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是所有權？》中，蒲魯東提出了一個最直觀的問題：“資本家用5萬法郎購買生產原料，用3萬法郎支付工資，卻得到20萬法郎的利潤。為什么工人階級不斷的勞動，還依舊赤貧？”[1]（225）這一問題直接道出了政治經濟學工資理論的矛盾——個人所得的報酬與其付出的勞動不相等的矛盾。蒲魯東認為，這是引發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源，因此絕對不能忽視和回避。這一問題也是蒲魯東之所以吸引馬克思的思想關注的一個重要原因。雖然馬克思絕不贊同蒲魯東在工資問題上的絕對平等主義的主張，但無可否認的是，這一問題本身也構成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切入點。今天重新面對這一問題，重新回顧馬克思對蒲魯東工資理論的批判，不僅有助于我們厘清馬克思與蒲魯東在工資、勞動、平等等問題上的根本區別，而且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馬克思的勞動平等思想。

　　一、 絕對平等：蒲魯東的工資平等理論

　　通過對空想社會主義者以及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工資理論的雙重批判，蒲魯東形成了自己的“絕對平等”的工資平等理論。蒲魯東把正義等同于平等，認為空想社會主義者所設想的“多勞多得”、“按才分配”，不僅制造了“勞動”、“才能”、“工資”三者之間的不平等，還造成了人們社會地位的不平等和社會沖突，因而是不正義的[1]（156-164）。

　　首先，蒲魯東批判了圣西門、傅立葉主義者“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思想。蒲魯東指出，“多勞多得”原則得以成立的前提是把勞動作為工資的唯一標準。然而，由于不同勞動者在體力、勞動量和勞動時間等方面的差異，“多勞多得”不僅會造成勞動者之間在工資報酬上的不平等，而且還會造成人們之間的社會斗爭。因此，蒲魯東認為“多勞多得”與正義、平等是相悖的。一個在精力和體力方面都占盡優勢的勞動者用6小時就能完成自己的所有工作，而他又由于自身優勢去搶占他人的工作，試問他的這種行為正義嗎？我們不能因此把“地球當作一個巨大的戰場”[1]（154-155）。蒲魯東認為，在社會范圍內，一個人的勞動對于他人的勞動或財產來說則可能意味著否定與剝奪。這樣的勞動必然是不正義的。

　　同樣，蒲魯東認為，與“按勞分配”一樣，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按才分配”原則也是不成立的，它同樣會造成收入的不平等和社會沖突。像政治家、詩人、學者這些擁有“卓越智慧”的人，雖然天賦優越、才智卓越，但卻不能因此而要求更高的報酬。所有人，無論天賦才智如何，在社會中都是平等的，他們只是所處的社會職位不同，對社會的貢獻不同，但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因而應當獲得同樣的工作報酬。因此，蒲魯東反對將更多的社會地位、財富和特權給那些卓越的人，認為工資平等可以酬償所有的天賦，天賦的優越性正是財富平等的基礎，因為對于社會來說，“才能是人的固有義務”[1]（175）。為維護這種絕對平等的工資理論，蒲魯東預設每種技能的數量與社會的需求必須是相等的：一方面，生產者只是根據社會的需求進行生產或發揮自己的才智；另一方面，社會既尊重每個人的不同職務，又遵循“工資絕對平等”的定律。蒲魯東用他特有的辯證法說道，才能的不平等是工資平等的必要前提[1]（164）。在蒲魯東看來，“多勞多得”、“按才分配”原則都沒有考慮到與勞動直接相關的兩個概念：“協作”與“生產資料”。“協作”在蒲魯東這里指的是工人集中進行勞動的一種社會形式。在這種協作勞動中，每個勞動者的勞動雖然有差異，但就它們對社會的貢獻而言卻是完全平等的。如果不考慮這種協作的社會形式，而僅僅根據單個勞動者的勞動來支付其工資，就會造成工資的差異，就會引起社會矛盾，平等也就無從談起了。資本家正是在“按勞分配”的幌子下，僅僅按照單個勞動者的勞動來支付工人工資的。而生產資料，即便像土地的一樣無限或取之不盡，也不能按照“按勞分配”或“按才分配”的原則進行生產。

