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才是硬道理”。是啊，世界上萬物都在發展；在人間，誰不要發展？一切都在發展，所以說是“硬道理”沒有錯。

　　可是仔細一想，“發展”要有個主體：是什么在發展，或者發展什么了。因為這里有一個利或害、對與錯、是與非的問題，不可不“較真”。比方說，農民種地，秧苗要“發展”，雜草也在“發展”；前者是農民的“目標”，后者是達到目標的障礙。這是必須分清楚的。只強調“發展”，回避“發展什么”的問題，就會讓人們糊涂起來，分不清是非。

　　新中國的前三十年，是一個大發展的時期。工業方面，“逐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農業生產條件發生顯著改變，生產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國灌溉面積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億畝擴大到現在的六億七千多萬畝，長江、黃河、淮河、海河、珠江、遼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災害得到初步控制。”“城鄉商業和對外貿易都有很大增長。”“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有很大發展。……核技術、人造衛星和運載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現出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有很大的提高。”

　　有關這些，在第二個“歷史決議”里都予以肯定了。就是說，在各個領域都有許多成就，是靠全國人民奮發努力而取得的發展，人民是滿意并引以自豪的，所以，“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唱遍全國。

　　在短短的三十年，在沒有最基本的工業基礎上，完成了西方國家用了幾百年才完成的工業化發展過程，怎能不叫世界稱奇？

　　此外，在社會風氣方面，新中國滌蕩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泥濁水，社會面貌煥然一新，沒有了土匪惡霸，沒有了封建迷信，沒有了貪污腐敗，沒有了嫖娼賣淫，沒有了吸毒，沒有假冒偽劣、投機倒把、欺行霸市，沒有拐賣婦女兒童，沒有流氓黑社會，更沒有偽幣……。社會安定，人民團結。人們都以為集體做好事感到光榮，以損害集體利益為可恥。就連兒童在路邊撿到一分錢也要交給警察叔叔。工人農民堅守崗位，努力生產，開展勞動競賽，提合理化建議、搞技術革新，發揮出極大的積極性。這是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革命取得初步勝利之后，在黨的教育下，以及各級干部以身作則的帶動下，樹立起與新的所有制相適應的新的道德觀念，即新的“上層建筑”，而達到的效果，真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人們心情舒暢，干勁十足?，F年六十歲以下的人，沒有親身體驗那個時代，是不大了解那熱火朝天的情景的。

　　可是不知何時，有人說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不好，“效率低”，“沒有積極性”，要“改制”，要私有化，要市場化！

　　于是，“推進國企改制”。“國企”者，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全民所有制的企業之謂也。怎么改法？“混改”，也就是“混合所有制改革”。這是“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改革方案，目的是引入民資促進生產力發展”。什么是“民資”？它不是“全民所有”，也不是“集體所有”，說得直白些，就是私有，即私人資本。此外，還允許“外資參與國有企業改組改革”。

　　于是，“從1978年開始，市場經濟就已經開始探索了”；“正式提出‘市場經濟’的概念是1993年”。這是要否定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而選擇的替代制度，是要達到“提高效率”的目的，直截了當說就是多賺錢，快賺錢，賺大錢，發大財。誰發財？當然不是生產第一線的個人、農民，而是出本錢的人，也就是參與“混改”的私人資本家，還包括外國來投資的資本家。普通的勞動人民哪有多少積蓄能開辦一個廠子？

　　一個私有化，化出了私人資本家。上世紀五十年代國家對私人資本的社會主義改造，國家花錢，以贖買的方式都改造成了全民所有制的國有企業；現在，資本家又被請了回來。私人資本是要賺錢的，而且賺的錢是要歸私人所有的。但是，若沒有市場化還是不能達到目的，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規定的“公買公賣不差半分毫”那樣的公平交易，還是發不了大財，所以私有化還必須要有一個市場化。有了市場化，商品的價格就不受它的生產成本價值的約束，成為了脫韁的野馬，可以隨行就市，根據供求關系的變化而大起大落，發財的機會可就來了。經營者甚至可以不大關心產品的質量，就是經濟學里所說的產品的“使用價值”；但是卻必須關注產品在市場上的“行情”，就是經濟學里所說的“交換價值”。老老實實生產產品的經營者未見得會生意興隆，倒是“有膽略”的人才能如魚得水，聚斂財富。這時候，產品的用途是什么都不重要了；能不能賺錢是資本家最關心的問題。經濟學里講的商品“兩重性”就此“分道揚鑣”了！

