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富”的宣傳，近年來已明顯的向著“共同富裕”傾斜。這是一個時期以來發生的令人矚目的變化。這幾年，好像加大了“共同富裕”的宣傳力度，或者還有政策的引導。就連被譽為農村改革“先鋒”的小崗村，也開始了“合作化”、“股份制”，不再固守他們的“功績”：分田到戶，個體經營。

　　“共同富裕”這個口號時隱時現，形成了一個“馬鞍形”的經歷。它在什么時候產生，什么時候隱去？其中大有文章。反映的是政策的變化與調整。

　　當年，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即合作化、集體化的時候，是毛主席提出了“共同富裕”。由于言簡意賅，好聽好記，成為一個廣為流傳的宣傳口號，已經深入人心。

　　雖然在“集體化”之后，在“共同富裕”的路上走的艱難，生產條件終究得到了巨大的改善，人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特別是，農民家庭人口一般比較多，吃不飽，破衣爛衫者有之，但是，不必為子女上學、看病、養老發愁，勞動強度已然減輕了許多。有人污蔑這個時期為“共同貧窮”。

　　那些人的哲學知識可能近乎零。難道他們不知道“貧窮”與“富裕”從來但是相對的？在中國是這樣，在外國也是這樣。

　　毛主席是社會主義改造的主要和重要推手，也是領導者。沒有老人家，“合作化”、“集體化”能不能搞起來，以當時某些領導人的態度分析，難說。畢竟，毛主席帶領廣大農民進行了一次偉大的，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的實踐，他們破除的是在中國實行了幾千年的土地“個體所有制”。它在中國實行了幾千年，在新中國也存在了幾年，要不要改變土地的個體所有制，這關系到中國共產黨要不要搞社會主義，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方向、路線問題。是大是大非問題。“集體所有制”必須代替“個體所有制”，有點馬克思主義常識的人都知道。

　　任何新生事物產生后，都有一個完善過程。有人找出“集體化”過程中和現實中存在的某些問題，不是要改進、克服，而是要“退回去”，退回到“單干”時期。或者如農民所說“解放前”。

　　“另起鍋灶”，要改變農村中的集體土地所有制為“個體所有制”，要先改變思想、觀念。“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在這種情況下提出，就是為農村土地所有制的改變造輿論。有人提出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別無它，就是要“獨樹一幟”，表示與“共同富裕”的不同與對立。而且不只停留在口號上，而是改弦易轍，另辟蹊徑。因此，它在國內諸多的口號中，叫的最響，傳的最廣。相比之下，提了多少年的“共同富裕”，卻顯得黯然失色，它悖時了，在主流媒體上消失了。看來，那些媒體人也知道，這兩個“口號”，實質上是兩種思想不能共存。

　　伴隨著農村農民的“分田到戶”，集體經濟組織解散了，集體經濟徹底瓦解了，農民如同回到了“解放前”，“共同富裕”已經成為泡影。“個體所有制”的結果，被實踐反反復復的證明，只能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無需再經過實踐證明。而實行了幾十年的“分田到戶”，特別是小崗村，美其名曰“聯產承包責任制”卻再一次證明，它只能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沒有別的可能性。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代替了“共同富裕”。這不只是口號的變化。從這種變化中，人們看到的是農村生產方式的變化，土地所有制的變化，農民身份的變化。

　　一種思想，甚至一個口號，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著一部分人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受到一部分人的擁護的同時，也就受到另一部分人的反對與排斥。無論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還是“共同富裕”，大抵都是如此。

　　“一部分人先富”，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在中國至少存在了三千年以上。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頑強的存在，那好象不是誰，比如哪個帝王，哪個思想家提倡的結果。事實上，史書浩瀚，沒有看到誰提倡，其實是無需提倡。事實和道理都明擺在那里。

　　期間，雖然有孔圣人勾畫過“大同世界”的藍圖，雖然有農民起義的英雄們打出過“均貧富”的旗幟，但是，從來沒有成為過現實。就連叫花子出身的朱元璋當皇帝的年月，由于社會制度沒有發生變化，也還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那原因，在馬克思看來，很簡單，不廢除私有制，要“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那只是烏托邦式的空想與空喊。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經提出，注家蜂起。其中，有人說那是為了破除“大鍋飯”，即“集體經濟”，這是真心實話。他們沒有說錯。事實上，也正是這樣做的。

