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特別是黨的十九大以來，以不平衡發展為主題的馬克思主義空間研究引起了國內學術界更加廣泛和深入的關注。回顧近二十年來國內有關空間議題的研究，大體采取了如下的幾種路徑：或深入思想史探討空間與歷史唯物主義及其當代化的邏輯關系，或深入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主要文獻挖掘空間思想來回應西方社會思想理論界對馬克思的相關批判，或基于西方語境中的空間話語來分析中國空間生產實踐的歷史、現狀與趨勢，或反思東西方空間話語與實踐的歷史差異等。以空間為主題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彰顯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內在的理論張力與強烈的實踐旨趣，同時也構成馬克思主義理論時代化與中國化的重要路徑。其中，以不平衡發展問題為主題的空間研究，無疑是我們深入探究中國現代性生成與展開的歷史必然性與路徑獨特性的重要維度，也是立足新時代探討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城鄉空間生產實踐道路的重要理論基礎，進而為我們從人類文明發展道路的高度重新審視中國道路之空間生產邏輯獨特性與世界歷史意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

　　一、不平衡發展問題的理論化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內在張力

　　從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研究的視角來看，不平衡發展問題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論域中的理論化與當代化，主要應歸功于列斐伏爾、戴維·哈維與尼爾·史密斯等西方學者長達近半個世紀的理論探索。正如國內相關研究已深刻意識到的那樣，不平衡發展問題及其更寬泛的資本主義空間生產問題的理論化，并非僅僅出于一種針對馬克思主義補白補缺并致力于將歷史唯物主義升級為歷史地理唯物主義的理論沖動，也非僅僅出于以空間化的馬克思主義版本來升級完善當代地理學研究進而與當代社會批判理論深入對話的理論抱負。其主導的理論意圖，是通過聚焦于資本主義幸存至今的空間地理機制問題，重新激活或升級19世紀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使之適用于當代的資本主義研究與批判。其中，資本主義的空間不平衡發展問題是20世紀國外社會批判理論空間轉向的核心議題之一。

　　面對這一聲勢浩大且影響深遠的“空間轉向”，身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進程中的中國學者，在借鑒與挪用相關思想資源之前，必須充分意識到這些西方當代理論得以孕育的時空語境差異與實踐道路差異問題。這就意味著，我們始終面臨著一個內在的理論挑戰，即如何以當代西方空間理論的新建構為視域，讓19世紀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走進21世紀的中國。這樣的理論挑戰與旨趣得以確立的前提在于，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在理論與實踐、抽象分析與經驗差異等之間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內在張力。事實上，不平衡發展問題的當代新建構印證了這樣的理論張力。為此，在深層理論上，我們不妨以不平衡發展為視角，回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思路中，深入探究馬克思以英國為典型的抽象資本主義分析中究竟蘊含了怎樣的理論張力，并在抽象的理論模型分析與差異的、不平衡的、多樣化經驗具體的歷史生成和變遷之間，探思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當代化、中國化的必要性和可能路徑。

　　基于上述的問題意識與理論旨趣，我們不難發現：馬克思之后的西方社會理論關于不平衡發展問題的空間建構，與其說指證了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思想傳統中的“空白”，倒不如說揭示了隱匿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的空間不平衡發展維度及其內在理論張力。這一張力，既體現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的直接論述或未能充分展開的空間議題上，同時也體現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內在需要與方法論特質上。

　　首先，就直接的論述而言，在著名的《大綱》（即《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導言中，馬克思不僅指證了物質生產的發展同藝術、精神生產的不平衡關系問題，還強調了“理解實際社會關系本身內部的不平衡”的理論重要性與困難性。這其中，“生產關系作為法的關系怎樣進入了不平衡的發展”這個問題是真正的困難點。當然，這些只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發展過程中有跡可循的、少數的直接論述，并且也只是概要式的提及，并無更多展開。其深層邏輯的探究不僅要基于馬克思已經建構成型的《資本論》及其手稿，甚至也要基于諸如殖民、國際分工與“生產的國際關系”、世界市場與世界貿易等有待進一步豐富拓展的議題。這些內在于馬克思資本研究思路之中卻未能系統展開的空間研究議題或研究規劃，成了20世紀60年代后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空間轉向的重要議題。

