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邏輯體系把商品作為起點，源于商品這一最常見的經濟形式蘊含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切內在矛盾。通過對商品二重性及其一系列延伸范疇的分析，我們可以從整體上把資本主義描述為一個大規模地再生產自身的系統，這是一個客體統治主體、物統治人、死勞動統治活勞動的結構化體系。古典政治經濟學把商品直接作為一般存在，從經濟學的角度把商品看作滿足人的需要和欲望的物，并從倫理道德的角度對商品生產與交換等經濟行為進行規范設定。古典政治經濟學對商品采取了工具性和功利性態度，這使其無法穿透資本主義社會的表層現象，從而成為論證資本主義合理性和永恒性的意識形態。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憑借大數據、計算機等現代技術手段將商品轉變為抽象模型和數學變量，使資本能夠更容易掌控這些變量，從而推動資本在今天的快速增長。然而，大數據盡管有用，卻不可能窮盡所有的人類關系，馬克思對商品的經濟學—哲學解讀對于透過表面現象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仍然具有重要啟示。商品及其二重性結構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進行病理學診斷和認識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具有深刻的社會認識論意蘊。以商品的哲學解讀為切入點對于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論尤其是《資本論》的認識論具有重要啟示。

　　一、商品的普遍化與哲學闡釋的可能性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支配地位的地方，勞動產品以真正商品的形式出現。商品形式作為勞動產品的一般形式使資本主義社會顯示出異質于傳統社會的特點。商品交換的原始形式最早出現于兩個共同體之間的邊界處，實際上是一種物物交換，這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交換有原則的區別。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商品形式不是勞動產品的普遍性形式，它并未成為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的核心，商品生產與交換沒有成為占支配地位的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勞動產品的生產和交換還受到一系列非經濟因素的影響，經濟內嵌于非經濟的社會因素之中，如政治權力、血緣倫理、風俗習慣、宗教等。商品形式和價值規律對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主體并未產生根本的支配作用，生產從總體上看是為了直接滿足人的需要，因而不可能形成普遍化的商品世界。斯密遭到馬克思的尖銳批判，一個重要原因是“斯密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勞動時間來決定商品價值，但是，他又把這種價值規定的現實性推到亞當以前的時代”。商品范疇所蘊含的價值規定是一種歷史性存在，馬克思明確反對把《資本論》中描述的商品現象及其蘊含的社會形式移植于前資本主義社會。從最初的只是暗示了商品形式的物物交換發展到資本主義商品交換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時期。《資本論》的價值形式理論以邏輯的方式重構了這一過程。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商品交換不再是物物交換，而是以貨幣為中介和目的的交換。不僅是社會剩余產品，而且整個社會的勞動產品都是普遍作為商品而存在的。

