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70年代，巴黎公社革命失敗后，國際工人運動遭受嚴重挫折，各國反動政府加緊對第一國際發難進攻，以巴枯寧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者乘機炮制各種反權威的政治言論和主張，企圖顛覆國際工人運動，篡奪第一國際總委員會領導權。針對此，恩格斯撰寫并創作了《論權威》一文，立足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堅持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觀點，層層剖析了巴枯寧反對和否定一切權威的哲學基礎和謬論，深刻而系統地闡述了權威的基本內涵、權威在革命中的重要性、權威與自治的關系等問題，廓清了權威理論認知的迷霧，闡明了馬克思主義權威理論的重要價值。恩格斯對巴枯寧反對一切權威理論的批判，彰顯了恩格斯批判錯誤思潮的科學方法論自覺。系統梳理恩格斯對巴枯寧“反權威論”的批判并分析其運用的科學方法，對于我們今天回擊各種錯誤思潮，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具有重要意義與現實價值。

　　一、巴枯寧“反權威論”的核心觀點

　　作為無政府主義者的典型代表，巴枯寧認為，自由是個人的絕對權利，沒有自由就沒有幸福，但自由和權威是對立的，不能同時存在。在他看來，任何權威都是對自由的約束，只有消滅權威，才能實現真正的絕對自由，從而炮制了一系列反權威的理論原則和政治主張，形成了他的反權威論。

　　1.以唯心主義的“抽象自由觀”捍衛小資產階級的“絕對自由”，否定物質第一性的唯物主義世界觀

　　巴枯寧從抽象人性論的立場出發指出，人類的歷史就是由動物性狀態進化到人性狀態，人類進化的目標也在于完成人性，而只有當人得到絕對自由時，人性才能獲得最完滿的實現。19世紀60年代中期，他在為意大利的無政府主義團體起草的綱領中就明確指出，“自由是一切成年男女無須求得任何人批準而進行活動的絕對權利，他們只聽從自己的良心和自己的理性的決定，他們的行動只能由自己的意志來決定”。在巴枯寧看來，至高無上的自由是建立人類社會經濟和政治組織“一個唯一的教條，一項唯一的法律，一個唯一的道德基礎”。人類社會如果沒有將自由作為“唯一的創造原則”，一旦將自由變成一種有限的、形式上的、嚴格地為國家所規定出來的自由，就會“退到奴隸制和野蠻狀態去”。巴枯寧所崇尚的是一種絕對的、無界限的、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沒有任何法律約束，也沒有必要遵循社會秩序的完全自由的世界。事實上，人在自然界活動和生活，必然要受到物質條件和自然規律的約束和限制。但巴枯寧卻將自由放置在抽象的人性論中討論，將“全部現實的基礎從現實世界搬到思想世界”，從根本上否定了自然界和社會客觀規律的客觀存在性，顛倒了現實世界與思維原則的辯證關系，是脫離實踐的抽象的唯心主義自由觀。這種抽象的絕對個人的自由觀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實現的，它只是巴枯寧為了捍衛馬克思多次指出的“魯濱遜”式的個人小資產階級利益而提出的“烏托邦”。

　　2.以唯心主義“反對一切權威存在”，否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唯物主義歷史觀

　　巴枯寧從追求絕對個人主義的自由觀出發，提出要實現個人絕對自由，就必須掃除干涉自由的一切權威和國家，從而將自由和權威絕對地對立起來。在巴枯寧看來，權威是一個否定性的概念，“權威=國家=絕對的禍害”，并宣稱“一切權威都是虛假的、專橫的和極其有害的”。在巴枯寧的眼里，“權威”這個字眼簡直是一種罪孽。只要有權威，就會對個人造成奴役、壓迫和剝削，從而對個人的自由進行限制和約束。他指出，任何由官方強加于人的權威和任何權力的影響，都會直接變成壓迫和虛偽，都會把奴隸性和荒謬性強加于人。對此，他將資產階級共和國和無產階級革命專政的權威一律看作剝削和專制制度的必然的根源而加以仇視和反對，并提出要把一切權威從社會生活中鏟除掉。所以，巴枯寧反對國際工人運動的權威，將第一國際總委員會污蔑為“在人民的統治的名義下……勇敢地宣布了人民對國際的奴隸般的依附”，從而“要求把廢除權威作為社會革命的第一個行動”。巴枯寧反對一切權威的觀點和要求絕對自由是一樣的，他并沒有從社會現實出發去考察無產階級所處的歷史階段和現實需要，而是以先驗和絕對的抽象人性論作為立足點，將人類歷史看作“人性的發展”對人的“動物性”的“不斷否定”，將自由和權威對立，從而否定一切權威，否定階級斗爭是推動歷史進步的直接動力的唯物史觀基本觀點。

