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讓—保羅·薩特

　　譯 | 汪琳

　　不是很久以前，地球上有二十億居民，五億人和十五億土著。五億人掌握語言（Verbe），其余人使用語言。在兩者之間充當中間人的，是被收買的小君主、封建領主、由各類人組成的假資產階級。在殖民地，真相已經赤裸裸地暴露，但宗主國偏愛掩蓋真相。土著必須喜愛宗主國，在某種程度上，應該像喜愛他們自己的母親一樣。歐洲的精英著手打造土著的精英；我們選擇一些青少年，用燒紅的烙鐵在他們的額頭上烙下西方文化的準則；我們不讓他們發聲，在他們的嘴里灌入濃稠的豪言壯語，粘住他們的牙；我們讓他們在宗主國短暫逗留，然后把他們這些仿制品送回老家。他們老家的兄弟對那些生動的謊言已經沒有多大興趣；謊言四處回蕩，在巴黎、倫敦、阿姆斯特丹，我們歐洲人高喊：“帕特農神廟！博愛！”而在非洲和亞洲的某些地方，有人張嘴就說：“……特農！……愛！”那曾是黃金時代。

　　▲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

　　黃金時代已經結束了：嘴兀自張著，黃皮膚和黑皮膚的聲音還在談論我們的人道主義，但只是為了譴責我們的非人道。這些陳述彬彬有禮又充滿苦澀，我們聽著，沒有感到不悅。首先是驕傲的驚嘆：怎么？他們能自己說話了？要知道當初我們是怎么培養他們的！既然他們現在指責我們背叛了自己的理想，那么毫無疑問，他們也接受了我們的理想。歐洲人對自己的任務深信不疑：我們使亞洲人希臘化，還創造出希臘拉丁黑人這一新品種。我們很實際地在內部補充說：讓他們嚷嚷去吧，這能讓他們好受些；愛叫的狗不咬人。

　　另一代人來了，轉移了議題。他們的作家、詩人以令人難以置信的耐心，試圖向我們解釋，我們的價值并不適用于他們的實際生活，他們既無法完全拋棄，又無法完全吸收這些價值。這大體是想說：你們把我們變成了怪物，你們向我們宣稱人道主義是全世界通用的，但你們的種族主義行為又使我們特殊化。我們聽著這些絮叨，內心十分坦然：殖民地的行政官不是被我們花錢雇來讀黑格爾的，當然他們也很少讀，但他們不需要通過這個哲學家才知道，不幸的意識會不斷深陷自身的矛盾中，毫無效果可言。因此，讓他們的不幸延續吧，能從困境中掙脫的，只有風。專家對我們說，倘若他們的呻吟當中，有一絲請愿的影子，那將會是要求合并。當然，我們絕對不可能同意：正如你們所知，這會摧毀建立在過度剝削基礎上的現存體制。我們只要在他們面前吊著這根胡蘿卜就行，他們會自己往前跑。至于反叛，我們幾乎不用擔心：哪個有意識的土著會殺害歐洲的好兒女，僅僅是為了要變成像他們一樣的歐洲人呢？簡言之，我們鼓勵他們的憂郁，覺得把龔古爾獎頒給一個黑人也不壞：這是1939年之前的事了。[1]

　　▲《全世界受苦的人》，作者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1925—1961），譯者汪琳，出版于2022年。

▲《全世界受苦的人》法文版

　　現在是1961年。聽好了：“不要把時間浪費在那些枯燥無味的絮叨或令人作嘔的模仿上。讓我們離開歐洲，它一面無休無止地談論人類，一面到處屠殺所遇到的人類，在它自己街道的每個角落，在全世界的每個角落。幾個世紀以來……歐洲借所謂‘精神冒險’之名，壓制了幾乎全部人類。”這是一種全新的口吻，誰敢用這種口吻說話？一個非洲人，一個第三世界的人，從前的被殖民者。他補充說：“歐洲現在的速度已然失控……它以令人眩暈的瘋狂速度滑向深淵，我們應該盡快離得遠一些。”換句話說，歐洲完蛋了。這是事實，雖然難以啟齒——我親愛的歐洲同胞們，難道這不對嗎？——但我們在骨子里是信服的。

　　然而我們還是要保守地看。例如，當一個法國人對其他法國人說：“我們完蛋了！”——據我所知，從1930年開始，這種情況每天都會發生——這種激情的話語燃燒著憤怒與愛，說這話的人等待被他所有的同胞接受。然后他通常會補充說：“除非……”我們都知道下文：一個錯也不能再犯了；如果我們沒有嚴格遵循他的建議，那么那時，也僅僅是在那時，國家會走向分裂。總而言之，這種話是威脅帶著勸告，越是出自國民之間的主體交流，越不會招人反感。相反，當法農說，歐洲正走向滅亡，他不是在發出警告，而是在給出診斷。這位醫生沒有宣告歐洲已經不治——奇跡并不罕見——但也沒有提出療法。他只是根據外部觀察所能收集到的癥狀，判斷歐洲已經瀕臨死亡。至于治療，不：在他的腦海當中還有其他要操心的事；他并不在乎歐洲的死活。由此，法農的書引起議論紛紛。如果你們為此感到尷尬，開玩笑似的呢喃：“他給我們寫了些什么呀？”那么你就沒有抓住這個事情的實質：因為法農完全沒有為你們“寫”什么，他的作品——對其他人來說如此灼熱——對你們來說是冷冰冰的；書里經常談論你們，卻從來沒有對你們說過什么。黑種人的龔古爾獎和黃種人的諾貝爾獎再也沒有了，被殖民者獲得桂冠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一個“講法語”的前土著，使這種語言服從新時代的要求，運用這種語言，僅僅是為了對被殖民者說：“所有不發達國家的土著們，團結起來！”這是何等的變化：曾經，我們作為父親，是唯一的對話者；現在，兒子們甚至不將我們視為有資格的對話者了，我們只是他們談話的對象。當然法農順帶也提到了我們那些臭名昭著的罪行：塞提夫（Sétif）、河內、馬達加斯加，但他沒有浪費精力去譴責：他利用這些罪行。他揭穿殖民主義的策略，那些使殖民者和宗主國民的關系團結又對立的復雜伎倆，是“為了他的兄弟們”；他的目的是教會那些人挫敗我們。

