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費爾巴哈《黑格爾哲學批判》以“主賓顛倒”的方式批判了黑格爾的思辨唯心主義,確立了唯物主義的價值觀,但由于費爾巴哈消極對待黑格爾辯證法思想的合理內涵,最終走向了歷史唯心主義。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實質上是一種未完成的、沒有統一邏輯的過渡性文本,但馬克思在文本中對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人的政治異化狀態的探討展現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傾向和態度。從某種意義上說,《黑格爾哲學批判》為歷史唯物主義的源起和誕生奠定了哲理基礎;《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不僅代表著歷史唯物主義的源起,也為其誕生、發展奠定了有效的學理基礎。

　　費爾巴哈的《黑格爾哲學批判》和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是歷史唯物主義誕生和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的文獻,也是費爾巴哈和馬克思第一次專門系統地批判黑格爾哲學的著作。研究與比較《黑格爾哲學批判》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對于分析費爾巴哈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內在關聯,探索歷史唯物主義的源起、誕生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筆者將在分析費爾巴哈《黑格爾哲學批判》和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基本內涵的基礎上,對兩者的相同與不同之處加以對比,以期得出一些有效結論。

　　一、費爾巴哈《黑格爾哲學批判》的突破、缺失與錯位

　　與青年黑格爾派其他成員不同,費爾巴哈對黑格爾的批判以批判其思辨唯心主義哲學為核心任務,著眼于對整個黑格爾哲學體系的批判。《黑格爾哲學批判》可以看作他與黑格爾哲學思想徹底決裂而轉向唯物主義的標志,因為“在《黑格爾哲學批判》這篇著作中,費爾巴哈第一次整個地,而且永遠地轉到唯物主義立場上來了”。

　　(一)突破: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確立

　　在《黑格爾哲學批判》中,費爾巴哈通過批判黑格爾從絕對精神理念出發闡釋現實世界的觀點,揭露了黑格爾哲學的根本錯誤和內在矛盾,確立了從直接感性而又具體真實的存在出發解釋世界的立場,從根本上顛覆了黑格爾的哲學系統,“通過這種批判,他宣告了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的‘終結’,重新確立了唯物主義哲學的權威”。在《黑格爾哲學批判》中,費爾巴哈的這一工作主要從兩方面加以完成:

　　第一,追溯了黑格爾哲學形成和發展的理論淵源。從費希特的“知識學”到謝林哲學的“絕對同一”,再到康德哲學的“不可知論”,費爾巴哈在論及他們與黑格爾哲學內在關聯的基礎上,質疑了黑格爾邏輯學以普遍、絕對、必然、直接的“純粹存在”作為哲學開端的觀點,反駁了黑格爾所謂的“彼岸的絕對精神天堂”。費爾巴哈指出:黑格爾“把細看起來極度可疑的東西當作真的,把第二性的東西當作第一性的東西,而對真正第一性的東西或者不予理會,或者當作從屬的東西拋在一邊”。也就是說,不是永恒、絕對的精神理念,而是直接感性的、自然的人和真實具體的存在才是哲學真正的起始點。換言之,費爾巴哈以“主賓顛倒”的方式將黑格爾已經顛倒的“主詞”和“賓詞”的邏輯關系再次顛倒了過來。這樣,費爾巴哈“力圖通過追溯近代以來思辨哲學發展的源流,來揭示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之‘根基’;并力圖通過顛覆這個根基,來瓦解黑格爾哲學體系本身”。

