受到世界大勢的束縛,是歷史本身的規律與必然性的例外。雖然這是許多國家民族主義修辭中的陳詞老調,但卻是一種充滿著危險結果的自負。國族想象建構的例外論方式激進地簡化了外部世界。這種方式沒有僅僅把外部世界漫畫化,并認定為均質的;比這更危險的是,它給外部世界打上了想象的國族自身的反向投射。因為外面的世界從來不是這樣的,而是遠比這復雜而且難以預料的東西,所以,例外論對世界的理解在國際領域內形成了一個靠不住的路線圖;按照這張圖,高速公路永遠也到達不了預想的終點。例外論對世界的理解削弱了國際爭辯和妥協的合法性:因為對于例外的國家來說,太容易接受被指責、誤解和孤立的命運了,因為它們把這些視為對其特殊的歷史命運和必然性所做的回應。這些模式中,僅僅在一個無限差異的世界中與眾不同是不夠的,甚至與其他國家競爭以成為最好的也是不夠的。例外論的國家基于它與其他國家的不可通約性來理解自身。
在這種國家內部,例外論的歪曲也同樣強大。例外論模式建構的“我們”創造了一個有關過去與現在的不真實的整體形象。它不能理解國家事實上有多么開放,跨越邊界的程度有多么深,以及國家所包含的一系列社會空間有多么復雜。例外論方案掩飾了即便是最強大的國家也不能夠在跨國進程中獨善其身的事實——并非所有它們的東西都是它們自己造的。例外論方案凍結了時間,圈出了空間。它掩蓋了國家在歷史上的偶然特征。它將自身經歷中受譴責的部分拋到了別處。
話說回來,這些例外論模式的文化力量和修辭力量還是顯而易見的。在經歷過冷戰結束的低潮后,例外論修辭已經在“反恐戰爭”的激烈爭吵中卷土重來,回到了美國政治中。從白宮到電話訪談節目,最杰出的聲音再一次在公共生活中唱起了純粹簡單的例外論調子。美國之于其他所有國家的特殊使命再次被公開聲明。新的“昭昭天命”業已宣告,被一些人披上了宗教的外衣,被另一些人認為是一種獨一無二的超級霸權的責任(需要認真對待其帝國職責)。在競選過程中,對所有嚴肅的候選人來說,尊重美國的例外論歷史特許仍舊是強制性的。從表面上來看,大學里的思想潮流和政治修辭之間的差距從未如此之大。
在中小學這些產生國家意識的關鍵機構,例外論模式依然發揮著效力。世界史與美國史課程之間的明線依然牢固地刻在學校(和高校)的課程安排中,這兩門課教科書的出版方抵制著任何合并的可能。學校中分配給世界史教學的依然是新的、缺乏經驗的師資份額;更多有資歷的老師去教美國史。大學里的歷史系中,十年前那種對跨國史轉向的普遍懷疑反應大部分已經消散,而在中小學校中,“歷史學戰爭”的新時期才剛剛開啟。
然而,逆流同樣洶涌,它反映了當下的時刻是多么的不安。新的全球經濟體系——其思想影響給所有的后例外論美國史項目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跡——現已切入了所有美國人的生活。它體現在他們的購物籃、職業選擇和裁員單上。“別處”從未如此接近,利用任何單一國家的經濟管理者能夠利用的工具維持經濟繁榮的事業也比以往更加令人氣餒。在學校里,新的移民人口渴望著以一種混淆世界與國家間的舊邊界的方式講述的、更大范圍的歷史敘述。
在公共生活中,例外論的張力也與其他東西糾纏在一起,它們的確定性取決于更深層次的懷疑。對于大部分伊拉克戰爭的支持者來說,這場沖突是為了對抗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這已成為布什政府公開的象征性語言,通過他的“農場總統”(president-as-ranch)之手予以表現:頑固的、狹隘的、道德上不復雜的“美國人”。另外,對于大部分反恐戰爭的核心設計師來說,“此處”和“別處”更加不可避免地混雜在一起。對于國防部最杰出的平民知識分子來說,中東被想象得和俄亥俄州或得克薩斯州一樣熟悉。他們認為,擺脫了獨裁政權和失敗的國家結構的不利影響后,該地區將隨著開放市場、友好政府之弧以及非常接近于美國式民主的東西而變得繁榮。這種對世界地緣政治意義上的大規模可塑性的感覺與總統的美國第一直覺相抵牾,同時也與政府軍人轉變為首席外交官的國際主義謹慎相抵牾。其結果并非是例外論信心的簡單復興,而是嘈雜聲、混亂和(表面之下的)深深焦慮。因為如果當前例外論修辭的政治復興有著某種單一的基礎,那便是美國人新的、史無前例的脆弱感:意識到國家的邊界最終是不可密封的,意識到大洋不再確保他們的安全,而它僅僅是一個處于危險世界中的國家,就像其他所有國家一樣。
國家意識不一定要建立在例外論敘事在“我們”與“他者”之間劃下的卡通式界線上。伴隨著一種會不斷延伸到接近現實的地圖上的差異和相關之感,民族感與對世界錯綜復雜的認識將并不相矛盾。對地方與國家的愛能夠從親戚和鄰里的關系網、對城市和景觀的喜愛、對公民和公共生活的參與、對共同理想和諾言的同舟共濟上發展起來。例外論敘事改變了這些能量的方向,將想象力向外轉移到了“他者”的世界。它們塑造了一種將視線從自己的對象上移開的國家意識。怪不得美國就像其他地方一樣,那里的例外論敘事會在艱苦焦慮的時候散布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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