　　其次，不平衡問題的理論化，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從抽象上升到具體”這一科學方法論的內在訴求與當代延展。正如馬克思自己明確指出的那樣，“抽象上升到具體”是其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科學方法論。那么，從“資本一般”的同一性“抽象”分析不斷上升到不平衡發展之經驗具體的歷史科學研究，進而也從19世紀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抽象”，不斷上升到當代資本主義現實的“具體”，無疑構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時代化使命。事實上，在馬克思那里，以“資本一般”的歷史科學分析為主要任務的《資本論》及其手稿，不僅在直接的研討主題與路徑方面為空間與地理及其不平衡發展問題預留了理論位置，并在深層邏輯上也指明了進一步拓展與具體化的研究路徑。如果依此來指證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空場”或邏輯缺環，不僅不公允，同時也暴露了這一指責其實是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核心旨趣、主導邏輯與現實旨趣的誤讀。恰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實現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理想類型分析向今天資本主義現實批判的過渡，是我們而非馬克思本人的任務。”這也意味著，針對馬克思“空間”缺失的詬病，恰恰是因其未能意識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內在張力與具體化拓展的必要性問題，此即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抽象模型分析與經驗具體及其歷史變遷研究之間的理論張力。

　　可見，在《資本論》中挖掘一些表征空間議題的顯性話語，并不能真正回應當代空間理論對于馬克思的指責，也無助于彰顯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研究的邏輯張力及其向歷史與實踐不斷敞開的理論特質。關鍵的問題在于，我們如何立足于時代變遷與實踐發展所凸顯的新議題，讓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研究的“抽象”不斷上升到“具體”。就此而言，哈維、尼爾·史密斯等人從地理空間視角切入不平衡發展問題并彰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空間邏輯，恰恰提醒了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空間或地理視角是實現資本邏輯批判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重要路徑。因此，不論是抽象的理論分析構架，還是資本主義經驗現實的歷史變遷，空間的不平衡發展問題都是探析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內在張力的重要視窗，是馬克思資本主義批判的當代化與具體化。

　　深入馬克思的《資本論》及其手稿，我們就不難發現：空間或地理不平衡發展的問題，不僅內在于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研究的思路之中，并且呈現為一種看似矛盾但卻彰顯著歷史辯證法的邏輯張力。從生產方式的歷史起源與全球空間鋪展的矛盾運動過程來看，這一張力主要體現為“抽象”與“具體”、“同一性”與差異或不平衡性等方面，此即作為生產方式本質規定性的抽象模型分析與經驗具體研討，以及資本主義同質化趨勢與不平衡發展等之間的內在張力。此外，從勞動力再生產與社會關系再生產的視角來看，地理層面上的不平衡發展問題也彰顯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邏輯張力。

　　二、生產方式同一性的抽象分析與不平衡發展的經驗具體研究

　　在《資本論》及其系列草稿中，馬克思以率先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為分析模板，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起源、矛盾運動及其發展趨勢展開研究，同時批判并超越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建構了以人類自由解放為最終旨歸的“歷史科學”。縱覽《資本論》及其手稿，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社會歷史本質規定性及其同一性的抽象分析，與歐洲乃至全球不平衡發展的經驗具體研究之間的邏輯張力，時隱時現并貫穿前后。