　　3.以形而上學方法將“權威與自治”絕對對立，否定權威和自治對立統一的唯物辯證法

　　巴枯寧宣稱，追求絕對自由是每個人唯一的信條，而權威作為系統化的統治和剝削，必然會對自由進行侵犯和約束。因此，他極端地仇恨一切權威，鼓吹要廢除一切權威。在巴枯寧看來，權威是一種絕對壞的東西，它是扼殺自治的天敵，有權威存在，就必然帶來個人和社會的不自由和不自治。要實現個人和社會的絕對自治，就必須消滅權威，將自治原則作為一切組織絕對唯一的原則，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完全自由基礎上的至善“自治”，從而將“權威與自治”絕對對立起來。1871年，為了反對國際總委員會的權威和宣揚自治原則，巴枯寧委派汝拉聯合會在桑維耳耶代表大會上大肆宣揚支部完全“自治”的無政府主義原則。在巴枯寧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下，1872年國際工人協會西班牙聯合會第二次代表大會甚至通過了關于修改《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給地方支部以更大自治權的建議。但巴枯寧反對任何權威、宣揚無政府主義的“自治”原則，在革命實踐中是與現實背離而無法真正實行的。1873年的西班牙事件正是由于缺乏集中統一領導的權威，實行自治的支部又無力獨自面對反對派的瘋狂進攻，“只能是無限制地和荒謬地分散革命的斗爭力量，讓政府用一小撮兵士幾乎沒有遇到抵抗就把各個城市一一征服”，從而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失敗后果。巴枯寧并沒有根據當時具體的歷史條件辯證地看待權威與自治的關系，而是將權威與自治完全割裂對待甚至絕對化，全盤否定一切權威，一味絕對肯定自治，不僅陷入了形而上學的錯誤認識，而且最終走向了一條只要自由不要紀律、只要自治不要權威的唯心主義道路。

　　4.以“廢除國家”反對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否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巴枯寧認為，國家是萬惡之源，主張廢除國家。在巴枯寧看來，國家“是對它的所有成員的個人自由的否定的總和”，“只有當國家不再存在的時候，人類才會得到自由”。巴枯寧將“國家”與“奴役”“壓迫”等概念等同起來，并指出，“如果有國家，就必然有統治，因而也就有奴役”。在巴枯寧眼里，任何國家既是對自由的一種羈絆，也是工人和農民的剝削者和壓迫者，因為“國家只是一種壓迫的抽象”。對此，巴枯寧還質問馬克思：“如果無產階級成了統治階級，它去統治誰呢？”他認為，“國家，即使叫它十遍人民國家，哪怕用最民主的形式把它裝飾起來”，也都是建立在統治、暴力和專制基礎上的，這“對無產階級來說也必然是監獄”，從而得出“國家就是墳墓”的結論。因此，巴枯寧將廢除國家作為“唯一的和直接的目標”，鼓吹無產階級要想獲得解放，首要的條件就是要廢除一切國家。但巴枯寧反對通過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廢除國家。他宣揚一切通過革命取得的政權都是騙局，與當時存在的政府一樣危險，唯有依靠農民和流氓無產者通過“煽動”和“密謀”自發暴動，才能在24小時內推翻國家政權，廢除一切國家，建立一個每個人都絕對自由的無政府主義社會。

