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馬克思的群眾觀是其哲學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是一個根本性的部分。在深刻批判和根本翻轉以往哲學的群眾觀的過程中，馬克思超越“哲學家的世界”將目光轉向“群眾的世界”，并以此作為哲學的基本問題域。馬克思以“群眾原則”根本區分了“消滅哲學”的兩種方式，以“群眾原則”確定了自身哲學的基本走向，以“群眾原則”確立了自身哲學的歷史原則、實踐原則和整體原則的基本規定和現實根基，從而實現了哲學的變革。通過根本變革“群眾的世界”來實現人的解放，必然成為馬克思的群眾觀的基本訴求。“未來哲學”不可能是傳統意義上的純粹的抽象哲學，而是包含著哲學并把哲學之外的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共同納入其中所組成的一個有機整體的“科學”，其表現為一種對人類命運的整體性關注。

　　關鍵詞：群眾觀；群眾的世界；哲學變革；人的解放

　　馬克思的群眾觀是其哲學的重要內容，甚至是一個根本性的內容，是理論走進“群眾”的典范，也是哲學永葆生機和活力的典范。但馬克思的群眾觀所具有的內涵、意蘊、地位和價值至今沒有被給予合理而充分地領會和把握。這種狀況必然影響對馬克思哲學革命性質的全面和深刻的理解，進而也影響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有效方式的理解和把握。

　　一、“群眾”：馬克思哲學中的

　　一個核心概念

　　哲學在“群眾”之外，或者“群眾”在哲學之外，一直是西方哲學史的思想主流。馬克思的哲學使命決定他必然要對這種狀況進行徹底批判和根本變革。在徹底批判和根本變革這種狀況的過程中，馬克思運用“新唯物主義”[1]建構了自身的“群眾”概念，而馬克思建構自身的“群眾”概念的過程也是他對已有的哲學關于“群眾”的理解進行徹底批判和根本變革的過程。變革之后的“群眾”概念與馬克思以前的哲學關于“群眾”的理解具有了根本的區別。從此，馬克思的“群眾”概念就成為支撐馬克思的群眾觀及其哲學變革的一個核心概念。

　　“群眾”在英文中由crowd或者mass來表示，在德文中由diemasse或者das Volk來表示，主要指稱“在社會中沒有權力和影響并且是被認為缺乏教育的普通人”。[2]而“權力”主要是指調配和使用各種資源的能力。如果進一步細分的話，它又包含著強制力、影響力、權威、武力和操縱等。而“強制力存在于A通過威脅進行剝奪來獲得Ｂ的服從的狀態中”，“影響力存在于a‘沒有訴諸某種隱蔽的或者明顯的嚴厲剝奪的威脅而引起［Ｂ］改變其做法’的狀態中。在涉及到權威的情形中，‘由于Ｂ依據他自己的價值承認［A］的命令是合理的，所以他才服從’——或者因為其內容是正當的與合理的，或者因為它通過某種正當的與合理的程序已經得以實現。在存在武力的情形中，A在面對Ｂ不服從的時候通過Ｂ在服從與不服從之間進行選擇的機會來實現其目標。操縱因而就是（區別于強制力、影響力和權威的）武力的某個‘方面’或者亞概念，因為在這里，‘當服從者沒有認識到加之于他身上的命令的來源或確切性質時，服從卻隨之發生了’”。[3]另外，在階級社會里，教育資源總是稀缺的，因此，它的供給必然是非常有限的。這就決定教育必然只向有一定社會權力和影響力的人開放。這樣一來，統治階級必然是能夠充分享受教育資源并具有相當社會權力和社會影響力的群體。在此語境里，統治階級與作為群眾的被統治階級在調配和使用各種資源的能力上必然不是平等的。統治階級不僅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而且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而那些不能支配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群眾，也必然不能支配精神生產資料。

　　因此，在階級社會中，群眾僅僅被統治階級當作維護自身統治的工具或者手段。這樣的群眾觀貫穿于前資本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始終。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統治階級的一切目的都是為了鞏固自身的統治，并使其永遠維續下去，而群眾只是他們的一個操弄對象，即使是在孟子呼喊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語境里，群眾也不可能成為社會發展的目的，而只能成為一種工具，因此，所謂的“民本”政治不過是一種治民之術，其目的是為了維系統治階級的統治。[4]在封建社會后期，資產階級出于對封建統治者的殘酷壓迫和剝削的不滿，便聯合勞苦大眾（即群眾）進行革命，于是，西方世界開始了一系列的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通過所謂“民主”來穩固其統治。在資產階級的所謂“民主”語境里，對群眾價值的重視似乎與前資本主義社會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英國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夫·黑爾一針見血地指出：資產階級的“議會最高權力的建立，法規的建構，毫無疑問主要是為了有產者的利益的”。[5]在此語境里，群眾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仍然只是一種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而已。即使“民主”的提法很高調，但資產階級的所謂“民主”仍然只是實質性“不民主”的遮羞布。