　　勞動產品的商品形式只有在資本這一生產方式取得支配地位之后才可能得到普遍發展。“只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并且只是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產品才全面地采取商品形式，——這是因為全部產品都必須轉化為交換價值，并且產品生產的各個要素本身要作為商品加入生產——產品才全面地成為商品。”一個勞動產品普遍地采取商品形式的社會具有一種獨特的社會聯系形式：沒有人消費自己的勞動產品，每個人的勞動產品都作為商品成為獲得他人商品的必要形式。商品成為社會聯系的中介形式，這一中介形式是獨一無二的，一個重要的社會界限因而出現了，它有效地將資本主義社會與其他社會形態區分開來。正如盧卡奇所言：“一個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對所有生活形式都有決定性影響的社會和一個商品形式只是短暫出現的社會之間的區別是一種質的區別。”商品形式在資本主義社會成為普遍范疇，超越其在傳統社會的有限性。此時，商品形式對社會的客觀發展和人的思維方式的轉變才具有決定性意義，對商品進行哲學思考才獲得普遍性意義。這并不是說在商品經濟未占統治地位的時代不能對商品進行哲學思考，實際上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曾把商品生產與交換作為哲學思考的重要參照，只不過商品問題在他們那里并沒有獲得實體性和自足性意義，只是作為城邦共同體德性生活的一個因素而存在。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把城邦正義建立在社會分工和簡單商品交換的基礎上。在他看來，人們的需要有很多且沒有人能夠做到完全自給自足，因而相互交換是必須的。“國家所要關注的就是這種相互交換，而且國家所要努力安排的也是以最恰當的方式去滿足需要和以最和諧的方式去互換服務。”每一方都為另一方從事生產或服務，創造滿足需要的使用價值是城邦生產者從事生產的唯一目的。經濟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同樣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實現政治共同體這一最高之善的必要條件，它服務于政治共同體的政治需求和倫理需求。亞里士多德的政治經濟學集中關注的是為一個正義的城邦共同體奠定經濟基礎，即塑造一個比例均衡的公平的交換體系。在馬克思看來，亞里士多德最早對商品的價值形式進行了分析，“在商品的價值表現中發現了等同關系”，并指出兩種感覺上不同的物如果沒有價值上的等同性就不能發生交換，因而成為古代政治經濟學最偉大的代表。但由于所處時代的自然經濟和等級制的限制，他并未指出這種價值形式等同性的實體實際上是什么。即使是作為早期資本主義時代古典政治經濟學杰出代表的亞當·斯密也并未區分開資本主義商品交換與一般物物交換的不同，交換失去了歷史性特征，資本主義商品交換成為超歷史的交換，他把這種交換形式看作最適合人性的形式。其理論的首要目標是探尋經濟生活中的“經濟人”和“理性人”是如何實現互利互惠的，以達到整個社會的普遍利益的最大化。馬克思繼承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商品”“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等基本概念，但并未直接接受，而是如阿爾都塞所言呈現出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斷裂”。他借助于抽象力給商品范疇以全新的結構性分析，商品并不只是經濟學中的一個特殊范疇和特殊問題，而是蘊含著資本主義特有的生產關系和社會結構，反映了物的關系背后所隱藏的人的關系，因而顯現出豐富的哲學意義。

　　在現代社會生活中，商品居于主導性地位，蘊含著資本主義社會的存在根基，構成了《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邏輯起點。正如盧卡奇所言：“馬克思描述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并揭示其基本性質的兩部偉大成熟著作，都從分析商品開始，這決非偶然。因為在人類的這一發展階段上，沒有一個問題不最終追溯到商品這個問題，沒有一個問題的解答不能在商品結構之謎的解答中找到。”《資本論》繼承了黑格爾辯證法的邏輯起點思想，把最為自明的和根本的抽象看作起點，但這種抽象并非來自哲學思辨，而是對現實經濟關系抽象的結果。商品“體現了社會生活中最根本的抽象。這種抽象能夠成立，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商品成為一種普遍化的存在，商品交換成為統攝社會生活領域的一切力量。只有這時，這種抽象才是可能的”。在《資本論》中，作為起點的商品一直存留于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任何環節，由此展開了一系列的范疇以不斷變化的形式延伸下去。整個商品世界的總體都是從這個起點產生出來的，“沒有哪一個起點能夠如此成功地產生出資本的內在邏輯”。

　　商品是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中首要的元素形式，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個先在前提，個人的存在方式和規定性與其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個人生活需要以及自我實現的滿足只能以商品為物質載體，它是“一種結構化的以及結構性的實踐形式”。商品這一結構性的實踐形式可以從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在客觀方面，商品的自我相關和自我中介構成了一個體系化的商品世界，在其中，所有因素都是商品的內在相關因素，商品循環始終是在自身內部的循環。這即是盧卡奇意義上的“第二自然”，盡管人們可以逐漸認識它的運行規律，甚至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能夠充分利用這些規律，但不可能通過自己的活動改變經濟運動的邏輯和總體過程。在主觀方面，人自身成為商品交換結構中的一個環節，同樣受到商品形式和商品規律的規制。處于商品生產與交換中的人必然與任何其他商品一樣服從“第二自然”的客觀規律，這是同人的自由本性相對立的。資本家同樣處于這一商品運行邏輯之中，他作為生命—欲望的人格化為了最大限度地獲得利潤，同樣無法擺脫商品的規定性。對于所有個人來說，商品結構化的社會形式和實踐形式成為時時碰到的不可取消的外在力量。這種力量實現了人與人之間的外在交往，鍛造了一種不同于人身依附關系的新型社會關系。

