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3月9日，美國硅谷銀行突然倒閉，引發全球市場震蕩，激起潛在系統性災難的憂慮。種種山雨欲來，15年前雷曼兄弟暴雷造成的恐懼一朝重現。

　　盡管專家說這種擔心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但不得不說，這種銀行崩盤所造成的危機恐慌，本身就是美國金融業糟糕狀況的一種體現……

　　1

　　硅谷銀行成立于1983年。上世紀90年代初，美國加州硅谷高科技產業興起，出現了一大批急需發展資金的初創公司。

　　于是，硅谷銀行（SVB）的經營策略便是服務于初創企業，或者說從那些獲得風險投資基金投資的企業吸收存款，后期業務范圍擴大至風險投資基金的銀行融資服務。

　　俗話說得好，想發財的人未必能發財，但那些給想發財的人提供服務的人，多半都能發財。

　　即使企業已經度過了創業階段，硅谷銀行仍然能提供這些企業需要的各類服務，例如商業銀行服務、私人銀行服務、投資銀行服務和風險/信用投資。

　　換句話說，硅谷銀行不是服務于普通的個人或者企業的銀行，而是服務于高科技初創企業及其背后的風險資本的銀行。

　　在這樣的背景下，硅谷銀行業務遍布北美、亞洲和歐洲，FACEBOOK、Twitter、思科（Cisco）、Ring、Beyond Meat和Shopify等公司都曾是其客戶。

　　在美國，約50%獲得VC投資的科技型公司與硅谷銀行有合作。該行是美國第16大銀行，總資產價值約2120億美元。

　　幾年前，疫情的到來甚至還為硅谷銀行帶來了一波強大的流動性。

　　疫情前兩年，硅谷銀行的資產擴張顯著快于同行，盈利能力強，成長性好。原因是美聯儲釋放大量流動性，美科技股股價暴增，在2021年科技投資的熱潮中，硅谷銀行的客戶存款從1020億美元激增至1890億美元，但是貸款業務跟不上存款的步伐。

　　于是，硅谷銀行就在低利率期間拿著客戶存款購買了大量美債和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

　　但正是這些投資，讓硅谷銀行繃不住了。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該行的總資產為2120億美元，其中7%為現金，35%為凈貸款、55%為固定收益證券。

　　可供出售證券的規模為261億美元，其中161億美元為美國國債，66億美元為住房抵押貸款證券（MBS），14億美元為商業抵押貸款證券（CMBS）以及11億美元的外國國債。持有到期證券的規模為913億美元，也都有美國政府的擔保。

　　可以說，這些投資倒都是中規中矩，幾乎都沒有違約的風險。但是問題就出在了“中規中矩”上面。

　　相比于同行的操作，這些證券產生的收益太低了。美國國債的加權收益率僅為1.5%，機構擔保債券加權收益率為4.2%，外國國債加權收益率為2.1%，居民住宅抵押貸款證券加權收益率位于1.3%-1.9%之間。MBS和CMBS的加權收益率均為1.6%，CMO的加權收益率低于1.5%。

　　再加上美聯儲在過去一年時間里大幅加息，硅谷銀行持有的各類證券的加權收益率均低于這些證券近期的利率。

　　說句白話就是，當一個證券近期的收益高漲，你手里的低收益率版本可就賣不出去了，畢竟人家要買肯定買看漲的，不會買收益率低的。

　　硅谷銀行瞬間彈了弦子。數據顯示，截止2022年四季度，硅谷銀行（SVB）未確認損失總計150億美元。

　　屋漏偏逢連夜雨，硅谷銀行的主要客戶加密貨幣交易所FTX去年倒閉，而監管當局對FTX的調查逐步引起硅谷銀行客戶的不安，引發了擠兌潮。

　　一方面為了挽回長期債券的損失，另一方面為了應對擠兌潮，硅谷銀行出售了210億美元的長期債券。但這樣一來，原本不會計入虧損的部分隨著出售完成計入了虧損，對硅谷銀行堪稱百上加斤。

　　就這樣，這家美國第16大的銀行轟然倒塌。

　　回看硅谷銀行倒下的過程，似乎有點“冤枉”。畢竟看看他們的資產組合，風格十分保守，很大一部分是低風險債券，一點兒也沒有美國投資銀行家拿著別人錢瘋狂造作的風格。

　　數據也支持這個觀點，截止2022年12月31日，硅谷銀行一級資本充足率為13.9%，比最低監管要求高出5.4%，總資本充足率為14.7%，比最低監管要求高出4.2%。

