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不在于目前某個無產者或者甚至整個無產階級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問題在于究竟什么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由于其自身的存在必然在歷史上有什么作為。”

　　——卡爾·馬克思：《神圣家族》

　　就在馬克思要規定什么是階級的時候，他的主要工作被中斷了，這對無產階級的理論和實踐來講都是一種災難。因此，后來的運動在這個極其重要的問題上，只能依靠各種各樣的解釋，依靠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偶爾發表的意見加以歸納，依靠獨立地研究和運用他們的方法。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劃分為階級是由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決定的。但是，階級意識是什么意思呢？這個問題馬上就派生出一系列密切相關的小問題。首先，（從理論上）應該怎樣理解階級意識？其次，（在實踐中，）在階級斗爭中，這樣理解的階級意識本身的功能又是什么？緊接著就是這樣的問題：階級意識的問題是不是一個“普遍的”社會學問題，或者，這一問題對無產階級來說，是不是存在著不同于歷史上至今出現了的任何一個別的階級的意義？最后還有這樣的問題：階級意識的本質和功能是某種統一的東西，還是也是劃分為等級和層次的呢？如果是的話，這種劃分在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中又有什么實踐的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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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在他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著名論述中，是從下面這一點出發的：盡管歷史的本質就在于“凡是發生的東西總是有一個意識目的和一個預期的目標”，但是要理解歷史這還是不夠的。這是因為，一方面，“在歷史上活動的許多個別愿望在大多數場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預期的結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結果，因而它們的動機對全部結果來說同樣地只有從屬的意義。另一方面，又產生了一個新的問題，在這些動機的背后隱藏著的又是什么樣的動力？在行動者的頭腦中以這些動機的形式出現的歷史原因又是什么？”恩格斯進一步的論述還把這一問題規定到這樣的程度，即這些動力本身就應該是被規定的；而且就是那些“使廣大群眾，使整個整個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間又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而且……是持久的、引起偉大歷史變遷的行動”[1]的動力本身就應該是被規定的。因此，科學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就在于認識到歷史的真正動力是獨立于人對它的（心理學上的）意識的。這種獨立性在認識的初始階段首先表現為，人把這種動力理解為一種屬于自然的力量，以及這些力量的身上，在它們的有規律的相互關系中看到了“永恒的”自然的規律。馬克思在談到資產階級思想時說：“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那些形式，在人們試圖了解它們的內容而不是它們的歷史性質（人們已經把這些形式看成是不變的了）以前，就已經取得了社會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2]這種獨斷主義（Dogmatismus）的最重要代表，一方面可以在德國古典哲學的國家學說中找到，另一方面還可以在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經濟學中找到。馬克思針對這種獨斷主義提出了一種批判主義（Kritizismus），一種關于理論的理論，一種關于意識的意識。這一批判主義——在許多方面——就意味著是一種歷史的批判。它首先摒棄社會結構的僵化性、自然性和非生成性，它揭示了社會結構是歷史地形成了的，因此在任何一方面都是要服從歷史的變化的，因而也必定是要歷史地走向滅亡的。因此，歷史就不只是在這些形式規定的范圍內展開（根據這些形式規定的范圍，在社會的原則永遠保持有效的情況下，歷史也許將意味著只是內容、人類、社會狀況的變動），這些形式也不是歷史追求的目標，一旦目標達到，歷史就會由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被拋棄。相反，歷史恰恰是這些形式的歷史，是它們作為把人們組成社會的形式所經受的變化的歷史，這些形式發端于實際的經濟關系，控制著人與人之間的全部關系（并因而也控制著人同自身，同自然等等的關系）。

　　資產階級思想由于它的出發點和目標始終是（雖然并不總是有意識地）為事物的現存秩序作辯護或至少是為這一秩序的不變性作證明[3]，就必然要遇到一個不可逾越的界限。“于是，以前是有歷史的，現在再也沒有歷史了。”[4]馬克思在談到資產階級經濟學時就是這樣說的；但是這句話也適用于資產階級思想的所有想從思想上把握歷史過程的企圖。（黑格爾歷史哲學的一個經常被人指出的局限性也就在于此。）因此，歷史是作為任務，但是作為不可完成的任務交給資產階級思想來解決的。這是因為資產階級思想或者必須完全摒棄歷史過程，并把現存的組織形式看作永恒的自然規律，這種自然規律在過去——由于“神秘的”原因，和由于正好和理性的、尋求規律的科學的原則不一致——只得到了不完全的貫徹，或根本就沒有得到貫徹（資產階級社會學就是如此）。或者，資產階級思想必須把一切有意義、有目標的東西從歷史過程中排除出去；人們就不得不停留在歷史時期的及其社會的和人的載體的純粹“個別性”上；歷史科學就像蘭克那樣必然要堅持每個歷史時期都“同樣接近上帝”的說法，也就是說都達到了同樣完善的程度，因此，歷史的發展——出于相反的原因——就都不復存在了。在第一種情況下，任何一種理解社會結構起源的可能性就都喪失殆盡[5]。歷史的對象表現為不變的、永恒的自然規律的對象。歷史被按照形式主義僵化了，這種形式主義不可能按照社會歷史結構的真正本質把它們理解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們被推離了歷史理解的真正起源，并用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被隔絕了起來。就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人們并沒有認識到“這些一定的社會關系就像麻布、亞麻一樣，也是人們生產出來的。”[6]在第二種情況下，歷史成了盲目力量的一種——從根本上講——非理性的統治，這種統治至多是由“民族精神”或“偉人”來體現的，因此只能被實用主義地加以描述，但并不能被理性地理解。它只能作為一種藝術品被從美學上來加以構造，或者就像在康德派的歷史哲學中那樣，必須被看作是借以實現永恒的、超歷史的倫理原則的自身無感覺的材料。馬克思用證明這兒并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兩難困境，來解決這個兩難困境。這一兩難困境無非是說明：對同一對象所持的這些互相排斥、對立的觀點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矛盾。這是因為在對歷史所作的“社會學”規律的考察中，在對歷史所作的形式主義的理性考察中，我們看到的正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們受生產力奴役的情況。馬克思說：“他們本身的社會運動具有物的運動形式，不是他們控制這一運動，而是他們受這一運動控制。”[7]這一觀點在古典經濟學的純粹自然的和理性的規律中，得到了最清晰、最一貫的表現。馬克思用對經濟學的歷史批判，和把社會經濟生活的全部物化了的對象溶化為人的關系來批判這種觀點。馬克思認為，資本（以及國民經濟的每一種對象化形式）“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以物為媒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8]馬克思把社會結構敵視人的本質歸結為人與人的關系，同時就消除了被賦予非理性的和個人的原則的錯誤涵義，即這一兩難困境的另一個方面。這是因為對社會結構及其歷史運動敵視人的本質的這一消除只是把這一本質歸結為作為它的基礎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因此，這一揚棄決不是取消它的獨立于人的意志，特別是個別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規律性和客觀性，這種客觀性只是人類社會在其發展的特定階段的自我客體化；這種規律性只有在造成這一規律性并重又受這一規律性制約的那個歷史環境內才有效。

　　對兩難困境的這一消除看起來似乎使意識失去了在歷史過程中所有的決定性作用。盡管經濟發展的各個階段在意識中的反映仍舊是有著重要意義的歷史事實；盡管這樣產生的辯證唯物主義決不否認是人們自己采取他們的歷史行動，并且是有意識地完成他們的歷史行動的，但是就像恩格斯在他致梅林的信中強調的那樣，這是一種虛假的意識[9]。辯證法不允許我們停留在簡單地斷定這種意識的“虛假性”，停留在把真和假絕對地對立起來，而是要求我們把這種“虛假的”意識當作它所隸屬的那個歷史總體的一個因素，當作它在其中起作用的那個歷史過程的一個階段，加以具體的研究。

　　當然，連資產階級的歷史學也力求進行具體的研究，它指責歷史唯物主義歪曲歷史事件的具體的單一性。它的錯誤就在于認為能在經驗的歷史的個體身上（個體可以是一個人，一個階級或一個民族），在個體的經驗地既定的（因此是心理學的或群眾心理學的）意識中，發現那個具體。當它確實相信自己找到了萬物中最具體的東西時，也就恰恰是它最偏離了作為一個具體總體的社會；社會發展特定時期的生產制度，以及由這一制度造成的社會分化為階級。由于它偏離了這一切，所以它就把某些完全抽象的東西當作具體的東西。馬克思說：“這不是個人和個人的關系，而是工人和資本家，農民和地主的關系。抹殺這些社會關系，那就是消滅整個社會，而你的普羅米修斯也就變成了一個沒有手腳的怪影……”[10]

