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近年來，中國反腐一路披荊斬棘，一批批官員“落馬”。這期間，秘書腐敗問題引發廣泛關注。本文作者認為，盡管關于“秘書腐敗”的討論很多，但卻鮮見嚴謹深刻的研究。作者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展開分析，認為秘書腐敗本質上是一種權力尋租，與改革過程中形成的“轉軌體制”密不可分。轉軌體制一方面賦予官員在資源分配格局中的優勢地位，另一方面通過尋租關系網絡使這種資源優勢為其秘書所分享。依托尋租市場，通過“關系優勢”獲取“資源優勢”，便成為秘書腐敗的內在邏輯和機制。面對這些現象，理應最大限度地消散租金，最大限度地規范租金的流向，才可能從根本上防治秘書腐敗。

　　本文原載《江蘇社會科學》，轉自“蘭犀君”，特此編發，供讀者參考。

正文

　　近年來，一些領導干部的秘書利用職務之便從事腐敗活動，已經成為一種引人注目的新的腐敗形態。在已經揭發的多起高官腐敗案中，都伴生著嚴重的“秘書腐敗”。曾經將“秘書腐敗”演繹得最為淋漓盡致的可能應數李真案。李真案發時任河北省國稅局局長，但其真正“發跡”卻是在擔任河北省委主要領導的秘書期間。在此期間，李真不但瘋狂收受賄賂、非法占有公私財物，而且其政治能量也十分了得：他以卑微的秘書之職，竟能操縱河北省許多高級干部的升遷沉浮，“想讓誰上就讓誰上”，號稱河北省的“二書記”。連石家莊市市長張二辰為了“前途”都不得不向其行賄。其權勢由此可見一斑。

　　秘書腐敗的嚴重危害性是顯而易見的。然而，盡管現在關于“秘書腐敗”的社會輿論已是沸沸揚揚，但嚴謹的學術研究卻還幾乎是一片空白。有鑒于此，本文將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對秘書腐敗的邏輯和機制做一個初步分析，以期拋磚引玉。

　　▍轉軌體制下的尋租市場

　　以往的社會輿論往往將秘書腐敗歸結為個人問題，傾向于從個人方面去尋找秘書腐敗的原因，要么歸咎于有關領導“沒有管好身邊的人”，要么歸因于秘書個人道德敗壞。這些見解并非沒有道理，但顯然是不完全的。相對于對個體的道德批判，社會學更傾向于從社會結構方面尋找社會行為的動因。

　　在社會學看來，秘書腐敗行為與我國在漸進式改革過程中形成的“轉軌體制”是分不開的。從本質上說，秘書腐敗是利用轉軌體制的漏洞而進行的權力尋租。如果這一看法是正確的，那么，轉軌體制下的尋租市場就應被作為分析的邏輯起點。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每個人都在按照自己的效用函數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然而，不同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手段和方式卻是不同的。從根本上說，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是尋利，一種是尋租。尋利與尋租的本質差別在于：尋利是生產性的，而尋租是非生產性的。尋利是通過向社會提供創造性的或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產品或服務來實現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尋租則是通過權力尋求對已有的或潛在的利潤進行再分配。

　　打個比方來說，尋利活動是通過不斷地做大蛋糕而獲取盡可能大的份額，而尋租活動則是通過強制改變分蛋糕的方式而獲取盡可能大的份額。尋租活動有多種形式，而利用公共權力所具有的壟斷地位和暴力潛能尋租則是最典型的尋租形式。

　　秘書腐敗就是這樣一種典型的尋租活動。它實際上就是利用或盜用公共權力去實現自身效用。這種“效用”，既可以是經濟利益，也可以是政治權力。因此，不管秘書在腐敗過程中追求的是什么，都是可以用統一的尋租理論框架來分析的。

　　任何體制下都存在尋租活動，但在不同體制條件下，尋租活動的形態卻是不同的。秘書腐敗這樣一種特殊的尋租形態就與我國在改革過程中形成的轉軌體制有密切聯系。眾所周知，與前蘇聯和東歐的創世紀式的激進改革不同，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改革。關于“漸進改革”的真正內涵，不同學科有不同的理解。但從政治社會學角度來看，漸進式改革的最重要的特征在于，是以保證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連續性為前提和基礎的。這樣一種改革策略造成了一種特殊的“轉軌體制”：一方面，經濟領域逐漸市場化，利益格局嚴重分化，利益競爭十分激烈；而在上層建筑中，卻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高度集權的社會治理體制。