　　▲法農（Frantz Fanon，1925—1961），圖片為1959年，法農在突尼斯舉辦的作家大會上。

　　總之，通過這個聲音，第三世界發現自己，對自己說話。我們知道第三世界內部存在差異，還有被奴役的人民，有些國家取得虛假的獨立，有些為了爭取主權而戰斗，最后，有些雖然獲得了完全的自由，但仍一直面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威脅。這些差異源自殖民史，換句話說，源自壓迫。在這里，宗主國滿足于收買一些封建領主；在那里，宗主國分而治之，在殖民地制造出一批完完全全的資產階級；在別處，宗主國一箭雙雕，殖民地既是剝削地，又是移民地。由此，歐洲增加了分裂與對抗，制造出一些階級，有時是種族歧視，千方百計試圖挑起和增加殖民地的社會階層。法農沒有絲毫隱瞞：要反抗我們，殖民地必須反抗自身。或者說，兩者其實是統一的。在戰火中，所有的內部障礙都必須熔化，由唯利是圖的商人和“買辦”組成的無能的資產階級，始終擁有特權的城市無產階級，貧民窟的“流氓無產階級”，大家都應該和農民群眾站在一起，他們是真正的國家和革命的預備軍；殖民主義蓄意阻撓農村地區的發展，如果農民起義反叛，很快就會以“激進”的社會階層形象出現，農民受到赤裸裸的壓迫，比城市勞動者遭受更多的苦難，為了不讓自己餓死，除了打破所有的結構之外，別無他法。如果農民獲勝，民族革命將是社會主義的。如果農民被打壓，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掌權，那么新國家表面上是主權國家，實際上仍掌握在帝國主義手中，剛果加丹加省（Katanga）的例子足以說明這個問題。就此而言，第三世界的團結尚未完成：這是正在進行的事業，每個國家在獨立前后，在農民階級的指揮下，所有的被殖民者團結起來。這就是法農向他的亞非拉兄弟所闡述的：我們要么所有人站在一起，實現革命的社會主義，要么被從前的暴君一一打倒。他毫不隱瞞；無論是弱點、不合，還是騙局。在這里，運動出師不利；在那里，取得了來勢迅猛的初步成功以后，運動失速；在別處，運動已經停止：若要重啟，農民就必須把資產階級拋入大海。讀者要嚴格提防最危險的異化：領袖、個人崇拜、西方文化，也要提防來自遙遠過去的非洲文化的重返：真正的文化就是革命；是趁熱鍛造出來的。法農在高聲說話，我們這些歐洲人，我們能聽到他：證據就是你們手里拿著的這本書；他難道不怕殖民勢力從他的坦率中撈到好處嗎？

　　▲法農經典作品《黑皮膚，白面具》《阿爾及利亞革命的第五年》法文版

　　不，他什么也不怕。我們的手段已經過時了：這些手段有時可能延緩解放，但不能阻止解放。不要指望我們能調整自己的方法：新殖民主義——宗主國的懶人美夢——是虛無縹緲的空想；“第三勢力”并不存在，或者說，這是殖民主義扶植上臺的資產階級編造的謊言。我們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幾乎沒有辦法左右這個覺醒的世界，他們已經一個接著一個識破了我們的謊言。殖民者只有一個依靠：武力，如果他們還掌握武力的話；土著只有一個選擇：受到奴役或掌握主權。法農并不在乎你們有沒有讀他的作品，他是在向他的兄弟們揭穿我們的老詭計，確信我們沒有備用的另一套。他是在對他們說：歐洲把爪子伸向我們的大陸，必須割破它的爪子，直到它收回去為止；時機對我們有利：在突尼斯的比賽大（Bizerte），剛果的伊麗莎白維爾（Elisabethville），阿爾及利亞的鄉村，全世界都知道發生了什么事；集團吸收了反對派，彼此尊重，讓我們利用這種癱瘓狀態進入歷史，讓我們的蜂擁而入第一次將歷史變為全球性的；戰斗吧：在沒有其他武器的情況下，用忍耐磨成的刀就足夠了。

　　歐洲人，翻開這本書，進入書中。在黑暗中摸索幾步，你們會看到圍坐在火堆旁的陌生人，走過去，聽一聽：他們在討論要如何處置你們的商行，以及那些守護商行的雇傭兵。他們也許會看見你們，但他們會繼續內部的討論，甚至不會刻意壓低嗓門。這種冷漠直擊人心：父親，黑暗的創造物，“你們的”創造物，已經是死魂靈，你們曾給予他們光明，他們曾對只對你們說話，你們曾懶得搭理這些幽靈?，F在，兒女們忽視你們，一個火堆照亮他們，溫暖他們，但這不是你們的火堆。你們隔著好一段距離，在黑暗中偷偷摸摸，凍得麻木：風水輪流轉；在即將出現另一道曙光的黑暗中，你們才是幽靈。