　　在《資本論》第一卷里，馬克思曾經引用資產階級學者的話說：“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這就是資本的本性，就是它天生的屬性。

　　就是這么一回事。有人非常喜歡私有化、市場化，他們極力鼓吹私有化、市場化，說是這樣能夠調動人們的積極性，能夠加快“發展”?？墒钦f穿了，原來這“兩化”里面有這么大的“好處”！不過，手里沒有錢，經濟學里叫“資本”，是賺不了大錢，發不了大財的，也就談不上什么“積極性”，什么“效率”。要知道，歐洲進入資本主義社會花了幾百年，經過“圈地運動”、販賣人口、販賣鴉片、屠殺原住民，靠著堅船利炮才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在我們這個社會主義的國家里，可怎么做到“資本的原始積累”呢？

　　從八九十年代過來的人，這里說的是成年人（七〇后的十幾歲的孩子給他說他也不懂）都經過了那個過程：國有工廠的廠長、領導叫苦連天，說廠子經營不下去了，年年虧損！好啊，咱們改革吧，廠長你別當了，誰有本事就接管，當總經理，你出點錢，這個“爛攤子”就交給你，“起死回生”，發揮“積極性”，提高“效率”，“公司”里的事你全權處理。工人嘛，砸他的“鐵飯碗”，可以給幾萬塊錢打發算了，你著量著辦吧。這樣，還用得著“資本的原始積累”嗎？比歐洲國家省事多了！有報道說，到現在國有資產只占大約三分之一了，多么神速，“效率”多么高啊！

　　能得到“好處”的只有那些能夠把國有資產“化”成自己私人財產的人。他們說的“效率高”、“積極性”顯得十分虛偽，真實的意圖是想要自己以及其子女、親友能夠得到“好處”，結果“效率”是提高了，后三十年造就了多少百萬、千萬甚至幾千億家財的“企業家”（別叫“資本家”，那太敏感，避諱）。

　　后來呢？后來的事就連那時候的“七〇后的十幾歲的孩子”都親身經歷了。確實有人“先富起來”了，可他們并沒有“帶后富”，人家富了還要富，還要大富特富，沒有止境。這一點也不奇怪，資產階級的天性就是貪而無厭的！馬克思早就把它研究透了：資本家以最低價購買工人的勞動力，讓他們做工生產商品到市場上去賣，獲得比其成本高得多的利潤，這就是馬克思研究發現的“剝削”。資本家必須使工人貧困化他才能“富起來”。任何宣稱自己是馬列主義者的人，都應該明白這一真理。

　　說到這里，有人會說“你又要‘拿本本來’了？”對！該是我們好好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并用來指導我們的實踐的時候了，因為這是我們共產黨的靈魂。毛主席說：“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本本”并不是僅僅指幾本書，而是我們的根本，“本”就是“根”。沒有根就如浮萍柳絮，隨水而漂，跟風而去，沒有什么目標。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人們對此應該沒有異議；在實踐的目標一致或者說應該一致的情況下，對這句話不會有什么不同的理解。然而有時候也會發生誤解：以為“實踐了就證明是真理”?？墒?，這樣說不覺得缺少一點什么嗎？對，“結果”，要看實踐的結果是不是與原先期望的目標一致，也就是與我們的“初心”一致，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就要看實踐的結果是否與自己的共產主義信念一致，是否與實現共產主義的斗爭一致，是否與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目標一致，是一致的，那就確實“是真理”；如果背離了，或者偏離了，那就不符合“標準”了。中國有一句成語“南轅北轍”，說的是有一人駕車跑得飛快，要去南邊的某地，可是他跑的方向卻是向北。有人提醒他，他不以為然說自己的馬好，跑得快。所以說要看實踐的結果與原定的目標是否一致來判斷真理。大家引用“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句話的時候，為了簡練，就不說得那么完整，應有的含義也就在里面了，省略而已；但是不提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目標，就往往被人鉆了空子，結果是，只要“發展”了，“不要問”發展了什么，就是“真理”！

　　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四十多年，回頭看看是很有必要的。經濟是“發展”了，速度也比美西方快得多，這是我們所預期的，也是全國勞動人民辛勤勞動創造出來的，值得我們為此而驕傲：“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