　　第二,指明了黑格爾哲學的根本錯誤是顛倒了思維與存在的邏輯關系。費爾巴哈從發生學觀點的批判哲學的角度出發,剖析了這一根本錯誤的根源所在及其所導致的內在矛盾。費爾巴哈認為,黑格爾之所以不能如實區分主觀表象與客觀客體并進而把握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就是因為黑格爾缺乏“發生學”的思維,即不去研究對象的源起,也不懷疑對象的真實、表象與否,而是強制地去規定對象的本質,將哲學的開端規定為無條件的、直接的純粹實在,然后武斷地按自己的想象去加以推演、證明。這種帶有先見的把握事物的方式使黑格爾無法真實地把握事物的本質,因而也無法把握思維與存在的本質關系。此外,費爾巴哈還指出了黑格爾哲學的內在矛盾,即在《邏輯學》中被黑格爾直接假定的、純粹抽象而又空洞的存在無法證明與駁倒那感性直觀而又現實的存在,以及在《精神現象學》中黑格爾所謂的共相、一般與概念這些“實在”,但其實是作為自我思想和自我意識的對象的存在同“作為感性意識的對象的存在之間的分歧”等矛盾。

　　總而言之,費爾巴哈在《黑格爾哲學批判》中并不是單獨、孤立地對黑格爾哲學展開批判,而是將之置于整個德國古典哲學乃至整個近代思辨哲學體系之中,通過追溯黑格爾哲學歷史與理論的淵源,以及通過對黑格爾哲學體系的“主賓顛倒”,并站在“發生學”的角度解釋黑格爾哲學思想的錯誤根源等,從根本上顛覆了黑格爾思辨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打破了以黑格爾哲學為代表的歐洲近代唯心主義哲學體系,“恢復、捍衛并進一步發展了17—18世紀先進的唯物主義傳統”,確立了唯物主義的哲學價值觀。這是費爾巴哈《黑格爾哲學批判》的一大突破,也是其劃時代意義之所在。

　　(二)缺失與錯位:黑格爾辯證法與歷史唯心主義

　　費爾巴哈《黑格爾哲學批判》的缺失在于,他在批判黑格爾哲學時,“在顛倒主語與謂語的同時,將黑格爾關于現實社會如何不符合理性規定的這樣的辯證法思想也拋棄了”。換言之,費爾巴哈對黑格爾辯證法是持消極態度的,“他認為對立范疇的統一只有在抽象概念中才是可能的……作為認識方法的辯證法對他卻是格格不入的。費爾巴哈注意的中心點是證明自然界的客觀性,而不是它的可變性”。恩格斯在評價18世紀的唯物主義時曾指出:“它不能把世界理解為一種過程,理解為一種處在不斷的歷史發展中的物質。這是同當時的自然科學狀況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形而上學的即反辯證法的哲學思維方法相適應的。”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第二章中還進一步指出,對于19世紀上半葉身處窮鄉僻壤的費爾巴哈而言,囿于自然科學尚不發達的時代背景與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歷史傳統,再加上生活環境的與世隔絕,費爾巴哈不可能根據自然科學的發展變化,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上進一步發現物質世界辯證運動的特性。這正是費爾巴哈在《黑格爾哲學批判》中消極對待黑格爾辯證法積極意義的根源所在。

　　由于對辯證法思想持消極態度,費爾巴哈無法將事物理解為一個相互作用、辯證發展的運動過程,更無法在社會的、歷史的視野下以辯證運動的方式看待世界。費爾巴哈沒有意識到,人的本質的實現并不簡單等于現實生活的全部內容,而是在顛覆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的根基后,在把握感性現實的人時,還應該了解到人也是集結了各種具體社會矛盾的人。所以,費爾巴哈“感性的自然人”概念其實表達的只是單個、孤立、片面的人,而非社會、政治、歷史的人,站在社會歷史的角度,某種程度上費爾巴哈又將人的概念抽象化了。這一錯誤進一步發展則表現為:在社會歷史領域,當費爾巴哈面對社會改造的問題時,由于不能以運動的、辯證的觀點對待事物,以及由于他對人的片面化理解,致使其始終無法真正突破傳統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束縛,在看待人類社會歷史和解決社會問題方面逐漸陷入了對宗教道德的依賴之中。因此,“費爾巴哈在理解社會發展方面仍然是一個唯心主義者”,雖然他從唯物主義的立場出發,但最終卻又回到了唯心主義的世界。費爾巴哈辯證法思想的缺失使其無法看到人的社會性和政治性,進而不能辯證、歷史地解釋人類社會,致使他在《黑格爾哲學批判》之后對人本質的定義、對社會和歷史的理解出現了錯位。

