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與傳統哲學教科書模式所表述的“超歷史”的“普遍原理體系”不同，歷史唯物主義有其時代性的問題意識。批判和超越“資本主義現代性”，克服資本主義所導致的諸種對抗性、分裂性矛盾，構成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問題意識。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對象主要不是貫穿于任何歷史時代、地域文明的“普遍歷史過程”，而是“資本主義現代性”這一特定歷史階段。歷史唯物主義的思考主旨主要不是發現、闡明超越時代差別的“普遍歷史規律”，而是超越資本主義現代性，建構社會主義“新現代性”。歷史唯物主義本身不是“純粹歷史哲學”，而主要是一種關于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社會理論”，其理論特性主要體現為：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批判性立場和超越現代學科分工的總體性視野。

　　關鍵詞：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資本主義現代性；問題意識

　　批判和超越“資本主義現代性”，克服資本主義所導致的諸種對抗性、分裂性矛盾，構成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問題意識。在馬克思看來，正是資本主義導致了宰制性的經濟權力、普遍的異化、尖銳的階級對抗、個人與社會之間分裂等現代性的特有矛盾。因而，通過共產主義運動揚棄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的資本邏輯和異化邏輯，并建立自由人聯合體來實現諸種分裂的整合、諸種矛盾的解決，便構成了資本主義現代性的超越之道。

　　一、研究對象：資本主義現代性　　

　　傳統教科書將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對象看作貫穿于任何歷史時代、任何地域文明的“普遍歷史進程”，針對這種“超歷史”的解釋模式，我們指出，正是“資本主義現代性”這一特定歷史階段才構成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主要研究對象。雖然馬克思的全部研究工作可以大致區分為人類社會歷史的一般性研究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專門性研究兩個層次，但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從于后者的研究目標的。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和發展規律的批判性分析構成了馬克思畢生理論工作的核心，因而也就構成了其歷史唯物主義的主要內容。從根本上說，馬克思傾其一生追問資本主義，其實就是在追問以資本主義形式實現的現代社會的總體特性，即“資本主義現代性”。

　　“資本主義”與“現代性”二者之間究竟是何種關系？歷史唯物主義不是將資本主義看作現代社會的一個方面，而是將資本主義看作現代社會的基本結構和總體形態，看作現代性得以存在、延續的基本制度和發展形式。這種以資本主義形式實現的現代性，我們稱之為“資本主義現代性”。

　　當代西方學者的主流觀點將“資本主義”視作“現代性”的一個構成要素。自馬克思以來的西方現代性理論家注意到了資本主義與現代性之間的密切聯系，大都把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理解為資本主義。如韋伯便將現代社會的起源問題理解為資本主義的起源問題：“中心問題毋寧是：以其自由勞動的理性組織方式為特征的這種有節制的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起源問題”。[1]相當一部分學者也和馬克思一樣，將現代社會的起點大致確定在資產階級時代來臨的16世紀前后。至于這二者之間關系的性質，學界主流觀點是將資本主義理解為現代性整體所包含的眾多方面中的一個方面。主要存在著三種代表性的觀點，它們分別將資本主義看作構成現代世界一部分的“經濟結構”、“上層結構”或“精神氣質”。第一種觀點最為常見，以沃勒斯坦、吉登斯等學者為代表，主要從經濟角度來界定資本主義概念，認為資本主義是現代社會或現代世界體系的基本經濟結構或經濟形式。沃勒斯坦認為：“經濟世界本身應該有一種經濟結構，而這種結構就叫資本主義。”[2]作為經濟結構的資本主義在某種意義上構成了整個現代社會和世界體系的基礎。第二種觀點則認為，資本主義不是經濟基礎或經濟結構，而是一種“上層結構”，它居高臨下，對市場實行壟斷和支配。這種觀點以布羅代爾為代表，他將經濟生活區分為物質文明、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三個層次，并且認為資本主義占據著經濟生活的制高點。[3]上述兩種觀點的共同特征就是從經濟角度來定義資本主義，而第三種觀點則主要從文化價值和精神氣質層面來界定資本主義，集中探討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問題。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包括韋伯和舍勒等學者。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的內核是整個社會的精神氣質與倫理秩序，這種精神氣質必然體現在特定個人的價值取向和心性結構之中，因而對資本主義的分析首先必須深入到現代社會個人的心性特征和情緒體驗之中。