　　因此，具體的研究就意味著是研究與作為整體的社會的關系。因為只有在這種關系中，人們當時所具有的關于他們的存在的意識的全部本質的規定才表現出來。意識一方面表現為某種來自社會的和歷史的狀況的主觀上被證明的東西，表現為可以理解的和必須理解的東西，因此表現為“正確的”意識，同時它又表現為某種客觀上無視社會發展的東西，表現為不符合社會發展的，沒有相應地表現這一發展的東西，因此表現為“虛假的”意識。另一方面，這同一個意識在相同的關系中表現為主觀上不能達到自己確立的目標，而同時又促進和實現對它來講是不了解的，不想要的社會發展的客觀目標。“虛假意識”這一雙重辯證規定使它的分析完全脫離了對人們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實際上所思想，所感覺，所希望的東西所作的單純的描述。這些東西僅僅是——當然是十分重要的——真正歷史研究的材料。與具體的總體及由此而產生的辯證規定的關系超越了這種單純的描述，并產生了客觀可能性的范疇。將意識與社會整體聯系起來，就能認識人們在特定生活狀況中，可能具有的那些思想、感情等等；如果對這種狀況以及從中產生的各種利益能夠聯系到它們對直接行動以及整個社會結構的影響予以完全把握，就能認識與客觀狀況相符的思想和感情等等。而在任何一個社會，這類生活狀況的數目都是有限的。盡管深入細致的研究可以使關于生活狀況的類型學變得多么精細，然而還是可以產生幾種互相明顯有別的基本類型，它們的特征是由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地位的類型決定的。階級意識就是理性的適當的反應，而這種反應則要歸因于生產過程中特殊的典型的地位。[11]階級意識因此既不是組成階級的單個個人所思想、所感覺的東西的總和，也不是它們的平均值。作為總體的階級在歷史上的重要行動歸根結底就是由這一意識，而不是由個別人的思想所決定的，而且只有把握這種意識才能加以辨認。這一規定從一開始就建立了把階級意識同經驗實際的、從心理學的角度可以描述、解釋的人們關于自己的生活狀況的思想區別開來的差異。當然我們不能只是停留在確定這種差異或甚至只是一般地形式主義地把由此產生的關系固定下來。我們更應該研究：第一，這種差異在不同的階級是否按照它們對經濟的和社會的總體（它們是這一總體的組成環節）的不同關系而有所不同，以及這一不同是否大到形成了質的差別。第二，客觀經濟總體，被賦予的階級意識（zugerechnetes Klassenbewußtsein）和人們關于自己的生活狀況的實際心理思想之間的不同關系對社會發展在實踐上具有什么樣的意義。因此，也就是階級意識的實踐的歷史的功能是什么？

　　只有確定了這幾點之后才使我們有可能從方法論上利用客觀可能性這一范疇。這是因為首先要弄清楚，在一個特定的社會之中，從在生產過程中的某種特定的地位出發，這一社會的經濟總體一般地講可以被認識到什么程度？因為特殊的個人實際上囿于他們的生活狀況的狹小天地和偏見之中那種情況盡管必須被超越，但他們那個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為他們規定的界限和他們在這一社會經濟結構中的地位卻是不允許被跨越的。[12]因此，階級意識——抽象地、形式地來看——同時也就是一種受階級制約的對人們自己的社會的、歷史的經濟地位的無意識（Unbewußtheit）[13]。這一經濟狀況被既定為一種明確的結構關系，被既定為一種似乎控制著生活的全部對象的明確的形式關系。在這種情況下，“虛假”、“假象”的含義就決不是武斷的，而恰恰是客觀經濟結構的思想反映。因此，例如：“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卻具有勞動本身的價格或價值的外觀”，“仿佛全部勞動都是有償的勞動，……這種虛假的外觀……反之，奴隸的那部分有償的勞動，卻好像是無償的勞動。”[14]因此，闡明一般地講事物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才能真正揭露假象，才能達到和總體的真正聯系，就是依靠客觀可能性的范疇進行細致歷史分析的任務。因為如果從特定的階級地位這樣一個立場出發，竟全然不能覺察現實社會總體的話，因為如果連對自身的利益所作的歸因于這些利益的深刻思考也沒有涉及這個社會的總體的話，那么一個這樣的階級就只能起被統治的作用，就決不能影響歷史的進程，無論是維持這一進程，還是推動這一進程。這樣的階級一般地講注定是被動的階級，注定是在統治階級和肩負革命的階級之間無所作為地左右搖擺，它們也可能奮起，但它們的奮起必然具有空洞初步的和無目標的特點，即使偶然取得了勝利，最后也注定要失敗的。

　　因為一個階級能勝任統治意味著，它的階級利益，它的階級意識使它有可能根據這些利益來組織整個社會。最終決定每一場階級斗爭的問題，是什么階級在既定的時刻擁有這種能力，擁有這種階級意識。這并不排除暴力在歷史上的作用，這并不保證被決定要進行統治的階級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這種階級利益包含有社會發展的利益）會自動地得到實現。情況正相反。首先，一個階級的利益能得到實現的條件常常只有依靠最殘忍的暴力（例如資本原始積累）。第二，正是在暴力問題上，正是在階級與階級之間赤裸裸的生死斗爭的情況下，階級意識的問題才表現為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例如，匈牙利著名馬克思主義者埃爾文·薩博為了反對恩格斯關于偉大農民戰爭（1525年）在本質上是一場反動運動的觀點，提出了這樣的論點，即農民起義只是被暴力打垮的，它的失敗不是由于它的經濟性質和社會性質，不是由于農民的階級意識。當他這樣認為的時候，他就忽視了諸侯的優勢和農民的弱點的最終原因，也就是說，諸侯這一方面之所以能擁有控制權恰恰應該到階級意識問題中去尋找。即使連關于農民戰爭軍事理論的最膚淺研究也能輕而易舉地使每一個人相信這一點。

　　但是，并不是所有有能力統治的階級的階級意識的內在結構都是一樣的。關鍵在于它們對于自己為了實現和組織統治而必須采取的和實際采取的行動能意識到什么程度。因此也就是這樣的問題：有關的階級在實行歷史賦予它們的行動時“有意識地”和“無意識地”到什么程度，運用“正確的”和“虛假的”意識又到什么程度。而這些區別不單單是學術上的區別。因為除了文化問題（這方面產生的差異也是極其重要的），對于一個階級的實際決定具有生死攸關重要意義的則是它們對于歷史發展賦予的問題是否清楚明了和有能力加以解決。這方面非常清楚的是，階級意識既不是指十分進步的個人的思想，也不是指科學知識。例如，今天已經十分清楚的是，古代社會由于奴隸制經濟的局限在經濟上必然走向滅亡。但是，同樣也是十分清楚的是，在古代，不但是統治階級，連反對統治階級的革命的或改良的階級都不能達到這一認識。因此，隨著這些問題的實際出現，這一社會的滅亡也就是必然的，無可挽回的。這種情況，在今天的資產階級那兒就更清楚了。資產階級最初是認識到經濟關系而起來反對封建專制社會的，但是它也必然地完全不可能實現它的固有的科學，它的最根本的關于階級的科學。由于不能解決關于危機的理論問題，它在理論上也失敗了。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著科學的理論解決方法，對它也是無濟于事的。因為接受這種科學的解決方法，即使是理論上的，也意味著是不再用資產階級的階級立場來觀察社會現象。沒有一個階級有能力做到這一點，因為這樣一來，它就必須自愿放棄它的統治。因此，使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成為“虛假”意識的界限是客觀存在的，它就是階級地位本身。它是社會經濟結構的客觀結果，決不是隨意的、主觀的或心理上的。因為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盡管也可能十分清楚地反映了這種統治的所有組織問題，反映了整個生產的所有資本主義改造和實施問題，但一旦出現問題，而在資產階級統治范圍內來解決這些問題已經超出了資本主義本身的范圍時，它就必然會變得模糊不清了。資產階級發現的經濟的“自然規律”和封建中世紀，或者甚至和過渡時期的重商主義相比，乃是一個清楚的意識。但是后來卻內在地和辯證地成了“一個以當事人的盲目活動為基礎的自然規律”[15]。

　　本文不可能從這兒所指出的立場出發，提出關于階級意識可能等級的歷史的和系統的類型學。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必須研究清楚，是整個生產過程的哪一個因素最直接地和最至關重要地涉及個別階級的利益。其次，是就有關階級的利益本質而言，超越這種直接性和把對于這一階級來說是直接重要的因素看作僅僅是整體的因素和因而加以揚棄的可能性有多大？最后，這樣達到的總體的性質又是什么？它真正地把握了實際的生產總體的程度有多大？因為十分清楚的是，舉例來說，如果階級意識停留在脫離生產的消費利益的階段（如羅馬的流氓無產者那樣），或者如果階級意識表現了流通利益的范疇形式（如商業資本那樣），那么階級意識的性質和結構就會有所不同。因此，要在這兒研究關于這些可能的立場的系統的類型學是不可能的。但是，根據我們迄今的論述可以肯定的是，“虛假”意識的各種形式在性質上、在結構上、和在對階級的社會活動的決定性影響的方式上，都是各不相同的。

2

　　綜上所述，對于前資本主義時代，以及對于其生活的經濟基礎還是屬于前資本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許多階層的行為來說，它們的階級意識就其本質而言既不可能具有一種十分清晰的形式，也不可能有意識地對歷史事件發生影響。這首先是因為在任何一個前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利益決不可能以十分清晰的（經濟的）形式表現出來，這是任何一個這一類社會的本質使然，社會結構分為等級、階層等，隨之而來的是在社會的客觀經濟結構中，經濟的因素和政治的、宗教的等等因素不可分地結合在一起。資產階級*的勝利意味著等級制的取消，只有資產階級的統治才使社會劃分為純粹的獨一無二的階級這樣一種社會制度成為可能。（有些國家在資本主義時代仍殘存著封建等級制，但這一點也不影響這一論斷的基本正確性。）

