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飛躍，是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與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對毛澤東的階級分析理論進行深入分析是透視毛澤東思想為什么行的重要維度。毛澤東的階級分析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階級分析理論具有一種什么樣的關系？毛澤東是怎樣把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階級分析理論中國化的呢？

　　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之一。他的《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是第一部用唯物史觀具體分析革命事件的典范著作，書中詳細分析了1848—1849 年德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前提、性質、動力、進程和結局。尤其重要的是，恩格斯從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觀點出發，深入總結了德國革命的經驗教訓，闡明了階級斗爭的規律性。這篇著作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階級分析理論的基本觀點。毛澤東于1925 年底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①（下文簡稱《分析》），是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社會及其各階級進行分析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這篇著作為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正確處理工人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農民階級等各階級之間的復雜關系，為打擊敵人，團結朋友，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等奠定了理論基礎。

　　本文從以上兩篇著作入手，對恩格斯、毛澤東二人的階級分析理論進行比較，以期由點帶面，更深入理解毛澤東的階級分析理論，并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與發展。

二、毛澤東階級分析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階級分析理論一脈相承

　　通過比較發現，《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與《分析》二文對于各自國家的階級分析存在很多相同的地方。兩個國家都存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同時也都存在殘留的封建社會的生產關系。對于各自國家復雜的社會形勢和階級，兩篇文章都進行了類似的劃分，毛澤東的《分析》可以說就是中國版的《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

（一）毛澤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階級觀用于分析社會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人類有文字記載以來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階級分析方法是馬克思主義者研究社會歷史現象的一種根本方法。在《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中，恩格斯根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原則，從德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出發，深刻分析了德國社會各個階級的發展狀況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并進一步指出了這些復雜的階級關系對于1848 年德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產生的重大影響。恩格斯以具體和確鑿的事例，一再教導無產階級必須認清敵、我、友三方的力量，在吸取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制定自己正確的戰略和策略，以爭取未來革命的勝利。

　　19 世紀中期，德國存在復雜的階級現象。這點和20 世紀初期的中國很相似。當時，德國各階級的構成非常復雜。正如恩格斯所說：“在德國，作為一切政治組織的基礎的人民中的各個階級構成比任何別的國家都更為復雜。”[1]484恩格斯把19 世紀40年代的德意志分為五個階級：一是封建貴族階級。此時封建貴族勢力還很強大，封建貴族階級在城市與農村都普遍存在。城市里，更多的是以奧地利皇帝裴迪南一世與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為代表的官僚貴族。農村也存在土地貴族。二是資產階級。德國的資產階級在拿破侖戰爭期間發展起來。在城市，有工業資產階級。在農村，德國還出現了新地主——企業主階級，這個階級是由農村的貴族轉化過來的，是資產階級的一部分，經營的是農業。三是小資產階級。恩格斯又稱其為城市小手工業者、小商人階級、小生意人階級。這個階級處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中間，處境尷尬。四是工人階級。分為城市工人階級和農村工人階級。籠統說來，工人階級又可分成雇農、短工、幫工、工廠工人和流氓無產階級。德國的工人大多數受雇于小手工業者，“他們的全部生產方法，只是中世紀的遺跡”[1]488，這種缺乏現代化的生產方式，導致其思想與政治的普遍落后。五是農民階級。主要分為富裕農民、小自由農、封建佃農、農業工人等幾類。

　　毛澤東年輕的時候接觸過很多思想，信奉過很多主義，后來逐漸轉向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信仰馬克思主義后，就把階級分析作為一種分析社會和人群的基本方法。毛澤東后來回憶說：“記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階級爭斗》，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員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可是這些書上，并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斗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2]21-22

　　毛澤東根據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對中國各類人等進行了詳盡劃分，也把中國社會分為五個階級。一是大資產階級，包含了當時代表中國反動勢力的封建大地主、官僚、軍閥、反動知識階級以及與外資勾結侵害中國利益的銀行家和工業家。二是中產階級，包括華商銀行工商階級、農村小地主、許多高等知識分子，也包括華資銀行工商業從業員、大部分留學生、大部分大學校的教授和學生、小律師等。三是小資產階級，包括自耕農、小商、手工業主、小知識階級。四是半無產階級，主要指總人口達到了一億七千萬的自耕農、自益農等農民。他們雖然基本上能勉強生存下去，但是生活得很艱難。“所謂農民問題，一大半就是他們的問題。”[3]169除此之外，毛澤東把手工業工人、店員、小販也歸入半無產階級。五是無產階級，主要包括兩撥人：一撥是城市里資本家工廠里的工業工人以及城市碼頭搬運工、糞夫、清道夫等；另一撥指農村為地主賣苦力的長工以及失去土地而無家可歸的流浪者。