　　“大鍋飯”，當時是指“大躍進”時期的“公共食堂”，后泛指“集體經濟”。那飯，我是吃過的。我家所在的生產隊，百、八十口人，共有一個食堂。食堂成立之初，人們，至少象我們這些懂些事的高小生們，還是滿開心的。且不說孩子們在一起吃飯是多么地熱鬧，沒有人議論是不是吃得好，對于平時很少吃得飽的孩子們來說，不僅可以敞開肚皮吃，而且隔三差五地改善一下生活，吃上一頓好的，不過，從來沒有大魚大肉過。所謂的改善生活，不過是吃饅頭、包子什么的，印象最深刻的是“蒸紅薯”。那是當地的主食，上頓吃，下頓吃，直到吃的吐酸水。在食堂里，人無論職務高低，男女老少，干活多少，貢獻大小，在“大鍋”面前，人人平等。誰能吃多少，誰就吃多少，實現了在吃的方面的“按需分配”。這是真正的“大鍋飯”。把生產隊，集體經濟比喻成“大鍋飯”，還真的說不上妥當。

　　“大鍋飯”的取消，“公共食堂”的解散，并不是因為原本勤快的農民們變懶了。而是因為糧食出現了問題。終于在揭不開鍋的時候，實行了幾個月，宣告散伙。“大鍋飯”或許本就不該吃。因為，在靠天吃飯的的歲月，地里產不了多少糧食，滿足不了大人、孩子們的本沒有多少油水的肚皮的需要。即使是家家戶戶的“小鍋飯”，也沒有那樣敞開肚皮吃的。那樣吃，也會吃窮。有道是：吃不窮，穿不窮，算計不到就受窮。

　　其實，要說“大鍋飯”，嚴格說，不是農民的發明。向前可以追溯到紅軍、八路軍、新四軍時代。官兵同吃一鍋飯，同樣的戰士，一樣的津貼，一樣的用品，平均的很，人說那叫“戰時共產主義”。無論人們叫它什么，事實上，那時的戰士，窮，是真的，要說他們因“平均主義”的“大鍋飯”而變懶，而缺乏斗志，不會有幾個人同意。如果承認事實，那么，誰也不能否認，董存瑞、黃繼光、雷鋒等都是吃著“大鍋飯”成長為英雄人物的。

　　鄙人無意為“大鍋飯”歌功頌德。不過，要是把中國的窮，歸罪于充其量不過是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則有欠公允。若說窮，是因國人“懶”的緣故，更是不敢茍同，甚至是對廣大農民的污蔑。因為，自奴隸社會到新中國成立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其間，農民們并沒有“大鍋飯”可吃。他們為地主、富農、資本家干活，豈敢有半點懈怠。可是，到頭來，還是一貧如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窮，與“大鍋飯”有多少干系，這“凍死骨”里頭又有幾具是懶骨頭？

　　中國，是個落后的農業國。窮，是國際公認的。就是在“大躍進”前，即沒有吃“大鍋飯”的時候，農民們也沒有富裕到哪兒去，甚至遠說不上富裕。那時，農村的生產工具極其落后而且極其缺乏。象我們那里，聽說還是個比較好的村子，一個生產隊除了土地——主要是沒有水可澆的旱地，不過是幾頭牲畜，兩輛大車。而有的隊，家底更薄。為了不誤農時，人們不得不以人代畜，干本應該由牛馬干的活計，如耕地、拉車、推水車等。這樣的生產條件，基本上是靠天吃飯。好年景，畝產糧食不過三、四百斤。那時的農民，大都是住土坯房，吃的是“低指標”“瓜菜代”，穿的是家織的“粗布”。到了有人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時候，情況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村子里的機械多了，耕地、澆地，碾米、磨面等不用人畜了，已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了出來。糧食畝產到了千余斤。糧食打的多了，吃的白面多了，蓋的磚房多了，穿“的確良”的多了，穿補丁衣服的少了。看病不要錢了，孩子都可以上中學了。用他們的話說，叫“芝麻開花節節高”。這些，都是“單干”時代無法相比。今非昔比，用現在的話說，那時候的錢值錢。蓋一處新房，只需幾百元。若舊房翻蓋，需要的錢更少。在農民中，蓋房屬于巨額開支。