　　特定時代的政治哲學必然反映特定時代的社會狀況，因此，在思想譜系中，群眾在特定社會之中的價值和作用，除了被領會為工具或者手段之外就再也不存在別的可能性了。因此，群眾不可能以主體身份或者作為社會發展的目的進入思想家的視野，更不可能以主體身份或者作為社會發展的目的進入哲學家的視野。“哲學家的任務，就是要‘記起’超驗的相，以恢復對萬事萬物其真實的起因與根源的直接認識。”[6]這樣一來，群眾要么只是作為一種純粹抽象進入哲學家的視野，[7]要么只是作為一群“不定型”的“烏合之眾”而成為哲學家們所貶斥或者譏諷嘲笑的對象。[8]這種脫離群眾現實的哲學必然只能“馳騁于純粹的思維領域，毫不關心現實世界”，更“不查看思維如何能與現實結合起來……以過分鄙視和輕蔑的態度，將現實世界置于一旁”。[9]這樣的思想發展狀況肯定不能被力圖在解釋世界的基礎上改變世界的馬克思所接受。

　　因此，馬克思便利用“新唯物主義”對“群眾”進行了系統的考察和分析。馬克思系統地考察和分析“群眾”的過程，也是他對已有的哲學關于“群眾”的理解進行深刻批判和根本改造的過程。

　　首先，馬克思恩格斯闡明了他們考察作為“從事實際活動的人”的基本方法。他們指出，他們以前的哲學所使用的“考察方法”或者是只“從意識出發”，把意識看做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唯心主義”方法，或者是只能用“抽象的經驗主義”方法，而他們自身所使用的則是“新唯物主義”的方法，這種方法就是把意識看作是人實踐活動的結果的方法。[10]

　　其次，馬克思恩格斯運用階級分析方法來審視“群眾”。由于“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11]而且政治斗爭的核心問題始終是一定階級的政治統治，[12]因此，在階級社會里，社會必然都被分解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或者“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13]“統治階級”或者“剝削階級”“在每一時代”都“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而“被統治階級”或者“被剝削階級”不能支配物質生產資料，也不能支配精神生產資料，所以，他們只能是“隸屬于”“統治階級”或者“剝削階級”的。[14]

　　再次，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群眾”的歷史特征和時代特征。他們認為，“從事實際活動的人”的歷史不是思辨的歷史，而是“行動著的群眾”的歷史，而是“經驗的活動”的歷史，而是“經驗的活動的經驗的利益”的歷史。因此，“歷史活動”必然是“群眾的活動”，而且“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15]馬克思所處的時代所具有的一個典型特征就是“無產階級”或者“工人階級”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16]由于無產階級是一個“只能靠出賣勞動力來過活”[16]的階級，是一個“被戴上徹底的鎖鏈的階級”，是“一個并非市民社會階級的市民社會階級”，是一個“表明一切等級解體的等級”，是“一個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難而具有普遍性質的領域”，[17]是一個“推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最后消滅階級”[18]的階級。因此，“歷史的真正的……動力”，“與其說是個別人物”，不如說是由無產階級所組成的廣大群眾。馬克思還通過考察“資本和勞動的關系”，第一次科學地說明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群眾”是如何轉變成“無產階級”的。在馬克思看來，資本的歷史就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群眾”變成“無產階級”的歷史，因此，“資本的積累就是無產階級的增加”。[19]這樣一來，只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的“群眾”才能變成“無產階級”，或者“無產階級”只能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的“群眾”。

　　最后，馬克思恩格斯首次在自身的哲學中賦予“群眾”以主體地位和目的性價值。馬克思指出：“要使社會的新生力量很好地發揮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來掌握它們，而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是現代的產物……歷史本身就是審判官，而無產階級就是執刑者”。[20]同時，馬克思還注意到群眾自身的“不定型”的存在事實以及由此可能會給無產階級革命所帶來的麻煩。在巴黎公社革命后，馬克思提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21]無產階級只有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充分地武裝起來并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持不懈的斗爭才能實現自己的目的，才能由此充分地體現出自身的主體地位來。因此，“在工人階級在組織上還沒有發展到足以對統治階級的集體權力即政治權力進行決定性攻擊的地方，工人階級無論如何必須不斷地進行反對統治階級政策的鼓動……從而使自己在這方面受到訓練。否則，工人階級仍將是統治階級手中的玩物”。[22]無產階級革命就是在解放全人類的基礎上解放自身，最終是通過“每個人的自由發展”來實現“一切人的自由發展”。[23]

　　綜合而言，馬克思所建構的“群眾”概念具有如下幾個方面的特點：第一，“群眾”既是一個集合性概念，又是一個個體性概念，它既指稱“從事實際活動的”“一切人”，又指稱“從事實際活動的”“每個人”。第二，“群眾”既是一個事實性概念，又是一個生成性概念，它既描述了“從事實際活動的人”已經創造的歷史（當然包含著“群眾”之“不定型”的事實性存在），又描述了“從事實際活動的人”不斷改寫自身的歷史的過程（當然包含著“群眾”不斷對自身的“不定型”之事實性存在的超越）。第三，“群眾”既是一個時代性概念，又是一個開放性概念，它既描述了特定時代下“從事實際活動的人”的實踐特征和內容，又把對這種結果的描述置放在開放性的境域之中。第四，“群眾”既是社會發展的目的，也是社會發展的工具或者手段，因此，“群眾”既是歷史的主體，也是歷史的客體。