　　毛澤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運用階級的觀點分析社會，對中國當時復雜的人群進行了科學的劃分。可以說，《分析》一文，就是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老老實實”研究階級斗爭的優秀成果。

（二）毛澤東遵循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把階級分析置于唯物史觀背景下的基本原則

　　唯物史觀或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歷史的基本觀點。唯物史觀堅持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物質資料的生產是社會存在與發展的基礎，人類社會有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恩格斯和毛澤東對階級的分析均以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為指導，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對本國階級狀況及力量對比進行了深入分析。

　　《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是第一部用唯物史觀分析1848—1849 年革命的著作。恩格斯在開篇就明確指出，德國革命的爆發有其必然性，其失敗也有其必然性，而對二者原因的分析都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于這些原因，“不應該從一些領袖的偶然的動機、優點、缺點、錯誤或變節中尋找，而應該從每個經歷了動蕩的國家的總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中尋找”[1]483。也就是說，對歷史事件需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尋找其背后的經濟動因，分析其時代背景和原因。在分析德國的情況時，恩格斯提到了法國革命，并進行了對比分析。對于社會上用英雄史觀去分析法國革命，把其失敗的原因歸結到臨時政府少數人身上的觀點，恩格斯批駁道：“任何一個頭腦正常的人都永遠不會相信，多半都是庸才、既不能為大善也不能作大惡的11 個人能在3 個月之內毀壞一個有3600 萬人口的民族，除非這3600 萬人辨認方向的能力和這11個人同樣缺乏。”[1]484 對于德國農村中各階級（大農、中農、小自由農、雇農、農業工人）在革命中選邊站隊問題，恩格斯分析認為，“他們站在哪一邊幾乎總是由他們各自所處的不同的社會地位決定的”[1]570。總之，文章對德國革命發生前的背景、德國各階級的狀況、各階級在革命中的種種表現、革命失敗原因等各個方面的分析都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基礎上。

　　毛澤東也是把唯物史觀作為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理論依據。毛澤東曾明確指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4]毛澤東在《分析》中，靈活運用歷史唯物主義來分析中國的實際情況，尋找無產階級革命中的戰友和敵人。首先，毛澤東通篇都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相關概念、術語來描述中國社會各階級。其次，毛澤東看到了物質生產生活對于人們所具有的決定性作用，并靈活運用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關系原理去分析當時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狀況。在他看來，以前所有革命，其失敗的原因是沒有找到真正的朋友去打擊真正的敵人。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首先把握中國錯綜復雜的階級，必須“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階級性、人數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3]162。在這里，各階級的分類是由其經濟地位和階級性決定的；人數能大體說明該階級的力量；而經濟地位和階級性又決定了該階級對于革命的態度。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屬于社會存在的內容，而各階級對于革命的態度則屬于社會意識的內容。正是因為當時中國各階級處于不同的經濟地位，才有了這樣一些不同的社會意識。最后，毛澤東靈活運用了人民史觀去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與英雄史觀不同，人民史觀堅持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和推動社會歷史進步的決定力量。毛澤東運用人民史觀，看到了農民作為主力軍的作用，也看到了流氓無產階級、都市苦力、農業無產階級身上所蘊含的無窮力量。

　　毛澤東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嫻熟運用馬克思主義有關于階級的觀點對中國社會各階級進行了深入科學分析，為無產階級找到了革命同盟軍和朋友，并確定了革命的對象。毛澤東的階級分析理論與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是一脈相承的。

三、毛澤東階級分析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階級分析理論的創新性發展

　　恩格斯與毛澤東二人的階級分析理論也有很多不同。通過對二者的比較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階級分析理論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階級分析理論的創新性發展。

（一）兩種社會形態階級分析的合二為一——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不同社會形態進行階級歸類的方法