　　。成績是主要的，這必須肯定。同時我們也該回顧一下，有沒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妥，或者有什么做得有些偏離我們的既定目標？民間有一句話：“成績不說跑不了，缺點不說不得了”。說成績，大家都愛聽；說不足，有人會認為是“雞蛋里面挑骨頭”，是“潑冷水”。這種想法太片面，要不得。那么，我們就擺一擺我們實踐的結果吧。

　　前面提到，在市場經濟制度下，商品的價格不受它的生產成本的約束，可以隨行就市，根據供求關系的變化而大起大落，資本家就有了賺大錢的機會了。所以在資本家看來，確實是“效率高”，就鼓勵了他們的“積極性”。在這一點上他們確實說了大實話。然而，馬克思告訴人們，工人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比起資本家雇用工人的花費高得不知多少倍，付給工人的工資后剩余的一大部分，經濟學上叫做“剩余價值”，就都歸資本家所有了。這就是他們所謂“效率高”的秘密。在我們社會主義制度下，實行的是“按勞分配”，所得的工資就表達了工人勞動的“量”和“質”。他們拿工資去購買生活用品，就實現了“按勞分配”?？墒且坏搅?ldquo;市場”，物價波動是常態，工人購得的商品就不能表達他們勞動的“量”和“質”了，那還談得上什么社會主義？所以說“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那真是奇談怪論！

　　有人提倡私有化、市場化是以市場化能調動“積極性”，“效率高”為理由的。但是這種思維有一個前提，就是認為所有的人都是“趨利”的，都是自私自利的，即所謂“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因為人要追求利益，所以他就積極；如果沒有利益，或者利益不大，他就沒有“積極性”。這種“理論”是一種唯心的歷史觀，持這種觀念的人認為無論在什么社會制度下，無論是哪一個人，都是絕對自私的，這是極為荒謬的。依據這種“思維”，共產主義理想、社會主義革命，都是不可能實現的！那些為革命而獻出生命的烈士才英雄行為，也就不可理解了。實際上，這個想象中的“前提”是在階級社會里形成的；經過社會主義革命，生產關系改變了，思想意識這個“上層建筑”必須，而且也必然要相應地進行革命。那種“前提”應該而且必須改革掉，否則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就不能鞏固。毛主席親自發動的那一場大革命，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呢？就是要在思想意識、道德、文化領域里相應地也除舊立新，以鞏固生產關系革命的成果。而且這種思想意識的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毛主席說以后還要進行多次，就像經常打掃房間一樣。經歷過前三十年的人都會記得，毛主席一向教導我們的干部和人民群眾要樹立一切為人民的思想，鞏固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那時候普通的工人、農民都在學習“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所以才能夠做到社會面貌煥然一新。

　　說到這里，多少人，尤其是60歲以下的人，因為沒有親身經歷，就很難相信。那么，就讓我們回顧一下，在確認了這個“硬道理”以來的三四十年，我們都“發展”了什么？我們就用“實踐”的結果來“檢驗”一下吧。

　　事例一：原子彈與光刻機

　　五十年代，美帝拿原子彈威脅我們，1959年蘇聯也撤走了專家，不幫助我們搞原子彈了。怎么辦？那時候國家還不富裕，吃飯都是問題。老革命說，當了褲子也要搞出來。原子彈的原理，專家是了解的，但是一些關鍵的理論數據還需要計算出來，才能安排試驗。那時候連計算器都沒有，只能由很多人用算盤——現在的人們多半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東西——來計算，可想而知難度該有多么大！就這樣，只用了五年，1964年就試驗成功了。這是毛主席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獲得的成功。

　　今天，我們已經有了完整的工業生產體系，但是高密度的芯片技術還相當落后，光刻機要靠進口，精度高的，人家還不賣，封鎖！幾十年了就靠著進口，生產下游產品出口換外匯。怎么辦？自己組織力量制造光刻機?？墒钦l來研發呢？國有企業經過“改制”，已經只剩下大約三分之一了。有巨額資本的“民營企業”不少，可是在沒有把握能夠在短期內研制成功，投入生產，并獲得可靠的回報的情況下，誰也不肯冒著風險投資。幾十年就靠著買人家的低檔光刻機生產低檔的芯片出口“賺錢”。這使我們想起了那句話“造不如買，買不如租”，大飛機如此，船舶如此，光刻機還是如此！四十年來我們的經濟有了巨大的發展，論條件，比起造原子彈來，無論是經濟條件，生產能力，技術水平，技術人才，工業基礎，組織會戰的能力……都比那時候好得多了，想一想吧，那些有“積極性”，“效率高”的“民營企業”都不投資，他們的“積極性”哪兒去了？