　　因而，馬克思的“群眾”概念就具有了幾方面的具體內涵：從廣義上講，它主要指稱“從事實際活動的人”，在此意義上，它與作為普通人的“人民”或者“庶民”是可以通假的；在階級社會里，它主要指稱“被統治階級”或者“被剝削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它主要指稱“無產階級”或者“工人階級”。這就是馬克思在“群眾”概念上與他以前哲學的根本區別。

　　二、“群眾的世界”：馬克思實現

　　哲學根本轉向的真正

　　切入點

　　由于以前的哲學把“群眾”排除在自身的視野之外，因此，馬克思以前的哲學家所聚焦的歷史、實踐和整體就只能存在于哲學家的世界，亦即少數人的世界，或者“社會的社會”之中。要揭示無產階級進入歷史的奧秘，馬克思必然把自身的哲學目光聚焦于“群眾的世界”或“群眾的社會”，[25]并以此作為實現哲學根本轉向的真正切入點。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哲學家的世界”與“群眾的世界”發生分殊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開始的。從此以后，哲學家僅僅通過思維或者意識“擺脫世界而去構造‘純粹的’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雖然意識剛開始還是“社會的產物”，還是人們“對直接的可感知的環境的一種意識，是對處于開始意識到自身的個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狹隘聯系的一種意識”，還“是對自然界的一種意識”，[26]但是，隨著哲學家越來越遠離“群眾的世界”，哲學家的思想所聚焦的歷史、實踐和整體也就越來越脫離群眾的歷史、實踐和整體，從而造成哲學家的思想或者觀念在群眾之中越來越不具備公度性或共通感。在階級社會里，作為統治階級的精神生產者的一部分——哲學家開始精心“把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同進行統治的個人分割開來”；然后通過“概念的自我規定”賦予統治階級的思想以某種神秘外觀；再通過“理性的狡黠”磨掉其神秘痕跡并抹上自然的靈光。[27]由此，哲學家不僅賦予了統治階級的精神生產以某種普遍性的幻相，而且也賦予了其自身的存在以某種普遍性的幻相。在統治階級和哲學家的思想所具有的普遍性幻相被揭穿以前，對其影響所進行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確認也就被認為是很自然的；以哲學家的思想代替群眾的思想也就被認為是很自然的。其結果是，“群眾的世界”必然被消融在“哲學家的世界”之中。

　　那么，什么是“哲學家的世界”呢？在筆者看來，馬克思視閾中的“哲學家的世界”就是哲學家存在的特有場域。它是哲學家僅僅用邏輯體系和概念演繹等方式和材料構筑起來的超驗世界，是“僵死的事實的匯集”，是“想象的主體的想象活動”，[28]是缺乏“世俗基礎”[29]的思想歷史。由于哲學家的存在方式主要是形而上的方式，因此，“哲學家的世界”主要是一種形而上的世界。“哲學家的世界”由此被馬克思指認為“真理的彼岸世界”。[30]

　　這就決定了馬克思以前的哲學的歷史觀、實踐觀和整體觀很難或者根本不可能觀照到哲學家之外的“群眾的世界”中去。在此語境下，成為少數人的哲學家之“孤寂”思想的寫照和“沉默”精神[31]的表達就成為它們的必然選擇。

　　針對哲學僅僅將基本問題域局限在“哲學家的世界”里并由此導致哲學完全脫離群眾的狀況，馬克思很早就表達了要通過“意識改革”[32]來根本翻轉這種思維傾向的想法。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他就具體而明確地闡發了這種翻轉的思路：“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歷史的任務就是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異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異化，就成了為歷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于是，對天國的批判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33]馬克思恩格斯還強調：“須要‘把哲學擱在一旁’”，“須要跳出哲學的圈子并作為一個普通的人去研究現實。”[34]

　　而馬克思恩格斯所指稱的“現實”是把“群眾的世界”包括在內的社會現實，因此，它是指“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一定的個人”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所發生的“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是指可以通過經驗來揭示的“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同生產的聯系”；[35]是后來被讓－保羅·薩特所指認的“工人群眾的沉重存在”。[36]

　　筆者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旨趣決定馬克思語境下的“群眾的世界”必然具有如下幾個方面的特點：（1）它是現實的人的生產與生活的世界；（2）它是現實的人的能動的活動過程；（3）它是蘊藏著變革現存世界的物質力量的生動性世界。因此，它是“真理”的“此岸世界”，[37]是不能被“哲學家的世界”隨意消融、代替或遮蔽的客觀存在。

　　要揭示無產階級進入歷史的真正奧秘，馬克思就需要把自身的哲學視野擴展到“哲學家的世界”之外的“群眾的世界”之中去，就需要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他以前的哲學的普遍性的虛假幻相，就需要根本消解哲學家以自身的世界對“群眾的世界”所進行的消融和遮蔽，就需要徹底消除“兩種世界”之間的歷史壁壘給未來的哲學發展所造成的思想障礙。而實現哲學的這種根本性翻轉，在馬克思看來，最實際的切入點就是從根本上轉換哲學的基本問題域，即由哲學僅僅關注“哲學家的世界”轉換到“未來哲學”對“哲學家的世界”和“群眾的世界”的雙重關注，并以“群眾的世界”作為主要或者基本的關注區域。隨著馬克思把自身的哲學目光聚焦于“群眾的世界”，馬克思哲學在基本問題域上的轉換與拓新就有了可能。由此，馬克思哲學超越其以前的哲學也便具備了真正的起點。