　　其次，蒲魯東激烈地批判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工資理論，特別是薩伊的工資理論。在蒲魯東看來，薩伊工資理論的根本錯誤在于沒有把生產資料的價值問題計算在內。薩伊認為，商品的價值由于所耗費的勞動量不同因而必然是不同的，此外，商品的價值還取決于商品的具體效用，受人們的需要、偏好、時尚等因素的影響，因而是不斷變動的，這樣必然會得出工資不平等的結論。蒲魯東則認為，產品的實際價值不僅源于生產該產品所占用的勞動時間，而且還包括它所消耗的生產資料的價值，而勞動時間的價值是平等的，因而工資也必須是平等的。蒲魯東指出，《伊利亞特》的詩篇、一雙鞋和鉆石的價值有何不同？不僅在于它們的生產者或創作者的勞動或所犧牲自由不同，而且還在于它們所耗費生產資料的價值不同，不同的生產資料本身就具有完全不同的價值[1]（170-173）。蒲魯東認為，薩伊只確定了產品的“內在價值”與“相對價值”而沒有確定商品的“絕對價值”，商品的“絕對價值”應等于生產該商品時所耗費的“勞動時間”和“生產資料的費用”[1]（170-171）。而商品的“構成價值”又不同于商品的絕對價值，而是商品通過交換中得到社會承認，作為社會財富所具有的社會價值。工資的確定不能以產品的價值為依據，而只能以勞動時間的價值為依據，而每個人在勞動時間上則是絕對平等的。在此基礎上，蒲魯東否認“勞動時間越長，生產的價值就越大”這一工資不平等的定律。因此，他既反對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也反對工人罷工和增加工資的要求。他認為，增加勞動時間，并不能增加勞動時間的價值，而且還會使勞動者犧牲更多的自由，這是不平等、不自由和不正義的體現。在此可以看出，蒲魯東在勞動時間問題上顯然誤解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理論，混淆了產品所凝聚的勞動時間的多少（勞動價值量）問題與工人的勞動時間的長短（工作日）問題。

　　蒲魯東的工資平等理論，力求實現收入的絕對平等，實現他心目中的社會正義。蒲魯東深知，這種絕對平等和正義必然要求采取同樣“絕對”的方式去制定經濟原則和組織社會。工資平等理論要求整個社會根據可供利用物資的數量，計算勞動者的人數并分派工作，所有人都具有同樣的完成某種社會任務的能力，人的勞動都是平等的，工資也是平等的，社會才是正義的[1]288-289。所以，蒲魯東所主張的絕對平等不僅指勞動平等，還包括生產、分配、交換以及消費領域的平等，是整個社會的平等。這也就是他設計的新社會，建立在“公共正義”而非“私人正義”基礎上的未來社會。

　　二、 烏托邦幻想：蒲魯東工資平等理論

　　的根本缺陷

　　馬克思認為，蒲魯東的絕對平等的工資理論以及在此基礎上所規劃的新社會都是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幻想，無論是平等勞動或正義勞動的觀點，還是人人平等、社會互助的理想，都是脫離社會歷史現實的抽象觀念，沒有深入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去揭示不平等與社會矛盾的根源。蒲魯東的工資理論與社會理想，其實質不過是一種回避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小生產者的幻想。

