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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所有權的悖謬：一個自由主義的難題

　　勞動所有權是近代西方政治哲學與政治經濟學共同關注的焦點問題，也是整個西方自由主義的理論根基。在哲學史上，首先提出勞動所有權并將其作為一個政治哲學范疇使用的人是洛克。在《政府論》中，他從個人對自身人格和勞動的原始所有權出發探討了財產權問題，即個人如何通過勞動獲得所有權。在《剩余價值論》中，馬克思特別摘錄并評價了洛克的這一經典表述。正是基于人以勞動的方式對物所施加的創造，才確證了人對物的占有關系 （即所有權）的合法性。因而，與生命權一樣，由勞動確立的所有權也是人的自然權利的一部分，是人格中本身就有的東西。正是出于這個原因，洛克特別強調勞動本身的創造性，甚至刻意抹殺物本身的質料因素，并試圖以勞動的創造性取代物品的整體價值。在洛克看來，只有這樣，物才能以絕對被創造的方式歸屬于勞動者所有。

　　事實上，洛克有關勞動所有權的觀點并未形成系統的理論，他所謂的“勞動”說到底只是農業勞動，尚未真正形成“一般勞動”概念。這個任務是由亞當·斯密完成的。然而，作為斯密口中“財富的源泉”，勞動在國民經濟學中只是一個抽象的起點，所有權也只是一個如幾何公理般的理論前提，很少真正引起國民經濟學家的重視。在談到資本時，他們甚至直接否認了“勞動是資本的來源”這一事實。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簡稱《國富論》）中，斯密認為，雖然勞動是財富的重要源泉，但是，作為資本的財富最初來源于資本家個人的節儉。正是基于此形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因此，資本所有者有權要求占有勞動產品的主要部分。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這將最終導致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產品的豐富和全體社會成員生活的改善以及道德情操的提高。于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潤就成為資本家進行社會再生產的首要目的。

　　問題在于，隨著私有制產生并成為普遍現象，勞動與所有權的這種原始同一性就逐漸喪失并最終走向分裂和對立。以往社會中可以憑借自身勞動直接占有勞動產品的現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作為勞動價值象征的工資。《國富論》中，斯密就已經不自覺地觸及了這一問題，所以他在充分肯定了勞動所有權之后，從第6章開始論及“商品價格的組成部分”時，似乎又承認了勞動、資本和土地三種所有權同時并存的事實。其實，早在17世紀，洛克就已經察覺并在事實上承認了這一點，即在私有制條件下，勞動者與勞動、勞動產品、小 塊土地三種所有權已經走向了分離。可見，在洛克和斯密那里，勞動與所有權 的同一性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最后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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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所有權批判：馬克思政治哲學的出場路徑

　　在《法哲學原理》的第三篇“倫理”章中，黑格爾第一次在市民社會的歷史境遇中考察了所有權問題，這也是他對所有權問題之闡釋的最后完成。事實上，早在《精神現象學》中，黑格爾就試圖超出近代政治哲學自然法和契約論的解釋框架考察勞動所有權問題，即在世界歷史意義上理解勞動所有權問題。馬克思充分肯定了黑格爾的歷史貢獻，同時也敏銳地發現了其所有權理論存在的問題。由于黑格爾對市民社會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倫理的意義上，無法觸及更深層次的社會歷史關系，因此，他的所有權理論最終也沒有擺脫自由主義所有權的形式規定。

　　馬克思批判了黑格爾主謂顛倒的所有權理論，也批判了自由主義所有權的超歷史性：所有權的發展是與不同時代的社會關系相關聯的，“要想把所有權作為一種獨立的關系、一種特殊的范疇、一種抽象的和永恒的觀念來下定義，這只能是形而上學或法學的幻想”。在批判黑格爾和自由主義所有權理論的基礎上，馬克思得出結論：“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要揭示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就必須深入政治經濟學中，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展開批判。馬克思發現，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所有權總是與私有制勾連在一起，在其自由平等的表象下隱藏著“迄今為止最發達的 社會關系”——資本，這才是造成勞動與所有權分離的深層社會根源；而揭示這一根源及其發展規律并尋求超越的現實路徑，正是以《資本論》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根本任務。