　　與上述觀點將資本主義看作現代性的構成要素的做法不同，馬克思則提出了一種“總體性”的資本主義概念，將資本主義看作貫穿于現代性各個層面的社會基本制度。資本主義是一種“社會形態”，即“資本處于支配地位的社會形式”，[4]它構成了特定民族國家的基本制度、基本結構，因而是一個囊括了現代社會方方面面的“總體性存在”。“現代社會”、“資產階級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在馬克思的文本中是可以互相替換的同義語：“‘現代社會’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國度中的資本主義社會”。[5]政治國家、市場經濟和精神文化等都構成了這一資本主義總體結構的內在要素。資本主義之所以具有這種總體性，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的核心機制——即以資本與勞動的雇傭關系為基礎的資本邏輯——在特定社會（民族國家）內部以及民族國家之間的世界范圍中，不斷實現著全面貫穿、徹底宰制。正是由于資本邏輯的這種全面貫穿的總體性，資本主義才得以成為整個現存現代性的總體結構。總之，馬克思從社會實踐和社會關系出發來理解資本主義現代性，將其看作為一個流變不息的歷史體系，一個囊括政治、經濟、文化等要素的社會總體。

　　歷史唯物主義不僅將資本主義現代性理解為一種總體性的社會形態，而且將現代性分析的重心確定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6]因而就需要從生產方式出發來把握特定時代的基本特征。那么，什么是馬克思意義上的“生產方式”呢？從狹義上來理解，生產方式主要指直接生產過程中的資源配置方式和勞動組合方式。而從廣義上來說，生產方式指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統一體。馬克思討論生產方式時，更多的是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這個意義上來使用這一術語的。因此，從生產方式的性質出發來界定特定社會的時代特征，就是從該時代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尤其是從生產關系的性質出發來理解該時代的總體特性。具體到資本主義現代性來說，資本主義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也制約著整個現代社會的運行與演化。因而，應該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尤其是生產關系的性質出發，來理解現代性的基本特征。資本正是資本主義社會占支配地位的生產關系，由此，資本關系便構成了整個現代社會關系的基本結構。從根本上說，資本就是理解現代性的關鍵。只有緊緊抓住資本的內在矛盾和演化趨勢，才能夠理解現代生產方式的特性，才能夠進一步理解整個現代社會的矛盾本性和發展前景。在資本關系的支配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具有兩個基本特征：其一，生產是商品化的，生產過程依賴于市場交換活動的持續進行，因而內在地包含著生產的社會屬性的“物化”和生產的物質基礎的“主體化”，也就是包含著資本關系及其異化后果；其二，生產的目的是獲得剩余價值，因而內在地包含著資本對勞動的支配和壓榨，包含著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對抗性異己關系。這兩個特征及其所包含的矛盾恰恰構成了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矛盾運動的根源和基礎。

　　二、思想主旨：超越資本主義現代性

　　傳統教科書模式將歷史唯物主義的思考主旨視作“發現”和“闡明”超越時代差別的“普遍歷史規律”，針對這種抽象的解釋傾向，我們指出：超越資本主義現代性，建構社會主義“新現代性”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主旨。

　　資本主義作為現代性的總體，并不是指現代性就等同于資本主義，而是說，資本主義制度是現代性的一種特定類型的發展形式或實現方式。資本主義僅僅是現代性的多種可能的發展形式中的一種形式。在資本主義現代性之外，還可能存在“社會主義現代性”等其他類型的現代性形式。在馬克思的時代，資本主義便是現代性既有的發展形式、現存的實現方式，因此，馬克思才將“現代社會”稱為“資產階級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但這并不表明馬克思就把“現代性”等同于“資本主義”。馬克思以來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本身就證明了：存在著在資本主義模式之外建構“另外一種現代性”、“新現代性”的可能性。從歷史的觀點來看，現代性是在全球范圍內不斷發展變化的多元復合體，而不是在少數西方國家之內凝固不變的單一體：現代性擁有多種可能的發展形式和實現方式。因此，資本主義并不是現代性的唯一實現方式，而僅僅是現代性的多種可能類型中的一種特定的發展形式和實現方式。這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一般而言，我們可以把資本主義社會看作是現代社會的一種獨特的次級類型。”[7]資本主義現代性內在地包含著難以克服的深刻矛盾，這決定了必然產生出一種或多種新的發展形式以代替資本主義形式，這便是馬克思所預言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現代性發展形式。馬克思恰恰是從社會發展的未來趨勢的角度，提出了“資本主義”與“現代性”的歷史差異與剝離傾向。