　　要知道，當年雷曼兄弟完蛋的時候，其杠桿率高達30多倍，債務規模超過6000億美元，這種不負責任的胡作非為令人咋舌。相比之下，如今的硅谷銀行在美國業界甚至可以說是良心代表。

　　胡作非為的撈得盆滿缽滿，暴雷之后也沒承擔什么責任，相對負責的竟然憋屈到賣身還錢還不能自救，這美國的金融業還能有好嗎？

　　為什么美國金融業這么混賬？這就要談到一樁90年前的法律，以及它在美國歷史中的發展了。

　　2

　　1929年，美國爆發經濟危機，惡果延宕全球。此后，稍有頭腦的人都知道，必須限制金融資本的胡作非為，不能讓整個世界被他們綁架。

　　美國民主黨參議員卡特·格拉斯與眾議員亨利·B·斯蒂格爾聯手提出一項法案，將投資銀行業務和商業銀行業務嚴格地劃分開，禁止商業銀行為客戶交易非政府證券，或者自己投資非投資級證券，也不許它們承銷或分銷非政府證券，或與投資銀行建立任何聯系。同時，證券公司和投資銀行也不許吸納存款，保證商業銀行避免證券業的風險。

　　這項法案被稱為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也被叫作堤壩法案，在這個法案的限制下，與普通人息息相關的商業銀行，不能與高風險的投資銀行進行混業經營。這樣的話，哪怕投資銀行暴雷，由于“堤壩”的存在，相關風險也不容易蔓延到老百姓身上。

　　政治上雄心勃勃的前檢察官費迪南德·佩科拉負責調查，他將銀行老板拖到參議院銀行和貨幣委員會面前，解釋他們在股市崩盤中的責任。這些人在國會支支吾吾地變相認罪，讓美國民心趨向加強監管，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最終獲得通過。

　　正是這項法案給了普通人較為安全的半個世紀，在1933年之后，無論投資客們如何整活兒，都不會太大殃及普通人的生活，不夸張地說，那幾十年沒有發生過一次重大的金融危機。

　　然而，就在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通過的當時，小J·P·摩根便恨恨地說：“如果我們被剝奪了接收存款的權利，將來應該不太能夠為國家發展提供資本供應的服務了，美國如何加強經濟競爭力呢？”

　　當然，在那個剛剛經歷過大危機的年代，這種話只被看作金融資本家的無能狂怒，但是，這種對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痛恨，作為伏筆埋了下來。

　　1960年代，不能用普通人的存款池作為自己造作的水源，投機客們越來越難以忍受這種狀況。畢竟，沒有商業銀行的大筆存款，投資銀行所做的只能是小打小鬧。雖然這對于大部分人來說是個好事兒，但對于貪婪到骨子里的投資銀行家們，這簡直是要他們的命。

　　投資銀行家們開始游說國會允許他們進入市政債券市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周圍出現了一種游說亞文化。

　　當時整個世界處于冷戰和階級斗爭的熱浪之中，這種竭澤而漁、殺雞取卵，且只會便宜投資銀行家的行為，甚至在統治階級內部都無法贏得共識，所以這些游說都沒有成功。

　　正如烏鴉開篇所說，想要發財的人不一定能發財，但那些為想發財的人提供服務的人往往都發財了。為投資銀行家服務的游說公司賺了個盆滿缽滿，一些游說者甚至吹噓該法案如何保障他們的孩子讀完大學。

　　但投資銀行家畢竟擁有海量的游說資金，只要他們堅持，美國這套體制對他們來說十分容易通關。

　　投資銀行家針對國會、法官、政客鍥而不舍地游說，終于在1980年代開始兌現成果。所謂“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混業經營能夠提高美國經濟競爭力”這種鬼話，讓不少人拿了好處之后可以堂而皇之地給投資銀行大開綠燈。

　　1986年12月，對銀行業具有監管管轄權的美聯儲重新解釋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決定商業銀行最多可擁有5%的證券業務。

　　這個口子一旦開了條縫，后面只會不斷擴大。

　　1987年春天，在聽取了花旗集團、摩根大通的建議后，美聯儲決定放寬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限制，允許銀行處理多項承銷業務，包括商業票據、市政收入債券和抵押貸款支持證券。

　　時任花旗集團副董事長的托馬斯·西奧博爾德表示，一個非常有效的證券交易委員會，一群知識淵博的投資者和一個非常老練的評級機構，便可以杜絕投資銀行的不當行為，根本不需要礙手礙腳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