　　首先，馬克思指出，蒲魯東的工資平等理論以及作為其基礎的勞動平等、社會正義等觀念，都是一些脫離實際的抽象觀念，仍然局限于黑格爾主義的思想邏輯之中。蒲魯東是從一種前資本主義的小生產者的角度來理解平等、正義等觀念的，他把正義理解為絕對平等。在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中，所有人，無論行業、職位、天賦、貢獻，甚至也不論勞動的多少，都是平等的，不存在高低貴賤之分。蒲魯東甚至提出，人的需要和負擔都應該是相同的[1]（159）。每個人都平等地參加勞動，他所生產的產品的“構成價值”是相同的，即每種產品作為社會財富的價值是同等的。每個人平等地參與社會，為社會做出的貢獻也是相同的，從社會獲取同樣的工資報酬。這樣就不會出現工資的不平等與勞動不平等現象，能夠根本消除各種各樣社會矛盾。在蒲魯東看來，這種平等的勞動就是正義的勞動。蒲魯東說，“如果一個人在自己休息的時候讓另一個人去勞動，這個人的行為就是不正義的，他就是資本家”[1]（271）。同樣，不平等的勞動也就是不正義的，因為不平等的勞動必然會制造“競爭”和“斗爭”。蒲魯東認為，不正義的經濟活動是由人好逸惡勞的貪婪本性、不正義的勞動所造成的。而如何保證個人的勞動一定能夠成功地社會化，蒲魯東則寄希望于個人在道義上的義務和社會對個人的監督。這樣就回避了資本主義社會現實，停留在抽象的“正義”、“平等”觀念范圍內來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平等、不正義。蒲魯東激烈批判了資本與勞動的矛盾，這是蒲魯東遠遠超過國民經濟學家的地方。國民經濟學僅僅把勞動看做是為了生存的一種手段，蒲魯東把勞動看做“絕對的平等、正義”。

　　馬克思認為，蒲魯東陷入了“絕對平等”的幻覺，他沒有看到不平等是由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所帶來的，他不可能深入剖析與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恰恰相反，蒲魯東完全采納了黑格爾思辨哲學的方法，并且像黑格爾主義者一樣，顛倒了現實關系與理論范疇的關系，把本是現實關系的理論表現的經濟范疇當成現實的本質與決定性因素，忽視了各個經濟范疇的歷史性，反而把它們看做是產生于“觀念”中的概念。蒲魯東認為，政治經濟學不過是由一些公式或規律所組合起來的學說，仍然停留在觀念范圍內，將經濟活動當作在“絕對觀念”中的運動。“當蒲魯東談到理性中的系列即范疇的邏輯順序的時候，他肯定地說，他不是想論述與時間次序相一致的歷史，即蒲魯東先生所認為的范疇在其中出現的歷史順序。他認為那時一切都在理性的純粹‘以太’中進行”[2]（607）。馬克思批判指出，蒲魯東把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辯證法”重新移植到“政治經濟學”的地基上，通過黑格爾的辯證法來消解各個經濟學范疇里的消極方面，保留其積極的方面，自以為實現了對政治經濟學和共產主義的雙重批判與超越，實際上仍然處于這二者之下。“他希望成為合題，結果只不過是一種合成的錯誤”[2]（617）。

　　其次，蒲魯東雖然看到了社會的不平等，看到了資本和勞動的矛盾，但是卻幻想通過平均財產、集中生產、互助聯合等方式解決矛盾，充分體現出其思想的烏托邦性質和小生產者的立場。蒲魯東認為，要在現實中實現這種絕對平等與正義的社會理想，必須消滅所有權，平均財產，或將資本平均化。“在勞動平等的條件下，讓每個人都得到一份相等的財富”[1]（271）。這樣，即使這樣做會使人們的私心有怨言，但人們卻無從反駁。蒲魯東特別強調，在財產平均的基礎上，社會應實行“集中生產的方式”或“互助聯合”的生產方式。把所有人都集中起來進行生產，然后把交換以后剩余的所有產品全部交給社會或集體所有，這樣一來就可以實現絕對的平等了。實現以“社會化生產”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社會是蒲魯東的理想。按照蒲魯東的設想，在這個理想社會中，個人必須平等地參與勞動，而且個人的勞動也平等地被社會所承認。個人的勞動是在個人與社會的“絕對和諧”關系下的社會活動，個人與社會之間進行交換，而非人與人之間進行交換。社會不過是人們相互之間互助聯合的產物。馬克思指出，蒲魯東完全忽視了“平等的占有”是國民經濟學家提出的觀念。與此同時，蒲魯東對個人與社會的理解都是抽象的，仍然沒有跳出資產階級的市民社會觀念：一方面把個人理解為孤立的原子式的個人，另一方面把社會理解為個人的外在的相互關系，因此不可能深入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正如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的，在蒲魯東工資平等理論中，社會被理解為抽象的資本家[2]（167）。蒲魯東所看到的只是人們之間的不平等，而沒有認識到在現實生活中個人是隸屬于一定的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之間的不平等從根本上說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是資本和勞動的分裂。如果說存在所謂的絕對平等，那么只是工人作為抽象的勞動力在資本面前的平等，在赤貧面前的平等。這也充分透露出了蒲魯東思想的“法國小農（后來是小資產者）的立場和眼光”[3]（17-18），企圖保留早已被歷史所揚棄了的小農土地所有權形式。