　　古典政治經濟學把商品看作直觀的經驗事實并進行了客觀的描述，在人的需要和欲望層面建構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忽視了對普遍化商品的哲學反思和前提追問，進而難以洞見商品為什么“充滿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商品從表面上看不過是使用價值，是通過自己特有的屬性滿足人的需要的物，但它卻超越人的意志而建構了一個結構化體系，最終成為約束人的客觀思維形式。商品這一范疇不僅表達了客觀的經濟現象，而且蘊含著對社會現實的描述，揭示了社會存在的秘密，因而具有豐富的社會認識論意蘊。二重性是商品的基本結構和特質，《資本論》對商品二重性結構的分析是我們理解整個社會的重要指引，它蘊含著一種新的統治方式的形成。

　　二、商品的二重性與現代社會結構的塑造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邏輯架構中，商品并不單指向一個特定的經濟對象，更重要的是指向一種特殊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形式。由商品和商品性勞動的二重性出發，馬克思展開對資本主義結構性社會形式的分析，“展開其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展開遮蔽了這一社會的深層結構的那些直接社會經驗的要素”。作為使用價值，商品是一種物質形式；作為價值，商品是一種社會關系形式。商品既是具體的又是抽象的，既是特殊的又是均質的，商品的二重性成為資本主義時代特征的最為基本的表達形式。在抽象與具體的辯證關系中，商品形式創造了一個顛倒的社會現實，抽象壓倒具體席卷了整個世界，塑造了新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所有種類的勞動產品都可依據商品的價值屬性進行交換，甚至人類的相互關系、道德屬性、各類活動也可以商品化，即還原到一種抽象的等同關系之中，這是一種“抽象的暴力”，整個社會因而呈現出商品同質化的傾向。商品、抽象勞動建構了統治人的抽象社會結構，這種抽象社會結構又反過來不斷地在廣度和深度上推動人的一切活動的商品化和價值化。商品和商品性勞動的二重性是抽象社會結構形成的重要原因，取代具體的抽象同一性成為構成全部社會生活的根本原則，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和生活形式因而具有形而上學的特征。

　　世界上存在著千差萬別的商品，每種商品在性質上都各不相同，馬克思將商品之間的巨大差異性以“物的有用性”即使用價值籠而統之。馬克思并不是如希法亭和斯威齊等經濟學家所說的那樣忽視使用價值。在其政治經濟學批判中，他只是不太關注自然物質層面的使用價值，而是關注作為商品的結構化社會形式的必要前提的使用價值。在馬克思看來，使用價值并不泛指作為一般生活前提的物質基礎，“使用價值——作為‘商品’的使用價值——本身具有特殊的歷史性質”。這種使用價值的歷史性質在商品社會被印上了特定社會形式的規定性，是被交換價值支配與統攝的對象。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反轉。“作為使用價值，商品首先有質的差別；作為交換價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別。”

　　作為質的規定性的使用價值無法比較和通約，因而不能夠進行交換。只有抽去商品的質的規定性，依據交換價值量的規定性才能夠進行比較，商品交換才可能發生。在齊澤克看來：“在交換行為中，對商品進行特殊的、具體的、定性的決斷，不在考慮的范圍之內；商品被化約為抽象的實存物，不論它的特殊本性和它的‘使用價值’如何，它都與它就要交換的商品具有‘同等價值’。”在商品社會中，商品抽象是對經濟運行而言至關重要的條件，只有通過抽象才能消解掉商品不可比較的質的規定，從而使商品以一種與任何質都不相關的量獲得可交換性形式。商品抽象并不是偶然地發生于一次或多次交換行為之中，而是普遍地存在于由無數交換行為構成的交換體系之中。或者說，如果離開抽象化的社會交換體系，商品交換行為就根本不可能發生。使用價值的具體物質形態服從于交換價值幽靈般的抽象性和形式性，因而發生了一種最為根本的顛倒形式，即“超感覺”的抽象形式支配“可感覺”的具體物質規定。“資本主義的歷史特點在于‘本體論顛倒’的出現，通過‘本體論顛倒’，直接地作為使用價值之否定的（交換）‘價值’獲得了自我存在即真實‘存在’（Being）。”抽象的交換價值這一“幽靈”游蕩在資本主義的商品世界之中，成為占據支配地位的最為真實的“存在”，而作為交換價值的無差別實例的使用價值，成為交換關系中價值形式的外在要素。