　　這鬼話氣得時任美聯儲主席沃爾克怒不可遏，但在美聯儲高層，沃爾克已經屬于少數。最后，美聯儲以3票對2票贊成對混業經營放寬監管。

　　1987年3月，美聯儲批準了大通曼哈頓銀行承銷商業票據的申請，還透露將在未來某個時候將商業銀行最多可擁有的證券業務上限從5%提高到10%。

　　當年8月，投資銀行家們最大的勝利到來，他們游說時任總統里根任命前摩根大通董事和放松銀行業管制的支持者艾倫·格林斯潘為美聯儲主席，打開了魔鬼的大門。

　　1989年1月，美聯儲董事會批準了JP Morgan、Chase Manhattan、Bankers Trust和Citicorp提出的申請，除了市政證券和商業票據之外，他們還可以參與包括債務和股權證券的交易。

　　1996年12月，在主席格林斯潘的支持下，美聯儲發布了一項打破先例的決定，允許銀行控股公司擁有投資銀行附屬公司。

　　至此，對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徹底侵蝕，只差臨門一腳了。

　　畢竟，那個年代冷戰已經結束，階級斗爭的氛圍早已消退，新自由主義伴著美國的勝利傲視天下，監管這兩個字似乎就成了錯誤的代名詞。在投資銀行家無止境地游說下，放松對投資銀行業的監管，讓投資銀行家也充分享受繁榮的果實，成為了美國統治階級的共識。

　　畢竟，這錢大家可以一起掙，還不用擔心窮人起來造反，多么美好啊。

　　3

　　這臨門一腳，是一個叫桑迪·威爾的人踢出的。

　　桑迪·威爾組建了一個名為旅行者集團的大型金融集團，由當時一些領先的保險和投資公司組成，并著眼于收購一家大型商業銀行，將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徹底擺在明面上，再由國會出面廢除它。

　　威爾背后的鼓勵者，正是格林斯潘。威爾在1998年定下了一樁700億美元的并購談判，將投資銀行旅行者集團與美國最大的商業銀行花旗銀行合并。這是公然違反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

　　威爾迅速開始加碼游說，有人開玩笑說，提出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標志著新一輪政治籌款活動的開始。

　　1998年5月，眾議院以214票對213票通過立法，允許將銀行、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合并為大型金融集團。9月，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以16票對2票通過了一項妥協的銀行改革法案。

　　但事情在1999年10月21日再次陷入僵局，眾議院和參議院會議委員會的馬拉松式談判破裂，眼見法案就要胎死腹中。

　　銀行委員會主席參議員菲爾·格拉姆警告花旗集團游說者羅杰·利維，威爾必須讓白宮就該法案采取行動。

　　桑迪·威爾果決地行動，他通過時任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的關系，得以在當天晚上成功致電克林頓總統試圖打破僵局。

　　起初，克林頓因為擔心秋季的中期選舉，對于此事尚有疑慮。但桑迪·威爾的懇切言辭與慷慨獻金，讓克林頓表態支持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

　　眾議院和參議院于11月4日批準了該法案的最終版本，克林頓于當月晚些時候簽署《金融現代化法案》，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

　　投資銀行家們20多年來價值3億美元的游說，最終成功了。

　　詭異的一個小插曲——在整個游說過程中出力頗大，與桑迪·威爾關系匪淺的羅伯特·魯賓在克林頓簽署法案后幾天就辭去財長職位，成為合并了旅行者集團與花旗銀行的花旗集團CEO……

　　這之后的歷史，大家想必不會陌生，克林頓落筆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9年之后，雷曼兄弟破產，震驚世界的金融危機爆發，再次如1929年一般，影響了每個普通人的生活。

　　盡管無數推卸責任的投資銀行家表示，2008年的次貸危機與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無關，對銀行業混業經營的限制不利于美國經濟競爭力。但一個人的一句話，就可以把他們的臉抽腫。

　　我們應該做的是將投資銀行業務與銀行業務分開，讓銀行做一些不會拿納稅人的錢冒險的事情，那太可怕了。

　　——桑迪·威爾

　　回到這次硅谷銀行的倒閉事件，如果不是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被廢除，硅谷銀行壓根就不會有新世紀以來廣泛涉獵投資銀行業務的資格，那么也不會有投資失誤被迫倒閉的風險；而同樣如果不是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被廢除，導致混業經營在整個業界大行其道，就不會有那么多銀行采取激進的投資風格，致使風格還算穩健、負責的硅谷銀行因為收益率太低而大受損失。

　　當新自由主義模式讓監管成為早該去除的累贅，投資銀行業解開了自己的枷鎖，放肆地用普通人的存款給自己制造利潤，“負責”的銀行會倒下，而“瘋狂”的銀行將背負不斷激增的風險繼續向前狂奔，一切的結局便早已寫好。

　　普通人們，只是承受代價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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