　　與馬克思主張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不同，蒲魯東反對暴力革命，甚至認為工人罷工是違法的，認為不必通過政治斗爭和經濟斗爭而僅僅通過經濟改良就可以實現社會變革，幻想通過尋求一條“科學的道路”，通過不分階級的社會合作，取消財產的壟斷權，將資本普遍化或財產平均化，取消貨幣，代之以勞動小時券，建立互助銀行，最終實現社會平等與正義。馬克思認為，蒲魯東回避社會矛盾和階級斗爭，充分體現出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與妥協性，他的社會改造方案也只不過是小資產階級不切實際的烏托邦幻想。

　　在工資問題上，馬克思與蒲魯東的出發點是一致的，都是如何解決無產階級的貧困問題，然而馬克思認為，蒲魯東的工資平等理論沒有挖掘出工資背后的深層原因，沒有觸及到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實質，因而只能停留于關于工資平等、正義勞動、社會和諧等的抽象觀念與烏托邦幻想之中。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認識到工資問題的實質乃是勞動問題，異化勞動是資本與勞動的分離以及無產階級貧困化的根本原因。只有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根本消除資本主義私有制，揚棄異化勞動，實現人的解放，才有真正的平等可言。以此為基礎，馬克思深入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揭露與批判之中。

　　三、 勞動解放：馬克思的勞動平等

　　思想的實質

　　通過對蒲魯東的工資平等理論的批判，馬克思進一步明確了自己的勞動平等的思想。對馬克思而言，勞動平等的實質是勞動解放，即消除異化勞動，使勞動作為人的類本質或自由自覺的生命活動得以充分自由地發揮，從而實現每個人的個性自由發展。勞動平等意味著每個人都能夠平等地發展或實現自己的類本質或自由個性，這要求在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基礎上，根本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生產，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消除階級對抗以及個人與社會的抽象對立，真正建立起“自由人的聯合體”。

　　首先，馬克思的勞動平等觀是對平等的一種實質性理解。馬克思早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和《論猶太人問題》中就已經超越了資產階級的抽象法權對平等（以及自由、人權等）的形式化理解，并把這種資產階級法權意義上的平等（以及自由、人權）歸結為“市民社會的成員的權利”，指認為一種“利己的人的權利、同其他人并同共同體分離開來的人的權利”[3]（182-183）。在此基礎上，馬克思把平等問題同社會革命或人的解放直接聯系一起。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神圣家族》中，馬克思肯定了蒲魯東的功績，即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形式平等的假象，并把社會不平等的根源歸結為所有權壟斷，把工資與勞動問題結合起來。馬克思同時指出，蒲魯東仍然是以國民經濟學的觀點批判國民經濟學，蒲魯東承認人的活動的一切本質規定，但只是在異化的、外化的形式中來承認。蒲魯東雖然“得出了有利于勞動而不利于私有財產的結論”[2]（166），但是卻沒有觸及私有財產的本質即異化勞動問題，因而消滅所有權也就只是一句口號。“蒲魯東所要求的工資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對自己的勞動的關系變成一切人對勞動的關系”[2]（167）。也就是說，蒲魯東只是局限于交換與分配領域要求工資的平等，而沒有進入到勞動或生產領域要求根本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馬克思則認為“工資和私有財產是同一的”，“工資是異化勞動的結果，而異化勞動是私有財產的直接原因”[2]（167）。要消除私有財產必須消除勞動的異化性質，也只有消除異化勞動才能有真正的平等可言。這是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闡述的共產主義理念的核心。