　　▲演講中的法農

　　在這種情況下，你們會說，把這本書扔出窗外。既然這本書不是為我們而寫，那為什么還要讀？出于兩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是，法農在書中向他的兄弟們解釋你們，為他們剖析我們異化的機制：用好這本書，你們就能在客觀事實中發現自我。我們的受害者通過他們的創傷和鐐銬認識了我們：這使他們的證詞無可辯駁。受害者只要向我們展示我們對他們的所作所為，就能使我們認識到我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有用嗎？有用。因為歐洲面臨巨大危險，可能滅亡。但你們還會說，我們在宗主國生活，而且我們譴責暴行。沒錯，你們不是殖民者，但你們不見得更好。那些是你們的開路先鋒，被你們送到海外，使你們變得富有。你們也曾警告過他們：如果他們造成過多的流血事件，你們會矢口否認；就像一個國家——無論哪個國家都一樣——在外國豢養一伙煽動者、挑釁者和間諜，一旦他們被抓，國家即矢口否認，你們是如此寬容，如此仁慈，號稱自己熱愛文化，甚至發展到矯揉造作的程度。你們假裝忘了自己還有殖民地，在那里，有人以你們的名義進行屠殺。法農向他的同志們——向他們中的某些人，尤其是太過西化的人——揭示：宗主國國民和他們的殖民地代理人利害一致。鼓起勇氣讀一讀這本書：僅這第一個理由就會讓你們感到羞愧，而羞愧，正如馬克思所言，是一種革命的情感。你們看，我同樣逃不開主體的幻象，我也在對你們說：“我們完蛋了，除非……”歐洲人，我從敵人那偷來這本書，將其視作治療歐洲的良方。好好利用這本書。

　　第二個理由是：如果你們撇開索雷爾（Sorel）[2]法西斯式的胡言亂語不談，你們會發現，法農是繼恩格爾之后，第一個指明歷史推動者的人。不要相信他旺盛的血氣或童年的不幸遭遇，令他對暴力有什么我不清楚的古怪愛好：他只是解讀形勢，僅此而已。但這已經足夠讓他一步步建立起一套辯證法，這套自由主義的偽善向你們隱藏起來的辯證法，這套辯證法造就了我們，也同樣造就了他。

　　上個世紀，資產階級將工人視作妒忌者，愛好粗俗，放蕩不羈，但資產階級還是小心地把這些粗人納入我們的物種：如果不是人，不是自由人，他們怎么可能自由地出賣自己的勞動？在法國和英國，人道主義被宣稱是普遍性的。

　　▲《工人離開里昂的盧米埃爾工廠》(La Sortie des Usines Lumière à Lyon, 1895)，作者是盧米埃爾兄弟，片長45秒，片中有大約100名工人從位于里昂-孟普萊斯的攝影器材廠的兩座大門涌出，又從兩邊走出畫面。

　　強迫勞動的情況則完全相反：沒有合同；除此之外，還必須恫嚇，由此出現了壓迫。我們的士兵在海外拒絕宗主國的普遍主義；在人類中實行最高限額（numerus clausus）。既然人類劫掠、奴役或殺害自己的同類是犯罪，他們就轉而確立了被殖民者不是人類的原則。我們的打擊力量接到任務，把這種抽象的信念變成現實：命令下達，把附屬領土上的居民降為高等猴子的水平，以證明殖民者將他們當作牛馬使喚是無罪的。殖民暴力的目的并不僅僅在于威嚇被奴役的人，使他們心存敬畏，更企圖使他們非人性化。

　　為了清除他們的傳統，用我們的語言取代他們的語言，為了摧毀他們的文化，而不將我們的文化傳授給他們，我們不惜一切，把他們累垮。他們挨餓，生病，如果他們依然反抗，那么恐懼會是最后一招：我們用槍瞄準農民；本國的平民來到農民的土地上，用馬鞭強迫農民為他們耕種。如果農民反抗，士兵就會開槍，他立刻就成為死人；如果農民退讓，就會失去尊嚴降級，不再是人；羞愧和害怕使他的人格產生裂縫，最后分崩離析。一些專家把事情辦得干凈利落，“心理戰”不是今天才有的。洗腦同樣如此。然而，盡管如此大費周章，在任何地方都沒有達到目的。在剛果，我們砍掉黑人的手；在安哥拉，也不遑多讓，最近有人在那里把不滿者的嘴穿了洞，掛上掛鎖。我不是說把人變成牲畜完全不可能：我說的是，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使人變得十分虛弱，只靠打罵是絕對不夠的，必須在缺乏營養上使勁。奴役是相當麻煩的事：當我們馴服一個同類，他帶來的收益就會降低，即便給他的也不多，最終家禽飼養場的主人付出的比他賺到的要多。因此，殖民者不得不在訓練到一半時停止：結果土著變得既非人，亦非動物。他們挨打、營養不良、生病、擔驚受怕，但只到一定程度，不管是黃皮膚、黑皮膚或白皮膚，他們有著同樣的性格特征：懶惰，狡詐，弄虛作假，身無分文，只知道使用武力。

