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超越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發現，是提出了“經濟的政治性質”問題，即資本主義體制下財產權對個人權利的壓制。馬克思給現代政治理論帶來的重大變革在于，將政治的中心場域從傳統的國家與法轉移到經濟領域，通過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的權力壓迫性質，開拓出政治理論的一個全新論域，其核心內容便是階級和階級斗爭學說。馬克思的無產階級概念具有現實性和建構性的雙重特征，它不僅僅是一個有特定歷史內涵的事實性概念，同時還是一個超出直接事實的建構性的理論概念。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是他從經濟和財產權角度介入政治問題并揭示現代社會中的政治對抗性本質的理論路徑。

　　一、馬克思的階級和階級斗爭

　　學說面臨的重大挑戰

　　階級概念是馬克思政治理論的核心概念，階級斗爭是馬克思對社會歷史現象進行政治解釋的基本敘事框架。它有兩個基本點：第一，在迄今為止的階級社會中都存在著作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相互對抗的階級斗爭，這既是人類歷史的基本內容，也是歷史發展的內在動力。第二，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只有工人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這個階級的階級利益與社會主義具有內在一致性，這是因為工人階級是大工業的產物，處于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結構的核心，但它的階級利益卻不能在資本主義社會體制內得到滿足，這就決定了工人階級必將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和人類解放過程的政治主體。

　　然而今天看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并沒有滅亡，它通過自身內部的各種調整度過了已有危機，最后在20世紀末反而將其統治范圍擴展到全世界。另一方面，工人階級并沒有成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被馬克思寄予厚望的西方發達國家以制造業為基礎的工人階級，由于戰后產業結構的調整其絕對人數大幅度縮減，并分化為高技術高工資的特權部分和無技術無生存保障的弱勢部分。戰后以來至今，西方工人階級的政治表現令人失望，他們不僅未能組織起任何有效的反資本主義的斗爭，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被資本的邏輯所同化。

　　上述情況使馬克思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面臨極大困境，也促成了戰后西方理論界對這一理論廣泛而持久的反思和挑戰，大致可分為三個方面：

　　第一種挑戰來自西方的實證社會學，主要從經驗事實中直接尋找某些證據來反駁馬克思的階級觀點。比如上個世紀60年代雷蒙·阿隆在《階級斗爭》這一著名文本中提出，馬克思的階級概念在理論上界定不清，在現實中并不存在，它只是馬克思的一種政治想象；階級斗爭學說也沒有被歷史所證實，馬克思曾預言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工人階級的狀況將趨于惡化，其革命意識也會日益增長，然而戰后的事實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工人越來越不革命。”[1]到80年代，烏爾里希·貝克在《風險社會》一書中進一步提出：由于西方福利社會消解了傳統工業社會的制度安排所依賴的集體意識，人在社會中的生存和生活方式變得越來越“個體化”，原來作為社會身份認同的階級紐帶和作為生活方式背景的階級生涯已經消退，“在西方國家特別是在德國我們已經超越了階級社會的結論。階級社會的概念，只有作為一個過去的圖景仍舊有它的用處，它還具有活力是因為還沒有合適的替代概念。”[2]

　　第二種挑戰來自后現代理論對馬克思的工人階級概念的解構。高茲的《告別工人階級》(1980)是其代表性文本。高茲認為，馬克思關于工人階級歷史使命的觀點是一個黑格爾式的目的論神話，資本主義后來的演進使這一神話破滅，因為工人階級本質上就是資本同一性邏輯的產物，在政治上不可避免要走向衰落，對實現社會主義理想已變得毫無價值。另一方面，戰后產業結構的調整使更多的人成為永久失業者或半失業者，他們取代舊的工人階級，成為后工業社會中人口的大多數，高茲稱之為“非工人的非階級”，認為這些人身上已不再“帶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烙印”。高茲提出，當今社會主義政治的主要問題已不是馬克思所設想的由工人階級獲取權力，而是揚棄作為工人的全部角色，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規定的“工作”領域中徹底掙脫出來。在這里，“階級”的概念毫無用武之地，“失業”反而獲得了一種積極的反資本主義的政治意義，那些永久失業者、半失業者和所有“多余的人”，作為“非階級的非工人”，反而會與生態和女性等“新社會運動”匯合到一起，成為否定資本主義的重要社會力量。[3]

　　對馬克思階級觀點的第三種挑戰，來自當代西方激進理論，其最有影響的代表作當屬拉克勞和墨菲合著的《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1985)。書中動員了葛蘭西“文化霸權”和阿爾都塞“多元決定”等西方馬克思主義內部的理論資源，同時運用后現代主義方法，對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政治理論和實踐進行了系統的反思和批判，其核心論點就是拒絕馬克思為激進政治理論設置的階級還原論基礎，重新構想社會主義的政治方案，其主體不再是工人階級，而是由各種新社會運動的“領導權連接”組成的多元主體。與社會學的實證主義和后現代的烏托邦想象相比，拉克勞和墨菲更關注馬克思主義譜系內與階級政治有關的重要理論問題，因此更值得認真對待。作者聲稱：“現在我們正處于后馬克思主義領域，不再可能去主張馬克思主義闡述的主體性和階級概念。”因為馬克思當初以階級范疇為基礎設計的政治理論越來越不適合當代的新情況和新問題，當代激進理論“只有拒絕優先化的普遍階級本體論立場基礎上的任何認識論特權，才可能真正討論馬克思主義范疇的現實有效性程度。”[4]