　　也有好樣的。軍人出身的任正非領導的華為，雖然也算是“民營企業”，卻不按資本家的套路去管理企業。這位“老兵”繼續發揚著軍人的愛國精神，把國家、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企業盈利不是進個人的腰包，而是用于攻克難關，用于打破外企的封鎖。從“生產關系”來看，企業的員工都有股份，應該說是“集體所有制”，就如前三十年提倡的農業合作社、高級社、人民公社，以及城市里的各種合作社，任正非只是這家企業的管理者，而不是“老板”，這才是“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正路，應該樹立為大家學習的榜樣。這樣的企業不止華為一家，我們都應該感謝、尊敬這樣的企業及其管理者！向他們學習，學習他們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德的精神，走社會主義的道路！

　　事例二：核酸檢測

　　疫情持續三年了。我國的應對是成功的，好就好在社會主義制度，有黨的領導，全國人民的支持。但是如同任何事物一樣，難免有“瑕疵”。為了掌握疫情動向，必須廣泛地進行核酸檢測。一下子，“民營”的“企業”來了“機會”和“積極性”。國家的衛生機構能力有限，各地都出現了“承包商”，承接檢測工作。跟隨機會而來的是一些怪現象，工作質量、時限等等就不說了，竟然還出現了故意造假的！據報道，有承包方“采樣”造假工作量而獲得巨額的“利潤”，甚至謊報若干例假陽性以便延續這種“機會”！他們可真有“積極性”，真有“效率”，甚至還有“創造性”呢！這說明什么呢？這就是名義上是為了“發展”，而實際上是把資本主義的“道德觀”即追逐利潤至上那一套從社會主義的籠子里給放出來了！更有甚者，肩負抗疫重任的衛健委的官員也會被“拉下水”！

　　這是空口說白話嗎？想必大家都有所耳聞：

　　其一，2022年5月21日“宣布將樸石醫學檢驗實驗室實際控制人周某某、法定代表人武某某等6人采取刑事強制措施”。后來怎么處理的，未見報道。

　　其二，2022年5月27日“北京金準醫學檢驗實驗室有限公司在核酸檢測過程中涉嫌違法犯罪的行為，北京警方已對該公司立案偵查，目前，已將實驗室法定代表人王某某等人查獲”。檢方有無起訴，不得而知。

　　其三，“房山區衛健委副主任楊大慶、醫政科科長晉長皓、醫政科三級主任科員邢曼，因在對樸石醫學監督管理過程中，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房山區紀委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調查結果如何？

　　其四，“蘭州核子華曦實驗室工作人員誤將個別核酸檢測異常人員名單信息錄入陰性人員信息包中上傳至工作系統，使個別待轉運人員健康碼顯示核酸檢測陰性。”“目前全國已有‘核子華曦’相關實驗室超30家，分布在深圳、長沙、北京等多地。”“核子華曦相關實驗室曾多次違規被罰，蘭州核子華曦實驗室的失誤并非首次。”“他們在湖南長沙、河北邢臺、廣東深圳等地，都存在違規行為。”“蘭州核子華曦醫學檢驗實驗室有限公司注冊于2022年8月8日，監事為‘張珊珊’。在張珊珊的名下，關聯著37家核酸檢測公司，還間接控股81家公司，這些公司幾乎全部都是生物科技、醫學檢測公司。”“疫情紅利和加盟瘋狂或是其生意做大的原因。”——以上報道來源于《海峽都市報》。

　　不再列舉了。在與新冠病毒進行斗爭這一場全國、全民的斗爭中，竟有人這么沒良心為了高額利潤干出了違法的事來，我們不禁要問“效率”在哪里？

　　事例三：社會辦醫

　　2019年6月10日，有一個《關于促進社會辦醫持續健康規范發展的意見》啟動了“社會辦醫”的潮流。“前三十年”的公費醫療已經取消了，又經過四十年后公立醫院又要遭到“社會辦醫”的沖擊！醫院本是救死扶傷的公益性的服務機構，現在又被私人資本看成了一塊發揮“積極性”的“效率高”的市場！果然，在“意見”的支持下，這種所謂的“社會辦醫”呼啦啦就超過了公立醫院，成了醫療界的“主力軍”，公立醫院只能“甘拜下風”。如果真是“辦醫”，還算不錯；有多少連蒙帶騙，甚至強迫對待求醫的患者，根本的目的就是把錢弄到手！他們的“積極性”真高，“效率”也是望塵莫及的。有個所謂“莆田系”的“發展”得最快，多少人到全國各地，成了“名醫”！