　　▲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戰爭是一場發生于1954年至1962年間的民族解放戰爭。1962年3月18日，法國政府同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簽訂《埃維昂協議》，承認阿爾及利亞人民的自決權。同年7月1日，阿爾及利亞舉行全民投票。7月3日，宣告獨立。

　　可憐的殖民者：他們的困境暴露無遺。他本應該像傳說中的精靈一樣，殺死他意欲劫掠的對象。然而這是不可能的，他不是應該去剝削他們嗎？由于沒有將屠殺推向種族滅絕，將奴役推向馴服為牲畜，他不知所措，行動逆轉，不可改變的邏輯甚至將行動帶向非殖民化。

　　不是立即發生的。首先歐洲人繼續統治，他已經失敗，卻毫無察覺；他不知道那些土著其實是假土著；根據他的說法，他傷害他們，是為了消除或抑制他們身上的惡；三代以后，他們身上有害的本能就不會再出現。什么本能？促使奴隸殺害主人的本能？他怎么沒有意識到，這是自己的殘酷反噬其身？在受壓迫的農民表現出的野蠻中，他怎么沒有察覺，自己那殖民的野蠻已經滲入渾身的毛孔，無法根治了。理由很簡單，這位專橫的人物已經被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失去權力的恐懼沖昏了頭腦，全然不記得自己曾經也是個人：他以為自己是一根馬鞭或一桿槍；他甚至認為把“劣等人種”馴服為牲畜，是通過他們的條件反射成功的。他忽略了人的記憶力，記憶是抹不掉的；而且他可能從來不知道這一點：正是我們打從心底極度否定別人對我們的塑形，我們才變成今天這個樣子。三代？從第二代開始，兒子剛睜開眼睛，就看到自己的父親遭受鞭打。用精神病學的術語來說，他們“受到創傷”了，終生如此。然而，他們目睹一波又一波的暴行，非但沒有屈服，反而被卷入無法忍受的矛盾當中，歐洲人遲早要為這種矛盾付出代價。此后，我們開始訓練第二代人，用羞愧、痛苦和饑餓教訓他們：結果只在他們身上引起暴怒，其強度與施加在他們身上的壓迫相等。你們說他們只知道使用武力？當然，起初只是殖民者的武力，不久后只會是他們的武力，也就是說：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就像我們在鏡子里照出自己的身影那樣。別搞錯了，因為這種狂怒、憤恨與敵意，因為他們始終想要殺死我們的意愿，因為害怕松弛而始終繃緊的強勁肌肉，他們才是人：殖民者眼中幫他們干粗活的人，卻選擇反抗他們。這種仇恨雖然還是盲目、抽象的，卻是他們唯一的財富。仇恨是主人挑起的，因為他試圖將他們馴服成牲畜，主人想熄滅這股仇恨，卻失敗了，因為考慮到自己的利益，他半途而廢；于是，假土著還是人，壓迫者的權勢和無能使他們堅定地拒絕淪為動物。其余的我們都明白了；他們當然懶惰：這是消極怠工。狡詐，弄虛作假：當然了；他們那些微不足道的小偷小摸代表了一種尚無組織的反抗的開端。這還不夠：有人赤手空拳撲向槍口；那是他們的英雄；有人殺害歐洲人，使自己成為人。無論是匪徒還是殉道者都被射殺，他們遭受的折磨引起群眾的驚恐。

　　▲1945年5月8日的二戰勝利日，阿爾及利亞人在Sétif游行慶祝，并借機表達政治訴求。游行人群中有人高舉著阿爾及利亞旗幟并高喊要求獨立的口號，示威很快演變成一場暴亂，當地歐洲人被當成“法國存在的象征”而遭到屠殺。對此，法國殖民當局以掃蕩政策加以回應。

　　驚恐，是的：在這個新時期，殖民侵略使被殖民者的內心感到恐懼。我看到，他們不僅在我們層出不窮的鎮壓手段面前感到害怕，也在他們內心油然而生的狂怒面前感到害怕。他們無處可逃，一邊是我們對準他們的槍口，另一邊是他們發自心底的、全然陌生的殺戮欲望，令人膽寒的內心沖動：因為這首先不是“他們的”暴力，而是我們的暴力，被逆轉的暴力，在他們心中，將他們撕裂。他們的道德和我們的道德都譴責這種無法明言的怒火，因此被壓迫者的第一個行動，是將其深深掩埋，然而這怒火不過是他們人性最后的避難所。讀讀法農吧：你們會知道，當被殖民者感到無力時，瘋狂的殺戮欲望是他們的集體無意識。