　　二、恩格斯對巴枯寧“反權威論”的分析批判方法

　　巴枯寧以歷史唯心主義的抽象自由觀為哲學立場，鼓吹和炮制了一系列為了實現自由而反對一切權威和國家的理論觀點和學說主張，惡意歪曲和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威，并提出要建立一個沒有權威的無政府主義社會，公開質疑并反對馬克思主義。針對巴枯寧公開質疑和攻擊馬克思主義的不良企圖，恩格斯深刻批判了巴枯寧反對一切權威的謬論，從哲學認識、歷史認知、辯證方法和價值立場四個方面針鋒相對地揭示了巴枯寧唯心主義的本質，充分論證了權威是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揭露了巴枯寧反對一切權威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本質。

　　1.運用唯物主義世界觀揭示巴枯寧捍衛“絕對自由”的唯心主義世界觀

　　巴枯寧不是以客觀的物質現實為出發點，而是從個人主觀觀念和想象出發去認識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以追求絕對自由作為人“唯一道德基礎”屬性，走向了絕對自由的無政府主義，旨在捍衛資產階級個人的絕對利益。對此，恩格斯從科學的實踐出發嚴厲地批判了巴枯寧絕對自由觀點的謬論。巴枯寧認為，自由是純粹人性的體現，是絕對的、無條件的，也是無界限的。對此，恩格斯批判巴枯寧的“絕對自由”是脫離現實的空談。在恩格斯看來，自由是相對的、有條件的、有界限的。他指出，人只有通過能動的實踐活動，并在“現有的生產力”決定的條件和基礎上才能獲得自由，因為“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對事物的認識來作出決定的能力”。唯物主義認為，人生活和活動在客觀存在的自然界中，必然會受到自然條件和自然規律的限制。而物質生活條件也會制約和影響從事物質生產的現實中的個人，所以人對自然界的認識過程也是隨著物質生活條件的變化而逐步深化的過程。只有從客觀實際出發，尊重和按照客觀規律辦事，在不違背客觀規律和符合歷史發展的前提下行動，人們的意志自由、活動自由才有可能實現。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而“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個人是存在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中具體的、現實的人。將個人自由的實現放置在社會中去考察，個人自由是受限于社會的物質基礎和經濟關系的。人作為社會中活動的人，行動必然要受到一定社會紀律的限制和約束。自由也只能是一定約束下的自由，而不能是無節制無約束的絕對自由。如果有像巴枯寧所說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自由”的話，那就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良心”做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也一定會對其他社會成員造成絕對的不自由，這跟唯物史觀所提出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是對立的。巴枯寧的絕對自由觀是超階級的唯心主義觀點，他不懂用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觀點來分析工人的不自由，看不到資本主義剝削階級的自由和工人的不自由，還將國家與自由絕對對立，認為國家是對個人自由的約束。巴枯寧將個人自由看得高于一切的絕對自由觀實質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對此，馬克思主義認為，在階級社會中，自由是有其階級內容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工人就不可能獲得完全自由。所以，只有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全人類才能真正自由全面發展。

　　2.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揭露巴枯寧“反權威”虛偽性的唯心主義歷史觀

　　巴枯寧并未從社會現實出發考察歷史，而以抽象的人性論作為出發點，去惡意曲解權威，認為權威是虛假的，所以反對一切權威。對此，恩格斯論證了權威存在的客觀必然性，揭示了巴枯寧反權威的虛偽性。恩格斯在《論權威》一文中，首先對權威的內涵進行了界定。他指出：“這里所說的權威，是指把別人的意志強加于我們；另一方面，權威又是以服從為前提的。”在恩格斯看來，權威包含兩層意思，即權威主體具有強制性和權威客體必須以服從為前提。一方面，權威主體具有強制性，但強制不是權威主體無限度的、不考慮客體意志的強加，而是充分考慮客體利益的結果。巴枯寧認為，權威是壞的，是危害人和社會的東西。但在恩格斯看來，社會的“問題是靠權威來解決的”，社會需要權威強加給所有人，運用強制性的規則和手段進行管理，從而保障社會生產生活的正常運轉。另一方面，權威客體的服從也不是消極、被動地屈服于主體，而是主觀意愿的結果。恩格斯在文中運用工業化大生產和鐵路運行、遇難航船的實例來闡述權威客體是基于對自身生產、安全和利益的保護考慮，對權威主體的服從是遵循內心自愿的服從，進而說明在社會大生產和生活中權威客體對權威主體的服從逐漸會轉為一種自愿自覺的認同。對此，恩格斯得出，權威是客觀存在的，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不管社會生產組織如何變化，權威都是社會大生產需要的產物，是權威主體的強制性與權威客體的服從性的統一，對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和推動社會化大生產具有重要的作用。

