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天津社會科學》2010年第6期

　　作者單位：沈湘平，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

　　摘要：馬克思將自己思想的合法性訴求標識為科學，甚至宣稱其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馬克思的“科學”觀念深受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近代科學實證精神的影響。但是，不僅作為德語世界中馬克思所謂的“科學”(wissenschaft)與英語世界中的“科學”(science)含義有所不同，而且馬克思所謂的科學還具有明確的規定性：科學必須以感性、現實、實證為基礎；科學的任務在于透過現象發現本質和真理；科學是進行學術研究的正確方法；科學是服務于全人類的自由探索；只有無產階級才能使科學真正成為科學。在此基礎上，馬克思的歷史科學因其唯物、辯證、批判的特性，而與形形色色的實證科學區分開來。就其本質而言，馬克思的歷史科學是唯一真正的實證科學。

　　關鍵詞：馬克思；科學；實證；歷史科學；實證科學

　　在馬克思的全部學術或理論工作中，無疑始終貫穿著一種真理性的自覺追求，而馬克思也毫不猶豫地把這種合法性訴求標識為科學。在早期，馬克思對科學與藝術、自然科學與人的科學等關系進行過論述。成熟時期，科學已經成為證偽包括哲學在內的意識形態后的唯一替代，歷史唯物主義被稱為科學的世界觀、歷史觀，政治經濟學被視為關于市民社會的科學，而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的共產主義也被標識為“科學共產主義”。甚至，我們還發現，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宣告：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也就是說，馬克思把自己的全部洞見稱之為科學。《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恩格斯稱馬克思是“科學家”，其定位十分精準。那么，馬克思所理解的“科學”究竟具有什么樣的內涵呢？了解馬克思視野中的科學觀念無疑有助于我們準確地理解馬克思的全部思想。

　　一、近代西方的科學觀念深深影響了馬克思

　　任何偉大人物及其思想都是一定文化傳統和時代的產物，馬克思也不例外。西方理智主義的思想傳統從一開始就比較注重今日所謂的自然科學維度。從第一位哲學家泰勒士到康德的仰望星空，哲學家們所關心的不僅是一種“應該”的領悟，而且是一種“實然”的考察——是為天文學的淵藪。柏拉圖學園門口甚至掛著這樣的警示牌：“不懂幾何學的人請勿入內。”事實上，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哲學和科學基本上是同義的，差別只在于哲學在科學中處于一個崇高的位置——科學之科學。但是，從文藝復興運動開始，經驗、觀察、實證，甚至數學的方法逐漸被歸為科學方法的典范。達·芬奇、伽利略、笛卡爾為這樣的思想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后來，工業、商業與自然科學之間相互作用，自然科學的輝煌成就——牛頓和達爾文的貢獻影響最為深遠——鑄就了“科學”崇高的合法地位，也徹底改變了人們的世界觀。巴里·巴恩斯的如下說法不無道理：人們之所以越來越偏愛科學，“乃是因為人們把它當成了一種適當的知識和文化形式，認為它與工業化社會大量的利害關系和價值體系相關。尤其是，科學可以用來作為正在迅速擴展的商業和工業中產階級人士的文化表達和符號表達的一種媒介，并且可以被他們用來作為證明他們自己和他們的生活方式的一種手段”。“他們把自然科學看得比神學、經典著作和其他形式的傳統學問更為尊貴，他們為最終形成一種不可抗拒的壓力作出了重大貢獻，在這種壓力下，科學在大學和類似的機構中被確立為公認的教育形式”[1]。

　　人們把科學看得比神學、經典著作和傳統學問更為尊貴的一個證明，就是17世紀人們對占星術和巫術的信念遽然衰落。在19世紀以前，科學家還不是一種職業。進入19世紀，越來越多的科學團體出現，各國政府開始重視大學、研究機構的科學功能，各種專業學術期刊隨之誕生。科學研究成為了社會分工中十分重要的部類，科學已經徹底完成從邊緣到中心的歷程。在19世紀，職業化、專門化、經驗化的科學主義已經盛行。也正是因為科學世界觀被普遍接受和科學方法的日益權威，使得自然科學理論在社會歷史領域的運用也成為一種時髦。無論是法國啟蒙思想家，還是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家，或德國的古典哲學家，都試圖在社會歷史中尋找類似于牛頓所揭示的宇宙規律或充當社會歷史領域的天文學家。