　　壓抑在心頭的狂怒無法宣泄，讓受壓迫者輾轉反側，飽受折磨。為了擺脫狂怒，他們竟然互相殘殺：由于沒有對抗真正的敵人的能耐，部落互相交戰——你們要相信，在維持部落間的敵意上，殖民政策是完全靠得住的；一個兄弟對另一個兄弟舉起刀，以為能夠一勞永逸地摧毀他們那共同令人厭惡的可恥形象。然而，這些救贖式的犧牲者也無法平息他們對鮮血的渴望；他們只有在成為我們的共犯時，才會停下走向機槍的腳步：他們拒絕非人性化，卻又主動加速了非人性化的進展。殖民者在旁邊看得有趣，他們用超自然的壁壘相互戒備，時而重現古老的可怕神話，時而用繁瑣細致的儀式互相束縛：著魔的人每時每刻都按照儀式的要求行動，以此逃避深埋在內心的需求。他們跳舞，使自己有事干，不閑著；跳舞能夠松弛他們因為痛苦而繃緊的肌肉，而且經常在他們不知不覺中，悄悄地模仿他們無法說出口的“不”，他們不敢犯下的殺戮行徑。在某些地區，還有最后一招：著魔。從前這是單純的宗教行為，是信徒與神圣的事物之間的某種溝通方式，如今變成他們對抗絕望和屈辱的武器，薩爾（zar）[3]、羅阿（loa）[4]、圣靈等都降臨到他們身上，操控他們的暴力，將其消耗在鬼魂附身的狀態上，直至他們精疲力竭。與此同時，這些神圣的人物保護著他們：也就是說，被殖民者通過宗教異化來對抗殖民異化。由此產生的唯一結果，是他們將兩種異化合二為一，兩者彼此作用，力量增強。在某些精神疾病中，因為無法忍受每天遭受凌辱，有的人產生幻覺，在某天清晨聽到天使稱贊他們的聲音；嘲笑沒有因此停止：自此以后，嘲笑與稱贊交替出現。這是一種自我防御機制，疾病的演化也走到了終點：病人人格分裂，逐步走向精神錯亂。對于幾個嚴格挑選出來的不幸者，還要加上我之前已經談過的另一種著魔：西方文化。你們會說，如果我是他們，比起雅典古衛城，我更喜歡薩爾儀式。很好，你們已經明白了。但沒有完全明白，因為你們不是他們。還沒有到那個地步。否則你們會明白，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兩者合一。兩個世界，兩種著魔：他們整夜跳舞，天亮以后，又急匆匆趕去教堂做彌撒；日復一日，裂痕擴大。我們的敵人背棄他的兄弟，成為我們的共犯；他的兄弟也是如此。土著身份是由殖民者在被殖民者的同意下，引進和維持下來的神經官能癥。

　　▲1955年9月至11月，薩特和波伏娃應邀對新中國進行了為期45天的訪問，圖為二人觀看國慶大典。

　　既要求又否認作為人的地位：矛盾一觸即發。矛盾已經爆發，你們和我一樣清楚這一點。我們生活在爆炸的時代：出生率的上升加劇了糧食短缺，新出生的人比起死亡要略微更擔心生存，暴力的狂潮卷走了所有障礙。在阿爾及利亞、安哥拉，有人看到歐洲人就殺。這是自食其果的時刻，是暴力的第三時期：暴力反噬我們自身，打擊我們，可我們仍然沒有明白，這是源自我們的暴力。“自由主義者”反應遲鈍：他們承認我們對土著不夠禮貌，倘若當初在可能的范圍內給予他們某些權利，會更加明智和謹慎；他們沒有更高的要求，只希望不需要介紹人，就能被大門緊閉的俱樂部一批批的接納：現在面對野蠻又瘋狂的爆發，他們不會比邪惡的殖民者得到更多的幸免。宗主國的左派相當尷尬：他們知道土著真正的命運，知道他們受到無情的壓迫，左派沒有譴責他們的反叛，深知那是由于我們干盡了壞事才引發的。但左派認為，無論如何總得有個限度：這些游擊隊員應該時刻牢記表現出騎士風度，這是證明他們是人的最好辦法。有時候，左派申斥他們：“你們太過分了，我們將不再支持你們。”他們不理睬這一套：對于左派給予的支持，他們不屑一顧。他們一旦開戰，就意識到一個嚴峻的事實：我們都是半斤八兩，我們都曾經利用過他們，他們不需要證明什么，不需要給任何人優待。唯一的任務，唯一的目標：想盡“一切”辦法驅逐殖民主義。我們當中最深思熟慮的人已經準備好，在迫不得已時接受這一點，但他們也不可避免地發現，在這場角力中，這些低于人的生物使用了完全不人道的手段，將人道證書頒給自己：用最快的速度獲取人道證書，此后則盡量通過和平的舉動，來與證書匹配。我們的美麗心靈是種族主義的。