　　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一書敘述(或者不如說“重塑”)了恩格斯逝世后西方激進理論域內部階級還原論衰落和“領導權”概念崛起的歷史，稱之為“新政治邏輯的艱難浮現”。在這一理論史敘事的最后，拉克勞和墨菲得出的主要結論是：馬克思當年關于工人階級的政治想象被后來的歷史發展證明是完全錯誤的。人們看到，與資本主義發展連在一起的工人階級普遍貧困化并沒有發生，那種能把工人階級統一起來并將其與社會主義聯系在一起的所謂客觀的“階級利益”和“階級立場”實際上并不存在，工人階級斗爭的方向從社會主義觀點看并非始終如一是進步的，反而大多與社會主義背道而馳，工人階級在反對資本的斗爭中并不比其他階級更革命。“經濟領域不是一個內生的自我調節的空間，那里也不存在可以被固定在根本階級核心上的社會代表的構造原則，更不存在由歷史利益定位的階級立場。工人階級對社會主義的決定作用并沒有自發地產生。”[5]

　　按拉克勞等人的描述，社會分化為兩個對立陣營在歷史上曾是一個“原初不可改變的事實”，這種二元對立的政治形式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代人民與舊制度的對立中發展到頂點。在那個時代，“民主”意味著人民大眾的行動，是當時社會對抗的旗幟和主要內容，這些“人民”本是沒被組織起來的分化群眾，包括沒有土地的農民和貧窮市民，民主的任務就是引導他們同擁有土地的貴族和資本所有者進行斗爭。但隨著那個時代的結束，這種人民與舊制度兩大陣營對立的政治形式開始嚴重衰退，爭取民主的任務變得越來越困難，建立反制度的大眾一極變得越來越難。19世紀最后30年，工會和社會民主黨逐漸成長為歐洲政治的主角，他們意識到，只有放棄已變得不確定的“人民”概念，而代之以“階級”概念，把人民反抗權力集團的斗爭置換成工人階級的階級斗爭，才能使民主運動向更高水平的政治合理性發展，并走向更加穩固的政治控制。總結這段歷史，拉克勞和墨菲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上述從“人民”向“階級”的轉變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虛構的轉變”，而馬克思運用新的階級對立原理對社會不平等和對抗性所作的新反思，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發生的，因此馬克思的新原理從一開始就存在嚴重缺陷。由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并不是分化為兩大相互對立的陣營，而是表現為更復雜的多元性，因此階級斗爭不可能自行成為政治領域分化對立的最終界限。[6]

　　上述對馬克思階級觀點的挑戰提出了兩個重大問題：(1)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給現代政治理論引入了何種重大變化，從而占據著怎樣一個重要位置?(2)馬克思的無產階級概念作為一項新政治規劃的核心概念，具有怎樣的理論性質和理論意義?

　　二、經濟的政治性：現代政治

　　理論的新論域

　　一般而言，政治源自壓迫和對抗性，馬克思的階級概念是對壓迫和對抗性的一種特定解釋模式。從政治理論的角度看，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7]都追求民主和反對壓迫，都主張消除各種形式的壓迫是達到民主的先決條件。但馬克思超越自由主義的一個重大發現，就是提出了“經濟的政治性質”的觀點，按此觀點，壓迫和統治有多種形式，不僅政治領域有壓迫問題，經濟領域也有壓迫問題，在資本主義時代，經濟的壓迫是更根本性的壓迫，這就是資本對于勞動的統治和壓迫。在當代激進理論的特定語境中，它又被表述為：資產階級財產權對民主的個人權利的壓制。[8]這是馬克思政治學說的第一個要點。

　　自由主義的根本點在于只關注個人的自由權，反對專制者或專制國家對個人自由的威脅與壓制，但卻從不關注資產階級財產權對個人的壓迫與統治，它把壓迫和對抗性問題嚴格限制在國家與法等政治領域，而對經濟領域的壓迫與統治問題不予考慮。如鮑爾斯和金蒂斯指出的，自由主義理論缺乏表現剝削問題的基本術語。[9]而且這種缺失并非出于無知的忽略，而正是自由主義政治理論的底線，即對民主的任何訴求都不得侵犯資產階級的私有產權。從歷史看，資產階級在反對封建專制的斗爭中始終堅持把壓迫和對抗解釋為政治現象，這對后來新興無產階級的反抗斗爭產生了不良影響。19世紀30年代的英國憲章運動是當時最盛大的工人運動，憲章派的核心觀點是把工人的苦難歸因于政治根源，將整個運動的目標鎖定在爭取普選權。憲章運動以其反面教訓為馬克思新政治理論的提出作了準備，正是在憲章運動走向衰落的年代里，馬克思開始將注意力從國家政治特征轉向資本問題，全力聚焦于通過資本來奪取剩余價值而造成的經濟上的統治和不平等，由此確認資本主義經濟才是權力壓迫的中心場域，在政治理論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經濟的政治性質”問題。鮑爾斯和金蒂斯認為馬克思學說的出現“是作為對由歐洲工業資本主義的鞏固所導致的財富和經濟權利集中的一種反應”[10]，有其道理。所以馬克思才說，發現現代社會中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并不是他的功勞，在他之前很久經濟學家就對階級作為經濟現象作過分析，他的貢獻則是從政治觀點重新解釋這些經濟現象所蘊含的政治特性。[11]