　　商品區分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根據何在？為什么使用價值的根本規定性是質？為什么交換價值的根本規定性是量？為什么交換價值統攝了使用價值？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馬克思揭示了商品性勞動的二重性，即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之間的二重性。對于具體勞動而言，其特殊性形式如紡紗、織布、制鞋等活動是極其重要的，它是創造具體商品形態進而滿足人的生存需要的基礎，同時，也是使交換持續下去以實現利潤增長的物質前提。具體勞動本身在機器化和標準化的工廠制度中發生了物質化抽象，“勞動的特殊技巧越來越成為某種抽象的、無差別的東西，而勞動越來越成為純粹抽象的活動，純粹機械的，因而是無差別的、同勞動的特殊形式漠不相干的活動”。這種現代勞動過程中的物質形式的抽象與作為交換價值實體的抽象勞動的抽象在根本性質上是不同的。物質形式的抽象勞動創造了標準化的商品，是工人勞動的物質簡化，本質上還是具體勞動；價值形式的抽象勞動代表了一種結構化的中介形式，賦予資本主義社會結構以特定的形式規定性。形成交換價值的抽象勞動是從各種具體勞動中抽象出來的無差別的形式化勞動，這種形式化勞動根據抽象掉具體勞動時間的特殊規定性的一般勞動時間來衡量。在對商品的分析中，馬克思從使用價值抽象出交換價值，又從交換價值上升到抽象勞動，這樣一個層層遞進的抽象過程是一個真實的社會化的過程，它不是個體可以任意選擇的活動，也不是個體的智力或思維活動。“商品抽象的本質是，它不是由思想家創造出來的，它的起源不在人的思維之中，而在人的行動之中……它是極其嚴格意義上的抽象。”抽象是在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中真實發生的，對所有經濟行為的參與者都有決定性影響，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核心規定性。

　　馬克思贊揚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將無差別的勞動看作價值源泉的觀點，但對于它“把勞動的資產階級形式看成是社會勞動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進行了尖銳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沒有考察不同勞動所代表的特殊社會形式，勞動被看作是一切社會規定中的人所共有的。正是對決定價值的商品性勞動的超歷史的理解，阻礙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深入分析。馬克思將勞動從超歷史的財富建構的經濟學范疇轉化為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特殊性進行具體分析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范疇。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占據支配地位時，勞動才對社會結構的形塑起到了重要作用，勞動的歷史性形式及其社會效應由此得以凸顯，否則只能是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一般性勞動。在一個以商品形式為基本特征的社會中，每一個生產者都把自己的勞動和勞動產品抽象化為一般勞動，從而使之成為獲得他人勞動和產品的必要形式。抽象勞動統攝具體勞動，代表了人與人之間真實的社會關系，構成了商品社會的存在基礎。從這個意義上看，抽象勞動成為社會聯系的中介形式。“作為抽象勞動，它是一個均質的、普遍的社會中介的個體化環節，這一中介建構了一種社會整體性。”每一個商品性勞動都具有社會中介的功能，無數均質的勞動相互中介塑造了一個抽象社會結構。資本主義特有的以抽象勞動和交換價值為中介的社會關系結構一旦形成便獲得了自身的生命存在形式，它的運行和展開獨立于一切個人。由人類勞動和交換價值建構的抽象社會結構超越了人類自身的控制，作為一個統治結構支配著創造它的每一個具體勞動。社會結構的抽象性，不在于它是由各種具體的特殊性集合而成的，而在于它是由均質的普遍的價值實體所建構的。