　　二、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啟示、布局及局限

　　與費爾巴哈的不同之處在于,馬克思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集中于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通過抄錄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倫理法中“內部國家法”一節(第261—313節),批判了黑格爾的國家觀。雖然馬克思的批判只涉及黑格爾法哲學的一部分,但其批判的鋒芒卻直指黑格爾哲學的要害之處。

　　(一)啟示:《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過渡性質

　　學術界的主流意見是把《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作為馬克思從唯心史觀向唯物史觀的過渡,但一些學者只是純粹地從《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文本內容出發而做出這一結論,卻忽略了在文本內容的基礎上去探究馬克思在撰寫《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時所受到的外部影響,以及在寫作過程中馬克思內心所受到的啟發,并由此進一步推動馬克思向歷史唯物主義立場轉變的過程。換言之,《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過渡性質決定了對它的研究應該是一個前后連貫的系統過程,而非人為、主觀地將之預設為一個擁有統一邏輯的經典文本,并且只是單純地集中于這個文本。因此,我們必須從馬克思寫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時的前后過程中對文本加以考察。韓立新認為,黑格爾受亞當·斯密政治經濟學的影響,其法哲學中的“市民社會”概念含有經濟社會的性質因素,再加上馬克思在寫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之后又收到了恩格斯寄來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很有可能使得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的過程中“逐漸體會到市民社會概念的經濟學意蘊及其把握近代社會結構的方法論意義”。由于受到這一啟發,馬克思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不再從國家哲學的視角而是從分析市民社會內部開始,并開始感受到市民社會概念中所內含的經濟學性質。朱學平則根據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關于撰寫《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自白提出,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由于在出版自由、林木盜竊等問題上“敏銳地洞見到了普魯士國家立法機關的階級和利益本質……指出普魯士國家的行政機關實際上構成了一個與廣大人民相對立并且凌駕于其上的特殊利益集團”,而非黑格爾法哲學中所謂的“普遍利益的代表者”。這一社會現實啟發了馬克思開始反思除黑格爾國家哲學之外解決國家和市民社會異化的途徑。通過對黑格爾法哲學行政權和立法權的批判,馬克思的思想發生了轉變,開始意識到不是國家決定一切,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因而不再堅持政治國家的政治變革,而是認為應該從構成國家基礎的市民社會出發,“通過揚棄市民社會的異化,來消除國家和市民社會的異化。這正是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之后遵行的基本的思路”。正是思想方面的這一變化使得馬克思停止了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對黑格爾的批判。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早在1842至1843年《萊茵報》時期,馬克思首先因為林木盜竊和地產析分問題而“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這是他“去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因”。且在此過程中馬克思逐漸察覺到了普魯士國家行政機關階級利益的本質。以上因素使他產生困惑并于1843年開始撰寫《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以探討解決問題的方法。但是物質經濟因素對馬克思的啟示以及馬克思對普魯士國家階級本質的逐漸洞悉,使得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法哲學的過程中思想不斷發生碰撞和轉變,以致馬克思在1843年中后期終止了批判,隨后收到的恩格斯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則進一步推動了馬克思思想的轉變,即解決人的異化問題的方式不再是堅持黑格爾“國家決定市民社會”的觀念,相反,應該從市民社會內部出發,并站在經濟學的視角,探索市民社會內部的物質經濟因素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突破口。這一轉變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之后馬克思于1844年初發表在《德法年鑒》上的兩篇論文中表現得十分顯著。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除了提出“市民社會的成員,就是政治國家的基礎、前提”即“市民社會決定國家”這一隱性結論之外,還分析了貨幣這一經濟因素與市民社會的內在關系,并據此提出從市民社會內部出發以消除人的政治異化。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進一步提出在市民社會內部應由無產階級來完成克服人的政治異化的任務。隨后,馬克思在不斷汲取費爾巴哈唯物主義與黑格爾辯證法合理內核的前提下,相繼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將這一正在變化、發展中的想法逐漸深化、完善,最終逐步擺脫了黑格爾法哲學的國家學說框架,將研究的重心從國家逐漸轉向了國民經濟學領域。換言之,馬克思在從市民社會內部出發的前提下,開始更多地從物質生產和經濟關系這一根本性、決定性的因素出發來闡釋社會形式、國家性質以及人類社會的歷史,最終確立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因此,當我們從馬克思撰寫《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前后過程的角度來討論這一文本時就會發現,馬克思一開始就受到了物質經濟因素及社會現實的影響和啟示,這一啟示促使馬克思的思想立場不斷發生變化,也使得《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成為一種未完成的、過渡性質的文本,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發展進程中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