　　首先，因為市場機制的引入打破了計劃經濟時期剛性的、身份性的社會分層體系，社會分化迅速，社會競爭加劇，大大激發了社會行動者的逐利動機。強烈的逐利動機，既可以演變為生產性的尋利行為，也可以演變為消耗性的尋租行為。到底朝什么方向發展，取決于體制環境。從改革開放多年的實踐來看，“轉軌體制”在促進尋利行為的同時，也促進了尋租活動的發展。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漸進式改革在保證市場平穩發育的同時，也出現了“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

　　以往的多種理論模型都以為，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市場的力量將逐步增長，政府權力將逐漸萎縮，二者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而事實上，雖然市場化改變了整個社會的權力結構，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權力的萎縮。相反，隨著新興市場的成長，政府對市場和社會的總體控制能力非但沒有喪失，甚至不降反增，它所改變的只是權力行使的方式以及權力在不同領域的分配。純粹意義上的“市場過渡”或“增量改革”是根本不存在的。公共權力對市場頻繁的、不規范的干預造成了“市場失靈”。

　　另一方面，國家雖然在市場化改革進程中成功地延續了其高度集權的治理方式，但這并不意味著它的社會治理是有效的和高效的。任何政府的行政資源都是有限的，如果配置不當，則會造成政府失靈。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政府對市場和社會的廣泛干預，不但干擾了市場的正常運行，造成“市場失靈”，而且導致行政資源的錯位配置，反過來造成某些領域中的“政府失靈”。這主要表現“政府越位”和“政府缺位”等兩個方面。

　　市場失靈、政府失靈以及市場和政府協調失靈是尋租行為發生的制度基礎，體制轉軌則不但造成市場失靈，而且造成政府失靈。盡管這樣一種“兩敗俱傷”的結局并不一定是政府有意為之，但在客觀上卻成為租金的重要來源和滋生尋租行為的溫床。

　　與經濟學不同，社會學主要從社會地位的變動來考察尋租活動。有關研究表明，在改革進程中，“社會資本”對社會成員的社會地位的改變始終發揮著顯著作用。所謂“社會資本”，主要是社會成員的“體制內背景”，即與“體制內”各部門和官員之間的“關系”。這種情況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更為明顯：在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的“資源重新積聚”過程中，整個社會的政治資本、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逐漸融匯成“總體性資本”，流入一個“總體性精英集團”手中。

　　社會資本的重要作用以及“總體性資本”的形成，凸顯了轉軌體制下尋租活動的“盛況”。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轉軌體制是一種“倒逼機制”，即誰不尋租，誰就將在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這逼得那些本想從事正當尋利活動的個人和集團也不得不將大量資源投入到尋租活動中，相應地抑制了生產性尋利活動的發展。

　　轉軌體制下龐大的尋租市場構成了秘書腐敗的基礎背景。它不但為秘書腐敗提供了豐富的“餌料”，更重要的是，它奠定了政府官員特別是“領導干部”在整個社會資源分配格局中的優勢地位。正是這樣一種新的“官本位”的資源分配格局為秘書提供了腐敗的機會。其中的秘密在于，那些腐敗的秘書正是靠著“分享”領導干部的資源優勢而“致富”的。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秘書又是如何分享到領導干部的資源優勢的呢？答案是：借助尋租市場中的人際關系網絡。

　　▍尋租市場中的關系網絡

　　二元性的轉軌體制，不但締造了一個龐大的、干部掌握“資源優勢”的尋租市場，而且規定了其中尋租活動的基本品格。正如后文所要論述的，主要由于制度上的原因，我國當前的大部分尋租活動都是通過人際關系網絡進行的。尋租市場中的一張張特殊主義的人際關系網絡對秘書的尋租活動具有特殊意義：通過人際關系網絡的轉換，秘書成功地分享到領導干部的資源優勢地位，從而使資源分配格局發生了有利于秘書的變化。在此過程中，社會關系網絡發揮著重要的資源分配功能。

　　當代社會網絡理論認為，社會關系網絡是正式制度安排之外的一種重要的資源配置方式。這里所說的“社會關系”，不是抽象的“社會關系”，而是人與人之間通過社會交往而形成的實實在在的關系紐帶，比如朋友、親戚、熟人等等。在社會網絡理論之前，居于社會科學主流地位的“地位結構觀”認為，社會資源都是附著于客觀的社會地位之上的，只有占有某個社會地位，才能使用附著于這個社會地位之上的資源。換言之，對于社會資源，只有占有才能使用，占有是使用的前提。