　　恩格斯對于資本主義社會與封建社會兩種不同社會形態里的階級歸于各自的社會形態，分開進行論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屬于資本主義社會兩個對立階級。馬克思恩格斯曾明確指出：“資產階級是指占有社會生產資料并使用雇傭勞動的現代資本家階級。無產階級是指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因而不能不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活的現代雇傭工人階級。”[1]272而封建主階級（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是屬于封建（或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兩個對抗階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屬于兩種不同社會形態下的剝削階級。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是兩種社會形態下的被剝削階級。工人階級屬于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代表了相對先進的生產力；農民階級屬于前資本主義的階級，代表相對落后的生產力。資本主義階級關系在城市里表現得更充分，而殘留的封建社會階級關系則在農村里表現得更充分。當時的德國階級狀況異常復雜，革命前的德國由36 個各自為政的小邦組成，封建主義的成分很多，也有資本主義的成分，但資本主義的發展受到嚴重影響。恩格斯把當時德國劃分為五個階級，封建貴族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農民階級。事實上，恩格斯把以上五個階級放在了兩種不同的社會形態里進行劃分。封建貴族階級、農民階級歸屬于封建社會形態，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歸屬于資本主義社會形態。

　　毛澤東的歸類與恩格斯不同。毛澤東把屬于兩種社會形態的各階級放到了資本主義體系里進行分析，把整個社會劃分為五個階級。毛澤東把資產階級分為三個層次：大、中、小；把無產階級分為兩個層次：半和無。這五個階級，都包含了屬于兩種社會形態的人。作為中國革命對象的大資產階級，既包括屬于現代社會階級的買辦，也包括屬于封建階級的大地主、官僚和軍閥。中產階級，既包括銀行工商階級、高等知識分子，也包括小地主。小資產階級，既有手工業主階級，也有自耕農。半無產階級，既有手工業工人，也有半自耕農、貧農等。而無產階級，則不但包括城市工人階級、都市苦力以及作為流浪人口的游民無產者，而且包括農村靠為別人賣苦力而活的雇農。在中國，城市里也更多體現的是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的對立，農村體現的主要是封建社會階級的對立。但毛澤東把兩種社會形態里的階級放在了相對先進的階級社會里，放在體現城市階級對立的體系里進行分析。正如毛澤東自己所說：“拿都市說：大銀行家大商人大工業家是資產階級，錢莊主中等商人小工廠主是中產階級，小商人手工業主是小資產階級，店員小販手工業工人是半無產階級，產業工人苦力是無產階級。”[3]162“拿農村說，大地主是大資產階級，小地主是中產階級，自耕農是小資產階級，半自耕農佃農是半無產階級，雇農是無產階級。”[3]162

　　毛澤東把資本主義社會與封建社會兩種社會形態里的階級放到資本主義社會里做統一的分析，而不像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那樣分別進行論述，其根本原因在于當時中國的具體國情。和恩格斯分析的當時的德國不同，毛澤東所分析的當時的中國具有特殊的國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政治上，沒有完整的主權，代理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是帶有封建色彩的各級軍閥和官僚。經濟上，自然經濟雖然逐漸解體，但是在中國廣袤的土地上，尤其是農村，自然經濟仍然占主導地位。而在沿海城市也有資本主義的經濟，民族資本主義開始崛起，但受各種壓迫，特別是帝國主義的壓迫，發展緩慢，力量弱小。因此，當時中國階級復雜，既有落后社會形態封建社會的階級，也有相對進步社會形態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城市農村，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面對如此復雜的狀況，想要區分敵人、朋友、打擊的對象、團結的對象，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問題。毛澤東把各階級都放到了資本主義階級體系里進行統一分析，并歸類為五個階級。這是抓住了矛盾的特殊性，是實事求是，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確實是一種非常高明的方式。毛澤東以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殊國情為基礎，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各自社會形態里展開階級分析的固定做法。

（二）階級劃分的經濟地位與對革命的態度標準——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階級劃分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標準