　　▲1960年8月27日，法農代表民族解放陣線和阿爾及利亞參加在利奧波德維爾舉行的泛非會議。

　　這樣的心靈讀一讀法農的書是有好處的；法農在書中充分指出，這種無法抑制的暴力既不是荒謬的暴風雨，也不是野蠻本性的復活，更不是怨恨的結果；這是人在重新建構自己。我想，曾經，我們了解這個事實，卻又把它遺忘了：無論怎樣的溫柔，都無法抹去暴力的傷痕，只有暴力自身才能摧毀這些傷痕。被殖民者用武器驅逐殖民者的同時，治愈了自己的神經官能癥。當怒火爆發時，他找回了失去的純凈，在自我塑造的過程中認識自己；我們遠遠看著，將他的戰爭視作野蠻的勝利；但戰爭通過自身逐步解放戰士，逐步清除了自身內外的殖民黑暗。戰爭從開始的那一刻就是無情的。要么自己害怕，要么使別人害怕；也就是說：要么陷入分崩離析的虛假生活，要么重獲生命的統一。當農民拿起槍，原來的謊言就變得蒼白無力，禁令被一個個推翻：戰士的武器就是他的人道。因為反叛在初期必須殺人：殺死一個歐洲人，是一石二鳥，同時清除了一個壓迫者和一個被壓迫者，剩下一個死人和一個自由人；幸存者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腳下的植物覆蓋著的是“祖國的”大地。在這一刻，祖國在他身邊：無論他去哪里，無論他在哪里，都能感覺到祖國；祖國和他的自由混合在一起，再也不會遠離。然而，在一開始的措手不及之后，殖民軍隊開始行動了：必須團結一致，否則就會被屠殺。部落間的不和減少，趨向消失：因為首先，不和會使革命處于危險的境地，更深入來說，不合除了使暴力轉向錯誤的敵人之外，沒有別的效果。不合之所以還在——例如在剛果——是殖民地代理人精心維護的結果。祖國開始前進：對于每個兄弟而言，其他兄弟在哪里戰斗，祖國就在哪里。他們對同胞的愛與他們對你們的憎恨恰如硬幣的正反面，他們當中的每一個人所殺掉的人，都可能在過去的某個時刻殺過人。法農向他的讀者指出“自發性”的局限，以及“組織化”的必要性和危險性，不管任務多么艱巨，在每項事業的發展進程中，革命意識得以深化。最后的情結也消失了：如果說有人想和我們稍微聊一下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軍（ALN）士兵身上的“從屬情結”（complexe de dépendance）的話。農民摘掉了蒙眼布，意識到自己的需求：過去，這些需求將他折磨得發狂，他卻試著忽視這些需求；現在，農民發現自己的需求無窮無盡。在民眾的暴力中——長達五年，對阿爾及利亞人而言長達八年——我們無法區別其中軍事、社會和政治的必要性。戰爭——哪怕只是提出指揮和責任的問題時——會構建出一些新的社會結構，這將成為和平時期最初的體制。新的傳統會出現，這是可怕的當前出產的未來的果實；即將出現的法規使人正當化，法規每天在戰火中產生：隨著最后的殖民者被殺害、被遣返或被同化，少數族類消失，讓位給社會主義的友愛?？蛇@還不夠。這個戰士日夜兼程，你們以為他不會冒著生命危險，重回老“宗主國”人的水平。看看他的耐心吧：也許有時候他夢想著一場新的奠邊府[5]戰役；但你們要知道，他其實并不如此打算：他是一個窮困潦倒的乞丐戰士，對手則是擁有強大武裝力量的富翁。在等待決定性的勝利時，他通常什么也不期待，卻把對手折磨的沮喪氣餒。然而這樣一來他自己的損失也是十分可怕的；殖民軍隊變得兇殘：分區控制、武力掃蕩、集中監禁、報復性攻擊；屠殺婦女和兒童。他清楚這一點：這個重新為人的戰士以死亡開始他的新生；他將自己視作一個強大的死人。他會被殺：他不僅坦然接受這一風險，而且對此深信不疑；強大的死人已經失去他的妻兒；他見過如此多的死亡，以至于他寧愿戰斗取得勝利，也不愿茍且偷生；其他人會享受勝利，他不會；他太累了。但這種心靈的疲憊催生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氣。我們在死亡和絕望之中找到我們的人道，他在痛苦和死亡之外找到他的人道。我們曾播下風的種子，成為風暴的，是他。他是暴力的產物，無時無刻不從暴力中汲取他的人道。我們靠他的犧牲成為人，他成為我們當中的一員。一個另類的人：更優質的人。

　　▲《埃維昂協議》

　　法農就此打住。他指明了道路：作為戰士的發言人，他號召非洲大陸團結一致，反對一切不和與地方主義。他的目的已經達成了。如果他想要完整地描述非殖民化的歷史事實，就必須說到我們：這當然不是他的意圖所在。然而，當我們合上這本書，盡管這并非作者初衷，但書還繼續影響我們：因為我們感受到了革命中的人民力量，我們也以力量回擊。由此出現了新的暴力時刻，這一次，暴力作用于我們自身，試圖改變我們，正如假土著通過暴力改變他們自身一樣。每個人對此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傻杆€會思考：今天的歐洲被迎面而來的拳頭打得暈頭轉向，在法國、比利時、英國，任何思想上的偏移都是殖民主義的邪惡同謀。這本書完全不需要序言，因為它不是為我們而寫的?？晌疫€是寫了一篇序言，這是為了將論證進行到底：我們歐洲人，我們也在經歷非殖民化；也就是說，他們通過血腥的行動鏟除了我們每個人身上的殖民者。如果我們有勇氣的話，看看自己，看看在我們身上發生了什么。

　　▲薩特：《辯證理性批判》

　　首先應該正視這意想不到的景象：我們人道主義的脫衣舞表演，人道主義如今是赤裸裸的，并不好看；它不過是帶有欺騙性質的意識形態，美化了掠奪的正當性；它的溫柔慈愛與高貴典雅為我們的侵略正名。那些號稱“非暴力主義者”看上去氣色不錯：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劊子手！得了吧！如果說你們不是受害者，可政府是你們自己票選出來的，軍隊是你們的兄弟在服役，當政府和軍隊毫不猶豫也毫無愧色地進行“種族滅絕”時，你們毫無疑問都是劊子手。如果你們選擇當受害者，冒險蹲一兩天監獄，你們也不過是在試圖擺脫干系。你們擺脫不了：干系必須擔到底。你們最終要理解這一點：如果暴力只是從今晚才開始，如果地球上從未存在過剝削和壓迫，那么也許“非暴力”的口號可以平息爭議。但如果當今全部的社會制度，乃至你們的非暴力思想，都由延續上千年的壓迫所決定，那么你們即便不主動，也要歸在壓迫者之列。