　　這種情況的根子在于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和資本主義有著極其深刻區別的經濟組織。現在，對于我們來講，第一位重要的，十分明顯的區別是這樣一種區別：任何一個前資本主義社會——在經濟上——都沒有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構成一種有關聯的統一；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比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各部分的獨立性大得多，它們在經濟上的相互依靠要小得多，要簡單得多。商品流通對于全社會生活的作用越小，社會各部分在經濟上越是盡可能完全地自給自足（如村社），或者另一方面，它們在社會的真正經濟生活中，在生產過程中一點也不起作用（如希臘城市和羅馬的大部分市民），統一的形式，即組織起來的社會聯合體，也就是國家，在社會現實生活中的基礎實際上也就越不牢固。社會的一部分幾乎完全獨立于國家的命運而自然地存在著。“這些自給自足的公社不斷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產出來，當它們偶然遭到破壞時，會在同一地點以同一名稱再建立起來。這種公社的簡單的生產機體，為揭示下面這個秘密提供了一把鑰匙；亞洲各國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和經常改朝換代，與此截然相反，亞洲的社會卻沒有變化。這種社會的基本經濟要素的結構，不為政治領域中的風暴所觸動。”[16]社會的另一部分——在經濟上——是完全寄生的。國家，即國家的政權機構對這部分來講并不像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階級那樣，是一種在必要的情況下用暴力實行其經濟統治原則，或者用暴力為它的經濟統治創造條件（如近代殖民主義）的工具，因此國家不是社會經濟控制的中介，而直接地就是這統治本身，而且不僅是在直接掠奪土地、奴隸等等的情況下是如此，就是在所謂和平的“經濟”關系中也是如此。因此馬克思在談到地租勞動時說：“在這些條件下，要能夠為名義上的地主從小農身上榨取剩余勞動，就只有通過超經濟的強制”，在亞洲“地租和賦稅就會合為一體，或者不如說，不會再有什么同這個地租形式不同的賦稅。”[17]甚至連商品流通在前資本主義社會采用的形式也不能對社會的基本結構發生什么決定性的影響；商品流通只是很表面的，不可能支配生產過程本身，特別是它對勞動的關系。馬克思說：“商人可以購買任何商品，但是不能購買作為商品的勞動，他只許充當手工業產品的定購人。”[18]

　　盡管如此，任何一個這樣的社會也還是組成了一個經濟統一體（Einheit）。問題只是，這個統一體是否具有這樣的性質，即組成社會的各集團和整個社會的關系在它們的——被賦予的——意識中能采取一種經濟形式。馬克思一方面強調，古代希臘和羅馬的階級斗爭“主要是以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斗爭的形式”進行的。但是，他又十分正確地補充說：“但是在這里，貨幣形式——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系具有貨幣關系的形式——所反映的不過是更深刻的經濟生活條件的對抗。”[19]對歷史唯物主義來說，這種反映僅僅是反映而已，但是問題卻是：這一社會的階級是否——在客觀上——有可能把這些斗爭的經濟基礎，即它們所遭受的社會經濟問題納入到它們的意識中去呢？這些斗爭和問題在它們看來——由于它們在其中生活的生活條件——難道不是或者采取自然的和宗教的形式[20]，或者采取國家的和法律的形式嗎？社會劃分為階層或等級等等恰恰意味著從概念上和組織上對這種“自然的”地位的確定在經濟上仍是無意識的，意味著單純增長的純粹因襲慣例（Traditionalität）必然被直接納入到法律形式中[21]。因為，由于這種社會松散的經濟聯合，在這種社會中構成為等級、特權等等的國家的法律的形式，無論在客觀上，還是在主觀上都有著和在資本主義中完全不同的功能。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些形式僅僅意味著是把只具有經濟功能的那些關系確定下來，以至于法律的形式——就像卡爾納已經確切地指出過的那樣[22]——常常能適應變動了的經濟結構，而自己無論在形式上或內容上又都不加改變。而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則相反，法律形式從根本上來講必然要干預經濟關系。在這種社會中，不存在以法律形式出現的，或被納入法律形式的純經濟范疇。按照馬克思的說法，經濟范疇是“存在形式、存在規定”[23]。經濟范疇和法律范疇實質上，和就內容而言是相互不可分地交織在一起的。（這使人想到前面提到的地租、賦稅、奴隸制等等例子。）用黑格爾的話來說，經濟學即使在客觀上也沒有達到自為的階段，因此，在這樣的社會內，不可能有這樣一種立場，從這種立場出發，能意識到所有社會關系的經濟基礎。

　　這當然決不能取消所有社會形式的客觀的經濟基礎。相反，等級制的歷史清楚表明，這種當初把“自然的”經濟存在納入固定形式的等級制，在隱蔽的、無意識地進行著的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怎樣慢慢地瓦解了，也就是說，不再是一個現實的統一體。它的經濟內容打碎了它的法律的形式上的統一。（恩格斯關于宗教改革時期的階級關系，以及庫諾夫關于法國大革命的階級關系的分析已經對此作了充分的論證。）然而盡管法律形式和經濟內容之間存在著這樣一個矛盾，法律的（制造特權的）形式，對于這些正在瓦解的等級的意識仍有著十分重要的，經常是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意義。因為等級制的形式掩蓋了等級的——真正的，但仍是無意識的——經濟存在和社會經濟總體之間的關系。它把意識直接固定在它的特權上（如宗教改革時期的騎士），或者同樣直接地固定在與特權有關的社會的那一部分（如行會）的特殊性上。等級在經濟上可能已經完全瓦解了，它的成員在經濟上已經屬于不同的階級，但是它仍保持著這種（客觀上非現實的）意識形態上的凝聚力。因為“等級意識”和整體形成的關系針對著的不是現實的、活生生的經濟統一體，而是針對著構成那個時代等級特權的社會的過去狀態。等級意識——作為真正的歷史因素——掩蓋了階級意識；從根本上防止了階級意識的出現。在資本主義社會，在所有其階級地位不是直接地以經濟為基礎的“特權”集團那兒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情況。這樣的一個階層能在多大程度上使自身“資本主義化”，也就是說它的“特權”能在多大程度上變成經濟的和資本主義的控制關系，它對現實經濟發展的適應能力也就隨之有多大程度的增長（如大土地所有者的情況）。

　　因此，階級意識與歷史的關系在前資本主義時期是完全不同于資本主義時期的。這是因為在前資本主義時期，階級只能根據歷史唯物主義對歷史的解釋從直接既定的、歷史的現實中推論出來，而在資本主義時期，階級就是這一直接的歷史現實本身。因此就如恩格斯所強調的那樣，只有在資本主義時代，對歷史的這種認識才有可能就決不是偶然的了。而這也不僅是由于——如同恩格斯所認為的那樣——較之過去時代的“錯綜復雜的和隱蔽的關系”，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要簡單得多了，而且首先則是由于作為歷史動力的階級的經濟利益只是在資本主義時期才赤裸裸地表現出來。因此，在前資本主義時期，“歷史中人們行動的動機背后存在的真正的推動力”決不可能純粹地被意識到（甚至于都不能作為純粹的被賦予的意識）。實際上，它們只是隱藏在動機背后的歷史發展的盲目力量。意識形態因素不僅“掩蓋”了經濟利益，不僅是旗幟和斗爭口號，而且是現實斗爭本身的組成部分和因素。當然，如果依靠歷史唯物主義來探求這些斗爭的社會學意義的話，那么無疑就可以發現經濟利益就是最至關重要的解釋因素。但是，和資本主義本身來比較，不可逾越的差異就在于，在資本主義下，經濟因素不再隱藏在意識的“背后”，而是就存在在意識本身之中（只是沒有被意識到或者是受到壓抑的）。隨著資本主義的出現，隨著等級制的廢除，隨著純粹的經濟劃分的社會的建立，階級意識也就進入了一個可能被意識到的時期。從此，社會的斗爭就反映在圍繞著意識，圍繞著掩蓋或揭露社會的階級特性而進行的意識形態斗爭之中。但是這一意識形態斗爭的可能性已經指出了辯證的矛盾，即純粹階級社會內在的自我解體。就像黑格爾所說的：“當哲學把它的灰色繪成灰色的時候，這一生活形態就變老了。對灰色繪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態變得年輕，而只能作為認識的對象。密納法的貓頭鷹要等到黃昏到來，才會起飛。”[24]

3

　　在資產階級社會，只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才是純粹的階級；這就是說，只有它們的存在及其繼續發展才完全是以近代生產過程的發展為基礎的，以及只有從它們的存在條件出發，才可能設想一項組織整個社會的計劃。其他階級（如小資產階級、農民）行動的動搖或者不可能取得什么有利于發展的成果的根子就在于，它們的存在不完全是以它們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地位為基礎的，而是和等級社會的殘余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因此，它們不是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或者使資本主義的發展超越自身，而是使其倒退，或者至少也要使它得不到充分的發展。因此，它們的階級利益只是關注發展的征兆，而不是關注發展自身，只是關注社會的部分現象，而不是關注整個社會的結構。