　　三、“群眾原則”：馬克思哲學的

　　真正立足點

　　要超越以前的哲學，馬克思就必然要確立自身哲學的根本闡釋原則。那么，馬克思究竟確立了怎樣的根本闡釋原則才真正超越了他以前的哲學？筆者認為，只有“群眾原則”才是馬克思哲學的根本闡釋原則。因為，在區別“消滅哲學”的兩種方式上，在確立“未來哲學”的基本走向上，在闡釋“未來哲學”的歷史觀、實踐觀和整體觀上，馬克思都是以“群眾原則”作為根本原則來進行闡釋的。

　　首先，馬克思以“群眾原則”作為根本原則區別了“消滅哲學”的兩種方式。

　　根本轉換哲學的基本問題域的過程也是馬克思深刻批判和徹底翻轉他以前的哲學的過程。在馬克思看來，哲學家僅僅以自身的世界作為哲學的基本問題域同他們的哲學脫離作為“從事實際活動的人”的“群眾”之間具有必然的邏輯聯系和現實關聯；他以前的哲學只是把玩自己的“思想”同它們只是以“解釋世界”作為自身的哲學使命之間具有必然的邏輯聯系和現實關聯。這樣，他以前的哲學所找到的主體都只能是在頭腦中所形成的理論抽象，都只能是“愚鈍的頭腦的思辨的統一”。因此，這樣的哲學在馬克思的視閾中必然只有“被消滅”的命運。

　　我們通常把馬克思的“消滅哲學”[38]命題僅僅理解為對一種不合時宜的、僵化的、純粹抽象的、狹隘的哲學的終結。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只是把握了問題的一個方面。根據馬克思的思路，“實現哲學”[39]也是“消滅哲學”的一種方式。這樣，馬克思的“消滅哲學”命題就必然被合理地分解為兩種方式：通過“主動實現”來終結、“被顛覆”而“被消滅”。

　　如何判定哲學的兩種“消滅”方式？馬克思指出，哲學只有通過走“群眾”路線來抓住“群眾”的根本才能“主動實現”自身。[40]因此，“主動實現”哲學就是指通過變成群眾的哲學或者使哲學成為現實來“終結哲學”。“主動實現”哲學既是馬克思為“未來哲學”所設計的一條理想路徑，也是馬克思為“未來哲學”所確立的一項神圣使命。馬克思還指出：“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閃電一旦徹底擊中這塊素樸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這個解放的頭腦是哲學，它的心臟是無產階級。哲學不消滅無產階級，就不能成為現實；無產階級不把哲學變成現實，就不可能消滅自身。”[41]而因為“不能實現”而“被消滅”的哲學必然只能是那些不能走“群眾”路線、不能“抓住事物的根本”和“群眾”的根本的哲學。

　　盡管都是“消滅”，但是，在馬克思那里，它們之間卻有著根本的區別。前者體現了群眾對哲學的渴望或者哲學對群眾命運的深刻關切，由此，哲學因為成為了“群眾的世界觀”[42]而變成為群眾的現實；后者則體現了群眾對哲學的拒斥或者哲學對群眾的排斥。前者能夠體現哲學承擔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的雙重使命；后者只能體現哲學僅僅承擔解釋世界的功能。前者把“實踐主體”理解為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統一，理解為現實的、具體的和生動的無產階級；后者只能把“實踐主體”理解為單一的“抽象意識”，或者單一的“哲學家思想”。

　　兩種方式的根本區別事實上就是馬克思哲學與馬克思以前的哲學的根本區別，而支撐起這種根本區別的標桿就是馬克思的“群眾原則”。

　　其次，馬克思以“群眾原則”作為根本原則確立了“未來哲學”的基本走向。第一，他闡發了“未來哲學”與“群眾原則”之間所具有的必然關聯。馬克思指出：“未來哲學”必然“是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人民的產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貴、最隱蔽的精髓都匯集在哲學思想里。正是那種用工人的雙手建筑起鐵路的精神，在哲學家的頭腦中建立哲學體系。哲學不是在世界之外，就如同人腦雖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體之外一樣”。[43]“真正的哲學”應該是與群眾的現實具有密切聯系的哲學。只有這樣的哲學，才能真正配稱作“時代的精神上的精華”。[44]因此，“未來哲學”是能夠成為群眾的現實的哲學。第二，他闡發了“未來哲學”與“世界性的哲學”之間所具有的必然關聯。馬克思指出，未來“必然會出現這樣的時代”，那時，“哲學正獲得這樣的意義，哲學正變成文化的活的靈魂，哲學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學化”。[45]因此，“未來哲學”就是“世界性的哲學”。

　　再次，馬克思以“群眾原則”作為根本原則闡釋了“未來哲學”的歷史觀、實踐觀和整體觀。

　　第一，“未來哲學”的歷史觀。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未來哲學”的歷史觀是以“新的唯物主義世界觀”作為“理論前提”[46]的歷史觀。因此，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人創造環境，環境也創造人……就必然成為“未來哲學”關于歷史發展的基本路徑。他們還指出，歷史必然是群眾的歷史，實踐著的群眾也必然是歷史中的群眾；“批判的歷史”只不過是“哲學家的歷史”、思辨的歷史，因此不能成為群眾的歷史。馬克思還指出，群眾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也不是在自身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歷史的給定性中進行創造。[47]所謂歷史的給定性主要包括生產力發展狀況、社會發展狀況和社會意識發展狀況，它們是群眾“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因此，歷史的結果主要是群眾的合力的結果。這樣一來，作為“未來哲學”的歷史觀在根本上就是關于群眾的歷史觀。對此，梅洛－龐蒂認為，“馬克思主義不低估人的活動。歷史的下層建筑，生產，仍然是人的活動的結構，馬克思主義教導說，人創造自己的歷史”。[48]