　　事例四：漳州平和縣九成醫生涉回扣案

　　說起來，這是九年前的事了。據央視《新聞1+1》報道，“來自于福建省漳州市紀委的調查，從今年年初至今，他們用了近半年的時間，共發現市直區縣73家醫院涉嫌醫療腐敗，包括22家二級以上的醫院，無一幸免全部涉案。案件涉及到全市1088名醫務人員、133名行政管理人員。”事情很簡單，就是“醫院、醫生拿回扣”。結合“社會辦醫”的措施來看，那是在漳州事件之后六年由政府機關用文件發動起來的“運動”，不管其目的是什么，它確確實實是在繼續推動衛生系統的腐敗。走歪道的人總會有，問題是，政府機關有責任抑制、糾正那些腐敗行為，更不該為邪氣推波助瀾。

　　事例五：黑龍江方正縣為了引資用了70萬給日本戰犯立碑招魂

　　如果為了招商引資，用什么正當的辦法都可以，有什么必要給日本戰犯立碑？即使真的缺少資金，那些“先富起來”的富豪哪里去了？或者我們拿出造“原子彈”的精神也可以把經濟搞上去，有什么必要向侵略者屈膝求助？中國人民受日本侵略者的侵害，當地的政府首腦不知道那一段歷史嗎？據說有人辯解說不是為了招商，那也用不著“招魂”啊？說是為了“兩國人民的友誼”，二戰后那一帶有許多日本侵略軍人撤離時遺棄的兒童被當地人民收養。為了“友誼”，為什么不把那些收養棄兒的養父母的名字刻在碑上？戰后日本政府到一直今天都不肯認罪，還在“神社”里供奉戰犯，贊揚他們侵華的行為。我們的地方政府機關人員怎么連這樣的大是大非都弄不清，就作出了這種行為？真給中國人民丟臉！當地政府的決策者應該在人代會上向人民代表講清楚！

　　……

　　不再說下去了。通過一些實例可以看出來，有些人對這些現象確實“有積極性”，而且“效率”也很高。不過，他們實實在在是在搞資本主義，目的是只顧自己“發財”，不顧集體和社會的利益。這種“積極性”越高，人民、社會、國家越是受害！

　　回顧歷史，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斗爭28年建立了人民共和國，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從1953年黨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就是繼續革命，創造條件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這一過渡時期的任務，就是逐漸對舊的生產關系進行改造，主要是對民族工商業經過“贖買”，改造成全民所有。不可忽視的是，在這個過渡時期，廣大的人民群眾的精神、思想、道德也得得到了提升，大多數群眾都能夠自覺地擯棄那種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的惡習，樹立起個人服從集體利益的風尚。這是“前三十年”的成就中的重大收獲：它是為了鞏固生產關系的革命成果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就，是比建立了基本完善的基礎工業體系還重要的成就?？上?，多少人看不到這個成就的重要性。他們認為“自私自利”是人的天生的“本性”，從這一點出發，他們總是認為私有制比社會主義制度“效率高”，能調動“積極性”，實質上就是要倒退回到資本主義去。然而，這條路是走不通的。為什么？一、資本主義已經走到了衰亡期，它內部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壟斷資產階級剝削勞動者而暴富，必定要使勞動者極端貧困化；而人口的絕大多數貧困化了，社會的消費能力就嚴重不足，這是一種惡性循環，不可調和。現在美帝只能依靠生產和銷售軍火“發財”，在全世界到處挑起戰爭，已經走進了絕路。二、中國再走資本主義道路，也只能受老牌帝國主義剝削，當一個跟包的“馬仔”，再次淪為半殖民地，這是中國人都不能接受的。三、14億已經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人民也不能答應，已經站起來了，怎能再跪下去？

　　是時候了，我們應該好好反思一下，怎么就走到這一條路上來了？前三十年已經建成了的社會主義制度，盡管有一些不盡人意的情況，盡管也有失誤造成了損失，但是那時候的社會風氣、勞動人民的精神狀態，都是非常好的。我們有什么理由要把它否定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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