　　這一意識問題可以用確立目標和行動的方式表現出來。例如在小資產階級那兒就是這樣。小資產階級至少部分地是生活在資本主義的大城市中，它對生活的所有看法都直接地受到資本主義的影響。對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事實，它不可能完全不加注意，置之不理。但是作為“一個代表兩個階級的利益同時削弱的那個過渡階級”，它覺得它自己完全是“站在階級對抗之上。”[25]因此它就要尋求道路，“不是為了消滅兩極——資本和雇傭勞動，而是為了緩和資本和雇傭勞動間的對抗并使之變得協調起來。”[26]因此，它的行動總是不能決定社會的命運，它總是輪換著為階級斗爭的雙方而斗爭，但卻總是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這時，只存在在他自己意識之中的它自己的目標必然會變得越來越空洞，越來越脫離社會的行動，變成了純粹的“意識形態”的形式。只有當這些目標和資本主義現實的經濟的階級利益巧合的時候，例如法國大革命取消等級制時，小資產階級才能在歷史上發揮一種積極的作用。而一旦它的使命得到了實現，它的——形式上絕大部分仍保持不變的——言詞就變得越來越脫離現實的發展，變得越來越具有諷刺意味（如1848—1851年山岳派雅各賓主義）。但是，這種和作為總體的社會的無關系也能反過來影響階級的內部結構，影響階級的組織起來的可能性。農民的發展過程最清楚不過地說明了這一點。馬克思說：“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并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系。他們的生活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每一個農戶……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既然數百萬家庭的經濟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敵對，所以他們就形成一個階級。由于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有地域的聯系，由于他們的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系，形成任何的全國性的聯系，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一個階級。”[27]因此，外部的變化，如戰爭、]城市中的革命等等就是必要的，以便把這些群眾納入到統一的運動中去，但就是這樣以后，他們也不能用他們自己的口號把這一運動組織起來，并賦予這一運動一個符合他們自己利益的積極的方向。這一運動是取得一種進步的意義（如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1917年的俄國革命），還是取得一種反動的意義（如拿破侖復辟），就取決于其他進行斗爭的階級的狀況，取決于領導他們的政黨的意識的水平。因此，連農民的“階級意識”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形式在內容上也要比別的階級的更多變；也就是說它總是一種借來的東西。因此，那些部分地或全部地以這種“階級意識”為基礎的政黨，正就是在危急的形勢下，卻不能得到堅定不移的支持（1917至1918年的社會革命黨人的情況就是這樣）。因此，農民運動在互相對立的思想旗幟下進行斗爭就是可能的。例如，俄國中農和富農的一些反革命叛亂和農民斗爭就發現它們同作為它們目標的無政府主義社會觀在思想上是有聯系的，這既是作為理論的無政府主義，又是農民的“階級意識”的十分顯著的特點。因此，對于這些階級而言（如果從嚴格的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它們可以被稱作是階級的話），根本就談不上什么階級意識：對它們的狀況的充分意識應該向它們揭示，面對發展的必然性，它們的特殊追求是毫無希望的。因此，對它們來講，意識和利益是處于一種彼此不相容的關系之中。由于階級意識被規定為是一個要歸因于階級利益的問題，因此，它們的意識要在直接既定的歷史現實中得到發展是不可能的，這在哲學上是可以理解的。

　　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和階級利益也處于一種相互對立、矛盾的關系之中。只是這種矛盾不是互不相容的矛盾，而是辯證的矛盾。

　　兩種矛盾的區別可以簡述如下：在別的階級那兒，它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利益總是阻止著階級意識的形成，而在資產階級那兒，這些因素卻促使階級意識的發展，只是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從一開始起和由于它的本質的原因——會遭受悲劇性的災難，即在它發展的頂峰會陷入和自身的不可解決的矛盾之中，并因而必然要摒棄自身。資產階級的這一悲劇在歷史上表現為當它還沒有打敗它的前人，即封建主義的時候，它的新的敵人——無產階級已經出現了；這一悲劇在政治上的表現形式則是，用“自由”的名義進行的反對社會等級制組織的斗爭在取得勝利的時刻，就必然變為一種新的壓迫；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矛盾則在于，盡管只有資產階級的社會形式才使階級斗爭以純粹的形式而出現，盡管是資產階級的社會形式首先使階級斗爭在歷史上被確定為是事實，然而資產階級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總是千方百計地想把階級斗爭的事實從社會意識中抹去；而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這種兩重性，即當資產階級一方面賦予個性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意義的同時，另一方面，它又通過這種個人主義的經濟條件，通過商品生產建立起來的物化取消了任何一種個性。上述這些例子并沒有窮盡這些矛盾，相反還可以舉出無數個例子來加以說明，就像所有這些矛盾都反映在與其在生產總過程中的地位相應的資產階級意識中的一樣，這些矛盾也只是資本主義本身極其深刻的矛盾的反映。因此，這些矛盾是作為辯證矛盾出現在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之中的，而不是簡單地表明資產階級不可能把握自身社會制度的矛盾。因為資本主義一方面是第一個按其傾向而言[28]能夠在經濟上完全滲透整個社會的生產制度，資產階級因此有可能從這一中心點出發，獲得對于生產總過程的（被賦予的）意識，然而另一方面，資本家階級在生產中的地位和決定資產階級行動的利益又使它不可能控制——甚至只是在理論上——它自己的生產制度。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為對資本主義來說，生產只在表面上看起來是階級意識的中心，因此也只是表面上看起來是進行分析的理論出發點。馬克思在談到李嘉圖時指出：“最受責備的就是他們眼中只有生產，他們卻專門把分配規定為經濟學的對象。”[29]對資本具體實現過程的仔細分析表明，在每一個問題上，生產商品，而不是生產物品的資本家必然局限在一些（從生產的角度來看是）次要的方面；他在受制于——對他來講是決定性的——擴張過程的情況下，就必然具有這樣一個觀察經濟現象的出發點：從這個出發點出發，最重要的現象總是變得不可能被感知[30]。這種不相稱還會由于下述原因而加劇，即在資本的關系中，個人的原則和社會的原則，即資本作為私人財產的功能和它的客觀的經濟功能處于一種相互之間不可解決的辯證矛盾之中。《共產黨宣言》說：“資本是一種社會力量，而不是個人的力量。”但是作為一種社會力量其運動則是由——并不全面了解它的活動的社會功能的和對它的活動的社會功能必然不關心的——資本擁有者的個人利益所左右所支配的，社會的原則，即資本的社會功能因此只能是不管他們是怎樣想的，是違背了他們的意志的，是在他們本身不知覺的情況下實現的。馬克思基于社會原則和個人原則之間的這一矛盾正確地把股份公司稱作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31]盡管從純粹經濟的角度來看，股份公司的經濟方式在這一方面和單個資本家的經濟方式只有十分非根本性的區別，以及甚至通過卡特爾、托拉斯等對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所謂消除也只是把這一矛盾轉移到了別的地方，而并沒有真正消除。這種情況是決定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的重要因素之一。資產階級雖然在社會的客觀經濟發展中是作為階級在行動，但是它把這一它自己推動的過程的發展只是理解為一種外在于它的、客觀上有規律的、發生在它自己身上的過程。資產階級思想始終地和必然地從個別資本家的立場出發來觀察經濟生活，正因此也就造成了個人和不可抗拒的、超個人的推動一切社會的東西的“自然規律”之間的這種尖銳的對立。[32]這不僅造成了在沖突事件中個人利益和階級利益的對抗（的確，這種對抗在所有的統治階級中很少有像在資產階級中那樣激烈），而且也造成了原則上不可能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來解決由于資本主義生產發展而必然帶來的問題。馬克思指出：“這種由信用主義突然轉變到貨幣主義，使得實際恐慌又加上理論恐懼，流通的當事人在他們自己的關系的深不可測的秘密面前瑟瑟發抖。”[33]這種恐慌不是沒有根據的，這就是說，它不僅僅是個別資本家對自己個人命運的束手無策。造成這種恐慌的事實和狀況迫使資產階級意識到某種東西，盡管它不能全部否認或壓制這種東西的實際存在，但它也確實是無法理解這種東西。這是因為在這些事實和狀況的后面隱藏著可以理解的理由，那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限制是資本本身”。[34]認識到這一點當然也就將意味著資本家階級的自我否定。

　　這樣一來，資本主義生產的客觀限制也就變成了資產階級階級意識的限制。舊的、自然的、“保守的”統治形式使受它們控制的廣大階層的生產形式不受觸動[35]，因此，它們起的主要是傳統的作用，而不是革命的作用，和這種統治形式相比，資本主義是一種典型的革命的生產形式，因此，它必然無視資本主義制度客觀的經濟限制，并表現為階級意識的內在的辯證的矛盾。這就是說，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在形式上是適應于經濟意識的。是的，最高程度的無意識，即極度的“虛假意識”，總是在對經濟現象的有意識控制表現得最充分的時候顯示出來的。從意識和全部社會現象的關系來看，這一矛盾表現為意識形態和經濟基礎的不可消除的對立。這種階級意識辯證法的基礎是（資本主義的）個體，即按照單個資本家的模式的個體，和“從自然規律來講”是必然的，也就是說原則上是意識無法控制的發展之間不可消除的對立；這種階級意識的辯證法因此造成了理論和實踐相互之間不可克服的對立，這種對立采取的形式則是，不允許有穩定的二重性，而是不斷追求相互分離的原則的統一，是不斷地在“虛假的”聯系和可怕地撕破這種聯系之間來回擺動。

　　由于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客觀限制并不總是單純否定的，它不僅“按照自然規律”造成了意識不可能理解的危機，而且還要得到一種自我意識的和行動著的歷史形態，即無產階級，因此資產階級階級意識自身內在的辯證矛盾也就加劇了。在對社會經濟結構的考察中，絕大部分“標準的”觀點變化都是按資本家的立場提出來的，都是按照一種方向進行的，那就是“模糊和神化剩余價值的真正起源”[36]。但是，在這種“標準的”、純理論的態度中，這種模糊和神化只涉及資本的有機構成，雇主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利息的經濟功能等，因此也只是表明它沒有能力揭示表面現象后面的真正的動力，而當把它放到實踐中去的時候，它就和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的基本事實，即階級斗爭有了關系。但是，在階級斗爭中，所有這些本來隱藏在經濟生活表面現象背后的力量卻是以一種不可忽視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而資本家及其理論代言人的目光總是只迷戀于經濟生活的表面現象。