　　與私有財產的現代形式一樣，所謂“自我所有”的個體工人從共同體和生產資料中脫離出來本身就是一種歷史的創造。因此，資本原始積累實質上就是把本來具有自然同一性的勞動者、勞動與所有權強行分離的歷史過程，獨立存在的雇傭勞動力和貨幣資本由此產生。經此分離，勞動所有權被資本所有權取代，相應地，價值規律轉化為剩余價值規律，商品生產的所有權規律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占有規律。這是所有權問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進一步深化。對這一問題的揭示，直接揭開了隱藏在資本主義自由平等表象下的剝削的秘密，也解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起源之謎。在這樣的前提下，洛克基于“自我所有權”的自然權利所確立的財產權只能是一種理論上的臆想，斯密有關資本主義經濟終將帶來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友愛的道德情操論也注定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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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論》與馬克思政治哲學的當代建構

　　勞動與所有權問題無疑是以《資本論》及其手稿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重要議題，也是理解和構建馬克思政治哲學的關鍵所在。在揭示出資產階級勞動所有權同一性的虛假事實之后，馬克思進一步提出了消滅資產階級所有權以及重建個人所有制的歷史任務。實際上，馬克思區分了兩種不同類型的所有權：一種是建立在個體勞動基礎上的所有權，這種所有權不會帶來剝削和支配，因而是要保護的；另一種是依靠剝削手段獲得的所有權（如資本所有權），它本質上是所有權的異化。對于后者，馬克思恩格斯主張要堅決消滅，即“共產主義并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利，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利”。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正是這種占有他人勞動的權利逐漸成為現代政治的主導力量。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尤其是后來的《資本論》中，馬克思發現了現代政治的本質——權力與資本共謀。與封建專制強權的直接占有形式不同，資本主義政治權力是一種看不見的“構序力量”和“關系線”，它在資本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中展開自身，并在根本上服從于資本增殖的邏輯。因此，對馬克思來說，傳統政治哲學中諸如公平、正義、國家、權力等普遍概念就不再是第一位的、原初的、完全既定的對象，而是必須在與資本的相互關系中才能獲得自身的規定 性。換言之，正是資本主義政治現實的異質性結構在根本上決定了傳統政治哲學概念的無效性。作為資本對勞動的剝削關系合理化的產物，近代西方政 治哲學所謂的自由、平等、人權說到底都只是在維護有產者的特權，它既不能 帶來普遍的、現實生活的自由，也無法對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勞動與資本的 對立作出合理的解釋。基于此，馬克思政治哲學與政治經濟學批判就不是基 于某種需要的“外在嫁接”，而是一種根本意義上的“內生關系”，不是我們非要從馬克思思想中開辟出一個政治哲學的學術向度，而是資本主義政治現實的異質性結構內在地要求政治經濟學批判。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一切試圖繞開與資本的關系、回避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政治哲學建構都無法對現代政治作出根本的解釋——或者說，沒有經過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政治哲學是無效的。

　　因此，構建馬克思政治哲學首先就要突破傳統規范性政治哲學的束縛，在資本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深入揭示資本主義政治現實展開的內在邏輯，這是《資本論》的隱性“現實”，也是馬克思政治哲學的理論前提。在馬克思看來，正是資本統攝著現代社會的一切問題，構成了現代政治中合作、對立、沖 突、強制等現象背后的現實根源。在現代社會，也正是傳統的宗法統治、國際依附、生態結構與資本主義剝削共同構成了一個相互關聯的結構體系，它們在根本上都受到了資本邏輯的先行定向。換言之，正是資本構成了現代政治的根本規定，在這個意義上，當代政治哲學研究就不能不加批判地承認西方政治哲學有關自由、平等、正義、法權等抽象原則，而是要在深入揭示資本關系即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礎上對這些概念作出重新解釋。

　　在《資本論》中，通過商品、貨幣、資本、勞動等政治經濟學概念取代自由、 平等、權利等傳統政治哲學概念，馬克思政治哲學的核心就從“勞動與所有 權”問題轉化為“雇傭勞動與資本”問題；進而，有關“資本主義占有規律”的研究取代“商品生產的所有權規律”便成為問題的關鍵。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馬克思政治哲學是內在于政治經濟學批判之中的，是哲學批判、政治學批判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內在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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