　　(二)布局和局限:《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寫作思路與問題視角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對黑格爾的批判是以抄錄原文并加以評述的方式而展開的,因此,馬克思基本上是按照黑格爾法哲學“君王權—行政權—立法權”的邏輯順序分別對黑格爾“君主制國家”“官僚政治”“等級制國會”的主張展開了批判。通過批判,馬克思堅持了從現存的現實出發的立場,強調了通過建立民主制國家以消除人的本質的異化的觀點,并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之后逐漸得出了“市民社會決定國家”“從市民社會內部出發以揚棄人的異化”的結論。這大致構成了馬克思整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內容布局與寫作思路。黑格爾認為國家是普遍性和統一性的事物,作為國家本質環節的主權則是具備主體性和人格性的“最后決斷”,且“整體的這一絕對作決斷的環節就不是一般的個體性,而是一個個體,即君主”。因此,君主制國家是最理想的國家形式。在此前提下,通過官僚體系監督與協調的行政職能的發揮,通過等級制國會立法權的行使與中介作用的發揮,以彌合國家與市民社會以及社會各等級之間的利益矛盾,確保君主和國家“決斷”的貫徹執行,從而克服私人的特殊利益,實現國家的普遍利益,最終實現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同一和人的異化的揚棄,在國家——這一實體化的普遍物——階段推動倫理在更高層次實現統一性的復歸。

　　對此,馬克思依次展開了反駁。馬克思認為,黑格爾對國家的闡釋完全顛倒了“主賓”,真正的主體是現實的人民,包括法律與制度在內的國家是人民自我規定的結果。因此,“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君主制卻不是民主制的真理”,理想的國家形式是民主制國家而非君主制國家。而黑格爾對行政權和立法權的規定本意是要折中調和國家與市民社會的矛盾沖突,實現特殊利益與普遍利益的統一。但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君主制國家觀點的基礎上,通過對市民社會同業公會的分析和對長子繼承制的討論進一步指出黑格爾所謂的官僚機構是與人民利益相敵對的特殊利益集團,等級制國會是與國家政府相對立的私人等級,因此,黑格爾所謂的國家其實是私有財產規定的國家,是一定階級而非普遍等級的利益守護者。馬克思從現實的社會人和政治人的角度出發,通過確立“人民自我規定”的原則,批判了黑格爾對王權、行政權及立法權的闡述。此外,馬克思在肯定黑格爾把握歐洲近代社會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二元分離、對立這一根本特征的同時,也指明了黑格爾無視現實事物的固有規定,從抽象、絕對的概念出發,強制武斷地去規定事物的本質,因而造成了他的主觀意志與現實事物相矛盾的結果,導致了黑格爾法哲學國家理念與市民社會理論的二律背反。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局限性主要體現為他分析問題的視角和解決問題的方式。從整體上看,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主題內容有二:一是討論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內在關系,二是探索政治異化的問題。從第一方面的內容來看,馬克思在費爾巴哈“主賓顛倒法”的前提下,提出了“從現實存在出發而引申出國家”的觀點,并做了“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前提”的論斷,體現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但是綜觀整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馬克思實際上并未真正深入探討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內在關系,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前提“并非馬克思經過深思熟慮得出的結論,而只是顛倒黑格爾哲學的主謂詞關系得出的一個必然的邏輯推論……只是馬克思從邏輯出發做出的一個素樸的猜測”。因此,在討論第二方面的內容時,馬克思沒有真正將“堅持從市民社會出發”的歷史唯物主義態度一以貫之下去,反而認為“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國家就消失了”,即民主制國家才是揚棄人的政治異化、消除國家與市民社會二元對立、實現個人與國家同一的道路。這說明“國家決定市民社會”此時仍是隱藏在馬克思潛意識里的觀點。這里馬克思一方面帶有費爾巴哈宗教神學批判的色彩,通過批判抽象的政治天國以揚棄現實中異化的政治國家;另一方面,馬克思對人的政治異化的分析、對人的政治與社會性質的重視,以及探索通過民主制國家消除國家與市民社會異化并對現實中的普魯士國家加以抨擊的做法帶有濃厚的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和青年黑格爾派自由主義思想的色彩;最后,此時的馬克思“還籠罩于黑格爾的國家觀之下,還沒能擺脫黑格爾左派的國家批判和宗教批判的政治立場”。