　　而且伴隨工業和農業的發展，物質生產和流通條件的進一步復雜化，權威的范圍還會擴大，誰“想消滅大工業中的權威，就等于想消滅工業本身，即想消滅蒸汽紡紗機而恢復手紡車”，就意味著背離歷史唯物主義，走向巴枯寧無政府主義的陷阱。巴枯寧消除一切權威的觀點，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他強調消除權威，但又主張社會革命，而社會革命是最權威的東西，只要有革命，權威的存在就無法避免，但他又幻想通過“天才人物”的領導來進行“社會清算”從而實現社會自治。對此，恩格斯反駁道，“在這種情況下，權威將會消失呢，還是只會改變自己的形式”，“這些先生以為，只要改變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稱，就可以改變這一事物本身”，“但是，他們閉眼不看使權威成為必要的種種事實，只是拼命反對字眼”。恩格斯強調：“他們要想給這種或那種行為定罪，只要把它們說成是權威的就行了。”巴枯寧既反對一切權威，但又背著第一國際建立了國際社會主義民主同盟這個半秘密組織，要求同盟的盟員服從他的秘密組織鐵的、無條件的紀律，要求成員自愿地服從它的權威，這充分暴露了巴枯寧以惡意濫用權威來掩蓋維護資產階級自身利益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彰顯了反權威的虛偽性，反映了巴枯寧反權威的真正目的是分裂和破壞第一國際總委員會，進而篡奪國際工人運動領導權。

　　3.運用唯物辯證法批判巴枯寧“權威和自治根本對立”的形而上學觀點

　　巴枯寧將權威和自治完全對立起來。針對巴枯寧這種“沒有擺脫形而上學的抽象”的荒謬認識，恩格斯從社會客觀實際出發，在分析權威存在的客觀性基礎上，運用唯物辯證法分析權威與自治的關系。在恩格斯看來，權威是客觀存在的，不僅不會消失，而且在社會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伴隨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生產的發展，社會生產聯合活動會越來越多，但“聯合活動就是組織起來，而沒有權威能夠組織起來嗎”?恩格斯在《論權威》一文中使用棉紡紗廠和鐵路運行這樣的具體實例來分析說明在統一規定勞動時間、勞動工序的生產過程中，一個統一集中的權威對正常的生產和調度發揮著關鍵作用。他指出，在棉紡廠的車間里“時時都會發生有關生產過程、材料分配等的細節的問題……不管這些問題是怎樣解決的……個別人的意志總是要表示服從，這就是說，問題是靠權威來解決的”；在鐵路運行的過程中，權威作為“處理一切管轄問題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可以保證所有人的配合，“假如鐵路員工對乘客先生們的權威被取消了，那么，隨后開出的列車會發生什么事情呢”，后果誰都無法設想。從恩格斯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一個統一意志的領導權威是社會秩序正常運行的保障。因此，恩格斯得出，“把權威原則說成是絕對壞的東西，而把自治原則說成是絕對好的東西，這是荒謬的”，這是恩格斯對巴枯寧反權威的片面觀點強有力的回應。

