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正在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在新的征程上，我們黨把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共產黨人為之而奮斗的初心和使命。實現共同富裕是一項系統工程，具有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進程，需要與時俱進地進行政策調整，需要選擇正確的實現路徑。為此，我們必須深入分析我國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和造成我國收入差距的主要根源，從理論上講清楚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路徑，避免在這一問題上出現重大錯誤。

　　一、就分配而論分配難以實現共同富裕

　　習近平總書記2021年12月8日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講話中指出：“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首先要通過全國人民共同奮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確處理增長和分配關系，把‘蛋糕’切好分好。這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我們要創造條件、完善制度，穩步朝著這個目標邁進。“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不僅是關系國計民生的經濟問題，而且是關系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不僅是一個終極目標，而且是一個過程目標；不僅需要在生產過程中把“蛋糕”做大做好，而且需要在分配環節把“蛋糕”切好分好。生產和分配是經濟活動中緊密相連又相互影響的兩個環節，生產決定分配，分配也可以反作用于生產。

　　生產成果決定了分配對象，生產結構決定了分配結構，生產方式決定了分配的性質、分配的原則及形式。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進行了精辟的論述：“分配的結構完全決定于生產的結構。分配本身是生產的產物，不僅就對象說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說也是如此。就對象說，能分配的只是生產的成果，就形式說，參與生產的一定方式決定分配的特殊形式，決定參與分配的形式。”在一個社會中，可以同時并存多種生產方式，當然決定一個社會性質的是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決定了其分配方式也只能是資本主義式的。馬克思指出：“如果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生產條件的這種一定的社會形式為前提，那么，它會不斷地把這種形式再生產出來。它不僅生產出物質的產品，而且不斷地再生產出產品在其中生產出來的那種生產關系，因而也不斷地再生產出相應的分配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者獲得工資，資本家獲得利潤，土地所有者獲得地租，這一分配方式是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如果勞動不是規定為雇傭勞動，那么，勞動參與產品分配的方式，也就不表現為工資，如在奴隸制度下就是這樣。”“所以，分配關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現為生產要素的背面。個人以雇傭勞動的形式參與生產，就以工資形式參與產品、生產成果的分配。”分配關系本質上和生產關系是同一的，是生產關系的反面，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產條件的一定的社會性質和生產當事人之間的一定的社會關系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關系只是歷史地規定的生產關系的表現。在生產關系中，生產資料所有制起著根本性的決定作用，決定著參與生產活動的主體參與分配的形式以及分配的份額。所以，財富分配不平等的根源不在于分配制度，而在于生產資料的所有制。

　　雖然生產決定著分配的內容、分配的形式，但是生產工具的分配、各類生產之間的分配同樣對生產起著決定性作用。就整個社會來看，分配似乎還從一方面先于生產，并且決定生產。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一個征服民族在征服者之間分配土地，因而造成了地產的一定的分配和形式；由此決定了生產。……一個民族經過革命把大地產分割成小塊土地，從而通過這種新的分配使生產有了一種新的性質。”分配并不僅僅是生產的消極的產物；它反過來又同樣地影響生產。生產要素的分配包含在生產過程本身中并且決定生產的結構，產品的分配顯然只是這種分配的結果。生產必須從生產工具的一定的分配出發，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講，分配先于生產，是生產的前提。這種分配對于新的生產時期表現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生產的產物，不僅是一般歷史生產的產物，而且是一定歷史生產的產物。資本主義分配方式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前提條件。在現代經濟中，就宏觀經濟循環來看，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在各個經濟部門的合理分配決定了整個社會生產的順利進行，如果生產要素的分配不合理，社會生產將難以順利進行，某種形式的經濟危機將會出現，有時表現為失業的增加，有時表現為生產的過剩，有時表現為價格的普遍上漲，有時兼而有之。生產要素在各個經濟部門的分配比例并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會隨著生產技術的變化和生產方式的變化以及經濟部門的調整而逐漸變化的，是通過生產要素從利潤率低的部門流向利潤率高的部門而實現動態平衡的。分配是否合理一定程度上還決定了社會再生產是否順暢。切好分好“蛋糕”一定程度上也影響著“蛋糕”的做大做好，只有把“蛋糕”切好分好，才能調動做大做好“蛋糕”的積極性，才能保證人人都吃到并吃完“蛋糕”從而可以繼續做“蛋糕”，才能避免因“蛋糕”分配不公而導致部分“蛋糕”變質從而影響新“蛋糕”的制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往往會導致有效需求不足，出現生產過剩，這就是分配對生產制約的一種表現形式。