　　明確地要把對社會歷史的知識建構成一門科學的是18世紀的意大利思想家維科。維科以十分機智的方式論證了自己的“新科學”：人們只能認識自己創造的東西。自然界是上帝創造的，因此人不可能徹底認識自然界，自然科學作為科學是不成立的。相反，歷史是人創造的，人能認識歷史，對歷史的認識才是真正的科學。表面看來，維科以“時空錯亂”的方式在反擊自然科學的霸權，但實際上他依然借助了科學的標準——“新科學”的名稱被認為是模仿經驗主義哲學家培根的“新工具”而得來的。馬克思對維科評價很高，稱他的思想是“天才的閃光”。馬克思指出：“如維科所說的那樣，人類史同自然史的區別在于，人類史是我們自己創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們自己創造的。”[2]可以說，當馬克思不滿意康德把歷史看成是大自然隱秘計劃的一部分，以及黑格爾把歷史看成是絕對精神外化的結果時，他對思辨歷史哲學的批判與超越，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維科的“新科學”的辯證回歸。難怪哲學家拉布里奧拉和拉法格都認為維科是唯物史觀的思想先驅。目前我們無從考證維科“新科學”這一提法本身對馬克思的“歷史科學”的提法有無直接影響，但從精神實質上看，我們可以這樣認為：維科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歷史成為科學的問題，而馬克思對這一問題做了迄今為止最科學的回答。馬克思的“新科學”就是歷史科學——需要注意的是：維科的“歷史”只是馬克思歷史科學中“歷史”的一部分，即人類史部分。

　　進入19世紀，將人文學科建成科學一時成了許多思想家奮斗的目標。孔德試圖建立社會的科學(社會物理學)；穆勒試圖建立一門“人性科學”；文學家左拉甚至提出要建立“由科學支配的文學”；南雷則想建立“科學宗教”[3]。“實證”則成為這些形形色色科學訴求的共同口號。馬克思認為，其實早在18世紀，實證科學就脫離了形而上學，給自己劃定了單獨的活動范圍。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和蘭克的實證主義史學在19世紀上半葉是最著名的，而孔德的學說則可以稱為實證科學的集大成者。實證意味著對經驗、證據、個體特殊性的極度重視，能實證的被認為是科學的，不能實證的被認為是不科學的。在那個時代，科學日益宰制一切，而實證則兌現著科學的合法性。孔德的老師圣西門就把他所處的時代稱為“實證的時代”[4]。

　　馬克思身處這樣的時代不可能不受到這一潮流的影響。馬克思在大學期間首先是遵從父親的愿望攻讀法學專業，但他發現要攻讀法學必須研究哲學。馬克思意識到，無論是他理想主義的抒情詩的創作，還是關于法哲學的研究，都遭遇著“現有之物與應有之物的對立”的嚴重阻礙。于是，他試圖在康德和費希特的哲學中尋求解答。但正如他在1837年給父親的信中反思到的一樣，“最初我搞的是我慨然稱之為法的形而上學的東西，也就是脫離了任何實際的法和法的任何實際形式的原則、思維、定義，這一切都是費希特的那一套……在這種形式下，主體圍繞著事物轉，議論來議論去，可是事物本身并沒有形成一種多方面展開的生動的東西”[5]。這樣的苦惱讓馬克思走進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并因之對自然科學、歷史有了某種程度的了解。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這時研究了本身有著濃厚實證特色的薩維尼、費爾巴哈的著作，馬克思還閱讀了培根的《論科學的發展》[6]。可見，大學期間的馬克思是以何等急切的心情在追尋和把握科學實證的時代精神。