　　第二，“未來哲學”的實踐觀。在馬克思看來，“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而“社會”就是作為“群眾”的人的關系的生成和發展，因此，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49]而社會關系又是如何生成和發展的？馬克思認為，只有“群眾的實踐”才是社會關系之生成和發展的利器和法寶。[50]鑒于此，海德格爾認為，馬克思哲學的實踐觀根本超越于馬克思以前的哲學的地方就在于它“要求我們去認識和肯定‘合人性的人’”，馬克思“在‘社會’中發現了合人性的人。對馬克思來說，‘社會的’人就是‘自然的’人”。[51]泰勒也認為，“在馬克思那里，真正的合理性是這樣一股正在改造著當前現實的革命力量，它就是無產階級”。[52]這樣，“群眾原則”在闡釋“未來哲學”的實踐觀中就具有了根本性的價值和地位。這種根本性的價值和地位還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得到體現。

　　1．只有真正融入“群眾的實踐”，哲學家才可以鑄就“真正偉大”。馬克思指出，只有“群眾的實踐”才能變革現實人的現實世界，群眾的事業才是真正偉大的事業。哲學家只有成為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人。哲學家只有參與群眾的社會實踐，才能得到“為人類工作”的“最廣闊的場所”。[53]

　　2．只有真正融入“群眾的實踐”的哲學才可以真正承擔起“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的雙重使命。因為，首先，馬克思語境下的實踐不再是哲學家的狹隘的個人實踐或者個人的狹隘實踐，而是具有廣泛群眾性的社會實踐。其次，馬克思語境下的實踐過程本身不再只是從“哲學家的世界”到“哲學家的世界”的單線型的往復，而是從“哲學家的世界”進入“群眾的世界”，再從“群眾的世界”上升到“哲學家的世界”……這種過程是一個循環往復、持續不斷的螺旋式上升的辯證過程。每一次往復都會使人的認識產生躍遷，都會使社會實踐的質量得到提高。再次，馬克思語境下的實踐必然會使哲學家自身在“群眾的實踐”過程中產生“主體客體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哲學家必然會通過吸收“群眾的世界”的各種生動性因素來克服哲學容易滑入純粹抽象性、盲目性和狹隘性等窠臼之中的弱點。當哲學家把通過這種過程而獲得的理論認識再次注入到“群眾的世界”的時候，必然會促進“群眾的實踐”由“單一的具體性”上升到“具體的同一性”，必然會促進潛藏在“群眾的世界”中的“改變世界”的物質能量得到充分的釋放。

　　第三，“未來哲學”的整體觀。

　　1．以“群眾原則”所闡釋的整體觀表現為一種新的整體性世界觀或方法論。這種新的整體性世界觀或方法論同“群眾的實踐”構成一種整體性辯證法。馬克思認為，每一個社會中的生產關系都形成一個統一體，而形成這種整體的“不同的要素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每一個有機整體都是這樣”，而且各個社會要素還必然“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54]有人認為，在馬克思哲學里，整體對于構成整體的各個部分具有優先性。[55]也有人認為，只有構成整體的各個部分對于整體具有優先性才能避免“人學空場”。[56]在筆者看來，整體與構成整體的各個部分之間，哪一個具有優先性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怎樣的原則或在怎樣的語境下來看待或審視這個問題。筆者還認為，不應該僅僅以一種純粹抽象的原則來看待馬克思哲學中的整體與構成整體的各個部分之間的關系，而應該以“群眾原則”來審視它們之間的關系。因為任何一種原則如果缺乏對“群眾的世界”的深切關懷，都必然會陷于空談，必然會朝著馬克思以前的哲學回返。

　　馬克思的群眾觀決定馬克思哲學必然與“群眾的實踐”共處于一個有機的統一體之中：它們之間的連接關系不是單線式的，而是復線式的；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過程是一個既相互肯定，又相互否定，并通過否定來求肯定以實現各自的歷史使命的統一過程；在由總的“實踐過程”所表現的意義結構上，它們之間的關系只能被理解為多次性或疊加性的意義結構。

　　2．以“群眾原則”所闡釋的整體觀表現為一個發展的和開放的科學體系。盧卡奇認為，馬克思根本超越黑格爾哲學的整體觀的地方就在于馬克思整體性地關照了“人類社會的自我認識”。[57]薩特也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力量和寶貴之處，在于它曾是整體性闡述歷史過程的最激進的嘗試”，“在馬克思那兒，永遠找不到實體（entités）：那些整體……是活的：它們在研究的范圍內通過它們自己來自我確定”。[58]這種狀況決定了“未來哲學”不可能是傳統意義上的純粹的抽象哲學，而是包含著哲學并把哲學之外的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共同納入其中并組成一個有機整體的“科學”。