　　從人的生命存在的物質必然性看，具體勞動和使用價值才是社會存在的基本條件，因而本該成為界劃社會形式的本質規定。然而，在勞動產品的商品形式占據支配地位的社會中，抽象勞動和交換價值成為社會存在的關鍵因素。資本主義社會存在是一個由抽象勞動和交換價值構成的形式化存在，在其中，一切特殊性的個人都化約為抽象存在，成為抽象世界的表演者。抽象勞動和交換價值蘊含著一種可交換的同質邏輯，消解掉了一切事物的特殊性，使其呈現出可交換性的特質。人們自己建構的抽象社會結構作為統治人的權力而存在，人的一切個性都被強行納入抽象社會結構的同一性之網中，成為符合交換價值要求的理性個人。隨著世界市場和經濟全球化的形成與發展，抽象勞動與交換價值的抽象同一性不斷地從一個地區向整個世界拓展，不斷地從一個行業向全球所有行業拓展，逐步擴大和深化了這種抽象同一性的結構化機制。當所有的人和事物越來越商品化從而被交換價值穿透時，當所有的社會關系越來越成為由交換價值支配的交換關系時，形式取代了內容，抽象取代了具體，整個世界成為純粹抽象的世界。需要注意的是，盡管我們強調交換價值塑造了一個抽象社會結構，但并不意味著使用價值在社會結構的形成和發展中是可有可無的。被納入特定社會生產形式中的使用價值成為交換價值的載體，否則交換價值將無從存在。

　　由交換價值和抽象勞動所中介的抽象社會結構是一個自我運動的擴張的社會結構。這一社會結構顯現出對生活于其中的個人的抽象強制方式，并使之處于生產與消費、創造與消滅的價值運動之中。價值運動呈現為純粹的延伸過程，它的動力在于為生產而生產，為持續而持續，一切形式的具體勞動和使用價值只是其中的外在顯現。G—W—G′這一資本運動的公式并不是指涉物質形式的財富增長過程，而是指涉價值形式的財富增長過程。“在這個運動中，預付的價值不僅保存了，而且增長了，它的量增加了。”資本循環的動力和結果指向了價值量的無限增長，抽象化的價值量成為目的，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過程成為手段。價值形式，這一財富的抽象普遍形式，作為定量依據衡量任何形式的物質財富。價值的不斷運動持續地塑造著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使之抽象化和形式化顯現出愈來愈廣泛而深刻的意義。在智能算法時代，抽象社會結構與個人之間的對立表現在，前者以一種生命權力和精神權力的方式更深入和全面地將人們的全部生活形塑為商品價值的生產性勞動。以商品和勞動的二重性為切入點，對于把握現代顛倒的世界、現代人的存在方式和思維方式，具有重要的認識論啟示。

　　三、商品概念的社會認識論意蘊

　　《資本論》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體系是由一系列經濟范疇構成的，這些范疇是對現實生活過程和現實社會關系的描述，反映了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和存在規定，是一種具有客觀真實性的認識方式。《資本論》中的經濟范疇是表達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的科學認識范疇，“經濟范疇只不過是生產的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只有通過對這些范疇的分析去理解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和運行規律，才能夠真實地展現物的關系掩蓋下的人的關系，才能形成對人和社會的具體理解，因而《資本論》的經濟范疇具有深刻的社會認識論內涵。離開這些經濟范疇，離開這些經濟范疇所表達的社會存在和社會關系，我們將不可能獲得正確的社會認識。這與近代西方形而上學認識論具有根本不同，它以理性演繹的方式把古代直觀世界中的“經驗”和“意見”提升到“知識”和“科學”的形態，然而卻沒有反思理性何以可能的社會存在根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目的是尋求社會生產過程中起支配作用的看不見的經濟規律，但它在這一考察過程中喪失批判性的歷史立場，把資本主義社會看作是永恒自然存在的，這個視界同近代形而上學認識論把理性看作永恒的認識前提是一致的。馬克思的社會認識論不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的一種客觀描述，而是一種科學的歷史批判。在對商品等一系列范疇進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礎上，馬克思發現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的歷史特殊性，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的存在方式的悖論性。