　　首先，在《資本論》中，存在以英國為典范的抽象分析與對歐洲其他國家、地區甚至全球層面的經驗具體研究之間的張力。這一點集中彰顯于馬克思有關資本的歷史起源問題的研討。在剖析資本的歷史起源亦即資本原始積累問題時，馬克思就曾明確指出，表現為勞動者與土地等勞動客觀條件分離的社會歷史過程，在不同的國家與民族之間的時間起點與實現方式各不相同。這其中，英國只是典型案例，也是馬克思剖析資本問題的抽象化模型。值得注意的是，在肯定英國的典型性時，馬克思并沒有忽略現實資本原始積累與資本積累的空間不平衡性問題。例如，馬克思特別關注到意大利在資本主義工業化進程中的歷史“逆動”現象：受工業革命與世界市場的驅動，較早完成了原始積累的意大利卻一度出現將城市工人驅趕到鄉村經營小規模農場等反歷史潮流現象。在一般意義上，意大利的個案不僅印證了資本原始積累的不平衡發展問題，也指證了資本積累不平衡發展的動態與反復過程，以及資本主義大工業同質化進程中的區域、民族與國家之間的不平衡發展及其競爭問題。換言之，馬克思在肯定資本原始積累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歷史起源的歷史本質與普遍共性的時候，也同時肯定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歷史起源與矛盾運動在歐洲乃至全球語境中的多樣性、差異性與不平衡發展問題。從而，在更大的時空尺度上，亦即東方與西方的文明道路尺度上，這一不平衡發展問題也內在于馬克思畢生致力建構的“歷史科學”之中。

　　其次，在馬克思剖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化趨勢時，也明顯存在資本同一性的同質化趨勢和差異性、不平衡發展問題之間的邏輯張力。這一點主要體現為城鄉的不平衡發展和工農業在不同民族、國家之間的不平衡發展問題。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指認了資本在全球層面的同質化趨勢，即所有的生產與交換都將或快或慢地被卷入以資本為基礎的財富生產體系之中。與此同時，馬克思亦充分意識到，這種同質化的趨勢是在差異與多樣性的自然與社會歷史條件中展開的，從而也表現為一種不平衡發展的狀況。甚至，在一定意義上，不平衡發展機制恰恰構成了資本為自己的同一性開道的歷史性方式。

　　以城鄉不平衡發展為例。一方面，馬克思從宏觀的歷史趨勢，勾勒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社會關系的同質化空間布展過程，即《共產黨宣言》中“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的過程，也是《資本論》及其手稿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時間消滅空間”的傳播文明趨勢。另一方面，馬克思也始終關注著城鄉不平衡發展時空構序的歷史生成、演變機制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重要影響。事實上，馬克思對于城鄉關系及其歷史變遷機制的研究存在著前后邏輯轉換的發展過程，即以《德意志意識形態》代表的泛分工論視域下的城鄉二元對立觀，到《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基于勞動與勞動客觀條件分離視域下的城鄉不平衡發展觀。在肯定資本作為特殊的“以太”與“普照的光”這一生產方式共性前提的基礎上，馬克思深刻指認了“城鄉對立”或“城鄉差異”現象背后的實質乃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一性運動內在需要的現實機制——即不平衡發展的歷史機制。這一方面體現為資本原始積累或農業的工業化進程推動大量勞動力從土地當中解放出來，淪為“大地上的異鄉者”并被律法或饑寒等看不見的皮鞭驅趕進城與進廠，成為只能靠販賣勞動力為生的自由勞動者；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城市的空間積聚，即勞動者、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等在城市中的聚集，使城市不僅成為現代資產階級社會財富生產與分配的中心，也成為人們拓展豐富社會交往與聯系的文明中心，或無產階級孕育與發展壯大的溫床。相比之下，鄉村則成為落后、未開化與愚昧的代名詞。

　　當然，馬克思眼中的城鄉差異與不平衡發展，其實質乃資本主義工業與農業的不平衡發展。在全球層面上，工農業的不平衡發展問題則表現為工業的民族與農業的民族之間的不平衡發展問題。