　　3．以“群眾原則”所闡釋的整體觀還表現為一種對人類命運的整體性關注。在“群眾的世界”里，馬克思找到了人類解放的物質力量——無產階級。馬克思主義哲學由此成為無產階級的哲學。馬克思一生的絕大多數活動都是圍繞無產階級的解放進行的。需要注意的是，“馬克思從來沒有把無產階級的解放與全人類的解放對立起來，而是始終強調兩者的一致性”。[59]這種一致性也是“未來哲學”整體觀的根本規定性。

　　以“群眾原則”作為“未來哲學”的歷史觀、實踐觀和整體觀的根本闡釋原則，決定了“群眾原則”必然成為“未來哲學”的優先性因素或者決定性因素。因為：其一，“群眾原則”為“未來哲學”的基本命題——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對物質具有能動作用——提供了現實根基。這樣，在本體論上必然是“群眾的世界”決定“哲學家的世界”，而不是相反。只有這樣，才能為人們更加合理地理解“未來哲學”的本體論意蘊提供真正的對象性基礎。如果沒有“群眾原則”，“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對物質具有能動作用”的命題與“意識決定物質”的命題一樣都不過是漂浮在純粹抽象王國中的哲學泡沫，都不過是游離于“群眾的世界”之外的純粹抽象思辨，它的意義至多只是在“哲學家的世界”里多了一種哲學流派或者哲學見解而已，那么，這樣的哲學何以能稱得上“新唯物主義”？其二，“群眾原則”勢必要把人的認識視野引向“群眾的世界”。這樣，在認識論上必然是“群眾的認識”決定“哲學家的認識”，而不是相反。只有這樣，才能使“哲學家的認識”更加符合客觀世界和客觀實際。如果沒有“群眾原則”，哲學家的目光和思維只能聚焦于“哲學家的世界”，那么，這樣的哲學何以能稱得上“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時代”？其三，“群眾的世界”為哲學改變世界提供巨大的物質力量。這樣，在實踐論上必然是“群眾的實踐”決定“哲學家的實踐”，而不是相反。也只有這樣，才能使“哲學家的實踐”更加符合客觀規律和客觀現實。如果沒有“群眾原則”，“哲學家的實踐”就永遠只能在“哲學家的世界”里進行純粹抽象、概念演繹和體系建構，那么，這樣的哲學何以能在解釋世界的基礎上去改變世界？其四，群眾的存在過程構成“群眾的歷史”，而“群眾的歷史”是群眾合力的結果。“哲學家的歷史”只是少數人的歷史，只能構成人類歷史的一小部分。哲學家只有弄清了人類的歷史才能更完整地解釋和改變世界。因此，在歷史觀上必然是“群眾的歷史”決定“哲學家的歷史”，而不是相反。如果沒有“群眾原則”，哲學家僅僅以自身的歷史作為時代哲學的歷史視野，那么，這樣的哲學何以能具有歷史的厚重感？其五，“群眾的整體”必然構成哲學家的抽象整體的現實根基。如果沒有“群眾原則”，哲學家只能在自身的整體中進行哲學抽象，那么，這樣的哲學何以能支撐起作為整體的時代特征和對象性基礎？

　　由此可見，馬克思的“群眾原則”不僅有效地克服了馬克思以前的哲學在歷史觀、實踐觀和整體觀上所表現出來的脫離群眾和蔑視群眾以及由此所帶來的純粹抽象性、空疏性和盲目性等弱點，而且還牢固地確立起了自身的群眾觀和作為馬克思哲學的歷史原則、實踐原則和整體原則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及建立于其上的作為群眾的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因此，即使要在歷史原則、實踐原則、整體原則等層面上區分馬克思哲學和馬克思以前的哲學也必然要以馬克思的“群眾原則”作為試金石；即使要在歷史原則、實踐原則、整體原則等層面上來闡釋馬克思哲學或者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必然要以馬克思的“群眾原則”作為根本原則。

　　四、通過根本變革“群眾的世界”

　　來實現人的解放：馬克思哲學

　　的基本理論旨趣

　　馬克思恩格斯把根本變革“群眾的世界”歸結為共產主義革命，又把共產主義革命具體表述為“兩個決裂”。[60]由于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根本變革“群眾的世界”主要表現為實現“無產階級的解放”，而實現“無產階級的解放”還必然包含著“普遍的人的解放”，[61]那么，根本變革“群眾的世界”與實現“無產階級的解放”和“人的解放”在馬克思那里就具有了內在的統一性。

　　馬克思“第一次使現代無產階級意識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識到自身解放的條件”。[62]因此，在筆者看來，馬克思要求無產階級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在“共產主義革命”中就具有無可替代的前提批判的價值和意義，因為無產階級的革命不是在一個零起點上進行的，而是在一個由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宣傳家所制造的各種理論欺騙或者意識形態恐怖中進行的，所以它們時刻“面臨著在意識形態上屈服于資產階級文化……的危險”。[63]馬克思本人也的確是按照這樣一種事實邏輯來為無產階級布展解放的圖譜的。