　　或許提倡“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人認為這樣的發展還不夠快，離歐美的水平還有不小的差距。若不帶偏見，看看中國的歷史，這樣的政績，舍共產黨，可有過類似的記載？這個發展時期農村中農民的分配方式，有人把它叫做“大鍋飯”。

　　如果有人僅僅認為是“分配方式”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那么，“改革”就應該在“分配制度”上想辦法，下功夫。在這方面，卻不見如何舉動。所見，卻是從“根”上改，從土地的所有制上改。所有制變了，分配制度豈有不變之理？

　　這些年，一部分人是富了，豈止是富了，有的簡直是一夜暴富。時下的中國，“百萬富翁”已經不算富，“億萬富翁”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讓人看著還真有點眼紅，不！是眼氣。他們“能掙會花”，食有魚、出有車，內有奴、外有“秘”，花天酒地，宛如，不！賽過昔日的王公貴族。他們財源茂盛，以金錢鋪路，可達官勾貴，更顯神通廣大。日子過的好不滋潤。他們難道僅僅是因為沒有吃“大鍋飯”嗎？國人中大概沒有幾個人那么認為。

　　“大鍋飯”，暴露出的充其量是分配中的平均主義。根據當時的農村情況，為了每家每戶每個人都能夠生存下去，沒有比當時更好的選擇。分配，不僅要受所有制的制約，而且還要受可分配物品的數量的多寡的制約。在生產力落后，生產效率低下，生產不出人們所需要的那么多東西的狀況下，無論怎樣在分配問題上兜圈子，人們也富不起來。

　　為什么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因為他清楚的看到，國與家“不患貧而患不安”。

　　在生產力落后，物質極其匱乏的年代，越是物寡，就越患不均。“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孔子認識到了的，不相信現代人認識不到。那種情況下，需要指責的不是什么“平均主義”。也不要動輒扣上什么“平均主義”的大帽子。

　　其實，城市里實行的“票證”，仍然是一種分配形式，也是“平均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盡管它有弊端，特別是讓富人、有錢人不滿意。但是，最大限度的滿足了廣大民眾的基本需要，這就穩定了社會的基礎，就保證了社會的安定。富人、有錢人也是穩定的社會秩序的受益者。只有極少數敵對勢力，唯恐社會不亂者，才對這種現象實以猛烈的抨擊。

　　新中國從“一窮二白”走過來，雖然貧窮，沒有“兩極分化”，社會祥和、安定。沒有“黃賭毒”，“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都是真實的存在，與當時實行的政策密切相關。如今，這些已經成為“夢幻”、“傳說”。這足以證明，政策實施總體上是成功的。

　　一般的人都知道，貧窮與富裕，是相對的。我們中國的貧窮、落后，是相對歐美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而言，決不是共產黨，特別是毛主席那輩共產黨造成的。事實上，他們為改變中國的貧窮，不遺余力，節衣縮食，艱苦奮斗。沒有那代人比他們奉獻的更多，沒有什么人有資格指責他們。指責他們的，有一個算一個，都是數典忘祖，中華民族的不肖子孫。

　　以自身而論，同舊中國、同解放初期相比，就大多數人來說，還是富裕多了。這是連新中國的敵人也承認的。有些國人為什么就不相信呢？是眼瞎了，還是心歪啦？

　　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各地的自然條件不同，科技發展的水平不同，開發的程度不同，因此，富裕也必然有先后，快慢之分。既不可能“同步”，也不可能“等同”。通觀古今之外，還沒有哪一個國家和地區做到過“同步富裕”，“等同富裕”，為什么有的人單單苛求于社會主義制度下，特別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呢？