　　在1841年完成的博士論文中，馬克思對比了德謨克利特與伊壁鳩魯關于科學可靠性與對象真實性的差別，指出“德謨克利特被迫進行經驗的觀察。他不滿足于哲學，便投入實證知識的懷抱”。“而伊壁鳩魯卻輕視實證科學”[7]。在不少論者看來，由于馬克思當時服膺于自己解讀出來的伊壁鳩魯的自我意識自由的思想，因此，他也必然像伊壁鳩魯一樣輕視實證科學。但事實上，馬克思并不贊成伊壁鳩魯把自由理解為“自我意識的心靈的寧靜”的看法，他認為，“在自身中變得自由的理論精神成為實踐力量，作為意志走出阿門塞斯冥國，面向那存在與理論精神之外的塵世的現實，——這是一條心理學規律。”[8]此后，盡管馬克思很少不加分析地認同當時流行的實證主義、實證哲學，但其強調實證、實踐，走向現實的思想卻一直未變。甚至我們可以說，正是實證科學的時代精神助產了馬克思的歷史科學。

　　成熟時期的馬克思多次強調歷史與自然的差異，他一方面認為廣義的歷史就包括了自然，另一方面認為人類社會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并多次強調自己的理論是能被經驗證明的，是真正的實證科學。“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9]。甚至，恩格斯在論述馬克思的成就時這樣說：正像達爾文發現了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有西方學者認為：馬克思“志在成為‘社會科學’創始人，在人類研究中做出類似于達爾文在較低級生物研究中的成就。與達爾文一樣，他的目標是繪制一個基于社會存在現實的人類進化圖式。”[10]對于我們而言，問題不在于否認馬克思受這種時代精神的影響而開始自己的工作，而在于他的工作是如何卓有成效地超越和重塑了這一時代精神。

　　那么，馬克思所說的“科學”是否與同時代的人們所理解的“科學”或今天我們所理解的“科學”完全一樣呢？如果不是，馬克思所謂的“科學”又有什么獨特規定呢？

　　二、馬克思對“科學”的獨特規定

　　事實上，即使在自然科學中，至今人們也沒有一個關于科學的公認定義，以至有不少人認為給科學下定義既是無用的，也是不可能的。就詞源而言，“科學(science)”一詞源于中世紀拉丁文“scientia”，原意為“學問”、“知識”，是比較廣義的說法。但是，文藝復興運動，尤其是近代自然哲學、自然科學興起之后，在歐洲大陸的科學具有了特定的內涵，即主要指向我們現在所理解的自然科學。不過有一個例外，而這個例外對我們理解馬克思的“科學”至關重要。那就是，在總是與英法傳統有別的德國傳統中，德文“科學”(wissenschaft)一詞所包含的意義比英文“科學”(science)一詞的意義更為廣泛，包括任何形式的知識，以及對知識有系統的攝取、詮釋和整理的活動。很多人指認，這一傳統源于萊布尼茲。而science則被狹義地限定于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和知識范圍。因此，德文wissenschaft含有通俗意義上的“學術、學問”(academic，scholarship)之義。英國學者巴恩斯從另一角度(盡管他對歐洲大陸內部不加區分)確認了這一事實：“即使到了今天，英語中的‘科學家’這個詞的外延和內涵，比歐洲其他語言中類似詞的含義都窄，這也許反映了英語世界所確立的關于科學知識和科學活動觀念是異常嚴格和務實的。與歐洲大陸社會相比，我們把科學家放在距智慧、學問、洞察力更遠一些而距離純技術更近一些的位置上”[11]。克拉倫斯·斯密斯·豪也認為，“德國人的科學概念比講英語的同伴們的科學概念要寬泛得多，它包含一切系統化的概念體系，如數學、法學、神學。從這種更加寬泛的含義上說，‘科學’不是關于事實描述和存在于自然事物間有規律的關系了。毋寧說，它是古代意義上的科學，是一種深層的東西，是我們在日常與自然界以及我們自身直接交往的實際感覺中已經‘了解’到的更深奧、實用的知識。”[12]毫無疑問，馬克思是從屬于德國傳統的。因此，當馬克思宣稱他和恩格斯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時，這里的“科學”絕不是英語世界中理解的“科學”，而應該看成近似于如下表述：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學問。

　　當然，嚴格地說來，簡單地用“學問”去理解馬克思的“科學”會由于過于寬泛而形成對馬克思思想的解構、低估與誤解。我的意思是，把馬克思的“科學”理解為“學問”的全部合法性在于超越把科學理解為自然科學的做法——其受到當時自然科學的影響則是另一回事。在馬克思看來，作為超越學科畛域的“學問”只有達到一些規定性才可能稱之為科學。歸結起來，在馬克思的視野中，科學至少具有如下規定性：