　　你們很清楚，我們就是剝削者。你們很清楚，我們曾奪取“新大陸”的黃金、金屬、然后是石油，帶回老宗主國。成果斐然：宮殿、教堂、工業中心；利用殖民地市場緩解或轉移經濟危機。歐洲富得流油，在法律上將人道主義賦予全部居民：在我們這兒，每個人都是同謀，因為“所有人”都曾從殖民剝削中得利。這片大陸肥碩又蒼白，法農恰如其分地稱其陷入了“自我陶醉”?？瓶送衃6]對巴黎感到惱火，“這座城市無時無刻不在談論自己”。而歐洲能干些別的什么事呢？還有那個超過歐洲的怪物——北美洲呢？總是喋喋不休：自由、平等、博愛、榮譽、祖國，誰知道呢？這并不妨礙我們同時發表一些種族主義言論，骯臟的黑人，骯臟的猶太人，骯臟的北非阿拉伯人。一些寬容溫和的好人——大體而言是新殖民主義者——宣稱對這些這種邏輯上的矛盾感到震驚。錯誤或是惡意：在我們歐洲，沒有比帶種族主義傾向的人道主義更具一貫性的了。因為歐洲人只有通過制造奴隸和怪物，才能使自己成為人。只要有土著存在，這種欺瞞就不會被揭穿；我們以人類的名義宣稱一種抽象的普遍性，用來掩蓋現實中的操作：在海的那一邊，有一個下等人種族，得益于我們的幫助，才在也許是一千年以后，達到我們的水平。簡言之，我們把種族和精英混為一談。今天，土著揭露了真相；我們那大門緊閉的俱樂部暴露了弱點：它不偏不倚，正是個少數派。還有更糟糕的：既然別人通過反對我們成為人，那么我們似乎就是人類的敵人；精英階層暴露了他們真正的本性：就是一群土匪。我們寶貴的道德標準失去了羽翼；如果仔細審視，我們會發現每一條道德標準上都沾滿了鮮血。如果你們想要我舉個例子，想想以往那些動聽的形容吧：說法國是寬厚的。寬厚？我們？那賽提夫怎么說？那場持續了八年、奪走一百多萬阿爾及利亞人生命的殘酷戰爭呢？還有電刑拷問。你們要明白，他們并沒有指責我們背叛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樣的使命：因為我們根本就沒有擔負過任何使命。受到質疑的是所謂“寬厚”本身，這個賞心悅目的詞只有一個含義：被授予的身份。面對眼前這些新生的、獲得解放的人，沒有人有任何權利去給予什么。所有人都享有一切權利。我們人類從誕生的那一天開始，其定義就不是地球上所有居民的總和，而是所有人互相作用而產生的無盡統一體。我不再往下說了；你們很輕松就能補全下文；只需要站在對面，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審視我們那些貴族氣派的道德：它們氣數已盡，怎么可能會在產生這些道德的下等人貴族消失后繼續存在呢？幾年前，一位資產階級評論家——也是殖民主義者——只能找到這一點來捍衛西方：“我們不是天使，但至少我們會愧疚。”真是供認不諱！過去，我們的大陸擁有別的浮標：帕特農神廟、大憲章、人權宣言、卐字徽。如今我們知道它們的價值所在：我們不再宣稱，僅通過罪惡感這種基督徒式的情感，就能將自己從海難中拯救出來。正如你們所見，已經完了：歐洲到處都在漏水。究竟發生了什么事？很簡單，過去我們是歷史的主體，現在我們淪為了歷史的客體。權力關系逆轉，非殖民化正在進行；我們的雇傭兵所能嘗試的一切，只是延緩非殖民化的完成。