　　1843年，馬克思經歷了一次“從思辨退回到現實”的思想轉變過程，那就是：在離開理論過于發達的德國之后，馬克思在法國(與此同時恩格斯在英國)發現了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的階級斗爭。這一期間，馬克思對政治解放與社會解放之間的關系進行了頻繁的討論。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提出，政治解放雖然是一大進步，但它決不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因為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雖然消滅了封建等級和封建特權，實現了所謂“政治解放”，但卻把解放嚴格限定在政治領域，但在政治上的自由國家中，人仍然是不自由的，因為他現在受到一種“社會力量”的統治，這就是資產階級財產權的統治，它造成對人的一種新的壓迫。[12]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將這種情況更明確地概括為：德國無產階級“不是同德國國家制度的后果處于片面的對立，而是同這種制度的前提處于全面的對立”，[13]這個前提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那是造成異化的更深刻的“社會根源”。在稍后《評一個普魯士人的〈普魯士國王和社會改革〉一文》中，馬克思盛贊德國的西里西亞起義工人達到了“對無產階級本質的意識”，因為他們超出純政治范圍，公開宣布反對私有制；相比之下，馬克思認為法國和英國的工人起義只追求政治目標，則是一種很大的局限性，因為“政治理智之所以為政治理智，就因為它是在政治范圍以內思索的。它越敏銳，越活躍，就越沒有能力理解社會缺陷……例如……把大貧和大富僅僅看作純粹民主制的障礙。”[14]馬克思把無產階級的根本目標規定為反對私有制的社會革命，這已不是一個傳統的純政治問題，馬克思稱之為“社會問題”。

　　這個超越政治問題的“社會問題”就是指經濟領域的壓迫和對抗性，它被馬克思開發為政治理論的新領域，其核心術語是“階級”。按照馬克思的規定，在資本主義時代，經濟的壓迫乃是更根本的壓迫，主要表現為資本對勞動的壓迫，也就是剝削；而從政治的角度理解剝削，就必須使用階級觀點，這不僅因為資本時代財產權對人的壓迫集中體現為工人階級的存在與本質，工人階級作為資本剝削的直接產物，是一個“受苦最深的階級”，更因為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只有看作階級關系才能成為資本主義剝削體制的政治表征。因此剝削在馬克思手中始終是當作政治問題來處理的，對馬克思剝削理論的研究也因此成為當代政治理論的一個重要論題。例如分析馬克思主義者賴曼認為，馬克思所理解的剝削應包含三個要點：(1)剝削是在制度化的生產過程中發生的，意味著生產者的勞動制度化地受非生產者統治。(2)剝削必須包含暴力，因而是一個政治問題。(3)剝削的非正義性最終可歸結為社會的非正義。[15]這一解讀正確地理解了馬克思剝削概念的本意，即馬克思對剝削問題的分析完全是政治性的，決沒有停留于對其經濟機理的說明，《資本論》因此成為對經濟的政治性分析的經典之作。馬克思發現，資本主義是一種特殊類型的“強制勞動”制度，它“看起來非常象是自由協商同意的結果”[16]，但在這種自由的形式下卻掩蓋著統治、暴力和非正義的本質。這就最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是一種新的壓迫形式：“羅馬的奴隸是由鎖鏈，雇傭工人則由看不見的線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17]

　　《資本論》對剝削的這種政治性理解，有助于我們重新發現馬克思1840年代引入階級觀點的深刻根據。簡言之，政治理論為了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新對抗性，就必須從政治角度理解剝削；而為了從政治角度理解剝削，就必須把被剝削的無產者看成是一個群體、一個共同體，他們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平等和對抗性的一極。20世紀西方社會學關于無產階級純屬馬克思的政治想象的說法肯定是錯的。在馬克思政治觀點走向成熟的那個時期，無產階級的存在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它就是處在生活最底層的勞苦大眾，馬克思從政治觀點出發把它界定為無產階級，這是“一個被戴上徹底的鎖鏈的階級”：“它必須承擔社會的一切重負，而不能享受社會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會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階級發生最激烈的對立。”[18]另一方面，正如列寧指出的，無產階級不只是一個受苦的階級。馬克思完全是在積極的意義上來理解無產階級的命運，即這是一個“由于遭受普遍苦難而具有普遍性質的階級”，這個階級“若不解放其他一切社會領域就不能解放自己”[19]，這一普遍解放的實質就是“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20]，從而消除經濟領域中的壓迫和對抗性。這正是馬克思超越傳統政治理論的地方，即揭示了一種比政治解放更高的社會解放。

