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黑格爾的純思想辯證法開創性地把世界歷史理解為，精神以人的自然欲望與熱情的身份通過其能動的創造性的辯證運動，而最終達到純粹的普遍自由（肯定）與具體的特殊自由（否定）之間的和解（否定之否定）的自然史。馬克思的論斷通過對黑格爾的純思想辯證法的批判性改造，以現實的人及其現實的活動的歷史發展來代替黑格爾的精神的現實性活動的發展過程，從而把經濟社會形態的發展看作基于人的自然需要本性及其滿足的生產方式變遷基礎上的自由人的聯合體實現的自然史，體現的是經濟社會形態發展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相統一的過程。

　　【關鍵詞】經濟社會形態  自然史  生產方式  自由

　　作者簡介：劉振江（1966- ），河南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院長，河南省社科聯兼職副主席（河南洛陽  471023）。

　　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22年第12期。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有如下著名的論斷：“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對此，國內學術界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大致呈現出兩種不同的理解。一是以陳志良、楊耕教授為代表，認為論斷講的是經濟社會形態“相似于”自然界的歷史具有自身發展規律的過程，反對把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關于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階段看作對人類共同發展道路的單線式的描述，不贊同簡單地“把社會形態的發展歸結為生產關系的發展，把生產關系的核心歸結為靜態的所有制關系，又把靜態的所有制關系歸結為生產力水平”。二是以羅伯中教授為代表，認為論斷講的是“是自然性”而非“似自然性”，“馬克思強調人類生產的能動性是歷史發展的本源，人類生產的能動性的辯證發展——而非物質必然性——規定著歷史的軌跡”，并以此對前者的觀點持保留意見。前者的局限性在于把人類史意義上的“自然史”等同于作為自然界的“自然史”來下結論，沒有從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的過程，即從人類史來理解“人”的“自然史”；后者在正確地看到了論斷強調的是人類生產的能動性的辯證發展的同時，卻又否定了物質必然性對人類歷史規定的事實。事實上，黑格爾的純思想的辯證法展現的“精神自然史”的歷史觀是馬克思的論斷的直接的理論基礎。作為黑格爾的“學生”，馬克思在揚棄黑格爾的精神自然史的基礎上，以現實的人及其現實的物質生產勞動來代替黑格爾的精神的現實化運動，從而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為求此證，我們需要對馬克思所理解的黑格爾的純思想的辯證法、黑格爾的純思想的辯證法展現的“精神自然史”的歷史觀，以及馬克思的論斷關涉的“自然史”概念的內涵及其蘊藏的自由勞動的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進行整體的概括，在此基礎上，對“經濟的社會形態”的具體的歷史呈現，以及其中所蘊含的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相統一的內在關系進行具體把握。

　　一、馬克思對黑格爾純思想辯證法的理解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馬克思指出，黑格爾的辯證法是“純思想的辯證法”，是精神僅僅在自身內部進行的抽象思維運動的結果，本質規定就是作為推動原則和創造原則的否定性，其內容的偉大之處就在于，把人的自我產生看作對象化的勞動的結果——“是人的產生的活動、人的形成的歷史”以及人的揚棄的過程。就人的揚棄來講，就是人作為現實的類存在物的實現，這只有通過作為歷史結果的人的全部活動（生產勞動）——包括通過私有制下的生產勞動的異化的形式才有可能。但是，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顯示出抽象的唯靈論，這就是：“全部外化歷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過是抽象的、絕對的思維的生產史，即邏輯的思辨的思維的生產史。”盡管如此，馬克思著眼于黑格爾的純思想的辯證法的否定之否定的偉大之處，把其同規定著人的自我產生與發展的勞動（它構成了人類的全部歷史的前提與基礎，并規定了全部歷史的具體內容）及其歷史發展緊密地耦聯在一起，在強調工業（同工人自身相異化的勞動）是一本打開人的本質力量的“書”的基礎上，指出共產主義作為否定之否定——從自由自覺的活動的類特性（肯定）到資產階級私有財產所造成的異化勞動（否定）再到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基礎上的自由的聯合勞動，即異化勞動的積極的揚棄，是人與自然界（自然界是人的自然需要的物質基礎）、人與人（以勞動為紐帶的處在社會關系中的人）的矛盾的真正的解決（否定之否定）。由此得出的結論是，黑格爾的純思想的辯證法在概念運動的形式上是抽象的唯心主義，在內容上則是實在論，這種形式與內容的統一構成了他的唯心主義的辯證歷史觀。對此，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中指出：“他的思維方式有巨大的歷史感做基礎。形式盡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發展卻總是與世界歷史的發展平行著……真正的關系因此顛倒了，頭腳倒置了，可是實在的內容卻到處滲透到哲學中……這個劃時代的歷史觀是新的唯物主義世界觀的直接的理論前提。”