　　國內學術界立足于《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對馬克思哲學的重新解讀，為在新的學術語境和時代背景中重新激活馬克思哲學的認識論尤其是《資本論》的認識論提供了理論上的準備，使其不再沉陷于傳統認識論的視域，而是展現了對社會現實的歷史透視和批判反思。《資本論》的社會認識論與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存在論批判是內在統一的，其理論要點不是對現實生活關系的客觀反映，而是對物化社會關系的批判與透視。商品是馬克思批判性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邏輯起點，這一范疇及其二重性結構不僅指涉外在的物質財富現象，更重要的是蘊含了一種特殊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商品這一范疇成為破解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立足點，它是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對于經濟范疇與社會存在的關系，科西克曾作出深邃的分析：“如果經濟范疇是社會主體的‘存在形式’或‘生存的決定因素’，那么對這些范疇的分析和辯證的系統化就能揭示社會存在，就能在經濟范疇的辯證展開中把社會存在精神地再現出來。”那么，透過商品及其二重性的本質特征，為我們認識資本主義社會和人的存在提供哪些重要啟示呢？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商品的等價交換關系及其編織的抽象社會結構，為我們認識現代獨立人格的產生和背反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資本主義的商品交換關系在形式上和實質上都與直接的物物交換關系不同，它是自由平等的交換關系，這一關系意味著個人在形式上的獨立性。交換主體之間之所以還存在興趣，那是因為對方擁有自己所需要的商品。“這種相互關系的主流形態，這種關系的主導形式，不是統治和奴役，而是自由人與自由人之間的契約關系，從法律的角度看，這些自由人是完全平等的。”在商品交換關系中，兩個自由平等主體之間的相遇擺脫了仆人對主人的崇拜色彩，人格之間的支配與從屬關系被完全剔除了。然而，這一由商品形式歷史地建構起來的自由平等卻具有悖論性質：一方面，它消解掉了個人質的特殊性，使其只是作為抽象的個人而存在；另一方面，這一自由平等的個人不得不面臨著抽象社會結構的強制，這種強制以類似于自然規律的方式運作。客觀社會經濟結構獨立于個人的自由意志而運作，作為主體的個人卻成為它的客體。作為一個總體的和系統的社會結構，它塑造著符合自己要求的人的形象，古典政治經濟學將其概括為“經濟人”和“理性人”，但是卻把其當作人的存在的合理形態和自然形態。資本主義社會建構的個人既是商品交換關系的主體，又是客觀社會結構的客體，以一種悖論性的方式表征著最真實的存在境況。

　　其次，商品交換關系在根本上是一種量的關系，交換價值的量成為商品最根本的規定性，逐漸塑造出量化的思維方式和認識方式。“量的差別是這些物品作為交換價值所能具有的唯一差別。”量的可計算形式成為商品性質的最為根本的表現形式，商品交換關系的不斷重演，必然使這種形式越來越深入地浸入人的意識。從質到量的簡化表現為一種抽象，這種抽象是任一現實交換都會進行的抽象，通過這種抽象所形成的量化原則是商品世界的一種基本的認識方式和行為方式。交換關系中的量化思維一旦確立起來，將不可避免地向其他領域延展，從而使整個社會都充滿將質的特殊性縮減為抽象數量值的計算活動。也就是說，現代人會不自覺地把商品的量化思維應用到其他生活領域，把一些本不應該成為商品的東西也用商品交換的方法去獲得。“許多人的生活中充斥了這樣的事情：對價值進行確定、衡量、計算，將質的價值化約為量的價值。這當然有助于形成現代社會從理智出發、勤于計算的性質。”一種純粹數量的價值對事物或活動的特殊價值產生夷平效應，使之以同一的方式被不加區別地對待。世界被塑造為一個巨大的數量樣本，追求價值量的無限增長成為其最高的行為規范。馬克思以及后來的法蘭克福學派都反對用量化的、計算理性的經濟方式評判和認識人類的一切事務，這種形式損害了事物固有的價值。