　　第一，科學必須以感性、現實、實證為基礎。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明確指出，“感性(見費爾巴哈)必須是一切科學的基礎。科學只有從感性意識和感性需要這兩種形式的感性出發，因而，科學只有從自然界出發，才是現實的科學。可見，全部歷史是為了使‘人’成為感性意識對象和使`人作為人'的需要成為需要而作準備的歷史(發展的歷史)。”[13]無疑，這里的科學不僅是達致真理的唯一路徑，也是作為刺向形而上學、思辨哲學、意識哲學、宗教神學的利器。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關于意識的空話將銷聲匿跡，它們一定為真正的知識所代替。”[14]馬克思所知道的唯一的一門科學正是以感性、現實生活為基礎的，“描述人們的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實證的科學”。在這里，科學就是從感性、現實、生活出發，宣告的是一種學術研究，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研究的唯物主義立場。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談到研究宗教的方法時指出，“從當時的現實生活關系中引出它的天國形式”的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義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學的方法”[15]。在馬克思看來，真正科學的必然是歷史的，而真正歷史的也必然是科學的。馬克思甚至指出過，科學是歷史總過程的產物，而科學又抽象地表現了這一歷史總過程的精華。因此，歷史科學才是唯一的科學。

　　第二，科學的任務在于透過現象發現本質，把握真理。強調科學必須以感性、現實為基礎，并不意味著從感性、現實(嚴格地說是現存)出發是科學的充分必要條件。感性的、現存的東西往往可能不是真正現實的東西。這一思想早在古希臘時期就已經提出了。巴門尼德就最早區分了真理和意見，他認為，用感覺把握到的只能是現象，得到的是意見；只有用思維把握到的才是本質存在，獲得的才是真理。柏拉圖的洞穴隱喻進一步表達了同樣的思想。反對西方理智主義傳統的海德格爾也認為：“科學是為被揭示狀態本身(enthulltheit)之故對某個向來自足的存在者領域或存在領域的有所論證的揭示”[16]。因此，相信事物有現象與本質、遮蔽與澄明的狀態之分是一切科學得以可能的前提，而透過現象發現本質、揭示真理則是科學的基本任務，也是科學與日常經驗等非科學的重要差別。馬克思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余的了。”[17]“日常經驗只能抓住事物誘人的外觀，如果根據這種經驗來判斷，科學的真理就總會是奇談怪論了。”[18]

　　透過現象發現本質。這在今天看來似乎成為有教養的人司空見慣的常識。然而，令人唏噓的是，馬克思所做的全部工作似乎就是要人們記住和切實運用這樣的“常識”。馬克思指出，“當庸俗經濟學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內部聯系卻傲慢地斷言事物從現象上看是另外的樣子的時候，他們自以為這是作出了偉大的發現。實際上，他們所斷言的是他們緊緊抓住了外表，并且把它當作最終的東西。這樣一來，科學究竟有什么用處呢？”[19]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和唯物史觀都是從感性、現實出發的，但也都是透過社會現象所把握到的。所謂的歷史科學就是要刺破意識形態的層層包裹，祛除鎖鏈上的花朵，獲得“真正的知識”，達致歷史的真相與真理。

　　不過，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一般認同透過現象發現本質的科學家，馬克思認為事物沒有固定不變的本質，也沒有孤立、抽象的本質。也就是說，馬克思所說的本質一定是歷史性的本質，表現為一種深層結構總體性的本質。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的著名論斷就是最經典的例子。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都是歷史的產物，在其現實性上，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第三，科學是進行學術研究(做學問)的正確方法。所有的學問都自稱追求真理，檢驗一門學問或某個觀點是真理還是意見，從歸根結底的意義上要通過實踐。但是，社會歷史的實踐檢驗具有無限的復雜性。因此，在社會歷史的實踐檢驗之前，檢驗真理與意見主要依靠的是得出這一結論的方法是否科學、正確(在這一意義上，科學就意味著正確)。既然科學必須以感性、現實為基礎，那么如何對待這些感性、現實就涉及了方法問題。馬克思談到“在樸素的形式下包含著全面發展的萌芽”的培根的思想時，他認同“科學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20]。不過，馬克思提醒我們，就“做學問”而言，方法本身又區分為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兩者相互關聯，但又有差別。他說：“在形式上，敘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觀念上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21]敘述方法是一種表達方法，它與研究方法不同，甚至相反。至少從形式上看，敘述方法似乎是從一個先驗的結構出發，這種“先驗的結構”本身就意味著對于對象的整體性把握。以往的思想家往往將看上去從先驗結構出發的敘述方法與研究方法，甚至是歷史發展的本體不加區分。