　　甚至當資本主義還處在上升時期，當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還只是自發地激烈爆發出來的時候，階級斗爭的事實就已被上升時期的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們（如馬拉及后來的歷史學家米涅等人）看作是歷史生活的基本事實。但是當這種資本主義發展的沒有被意識到的革命原則由于無產階級的理論和實踐而被社會意識到了的時候，資產階級就在思想上被逼進了自覺反抗的境地。資產階級“虛假”意識中的辯證矛盾加劇了：“虛假”意識變成了虛偽的意識。開始時只是客觀存在的矛盾也變成主觀的了：理論問題變成了一種道德立場，它決定性地影響著階級在各種生活環境和生活問題上所取的實際立場。

　　資產階級的這種狀況決定了階級意識在資產階級為取得對社會的統治而進行的斗爭中的功能。由于資產階級的統治實際上擴展到整個社會，由于資產階級實際上力求按照自己的利益把整個社會組織起來，并且部分地做到了這一點，它就必須創立一種能自圓其說的關于經濟、國家和社會等等的學說（這一學說自在自為地是以一種世界觀為前提的，并就意味著是一種世界觀），并且要使自己相信和意識到自己的職責就是進行這種統治和組織。資產階級階級地位的辯證悲劇就表現為在每一個具體問題上，盡可能清楚地意識到它的階級利益不光是關系到它的切身利益，而且對它來講甚至是絕對必要的，但是一旦這同一個清楚的意識擴及到整體問題時，它就必然變成為一種災難。這一點的主要原因是在于資產階級的統治只能是一種少數人的統治，由于資產階級的統治不僅是由少數人來執行的，而且是為了少數人的利益的，因此欺騙別的階級，讓它們沒有清楚的階級意識，對于資產階級統治的存在來說就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這使人想到“超越”階級對立的國家學說，“公正的”司法等等。）但是，掩蓋資產階級社會的性質對于資產階級本身來說也是絕對必要的。因為這一社會制度的內在的不可解決的矛盾越來越清楚地顯示出來，致使它的擁護者們面臨這樣的抉擇：或者是有意識地無視越來越強烈的見解，或者是為了也能從道德上支持根據自身的利益應該加以支持的經濟制度，而壓制自己心中的一切道德本能。

　　一個階級越是能心安理得地相信自己的使命，越是能百折不饒地、本能地根據自己的利益駕馭一切現象，它的戰斗力也就越大，這一點是必然肯定的，而且也并沒有過高估計這些意識形態因素的實際作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歷史從發展的早期階段起——在這一階段有西斯蒙第對古典經濟學的批判，有德國對自然法則的批判，有卡萊爾的早期思想——就無非是絕望地反對對由它自己創建的社會的真正本質的洞見，反對對它的階級地位的真正意識。《共產黨宣言》指出，資產階級制造了它自己的掘墓人，這一點不但在經濟上是正確的，而且在意識形態上也是正確的。19世紀資產階級的全部科學竭盡全力要掩蓋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為此目的，從拼命歪曲事實到關于歷史、國家等等本質的“高超”理論無所不用其極，但這一切都是徒勞的。19世紀末，隨著科學的進步，以及對資產階級精英階層意識的相應影響，已經對此作出了裁決。

　　這一點十分清楚地表現在資產階級越來越把有意識組織起來的思想納入到自己的意識之中。起初是用股份公司，用卡特爾，用托拉斯等等實現了越來越高度的集中。這一集中雖然在組織上越來越清楚地揭示了資本的社會性，然而卻也并沒有觸動生產無政府狀態這一事實，而是為了賦予變得強大的單個資本家以相應的壟斷資本家的地位。因此，這一集中雖然在客觀上極力實現了資本的社會性，但是卻使資本家階級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一社會性，而且甚至通過這種克服了生產無政府狀態的假象使資本家階級的意識更加不能真正認識實際狀況。戰爭的危機和戰后時期的危機更加劇了這種發展趨勢：“計劃經濟”至少進入了資產階級最進步分子的意識之中。當然最初只是在極小部分人中，而且即使在他們那兒也主要是被看作是理論上的實驗，而不是從危機的死胡同中走出來的實際的拯救措施。這種意識企求將“計劃經濟”和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在經濟上協調起來，而正在上升的資本主義的意識則是把任何一種社會組織看作是“侵犯資本家個人的不可侵犯的財產權、自由和自決的‘獨創性’”[37]。如果我們把這兩種意識加以比較，那么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是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在向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投降。當然就連接受“計劃經濟”的那部分資產階級對“計劃經濟”的看法也是不同于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認為，這正是用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極度尖銳化來拯救資本主義的最后嘗試。然而盡管如此，資產階級的最后的理論防線就這樣被放棄了。（與此形成絕妙的對照的則是，無產階級的某些部分恰恰在這一時刻投降了資產階級，它們把資產階級的——最成問題的——組織形式變成了自己的組織形式。）但是，這樣一來，資產階級的整個存在及作為它的表現的資產階級文化卻陷入了最嚴重的危機。一方面是脫離生活的意識形態，即一種或多或少有意識作假的企圖，是不會有什么結果的，另一方面是犬儒主義（Zynismus）的同樣可怕的空虛無聊，甚至已經相信自身的存在對世界歷史毫無意義，而只維護自己赤裸裸的存在，赤裸裸的自我利益。這一意識形態危機是崩潰的確鑿信號。資產階級已被逼進了防御地位，它已在為它的單純的自我生存而斗爭（盡管它的斗爭手段是多么富有進攻性）；它進行領導的力量已一去不復返了。

4

　　在這場爭取意識的斗爭中，歷史唯物主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無論是在經濟方面，還是在意識形態方面，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都必然是相互依賴的階級。同一個過程，從資產階級的觀點來看是一個解體的過程，是一場持續的危機，對無產階級來講，就意味著同樣是以危機的形式出現的力量的積聚，是走向勝利的起點。在意識形態方面，其意義就更大：對反映了資產階級長期垂死掙扎的社會本質的越來越深刻的洞見，對無產階級來講就意味著是力量的不斷增長。對無產階級來講，真理是取得勝利的武器；越是義無反顧，就越能取得勝利。資產階級的科學以絕望的憤怒反對歷史唯物主義，它那樣的怒不可遏，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一旦它被迫在意識形態上以此為基礎的話，它也就失敗了。但同時，由此也可以看出：為什么對無產階級來說，而且只是對無產階級來說，正確地洞見到社會本質是首要的力量因素，甚至也許是決定性的武器。

　　庸俗馬克思主義者總是無視意識在無產階級階級斗爭中具有的這種獨一無二的功能，并且用目光短淺的“現實政治”來代替歸結為客觀經濟過程的決定性問題的重大的原則斗爭。無產階級當然必須從當前形勢的既定事實出發。但是無產階級和其他階級的區別就在于，它不拘泥于歷史的個別事件，并不單純是受它們所驅使的，而是自己就構成了推動力量的本質，對社會發展過程的核心起決定性的影響。庸俗馬克思主義者脫離了這一主要觀點，脫離了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方法論的——起點，因此它們就使自己處在資產階級的意識水平。在這樣一種水平上，在它自己的斗爭領域里，資產階級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意識形態上都必然比無產階級占優勢，這一點只能使一個庸俗馬克思主義者感到吃驚。但是也只有他才會從這樣一種事實，從這樣一種完全是由于他的立場而造成的事實中得出資產階級總的來說占優勢的結論。因為，資產階級——姑且完全不提它真正的權力工具——在這一方面擁有較多的知識、技巧等等，這是不言而喻的；是的，如果資產階級的對手接受了它的基本觀點，而不是由于資產階級自己的功勞，它就占了上風，那也就沒有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了。面對在思想、組織等等方面都占優勢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優勢僅僅在于，它有能力從核心出發來觀察社會，并把它看作是互相聯系著的整體，并因而能從核心上，從改變現實上來采取行動；就在于對它的階級意識來說，理論與實踐是互相吻合的；就在于它因此能自覺地把它自己的行動作為決定性的因素投放到歷史發展的天平上去。如果庸俗馬克思主義者破壞了這種統一，那么他們也就剪斷了把無產階級理論和無產階級行動加以聯系統一的神經。他們把理論歸結為是對社會發展征兆的“科學”論述，并把實踐變成由他們要加以控制的過程的個別事件的搖擺不定的、沒有目的的行動，也就是在方法論上放棄了對這一過程的控制。

　　由這樣一種立場產生的階級意識必然表明它有著和資產階級階級意識一樣的內部結構。但是，如果相同的辯證矛盾被發展強行推到意識的表面的話，那么其結果對無產階級來講就要比對資產階級還要致命。因為出現在資產階級身上的“虛假”意識的自我欺騙，就其各種辯證矛盾而言，就其各種客觀的虛假性而言，至少是與它的階級地位相一致的。“虛假”意識雖然不能挽救它的滅亡，阻止這些矛盾的不斷增加，但是它確實給了資產階級繼續戰斗的內在可能性，即取得成功，雖然是暫時的成功的內部條件。但是，在無產階級那兒，這樣一種意識不僅帶有這種內在的（資產階級的）矛盾，而且也是和無產階級的經濟地位促使它——無論它是怎樣想的——必然要采取的行動相對抗的。無產階級必須以無產階級的方式行動，但是它自己的庸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使它找不到正確的道路。而從客觀的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無產階級必然的行動和庸俗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的）理論之間的這一辯證矛盾正在變得越來越尖銳，也就是說，正確的或錯誤的理論的促進的或阻止的作用，隨著階級戰爭中的決定性戰斗的逼近而在增長。“自由王國”，“人類史前史”的結束恰恰意味著，人與人的具體關系，即物化開始把它的力量交還給人。這一過程越是接近它的目標，無產階級關于自己的歷史使命的意識，即它的階級意識的作用也就越重要；階級意識也就必然越強烈地、越直接地決定著它的每一次行動。因為驅動力的盲目力量只要它的目標，即自我揚棄還沒有近到可以達到的地步時就會“自動地”趨向這一目標。當向“自由王國”過渡的時刻客觀上到來的時候，這一點就更明顯地表現為，真正意義上的盲目力量將盲目地、用不斷增長的、看來是不可抗拒的力量沖向死亡，而只有無產階級的自覺意志才能使人類免遭災禍。換言之，當最后的經濟危機擊中資本主義時，革命的命運（以及與此相關聯的是人類的命運）要取決于無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的成熟程度，即取決于它的階級意識。