　　《手稿》對黑格爾辯證法的理解，在《資本論》中得到了深入展開，這種展開是把黑格爾的純思想的辯證法中蘊含的否定之否定的合理“內核”運用到對構成經濟社會形態的最基礎的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的歷史發展的論證之中。在馬克思看來，黑格爾的純思想的辯證法對別人來講是一條“死狗”，而對他來講則如獲珍寶。原因在于，“他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也就是，“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馬克思的任務就是從神秘的外殼中剝離出黑格爾敘述的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即否定之否定的合理“內核”。但是，馬克思并不是簡單套用這一合理的“內核”，而是與對作為經濟社會形態構成基礎的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的具體的歷史分析相結合。馬克思指出，如果只是考察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就無須考察資本主義的歷史，但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考察——馬克思借喻為“人體的解剖”，是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前存在的生產方式——馬克思借喻為“猴體的解剖”的一把鑰匙。由此，馬克思指出：“我們的方法表明歷史考察必然開始之點，或者說，表明僅僅作為生產過程的歷史形式的資產階級經濟，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歷史生產方式之點。”這使得馬克思能夠以黑格爾的精神運動（勞動是中介）中所蘊含的歷史主義的眼光來看待生產（勞動），在區分生產（勞動）的一般性與特殊性的基礎上揭示其歷史性（具體性的更替），特別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的產生與發展的歷史性的揭示，顛覆了資產階級國民經濟學家把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看作天然的而非人為的、永恒的而非歷史的、和諧的而非矛盾的理性神話。

　　不僅如此，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的矛盾運動所造成的資本主義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出發，站在資本與勞動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所造成的無產階級的自由勞動解放的高度，指出勞動者作為無產階級意識到了自身所處的歷史地位（雇傭勞動）與歷史使命（推翻資本對勞動的統治從而實現勞動者的自由勞動），也就是說，無產階級既是自在的又是自為的，從而敲響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喪鐘。馬克思指出：“認識到產品是勞動能力自己的產品，并斷定勞動同自己的實現條件的分離是不公平的、強制的，這是了不起的覺悟，這種覺悟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產物，而且也正是為這種生產方式送葬的喪鐘。”遵循歷史的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意味著作為對個人的以自己的自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否定——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所決定的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勞動占有制的喪鐘就要敲響了，它將被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的個人對自己的自由勞動占有的所有制所取代，這就是否定之否定。這種否定之否定就是要實現對自由勞動的科學性（消滅雇傭勞動制度所造成的舊的分工）與社會性（實現聯合意義上的勞動）的認識，這就鮮明地體現出黑格爾的自我意識從純粹自由的普遍性（肯定）到具體自由的特殊性（否定）再到兩者的統一（否定之否定）的自我運動、自我發展與自我認識的、從而在必然與自由之間實現和解的自然史——自由的合理性實現的思想。