　　其次，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把勞動理解為人的生命活動，理解為人的類本質。消除勞動的異化性質，使勞動回歸人的本質，也就使個人獲得了通過勞動進入社會、實現個性自由全面發展的平等機會。雖然蒲魯東的工資平等理論把平等問題與勞動問題聯系起來，但是他對勞動的理解卻沒有超出國民經濟學的視界，勞動被看做的人的體力才智的付出與自由的犧牲，這樣也就與國民經濟學家一樣把人僅僅看做是工人或勞動力。蒲魯東所謂的勞動平等也只是抽象的勞動時間的價值的平等，或個人作為抽象的勞動力的平等，社會平等也就只是個人作為社會成員的抽象平等，理想的平等與正義的新社會也就停留于所有社會成員之間的不分高低貴賤地同等地參與勞動、互助合作。在馬克思看來，蒲魯東沒有認識到勞動與資本的分離是社會不平等的深刻根源，也沒有認識到社會的階級性與對抗性，幻想回到前資本主義的小占有者的所有制形式，在平均財產的基礎上建立社會平等與正義。而馬克思則深刻地指出，蒲魯東沒有考慮即使在小（“平等”）占有制度下也仍然起作用的商品生產的現實矛盾[2]（785）。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已經不再抽象地談論勞動，而是揭露與批判勞動的異化，并認為異化勞動是國民經濟學所由以出發而未加批判的前提，通過揭露和批判這一前提，馬克思從根本上超越了國民經濟學，也超越了蒲魯東的工資平等理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困》、《雇傭勞動和資本》、《共產黨宣言》以及《資本論》等文本中，馬克思則逐漸深入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揭示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方面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另一方面使社會生產力成為一種凌駕于人之上的抽象的統治力量，成為一種阻礙社會發展的破壞性力量。在具體層面上，馬克思把勞動區分為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區分為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對于勞動時間，馬克思則繼承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把勞動時間作為價值的尺度，并提出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一科學概念作為破解商品價值與價格矛盾以及剩余價值秘密的鑰匙。馬克思通過對異化勞動或雇傭勞動的批判，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具體解剖與批判，展現了一個勞動解放、個性自由發展的理想社會前景。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馬克思把勞動平等的實現訴諸于消除異化勞動或雇傭勞動，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這也就是消除個人與社會的抽象對立，真正建立“自由人的聯合體”。馬克思立足于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的現實基礎，強調人的社會性本質，把勞動理解為一種社會性的活動。勞動作為人的社會性活動，是個人進入社會并與社會有機聯系的最基本的途徑或形式，在資本主義現代化大生產與全球化的時代，這一點更為顯明。因此，馬克思既把勞動理解為人的類本質，又在現實性上把人的本質理解為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2]（500）。勞動的解放作為人的解放的實質內涵，也就是消除個人與社會的對立，重建個體與社會的有機統一，社會也就真正成為自由人的聯合體，每個人也就獲得了個性自由全面發展的現實條件。這也就是馬克思所理解的共產主義。馬克思對共產主義或自由人的聯合體的理解，與蒲魯東對互助聯合的新社會的設想有著本質的不同。蒲魯東仍然局限于國民經濟學的觀點，把人理解為孤立的個體，并在抽象的個人活動的層面上來理解勞動，把社會不平等歸結為勞動者個體之間的矛盾與沖突，蒲魯東沒有認識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巨大功績，他所理想的新社會是回到前資本主義的小生產者所有制，并在此基礎上建構一種互助聯合的新社會，其實質也不過是孤立的個人或小生產者之間的外在關系。馬克思則根本批判和超越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肯定勞動以及人的社會性本質，把社會不平等的根源歸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并認為只有在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基礎上才能消滅資本主義制度，變資本主義私有制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使社會生產力真正成為全體社會成員的現實生活條件，為每個人的個性自由全面發展創造條件。這樣的社會也就是實現了個人與社會有機統一的“自由人的聯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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