　　與此相反，社會網絡理論則認為，資源不是附著于單個社會地位之上，而是存在于將各種地位串聯起來的社會關系網絡之中的。一個人只要嵌入于某個社會關系網絡，就能夠攝取這張關系網絡上的資源。簡言之，社會資源并不是只有占有才能使用，在社會關系網絡中，資源分配的邏輯往往是“所在即所用”。一個人從所處的人際關系網絡中攝取資源的多寡，取決于他在整個網絡中的位置及其社會地位與其他社會地位之間關系的性質。在一定條件下，在社會關系網絡中具有的“關系優勢”可以轉變為資源優勢。事實表明，秘書腐敗之所以得逞，正得益于他在尋租關系網絡中具有非同尋常的“關系優勢”。

　　秘書的“關系優勢”首先表現在他與領導干部之間的特殊關系。關于領導干部與其秘書之間的關系，有“4M”之說。所謂“4M”，指的是秘書往往同時扮演四種角色：Manager（事務管理者、執行者）、Mother（像母親一樣關心領導）、Model（具備良好的形象舉止）、Maid（像侍女一樣照顧好領導）。這四個M道出了領導—秘書關系的復雜性：

　　第一，這是一種交往頻次很高，感情涉入很深的“強關系”；

　　第二，這是一種雜有公與私、功能性與情感性、制度性與私交性等多種屬性的混溶性關系；

　　第三，這種關系是壟斷性的，除了秘書，沒有任何人能夠和領導形成這樣一種特殊關系。

　　與領導干部的特殊關系是秘書尋租的最重要的“社會資本”。

　　首先，利用與領導干部的親密關系，秘書可以獲得大量的內部信息。租金是權力干預的結果。在不同的干預方式下，租金的產出方式是不一樣的。因此，及時、充分地獲取有關政府干預的信息，對于佃租者實現租金最大化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信息的披露是等級制的。領導級別越高，獲知有關的信息就越早，手中掌握的信息也越重要。而領導的秘書，由于與領導密切接觸，往往能夠獲取大量的內部信息。由于對信息披露的嚴格控制，使信息成為尋租市場上的稀缺資源，于是秘書就可以通過向佃租者叫賣內部信息而獲取租金。

　　其次，與領導干部的密切關系，有利于秘書直接盜用公共權力。在上面這種秘書腐敗情形中，秘書還只是“倒買倒賣”公共權力，而在有的情況下秘書還可以直接盜用公共權力進行腐敗。秘書與領導之間公私難辨的“4M”關系，使秘書能夠以領導的代理人的身份出現，秘書的言行舉動往往被視為“領導的意圖”。在這種情況下，秘書的一舉一動到底是他個人的意圖還是“領導的意圖”往往無法查證，實際上也沒有人敢去查證，這就給了秘書以假公濟私的機會。

　　最后，與領導之間的密切關系，本身即構成一種權力，可以直接用于尋租。個中機制在于，利用與領導的“4M”關系，秘書對領導的決策和意志具有潛在的影響力。第一，政治溝通機制不夠健全，下情難以全面上達，領導難以做到“兼聽則明”；第二，秘書本身即是政務信息處理中的重要一環，他可以通過對信息的選擇性報送而影響領導的取向；第三，秘書與領導朝夕相處，擁有非常豐富的影響領導決策的機會。通過體制的傳輸和擴大，秘書對領導的潛在影響力可以轉變為對有關機構、部門、官員的支配性權力，利用這一權力秘書可以直接尋租。

　　在王寶森案件中，王的秘書閻振利從北京某區財政局“借”走20萬元遲遲不還，但該區財政局不但不敢催還，反而暗中幫助平了帳。該區財政局之所以“得罪不起”閻振利，原因就在于擔心他對王的潛在影響力。

　　除了與領導的特殊關系外，秘書的“關系優勢”還表現于他在整個尋租關系網絡中所具有的“位置優勢”。在一個由領導、秘書和佃租者等三方構成的尋租關系網絡中，秘書和領導之間形成的是一種強關系，而領導與佃租者之間的關系，由于兩者地位懸殊，再加上正式制度安排和意識形態的約束，二者直接形成強關系的可能性很小，往往只是一種弱關系，甚至沒有關系。這樣，整個尋租網絡中就出現了一個“結構洞”。這個結構洞賦予秘書的位置以特殊的意義，即佃租者與領導之間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必須通過秘書這個中介。這就是秘書在尋租關系網絡中的“位置優勢”。