　　二、黑格爾純思想辯證法展現的精神自然史

　　在《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針對康德的有形式而無內容的道德義務論，也就是離開“人的本性的自然”抽象地談論義務、良心的抽象做法講道：“關于德的學說不是一種單純的義務論，它包含著以自然規定性為基礎的個性的特殊方面，所以它就是一部精神自然史。”這里，黑格爾提出的“自然規定性”概念對于我們準確地理解黑格爾的關于德的學說是“一部精神自然史”的論斷，以及馬克思“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的論斷都是至關重要的。在《哲學史講演錄》中，黑格爾明確地區分了物理的自然和人的本性自然，前者指的是宇宙的物理的自然，即自然界，遵循著自然現象必然性的規律，如萬有引力定律，是無意識的盲目的力量在發揮著作用；后者講的是人的本性的自然，遵循著人的欲望、熱情等內在必然性的規律，是有意識的自覺的力量在發揮著作用。兩者都是可以被人的理性把握到的經驗的自然，是精神（理念）自己規定自己、發展自己、認識自己的“特殊化”規定，而精神（理念）與特殊性都是要在認識中自覺地加以發展的。“為了研究這個發展，從理念出發對特殊加以規定，為了使關于宇宙、關于自然的知識得到發展，是有必要認識特殊事物的。這種特殊性是一定要自覺地加以發展的；我們必須去認識經驗的自然，即物理的自然和人的本性。近代的功績就在于促進了或提供了這種認識。”由此看出，黑格爾的《哲學史講演錄》中蘊含著精神自然史——對絕對精神與人的自然本性的發展過程加以認識的思想。

　　《哲學史講演錄》中蘊含著精神自然史的思想在精神現象學、歷史哲學與法哲學中都得到了闡釋。它們對作為“自由”的自我意識或精神或自由意志能動的創造性的自我實現、自我運動、自我認識的手段——自然，是從人的本性自然及其發展的角度來理解的，從而在此基礎上具體地展現精神以“自然”的身份現實化（對象化）而自覺地實現自身具體自由的自然史過程，這一過程就是精神的自然化（現實化）與自然（現實）的精神化具體的歷史的統一過程。具體地講，在精神現象學中，黑格爾提出自由的自我意識與自然界的感性的“他物”處于對立時，就表現為否定感性“他物”的“欲望一般”，以個體性的行動遵循著快樂的心的規律。但是，正是因為遵循著快樂的規律，自由的自我意識陷入勞動基礎上的主奴關系所造成的自身分裂為抽象的普遍的自由意志與具體的特殊的自由意志的二元化對立而不能統一的苦惱之中。為了克服苦惱而實現統一，自我意識在自然化（現實化）的邏輯運動中發展著，最終在經歷了自我意識→理性→精神→絕對知識的自我運動后，純粹的普遍的自由意識與特殊的自由的自我意識統一所形成的自由的倫理世界而實現。

　　如果說精神現象學主要是從概念的邏輯運動的形式上來展現精神的自然史的話，那么歷史哲學主要是從內容上來展現精神自然史。黑格爾指出，世界歷史開始于“絕對精神”概念以“自然”身份獲得滿足，它開始是一種最內在的、不自覺的沖動，“我們叫做主觀方面的東西，如像需要、本能、熱情、私利、以及意見和主觀的概念，都表現為純屬自然的存在”。在此基礎上，黑格爾更為深刻地指出，唯有通過作為必然性的“純屬自然的存在”的承擔者——人——“他的使命，而且還有他的生存方式”，“絕對精神”才能實現自身。由此，他指出：“世界歷史無非是‘自由’意識的進展，這一進展是我們必須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認識的。”這就是說，歷史哲學把世界歷史理解為自由的絕對精神借助于自然（其根本是人的自然欲望與熱情，以及其滿足的勞動）并通過不同的特定的民族精神的變遷而最終在倫理國家中實現客觀的普遍自由與主觀的特殊自由得以和解的精神自然史。這就是他在《歷史哲學》中對“自由”意識在人的自然本性上的不同程度的歷史展現的描述，即東方國家只知道專制君主一個人是自由的，但是，“這一個人的自由只是放縱、粗野，熱情的獸性沖動”。希臘羅馬世界只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但是由于這種自由還不具有特殊性，因而，“一方面，使他們的自由只像曇花一現，另一方面，又使我們人類共有的本性或者人性汩沒無余”。日耳曼世界知道一切人們絕對是自由的，原因在于，“知道‘精神’的自由造成它最特殊的本性”。

