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科的學習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文本閱讀的工夫，思想的一個成長路徑也是從一個文本跳到另一個文本。因此文本的閱讀成為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問題。

　　首先是素樸的閱讀狀態，與這種閱讀狀態相適應的，是讀者天然地認為有一個作者想呈現的原意在，他所要做的就是規范地“忠實”作者，獲取原意，這種閱讀也就是閱讀的前反思。因為有一個實在的作者的原意擺在那里，所以我稱這種閱讀為實在的閱讀。這種素樸的閱讀狀態很快就會被取消，因為一個文本有不同的側面，從不同角度切入看到的東西不同，也就是閱讀本身卷入了文本，而且，文本可能具有內在的層次結構，這樣，文本的完成依賴于讀者對文本進行結構分析，文本在讀者那里進行了“第二次寫作”。并且，文本牽涉著作者的欲望向度，文本對讀者具有召喚作用，把讀者牽引到作者的欲望回路中，這樣，文本的完成是作者和讀者的雙向運動。“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便是第二種閱讀狀態，但是這種閱讀狀態會遇到問題：如此眾多的解讀，甚至是相反的解讀，究竟哪一個是最好的或究竟哪一個是最貼合作者原意的？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訴諸于作者的權威，然而，人們失望地發現，作者沒有作品豐富，反倒是作者的權威壓制了文本意義的逸散。所以，文本的理解不能回到作者那里去。對于如此的閱讀僵局的庸俗化便是把文本閱讀的差異歸結為人與人的差別、每個人的審美傾向不同。“各花入各眼”，這便是停下來的庸俗知性。如果我們再進一步，放棄對于“文本的充實意義”的戀物癖，而是把文本理解為匱乏的標志、對抗寄身之所，就會發現，如此眾多的解讀絕對不是阻礙我們獲得清晰認識的雜亂意義流，而是他們共同地標示了文本的位置，文本不再是具有豐富意義的符號堆積，而是一個占位的能指鏈，眾多的聲部就圍繞這個代表著對抗和匱乏的能指鏈進行發聲。

　　三種閱讀方式的遞進：從“文本的本來意義”到“文本的自在意義被懸置，多種多樣的解讀再生產文本的意義”再到“文本的意義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本的運作”。也即，文本作為代表匱乏和對抗的能指鏈吸引了眾多的解讀，這所有的解讀構成了一個圍繞文本位置的意義域。

　　這其中發生的變化正是從符號到能指。Symbolic既翻譯成符號界，也翻譯成象征界，但我個人更偏好象征界這個譯名，因為象征更能體現能指的運作，而很多人沒有分清符號和能指的區別，導致了混亂。符號是為某人代表某物，而能指是為另一個能指代表主體。比如，對于原始氏族來說，壁畫就是符號，代表了他們的實際生活和對神的祭祀，但圖騰就是能指，相對于其他氏族的圖騰代表本氏族。大他者這個編碼場所既叫做符號系統又叫做象征系統，但符號系統里面的眾多符號只是中介了能指，我更愿意稱之為象征系統，符號表達意義，能指標定位置。以高考為例子，具體的各種知識就是具有豐富意義的符號，但高考排名，大學好壞就是彼此相對的位置，即高考分數和大學名稱是能指。這個過程會發生符號的揚棄，從符號轉到能指，就像學習的結果是具體的知識的遺忘，但確定了由教育資源、智力水平、學習習慣、應試技巧等等所影響的你的排位。重要的不是豐富的具體知識，而是對于位置的把握。第三種閱讀方式中作為能指的文本已經不需要糾結于自身的細節（作為符號的文本究竟說了什么不再重要），而是占據一個代表匱乏和對抗的位置，因著這匱乏與對抗，眾多的解讀和再創作就會接踵而來。這個文本位置，以及圍繞這個位置的意義流，就是一個文本空間，所以，如果文本真有什么本質，這個本質就是一個不在文本本身之中，倒和文本位置相關的離心的域。