　　在發現了經濟已成為政治的新場域，“資本對勞動的統治”已成為壓迫的新形式和政治理論的新課題之后，馬克思進一步提出，以反抗資本主義為內容的新的政治斗爭，需要實現為階級斗爭，即無產階級的集體反抗。這是馬克思政治學說的第二個要點。

　　馬克思對政治斗爭的這種新理解可再次通過與自由主義的對比來說明，這就是對于權力來源的不同理解。自由主義認為，權力之壓迫性的根源來自國家，國家權力過大就會威脅公民個人的自由，因此自由主義的民主理論主張嚴格限制國家權力。而按照馬克思對政治的新理解，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統治只能是階級的統治；與此相應，對資本主義的反抗不同于對一般政治權力的反抗，只能實現為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對此，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給出了一個重要的說明：“社會從私有財產等等解放出來、從奴役制解放出來，是通過工人解放這種政治形式來表現的，這并不是因為這里涉及的僅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為工人的解放還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為整個的人類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對生產的關系中，而一切奴役關系只不過是這種關系的變形和后果罷了。”[21]從政治理論的角度看，“工人階級的解放是全人類解放的政治形式”這一提法的重要性在于，它宣示出：工人階級的階級斗爭是馬克思從經濟和財產權角度介入政治問題的唯一理論路徑。

　　這樣我們便能理解馬克思的那個著名命題：“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22]；從較早的《哲學的貧困》第二章到《共產黨宣言》，一直到1870年代的一些政治通信，這是馬克思畢生堅持并反復提出的觀點：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必須是政治斗爭，他和恩格斯對反對工人階級從事政治的工聯主義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但是我們也注意到，馬克思曾講過所謂政治解放和政治斗爭不過是一些“虛幻的形式”，在這些形式下進行的真正斗爭是階級斗爭，因此他主張無產階級爭取社會改造的斗爭必須拋棄政治解放的外表和形式；這就是馬克思的另一個著名命題：“一切政治斗爭都是階級斗爭。”[23]該如何理解馬克思這兩個看似不一致的命題呢?

　　我認為這兩個命題實際上觸及經濟的政治性質的兩個不同側面，共同構成著馬克思對權力的本質和基礎的新解釋。其中，“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強調了即使在現代資本主義這個經濟型社會，權力也必然具有的政治形式：“一切爭取解放的階級斗爭，盡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24]而“一切政治斗爭都是階級斗爭”則強調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權力的經濟實質，即現代政治權力只能是一種階級特權。“一切政治斗爭都是階級斗爭”這個命題，后來被馬克思和恩格斯改寫為“一切政治斗爭都是為了爭取經濟的解放”，這就更清楚地揭示了無產階級的任何階級斗爭歸根結底都是以反抗資產階級財產權為其本質內容的，也使其政治學說中的歷史唯物主義基礎更加明顯。在馬克思1865年起草的《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中，對這一原理作了如下論證：“勞動者在經濟上受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壟斷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社會貧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礎；因而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是一項偉大的目標，一切政治運動都應該作為手段服從于這一目標。”[25]這可以看作馬克思將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在政治理論領域的一個應用。

　　這種對經濟壓迫的政治反抗一定是集體反抗，這是階級政治的一條重要原則。從政治理論的邏輯來講，馬克思是把集體當作政治權利的主體，這明顯不同于自由主義以個人作為權利主體的政治邏輯。從根本上來說，集體反抗的政治邏輯取決于資本主義的社會邏輯，也就是馬克思在《宣言》中指出的：資本是一種社會力量，而不是一種個人力量。由于資產階級財產權的壓迫是比國家和法律的壓迫更普遍更根本的壓迫，所以對它的反抗只能是集體的反抗。按照馬克思的理解，在資本主義社會，物與物的關系背后隱藏著人與人的關系，但這不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而是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關系：“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承擔者。”[26]這就決定了工人反抗資本的斗爭一定是作為階級行動的集體反抗，因為“這里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27]

　　美國政治理論家鮑爾斯和金蒂斯在他們合著的《民主和資本主義》一書中提出，完整的民主概念應該包括個人自由權和人民主權兩個部分，馬克思的階級政治學說充分強調了人民主權即“權力運用的社會責任”，因而“為理解民主提供了無限空間”；但這兩位作者對馬克思主張的“集體反抗壓迫”的政治邏輯卻提出質疑，認為它忽視了個人選擇的自由和私人領域的存在，表現為馬克思缺乏表述個人自由權、個人尊嚴和私人空間的基本理論詞匯。“否定私人領域和貶低個人選擇來源于：把一個人等同于他或她作為其一員的階級，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個人僅僅是那種社會集團的代表。”[28]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的這一缺陷和自由主義忽視財產權對個人的壓迫一樣，都妨礙了現代政治理論提出一個完全合適的民主概念。