　　正是在對“自由”意識的自然必然性的把握進程中，法哲學展現的是純粹的自由意志在形式上與內容上的具體統一。形式就是自由意志概念的自身發展，即從抽象法的概念發展為道德的概念再發展為倫理的概念，也正是在這概念的發展過程中，抽象的普遍的自由意志獲得了其內容，即現實化為以自然規定性——黑格爾稱其為“意志的自然性”或“自然意志”，其內容就是以情欲、沖動和傾向為基礎的個性的特殊的自由意志——在特定的概念階段有著具體的內容（由抽象法階段的主觀任性到道德階段的情欲的惡再到倫理階段的特殊利益）并且最終在倫理國家中實現兩者之間的徹底的和解，也就是說，國家是自由倫理的現實。這就彰顯出黑格爾法哲學中所強調的“凡是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哲學信念——黑格爾的真正的純思想辯證法的精髓，其本質就是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第三章“國家”中所講到的自由合理性原則。“抽象地說，合理性一般是普遍性和單一性相互滲透的統一。具體地說，這里合理性按其內容是客觀自由（即普遍的實體性意志）與主觀自由（即個人知識和他追求特殊目的的意志）兩者的統一；因此，合理性按其形式就是根據被思考的即普遍的規律和原則而規定自己的行動。”正是遵循這一哲學信念，黑格爾才作出了德的學說就是“一部精神自然史”的論斷，也就是德作為自由意志的精神現實化與作為自然意志的現實的精神化統一的發展過程。

　　三、馬克思視野中自然史的內涵及其自由勞動的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

　　在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中，最早提到“自然史”概念的是《手稿》。馬克思明確地講道：“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須形成一樣，人也有自己的形成過程即歷史，但歷史對人來說還是被認識到的歷史，因而它作為形成過程是一種有意識地揚棄自身的形成過程。歷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如果我們把這段話同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聯系起來加以思考的話，就能夠發現其中所隱藏的精神現象學的思維邏輯。精神現象學講的就是自由的意識以概念邏輯運動的方式而達到現實性的外化（對象化）并揚棄外化，從而達到與特殊的自由的自然意志實現和解的自我認識的歷史。在其中，作為自由的自我意識的承載者的人是受動的，雖然他遵循著生命欲求這一心的快樂的規律，但是他受制于內在的自然必然性與外在的秩序的社會必然性，也正是在與必然性的和解中，自由才得以實現。鑒于此，馬克思在《手稿》中把人看作以自然界、人的自然需要為紐帶的相互聯系著的自然存在物與社會存在物的統一體，就人作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來講，“激情、熱情是人強烈追求自己的對象的本質力量”。因此，馬克思講道：“全部歷史是為了使‘人’成為感性意識的對象和使‘人作為人’的需要成為需要而作準備的歷史（發展的歷史）。歷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為人這一過程的一個現實的部分。”這里，馬克思明確地把“自然史”界定為自然界生成為人的過程，其本質規定就是：“人和自然界的實在性，即人對人來說作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對人來說作為人的存在。”換句話說，就是人的自然需要的本性在人的交互中實現的過程。而在這一過程中，滿足人的自然需要的勞動是決定性的環節。因而，生產生命的勞動是現實的人的本質規定。所以，馬克思講道：“整個所謂世界來說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生成的過程，所以關于他通過自身誕生、關于他的形成過程，他有直觀的、無可辯駁的證明。”