　　在我國，在一定的時期內，從政策上給某些地區、行業以優惠，使之更快的發展，從而也使那個地區、那個行業的人日子也更富裕些，或是使那里的人們更快地擺脫貧困，這本無可非議。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現在的政策區別不也是很大的么？大到“一國兩制”。豈可以此來詆毀“共同富裕”的思想？

　　中國共產黨就是為了在中國這個大地上消滅階級差別，消滅兩極分化，鏟除造成這些差別的私有制才建立的。她在中國的成功，是因為她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是依靠人民大眾的，而不是為了“讓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服務的。倘使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即在其綱領上申明，這個黨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組織，那么，跟著那個黨走的將是些什么人呢？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可以幫助貧困的人實現“共同富裕”。這回，富人，倒是真的成了窮人的“救世主”。如果把國人的“共同富裕”建立在富人的“幫助”上，這恐怕是靠不住的。甚至是某些人的癡心妄想。看來，那種人，既不懂富人，也不懂窮人。

　　一些人富了，對窮人頓生憐憫之心，解囊相助者，仗義疏財者，自古以來，不乏其人。但是，也如鳳毛麟角。否則，中國不會有“為富不仁”的說法。這可是“儒家思想”。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慈善家，大約也是受人尊敬的。他們在解決特定的人的特定的問題方面的作用是存在的。他們的個人行為只能解決個別問題。他們不可能解決社會的貧困問題。大老板賺了大錢，給工人或窮人幾個小錢，那能叫“共同富裕”嗎？大概還挨不上。

　　相當年，也是在農村，土地改革后不久，有的農民便不得已，開始賣地，重新陷入貧困。伴隨一部分人的貧窮，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而富裕了的那一部分人并沒有幫助貧困的人“共同富裕”。如果那些先富起來的人有“共同富裕”的境界和觀念，能夠幫助窮人實現“共同富裕”，中共中央怎么可能實行“合作化”？毛澤東根據什么提出的農業集體化，“共同富裕”？

　　作為共產黨人，不是應該，而是必須承認，公有制，只有公有制，才是通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有人在批判“大鍋飯”，實則批判農業集體化，提倡“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時候，卻在倡導、支持私有制，為私有化大行其道開綠燈。可以說是輿論先行，政策殿后。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共同富裕”，這是這兩個不同的命題。他們雖然不“同步”，也沒有同步提出，更不可能同步實施。卻在相同的時間里同時出現在社會上。

　　有人企圖調和二者之間的關系。什么“共同富裕”需要通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實現。現實已經把這種論調埋葬了。因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早已經成為現實，甚至已經出現不容回避的“兩極分化”，而且延續了幾十年。

　　其實，早在1985年，“總設計師”就指出：如果改革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對于總設計師的這一告誡，輿論界，主流媒體怎么集體保持沉默？這一現象，總設計師在“南巡”的時候，是不是察覺到了？到底是那里出了問題？“說不清楚的”、“不敢說的”、“不敢面對的”，就采取“鴕鳥政策”，這似乎成了一個“套路”。

　　正是因為“共同富裕”沒有通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實現，才大力提倡“共同富裕”。實踐證明，二者捏咕不到一起。因為它們依賴的基礎不同。在社會實踐中，固然可以搞“一國X制”、“一村兩制”，不要指望不同的制度可以結出相同的果實。“私有制”結不出“共同富裕”之果。

　　在形式邏輯的判斷中，面對不同的判斷，究竟哪一個是“真”的呢，那一個是假的？二者必居其一，來不得半點含糊。懂些形式邏輯的人，總不能得出兩個都是“真”的結論吧？即使有人那樣認為，只能說他對于形式邏輯一竅不通。相信，共產黨內懂得形式邏輯的人不在少數。筆者在這里不過是班門弄斧。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作為一種意識、思想，它所賴以存在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在私有制下，“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存在，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是共產黨人，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還是應該堅持“共同富裕”，做好“公有制”這篇大文章。這篇文章做砸了，亡國不敢說，亡黨恐怕是不可避免的。這，是不是危言聳聽？或許是杞人憂天吧。老了，沒事瞎琢磨，但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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