　　▲《黑皮膚，白面具》英文版書評

　　老宗主國為此必須大量砸錢，把所有兵力投入到一場預料到要失敗的戰爭中去。這種舊式的殖民主義殘酷曾經鑄就原阿爾及利亞總督比若（Bugeaud）那可疑的榮光，在冒險的終點，我們會發現，即便把殘酷放大十倍也是不夠的。我們派遣部隊去阿爾及利亞，部隊在那里駐扎了七年，卻沒有結果，暴力改變了方向；過去我們是勝利者，我們使用暴力，但暴力似乎沒有讓我們改變：它消解了其他人，而我們這些人，我們的人道主義毫發無傷；宗主國的人因利益聚在一起，把他們的犯罪共同體稱為仁慈、博愛；今天，同樣的共同體到處受阻，通過我們的士兵，回過頭來對付我們，內化且控制了我們。退化開始了：被殖民者重塑自我，而我們這些殖民者、“宗主國的人”，不管是極端保守分子，還是自由主義者，都在自我解體。憤怒和害怕已經暴露無疑：在阿爾吉爾的種族主義暴力運動中表現得淋漓盡致?，F在，野蠻人在哪里？未開化的人在哪里？什么也不缺，甚至不乏達姆鼓（tam-tam）聲：在歐洲人指使人把穆斯林活活燒死的時候，汽車喇叭響起《法國的阿爾及利亞》的節奏。法農提到，不是很久以前，一些精神科醫生在開會時，對土著的犯罪行為感到很悲痛：他們說，這些人互相殘殺，這不正常；阿爾及利亞人的大腦皮層可能發育不良。在中非，其他人則認為“非洲人很少使用自己的額葉”。這些學者今天可能會很有興趣在歐洲開展他們的調查，尤其是對法國人的調查。因為最近幾年以來，我們也應該是患上了額葉功能障礙：愛國者們殺害他們的同胞；倘若目標不在，就炸掉守門人和他們的房子。這不過是開頭：內戰預計會在秋天或明年春天爆發。然而，我們的大腦皮層似乎狀態良好：倒不如說，因為沒有擊潰土著的能力，暴力回過頭來堆積在我們的內心深處，尋找出口。阿爾及利亞人民的團結導致了法國人民的分裂：在前殖民地的所有土地上，部落跳著舞，準備戰斗?？植离x開了非洲，在歐洲扎根：因為有一些狂熱分子想要我們付出鮮血的代價，償還被土著打敗的羞辱，然后還有其他人，其他所有人，同樣是有罪的——在比塞大事件以后，在九月的私刑以后，誰上街說過：夠了？——但他們更冷靜：自由主義者，軟弱的左派中的強硬人士。他們同樣也頭腦發熱，怒氣沖天。但他們是一群膽小鬼！他們用神話，用復雜的宗教儀式來掩飾自己的憤怒；為了拖延最后清算和披露真相的時刻，他們讓一個大巫師給我們領頭，巫師的職責是不惜一切代價把我們留在黑暗中。暴力一事無成；有人宣揚暴力，有人抑制暴力，它在原地轉圈：某天在梅斯爆發，第二天則在波爾多；它來過這，也去過那，像在玩擊鼓傳花?，F在輪到我們了，一步步地淪為土著。但要完全變成土著，我們的土地就必須被從前的被殖民者奪走，我們就必須餓死。

　　▲阿爾及利亞畫家Hocine.Ziani作品

　　不會是這樣的：不會，失勢的殖民主義還在控制我們，很快會爬到我們頭上，遲頓又傲慢；殖民主義就是我們的薩爾，我們的羅阿。讀完法農這本書的最后一章，你們會相信，寧可當一個最悲慘時刻的土著，也好過當以前的殖民者。一個警局的公務員，每天被迫花十個小時去刑求別人，這是不對的：這樣的生活方式會讓他的神經崩斷，除非我們出于保護他們的目的，禁止他們超時工作。我們想通過嚴格的法律來保護國家和軍隊的士氣，而軍隊的士氣在系統地打擊國家的士氣，這是不對的。一個具有共和國傳統的國家，把十萬青年托付給暴動的軍官，這也是不對的。這是不對的，我的同胞們，你們清楚所有以我們的名義犯下的罪行，對此卻不向任何人吭聲，甚至沒有對自己的靈魂吭一聲，因為你們害怕要評判自己，這樣確實是不對的。起初你們不知道，我愿意相信這一點，然后你們半信半疑，現在你們完全清楚了，但你們仍保持沉默。八年的沉默，這使人墮落。而且沒有任何用處：如今，酷刑就像炫目的太陽，高掛天空，照亮整個國家；在這樣的陽光下，每個笑容都失真，每張臉都涂脂抹粉來掩蓋憤怒或害怕，每個行為都流露出我們的厭惡和同謀關系。今天，只要兩個法國人相遇，在他們中間就會躺著一具尸體。我剛才說：一具……法國，此前是一個國家的名稱，在1961年，我們要當心它不會變為神經官能癥的名稱。

　　我們會痊愈嗎？會的，暴力就像阿喀琉斯的長矛，能夠傷害敵人，也能夠使傷口愈合。今天，我們被束縛，受屈辱，因害怕而生?。旱凉鹊?。但這對殖民主義的貴族來說還不夠，他們只有首先把法國人殖民化，才能完成在阿爾及利亞受阻的使命。在搏斗面前，我們每天都在退縮，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最終無法逃避：殺人者需要搏斗，他們會猛撲向我們，在人群中出拳。巫師和拜物教的時代將就此結束：你們要么戰斗，要么在營地中腐爛。這是辯證的最后時刻：你們譴責這場戰爭，卻又不敢宣布自己和阿爾及利亞戰士站在一起；不用擔心，指望著殖民者和雇傭兵吧，他們會促使你們下定決心。也許到那時，你們被逼入絕境，會最終釋放出前科重罪在你們身上激發出的新暴力。但正如人所言，這是另一部歷史，人的歷史。我相信，我們同創造這歷史的人聯合起來的時候已經不遠了。

　　1961年9月

　　注釋

　　1.【譯注】1921年，法屬馬提尼克作家勒內·馬朗（René Maran）憑借 《巴圖阿拉》（ Batouala）成為第一個獲得法國龔古爾文學獎的黑人作家。

　　2.【譯注】法國哲學家喬治·索雷爾（George Sorel, 1847-1922），主張工人行使罷工的權利，反對議會掛帥，不信任政客，影響了法國的無政府工會主義，晚年卻向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獻媚。

　　3.【譯注】使著魔者——通常是女性——能將附身情況控制住，與之和平相處。

　　4.【譯注】地方性的神靈。

　　5.奠邊府戰役，1954年，法軍在奠邊府被武元甲所指揮的越南獨立同盟軍擊潰，成為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的決定性戰役。

　　6.【譯注】讓•科克托（Jean Cocteau, 1889-1963），法國藝術家，多才多藝，擅長詩歌、小說、戲劇、電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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