　　資本主義是現代性的一種特殊的“社會形式”，它承載著現代性的普遍的“物質內容”。從馬克思有關“生產力”與其“發展形式”、生產方式的技術組織形式和社會組織形式的區分與聯系的基本觀點來看，現代性作為社會的總體特性包含著普遍“物質內容”與特殊“社會形式”兩個彼此矛盾的方面。現代性的特定社會形式具有特殊性，可以多種多樣，而現代性的物質內容卻具有普遍性，在多種發展形式中表現出顯著的相似性。從“物質內容”來看，現代性主要是指，生產力獲得了史無前例的解放和發展，由此推動了人類普遍的“文明化”趨勢，引發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深刻變革與顯著進步。例如，工業生產和科學技術的勃興，市場經濟和自由競爭高度發達，國家與市民社會相互分離，交往活動突破地域局限走向全球化，先進文明在全世界范圍內得以普遍傳播，人們的相互依賴關系顯著加強，個人自由獲得了更高程度的發展等等。再從“社會形式”來看，現代性主要是在資本主義形式中孕育成長起來的，現代社會的生成與發展，離不開資本的強勁推動和全面支配，從根本上受制于資本的邏輯，因而也就包含著各種難以克服的對抗、分裂和異化。對于現代性的物質內容與社會形式之間的矛盾關系，馬克思曾以勞資關系為中心做過具體而深刻的闡釋：“文明的一切進步，或者換句話說，社會生產力的一切增長，也可以說勞動本身的生產力的一切增長，如科學、發明、勞動的分工和結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場的開辟、機器等等所產生的結果，都不會使工人致富，而只會使資本致富；也就是只會使支配勞動的權力更加增大；只會使資本的生產力增長。因為資本是工人的對立面，所以文明的進步只會增大支配勞動的客體的權力”。[8]資本主義是現代性的特定發展形式和實現方式，而現代生產力的發展等文明成果則構成了現代性的物質內容的基礎。

　　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發展趨勢必然遵循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規律。從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來看，資本主義主要指一種社會形態，其本質在于生產關系（即資本）的性質，必然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處于矛盾關系之中。一方面，資本主義的本質正是資本，即同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特定生產關系，資本主義與現代性的結合正是資本關系與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必然產物。然而，另一方面，這種適應性并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隨著矛盾的發展必然走向不能適應、不能兼容的對抗性矛盾。從歷史辯證法的眼光來看，隨著現代性的發展，資本主義這一現代性的特定發展形式必將遭到歷史的揚棄。正是由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這種矛盾運動，資本主義形式表現為現代性物質內容的歷史性“外殼”。隨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的對抗化發展，資本主義的“外殼”與現代性的“內核”將會不斷趨于脫節、趨于分離，這就顯示出了內在于資本主義的二重性。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資本主義現代性具有深刻的歷史二重性。一方面，資本主義與現代性的結合具有歷史必然性；但另一方面，這種必然性并不是絕對的必然性，而是暫時的必然性。由此，資本主義現代性便具有深刻的過渡性質。資本主義現代性同時具有必然性和暫時性的特征，正是根源在于現代性的發展形式與物質內容之間難以克服的矛盾。資本主義所導致的各種對抗與異化“不過是歷史的必然性，不過是從一定的歷史出發點或基礎出發的生產力發展的必然性，但決不是生產的一種絕對的必然性，倒是一種暫時的必然性，而這一過程的結果和目的（內在的）是揚棄這個基礎本身以及揚棄過程的這種形式”。[9]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現代性建基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現代性的特定發展形式與物質內容之間的深刻矛盾，所以資本主義制度便具有了歷史的必然性和暫時性，必然表現出自我克服、自我消滅的趨勢，歷史地成為現代性自身不斷發展和內在超越的“必經之點”，成為通向某種“新現代性”的“過渡之點”。這種歷史二重性，決定了資本主義不過是社會發展的必要的、暫時的手段。作為“歷史目的”的社會發展與作為“歷史手段”的資本主義之間并不是永遠契合的，而是存在著“適應”與“不適應”的矛盾關系：“如果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發展物質生產力并且創造同這種生產力相適應的世界市場的歷史手段，那么，這種生產方式同時也是它的這個歷史任務和同它相適應的社會生產關系之間的經常的矛盾。”[10]如果資本主義與社會發展相適應，那么二者之間的矛盾就表現為有機的統一，而一旦資本主義與社會發展不再適應，那么二者之間的矛盾就表現為對抗性的分裂與脫節。