　　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與分配緊密相連又相互影響，但生產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分配是起次要性作用的，生產決定分配，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是對生產領域存在的問題的反映，解決分配領域中的問題要從生產領域入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實現共同富裕意味著，我們既要擺脫貧困，也要消除兩極分化。也就是說，我們既要解決發展問題，也要解決共享問題，而這兩個問題的解決都離不開生產，都必須到生產中才能找到根本解決辦法。收入分配不公甚至兩極分化，看似是分配領域出了問題，實質上是生產領域存在問題，試圖通過分配制度的調整來解決這一問題是難以做到的。分配制度的調整只能一定程度上緩解收入分配不公問題，而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因此，實現共同富裕不能就分配而論分配，必須深入到生產領域尋找根本之策。

　　二、以私有制為主體的生產必然導致兩極分化

　　歷史與現實已充分證明，生產資料私有制為主體的社會必然是收入分配呈現嚴重分化的社會。無論是在馬克思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當代的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都處于絕對統治地位，這決定了資本主義社會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表現為一極是財富的積累，一極是貧窮的積累，收入分配呈現出嚴重的兩極分化趨勢。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所以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真正實現共同富裕。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以自由勞動同實現自由勞動的客觀條件相分離為前提的，是建立在雇傭勞動和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比具有無可爭辯的歷史進步性，創造了令人震驚的生產力，但也表現了促使社會分化導致貧富嚴重極化的不良后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開始就有兩個特征：第一，它生產的產品是商品；第二，剩余價值的生產是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動機。”這兩個特征使得資本主義經常出現生產與需求脫節、生產過剩成為常態、周期性經濟危機不斷，導致出現大量的貧困人口。在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條件下，除勞動以外一無所有的廣大勞動者只能憑借勞動獲得相當于勞動力價值的工資，而資本所有者則憑借著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獲得巨額利潤，少數資本所有者與廣大勞動者的收入差距呈現出日益擴大的趨勢。在外部競爭壓力和內部追逐利潤動力的共同作用下，生產呈現出日益集中的趨勢，資本日益集中到數量更少的資本所有者手中，這進一步拉大了勞動者和資本所有者之間的收入差距。今天，隨著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產品的邊際生產成本出現了趨于零的趨勢，這導致很多行業“贏者通吃”集中度不斷提高，壟斷態勢日益明顯，這會進一步加劇收入分配狀況的惡化。

　　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比其之前的封建主義私有制等具有導致社會分配更加不公平的能力。資本主義社會的競爭更加激烈，生產資料的集中度更高，收入分配的極化現象更加嚴重。特別是在今天，少數跨國公司壟斷著資本主義國家甚至是全球的生產、運輸、銷售、服務等領域，財富向數量越來越少的人手中集中。據福布斯公布的2022年全球富豪榜數據，全球最富的10人中，美國占了7人，其中特斯拉的CEO埃隆·馬斯克擁有2499億美元財富排名第一，其財富相當于羅馬尼亞2019年的GDP（2051億美元）；2022年美國最富有的572位富豪的財產總額為39087億美元，相當于美國2021年GDP22.94萬億美元的17.04%。根據全球不平等數據庫的數據，2019年美國最富有的10%人群所占有的全部財富份額高達70.7%，而底層50%人群所擁有的財富僅為社會總財富的1.5%。美國是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趨勢，其收入分配的歷史與現狀也基本上反映了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收入分配的變化趨勢。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的收入不均等程度經歷了大幅度上升。湯姆斯·派克迪（Thomas Piketty）和伊曼紐爾·薩伊茲（Immanuel Saez）研究表明，對于位于收入底層90%的人來說，1970年的平均收入是27041美元，在1973年達到了最大值28540美元，1993年達到了最低值23892美元，到2002年，該群體的平均收入為25862美元，比1970年下降了約4.5%。與此相對照，位于頂層10%的人的收入卻明顯上漲了，2000年獲得了70%左右的GDP增長份額。即使是在位于收入頂層的10%的人群中，收入也在逐漸流向富人們中的最富有者。1970年頂層0.01%的納稅人擁有全部收入的0.53%，而到了2000年他們的份額占到3.06%。也就是說，在30年間這一群體的收入從國家平均水平的53倍急劇增長到306倍。20世紀60年代末之后，美國的基尼系數也一直呈上升趨勢，從1968年的0.386一路攀升至2019年的0.484。美國社會中的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是由于生產資料占有關系不同而形成的，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結果。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基本上被生產資料所有者完全占有，勞動者只獲得了相當于勞動力價值的收入。隨著勞動生產率的不斷進步，社會所創造的財富越來越多，勞動者的生活水平會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勞動者所獲得的工資仍然只是相當于其勞動力價值的大小。隨著資本規模的不斷擴大，在國民收入中資本報酬所占份額會越來越高，勞動報酬所占份額會越來越小，資本報酬具有收入集中化作用，勞動報酬具有收入均等化作用。因此，隨著資本報酬份額提高、勞動報酬份額下降，收入差距必然擴大，不平等程度必須提高。今天，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加速到來，各種智能化信息化技術正在廣泛應用，資本對勞動的替代作用越來越大，勞動者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這導致勞動者的工資長期等于甚至低于勞動力價值，勞動者通過勞動提高收入改變生存狀況越來越難；與之對應，資本積累的速度顯著加大，資本的規模變得無比龐大，資本的收益日益集中，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長速度大大高于低收入者的增長速度。在信息經濟時代，高速發展的產業往往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資本和技術發揮著更重要的作用，資本和技術的貢獻較大、收益較高，勞動要素報酬的增速相對較慢，收入差距傾向于快速擴大。只要生產資料所有制是以私有制為主體，勞動者所獲得的工資只是勞動力價值的轉化形式，勞動者不能合理分享其創造的超過其勞動力價值以上的剩余價值，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必然形成，共同富裕必然難以實現。