　　但是，在馬克思看來，國民經濟學家們雖然從勞動是生產的靈魂出發，但僅僅是從作為自然界的人性——“需要”或“一般的需要”的話語來表達，并沒有給勞動提供一切，而只是給私有財產提供了一切。也就是說，國民經濟學家們既沒有分析作為人的發展本質的外化（對象化）勞動的歷史，也沒有對外化勞動與私有財產的產生的關系進行清晰的說明，更沒有對作為結果的私有財產與異化勞動的關系進行具體的揭示。因此，馬克思對國民經濟學家們把所有的一切都歸結為抽象的勞動提出了究竟有什么用的疑問。他要做的就是像黑格爾通過精神的自我運動去認識世界歷史那樣，通過人的生命生產的現實生活的勞動去認識人類歷史，“把私有財產的起源問題變成為外化勞動對人類發展進程的關系問題”。唯有如此，才能以人的“發展本質”為根據去說明人的勞動的外化（對象化）與異化，從而才能在揭示作為異化勞動結果的私有財產的本質的基礎上，去說明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據與發展趨勢。馬克思對自然科學及其技術所造就的工業在實踐中進入并改造人的生活，從而對人的解放——盡管在資本主義社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發展”的作用表現出極大的興趣，指出：“工業是自然界對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學對人的現實的歷史關系。因此，如果把工業看成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公開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質，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質，也就可以理解了。”這里，馬克思提出了“人的自然的本質”的概念，并把它看作自然科學及其作為人的本質力量公開展示的對自然界進行改造的工業對人的現實的歷史關系，這是對黑格爾精神現象學與歷史哲學中精神以“自然”為手段——滿足人的自然本性需要的是勞動——是人的自我意識本質的現實化（對象化），并通過自我運動來達到自我認識的唯心主義歷史觀的一種唯物主義的再現。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講，歷史是被認識到的人的真正的自然史，換句話說，歷史就是為滿足人的自然需要本性的對自然界不斷改造的人的能動性生產勞動自然而然地發展的歷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在《手稿》中區分了兩種含義上的“自然科學”與“自然史”：一是物理科學意義上的對作為自然界的自然界進行認識的自然科學，即作為自然界的自然史。馬克思指出，地球構造學、生命自然發生說這種說明地球與生命的形成是一個過程、一種自我產生的科學。二是社會科學意義上的對人的自然需要——“人的自然的本質”不斷滿足的“人類史”進行認識的“自然”科學，即作為人的自然史。

　　基于此，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開門見山地指出，全部人類的歷史的第一個前提就是有生命的個人存在，因此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所決定的個人對自然界的關系。在此基礎上，需要確認的第二個事實是：“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這種新的需要的產生是第一個歷史活動。”這里，馬克思已經明確地提出了人的“需要”的現實性與歷史性的問題，這就為他從滿足人的需要本性的生產方式出發去考察人的自然史確立了歷史前提。由此，馬克思明確指出，在任何情況下，個人總是從自己的需要出發的，“由于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以及他們求得滿足的方式，把他們聯系起來（兩性關系、交換、分工），所以他們必然要發生相互關系。但由于他們相互間不是作為純粹的我，而是作為處在生產力和需要的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個人而發生交往的，同時由于這種交往又決定著生成和需要，所以正是個人相互間的這種私人的個人的關系、他們作為個人的相互關系，創立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創立著——現存的關系”。正因為如此，馬克思從作為人的需要的現實展現的生產力與人的需要所決定的個人之間的交往方式（市民社會）之間的矛盾運動出發來闡明“人類史”的“自然史”過程。一方面，表現為現實的個人總是在前人所創造的生產力與交往方式（市民社會）的基礎上，進行著歷史與現實的自然聯系基礎上的新的生產力與交往方式（市民社會）的創造，也就是新的需要的不斷創造；另一方面，表現為由一定歷史階段的生產力所制約的交往方式（市民社會）決定的遵循著自身生產的自然規律的、具有歷史聯系的經濟的社會形態的自然發展的序列。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講道：“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所以，馬克思反對國民經濟學家們不顧自然的歷史發展的事實而生硬地去粉飾資本家，從而把資本主義硬說成天然的非歷史的“神話”，強調決不用玫瑰色來刻意描繪資本家的面貌。他指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把資本看作永恒的和自然的（而不是歷史的）生產形式，然后又竭力為資本辯護，把資本生成的條件說成是資本現在實現的條件。”這里，馬克思對資本生成條件與實現條件的區分，就是對“資本的形成史”（即把通過本人的勞動或通過不是雇傭勞動的其他方式創造出來的價值投入到流通領域，屬于資本的歷史前提）與“資本的現代史”（即屬于受資本統治的生產方式的實際體系）的區分。這一區分的方法論意義就是徹底顛覆了關于資本主義天然的永恒的神話。在他看來，資本作為一種經濟關系與階級關系的具體體現，是對資本主義社會前的以土地為生產資料的個體勞動并占有自己勞動的生產方式的直接否定。換句話說，資本家只是由滿足人們自然需要的生產方式由封建社會的以土地為生產資料的個體勞動的生產方式發展到資本主義雇傭勞動方式所決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關系的承擔者與產物，資本家只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關系所決定的經濟范疇的人格化，資本家個人在主觀上不能對這些關系負責并超脫這些關系。所以，馬克思強調，對于經濟社會形態自然的發展階段上的自然規律，尤其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但是對于它的認識及其發展趨勢的把握，能縮短和減輕在其中所孕育的新的經濟社會形態分娩的痛苦。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講，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造成不可克服的經濟危機所孕育的正在實現的趨勢，這就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敲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的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這里，馬克思所講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過程的必然性的結果，就是“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的“社會所有制”，這種“社會所有制”對資本主義所有制來講是否定，而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來講是包含肯定的否定之否定。也就是說，不同于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所造成的資本家對勞動者生產的勞動產品的占有，“社會所有制”使得勞動者在共同占有生產資料與協作勞動的基礎上，使得每個勞動者既是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者，也像“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所造成的對自己勞動所生產的勞動產品的占有那樣，確立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者對自己的自由勞動的產品的個人占有。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這里，馬克思所理解的否定之否定，是從個人能否占有自己的自由勞動的角度來理解的。正是由于對個人以自己的自由勞動為基礎占有自己的勞動的私有制（小生產）所展現的勞動者的自由個性的肯定——“勞動者對他的生產資料的私有權是小生產的基礎，而小生產又是發展社會生產和勞動者本人的自由個性的必要條件”，馬克思才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通過對希臘藝術和史詩的贊美而把它比喻為能使人感到愉快的兒童的天真，他所希望的是，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的更高的階梯上，來再現兒童的天真，但這不是簡單地再現稚氣的兒童時代。