　　這樣一來，也就決定了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具有不同于別的階級的階級意識的特殊功能。同樣，如果不廢除階級社會，無產階級作為階級就不可能解放自己。因此它的階級意識，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后的階級意識，一方面必須要和揭示社會本質聯系起來，另一方面，必須實現理論和實踐的越來越內在的統一。對無產階級來說，它的“意識形態”不是一面扛著去進行戰斗的旗幟，不是真正目標的外衣，而就是目標和武器本身。無產階級的任何一種非原則的或無原則的策略只能把歷史唯物主義貶低為一種“意識形態”，只能把資產階級的（或小資產階級的）斗爭方法強加給無產階級；這種策略使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純粹成為資產階級階級意識的附庸，或者成為阻礙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東西（因此對無產階級來說只能起阻礙的作用），而不是起一種推動的作用，這樣它也就使無產階級失去了它的最優秀的力量。

5

　　因此，對無產階級來說，階級意識和階級地位的關系就事情的本質而言越是簡單，要在現實中實現這種意識遇到的困難也就越大。這首先是由于這一意識本身內部就缺乏統一。因為盡管社會自在地表現為某種嚴格統一的東西，以及它的發展過程同樣是一個統一的過程，但這兩者對于人的意識來說，特別是對于生活在作為一種自然環境的資本主義物化關系中的人來說，不是給定為統一的，而是給定為多樣的，互相獨立的事物和力量。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十分醒目的、影響很大的分裂表現為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的分離。馬克思[38]曾反復談到過不應該有這種分離，并指出每一種經濟斗爭的本質都會使之向政治斗爭過渡（反之亦然），然而要把這種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分離的觀點從無產階級理論中清除出去也確實是不可能的。對階級意識本身的這種錯誤見解的原因恰恰在于個別目標和最終目標的辯證的分離，因此最終也在于無產階級革命的辯證分化。

　　在以前的社會中負有統治使命因而有能力勝利地實現革命的階級，正是由于它們的階級意識和客觀的經濟結構不相稱，也就是由于它們沒有意識到自己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功能，他們面臨的任務在主觀上就變得比較容易。它們只需依靠它們擁有的力量推行它們的直接的利益。它們的行動的社會意義對它們自己來說卻是一種秘密，并且是由發展過程的“理性的狡計”支配的。但是無產階級則被歷史賦予了自覺地改造社會的任務，因此在它的階級意識中，就必然會出現直接利益和最終目標，個別因素和整體的辯證矛盾。因為對于過程的個別因素來講，雖然有著具體的情況及具體的要求，但就其本質而言，是現存資本主義社會內在地固有的，是在它的規律支配之下的，是服從它的經濟結構的。只有把個別因素納入到對過程的總的考察之中，只有和最終目標聯系起來，它才能具體地和有意識地超越資本主義社會，它才是革命的，但這在主觀上，對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來說就意味著，直接利益和對整個社會的客觀影響的辯證關系就在無產階級意識本身之中，而不會——像在以前的階級那樣——作為純客觀過程在（被賦予的）意識的彼岸產生出來。因此，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就不像以前的階級那樣是階級的社會給定存在的直接實現，而是像青年馬克思早已認識到的并已強調指出的那樣是它的自我揚棄。《共產黨宣言》是這樣闡明這種區別的：“過去一切階級在爭得統治權之后，總是力圖把已經獲得的生活地位鞏固起來，使全社會都服從那保障它們的占有方式的條件。無產階級只有消滅自己現存的占有方式，從而消滅全部至今存在的占有方式，才能獲得社會生產力。”（著重號是我加的。）階級地位的這種內在的辯證法一方面使無產階級很難發展它的和資產階級對立的階級意識，資產階級在展開它的階級意識時，可以依靠表面現象，可以停留在最原始、最抽象的經驗上，而對無產階級來說，早在它的發展的十分原始的階段，超越直接給定的東西就是它的階級斗爭的基本要求。（馬克思早在對西里西亞紡織工人起義的評論中就已強調了這一點[39]。）因為無產階級的階級地位把矛盾直接帶進了它自身的意識之中，而對資產階級來說，由于它的階級地位而產生的矛盾必然表現為它的意識的外部界限。但是，另一方面，這一矛盾又意味著，“虛假”意識在無產階級的發展中具有一種完全不同于在任何一個以前的階級那兒所具有的功能。這也就是說，在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中，甚至對發展的個別事實或因素的正確陳述也由于它們與社會總體的關系而揭示和暴露了自身就是“虛假的”意識，而在無產階級的“虛假”意識中，在它的客觀錯誤中卻隱藏著一種對正確的東西的追求。在這一方面，只需指出空想主義者的社會批判或者只需指出對李嘉圖理論的無產階級的和革命的擴展就足以說明問題了。關于后者，恩格斯強調它“在經濟學形式上是錯誤的東西”，然而他又馬上補充說：“在經濟學形式上是錯誤的東西，在世界歷史上卻可以是正確的。……在經濟學的形式的謬誤的后面，可能隱藏著非常真實的經濟內容。”[40]只有這樣做，無產階級階級意識中的矛盾才可以得到解決，并同時成為歷史的意識因素。因為客觀上對正確的東西的追求，這種追求也是無產階級“虛假”意識內在固有的，根本就不意味著是，無需無產階級的積極參與，這種追求就能自動地得到實現。而是相反，只有提高意識性，只有通過自覺的行動和自覺的自我批判，對正確的東西的單純的追求才能脫去它的虛假的外衣，成為真正正確的、歷史地重要的和改造社會的認識。如果這一認識不是以這一客觀的追求為基礎的話，當然就將是不可能的，這又證實了馬克思的話：“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41]這種追求也只是產生可能性而已。要實現這種可能性本身只能是無產階級自覺行動的結果。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是要超越現存的社會，作為這一歷史使命基礎的意識結構造成了這一意識中的辯證分裂。在別的階級那兒，表現為階級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對立，表現為個人行為及其社會結果的對立。因此表現為意識的外部界限的東西，在無產階級這兒，則作為眼前利益和最終目標的對立被移入到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內部。因此，對這種辯證分裂的內在克服才能使無產階級在階級斗爭中的外部勝利成為可能。

　　正是這種分裂提供了理解階級意識的途徑，就像本文前面的格言所強調的那樣，階級意識不是個別無產者的心理意識，或他們全體的群體心理意識，而是變成為意識的對階級歷史地位的感覺。這種感覺總是要在眼前的局部利益中變具體的。如果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不應該回復到空想主義的初級階段的話，那么就決不能跳過眼前的局部利益，這就是說，眼前的局部利益可能具有雙重的功能：或者是通向目標的第一步，或者是把目標掩蓋起來。究竟是發揮哪一種功能則完全取決于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而不取決于局部斗爭的勝利或失敗。對于這種特別是在工會的“經濟”斗爭中表現得很尖銳的危險，馬克思很早就已明確地指出來了：“同時，……工人階級也不應夸大這一日常斗爭的最終結果。它不應忘記：……只是在反對結果，而不是在反對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必然經常出現的游擊式的搏斗……而不同時力求改變這個制度，不運用自己有組織的力量作為杠桿來最終解放工人階級，也就是最終消滅雇傭勞動制度。”[42]任何一種機會主義的根子就在于：它是從結果，而不是從原因；是從部分，而不是從整體；是從癥狀，而不是從事情本身出發；它不是把局部利益和它為之而進行的斗爭，看作是為最后的斗爭進行的教育的手段（最后的斗爭結果取決于心理的意識接近于被賦予的意識的程度），而看作是某些自身有價值的東西，或至少是某些自身就是通向目標的東西；一句話，它混淆了無產者實際的心理意識狀態和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