　　鮑爾斯等的這一批評至少在兩個重要問題上誤解了馬克思。第一，對無產階級來說，個人隸屬于階級，僅僅在政治斗爭的意義上是一個積極現象，在人的本質的意義上，則完全是一個消極的現象。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將“有個性的個人”與“階級的個人”作了對比：所謂“有個性的個人”是指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得到自由發展的個人，而所謂“階級的個人”則是指個人被剝奪了一切個性之后其生存條件完全變成了偶然性，所以馬克思才說：“有個性的個人與階級的個人的差別，個人生活條件的偶然性，只是隨著那本身是資產階級產物的階級的出現才出現。”[29]可見鮑爾斯等關于馬克思讓個人完全作為階級成員便忽視了個人的自由權的指責是完全不得要領的。因為在馬克思那里，個人不作為個人而作為階級成員存在，這完全是現代社會強加于無產者的一種不幸命運；而無產者個人聯合成階級所作的斗爭，其目標正是徹底消除這一消極現象，即消除無產階級本身。第二，即使在積極的意義上，鮑爾斯等指責馬克思的政治理論忽視個人自由權也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作為馬克思最高政治理想的“自由人聯合體”，其出發點正是“個人”。按照馬克思的構想，在自由人聯合體中聯系起來的正是有個性的個人：“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意味著，真正意義上的個人自由權正是馬克思政治學說的最高原則和目的。當然，馬克思所主張的這種個人自由權，由于以徹底否定私有財產為前提，而成為一個高度理想化的東西，至今沒有付諸實現的現實基礎，但它作為一個理念對現代民主理論始終具有康德式的“調節性作用”，被當代政治理論用來對各種以私有財產權為基礎的個人自由權概念的有限性和虛假性進行認知測繪。

　　三、馬克思“無產階級”范疇的

　　現實基礎和建構特性

　　如前所述，20世紀有些西方學者認為馬克思的無產階級概念只是一種缺乏經驗事實支持的政治想象和政治話語，尤其強調階級政治理論無法解釋當代資本主義最新發展的種種事實。本文認為，這些西方學者對馬克思的解讀無論在事實層面還是在理論層面都難以成立：在事實層面，這些解讀不符合馬克思生前與身后歷史發展的事實；在理論層面，這些解讀則沒能正確理解馬克思階級觀點的真正理論性質。

　　1. 馬克思“無產階級”范疇的現實基礎

　　馬克思的無產階級概念的提出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據和堅實的現實基礎，它是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影響社會政治格局變遷的必然理論產物。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它是無產階級本身的客觀存在的理論反映。在馬克思的政治觀點走向成熟的那個時期，無產階級的存在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按照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的研究：“在各種小心求證之后，我們仍可以發現，在1790至1830年之間這段時期內最明顯的事實仍然是‘工人階級’的形成。……這不僅是經濟史，而且是政治史和文化史的事實。”他引述了一名紡織工人在1818年(即馬克思誕生的那一年)發表的一封公開信，這封信一開始就指認雇主和工人“是兩個不同階級的人”。[30]

　　其次，它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對政治理論的內在需求的直接后果。在馬克思生前以及身后的那個時代，西方社會的內部沖突一直激烈，其主導性的政治表現形式始終是兩大階級的階級斗爭。19世紀30、40年代西歐的三大工人起義，表明工人階級已成為巨大的政治力量，并直接催生了馬克思主義。此后，工人階級的階級斗爭一直是主導性的政治事件，如19世紀60年代英國工人階級爭取普選權的斗爭、70年代法國工人階級的巴黎公社起義、80年代德國工人階級反對非常法的斗爭和1886年的美國工人“五一”大罷工，最后，這些斗爭在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達到它的最高潮。恩格斯晚年在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時指出，正是歐洲和美洲無產階級的國際運動已經壯大到如此地步，使得“共產主義現在已經不再意味著憑空設想一種盡可能完善的社會理想，而是意味著深入理解無產階級所進行的斗爭的性質、條件以及由此產生的一般目的。”[31]