　　四、經濟社會形態自然史的具體呈現及蘊藏的人的發展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

　　受黑格爾法哲學的影響，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就已把社會看作一個機體，并把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的分離看作是自然的過程，指出：“現代的市民社會是實現了的個人主義原則；個人的存在是最終目的；活動、勞動、內容等等只是手段。”在《德法年鑒》時期，馬克思指認現代市民社會因尋求私有財產的特殊的人權而進行的政治解放在實際生活中造成了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離。對于市民社會，馬克思汲取了黑格爾法哲學中對它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的性質界定，指出它包括“需要、勞動、私人利益和私人權利等領域”，“實際需要、利己主義是市民社會的原則；只要市民社會完全從自身產生出政治國家，這個原則就赤裸裸地顯現出來”。如果說此時的馬克思還主要是從市民社會的一般經濟學意義上來界定其內涵的話，那么，在《巴黎手稿》時期馬克思開始從特殊的經濟學意義上來界定市民社會的內涵，把資本與勞動之間能動的對立統一關系看作其本質性規定。他明確指出：“私有財產的關系是勞動、資本以及二者的關系。”

　　正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對于生產（勞動）的一般與特殊的分析表明，哪怕是像生產（勞動）這樣適用于一切時代的最抽象的范疇，其抽象的規定性本身是歷史條件的產物，因而，對于市民社會的一般與特殊的分析，也表明了市民社會總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產物。所以，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把市民社會界定為：“受到迄今為止一切歷史階段的生產力制約同時又反過來制約生產力的交往方式。”這就是說，交往方式隨著生產力的改變而改變并進一步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在《哲學的貧困》與《雇傭勞動與資本》中，馬克思明確地以滿足人們需要的生產所借以進行的生產關系來代替交往方式，并在此基礎上去把握“社會”的內涵，指出：“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生產關系總和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并且是構成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特征的社會。”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受生產力制約又反過來制約生產力的生產關系是區分不同社會的根本標志。正是由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存在著相互制約關系，兩者才是一種在原來的社會生產過程中孕育發展起來的并被新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揚棄的歷史過程。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指出：“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不是從無中發展起來的，也不是從空中，也不是從自己設定的那種觀念的母胎中發展起來的，而是在現有的生產發展過程內部和流傳下來的、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內部，并且與它們相對立而發展起來的。”正因為如此，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在把同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總和看作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政治與觀念的上層建筑的現實基礎的同時，通過對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三者之間矛盾運動的規律的揭示，對共產主義社會這一真正的“人類社會”前的經濟的社會形態的自然演進進行了整體上的把握，這就是學術界通常所講的“五形態說”。