　　再次，商品的二重性為認識現代社會的二重性結構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啟示。在《資本論》關于商品的重要闡釋中，馬克思關注的主要是交換價值層面，這是使勞動產品轉化為商品的根本原因。然而，如果據此忽視使用價值在現代社會的經濟學—哲學意義，既不符合現代社會使用價值在廣度和深度上的發展，也不符合《資本論》關于資本再生產過程中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和生產資料的物質補償等基本觀點。從使用價值的角度看，現代社會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在今天的發達工業社會，使用價值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延伸功能，它具有區分收入、階層、身份的新功能。在消費主義看來，這成為代表成功身份的符碼。資本通過各種現代媒介手段不斷地延展商品的使用價值，并以符碼的形式使之逐漸滲透到人們的思維方式之中。我們不僅注重交換價值量的增長，而且日益關注延伸出來的使用價值，這是一種新的拜物教現象。從交換價值的角度看，交換價值作為量的存在仍然支配作為質而存在的使用價值，由此塑造了一個以抽象和形式為特征的社會結構。透過商品的二重性理解現代社會，我們發現現代社會呈現出一個二重性的結構：由交換價值及其量的無限延伸塑造了現代社會的形式化和抽象化層面；由物質性使用價值和延伸出來的使用價值塑造了現代社會的物質化層面。不能用前者取代后者，前者不斷地形塑后者，后者不斷地使前者走向更高層面的形式化。

　　最后，勞動力是資本主義社會最為特殊的一種商品，是唯一具有創造價值能力的商品，通過勞動力商品，我們才能夠認識到資本主義不斷擴張的真實原因。資本家購買勞動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使資本得以保存和倍增的生產力，能夠創造由資本家無償占有的剩余價值。勞動力成為商品的后果是資本主義剝削關系在現代社會的形成，為了維持這種剝削關系，資本會源源不斷地購買勞動力。資本主義生產的特點在于持續的擴張動力，它如果不能擴張，將失去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被資本組織、指揮和管理，以使其使用價值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資本主義再生產體系由于吸納了勞動力，自身獲得了持續增長的動力。勞動力的使用和生產力的提高之間的既定聯系，帶來了資本價值的無止境擴張。資本與勞動力的交換在生產領域是一種非對稱性的交換形式，這是對商品交換領域等價交換原則的否定。“資本借助交換的形式，不經交換就占有了他人的勞動時間。”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等價交換根本沒有完全實現，或者說，正是通過作為統治形式的交換關系，資本對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才成為一種必然。

　　商品形式的普遍化是世界歷史的產物，只有把商品納入資本主義社會形成與發展的歷史視域中，我們才能展現商品豐富的哲學內涵。由于科學技術的革命、生產關系的調整、生產組織方式從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轉變、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宣傳和教育等，當代資本主義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相比馬克思時代，今天的商品種類異常豐富，商品形式由物質性產品逐漸向非物質性產品轉移，信息、符號、交往、情感、知識、服務等成為商品的重要形式，勞動方式也日益由物質勞動向非物質勞動轉變。盡管如此，馬克思對商品及其二重性的分析仍是我們認識現代世界的一個基本的方法論。從使用價值角度看，我們的生活形式日益信息化、符號化、圖像化、交往化、服務化，這是使用價值新形態對社會生活的塑造；從交換價值角度看，量仍然是這個時代的根本特征，使用價值新形態作為交換價值量的載體這一點并沒有發生變化。《資本論》關于早期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病理學”診斷對于解讀當代資本主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對于《資本論》研究而言，重要的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重新激活《資本論》的經濟學—哲學理念及其所蘊含的社會認識論和歷史批判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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