　　在此基礎上，恩格斯對巴枯寧將“權威和自治根本對立”的形而上學觀點進行了批駁并明確指出，權威與自治是對立統一的關系。一方面，恩格斯反對僅強調權威而忽視自治。他在文中引用但丁在《神曲》中所描述的地獄大門上的題詞“進門者請放棄一切自治”，來諷刺在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生產過程中資本家對工人的絕對權威，致使工人喪失自治或自由。此時的工人不再是一個人，而僅僅是作為機器大生產過程中的某個轉動的零件。這種不正當的權威關系剝奪了工人自由的時間和個人的自治空間，從而引起工人革命。因此，恩格斯強調，要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建立一種以實現人自由全面發展為目的的新型的社會權威關系。另一方面，恩格斯也反對推崇自治而否定權威。在恩格斯看來，盲目推崇自治會導致整個社會秩序混亂，因為“自治在本質上追求免于無端干預而自主行動的權利……但由于自治主體的本位主義傾向和自治能力的不足，對自治施以正當的控制便成為必要”。對此，他駁斥巴枯寧，“每一個人、每一個鄉鎮，都是自治的；但是，一個哪怕只由兩個人組成的社會，如果每個人都不放棄一些自治權，又怎么可能存在”。所以，他認為，在社會生活中盲目追求完全的自治、否定權威是脫離現實的，也不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因此，恩格斯得出，權威和自治是相對的關系，“它們的應用范圍是隨著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改變的”。

　　4.運用無產階級革命觀駁斥巴枯寧“廢除國家”的資產階級價值立場

　　巴枯寧提出要通過革命廢除國家，建立無政府主義。針對巴枯寧的這一錯誤觀點，恩格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從革命本身的特點出發，結合無產階級所處的現實和歷史階段進行分析，論證了無產階級革命權威存在的必然性和積極作用，全面批判了巴枯寧通過革命廢除國家、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價值立場。恩格斯在文中明確指出：“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權威的東西。”為進一步論證這一觀點，恩格斯在文中首先對革命內涵進行了闡釋。他寫道：“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桿、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在恩格斯看來，革命本是一個階級運用暴力手段推翻另一個階級的統治，從而以階級暴力權威來鞏固革命成果的必要手段。革命與權威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他還在文中用巴黎公社的例子來論證這一點。他反問道：巴黎公社為什么會失敗，“難道我們沒有理由責備公社把這個權威用得太少了嗎”？巴黎公社失敗的例子證明，在無產階級革命實踐中，只有在無產階級政黨的權威領導下才能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取得革命斗爭的勝利。而巴枯寧卻“要求把廢除權威作為社會革命的第一個行動”。對于這一自相矛盾的觀點，恩格斯不僅將其諷刺為在沒有明確革命內涵這一前提下“散布的模糊觀點”，而且稱他為“口頭的革命派”。

　　巴枯寧不僅主張廢除國家，以無政府狀態代替國家，而且在政治上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恩格斯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上，以經濟條件作為階級斗爭和階級存在的基礎，對巴枯寧廢除國家的觀點進行了強烈的批判并具體說明了建立無產階級政治權威的必要性。在巴枯寧看來，國家創造了資本，是一切苦難的根源，所以提出要廢除國家，實現一種自由和無政府的狀態。對此，恩格斯一針見血地指出，巴枯寧“硬說國家創造了資本”，“他認為應當消除的主要禍害不是資本，就是說，不是由于社會發展而產生的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階級對立，而是國家”。在恩格斯看來，廢除資本才是基本的前提和基礎。無產階級只有通過社會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統治，才能把生產資料私有變為國家所有，消滅私有制和消除階級對立，才能從根本上消滅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不僅如此，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獲得勝利的政黨仍然需要革命和權威來為政治職能服務。“工人對反抗他們的舊世界的各個階層實行的階級統治只能持續到階級存在的經濟基礎被消滅的時候為止”，到那時，無產階級政治權威才會消亡。但巴枯寧“卻要求在產生權威的政治國家的各種社會條件消除以前，一舉把權威的政治國家廢除”，這毫無疑問是典型的歷史唯心主義表現。巴枯寧這種自相矛盾的做法無非是在掩蓋他“廢除國家”的虛偽性，其實質是維護資產階級的統治利益。