　　三、福利國家模式在中國難以成功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瑞典、挪威、丹麥、芬蘭、冰島北歐五國，實施福利國家政策，全體社會成員享有“從搖籃到墳墓”的高標準的社會福利保障。北歐五國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其人均GDP水平很高，甚至超過美國、日本等國，但其居民收入差距較小，可以說，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共同富裕。北歐五國的基尼系數基本上一直保持在0.3以下（參見表1），最高20%人口收入與最低20%人口收入之比一般在4倍以內，其收入差距相當于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的水平，社會收入分配總體上來講非常平均。北歐國家福利水平非常高，覆蓋面也非常廣，無論男女老幼，無論工作與否，無論健康與否，無論結婚與否都可以享受高標準的福利，社會福利已經延伸到每個人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覆蓋了失業、醫療、養老、工傷、住房、教育、孩子養育等諸多領域。北歐的福利國家模式與歐美等國的市場經濟模式有著巨大的差別，在縮小收入差距、促進全面就業、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緩解社會矛盾等方面比歐美等國的市場經濟模式有著更大的優勢，有很多理念主張、制度設計、政策措施值得我國學習借鑒，但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依靠全面借鑒北歐的福利國家模式來實現共同富裕在我國難以奏效。

　　北歐福利國家模式仍然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手段仍然以市場手段為主，其在運行中也暴露了很多弊端。北歐國家，在所有制上，以資本主義私有經濟為主導、以公共經濟和合作經濟為補充，實行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混合；在分配制度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政府通過公共部門對國民收入進行再分配以實現分配公平；在經濟運行方式上，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競爭性的同時，政府建立了龐大的社會保險和社會服務機構干預經濟生活；在維護職工權益的機制上，通過政府、雇主協會和工會三大權力中心的協調和制衡，實現各方利益的平衡以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在福利制度安排上，遵循普遍主義原則，建立了最為完備、覆蓋面最廣的高水平的社會福利制度。北歐福利國家模式自形成以來，曾創造了經濟高速發展的輝煌，也曾遭遇過嚴重的經濟危機。20世紀五六十年代，瑞典等北歐國家依靠高速發展的出口工業積累了巨額財富，為擴張性的福利經濟政策奠定了物質基礎，同時福利工程也帶動了經濟快速發展，推動福利的擴張經濟政策和經濟穩定增長相互促進，創造了福利國家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后，由于世界主要經濟體因石油危機而紛紛陷入“滯脹”之中，北歐國家的出口環境嚴重惡化，以瑞典為代表的北歐國家經濟出現嚴重危機，高福利政策導致了政府財政巨額赤字和通貨膨脹加劇，失業率居高不下；高工資造成了企業成本增加，人們工作積極性不高，企業經濟效益和競爭力削弱。之后，為了應對危機，北歐國家在養老、失業、醫療等很多領域都進行了改革，取消了一些福利項目，調整了一些制度安排，降低了公共部門的支出，引入了更多的市場競爭機制，但總體上仍然保留著龐大的公共設施和部門，實行全面福利，重視教育和科研，追求充分就業，保持了各項制度的穩定性。　　