　　這種混淆在實踐上的致命之處就在于，它造成了無產階級的行動常常很少統一性和凝聚力，不能適應客觀的經濟傾向的統一性。真正實踐的階級意識的力量和優勢恰恰在于它能把隱藏在經濟過程的相分離的征兆后面的自身的統一性看作是社會的總的發展趨勢。但是，這樣一種總的運動——在資本主義時代——還不能在它的外在的表現形式中顯示出一種直接的統一來。例如，世界危機的經濟基礎當然是統一的，并且作為這樣的經濟基礎是可以從經濟學上加以統一的把握的。但是，它在時間和空間上，不但在不同的國家，而且也在各國不同的生產部門是以相互分離的，先后為繼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當資產階級思想“把社會體系的各個環節割裂開來”[43]的時候，它就犯了一個嚴重的理論錯誤，但是這種錯誤理論的直接實踐結果卻完全符合資本主義的階級利益。資產階級雖然一方面在一般的理論方面，只能把握經濟過程的細節和征兆（正由于它不能超越這種能力，所以它最終在實踐上也是注定要失敗的）。但是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的直接的實踐行動方面——對它來講也是極其重要的則是把這種行動方式也強加給無產階級。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而且也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它在組織上的優勢才能清楚地表現出來，而與此同時，無產階級的完全不同的組織，即它組織為階級的可能性在實踐上卻不能實現。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越是發展，經濟過程的這種統一性也就表現得更清楚，在實踐上也就越能理解。這種統一性雖然在所謂的正常時期也是存在的，因此從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出發也是可以感覺到的，但是它的表現形式和最終的原因之間的距離是那么的大，以至于在無產階級的行動中不能產生什么實際的結果。這種情況在嚴重的危機時期發生了變化。整個過程的統一性變得顯而易見，近在咫尺。它是那樣的顯而易見，連資產階級的理論也不能回避它，盡管它從未相應地把握過它。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的命運，以及與此相關聯的整個人類發展的命運都取決于能否采取這唯一的、現在客觀上也變得可能的步驟。因為危機的個別征兆表現為是相互分離的（根據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生產部門，以“經濟的”或“政治的”危機等等形式），因此，相應地在工人的直接的心理意識中的反映也具有一種孤立性，所以要超越這種意識在今天確實已經成為可能和必要，而且其必要性已經被不斷增多的無產階級各階層本能地感覺到了。機會主義的理論直至激烈的危機發生前——看來——曾經起過的是一種單純阻止這一客觀發展的功能，現在它走上了和它直接對抗的方向。它的目的就是阻止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繼續從它的純粹心理的狀態向適應總的客觀發展的方向發展，把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降低到它的心理既定水平上，并因而使迄今為止純粹本能的階級意識的不斷運動走上相反的方向。只要使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統一起來的實際可能性在客觀上和經濟上都還不具備，這樣一種理論就還能被當作一種錯誤來欣賞。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它也具有有意欺騙的特點（不管它的代言人在心理上是意識到了這一點，還是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和無產階級的正確本能相比，它起了資本主義理論一直在起的那種作用：它職責對于總的經濟形勢的正確看法，無產階級的正確的階級意識及其組織形式——共產黨是不現實的，是敵視工人的“真正的”（直接的、民族的或職業的）利益的，是和它們的“真正的”（心理上既定的）階級意識異在的原則。

　　階級意識盡管不具有心理的現實性，但確實不是純粹虛構的東西，而且正是它的現實性解釋了為什么無產階級革命的進程會歷盡艱辛、屢遭挫折，會不斷地回歸到它的出發點，以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有名篇章中提到的要不斷地進行自我批評。

　　只有無產階級的意識才能指出擺脫資本主義危機的出路。只要這一意識還不存在，危機就是固有的，就會回歸到它的起點，就會重復原來的狀況，直至最后在經歷了無數的痛苦，走了可怕的彎路后，歷史的直觀教育使無產階級完成它的意識過程并因而把歷史的領導權交到它的手里。但是無產階級在這一方面別無選擇。它必須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不僅“反對資本”，而且成為“自為的”階級[44]，這就是說，它必須把它的階級斗爭的經濟必然性提高為自覺的愿望，提高為有積極作用的階級意識。關于階級斗爭的和平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無論他們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都是在延長這個漫長、痛苦、充滿危機的過程。如果他們能夠看到，由于延長了這個直觀教育過程，他們使無產階級遭受了怎樣的苦難，他們自己都會感到吃驚的。然而無產階級不能回避自己的使命。問題只是在它意識上達到成熟，能正確地認識自己的階級地位，以及能達到自己的階級意識之前，它還必須經受多少痛苦。

　　當然，這種動搖，這種不明白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社會危機的一個征兆。無產階級作為資本主義的產物，必然要服從它的制造者的存在形式。這種存在形式是非人的，是物化的。當然，僅僅無產階級的存在就是對這種生活方式的批判、否定。但是，在資本主義客觀危機成熟之前，在無產階級自己能完全看清這種危機，能達到真正的階級意識之前，這種批判、否定純粹是對物化的批判，而且作為這樣一種批判它只是否定地超過被否定的東西。是的，如果這一批判不能超出只是對局部的否定，如果它不能做到至少以對總體的批判為目標，它就不能超過被否定的東西，例如，就像大多數工聯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性所表現出來的那樣。這種純粹的批判，這種從資本主義立場出發的批判，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不同斗爭領域的相互隔離。僅僅是隔離的事實就已表明，無產階級的意識暫時還屈從于物化。如果無產階級在經濟上理所當然地比在政治上，在政治上又理所當然地比在文化上更容易看清它的非人的階級地位，那么所有這些隔離正表明了在無產階級自己的身上還存在著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尚未被克服的力量。

　　物化意識必然絕望地陷入拙劣的經驗主義和抽象的空想主義這兩個極端之中。意識因此或者成為事物有規律運動的完全被動的旁觀者（意識決不能干涉這種事物的運動），或者就是把自己看作是一種根據自己的——主觀——愿望能駕馭自在地無意義的事物運動的力量。機會主義者的拙劣的經驗主義，我們已經在它和無產階級意識的關系中看到了。現在主要的是要把空想主義的功能看作是階級意識內部層次的特殊標志。（這兒對經驗主義和空想主義在純方法論方面的劃分決不意味著，它們在個別傾向上，甚至在某些個人身上，不可能結合在一起，而是相反，它們常常一起表現出來，而且內在地是相輔相成的。）

　　青年馬克思大部分哲學努力的目的是駁斥各種錯誤的意識學說（既有黑格爾派的“唯心主義的”，也有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意識學說），以及提出關于意識在歷史上的作用的正確觀點。早在《1843年通信》里，意識就被理解為是發展所固有的。意識并不在現實歷史發展的彼岸。它不是先由哲學家帶到世界上來的，因此哲學家高傲地蔑視世界上的小的斗爭是不對的。“我們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為什么而斗爭；而意識則是世界應該責備的東西，不管世界愿意與否。”

　　因此，要緊的是要“向它說明它的行動的意義”[45]。《神圣家族》中針對黑格爾的重大論戰主要也是圍繞著這一問題的[46]。黑格爾的不徹底性在于他只是表面上讓絕對精神創造歷史，而由此產生的意識的相對于現實歷史進程的彼岸性在他的學生們那兒就變成了傲慢地——和反動地——把“精神”和“群眾”對立起來。他們的不徹底性、荒謬性，以及倒退回黑格爾早已達到的階段，都受到了馬克思的無情批判。他對費爾巴哈的——警句式的——批判則是對這點的補充。在馬克思那兒，唯物主義已經達到的意識的此岸性再一次被看作為只是發展的一個階段，看作為是“資產階級社會”的階段，與此相適應，他把“實踐批判活動”、“改造世界”看作是意識的任務。這樣就產生了清算空想主義者的哲學基礎。因為他們的思想中包含著這種社會運動和關于社會運動的意識的二重性。意識擺脫了彼岸性來到了社會，并把社會從迄今為止所走過的錯誤的道路引上了正確的道路。無產階級運動不夠發達的特點還不允許空想主義者們，在歷史本身之中，在無產階級自我組織為階級的方式之中，因此也就是在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之中，看到發展的載體。他們還不能“注意眼前發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識地把這些事情表達出來”。[47]

　　但是，如果認為，由于這種對空想主義的批判，由于這種關于對歷史發展不再持空想主義態度在客觀上已經成為可能的歷史認識，空想主義對無產階級解放斗爭說來實際上就已經被克服，那可就是一種幻想了。只有當階級意識達到那樣的階段，即馬克思描寫的理論和實踐的真正統一，階級意識真正和實際的介入歷史進程，以及因而實際洞察到物化，這一切實際上都已實現了的時候，空想主義才能算是被克服了。但這一切決不會一致地一下子發生的。這不僅因為存在著民族的或“社會的”層次，而且在同一工人階層的階級意識內也有著不同的層次。經濟和政治的分離是這方面最突出，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例子。事實表明，存在著這樣的無產階級的階層，它們對于它們的經濟斗爭有著完全正確的階級本能，它們甚至能把這種本能提高為階級意識。這不是什么機械的雙重性問題乃是不言自明的。關于政治的功能的空想主義觀點必然會辯證地反過來影響到關于經濟發展的觀點，特別是影響到關于整個經濟的觀點（例如工聯主義的革命理論）。因為反對整個經濟體系的斗爭和整個經濟的改組，如果沒有對政治和經濟相互作用的正確認識，就是不可能的。像巴洛德或行會社會主義（Guild-Sozialismus）那樣完全空想主義的理論，就是在今天也還擁有它們的影響，這就說明了，即使在無產階級直接生活利益受到關注，眼前的危機已經使人能夠從歷史的進程中看到什么是正確的行動這樣的階段，空想主義思想仍沒有被完全克服。在所有那些社會的發展還不夠充分，以至于要從自身產生出認識總體的客觀可能性是不可能的領域，這種情況就更為突出。這一點最清楚不過地表現在無產階級對純意識形態問題，對文化問題的理論態度和實踐態度之中。今天，這些問題在無產階級的意識中具有的是一種極其孤立的地位。它們和階級的直接生活利益，和社會總體的組織上的關系還完全沒有被意識到。因此，在這一領域取得的成就還很少超過——由無產階級進行的——資本主義的自我批判。因此，這一領域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積極的東西就具有一種幾乎完全是純粹空想主義的特征。