　　三、《黑格爾哲學批判》與《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之比較

　　在論述費爾巴哈《黑格爾哲學批判》和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基本內涵的基礎上,我們分別從任務目的、思想立場、寫作方法、內容主題、著作意義和思想局限等六個角度對兩者展開比較分析。

　　第一,任務目的。費爾巴哈《黑格爾哲學批判》針對的是整個黑格爾哲學體系,它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對哲學基本問題的探討,從整體上批判黑格爾哲學,通過對黑格爾思辨唯心主義的批判,把人從抽象的理論和純粹的邏輯中解放出來,進而發展和確立唯物主義的哲學價值觀。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主要針對黑格爾法哲學體系中的國家學說部分,它的主要任務就在于通過抓住黑格爾法哲學的要害之處——國家理念,以批判整個黑格爾法哲學,進而揭露整個黑格爾哲學體系的矛盾之處,從而探索揚棄人的政治異化,實現個人與國家同一的新道路。換言之,費爾巴哈的目的是破舊立新,通過批判整體而顛覆整體,從而打破舊的哲學體系——德國古典哲學體系,發展和確立新的哲學觀——人本主義的唯物主義。而馬克思的目的是道路探索,通過批判部分而批判整體,探索消除國家與市民社會二元主義,實現私人生活與政治生活同一的政治道路。

　　第二,思想立場。費爾巴哈《黑格爾哲學批判》通過對哲學開端問題的討論,將黑格爾關于精神和物質、意識和存在的邏輯關系加以顛倒之后,指出應堅持將現實、直接、感性、具體的存在作為哲學的邏輯起點。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基本繼承了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思想立場,但又進一步將之發展和深化。馬克思在文本中一方面表現出了從市民社會的角度出發解決問題的立場,同時又在討論人的政治異化問題的過程中,進一步從現實的、政治的人出發探索解決問題的道路,更加突出了人的社會性質。這兩種思想立場在體現唯物主義立場的同時,某種程度上也體現了馬克思正在形成和發展中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傾向和態度。

　　第三,寫作方法。費爾巴哈在《黑格爾哲學批判》中以“主賓顛倒”的方式對黑格爾展開批判,但法國學者阿爾都塞指出:費爾巴哈將黑格爾的“主詞”和“賓詞”加以顛倒之后,又在某種程度上將他顛倒過來的“自然人”和“感性存在”等概念抽象成為黑格爾式的孤立、原始的基本概念。因此,一定程度上費爾巴哈的“主賓顛倒”只是站在哲學基本問題的立場上,面對黑格爾“意識決定存在”的觀念,將之加以單純、簡單的邏輯顛倒而已。盡管這對于唯心主義的批判和唯物主義的確立意義重大,但是費爾巴哈在這里僅僅只是完成了一種邏輯上的純粹顛倒,卻沒有在“主賓顛倒”之后進一步思考他所確立的哲學邏輯起點本身應當具備的社會性質與政治性質。而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汲取費爾巴哈“主賓顛倒”方式的同時,又超越了費爾巴哈意義上的“顛倒”。馬克思在文本中對政治異化問題的探討使得我們意識到馬克思在堅持“現實的存在”這一哲學邏輯起點的同時,更加重視現實的人本身所具有的社會性,更加關注現實的人的政治生活,這就在費爾巴哈自然人概念的基礎上使人的本質具有了社會與政治的性質。因此,馬克思批判黑格爾時,在費爾巴哈對黑格爾哲學“邏輯顛倒”的基礎上進一步將費爾巴哈顛倒過來的內容概念加以深化,使這些概念本身所包含的內容更加社會化、現實化。馬克思的這一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們在現實的同時也是社會的、政治的人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歷史的人奠定了基礎,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和立場。