　　北歐福利國家模式的形成有著其獨特的歷史傳統、資源稟賦、自然環境、社會文化、經濟結構等方面的原因，這決定了這一模式很難在別的國家和地區復制。北歐五國人口規模都較小，自然資源非常豐富，都是出口導向型經濟，國民受教育程度較高，勞動生產率水平很高，崇尚普遍主義的理念，階級矛盾相對緩和，具有協商合作的傳統，這些條件使得北歐國家具有較強的經濟競爭能力，福利主義的理念得到全社會的支持，政治協調和經濟民主得到很好的實行。從大家公認的福利主義政策比較成功的瑞典、挪威等北歐國家的現狀來看，這些國家大都是資源豐富、人口規模較小、人均GDP非常高的國家。2019年，北歐五國中，瑞典人口最多為1029萬，挪威、丹麥、芬蘭人口分別為535萬、582萬、552萬，而冰島僅有36萬人口；但這些國家人均GDP都比較高，超過了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我國國情與瑞典等北歐國家的國情差異非常大，在這些國家所實行的福利政策難以在我國全面推行，也極易使我國陷入福利主義陷阱。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不高、人均GDP只有瑞典的1／6強、地區發展很不平衡、城鄉差距非常明顯，這些國情決定了福利主義政策在我國要不得，也行不通。如果強行實行北歐國家的高福利、高稅收的政策，其結果必然是：絕大多數省市自治區財政入不敷出，財政赤字規模巨大，政府超額發行貨幣，通貨膨脹高企，基礎設施等生產性投資不振，企業生產效率不高，經濟增長緩慢，人民生活水平難以提高。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雖然我國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各方面已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但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仍然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習近平指出：“我國發展水平離發達國家還有很大差距。要統籌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經濟發展和財力可持續的基礎之上，不要好高騖遠，吊高胃口，作兌現不了的承諾。政府不能什么都包，重點是加強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設。即使將來發展水平更高、財力更雄厚了，也不能提過高的目標，搞過頭的保障，堅決防止落入‘福利主義’養懶漢的陷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但這一階段仍然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歷史階段，發展仍然是第一要務，仍然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在現階段，推行北歐國家福利模式，僅在分配領域尋找實現共同富裕的方案，只會嚴重影響我國的經濟發展，而不可能促進我國共同富裕的實現。

　　四、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生產才是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生產決定分配，分配領域中存在的問題是生產領域中存在的問題的反映，要從根本上解決分配領域中存在的問題，必須解決生產領域存在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長期持續快速增長，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經濟奇跡，國家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進入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人均收入水平即將邁入高收入國家門檻。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非常嚴重，地區差距、城鄉差距、行業差距、收入差距都非常明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將是一個長期的、艱難的、復雜的過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差距總體上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特別是1994年之后，我國的基尼系數基本上都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黨的十八大之后，基尼系數有微弱下降，但仍然維持在0.46以上的高位，這反映了當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還相當大（參見表2）。造成我國收入差距較大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我國經濟結構中公有制經濟比重下降過大、非公經濟比重增加過多所造成的。1997年，在國有單位和城鎮集體單位的就業人員分別為11044萬人和2883萬人；2012年，在國有單位和城鎮集體單位的就業人員分別為6839萬人和590萬人；2020年全國城鎮就業人員為46271萬人，在國有單位和城鎮集體單位的就業人員分別為5563萬人和271萬人。在工業領域，國有經濟的比重也有非常明顯的下降，1998年，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就業人員共有6195.8萬人，其中，在國有控股企業就業人員有3747.8萬人，占比為60.5%；在私營工業企業就業人員有160.8萬人，占比為2.6%。2010年，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就業人員共有9544.7萬人，在國有控股企業就業人員有1836.3萬人，占比為19.2%；在私營工業企業就業人員有3312.1萬人，占比為34.7%。2020年，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就業人員共有7756.1萬人，在國有控股企業就業人員有1382.8萬人，占比為17.8%；在私營工業企業就業人員有3574.4萬人，占比為46.1%。這些數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國民經濟中公有制經濟和私有制經濟的變化趨勢及其現狀，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我國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根本原因。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指出：“現在談到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時，人們首先會想到城鄉差距擴大、地區不平衡加劇、行業壟斷、腐敗、公共產品供應不均、再分配調節滯后等。這些都有道理，也必須一一應對。但這不是最主要的，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被忽略了。收入分配不公源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中影響最大的核心問題是勞動與資本的關系。這就涉及社會的基本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問題了。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所有制決定了分配制；財產關系決定分配關系。財產占有上的差別，才是收入差別最大的影響因素。30多年來我國貧富差距的擴大，除了前述原因外，所有制結構上和財產關系中的‘公’降‘私’升和化公為私，財富積累集中于少數私人，才是最根本的原因。”防止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促進共同富裕穩步實現，必須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確保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