　　以此，我們能夠理解互聯網生態，第一種閱讀對應的是所謂的干貨視頻，如科普類視頻，其特點是作者對讀者的單向輸出，第二種閱讀對應的是直播，主播和觀眾的雙向互動完成了直播，不同的受眾群體生產了不同的直播。第三種閱讀對應的是虛擬主播，國內虛擬主播的頭部是asoul，愿意將asoul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觀察的人顯然注意到，這幾個唱歌跳舞的皮套人所做的事與一個運轉良好的文官系統的政府首腦所做的事顯然極為相似。她們做的事是表面維系整個系統運轉的純粹形式化姿勢，就像《是大臣》中的吉姆哈克只需要開會、出差和蓋章，真正的事情已經是系統在做，皮套人只是占據了一個位置，她們就像英國國王之于英國和其他國家，只是一個能指。但虛擬主播的魅力正在于，她們是純粹能指，一個皮套，除此別無他物，關于皮套背后的中之人的任何細節反而是傾覆這個捕獲愛欲的能指的危險。虛擬主播的成功之處在于，把現實中作為異質他者，因而具有男人不可承受的豐富意義的女人化約為純粹的陽具能指。宅男/舞女、強迫癥/陽具，我們在asoul身上看到的是純粹結構性的能指運作。

　　從符號到能指，正是從豐富的經驗細節財富到清晰的概念決斷的跨越。符號呈現給我們太多豐富的內容，反而以各種信息喂養了我們的眼睛，讓我們的眼睛不要去看，但關鍵的觀看正是對于位置的把握。以天文學的變革為例子，托勒密體系的惡劣之處在于，新的天文學證據都能夠被這個體系所消化（通過本輪均輪系統），但是其運作越來越復雜，所以這里的誘惑恰恰在于對天文信息的細節的把握，局限于此，只能得到托勒密體系的愈加復雜化，關鍵在于，對于位置的把握，也就是核心的能指從地球變為太陽，如此，所有的天文信息在新的象征系統中變得簡潔而優美。

　　從符號到能指的過渡，也可以澄清什么叫做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不是要把握充分展開的全部歷史財富（這倒是一種令人著迷的誘惑，或一種戀物癖）。而是要把握斷裂之處，用新的對抗和分裂去確立新的總問題，回溯性地重寫場域，被隔離出來的這個斷裂，正是真正的“懸置的辯證”，而庸俗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性不過是體系早就考慮到自身合法性而設立的自反性而已。所以，把握到一個主能指，對象征空間進行再定向，絕對不是排斥實證的歷史研究或真實的歷史事件，恰恰要注意，無論是文本閱讀還是“實踐”，其之前都有一個先在導向，前提是抓住外在世界的觀念結構。就像天文觀測的結果在以太陽為中心的模型中比在以地球為中心的模型中更能獲得充分的意義。

　　很多自詡為歷史唯物主義者的人對黑格爾辯證法和精神分析展開攻擊，指責黑格爾辯證法和精神分析是純粹觀念上的運作，而對現實的歷史運動無能為力，這是一種誤讀。黑格爾辯證法也好，精神分析也好，其運作不是和歷史運動無關的純粹主觀的動作。相反，觀念論者相信，“實體即主體”，運動起來的是實體本身，主體是實體運動的純粹記錄者。“懸置的辯證”是實體自身的運作，只是思辨的時候對其進行一個抽象，抽象之后反而被人指責離開了真實的歷史。真實的歷史的運動的把握恰恰在于直擊其概念結構，由此說來，一些改造現實生活的實踐反倒是盲的。因為他們忠實于凝固的文本，移用現成的框架，反倒不能提出時代的“總問題”。

　　這些人所犯的錯誤當然是對歷史文本進行解讀的過程中，“忠實于真實的歷史運動”，而忽略了“征兆”。征兆是壓抑之物的回歸，征兆預示著對抗和匱乏的噴發。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顯露出資本主義的征兆，以這幾個核心能指表明了這個征兆的位置：生產力、交往形式、剩余價值、階級、資本……馬克思的創見正在于他發現了資本主義的征兆，即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以及這種矛盾的回歸肉身——無產階級，他和他之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不同之處正在于對于材料閱讀的“征兆”把握，他在李嘉圖、斯密等人的著作中讀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征兆，他之所以避免了這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局限性并非在于他在歷史細節上收集地更多或更誠實，而在于他把握了征兆，也就是說，他鎖定的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所有細節，而是資本主義所處的位置。這正是從豐富的符號到清晰的能指的跨越。