　　第四，科學是服務于全人類的自由探索，真正的科學是自由的科學。早在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就認為，人們是因為求知而從事學術，只“因為人本自由”而進行真理的探索。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應該是對真理的自由探索，不應該出于種種私利。有幸能夠致力于科學研究的人，首先應該用自己的學識為人類服務。馬克思在高中畢業論文中就表達了這樣的思想：“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而工作的職業，那么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作出的犧牲；那時我們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22]。在馬克思看來，一個學者愈是無私就愈加自由，他的研究也愈接近科學。資產階級以及以往的社會歷史研究之所以是非科學的，是因為它們是不自由的，它們之所以是不自由的，是因為它們是“自私的”。馬克思還特別指出，“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內，自由的科學研究遇到的敵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領域內遇到的敵人。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質，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23]在階級社會中，各種各樣的科學都成了維護階級統治的工具，盡管它可能以自由的面目出現。歷史科學的重要使命就在于使人們從狹隘的利益中解放出來，變成自由的思想者，使科學真正成為自由的科學。

　　第五，只有無產階級才能使科學真正成為科學。不自由的科學本質上是異化的科學，不是真正的科學。真正的科學的實現絕不是科學自身的事情。正如任何科學與實踐結果總會帶來社會變革一樣，真正的科學的實現恰恰需要大公無私。當恩格斯說：“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時，這里的“科學”絕不是，或者至少不僅僅是指自然科學(技術)，而是指(至少包括)歷史科學意義上的“科學”。當然，這樣的科學并不從來就有，只有無產階級才可能獲得這樣的真正科學。1843年，馬克思還未對科學和哲學進行嚴格區分的時候說過：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地，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事實上，這兩方面的結合既是科學的解放，也是人類的解放。恩格斯也指出，“科學越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24]另一方面，“工人們所具備的一個成功因素就是人數眾多；但是只有當群眾組織起來并為知識所指導時，人數眾多才能起決定勝負的作用”[25]。無疑，這里的“知識”和“科學”是同義的。資產階級的學者，尤其是他們的政治經濟學家之所以只做現象的、外部的研究，而不進行本質的、內部的研究，是因為“內部聯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現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論信仰，還在現存制度實際崩潰以前就會破滅。因此，在這里統治階級的絕對利益就是把這種缺乏思想的混亂永遠保持下去。那些造謠中傷的空談家不憑這一點，又憑什么取得報酬呢？他們除了根本不允許人們在政治經濟學中進行思考以外，就拿不出任何其他的科學王牌了”[26]。相反，“只有工人階級能夠……把科學從統治階級的工具變為人民的力量，把科學家本人從階級偏見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國家寄生蟲、資本的同盟者，變成自由的思想工作者!只有在勞動共和國里面，科學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27]。

　　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有如下論述：“在無產階級尚未發展到足以確立為一個階級，因而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尚未帶政治性以前，在生產力在資產階級本身的懷抱里尚未發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無產階級和建立新社會必備的物質條件以前，這些理論家不過是一些空想主義者，他們為了滿足被壓迫階級的需要，想出各種各樣的體系并且力求探尋一種革新的科學。但是隨著歷史的演進以及無產階級斗爭的日益明顯，他們就不再需要在自己頭腦里找尋科學了；他們只要注意眼前發生的事情，并且把這些事情表達出來就行了。當他們還在探尋科學和只是創立體系的時候，當他們的斗爭才開始的時候，他們認為貧困不過是貧困，他們看不出它能夠推翻舊社會的革命的破壞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這一面，這個由歷史運動產生并且充分自覺地參與歷史運動的科學就不再是空論，而是革命的科學了。”[28]因此，馬克思所謂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是在推翻資產階級現實運動中產生，并充分自覺地參與到這一現實的歷史運動的革命的科學。