　　三、恩格斯批判巴枯寧“反權威論”的方法論啟示

　　針對巴枯寧否定一切權威的錯誤觀點，恩格斯不僅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批判，而且提供了批判錯誤觀點的科學方法，表明了馬克思主義的人民立場，構建起了馬克思主義權威觀，為我們研究權威問題提供了遵循的基本原則，還為當前批判其他錯誤社會思潮給予了方法論啟示。

　　1.認清權威現象要堅持以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認識的哲學基礎

　　權威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對其認識和研究首先要思考的是權威是物質現象還是精神現象、是客觀存在還是主觀感受等基本問題。對于這些基本問題的回答其實涉及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唯心主義認為，意識是第一性的，物質是第二性的。對此，巴枯寧從唯心主義立場出發認為，絕對自由是人性最純粹的本質，而權威限制和束縛了人對絕對自由的實現，所以否定一切權威的客觀存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反作用。基于唯物主義的立場和觀點，恩格斯認為，權威是人類社會客觀存在的現象，它的形成和發展具有一定的社會現實根源。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對伴隨人類社會的產生而產生的權威現象來說，它的發展也應該到物質生產活動中去尋找，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任何一個社會都需要進行一定的物質生產實踐活動來滿足生存的需要。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分工的不斷深入，每個個體在社會生產實踐中所從事的具體活動不一樣，人們只有形成一定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生產關系，才有可能進行正常的物質生產活動。而要實現具有社會性的物質生產實踐活動，保障社會生產活動有秩序地進行，權威的客觀存在就必不可少，這就是權威存在的物質生產實踐基礎。

　　由上可見，權威作為一種對他人意志的服從關系，它是在一定的物質生產活動及其經濟關系中形成，并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和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一方面，權威具有強制性。在社會物質生產實踐活動中，權威的主體作為支配別人意志的力量，只有將自己的意志通過一定的方式強加給權威的客體，使權威的客體服從于一個統一意志的力量，才會使權威客體產生并形成服從的意識，進而才能體現作為支配力量的“別人意志”的權威主體的權威性，保障人類社會生產活動的秩序能夠統一正常運行。另一方面，權威具有服從性。權威主體要想實現它的權威性，又必須以權威的客體作為服從前提。不管這種服從是被動性的服從，還是主動性的服從，都是要以服從為基礎，才能確保社會經濟活動正常運行，一旦沒有服從，便沒有權威。但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物質生產條件的不斷變化，權威的表現形式與形態也會發生變化，服從逐漸會從強制性的服從向自愿的認同性服從轉變。所以，從歷史唯物主義出發，權威現象并不是憑空產生的，作為意志服從關系的權威根源于同社會經濟生活相關的物質生產實踐活動。而恩格斯正是以人類的物質生產實踐活動為基礎，對權威的產生和發展從根源上進行了考察，不僅得出權威是人類社會客觀存在的認知，而且批判了巴枯寧否定一切權威的唯心主義權威觀，揭露了巴枯寧反對一切權威的唯心主義哲學基礎。因此，只有堅持唯物主義的哲學立場和觀點，將其放在一定的社會物質關系中進行考察，才能真正認清權威的本質。離開唯物主義基本觀點，脫離物質實踐基礎去闡釋權威的做法都是錯誤的，不僅不能真正剖析權威產生和發展的根源，而且還會陷入各種唯心主義錯誤的認識之中不能自拔。