　　秘書可以把這個“位置優勢”轉變為資源上的控制優勢。作為領導與佃租者之間的中介，秘書擁有相對于領導和佃租者的信息優勢，即秘書同時了解領導和佃租者的信息，而領導與佃租者之間則彼此不了解，他們的信息溝通需要通過秘書來中轉。在此過程中，秘書就可以利用信息優勢對他們進行操縱。這又可以分為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如果是某位領導本身腐敗，想把手中的權力“變現”，秘書就可以利用自己對佃租者的了解為其尋找買方。

　　第二種情況，如果領導本身無意腐敗，而是佃租者主動尋租，那么秘書則可以利用自己對領導的了解為其牽線搭橋，從中疏通，實際上是尋找賣方。在此過程中，秘書實際上是利用他在尋租關系網絡上的“位置優勢”做起了“經紀人”的買賣。在此過程中，通過“做局”，不管是買方還是賣方，秘書都可以從中收取傭金，即“抽租”。這樣，秘書就成功地將其“位置優勢”轉換為“資源優勢”，自然也就將自己的秘書職位變成了腐敗的通道。

　　總而言之，借助于社會關系網絡的觸角和脈胳，秘書可以成功地分享政府官員特別是領導干部在轉軌體制下的資源優勢。其內在機制在于，利用“所在即所有”的“關系”邏輯，不斷將“關系優勢”轉換為資源優勢。

　　▍社會關系網絡與正式制度安排

　　社會關系網絡雖然具有與正式制度安排不同的運行機制和資源分配邏輯，但它并不是脫離于正式制度安排而存在的。相反，它與正式制度安排是緊密相聯的。就尋租關系網絡而言，它就像攀緣于轉軌體制之上的長春藤，基本上是靠著轉軌體制這棵大樹而成長和蔓延的。

　　從宏觀層面來講，尋租關系網絡盛行的主要原因在于兩個方面：一是，對于正當的尋租活動，轉軌體制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機制；二是，與此同時，對腐敗性的尋租活動，轉軌體制缺乏有效的監控機制。

　　所有尋租活動都是非生產性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尋租活動都是腐敗性的。因為市場不是萬能的，利用公共權力對生產過程中的利潤進行再分配，不論是對社會的正常運行，還是對提高市場效率，都是非常必要的。只要有公共權力介入，就會有尋租活動。從這個意義上說，一些尋租活動是社會和市場正常運行必然發生的交易成本，它們雖然是非生產性的，但并不是腐敗。確切地說，腐敗只是尋租活動的一個子集，僅指那些損害經濟效率、妨礙社會良性運行的尋租活動。

　　任何體制都不可能將腐敗活動制度化，因此腐敗性的尋租活動只能通過幕后的人際關系網絡來進行。毋庸諱言，我國當前的二元性轉軌體制滋生了大量的腐敗活動，這些腐敗活動上上下下營造了一個龐大的人際關系網絡———李真案就是如此，事實表明，盡管當前政府對腐敗活動的態度非常嚴厲，但從效率上說，它對腐敗活動的監控還是很不夠的。

　　與此同時，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我國社會利益格局已經發生劇烈變動，各種利益群體之間嚴重分化，它們迫切希望在政治上表達自己的利益，但由于高度集權的社會治理方式及其意識形態的影響，我們始終沒有建立起適應新形勢的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機制。而這種機制的缺乏，也使大量正當的尋租活動也不得不通過關系網絡來進行。其結果，造成了尋租關系網絡的滋生和蔓延。

　　另一方面，一些微觀層面的制度安排也是造成尋租關系網絡大行其道的原因。這主要表現在，過去一段時間，缺乏健全的秘書選拔和任用制度，秘書職業化程度很低。

　　建國以來，我國黨政機關的秘書工作制度幾經更迭，但總的趨勢一直是強調秘書工作的政治性，對其職業性和專業性重視不夠。因此，直到現在我們仍未建立起職業化的秘書制度。這一點在領導干部的秘書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通常的情況是，秘書名義上由組織配備，但實際上是由領導自己挑選，往往是領導看上某人，就選到“身邊”擔任秘書；服務數年之后，領導干部再選擇一個合適的機會為秘書“安排”一個位置。