　　公有制經濟，是確保我們黨執政地位的經濟基礎，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不變色、不走樣的根本保證，是全體人民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徑。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國有經濟主導作用、集體經濟共富職能是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是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經濟基礎。我國的公有制經濟是長期以來在國家發展歷程中形成的，為國家建設、國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作出了突出貢獻。公有制企業不以贏利為唯一目標，在更符合國家長遠利益、更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更具經濟外部效應的領域中具有更大優勢，能夠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我國國有企業大多分布在關系國計民生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關鍵領域和基礎性行業，在保障基礎產品供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關鍵核心技術突破、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安全、促進共同富裕實現等方面發揮著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集體企業是振興鄉村經濟的重要抓手，在鄉村振興和實現農村地區共同富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公有制經濟是實現全體人民實現共同富裕的制度性保證。只有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才能防止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我們要大力發展包括集體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充分發揮公有制經濟在促進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一是關系國計民生領域的國有企業要提供質優價廉的產品，使全體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高質量保障；二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關鍵領域的國有企業要牢牢掌握核心技術、關鍵技術，保持較高程度的市場占有率，確保產業鏈、供給鏈安全，確保糧食安全、能源安全，為人民生活提供安全保障；三是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的國有企業要加大重要產品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力度，不斷提高企業競爭能力，打造新的經濟增長極，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物質保障；四是文化領域的國有企業要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原則，始終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擴大優質文化產品供給，為人民群眾創造更多的精神財富；五是廣大農村地區的集體企業要積極參與土地規模化經營，不斷提高自身的贏利能力，增加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不斷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充分發揮促進共同富裕的作用。

　　同時，我們要充分認識到非公經濟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促使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具有機制靈活、市場適應能力強、資源配置效率高的優勢，在穩定增長、促進創新、提高效率、增加就業、改善民生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非公有制經濟是穩定經濟的重要基礎，是技術創新的重要主體，是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是金融發展的重要依托，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我們要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各自優勢，使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促進經濟持續健康增長，提高整個國民經濟的效率，增強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促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推進共同富裕實現。　　

　　五、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產與分配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黨和國家把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取得了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等偉大成就，為促進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條件。現在，已經到了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我們必須立足新發展階段，處理好生產與分配的關系，既要保證生產活動順暢有序和較高的增長速度，又要保證分配公平合理有利于提高勞動者收入，才能不斷促進共同富裕實現。實現經濟持續健康高質量增長，是提高我國居民收入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質量的前提條件，沒有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國經濟增長追求和實現的根本目標，沒有收入分配的不斷改善，經濟增長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而難以持續。只有正確處理好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之間的關系，才能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健康高質量增長，才能不斷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縮小收入差距，最終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