　　可以明確的是，馬克思提出的“經濟的社會形態”的概念，是從物質生產的以及生產所借以進行的生產關系所構成的社會經濟結構來界定的，突出的是社會形態的經濟特征而不是政治與觀念的上層建筑的特征。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講到“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社會生產過程的一般的一個歷史地規定的形式”時指出：“社會生產過程是人類生活的物質生存條件的生產過程，又是一個在特殊的、歷史的和經濟的生產關系中進行的過程，是生產和再生產著這些生產關系本身、因而生產和再生產著這個過程的承擔者、他們的物質生存條件和他們的互相關系即他們的一定的經濟的社會形式的過程。因為，這種生產的承擔者同自然的關系以及他們互相之間的關系，他們借以進行生產的各種關系的總體，就是從社會經濟結構方面來看的社會。”

　　如果說“五形態說”還顯現有政治社會的特征的話，那么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關于人的生存與發展的“三形態說”，即以土地和血緣關系為基礎的人的包括對土地以及人之間的依賴性、物的依賴基礎上的一切產品和活動都轉化為交換價值的人的相對獨立性、個人全面發展以及共同的生產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財富的基礎上的自由個性——后兩者都是以各自的前者的解體為前提的，更為凸顯的是社會經濟結構對人的生存與發展的制約性。與此同時，馬克思在《資本論》手稿中還有“三種歷史狀態”的論述，即把土地作為生產資料的第一種歷史狀態、把生產工具作為生產資料的第二種歷史狀態、共同占有土地和生產工具的自由人的聯合體的第三種歷史狀態。根據馬克思的論述，與“五形態說”和“三形態說”相對應，第一種歷史狀態包括自然發展過程中的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封建的生產方式，都是以土地為生產資料，只是土地的所有制形式不同，因此，在人的生存狀態上呈現的是以土地和血緣關系為基礎的人的依賴性；第二種歷史狀態包括封建社會后期城市行會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占有生產工具（生產資料）的基礎上占有物（財富），人的生存與發展狀態呈現的是物的依賴基礎上的人的相對獨立性，馬克思又稱之為互相間的全面的依賴；第三種歷史狀態在經濟社會形態上對應的是個人全面發展以及共同的生產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財富的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或者說是共同占有土地與生產工具的基礎上的自由人的聯合體。

　　無論是經濟社會形態的“五形態”的更替，還是“三形態”的續變，抑或是“三種歷史狀態”的演進，從本質上說是人的自然需要的不斷滿足且歷史發展基礎上的人的交往關系的產生與發展的自然史的過程。馬克思正是在承繼黑格爾的純思想辯證法所展現的精神自然史的基礎上，通過對黑格爾純思想辯證法中所包含的這一劃時代的歷史觀的批判性改造，以現實的人及其現實的活動的歷史發展來代替黑格爾的精神的現實性活動的運動過程，從而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看作基于人的自然需要本性及其滿足的生產方式（人與自然關系和人與人關系內在統一）的變遷的自然而然的歷史過程。就是說，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是“人”的生產方式的自然史的過程，而不是相似于自然界的歷史而具有客觀規律性的過程。這也正是列寧所強調的只有把社會關系歸結為生產關系，從而把生產關系上升到生產力的高度，才有可靠的根據把人類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而在人的生產方式不斷變遷的同時，人的自由程度也在不斷向前發展。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承認文明人與野蠻人一樣，“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為了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必須與自然搏斗……在一切社會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產方式中，他都必須這樣做”。對此，馬克思稱之為“自然必然性的王國”，它隨著人的需要的擴大而擴大，因而滿足這種需要的生產力同時也會擴大。在此基礎上，“作為目的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發揮”的真正的“自由王國”才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

　　參考文獻：

　　[1]秦國榮：《市民社會與法的內在邏輯——馬克思的思想及其時代意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

　　[2]楊曉東：《馬克思與歐洲近代政治哲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

　　[3]〔日〕望月清司：《馬克思歷史理論的研究》，韓立新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

　　[4]〔英〕S.H.里格比：《馬克思主義與歷史學》，吳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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