　　最后，晚近以來階級分析對當代社會的政治解釋力的重新被發現，再次凸顯了馬克思階級理論的現實性特征。如前所述，對馬克思的最大挑戰是指責階級理論無法解釋當代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然而，無論當代社會結構經歷何種變遷，只要資本的權力本質不變，資本與勞動間的對立作為一種階級矛盾的本質就不會改變。值得注意的是，從20世紀70年代末，西方學界有人開始注意到，盡管隨著晚期資本主義和后工業社會的到來，西方社會結構經歷了重要的變化，但財富、收入的兩極分化和社會不平等卻更加發展，這使階級分析的發展前景不僅沒有被窮盡，反而重新顯示出比其他理論模式更強的政治解釋力。這推動許多學者重新恢復了對馬克思階級理論的興趣和信心，提出應繼續保留這一理論的一些關鍵概念和關鍵原理，并引入某些新的分析工具對其加以改造，用以捕捉晚期資本主義的社會特征。[32]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當屬美國學者埃里克·奧林·賴特，他出版的《階級》(1985)、《后工業社會中的階級》(1997)等一系列著作，在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解釋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方面作了重要而獨特的探索。賴特認為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對人類歷史劃時代的軌跡提供了最基本的解釋”[33]，他在對比馬克思和韋伯的階級分析時明確認為，基于“剝削”概念的馬克思階級理論比韋伯基于“生活機會”概念的階級分析更優越，因為只有前者把對社會結構和沖突的解釋與人類解放的前景結合在一起。[34]在具體做法上，賴特在馬克思階級理論的基本框架內引入精確的實證分析，使得馬克思的一般理論范疇具有可操作性，由此向主流社會學界展示這些范疇在分析當代社會中的重要性。賴特的工作在西方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有力推動了馬克思階級政治理論的復興。20世紀90年代以后，西方有更多學者開始用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概念重新審視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社會不平等及其與政治控制權的關系，并將這種研究擴展到文化、教育、城市、犯罪學等更廣泛的社會領域。[35]

　　2. 馬克思“無產階級”范疇的建構性特征

　　對馬克思階級觀點的挑戰，除了有違于歷史事實之外，還錯誤地理解了馬克思無產階級概念的理論性質。本文認為，對于兩大階級對立模式能否解釋現代社會現實，不能僅從純粹事實的角度去理解。因為馬克思在《宣言》中提出整個現代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對立階級的論斷同時，隨即作出一個重要解釋：在現代社會中，只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兩個最重要的階級，因為只有這兩大階級才是現代生產方式變革的產物，只有這兩大階級的對立才真正體現現代政治對抗性的本質。所以馬克思關于兩大階級對立的論斷不僅僅是一個事實描述，同時也代表了他對現代政治本質的一種解釋。要真正理解馬克思的無產階級概念，就不能只停留在事實層面，而需要一種超越直接性事實的理論建構方法。

　　從方法論來講，直接事實和理論建構的區別對馬克思理論來說是一個最基本的差別，它源于黑格爾《邏輯學》關于直接性與中介的學說，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得到明確的提示。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表面現實形態，“是和這種關系的內在的、本質的、但是隱蔽著的基本內容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概念大不相同的”，因此要正確理解事物，就必須學會區分“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36]后來盧卡奇借用直接性和中介這兩個黑格爾術語，專門解說過馬克思的這一方法論原則：所謂直接性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直接事實，而中介則表示在解釋這一直接事實時引入的特定理論概念。[37]很顯然，馬克思的無產階級不僅是對一個現實政治客體的直接性描述，同時還是一個代表其政治理想的理論范疇，借用阿爾都塞的說法，它和馬克思的“生產方式”概念一樣，是馬克思用以建構其全新政治理論的一個基礎性概念，用來命名一個革命的歷史主體。因為馬克思提出的將人類從資本主義私有制度下解放出來的目標代表了人類追求平等的一個最高理想，馬克思把無產階級當成實現這一理想目標的政治力量，把無產階級的解放確定為這一全人類解放的政治形式，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這個概念不僅僅是直接性的，而且是建構性的，它當然指稱現實中的工人群體，但在理論的意義上卻又不能僅僅當作全部工人無產者的一個總名稱，而更主要是用來表征馬克思政治理想的一個理論規定；與此相應，馬克思階級斗爭學說的側重點也不在無產階級反抗運動的具體方略，而是從理論上揭示現代社會政治對抗性的本質和形式，簡言之，現代政治問題主要產生于經濟領域資產階級所有制的壓迫，此種壓迫的廢除只能被表征為無產階級的解放。

　　所以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的論述，總是基于現實而又超出直接事實，而從社會歷史的總體觀點去看。無產者，那些處在社會最底層的勞苦大眾，被一般人看成至多是一群受苦者，卻被馬克思寄予了全部政治希望，并在理論上塑造為一個作為革命主體的“無產階級”：“問題不在于目前某個無產者或者甚至整個無產階級把什么看作自己的目的，問題在于究竟什么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歷史上有些什么作為。”[38]這種對無產階級的認知已經超出無產者的直接存在，而用一系列理論上的規定來刻畫出它作為一個最重要最先進階級的歷史特性：第一，在存在論上，無產階級是一個“普遍的階級”，是一個“由于遭受普遍苦難而具有普遍性質”的階級，它的苦難已不僅僅是一種不幸的命運，更是一個社會解體的積極征候：“無產階級宣告迄今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體，只不過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為它就是這個世界制度的實際解體。”[39]這就決定了“工人的解放包含著普遍的人的解放”，馬克思稱這一解放是一個“普遍合乎人性的任務”。第二，在政治上，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是“社會的總代表”[40]，是徹底消除現代社會不平等這一政治使命的執行人。這既是因為無產階級是大工業的產物，更是因為無產階級沒有什么特殊利益需要捍衛，無產階級的這種特性決定了它與社會主義的本質聯系。第三，在社會意義上，借助無產階級這一范疇，馬克思才得以表征他的最高社會理想，其一是“無產階級的占有制”，即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的占有；其二是“無產階級的自主活動”，即人的自由個性基礎上的全面發展。馬克思認為：“只有完全失去了整個自主活動的現代無產者，才能夠實現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動，這種自主活動就是對生產力總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來的才能總和的發揮。”[41]