　　2.揭示權威本質要堅持歷史和階級觀點相統一的人民立場

　　權威既具有客觀性，也具有歷史性，而且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表現出不同的形式與形態。權威作為一種服從關系，早在原始社會中，就已經以它特有的形式而存在了。當時由于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較為惡劣，人類對社會的認識和改造能力都是有限的，因而為了基本的生存，人們需要彼此之間形成一定的氏族關系，共同面對各種矛盾和沖突。在形成的氏族關系中，氏族首領強有力的權威會使各方不同意志達到集中統一去解決各種危險挑戰，這為自身的安全生產和簡單勞作提供了可靠的保障。進入階級社會，權威就同一定的社會階級利益聯系在一起。在剝削社會中，權威所代表的利益是剝削階級的利益，與被剝削階級的利益是根本對立的。剝削階級的權威都是站在自身階級立場上，是少數人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權威，這種權威依靠剝削階級強制力量使被剝削階級服從，從而體現出強制性、被動性和消極性等階級性的特點。例如在奴隸社會，奴隸主依靠“棍棒權威”使奴隸無條件地服從；在封建社會，封建地主專制地運用“土地權威”強制農民服從；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使用血腥暴力的“資本權威”對工人進行剝削迫使其服從。

　　然而，“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無產階級帶領廣大人民通過革命斗爭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奪取國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政治權威。無產階級作為最先進的階級，它的性質和歷史使命決定了它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共同利益，所以無產階級的權威是在人民立場上建立起來并為人民服務的權威。無產階級權威人民性的特點決定了無產階級權威作為歷史上最為科學進步權威的正當性和合理性。因為無產階級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意志，所以權威體現的是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非強制性，也就是說，權威的獲取和執行都能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和支持，而且這種服從關系的權威會隨著歷史發展而變化，逐漸從強制性的服從轉向認同性服從。由此可見，權威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作用，而且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其表現形態和階級屬性也在不斷變化，這也體現了社會歷史發展進步性的趨勢。對此，我們在認識和研究權威實質和表現形態時，“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進行分析，不僅要以深邃的歷史眼光深刻分析權威現象，把握權威的社會歷史性，分析階級關系的變化，而且要充分認識到無產階級權威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唯物史觀認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階級斗爭是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直接動力，而人民群眾是推動歷史發展的決定性的力量。無產階級權威要想得到實現，就必須以人民為中心，從廣大人民群眾利益出發，其意志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認可和接受，達到人民群眾對無產階級政黨自愿認同的服從。因此，研究權威的本質必須堅持歷史和階級觀點相統一的人民立場。

　　3.正確把握權威與自治關系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

　　關于權威與自治的關系，巴枯寧將權威與自治、自由的關系割裂對立且絕對化。對此，恩格斯在界定權威概念的基礎上，結合工人運動的實際情況闡述權威存在的重要性，并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分析了權威與自治的辯證關系。在恩格斯看來，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和發展，權威服從關系會從強制性服從逐漸向自愿的認同性服從轉變。權威作為客體對主體的自愿服從，對維護人類社會生產或生活秩序具有引導和規范作用。對此，恩格斯明確指出，在社會組織的管理和運行中“要有一個能處理一切所管轄問題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論體現這個意志的是一個代表，還是一個受托執行有關的大多數人的決議的委員會，都是一樣”，沒有權威，就不可能將意志集中統一，進行有序一致的行動。如果一味地否定權威而盲目崇拜自治，不僅會導致社會生產生活以及國家治理層面的混亂無序，而且還會葬送革命前途。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革命，本質上是將人民群眾組織起來，完成政黨的使命。如果沒有權威，如何在革命中將人民群眾組織起來呢？如果沒有權威，革命就會重蹈巴黎公社的失敗。對此，恩格斯明確指出，“巴黎公社遭到滅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權威”，始終沒有形成一個集中和權威的領導集體，從而使得巴黎公社陷入了無休止的宗派斗爭，最后不得不接受失敗的苦果。