　　第一，堅持經濟增長與居民收入同步增長、相互促進。經濟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仍然是我國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沒有一定速度的經濟增長，就沒有社會財富的積累，就沒有就業的增加，就沒有收入水平的提高，就沒有民生的改善。同時，如果沒有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社會消費能力就會萎縮，生產就會出現過剩，經濟結構就會失衡，社會再生產就會受到影響，經濟增長就難以實現。經濟增長與居民收入同步協調增長是國民經濟持續健康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證。長期以來，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一直低于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部門所占份額一直較低。1978年，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71.2元，占當年人均國民收入384.7元的比重為44.50%；2000年，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721元，占當年人均國民收入7845.9元的比重為47.42%；2020年，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2189元，占當年人均國民收入71489.1元的比重為45.03%。這些數據表明，我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不高，這一比重呈現出緩慢上升后又緩慢下降趨勢。我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較低導致我國啟動內需動力不足。我國已進入新發展階段，發展的環境、條件、動力已發生顯著變化，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成為一項今后將長期堅持的重大戰略。這一戰略的重點是發揮我國超大市場規模的優勢，關鍵是充分挖掘和發揮消費的潛力。當前及今后相當長的時間里，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出口由于世界局勢動蕩、中美沖突加劇、逆全球化泛起將難以保持較快增長，投資由于我國絕大多數行業都處于產能過剩狀況而難以大規模增長，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將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為此，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增強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將是我國今后需要長期堅持和推進的一項重大戰略。在新發展階段，保持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同步甚至略高于經濟增長速度，不會影響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反而會更有效促進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我們要不斷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實現經濟增長和收入提高的良性互動，從而扎實推進共同富裕。

　　第二，堅持就業優先原則，大力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就業是最大的民生，沒有就業的增加，就沒有民生的改善，共同富裕就不可能得到扎實推進。就業是廣大勞動人民獲得收入的主要途徑，也是低收入人群提高收入的根本手段，還是縮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措施。一個失業率很高的社會，不可能是一個共同富裕的社會，一個共同富裕的社會必然要求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都得到充分利用。那種有增長無就業的生產，必然導致資本利得增加、勞動收入減少，其結果必然是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因此，為了促進共同富裕必須把擴大就業提高到一個戰略高度長期堅持。我們要“千方百計穩定和擴大就業，堅持經濟發展就業導向，擴大就業容量，提升就業質量，促進充分就業”。鼓勵和支持企業擴大就業，完善重點群體就業支持體系，健全就業公共服務體系和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統籌城鄉就業政策體系。大力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建立與就業掛鉤的稅費減免政策體系，擴大公益性崗位安置，幫扶殘疾人、零就業家庭成員等困難群體就業，支持家庭農場、農家樂和家庭旅店、家庭餐館、家庭商店等個體工商戶的發展。增加就業的同時，要不斷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近20年來，勞動報酬所占比重一直偏低，基本穩定在52%左右。我們要堅持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不斷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工資水平的不斷提高是勞動者分享改革發展成果的主要路徑，我們要完善工資制度，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不斷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特別注重提高一線勞動者的工資待遇。

　　第三，堅持公平優先原則，不斷完善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生產領域，要講效率，哪種技術能節約成本、提高產出，就使用哪種技術。但在分配領域，要講公平，既要講機會公平、過程公平，也要講結果公平，一項分配制度只有有利于實現社會公平、有利于實現財富平等，才是一項好制度。我國已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們黨和國家已把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擺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構建更能體現公平、更能促進共同富裕實現的分配制度安排成為當務之急。在分配制度體系中，初次分配決定著分配結構的基本格局，再分配對分配結構有著巨大的調節功能，第三次分配在收入調節中發揮著重要補充作用。在初次分配領域，一定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不斷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著力提高中低收入勞動者的收入，不斷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促使形成更加合理公平的初次分配結構。在再分配領域，要不斷完善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等制度，加快出臺財產稅、遺產稅、脫籍稅等相關稅種稅法，加大中央財政向地方財政、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提高給各類困難群體的補貼標準，擴大醫療衛生教育等社會福利保障事業的支出規模，減輕低收入群體的各項負擔，促進最終分配結構更加公平合理。在第三次分配領域，要出臺政策鼓勵先富起來的群體通過慈善捐贈等方式，幫助困難群體、低收入群體，促進社會和諧發展，鼓勵有實力的企業開展公益活動，回饋社會，但我們不搞殺富濟貧，不搞強制攤派，不搞道德綁架。

　　實現共同富裕是一項具有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的系統工程，既需要在生產領域不斷壯大公有制經濟、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就業規模，也需要在分配領域構建體現公平、利于勞動、和諧社會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完善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對于推進共同富裕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僅僅就分配談分配，僅僅從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領域著手，是遠遠不夠的，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還需要從生產領域入手，直面所有制結構中存在的問題，從強化公有經濟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著手，并大力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充分發揮公有制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作用。

　　（作者簡介：張建剛，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20ＺＤＡ014））

　　來源：《當代經濟研究》2023年第1期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