　　基于“無產階級”概念的高度建構性質，馬克思將無產階級的本質特別突出地規定為一種“階級意識”[42]，強調無產階級從“自在的階級”變成“自為的階級”，其主要標志就是形成明確的階級意識。英國的兩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湯普森和霍布斯鮑姆都曾指認，到1830年代，西方工人階級階級意識的存在是一個歷史事實，表現為被壓迫被剝削者對其共同的社會地位、生存方式和思想方式的認同。[43]然而馬克思所講的階級意識則是一個高度建構性的理論范疇，其所規定的政治認知水平遠遠超出當時西方制造業工人階級的現實存在及其意識水平的直接性狀態。所以盧卡奇認為，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及其階級意識的觀念是一個“方法論假設”，它是否過高估價了工人階級的覺悟和作用，這一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須作這種方法論的假設，從這種假設出發馬克思才能全面地提出他的理論問題。[44]列寧則對此作出了更深刻的解釋：工人階級的階級政治意識不能從工人中自發產生，只能從外面灌輸；如果停留在直接事實層面上，那么工人的自發運動只能產生工聯主義。所以列寧強調，社會主義理論只能“從有產階級的有教養的人即知識分子創造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和經濟理論中發展起來。”[45]這就最好地解說了馬克思無產階級范疇的建構性本意。

　　無產階級及其階級意識，在其作為理論范疇的高度建構性與其現實存在的直接性狀態之間，有著明顯的巨大落差。當代激進理論對馬克思階級政治理論的挑戰正是抓住了這種落差。其實，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早就對這種理論和現實間的差距有著清醒的認識。比如馬克思恩格斯1840年代創立階級斗爭學說時曾對英國工人階級寄予厚望，認為“英國無產者對英國資產階級的勝利對于一切被壓迫者戰勝他們的壓迫者具有決定意義。”但是到了60-70年代，他們對英國工人階級的消極政治表現深感失望：“英國工人階級過去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茍安于政治上的毫無作為。”[46]后來列寧也認為，工人階級在其自發性上更容易接受資產階級思想的支配而不是接受社會主義。[47]但這些直接性事實并不能改變他們理論上的無產階級立場。由此我們可以理解馬克思主義在方法上特別強調理論與實踐統一的原因。為什么它高度重視理論?因為徹底超越資本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最高政治目標，必須用理論去建構和表征。所以馬克思認為，對于無產階級解放條件的認知是一件“理論方面”的事情。[48]為什么特別突出強調實踐?因為這一政治目標與社會的直接現實相距甚遠，必須以無產階級斗爭的實踐為中介連接之。所以馬克思認為，當實踐不成熟時，理論只是空想；當實踐成熟之后，理論就變成革命的科學。[49]

　　這種理論與實踐、建構性與現實性的統一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政治規劃中具體表現為，在理論上，它擁有一個最高政治理念，這就是馬克思開發的無產階級及其階級意識的理論范疇；在實踐上，它又包括一整套實際政治策略理論，列寧對此作出了重大貢獻，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政治代表，二是無產階級與其他階級間的政治聯盟。

　　(1) 關于政黨，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等文獻中已經提出：無產階級只有把自身組織成為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這個黨的特殊之處就在于它代表階級的整體利益和未來目標。[50]列寧在親自領導俄國黨的政治實踐中，對上述原理作了進一步的擴展和充實，指出：無產階級斗爭之所以必須由黨來領導，是因為現實中的工人階級達不到它在政治和理論上應有的“先進水平”，只能由黨代表階級在一種組織形式上上升到這個先進水平，而黨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則因為它是“在堅如磐石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產生的”。但另一方面，黨的先進性本質正在于它能在理論和政治的先進水平上保持“整個運動的階級性質”[51]。正是在現實中的無產階級如何取得馬克思在理論上為它規定的階級意識這個問題上，列寧說：“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的斗爭中，除了組織，沒有別的武器。”[52]或者用盧卡奇的說法：“共產黨是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組織形式。”[53]所以我們看到列寧不是在傳統政治框架內，而是按照馬克思的階級政治理論來提出他的政黨理論的：按照一般政治理解，政黨只是黨派斗爭的工具，在列寧這里，政黨則是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組織形式。