　　更進一步地說，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歷史二重性集中體現為，資本主義在其內在矛盾中蘊含著自我揚棄、自我超越的趨勢。新的發展形式，尤其是新的生產方式正是在舊的社會形式內部孕育出來的。舊社會形式表現為新的生產方式的“母胎”，新的生產方式表現為舊社會的“產兒”。在物質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形式的特定發展階段上，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必然會從舊的生產方式中生成和發展起來。新的更高級的生產方式正是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日益成熟起來的，“在舊社會內部已經形成了新社會的因素”。[11]所謂資本主義現代性的自我揚棄，“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因而是一個自行揚棄的矛盾，這個矛盾明顯地表現為通向一種新的生產形式的單純過渡點。”[12]自我揚棄的實質，就在于社會歷史的新舊發展形式之間的更替，就在于新舊社會形態的革新。

　　具體來看，歷史唯物主義主要依據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即資本的內在矛盾和演化趨勢，來思考現代性的自我揚棄問題。在馬克思看來，資本的內在矛盾奠定了現代性矛盾的基礎。在資本支配下，現代性表現為一個有機的矛盾綜合體，表現為“二重性”的歷史內涵，即資本主義制度的異化形式之中恰恰孕育著日益積聚的解放潛能，這二者彼此對立，又相互統一，結合在資本主義現代性這一矛盾聚合體之中。因而，從根本處來說，現代性自我揚棄的實質就是資本邏輯的自我克服、自我消滅與自我超越。所謂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并不是完全獨立于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另外一個世界，并不是某種虛無縹緲的烏托邦；而是資本主義現代性自身孕育出來的現代性的新發展階段——這一“新現代性”，在揚棄了資本主義的全部異化形式的同時，還繼承發展了其全部解放潛能。因此，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并無絕對的斷裂，而是一種現代性自我揚棄式的內部相繼關系。

　　從這個意義上說，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根本差別并不是“現代性”與“非現代性”的差別，而是現代性的具體實現方式、特定發展形式的更迭演變。社會主義最終表現為一種從資本主義現代性內部生成出來卻又超越于資本主義的“新現代性”。總之，正是基于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自我揚棄趨勢的辯證分析，歷史唯物主義才開啟了一條以共產主義運動推動現代性實現“內在超越”的獨特路徑。

　　三、理論性質：現代社會理論

　　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問題意識是批判并超越資本主義現代性，這就決定了它不是傳統解釋模式所理解的那種關于跨時代、跨地域普遍規律的“純粹歷史哲學”，而主要是一種關于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社會理論”。這種社會理論以“現代社會整體”為其主要研究對象，其理論特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對資本主義現代性進行病理診療的批判性立場和超越現代學科分工的總體性視野。

　　首先，作為一種現代社會理論，歷史唯物主義不同于許多西方主流社會理論的辯護論特征，而體現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徹底批判立場。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唯物主義主要不是對現代社會的有機體進行描述和論證的“社會生理學”，而是對現代性進行反思與批判的“社會病理學”。[13]這里，現代性的生理學與病理學的根本區別就在于：生理學是以研究、闡釋現代社會機體的運行原理為目標，因而，現代社會機體本身就被假定為健康的、合理的；而相反的，病理學則是以診斷、治療現代社會機體的病癥為目標，因而，現代社會機體就被預先看作是病態的、不合理的。生理學很容易推導出為既定現實辯護的結論，而病理學則始終帶有批判的視野，從而很可能引申出革命的結論。