　　但與此同時，恩格斯在分析批判巴枯寧將權威與自治的關系絕對化時，并沒有否認自治，而是肯定了自治的存在。他結合當時的革命運動情況指出，誰也不會否認支部有自治權，可以給支部一定的自治權，但前提是聯合會“把某些全權給予聯合會委員會，并且最終給予總委員會”，自治需要遵循聯合會總權威的原則。因此，恩格斯得出，權威與自治沒有好壞之分，兩者是相對統一體矛盾的兩個方面，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始終結合在一起共同對社會和政權的正常運行發揮必要的作用。沒有任何限制的絕對自治是沒有的，但完全脫離自治的權威也是不可能存在的。要正確認識權威與自治的關系，就必須將兩者統一結合起來考察，而不是對立起來。事實上，這從我們中國的社會實踐中也能看到，我們強調維護黨中央權威，但絲毫不影響我們實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所以權威和自治從來都不是矛盾的，不是針鋒相對的東西。只有將權威領導下的自治與自治基礎上的權威結合起來，才能推動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是權威與自治相統一的國家政權，這是無產階級政黨需要一直貫徹的原則。權威和自治的關系其本質就是民主與集中、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問題。因此，我們在考察民主與集中、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時不能將兩對關系割裂甚至對立起來，而是需要運用唯物辯證法的科學方法將兩者有機統一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能正確處理好中央與地方、民主與集中的關系，真正貫徹民主集中制和自治制度，維護黨中央權威，讓其共同發揮維護社會秩序和國家政權組織穩定的作用。

　　4.研究權威理論要始終秉持批判繼承和發展創新的科學態度

　　權威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出現后，就存在于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各個領域。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權威現象進行了各個方面的探討和研究，形成了很多關于權威的理論。西方學者對權威理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蘇格拉底，雖然他沒有明確提出權威的思想，但他卻提出了著名的“哲學家治國”的權威理念。亞里士多德主張民主平等的權威觀點，強調公民的平等權利。中世紀以宗教信仰作為權威的核心理念。而近代啟蒙運動后，以理性為代表的權威觀點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很多西方學者不僅從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等學科的屬性對權威進行考察，而且都直接或間接地形成了不同的權威思想。如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最早從社會學的角度對權威合法性問題進行了研究，并認為權威的本質在于合法性，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三種合法權威形式理論；美國著名女哲學家瑪麗·派克·福萊特從管理學的角度提出了非人格化的權威觀，認為權威是由工作中所處的客觀形勢及其價值規律決定的。而中國早在春秋時期，孔子就已經意識到權威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他提出“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就是強調要對自然，對體現權威的制度、法令、法規和歷史等要有敬畏。一旦這些使人信服的權威缺失，就會對社會產生危害。

　　由上可見，古今中外學者對權威的理論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這些對于我們今天研究權威問題都有值得借鑒的地方，但同時這些理論也存在一些問題。因此，對待這些研究成果，要秉持在批判中繼承和在發展中創新的科學態度。尤其是對西方權威理論的研究，對有價值的內容要加以分析，吸收借鑒，為我所用。如西方的學者從合法性的視角對權威進行考量，并認為權威是合法的，這就值得借鑒。但也要防止盲目引進和崇拜西方權威理論的教條主義，畢竟西方資產階級是將理性作為研究權威存在的基礎，忽視了權威的社會存在基礎，這本身就是一種唯心主義的歷史觀，與我們研究的哲學基礎是對立的，應該堅決批判。同時，在批判借鑒的過程中，要結合中國的時代發展和實踐要求進行理論創新，豐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權威理論。中國共產黨成立百余年來，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的權威思想指導下，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結合黨自身的建設進行權威建設的實踐和理論探索，從而確立并始終貫徹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歷史已經證明，“為了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統一領導”。進入新時代，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完善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各項制度”作為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的重要內容，這正是黨在繼承馬克思主義科學權威思想的基礎上，結合新時代的條件和國情，對科學社會主義權威觀的豐富和發展，也彰顯了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制度。

　　參考文獻：

　　[1]隋學禮：《馬克思恩格斯論權威本質及其現實意義》，《馬克思主義研究》2009年第10期。

　　[2]楊金華、黃陳晨：《科學闡明“維護黨中央權威”的經典文獻——讀恩格斯的〈論權威〉》，《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19年第1期。

　　[3]李曉光：《馬克思恩格斯對巴枯寧無政府主義的分析批判及其當代啟示》，《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0年第3期。

　　[4]何毅、楊羽航：《馬克思恩格斯權威思想的哲學意蘊及當代啟示》，《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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