　　(2) 關于階級聯盟。理論和實踐統一的要求，決定了無產階級的政治實踐必須突破階級同一性特征。從《怎么辦?》到《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列寧提出了通過知識分子出身的職業革命家組成的先鋒隊來代表并教育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團結其他階級，組織政治聯盟來反對共同的敵人。值得注意的是在《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一書中，拉克勞和墨菲把列寧的這些理論和實踐解讀為階級政治衰落、領導權邏輯興起的一個征候，認為正是從列寧開始，階級核心和階級任務開始在爭取民主的斗爭中萎縮，無產階級作為社會唯一主體和代表的“代表原則”，讓位于大眾中多元民主主體的“領導權連接原則”：“大眾同一性比階級同一性更重要，‘大眾’與‘階級’之間的結構性分裂從列寧主義一開始就慢慢滋長，到后來形成了它的完全影響。”[54]然而拉克勞等對列寧的這種解讀只在直接性事實層面或可成立，在深層理論邏輯上則是誤讀。因為列寧階級聯盟觀點是一個基于俄國特殊現實提出的政治策略觀點，而在政治理論的核心，列寧從未放棄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及其階級意識的理論理念。即使在俄國民主革命的特殊情境中，列寧也反復強調無產階級是“最先進的和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是“民主革命的領袖”，強調在民主革命中“保持無產階級的政治獨立性”和“運動的階級性質”。[55]列寧的偉大之處就在于，他在具體政治實踐中超出了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的理論理念，但在深層理論邏輯上卻始終堅守這一理念，從而以正確的方式實現了理論和實踐的辯證統一。

　　四、結語

　　西方學界盛行“馬克思沒有政治理論”的看法，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把壓迫和對抗性問題限定在純政治領域，而對經濟領域的權力壓迫問題不予追究。本文論證，馬克思對政治理論的重大創新乃是將政治問題從傳統政治領域轉移到經濟領域，通過揭示資產階級財產權的壓迫性質，開拓出政治理論的一個全新論域，并對政治的本質達到了一種全新理解。這就是階級斗爭學說，它構成了馬克思政治理論的基本觀點和方法。

　　20世紀后期以來，馬克思的階級觀點遭遇了普遍的懷疑和批評。總的來看，幾乎所有這些批評都是依據當代資本主義最新發展帶來的西方社會結構變遷的經驗事實，在直接性的層面上指出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的政治期待落空了，很少有人從建構性的層面思考一下馬克思階級觀點的深層理論意蘊及其在當代政治理論中產生的深刻影響。在這些批評者中，拉克勞和墨菲的觀點特別重要。雖然我們不能同意拉克勞和墨菲的總體觀點，但他們對政治的一個理解卻是深刻的，那就是：不平等關系并不必然具有政治特性，而是需要特定的話語條件，只有在特定的話語形態中，不平等關系才能被“建構”為壓迫關系，反對不平等的集體行動才具有政治性質。[56]照此理解，只有在馬克思階級斗爭學說的話語條件下，對政治不平等的批判才能置換成對經濟不平等的批判，由此走向對資本權力合法性的懷疑，并產生新的政治要求。在這個意義上，拉克勞等強調話語的重要性是具有啟發性的，它幫助我們理解馬克思主義為什么特別重視理論的作用，強調政治斗爭中“理論和實踐的統一”。簡言之，有史以來，在所有被壓迫者集體反抗壓迫的斗爭中，之所以只有工人階級反對資本的斗爭達到了最高政治水平，并與人類解放的理想連在一起，就是因為它接受了馬克思關于集體反抗經濟權力壓迫的階級政治理論。在此意義上，本文提出馬克思無產階級概念不僅要在直接現實性上理解，而且要作為一個建構性的理論范疇來理解，并不貶損這個概念的科學性和唯物論基礎，因為正是馬克思本人講過：“光是思想力求成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57]也就是說，只有當理論的產生成了實現一個政治目標所必須的決定性步驟時，理論和實踐的統一才能做到。這就是為什么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58]

　　正因如此，根本否定馬克思階級觀點的看法無論在現實上還是在理論上均不能成立。即使傳統意義上的產業工人階級確實發生劇變，也不可否認馬克思的無產階級作為一個理論概念的政治解釋力依然存在，不可能用當代資本主義發展變化的直接性事實否定之。理由如下：第一，馬克思用階級理論揭示出來的資本主義體制的壓迫和對抗性本質繼續存在。當代政治的對抗性更突出地表現為經濟領域的權力統治和不平等，對此，馬克思的階級觀點仍是最重要的政治解釋之一。第二，馬克思揭示的無產階級只有通過集體反抗才能抵制和消除資本主義壓迫的原理依然有效。當代激進理論忙于宣告工人階級的落伍和階級政治的死亡，用一些新的群體置換工人階級作為新的政治反抗主體，比如拉克勞拒絕工人階級在反抗斗爭中充當“先驗的特權代表”，建議由“新社會運動”來充當激進民主的多元主體；高茲則建議把由永久失業者和半失業者群眾組成的“非階級的非工人”看成一個積極的主體，通過反抗資本主義的“生產決定論”和工作原則來否定資本主義。所有這些新主體從根本上并未超出馬克思關于勞動與資本對立中的集體反抗邏輯，而只是在當代資本權力空前強大壓力下發生的一些理論變形。第三，馬克思所揭示的工人階級利益與社會主義的本質聯系依然有效。馬克思最核心的觀點是，工人階級的利益不可能在現存的資本主義體制框架內得到根本的滿足，只能通過徹底替代的社會主義體制才能做到。這一點即使今天看來仍然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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