　　首先，馬克思揭示了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存在狀況和歷史境遇。他認為，無產階級是由資本主義“人為造成的貧民”，是“由于社會的急劇解體、特別是由于中間等級的解體而產生的群眾”，[64]是靠自身的“饑餓痛苦”和“勤勞”支撐起“富人……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費”的“工人階層”，[65]是“現今社會的最下層”，[66]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的存在狀況和命運就越是悲慘。“在資產階級社會里，工人完全喪失了客體條件，他只是在主體上存在著；而和他對立的東西，現在卻變成真正的共同體，工人力圖吞食它，但它卻吞食著工人。”[67]他還站在歷史和時代的高端以“新唯物主義”的眼光來審視人類的歷史走向并向無產階級闡明其歷史境遇：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三大階段”或者“三大形式”中，資本主義以及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無產階級”正處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的階段即“第二階段”。[68]

　　其次，馬克思通過考察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來揭示無產階級被資本家剝削的秘密。他指出，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是“商品的生產過程”、“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剩余勞動的吸收”過程和“資本的生產過程”[69]的統一，而“剩余價值”是“商品產品中體現無酬勞動或剩余勞動的價值部分”，[70]是由雇傭工人創造并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那部分價值。因此，剩余價值必然成為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利潤、地租、利息等的唯一來源，也就必然成為價值增殖或者資本增殖的唯一來源。這樣，“剩余價值的生產”就“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決定目的、驅動利益和最終結果，表現為使原有價值轉化為資本的那種東西”。[71]因此，剩余價值的生產就被資本家掩蓋起來了。這樣一來，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秘密也就被掩蓋起來了。馬克思揭示剩余價值的真正來源，實質上就是向無產階級指明它們自身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以及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

　　再次，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命運、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及其二者之間的有機關聯。他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命運是與“資本”的歷史命運相始終的。“資本的限制就在于：這一切發展都是對立地進行的，生產力，一般財富等等，知識等等的創造，表現為從事勞動的個人本身的外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創造出來的東西當做他自己的財富的條件，而是當做他人財富和自身貧窮的條件。”[72]資本主義必然導致“每個人都互相妨礙別人利益的實現，這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所造成的結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73]他還進一步指出，“資本的偉大的歷史方面就是創造這種剩余勞動……這種普遍的勤勞，由于資本的無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實現這種欲望的條件不斷地驅使勞動生產力向前發展，而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個社會只需用較少的勞動時間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財富，另一方面勞動的社會將科學地對待自己的不斷發展的再生產過程，對待自己的越來越豐富的再生產過程，從而，人不再從事那種可以讓物來替人從事的勞動，——一旦到了那樣的時候，資本的歷史使命就完成了”。[74]而資本的命運的終結就意味著資本主義社會的命運的終結。此外，他還揭示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及其與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命運之間的有機關聯性。雖然“資產階級社會是最發達的和最多樣性的歷史的生產組織”，[75]但是它畢竟只是確立了“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而未能也不可能為“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的自由個性”[76]的發展提供適宜的生產關系。而且“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財富在私人手里的積累，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資本的條件是雇傭勞動……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這個掘墓人就是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沒有什么自己的東西必須加以保護，他們必須摧毀至今保護和保障私有財產的一切”，“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77]因此，“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78]

　　正是有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揭示及其在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中所做的大量工作，無產階級才能逐漸意識到自身的“現在”、“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自身發展的“必然性”。[79]由此，筆者認為，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的解放首先表現為一種階級意識的解放，或者精神解放。只有以這種解放為前提，無產階級的實踐才表現為革命的實踐，無產階級的運動才表現為共產主義的運動。

　　接著，馬克思恩格斯又著重強調，無產階級的解放不是一種純粹的思想活動，而是一種歷史活動，而是一種“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歷史實踐活動。

　　于是，馬克思把自身的哲學視野從無產階級的精神解放進一步擴展到包括“政治解放”、“經濟解放”、“勞動解放”和“社會解放”在內的“物質解放”。馬克思恩格斯在描述無產階級的這些解放時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要做到這一點，當然首先必須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實行強制性的干涉”，于是他們還提出了更為具體的、有關實現這些“解放”的“十點”措施和具體步驟。[80]他們還指出通過無產階級所進行的“共產主義革命”必然會實現如下目標：“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81]

　　而在無產階級的解放過程中，由無產階級“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所表現出來的精神解放與由它“同傳統的所有制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所表現出來的物質解放一起始終構成為一個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的統一體。無產階級的精神解放是無產階級的物質解放的認識論前提，而無產階級的物質解放又是無產階級的精神解放的實踐論結果。通過精神解放，無產階級能夠把整個社會看做是“具體的、歷史的總體”，能夠積極地意識到自身解放的內在意義。通過物質解放，無產階級能夠把自身所有關于解放的認識付諸實踐并在實踐中克服資本主義強加在自己頭上的各種“存在的直接性”。

　　為了在組織上保持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的革命性和戰斗力，馬克思恩格斯還強調，“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是“斗爭”的領導者，因為，它們在實踐上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上比“無產階級群眾”更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82]