　　所以，切入歷史是如此，處理馬克思的文本也是如此，我們必須避免對馬克思主義原典的戀物癖式迷戀，仿佛一切的工作只是承接下來一個純粹的馬克思，偉大的導師的思想就會開辟現實。思想不在于凝固的文字之中，思想在于思想自身的變化，既定的文本不含真理，是運動中的思想達成了真理。比文本所闡述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各個文本之間的關系，這是盧卡奇說辯證法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的原因，也是為什么阿爾都塞強調馬克思的認識論斷裂，以及對資本論的癥狀閱讀法（癥狀閱讀法正是對位置的鎖定而非對意義的求索）。在馬克思對于黑格爾、費爾巴哈、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的癥候閱讀中，也就是馬克思思想的變化過程中，把他之前的思想家置于何種位置上，我們才發現了馬克思的思想進路，這個過程真正地體現了馬克思的精神。在《巴黎手稿》中黑格爾處于一個被批判的位置，而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卻發現資本邏輯和黑格爾辯證法的相似性，這黑格爾的位置變動正是馬克思自身的精神辯證。

　　問題的關鍵在于放棄本質主義，跟著大師去體驗一遍運動中的思想，一切都清楚明白地浮現在表面，可惜表象背后的“本質”捕獲了人們的凝視，反而讓人們聚精會神于“真正的意義”，而對位置的改變不敏感。

　　征兆是被壓抑之物，這個位置標定了匱乏與對抗，以一系列的能指中介。比如社會主義的征兆表達在下列能指中：歷史必然性、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共同富裕、996、高房價、少子化……這一系列的能指都不是意義的說明，而是相對的位置，歷史必然性意味著相對于資本主義更先進的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意味著相對于現今貧富分化現狀的實現公平的未來，等等。癥候就通過這一系列的能指表現出來，使我們能夠鎖定場域中的奠基性對抗以及其宣示的匱乏。

　　征兆誕生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由弗洛伊德對無意識的研究再次發現（口誤、夢、重復現象就是主體的無意識征兆，被壓抑的東西通過如此的形式回歸并重復自身），而拉康引入結構語言學，明確了征兆和能指的關系，征兆通過一系列能指表現自身，作為匱乏的陽具能指本身就是征兆。

　　不要為意義所迷，把握位置。從符號到能指，這同樣適用于兩性關系，“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靈魂萬里挑一”，這顯然是一句自我安慰的話。有趣的靈魂的失誤在于，他執著于內在美的意義建設，做了一個有內涵的人，但顯然，很難有人愿意深入了解你的內在，重要的是你相對于對方的位置，關鍵在于你是否處于對方的欲望客體的位置上，好看的皮囊雖然千篇一律但總能獲勝的原因在于，他把自身削減為陽具能指，從而在那個位置捕獲了對方的欲望。

　　社會關系也是如此，我們在面對小鎮做題家和丁真的對立時，了解到，小鎮做題家的科研訓練是符號的意義不斷拓展的過程，而丁真則與純真、野性這兩個能指綁定在一起，他在那個位置俘獲了許多女生的愛欲，由此他的收入超越了小鎮做題家。從勞動本身的復雜度轉向勞動背后的社會關系的復雜度同樣是從符號過渡到能指，從把握意義轉到把握位置。

　　真正的辯證不是已經預設在場域內的自反性，這個自反性只是中介了場域的持存，卻不能改變場域本身。就像橢圓的軌跡，不斷離開又不斷回來，只是實現了一種運動的重復。真正的辯證在于，場域自身的斷裂，征兆的噴發，核心的對抗與匱乏已經確定了新的能指，即整個場域的重定位，這是真正的哥白尼式革命，核心能指由地球變為太陽，對抗由人和上帝轉變到人和自然。匱乏的不再是信仰，而是理性。而托勒密體系的虛假之處在于，雖然看到了運動，并且使理論符合于運動，但是他沒有對場域做反思，沒有看到辯證在于位置的變動，而不是意義的求索。

　　涉及辯證不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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