　　恩格斯對德國各階級的劃分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為標準。正如列寧所說：“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5]13 馬克思恩格斯雖然不曾像列寧一樣明確給階級下過定義。但是，從他們大量的描述里可以看出，他們對于階級的界定還是很明確的。具體來說，馬克思恩格斯對于階級的劃分主要又存在如下兩類情況。一是，根據是否占有生產資料，把社會群體劃分成兩大對立的階級。兩大對立階級之間存在著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如我們所熟知的奴隸主階級和奴隸階級、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二是，根據對勞動力、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擁有的不同，把現代社會劃分為三大階級。“單純勞動力的所有者、資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資、利潤和地租，——也就是說，雇傭工人、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上的現代社會的三大階級。”[6]這三大階級中，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擁有生產資料，而雇傭工人則除自己勞動力外一無所有。馬克思恩格斯又把這三大階級抽象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不管怎樣，馬克思恩格斯的階級劃分，都是遵循生產資料所有制標準的。階級概念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概念之一。這個概念是同所有權、生產關系、剝削、支配等概念結合在一起的。在階級社會中，人們要順利進行生產，就需要一定的制度與措施對諸如工具、土地、原材料、勞動力等生產要素進行配置，需要對生產成果進行分配。不同的人對于生產要素和分配具有不同的權利。能支配生產要素，能控制產品分配的一類人被稱為剝削階級，而和此類人相對的另一類人則被稱為被剝削階級。可見，階級體現的是一種生產關系，它基于一種所有權利（權力），而支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進而形成剝削與被剝削關系。

　　恩格斯對德國各階級的劃分都是遵循上述劃分標準。恩格斯所劃分的封建貴族階級，無論是城市的還是農村的，體現在生產關系中，都是擁有土地這個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并擁有農民部分勞動力的所有權。恩格斯在分析德國革命爆發前封建貴族階級的狀況時說：“封建土地所有制差不多到處都還居于統治地位。封建領主甚至還保留著對佃戶的審判權。”[1]485而和其相對應的農民階級，在封建生產關系中，沒有或擁有很少的土地等生產資料，且對于地主有一種人身依附關系。其中，富裕農民介于封建地主與小農之間，小自由農和封建佃農則都是典型的缺乏生產資料，并大多只能依附于封建地主才能生存。德國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雖然相對于英法等國來說，都是比較弱小的，并有其自己的特點。但是，恩格斯的劃分也都是基于生產資料所有制劃分標準。資產階級擁有生產資料，無產階級除了自己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只能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生。

　　毛澤東對于階級的劃分則是基于經濟地位（或財產狀況）與對革命的態度標準。在《分析》中，毛澤東認為要分辨真正的敵友，就要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階級性、人數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3]162。其中，真正能作為各階級區分標準的就是經濟地位和革命態度。而對于革命的態度，則又是基于經濟地位，經濟地位越高，財產狀況越好，對革命的態度越差。大資產階級的經濟地位最高，它是極端的反革命。中產階級的經濟地位次之，其對于革命的態度有所緩和，是半反革命。其他三個階級隨著經濟地位的越來越低，對革命的態度越來越好。因此，歸根結底，毛澤東劃分階級的標準就是經濟地位或財產狀況。大資產階級、中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說到底，其區分的標準就是其財產規模的大、中、小。小資產階級劃分為左中右翼，也是因為“有余錢剩米”“恰足自給”“每年要虧本”。半自耕農歸入半無產階級，是因為他們的經濟狀況比自耕農還差，生活也比自耕農更苦，“其食糧每年有一半不夠，須租別人田地或者做工或營小商以資彌補”。[3]169貧農之所以歸入半無產階級則，是因為他們沒有流動資本，也沒有固定的農具，而在災荒年月，還須“向親友乞哀告憐，借得幾斗幾升，敷衍三日五日”。[3]169半無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劃分，也是因為前者多少還有點個人財產，而無產階級則是“除一雙手外別無長物”。這里所描述的都是半自耕農、貧農的經濟狀況。對于其他部分也大多有這樣相對應的描述。

　　當然，通過以上描述，我們可以看出，這個所謂的經濟地位，在毛澤東那里，更確切的是指財產的狀況，生存狀況，或者說是貧富差距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生活水準的高低。因此，也有學者認為，在毛澤東那里，“他的‘資產階級’相當于一個‘富人’的集合，‘無產階級’相當于一個‘窮人’的集合”。[7]通過對比恩格斯和毛澤東對于階級的劃分，可以看出，毛澤東所劃分的階級，大體上類似于恩格斯所劃分的階級里的階層。