　　科學就其本質而言是自由的探索，而就其在階級社會，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而言，它深受資產階級狹隘利益、意識形態的奴役。這表明：一方面，真正科學的訴求和人類的解放是等價的；另一方面，在現實中追求科學是異常困難的。因此，科學也意味著一種英勇無畏的革命精神。馬克思在《資本論》法文版序言中，提醒讀者：“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29]這句話已成為激勵無數人前進的名言。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認定自己的研究“不合乎統治階級的自私的偏見”，但他卻豪邁地宣布：“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這里必須根絕一切猶豫；這里任何怯懦都無濟于事’。”[30]這種大無畏精神體現了科學精神與革命精神的高度統一。

　　三、馬克思的歷史科學與實證科學的區別

　　歷史風云際會，馬克思的思想深受當時強調實證、科學的時代精神的影響。在批判宗教哲學、思辨哲學與形而上學中出場的歷史科學也確實給予了實證科學以革命性的地位。在批判宗教哲學中，馬克思把實證科學看成是錨定此岸世界的方法；在批判思辨哲學時，馬克思把實證科學看成是走向現實的途徑；在批判形而上學時，馬克思把實證科學看成釜底抽薪的替代。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對實證科學及其方法作了突出的強調。馬克思首先確認，歷史科學的研究是有前提的，而“這些前提可以用純粹經驗的方法來確認”。正是按照這種方法，而不是思辨的形而上學的方法，馬克思確認了人類的第一個前提，進而確認了歷史的四重原初關系。馬克思斷定：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就是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晚年的歷史學、人類學研究在某種意義上都可以看成是實證科學的研究。1868年，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提到：“只有拋開互相矛盾的教條，而去觀察構成這些教條的隱蔽背景的各種互相矛盾的事實和實際的對抗，才能把政治經濟學變成一種實證科學。”[31]

　　相比而言，恩格斯受自然科學實證主義的影響更為明顯。他在《反杜林論》中多次強調，歷史科學誕生以后，哲學除了保留“關于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形式邏輯和辯證法。其他一切都歸到關于自然和歷史的實證科學中去了。”[32]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恩格斯認為他和馬克思的學說是“沿著實證科學和利用辯證思維對這些科學成果進行概括的途徑去追求可以達到的相對真理”[33]。

　　由此似乎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馬克思學說或歷史科學其實就是實證科學。確實有不少人不同程度地這樣認為，而且對人們理解馬克思的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文德爾班就認為，就馬克思學說而言，“黑格爾和孔德的因素以其獨特的方式交錯于其中”[34]。第二國際以實證主義的方式解讀馬克思的學說，考茨基更是遵循著源于達爾文和海克爾的生物學主義，將馬克思學說理解為“經濟決定論”。普列漢諾夫跟隨恩格斯的理解，對馬克思的學說做了更為嚴格的實證科學、實證主義的理解。列寧、斯大林及中國傳統的對馬克思學說的理解都深深地打上實證科學的烙印。有西方學者尖銳地指出，“正如通常所說的，蘇聯的統治或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更接近于孔德的版本，而不是馬克思的設想。”[35]費徹爾則認為，“隨著存在所固有的規范的消除，實踐也與理論割裂開來。這二者的關系(順便說一句，早已被恩格斯)在自然規律和技術應用之間關系的意義上得到了認識。馬克思主義變成了實證主義的變種，而恩格斯和考茨基則同時把它發展成為進化論的世界觀學說。”[36]