　　第四,內容主題。費爾巴哈《黑格爾哲學批判》的主要內容是站在哲學基本問題的立場,對包括黑格爾哲學在內的德國古典哲學的批判,即費爾巴哈將黑格爾哲學置于整個德國古典哲學框架之下,通過追溯謝林、費希特等人的思想指明了黑格爾哲學的理論淵源,通過梳理德國古典哲學的發展脈絡以批判黑格爾哲學,又通過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顛覆整個德國古典哲學乃至整個近代唯心主義體系,從而確立唯物主義的原則。在這里,費爾巴哈的主題是哲學。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內容主要圍繞針對黑格爾國家學說的批判而展開,依次對黑格爾君王權、行政權與立法權加以批判構成了馬克思寫作的思路與邏輯,在這一思路和邏輯的基礎上,對國家與市民社會內在關系的探討,以及對政治異化問題的研究是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主要內容。馬克思在合理吸收費爾巴哈對哲學問題闡述的前提下,進一步討論了政治國家同市民社會的異化問題,以及探索了現實的人通過政治改革揚棄異化的狀態,實現與政治國家同一的政治道路。因此,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主旋律是政治。

　　第五,著作意義。費爾巴哈《黑格爾哲學批判》的意義在于它對唯心主義的批判、顛覆,以及對以往舊機械唯物主義的發展和對新唯物主義思想、立場的確立。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在秉持唯物主義立場、態度的同時,進一步對現實中的政治國家、市民社會,以及現實中的人的屬性進行了有益的探討。馬克思在政治異化方面對人的異化問題的闡述使得現實中的人們開始成為具有政治性質和社會性質的人,這在一定程度上為此后馬克思在社會歷史的視野下進一步討論歷史的人,推動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轉向奠定了基礎。因此,對費爾巴哈《黑格爾哲學批判》意義的探討主要集中于唯物主義方面,而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深刻意義則主要在于歷史唯物主義領域。

　　第六,思想局限。費爾巴哈《黑格爾哲學批判》的思想局限突出表現為他對黑格爾辯證法思想的消極對待,而對內含革命性因素的辯證法思想的漠視使得費爾巴哈顛倒過來的“人”或“感性存在”只是一種自然屬性的片面存在,費爾巴哈無法更進一步地看到現實的存在之間的普遍聯系與特殊性質,也不能發現事物彼此之間的相互作用、發展規律、矛盾運動,因而無法窺見事物的社會性與歷史性。因此,費爾巴哈在《黑格爾哲學批判》之后將批判的重心逐漸轉移到了宗教與神學領域,但當他面對社會改造的問題時,就無可避免地陷入了對宗教道德的依賴之中,最終走向了歷史唯心主義。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雖然進一步討論了人的政治性問題,但在政治異化的問題上,一方面馬克思囿于黑格爾的國家觀仍然堅持通過民主國家的方式實現異化的揚棄,另一方面馬克思從現實的人出發,對人的政治異化的分析則體現了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唯物主義對馬克思的影響。與此同時,對于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馬克思在文本的開頭部分還表現出了從市民社會到國家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傾向。因此,馬克思思想發展轉變過程中的法哲學傾向、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傾向和歷史唯物主義傾向,這三種邏輯之間的相互交織與矛盾沖突之處共同構成了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思想局限,并使得《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實質上成為馬克思思想發展歷程中的一種過渡性文本。總而言之,費爾巴哈的思想局限是源于他始終無法擺脫歐洲近代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局限性,致使其最終犯下了歷史唯心主義的錯誤。而馬克思思想的局限性本質上則是其思想處于變化、發展階段的一種思想反復、思想矛盾、思想磨合的表現。