　　毛澤東與恩格斯的階級劃分標準確實是有區別的。對于其原因，我們可以從二者階級分析的目的加以說明。恩格斯對于德國社會各階級進行劃分，其目的是更好地認識德國復雜的階級關系。而毛澤東對中國各階級的分析并不是為了對各階級進行學理上的劃分，而是為了區別朋友與敵人，尋找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軍。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區分誰是我們無產階級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幾十年成效甚少的原因，就是沒有分清敵我。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革命幾十年，屢戰屢敗，其根本原因就是沒有分清敵我，不知道依靠誰，打擊誰。由于當時特殊的國情，我國階級狀況異常復雜。如果拘泥于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階級劃分標準，則首先分不清當時國內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各類人，然后也分不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如，難道沿海地區剝削工人的資產階級（毛澤東把他們稱為民族資產階級）是敵人，農村的地主是敵人嗎？如此劃分就是太籠統了。而剝削工人的民族資產階級其實不但受帝國主義的壓榨，也受國內封建官僚的盤剝，他們并不是我們革命的對象，而是我們團結的對象。農村的地主也可以有大小之分，其中，小地主屬于中產階級，也是我們團結的對象。在當時的中國，頂級富人、有權有勢者、銀行主、官僚、趨炎附勢的高級文人等確實是依附于帝國主義，對外奴顏婢膝，對人民殘酷盤剝。這些人是既得利益者，不顧民族利益和人民死活，害怕人民的革命。他們是革命的對象，對于這群復雜的人，如果單純從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關系這個角度進行劃分，則不可能認清楚他們的本質。總之，對于當時中國復雜的階級，只有從經濟地位、貧富差距、對革命的態度等方面進行劃分，才可能真正看清楚他們的本質。可以說，毛澤東劃分階級的經濟地位（或財產狀況）與對革命的態度標準，是結合中國具體國情而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階級劃分生產資料所有制標準的創新性發展。

（三）階級分析的定量與定性結合——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定性的階級分析法

　　恩格斯對階級的分析主要采取定性分析。對于德國各階級，恩格斯主要對于它們在生產關系中所處的地位，它們在德國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等進行了分析。并以此為基礎，對各階級在革命中的表現，各階級之間的相互合作，相互斗爭，各階級力量的對比等進行了詳盡描述。對于封建貴族階級，恩格斯說：“德國的封建貴族卻仍然保留著很大一部分舊日的特權。封建土地所有制差不多到處都還居于統治地位。封建領主甚至還保留著對佃戶的審判權。”[1]484-485小資產階級，“它的地位是介于較大的資本家（商人和工業家）即名副其實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或產業工人階級之間，這種地位就決定了它的特殊性”[1]487。農村富裕的農民，“這些人都擁有面積不等的大片農田，都雇用若干個農業工人”[1]489。在闡述德國大部分無產階級特點時，恩格斯說：“現在，德國工人階級中的多數人并不是受雇于現代的工業巨頭，而是受雇于小手工業者，他們的全部生產方法，只是中世紀的遺跡。”[1]488他認為，這種缺乏現代生活條件、缺乏現代工業生產方法的情況，必然導致德國工人缺乏現代思想。而少部分現代化生產方式占優勢地區的無產階級，則和上述落后地區無產階級在階級意識和覺悟上有很大不同。可以說，恩格斯對于德國各階級采取的都是定性的分析法。

　　毛澤東在進行階級分析時，則把定性與定量分析結合起來。毛澤東對當時中國復雜的階級進行了劃分，把各色人等歸入五個階級，并進而具體對于五個階級中的各部分進行了定性與定量分析。正如毛澤東所說的，為了分清敵友，找到團結與打擊的對象，就要“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階級性、人數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3]162。其中，對于各階級經濟地位、階級性以及對于革命的態度，大體上屬于定性分析，而對于人數，則是定量分析。關于大資產階級，毛澤東描述說：“經濟落后半殖民的中國，大資產階級完全為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其生存和發展的要件，即附屬于帝國主義。”[3]162-163 而中產階級處在“經濟落后的中國”，但“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不能發展”。小資產階級處于“小資產階級經濟地位”，其本身可以分為左中右三翼。對于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毛澤東對其經濟狀況和階級性都做了深入分析。這些都是對于各階級的定性分析。對于人數的統計，《分析》剛發表的時候是有確切數據的，只是后來在收錄進《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被刪除了。原版中，毛澤東以調查研究為基礎，對這五個階級及其中各部分的人數進行了統計與分析。大資產階級的人數是一百萬；中產階級有四百萬人；小資產階級人數合計有一億五千萬；半無產階級人數最多，有兩億；無產階級總共有四千五百萬，作為主力軍的工業無產階級有三百萬。由此毛澤東總結，我們的朋友有三億九千五百萬，我們真正的敵人只有一百萬，而可敵可友的有四百萬人。