　　在歷史唯物主義看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所體現出的濃厚的經濟主義與物質主義特征，恰恰是資本主義的自我意識和意識形態，是社會機體的“生理學”，帶有鮮明的資本主義辯護論特征。馬克思在對“現代經濟學的真正鼻祖”重農學派進行批判分析時指出，重農學派“把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變成生產的一種永恒的自然形式”，“重農學派的巨大功績是，他們把這些形式看成社會的生理形式，即從生產本身的自然必然性產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為轉移的形式。這是物質規律；錯誤只在于，他們把社會的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物質規律看成同樣支配著一切社會形式的抽象規律。”[14]資本主義的生理學之所以可能，是因為預先假定了資本主義形式的健康、正常與合理。將資本主義形式看作社會的“生理形式”之后，就會很容易將其進一步看作一切社會都具有的自然的、合理的、永恒的形式。重農學派的這種生理學辯護論特征貫穿在后繼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之中。馬克思曾多次指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這一根本弊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通過非歷史的、形而上學的“任意的抽象”，將現存的經濟事實及相應的經濟范疇自然化、合理化和永恒化，從而為資本關系辯護，并將一切不同于、妨礙于資本主義運行的社會形式都斥責為“人為的”即非自然的、不合理的。從歷史的、批判的視野來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堅持非歷史的辯護論立場，就在事實上淪為了資本主義在學術上的代言人和辯護士，他們擔負的社會功能主要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生產者。由這些思想者精心編織出來的經濟主義的意識形態不僅從學理上為資本主義辯護，而且還通過文化知識教育體系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從而創造出大眾對資本主義秩序的自愿服從，這就是所謂“合法性”的確立。

　　馬克思正是要撥開資產階級經濟學這種意識形態的“合法性迷霧”而發現歷史的真理，因而，歷史唯物主義就表現為現代性的自我反思與自我批判，即社會有機體的病理學。這種病理學的精髓就是一種批判策略，這種策略在歷史視野中得以展開：因為對象都是歷史過程的產物，都具有歷史二重性的矛盾性質，因而必然會在其內在矛盾的發展中趨于自我批判、自我揚棄；因為對象具有這種歷史性，所以就不是天然合理、永恒不朽的，而是可以通過歷史過程發生改變并可以在理論和實踐中加以批判的。這樣，對社會機體的最徹底的批判，正是歷史的、實踐的批判。對于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努力加以自然化和合理化的經濟事實、經濟范疇，馬克思都要在歷史的批判視野中追問這些事實和范疇的產生和發展過程，追蹤其根源和本質。經濟學家將資本主義自然化和永恒化，看作理所當然的前提，而馬克思卻要深入歷史考察之中去追問這些看似合理之前提的歷史條件和發生過程，從而發現這些前提的根源與本質。在經濟學家視作自然性、合理性和永恒性的地方，馬克思卻看到了歷史性、不合理性和暫時性。

　　當然，現代性的生理學與病理學之間的關系并不是截然對立的。歷史唯物主義正是在批判地接受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開展對資本主義的深入批判的。在這個意義上，按照阿爾都塞的說法，國民經濟學對于馬克思來說，具有“現象學”的意義。[15]事實上，以政治經濟為代表的現代性生理學提供了一整套意識形態的闡釋、辯護框架，主導和統攝著現代人的日常意識，妨礙人們認識、批判和超越現代性的矛盾。而馬克思的方法是非常獨到的：他既沒有完全沉溺于這些意識形態敘事，也沒有完全拋棄它們，而是采取了批判的接受、歷史的理解的方式，將現代性的意識形態闡釋轉化為理解、批判現代性的門徑。這正如霍克海默所說：“在批判地接受支配社會生活的那些范疇的同時也包含著對社會生活的批判”。[16]馬克思正是通過加工、改造現代性的諸種意識形態幻象而進入到了現代性社會存在的真實天地。

　　其次，作為現代社會理論，歷史唯物主義不僅具有病理學的批判立場，還具有鮮明的總體性視野。盧卡奇曾經強調：“馬克思的辯證方法，旨在把社會作為總體來認識。”辯證法的本質就在于“總體性”的觀點，即“把所有局部現象都看作是整體——被理解為思想和歷史的統一的辯證過程——的因素”。[17]從歷史的、辯證的觀點來看，資本主義現代性本身是多種要素、環節通過內在聯系而結成的一個有機整體，現代性的病癥只有在一個整全性的問題域中才能得到完整的、具體的呈現。