　　四、結語

　　在以上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就費爾巴哈《黑格爾哲學批判》、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內在聯系方面可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從費爾巴哈在《黑格爾哲學批判》中通過對哲學開端問題的研究以確立“感性、現實的存在”為邏輯的起點開始,到后來逐漸以宗教神學為批判重心,費爾巴哈的思想實質上一直停留在哲學理論的層次,他從未在社會歷史的領域內真正觸及事物的現實性與社會本性,反而在社會改造、歷史實踐等問題上迷失于抽象的宗教天國之中。因此,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只是為歷史唯物主義的誕生、發展奠定了一定程度上的哲理基礎。但由于費爾巴哈本人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以及費爾巴哈唯物主義本身所固有的局限性,整體上費爾巴哈思想的科學性與積極意義只能是大致止步于唯物主義的領域,它無法在討論思維與存在這一哲學基本問題的基礎上進一步上升到對人類社會性質和人類歷史,即歷史唯物主義領域的探討。

　　第二,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發展是馬克思在汲取和改造黑格爾哲學與費爾巴哈哲學合理內核的基礎上完成的,這一行為雖然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并未顯著地體現出來,但馬克思在文本中已經進行了有益的初步嘗試。雖然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關注的重心是黑格爾國家哲學,且他在探索異化問題解決的道路時仍然傾向于借助國家的力量。但是如前所述,馬克思此時的思想還處于轉變、發展的階段,在黑格爾國家觀的影響下馬克思仍舊在潛意識里保持了“國家決定市民社會”的傾向,但馬克思的思想在這個時候是不斷地發生邏輯上的矛盾沖突和摩擦碰撞的,正是在批判黑格爾的過程中馬克思不斷變化的思想使他意識到黑格爾的國家道路行不通,于是他在終止批判后在后繼的《德法年鑒》與《神圣家族》中逐步地將他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開頭部分得出來的“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前提”這一邏輯上的樸素結論加以完善、充實,將之上升到“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理論層次,這實質上才是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想要得出的真正結論。但與此同時,國民經濟學對馬克思的啟發作用愈發強烈,在馬克思從市民社會內部出發尋找方法以消除人的本質的異化狀態時,馬克思越來越深入地意識到市民社會內部的經濟因素才有可能是決定性的因素,這從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之后沒有進一步開展他原先計劃的對法、道德、政治等其他領域的研究批判中可見一斑,因為繞過經濟因素僅就其中一方面加以獨立地考察似乎是行不通的。因此,馬克思沿著“物質經濟因素”的思路,在批判汲取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尤其是黑格爾辯證法思想合理內核的前提下,持續深化其正處于轉型中的思想,最終發現物質生產和經濟關系才是論述問題時真正的邏輯起點,也是解釋市民社會與國家乃至人類歷史的根本因素。在此基礎上,當我們辯證地分析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和社會內部各事物之間的聯系以及人類社會的歷史過程時,我們會發現人不只是政治的人和社會的人,同時也是歷史的人,人類社會則是一種具體、現實的客觀存在,是客觀規律運動的結果,而非抽象的、由精神外化而來的產物,更不是黑格爾主觀意志的結果,人類社會誕生與發展的過程是一種歷史的、前后辯證聯系的過程。

　　綜合來看,《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作為馬克思從唯心史觀轉向唯物史觀的過渡性文本,它在費爾巴哈《黑格爾哲學批判》所鋪墊的哲學基礎上進一步探觸到了社會歷史的領域,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奠定了有益的思想基礎。所以,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朦朧的歷史唯物主義意識意味著其所蘊含著的歷史唯物主義萌芽,它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源起,為此后歷史唯物主義的誕生和發展奠定了有效的基礎。

　　作者:柴鵬、丁三青

　　文章來源:《重慶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19年第02期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