　　毛澤東對階級分析定性與定量結合，乃是為了進行敵我力量的對比。對各階級進行定性分析，有助于人們區分敵我。對各階級進行定量分析，則有助于人們從直觀上看清楚各階級力量的對比，這對于堅定人們革命勝利的信心具有重要意義。毛澤東通過定量研究發現，敵人雖然很強大，但人數少；革命的這一方雖然暫時力量弱，但是人數多。唯物辯證法認為，矛盾的雙方在一定的條件下是相互轉化的。人民群眾身上蘊含了巨大的潛在的力量，只要宣傳引導得法，這些力量就會發揮出來，就會由弱小的一方轉變為強大的一方。此消彼長，大資產階級就會逐漸由強變弱。可以說，對各階級進行定量分析，對于人們合理看待敵我力量對比，堅定無產階級必勝信念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是在革命異常困難的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一直信心百倍，不屈不撓堅持斗爭的重要原因所在。可以說，毛澤東在繼承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階級進行定性分析的基本方法基礎上，針對中國具體情況，把階級分析定性與定量的結合，從另一個角度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階級分析理論。

　　毛澤東在繼承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階級分析理論的基礎上，又在階級歸類、階級劃分標準、具體階級分析方法上有了創新性的發展。在整個《分析》一文中，我們都可以看出，毛澤東并不拘泥于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有關于階級分析的基本方法與結論，而是根據我國具體情況，開創性地提出自己的觀點。

結語

　　毛澤東在參加和領導斗爭實踐中，逐漸認識到，救國救民必須有科學真理指引。在1918 年8 月的第一次北京之行中，毛澤東閱讀了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1920 年春，毛澤東第二次來到北京，這一次他閱讀了《共產黨宣言》《階級爭斗》《社會主義史》等書籍，他的宇宙觀、社會觀和人生觀發生了根本轉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正確解釋，并開始用“階級斗爭”的觀點去分析我國社會的各階級。毛澤東非常注重中國的國情，并認為，“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8]633而當時中國最大的國情就是我國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分析》中，毛澤東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利用馬克思恩格斯的階級分析理論，卻并不拘泥于該理論，而是緊密結合當時中國復雜的具體國情，極其高明地對中國社會各階級進行了劃分，找到了中國革命打擊的對象與依靠的對象，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奠定了初步的理論基礎。當時黨內地位遠比毛澤東高的陳獨秀，也有過對中國階級的分析。但陳獨秀對于兩種社會形態下階級的劃分，對于階級歸類、階級劃分標準、階級分析方法等都采取了一種教條主義的態度，脫離了中國實際，因而不能深入正確認識中國各個階級。歷史的事實證明，陳獨秀的分析是錯誤的，以其為依據來指導革命，最終犯了嚴重的錯誤，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巨大的損失。而只有毛澤東，繼承與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階級分析理論，并把它具體運用于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從而得出了一系列正確的結論，并以此為指導，引導中國革命走向了勝利之路。

　　毛澤東的階級分析是對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的繼承與靈活運用，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成果，是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的具體運用，是中國化的階級分析理論，是對毛澤東思想之精髓實事求是的典型運用，它為被壓迫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與國家的革命斗爭進行階級分析樹立了典范，開辟了道路。

　　注釋：

　　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最初發表于1925 年12 月。據考證，這篇文章至少有六個版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收錄進《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的是刪減版。目前比較公認的未刪減版收錄于日本學者竹內實編的《毛澤東集》第一卷中。為更能準確地考查與分析毛澤東對于階級的分析，本文以此版本為分析依據。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澤東.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1-22.

　　[3]竹內實.毛澤東集：第一卷[M].日本蒼蒼社，1983.

　　[4]毛澤東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

　　[5]列寧全集：第三十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3.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7.

　　[7]蕭詩美，蔣賢明.毛澤東的階級分析方法[J].東岳論叢，2012（8）：5-11.

　　[8]毛澤東選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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