　　歷史唯物主義要堅持徹底的反思和批判立場，就必然要有一種超越現代學科分工的總體性視野和整全性訴求。因為現代學科分工原本就是現代性的合理化進程的消極產物，其形成過程的特點就在于：通過嚴格的理性分類，將有關人文、社會的研究與具體的歷史研究拆分開來，并分別固定在狹窄的領域和方法之中，形成所謂“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現代學科普遍存在著“遺忘歷史”的病癥，它們僅僅將現代性的既有事實、既有范疇以自然性、正常性與合理性的名義當作“自明的”前提預設、當作“專業常識”固定下來，不再追問其歷史產生過程和實際社會內容。此種學科知識的社會功用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通過非歷史化的認知操作方式，將現代性的既有實現形式（即資本主義現代性）當作不容選擇、無可替代的事實接受下來，并進一步論證或增益其合理性。因而，現代分工體制中的專業學科普遍具有專業主義的非批判性質和辯護論性質，已喪失了對現代性進行總體診斷的能力。拘泥于嚴格的現代學科分工體系，就難以形成總體性的視野，就無法從整體上對現代性進行反思和批判，反倒可能墜入學科合法化程序的泥潭不能自拔，由此，關于批判立場徹底性的宣稱也就淪為空談。馬克思所批判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就是這種現代學科體制形成之初的例證，而后世的主流經濟學更是將專業主義的辯護論性質發展到了極致。為了對現代性展開徹底的批判，馬克思自覺地采取了一種總體性的學術視野，在歷史學、哲學、政治經濟學等多種學科之間穿梭自如，而不束縛于其中任何一門專業的樊籬之中。

　　從更深的層次來說，歷史唯物主義揚棄現代學科分工而形成總體性視野，是批判資本邏輯的必要途徑。資本主義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全面貫穿的總體性，客觀上要求批判視野必須具有總體性。由于資本邏輯是一種總體性中包含著差異性的邏輯，它將整個社會分割成單獨的局部領域，例如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針對這些領域而建立起來的各門專業學科也是各自聚焦于局部領域之中，而喪失了從全局上把握資本邏輯的能力。與馬克思的總體性批判視野相比較，局限于現代專業體系的諸種批判性理論往往在資本邏輯面前捉襟見肘：“理論往往跟不上它所針對的對象。理論被囚禁在局部的學院語言之中，而資本活動的空間卻是不受限制的。資本所及之處，囿于自身局限性中的種種批判話語未必能夠抵達。”[18]而與此不同，馬克思的批判視野則不是從專業領域的知識框架出發，而是直接從資本的觀點出發把握資本邏輯的總體性。“往往只有從資本和商品生產的角度看，整個社會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部門才是絲絲相通、環環相扣的。……整個社會的被割裂和各種看似局部性的問題，如果從資本和商品的角度切入，是能夠全部打通的。”[19]現代社會的各種具體問題，如果僅僅從局部領域通過特定學院專業知識來予以認識和糾正，就不能形成批判的深度，僅僅是“治標不治本”；而如果從資本總體性的視野來加以審視，就能發現貌似互不相干的諸種具體問題之間的普遍聯系、貌似彼此分離的各種具體現象背后的共同根源，就能上升到總體批判、根本超越的高度。這恰恰構成了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特征。

　　然而，歷史唯物主義的總體性、整全性的思想視野在后繼者手中卻日益遭到了肢解。在傳統教科書模式中，馬克思思想被強行拆分為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個部分，而三者之間的內在關系卻沒有得到有效的說明。這種拆分曾經發揮過不可低估的歷史意義，但同時也是弊端重重，它實際上遮蔽了歷史唯物主義本身的總體性視野，并進一步導致其批判維度的喪失。這應當也是歷史唯物主義在現代性話語中顯著缺場，馬克思主義的批判鋒芒顯著淡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文章來源：《學術研究》2012年第4期

　　作者單位：郗戈，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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