　　因此，這些層次一方面是客觀歷史的必然性，是意識的客觀可能性的差異（如和文化問題相比，政治和經濟所具有的相對的緊密聯系），但另一方面，它們又標志著在存在著意識的客觀可能性的地方，心理的階級意識和對全局的相應認識之間存在著各種層次。但是，這些層次不能完全歸結為經濟的和社會的原因。關于階級意識的客觀理論是關于它的客觀可能性的理論。問題的層次和經濟利益的層次在無產階級內部達到什么樣的程度，很遺憾還沒有被人盡可能全面地研究過，然而這方面的研究一定會產生十分重要的成果。但是不管關于無產階級各階層的類型學，關于階級斗爭問題的類型學是多么的深刻徹底，也總會產生階級意識的客觀可能性在實際上實現的問題。如果說，這一問題在從前還只是對于那些特殊的個人來說才是的問題（人們可以想到馬克思關于專政問題的完全非空想的預見），那么今天它就是一個對于整個階級來說的真正現實的問題，即無產階級內在轉變的問題，它向自己客觀的歷史使命階段發展的問題。這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危機，只有它的解決才能使世界經濟危機的實際解決成為可能。

　　無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還要走很遠的路程，在這方面存有幻想將是十分危險的。但是，同樣危險的是看不到活躍在無產階級身上的趨向于在意識形態上克服資本主義的力量。任何一次——以不斷提高的和自覺的方式進行的——無產階級革命都產生了正在成長為國家機構的整個無產階級的斗爭機構，即工人委員會，這一事實舉例來說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正在開始勝利地克服它的領導層的資產階級性的標志。

　　革命工人委員會決不能同它的機會主義的丑化的模仿相混同，革命工人委員會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從它產生那一天起就不倦地為之斗爭的一種形式。它的存在，它的不斷發展表明，無產階級已經站在它自己的意識的門檻上，并因而已經站在勝利的門檻上，這是因為工人委員會是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對資本主義物化的克服。就像在建立了專政的狀態下，工人委員會必須克服資產階級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分離一樣，它在爭取統治權的斗爭中，也必須一方面克服無產階級在空間和時間上的分裂，另一方面，必須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達到無產階級行動的真正統一，并以此方式克服直接利益和最終目標的辯證分裂。

　　連革命工人的意識形態和真正無產階級階級意識之間也是存在有距離的，因此，我們決不能忽視這一距離。但是連這種狀況也是可以用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斗爭和階級意識的學說來說明的。無產階級只有揚棄自身，只有把它的階級斗爭進行到底，實現無階級社會，才能完善自身。為了這樣一個社會而進行的斗爭（連無產階級專政也只是其中的一個階段）不僅是和外部敵人，和資產階級的斗爭，而且同時也是無產階級和自身的斗爭，和資本主義制度對它的階級意識的破壞和腐蝕的影響的斗爭。只有當無產階級克服了這些影響，它才取得了真正的勝利。必須聯合起來的各個領域的分裂，無產階級迄今在不同領域達到的不同的意識階段是一把尺子，可以精確地度量已經達到了什么和還應該爭取什么。無產階級決不能害怕自我批評，因為只有真理才能給它帶來勝利，因此，自我批評必然是它的生命因素。

　　1920年3月

　　注 釋：

　　*原譯文為“資本階級”，對照德文版，應為排版錯誤，現更正為“資產階級”。

　　[1] 《費爾巴哈論》，《全集》第21卷，第342—343頁。-T101

　　[2] 《資本論》第1卷，《全集》第23卷，第92頁。-T102

　　[3] “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完全一樣地把現狀永恒化，把現狀說成是人類發展不可逾越的界限。在這一點上（當然也只是在這一點上），黑格爾和叔本華是一致的。-T102

　　[4] 《哲學的貧困》，《全集》第4卷，第154頁。-T103

　　[5] 同上書，第157頁。-T103

　　[6] 同上書，第143—144頁。-T103

　　[7] 《資本論》第1卷，《全集》第23卷，第91頁（著重號是盧卡奇加的）。還參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全集》第21卷，第198頁。-T104

　　[8] 《資本論》第1卷，《全集》第23卷，第834頁。還參見《雇傭勞動和資本》，《全集》第6卷，第487頁；關于機器的論述，則可參見《哲學的貧困》，《全集》第4卷，第163頁；關于金錢的論述，參見前書第118頁等。-T104

　　[9] 《全集》第39卷，第94頁。-T105

　　[10] 《哲學的貧困》，《全集》第4卷，第135頁。-T106

　　[11] 遺憾的是，我在這兒不可能更進一步地討論馬克思主義中關于這些思想的各種論述，如十分重要的“經濟人”范疇；我更不可能在這兒指出歷史唯物主義和資產階級經濟學類似的企圖（如馬克斯·韋伯的理想典型）之間的關系。-T107

　　[12] 據此，我們就能歷史地、正確地理解像柏拉圖和托馬斯·莫爾那樣的偉大的空想主義者。也可以參見馬克思關于亞里士多德的論述，見《資本論》第1卷，《全集》第23卷，第74—75頁。-T108

　　[13] “他雖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卻把它說了出來。”馬克思就是這樣談到富蘭克林的，見《資本論》第1卷，《全集》第23卷，第65頁。馬克思在別的地方也說過類似的話，如“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是他們這樣做了。”同上書，第90—91頁。-T108

　　[14] 《工資、價格和利潤》，《全集》第16卷，第149頁。-T108

　　[15] 《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全集》第1卷，第614頁。-T111

　　[16] 《資本論》第1卷，《全集》第23卷，第396—397頁。-T113

　　[17] 《資本論》第3卷，《全集》第25卷，第891頁（著重號是盧卡奇加的）。-T113

　　[18] 《資本論》第1卷，《全集》第23卷，第397頁。這就是在資本主義初期，商業資本和工業資本相反，起了一種政治上反動作用的原因。參見《資本論》第3卷，《全集》第25卷，第374頁。-T114

　　[19] 《資本論》第1卷，《全集》第23卷，第156頁。-T114

　　[20]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強調這種社會形式的自然性，見《資本論》第1卷，《全集》第23卷，第377、395頁等。恩格斯在《家庭的起源》中的整個思路也是建立在這一思想基礎上的。我不可能在這里介紹對于這一問題的各種不同看法（馬克思主義者之間也有不同的看法）。我只想強調，我認為就是在這一點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也要比他們的“修正者們”更深刻，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也要更正確。-T114

　　[21] 參見《資本論》第1卷，《全集》第23卷，第377頁。-T115

　　[22] 《法律學院的社會功能》，《馬克思研究》第1卷。-T115

　　[23] 《政治經濟學批判》，《全集》第46卷上冊，第44頁。-T115

　　[24]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中文版第14頁，黑格爾在這里所說的灰色是借用歌德《浮士德》中的話：“一切理論都是灰色的，只有生活的金樹是常青的。”（見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版第一部，第95—96頁。）——中譯者注-T117

　　[25]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全集》第8卷，第155頁。-T118

　　[26]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全集》第8卷，第152頁。-T119

　　[27] 同上書，《全集》第8卷，第217頁。-T119

　　[28] 當然只是有這種傾向而已。羅莎·盧森堡的偉大功績就在于證明了，在這一點上不存在著一種哪怕是暫時的事實，而是資本主義——從經濟學上來看——只能維持到它只是沿著資本主義方向滲透社會，但還沒有完全滲透的時候。一個純資本主義社會的這種經濟上的自我矛盾正就是資產階級階級意識中存在著矛盾的原因之一。-T122

　　[29] 《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全集》第12卷，第740頁。-T122

　　[30] 《資本論》第3卷，《全集》第25卷，第156、350、375等頁。不同的資本家集團，如工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等在這一點上是有所不同的，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這種區別對我們論述的問題并沒有什么決定性的意義。-T122

　　[31] 《資本論》第3卷，《全集》第25卷，第495—496頁。-T123

　　[32] 參見《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羅莎·盧森堡》一文。-T123

　　[33] 《政治經濟學批判》，《全集》第13卷，第137頁。-T124

　　[34] 《資本論》第3卷，《全集》第25卷，第278，288—289頁。-T124

　　[35] 這指的是財富形成的原始形式，參見《資本論》第1卷，《全集》第23卷，第150頁，而且甚至指的是（相對來說的）“前資本主義的”商業資本的某種表現形式，參見《資本論》第3卷，《全集》第25卷，第376頁。-T124

　　[36] 《資本論》第3卷，《全集》第25卷，第185,169,418—422,431頁。-T125

　　[37] 《資本論》第1卷，《全集》第23卷，第395頁。-T128

　　[38] 《哲學的貧困》，《全集》第4卷，第198頁。《約翰·菲·貝克爾、約·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馬克思等人致弗·阿·左爾格等人的書信選》，斯圖加特，1906年。-T133

　　[39] 《全集》第1卷，第483頁。-T134

　　[40] 《哲學的貧困》德文版序言，《全集》第21卷，第209頁。-T135

　　[41] 《政治經濟學批判》，《全集》第13卷，第9頁。-T135

　　[42] 《工資、價格和利潤》，《全集》第16卷，第169頁。-T136

　　[43] 《哲學的貧困》，《全集》第4卷，第145頁。-T137

　　[44] 《哲學的貧困》，《全集》第4卷，第196頁。-T139

　　[45] 《摘自〈德法年鑒〉的書信》，《全集》第1卷，第418頁。-T141

　　[46] 參見拙文《什么是正統馬克思主義？》。-T141

　　[47] 《哲學的貧困》，《全集》第4卷，第157頁。又參見《共產黨宣言》第三章第3節，《全集》第4卷，第499頁以后幾頁。-T142

　　來源：[匈]盧卡奇： 《歷史與階級意識——關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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