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國內思想輿論場上關于新冠疫情和抗疫基本模式的敘事,大概可分為三種:
一種是自由主義的敘事,它代表私人大資產階級、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其核心話語是“放開”論,這種敘事雖然在抗疫的頭兩年遭到“主流”和民間民族主義者的有力阻擊,但在2022年又逐漸抬頭,成為年末政策轉換的重要背景,但在近期隨著調整后的大規模感染潮又遭到一定阻擊;
一種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或威權主義)的敘事,它代表官僚權貴大資產階級、另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其核心話語是“清零”論,這種敘事在抗疫后不久即占據了主導地位并維持了兩、三年之久,在2022年末政策轉換前后又迅速衰退,其中一部分堅持原來的見解、轉向有限的批判姿態,一部分轉向“放開”或“有限放開”。
值得注意的是,后一種資產階級敘事,在相當程度上冒用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及群眾運動的名義,把修正主義、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單向對上負責的“烏紗帽”和政績驅動下的指標主義的組織動員模式,曲解為美化為(無產階級的科學)社會主義,由此自然對一系列嚴重的、引發廣泛民憤的防疫的次生經濟社會災害采取寬容、遮掩、淡化的態度。
而不少“左翼”——其實是泛左翼人士,也完全被這種敘事所俘虜,拋出“超階級”的抗疫敘事,一昧為強硬措施叫好,甚至為清零而清零、完全無視強硬措施的經濟、社會成本問題——試問這難道不是客觀存在?不是“現實主義”分析者所應關照的基本問題嗎?
而要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運用馬列毛主義方法構建起有效的抗疫敘事——無產階級科學社會主義的抗疫敘事,就必須突破上述兩種敘事的藩籬,從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利益、愿望出發看問題——首先,抗疫是怎樣一種斗爭?它必需科學指導,但又決不是一個純粹科學、公共衛生問題,任何抗疫政策的制定主體都是政府或政治人物;因而,抗疫政策都離不開一定的科學分析、科學判斷做支撐,但總的看依然是代表特定階級利益的國家政權意志的體現,和其他政策一樣。
因此,把任何一種資產階級社會既存的抗疫政策、抗疫模式視作“科學”“理性”“正確”,而又把其他不同的政策、模式一概踢到對立面——恰恰是不科學的,是一種資產階級機械論的“科學主義”,忽視社會、歷史背景,不是無產階級的辯證和社會歷史唯物主義。
其次,疫情不僅僅帶來健康、衛生危機,而且帶來深刻的經濟社會危機,進一步暴露了此前就已經暴露、引起各國進步人士廣泛關注的社會不平等——實質即是無產階級、資產階級之間“階級不平等”的問題。不管是無產階級成員在疫情中由于實際無法享有或及時享有相應充分的“防”、“治”兩種資源,還是由于染疫后身體問題或過分嚴厲封控舉措而收入銳減、陷于失業待業,實際上,都是不同資本模式下“階級不平等”的延伸表現。
只能說,在不同資本模式下——私人資本或官僚權貴資本主導的或小、或大政府模式下,無產階級成員在疫情中所遭遇災難的具體情形、染疫速度有所差別;決不能說,有一種資本模式能夠“超越”一小撮占統治地位的資本階級利益之上、形成為所謂“對大多數人有利”“無關階級”的超然抗疫模式。
堅持這一點,才是堅持了馬列毛主義的起碼觀點和階級分析法;不敢講階級,不敢明確階級矛盾、階級斗爭影響塑造之下的疫情和抗疫,是缺乏起碼的馬列毛主義素養,這類人根本還沒有資格談到“反對”什么“教條主義”或“修正主義”的層次。實際上,這類人只是抽象、口頭接受階級觀點,其在具體問題上惶然避“階級”而不及之的態度,倒與高喊反“極左”的自由派人士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而在疫情的前景判斷上,第一,國家主義者贊許的清零其實早在2022年內、特別是秋冬以后就搖搖欲墜,最直觀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多地“破防”,呈現“防不住”態勢,應當肯定這種狀況決不是政策大幅調整以后才出現的,即財政負擔倒在其次、首先是嚴厲的政策在其自身的執行上就遇到了實踐層面難以為繼的三年來最嚴重挑戰;
其次,從放寬后的基本情況看,也決不是有的“放開”論者所宣揚的迅速恢復“煙火氣”、“走出”,而是在一波最嚴重的高峰沖擊后,感染和確診規模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并將在此后隨著季節等因素的變動而呈現出“一波接一波”的態勢。其實,國家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編造的帶欺騙性的話術還真是不少,但號稱“左翼”的陣營卻鮮少對之加以有力的批判,有些僅僅需要根據肉眼可見的最起碼事實就能作出合理的批駁。
總之,與當代無產階級本身的覺悟、斗爭水平,與無產階級文化主權或文化領導權被顛覆篡奪的情況相適應相聯系,與所謂“左翼”陣營的思想混亂和翼贊化傾向相聯系,幾年來無產階級抗疫敘事的構建處在嚴重落后的狀態,基本拿不出一套能夠跟國家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競而馳之的有力話語。
和烏克蘭問題類似,被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俘虜的“左派”師爺們沉浸于和“主流”輿論界、民間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輿論鼓吹者的互相欣賞和大合唱,完全暴露了其沒有辦法舉起21世紀馬列毛主義大旗的局限性。未來,不管是青年左派還是逐步轉變過來的原“民左”人士,都需要加強調查研究,從社會最廣大成員的真實處境、真實利益要求出發,得出合乎實際、經得起事情發展的檢驗的基本結論,才談得上避免陷于“欲以己之昏昏,而使人昭昭”的困局,產生足夠的思想輿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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