　　在轉軌體制下，這種用人制度仍然保留下來。這樣一種秘書選拔和任用方式，顯然容易導致秘書與領導之間關系的私人化、特殊化。從領導這方面來講，在缺乏制度監督的情況下，他自然會選自己在感情上非常投合的人。據報道，陳希同的秘書陳健就是因為乒乓球打得好，善于陪陳玩乒乓球而被陳看中的；李真在任省委主要領導秘書期間，其胡作非為早已引起非議，但仍然被“安排”為省國稅局局長。

　　反過來，從秘書這方面來講，由于缺乏程序化的晉升機制，他一旦成為領導的秘書，就“一入豪門深似海”，出頭之日須耐心等待領導覺得“合適”的時候對其進行“安排”。由于選拔和任用全系于領導一人之手，那么秘書所能做的，就只能是通過自己對領導的無限忠誠來換取領導的“安排”。這樣一來，領導和秘書之間自然容易形成兼具公與私、情感性和工具性的“上恩下惠關系”。

　　這么一種特殊關系，一方面由于它“將個人的忠誠、制度角色的履行以及物質利益聯系在一起”，使組織難以監督；另一方面，也使秘書在各級領導干部成為尋租活動的重點對象的大環境下，難以超然物外、潔身自好。特別是一些本身即腐敗的領導干部在搞腐敗活動時往往讓秘書充當馬前卒，此時讓身為“過河卒”的秘書拒絕腐敗簡直是不可能的。

　　秘書任用制度的非職業化，賦予秘書在尋租關系網絡中的特殊位置，這一特殊位置固然是其實施腐敗的優勢，但反過來，它其實也構成秘書拒腐防變的劣勢。從正式制度安排的角度來看，應該說，秘書既無權也無錢，在資源占有上處于劣勢。如前所述，秘書唯一擁有的是“關系優勢”。然而，這種“關系優勢”，如果不通過尋租轉化為資源優勢的話，是沒有什么實際意義的。這是其一。

　　其二，秘書所具有的“關系優勢”，因其壟斷性和稀缺性而成為許多利益集團爭相投資的對象，他們會通過多種途徑和方式拉秘書“上賊船”。此時秘書就會面臨一個兩難困境：如果不利用自己的“關系優勢”尋租，那么不但得罪利益集團，而且自己在資源分配上將繼續處于劣勢；相反，如果主動利用“關系優勢”尋租，不但令利益集團滿意，而且也能改變自己的資源劣勢地位。前者是負和博弈，后者是正和博弈。在這樣一種博弈格局下，秘書如果沒有良好的意志品質，是很難經得起誘惑的。

　　換句話說，關于秘書任用的制度安排，使秘書嚴重地“地位相悖”：在正式制度安排中的處于劣勢，而在尋租關系網絡中則處于優勢，二者嚴重不對稱。這一“地位相悖”困境，易使秘書心理失衡，一不小心即成為尋租者俘獲的對象，成為其尋租關系網絡中的重要一環。還有，在很多時候，秘書自信能夠“搞平衡”，結果卻往往掉入利益集團精心設計好的陷阱中。

　　▍結論與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秘書腐敗的發生與我國改革過程中形成的特殊的轉軌體制是分不開的。政府對市場的干預造成了尋租市場，使政府官員特別是領導干部在整個資源分配格局中處于優勢地位；與此同時，通過轉軌體制在尋租市場內塑造的尋租關系網絡，又進一步使領導干部的資源優勢為其秘書所分享。這就是從正式制度安排上看起來無權無錢的秘書能夠掀起腐敗波瀾的邏輯所在。

　　根據上面的理論分析，我們相應地有以下三個方面的政策建議：

　　首先是加快社會主義市場化改革進程，把政府干預減少到絕對必要的程度，與此同時，不斷提高政府進行市場干預的規范化和法治化程度；其次是加快社會主義民主化進程，一是加強對有關領導干部的民主監督。二是建立健全政治溝通機制，保證政務信息的暢通和透明。三是適應市場化改革的最新形勢，建立健全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機制；最后是改革領導干部的秘書任用制度，基本方向是加快職業化進程，規范秘書和領導之間的關系。

　　上述所有政策的目標實際上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最大限度地消散租金，二是最大限度地規范租金的流向。只有這樣源流兼治，才能從根本上防治秘書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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