　　事實上，即使從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直接論述來看，從一開始就沒有把自己的學說簡單地等同于實證科學，甚至對當時流行的實證科學直接地進行了批判。我們覺得，在理解這個問題的時候，完整地理解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這句話——“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是十分關鍵的。很明顯，馬克思所認同的實證科學是“真正的實證科學”，而這個真正的實證科學是在現實生活面前，描述人們的實踐活動和實踐發展過程的科學，其實就是現實的人及其發展的科學，即歷史科學。有學者提醒我們，馬克思在這里使用的“實證科學”一詞，不能與源于孔德的那種堅持無情的社會演化規律的實證主義混淆。應該從馬克思批判被他視為絕望的抽象的哲學前輩與同輩的著作的語境中去理解。其實，馬克思所強調的是“必須在`社會關系的總和'中和在生產滿足他們物質需要的手段的具體過程中去經驗地研究人”[37]。這樣的提醒是很有道理的。當然，從表面上看來，馬克思的歷史科學與當時其他的實證科學有些相像，但也只是“表面上”“看來”相像罷了。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曾說：“一般說來，全新的歷史創舉都要遭到被誤解的命運，即只要這種創舉與舊的、甚至已經死亡的社會生活形式可能有某些相似之處，它就會被誤認為是那些社會生活形式的對應物。”[38]我想，人們對歷史科學的誤解也可以歸結為這樣的“命運”吧。

　　具體而言，馬克思的歷史科學與實證科學至少有如下一些差別：

　　第一，唯物主義是歷史科學的當然基礎，而實證科學未必如此，甚至拒斥這一問題。正如孔德的理解，形而上學都相信，取得絕對的知識和解釋事物內在的本質是可能的，而在實證主義階段則認為認識世界的本質是徒勞的，我們應該努力發現存在于現象之間的一致關系———這一思想無疑源于康德。也就是說關心的問題是怎么樣(how)而不是為什么(why)，用觀察、實證的方式獲得事物(現象)之間不變的關系成為了全部目的。世界本質的問題被拒斥了。今天看來成為形而上學集大成者的黑格爾也受到了影響。黑格爾事實上也試圖在自己的體系中體現實證的精神。但是，正如馬克思所說，黑格爾的實證主義是虛假的實證主義。在馬克思看來，其之所以虛假，首先是因為黑格爾的哲學體系是唯心主義的。盡管馬克思的歷史科學強調的是“歷史”，但從來不否認自己在本體論上的唯物主義立場。毋寧說，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科學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使關于社會的科學……同唯物主義的基礎協調起來，并在這個基礎上加以改造”[39]。僅就這一點，馬克思的歷史科學就不僅與自覺拒斥形而上學——實際上不可能——的孔德式實證主義區分開來，也與許多唯心主義的實證科學——甚至有人提出神學是一門實證科學——區分開來。

　　第二，實證科學只有接受辯證法的改造才能成為歷史科學。當文德爾班指認馬克思的思想同時具有黑格爾和孔德的因素時，部分是正確的。那就是，盡管孔德也很重視歷史的研究，甚至把比較和歷史方法與觀察、實驗一起包括在實證方法中，但孔德總體上在拒斥形而上學時并沒有繼承或達到辯證法的思想高度。1866年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說：“我現在順便地研究孔德，因為英國人和法國人都對這個家伙大肆渲染。使他們受迷惑的是他的著作簡直像百科全書，包羅萬象。但是這和黑格爾比起來卻非常可憐(雖然孔德作為專業的數學家和物理學家要比黑格爾強，就是說在細節上比他強，但是整個說來，黑格爾甚至在這方面也比他不知道偉大多少倍)。”[40]黑格爾比孔德強的地方在哪里？答案就是：辯證法!無獨有偶，恩格斯在晚年(1895年)的一封信中也指出：“孔德的全部天才思想都是從圣西門那里接受過來的，但是他在按照他個人的觀點分類整理時把這些思想糟蹋了：他剝去這些思想特有的神秘主義外衣，同時也就把它們降到更低的水平，盡自己的力量按庸人的方式把它們加以改作。”[41]拋棄了有原則高度的、徹底的、開放的辯證法，代替神秘主義的一定是與這種神秘主義相當的庸俗主義。孔德后來強調建立新的宗教(人道教)就是明證，赫胥黎也認為孔德學說是沒有基督教的天主教。事實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就強調過：只有當自然科學和歷史科學接受了辯證法的時候，一切哲學垃圾才會成為多余的東西。美國學者萊文認為，馬克思創造性地繼承了黑格爾的辯證法，通過如下五個步驟在研究方法上避免了經驗主義的陷阱：(1)經驗主義材料；(2)抽象；(3)總體；(4)有機體；(5)具體[42]。