　　對此，列寧根據自身的實踐作了這樣的理解、發揮和總結。他指出，應該在工人中建構“革命家的組織”，[83]因為這個組織是“一個由最可靠、最有經驗、經過最多鍛煉的工人組成的人數不多的緊密團結的核心”，[84]只有他們才能承擔起“向工人灌輸政治知識”[85]的重任。至于為什么要不斷地“向工人灌輸政治知識”，就因為工人時刻面臨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影響和侵蝕以及由此所產生的“自發性”，[86]就因為“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淵源比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久遠得多”，就因為資產階級的“傳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因此，“某一個國家中的社會主義運動愈年輕，也就應當愈積極地同一切鞏固非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企圖作斗爭，也就應當愈堅決地告訴工人提防那些叫嚷不要‘夸大自覺因素’等等的蹩腳的謀士。”[87]這樣，作為無產階級的群眾或者作為群眾的無產階級是必然需要“革命家的組織”來領導的，亦即必須“由政黨來領導的”。[88]同時，他還強調，要使“革命家的組織”或者“無產階級政黨”時刻保持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的本色，就要加強無產階級政黨同普通群眾的聯系，“聯系群眾，也就是聯系大多數工人以至全體勞動者”，它是“革命家的組織”或者“無產階級政黨”的“任何一項工作取得成績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條件”。[89]

　　在無產階級的解放過程之中，無產階級始終既是實現自身解放的主客體的統一，又是實現“人的解放”的主客體的統一。只有這樣，無產階級才能作為一個階級逐漸從“不定型”中走向“定型”、從沒有知識或者無意識的群體變成為有知識或者有意識的群體、從“烏合之眾”變成為眾志成城的集體、從缺乏統一思想觀念的一群人變成為具有馬克思主義理論水準的戰斗隊。

　　但是，自20世紀末以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遇到了空前的挫折，而與此相應的是，當代資本主義通過自身內部的策略性調整取得了一些明顯成效。在此語境下，無產階級因為沒能完全埋葬資產階級并取得革命的徹底性勝利，其革命性開始遭受質疑。于是，有人提出：“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工人越來越不革命”了；[90]“工人階級對社會主義的決定作用并沒有自發地產生。”[91]在筆者看來，這些質疑的確能夠與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某些個案進行對印，但是，馬克思早就提醒過我們，要善于辨別處于解放過程之中的作為“有個性的個人”的無產階級與作為“階級的個人”[92]的無產階級。雖然作為“有個性的個人”的無產階級因為“受了暫時增加工作和工資的誘惑而變成了‘政治工賊’”[93]從而影響“無產階級”“解放”的整個進程，但是它畢竟不能從根本上來改變作為階級而存在的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遭受剝削和壓迫的社會現實和地位。這種個案的對應至多只能被理解為一種表象。因為不革命的工人只是作為個人而存在的，并不是作為一個階級而存在的。而如果當代資本主義能夠把自身的結構性矛盾完全消解于自身的策略性調整之中，那么，革命的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而存在的前提就必然自行消失了。但是，這種可能性只能存在于共產主義革命之中。因為，如果資本對勞動的剝奪依然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慣象的話，那么，“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而開展“革命”的基礎和前提就永遠不會被消解。

　　因此，馬克思的群眾觀決定馬克思哲學絕不是脫離群眾的抽象歷史哲學，絕不是脫離群眾的狹隘實踐哲學，絕不是脫離群眾的書齋哲學，絕不是“什么都行”的實用哲學，而是通過“群眾的實踐”來改變“群眾的世界”從而實現“群眾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哲學。因此，通過根本變革“群眾的世界”來實現人的解放就必然成為馬克思的群眾觀的基本訴求，也必然成為馬克思哲學的基本理論旨趣。

　　余論：馬克思群眾觀的

　　當代啟示

　　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過程中，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一項貼近人心的群眾性事業。

　　堅持馬克思的群眾觀，要善于站在“群眾的立場”審視“哲學家的世界”。將“群眾的因素”以哲學的名義注入“哲學家的世界”，以“群眾的視角”規約哲學家的實踐方式和存在方式從而開闊哲學的視野，在開闊的哲學中把哲學的探究看作是在“群眾的世界”中的再現或者是“群眾的世界”在哲學中的再現，在哲學的歷史傳統和思想軌跡上深深烙上不可消除的“群眾印記”。“哲學尋找最初存在的聯系，向從來沒有離開存在的那些人請教。”[94]選擇“群眾的立場”作為自身的立場，選擇“群眾的視角”作為自身的視角，正是馬克思哲學的基本精神。

　　堅持馬克思的群眾觀，要善于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名義進入、審視和研究“群眾的世界”。“群眾的世界”是由“群眾”的問題和要求所構成的世界。“問題是時代的格言，是表現時代自己內心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95]因此，時代的問題必然首先表現為“群眾的問題”，時代的要求必然首先表現為“群眾的要求”。凝聚時代問題和要求的“群眾的世界”必然為哲學的原創性提供不竭的源泉，必然為哲學的“解釋世界”提供合理的依據，必然為哲學的“改變世界”提供充足的動力。哲學的歷史原則、實踐原則和整體原則是以對“群眾原則”的理解為指導，而對“群眾原則”的理解勢必又是以對“群眾的世界”的生動性的把握為前提，從而使自身的問題意識和哲學感悟由偶然性的結構變成必然性的結構。

　　時代在發展，社會在變遷，不斷從“哲學家的世界”走進“群眾的世界”，再從“群眾的世界”走向“哲學家的世界”，每一次變換過程都會產生思想的躍遷和哲學感悟的升華，都會為時代哲學更加合理地解釋世界與科學地改變世界創造條件。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2期

　　作者單位：牟成文，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院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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