　　第三，歷史科學是批判性的科學。孔德認為，“實證一詞指實在、有用、確實無疑和嚴謹，指否定的反面。”[43]無論是蘭克開創的歷史學派，還是孔德開創的實證主義，既然與辯證法絕緣，當然也就不會強調實證科學的批判性。早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就批判歷史法學派的非批判性，他對歷史法學派的鼻祖和創始人胡果展開批判，指出：“胡果的論據，也和他的原則一樣，是實證的，也就是說，是非批判的。他不知道什么是差別。凡是存在的事物他都認為是權威，而每一個權威又都被他拿來當作一種根據。”[44]這正是“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一個庸俗版本!而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明確把自己歸為“實證的批判者”，以區分于其他批判者[45]。這既顯示了實證精神對馬克思的影響，也反映了馬克思哲學的批判性特質。1871年在接受《世界報》記者采訪時，馬克思回答說：“我們中間有實證論者，也有不屬于我們的組織而事情照樣辦得不錯的實證論者。但是這決非他們的哲學的功勞，他們的哲學同我們所理解的人民政權的思想毫無共同之處；這種哲學只是企圖以新的等級制度來代替舊的等級制度。”[46]恩格斯曾經追述過，英國的孔德派總是試圖保持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真正均勢”，強調階級合作，當工人運動出現高潮時，他們就“又該支持資本家了，從此以后，孔德派對工人問題已毫無興趣了”[47]。相反，歷史科學既是一種客觀認識，又是一種自我認識，它除了像自然科學那樣進行實證研究外，還要進行歷史理解和意識形態批判。“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當作歷史科學的基礎，從而使之不僅具有實證性(建設性)，而且具有批判性(否定性)”[48]。正是徹底的、無情的、實踐的批判性才使得歷史科學與歷史進程、歷史運動結合在一起。馬克思的歷史科學是唯一真正的實證科學。

　　注釋：

　　[1]巴里·巴恩斯：《局外人看科學》，魯旭東譯，東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2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9頁。

　　[3]趙修義、童世駿：《馬克思恩格斯同時代的西方哲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頁。

　　[4]魯克儉：《馬克思實證方法與孔德實證主義的關系》，《社會科學》1999年第4期。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頁。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4、15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4頁。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5頁。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頁。

　　[10]羅蘭·斯特龍伯格：《西方現代思想史》，劉北成、趙國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頁。

　　[11]巴里·巴恩斯：《局外人看科學》，第11頁。

　　[12]恩斯特·卡西爾：《人文科學的邏輯》(序言)，沉暉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頁。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頁。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3頁。

　　[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29頁。

　　[16]海德格爾：《路標》，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54頁。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5頁。

　　[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頁。

　　[1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1頁。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頁。

　　[2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頁。

　　[2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9頁。

　　[2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02頁。

　　[2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58頁。

　　[2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06-607頁。

　　[2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81頁。

　　[2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00頁。

　　[2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55頁。

　　[2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4頁。

　　[3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5頁。

　　[3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0頁。

　　[3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頁。

　　[3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20頁。

　　[34]文德爾班：《哲學史教程》(下)，羅達仁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904頁。

　　[35]R. M. Burns & H. R. Pickard：《歷史哲學：從啟蒙到后現代性》，張羽佳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頁。

　　[36]費徹爾：《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從經濟學批判到世界觀》，趙玉蘭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頁。

　　[37]Joseph Fracchia “Marx's Aufhebung of Philosoph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 Materialist Science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30, 1991.

　　[3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7頁。

　　[3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30頁。

　　[4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74-575頁。

　　[4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4頁。

　　[42]萊文：《不同的路徑：馬克思主義與恩格斯主義中的黑格爾》，臧峰宇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67-69頁。

　　[43]梯利、伍德：《西方哲學史》，葛力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554頁。

　　[4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31頁。

　　[4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9頁。

　　[4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695頁。

　　[4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75頁。

　　[48]趙修義、童世駿：《馬克思恩格斯同時代的西方哲學》，第4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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