　　就工農業的全球不平衡發展問題而言，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的研討大致呈現為西歐內部與東西方文明兩個時空尺度。其一，在《資本論》中，以英國與愛爾蘭為例，馬克思探討了歐洲工業化進程中的不平衡發展問題。英格蘭憑借其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的優勢地位，不僅壓抑了愛爾蘭的工業化進程，而且迫使后者的傳統農業加速轉化成為畜牧業，為英格蘭提供谷物、羊毛以及廉價的勞動力與兵源等，從而最終淪為依附于英格蘭這一工業中心的“牧羊場和放牧場”。其二，拓展到全球層面，借助工業革命與機器大生產時代的先發優勢，歐洲核心工業國以“機器產品的便宜和交通運輸業的變革”為武器，不斷奪取國外市場，摧毀國外的手工業，將之轉化為外圍的、且依附于工業中心的原料產地。東印度、澳大利亞等就淪為了英國的棉花、羊毛等原料產地。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一種與機器生產中心相適應的新的國際分工產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轉變為主要從事農業的生產地區，以服務于另一部分主要從事工業的生產地區。”這是一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需要的新國際分工，實質是一種剝奪性的不平衡發展機制。

　　可見，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視域中，不平衡發展問題不僅內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起源以及全球鋪展的本質規定性與一般歷史趨勢的抽象分析之中，同時也構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特定的、差異或不平衡的社會歷史條件中如何為自己開道的具體路徑。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視域中，不論是一國內部的城鄉不平衡發展問題、還是國家與民族之間的工農業不平衡發展問題，抑或是全球層面的新型國際分工與不平衡發展問題，絕非一些偶然或特例。恰恰相反，這些歷史現象所折射的不平衡發展之空間生產機制，構成了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一性與歷史性分析的重要基礎與內容。當然，僅此還不足以彰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內在張力。相對于不平衡發展問題的歷史生成而言，其維持與再生產的機制是理論研究應當進一步推進的問題域。從資本的對立面即勞動視角來看，此即作為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再生產的勞動力及再生產的地理不平衡問題。這亦是從不平衡發展視角出發，探察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內在張力的主體性視角。

　　三、勞動力與社會關系再生產的地理不平衡問題

　　如前所述，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抽象同一性分析與不平衡發展的經驗具體分析實際上是一體展開的。不論是恩格斯對資本主義大工業條件下的城市空間內部差異與等級化的批判，還是城鄉的不平衡發展，抑或是全球層面的不平衡發展的國際分工與產業體系，都在顯性的議題層面彰顯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空間不平衡現象與機制問題。深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歷史運動的本質規定性及其具體化機制，實際上還存在著一條重要的隱性線索，即不平衡的社會關系及其再生產問題。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多次強調的那樣，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果，以生產關系為內核的社會關系及其再生產，遠比物質商品等價值形態的生產和再生產更為重要。同樣，對于不平衡發展問題而言，一種以資本為基礎的不平衡社會關系及其再生產過程，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時空拓展和再生產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在一定意義上，再生產問題既是不平衡發展問題在方法、議題與邏輯上的統一，也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內在張力的關鍵理論質點。

　　首先，從世界市場與國際分工的問題來看，“中心-外圍”式不平衡發展體系的確立與維持，需要產業體系等經濟條件以外的國家權力與金融信用體系作為隱性支撐。不論是《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就已彰顯的“世界歷史”這一宏大敘事，還是《資本論》及其手稿中有關世界市場、世界貿易、殖民等議題的具體研討，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匹配的社會關系與時空秩序的同一性建構過程一直是作為重要的隱性議題貫穿前后。這其中，指涉了與世界歷史相匹配的“世界文學”議題及其折射的世界性普遍交往與聯系的意蘊，也包含了“一切等級的和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這一過程對“人的依賴關系”的瓦解和“物的依賴關系”的現代性重構。換言之，與“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相匹配的是，全球層面的社會關系與精神文化的生產和再生產都是世界性的。當然，必須進一步指出的是，這種世界性的社會交往與社會關系，恰恰是以等級化與不平衡的方式為自己開道并維持自身的擴大再生產的。

　　以不平衡的國際分工體系為例。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一方面指出，西歐優先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是憑借其廉價的機器產品與發達的交通運輸能力，將非資本主義的生產與交換體系轉化為依附性的外圍體系；另一方面馬克思強調，工業民族國家借助其先發優勢構筑的國家權力與金融信用體系，開展對未開化地區的征服、奴役、殖民等活動的同時，也建構了一套全球布展的資本主義公共信用制度和體系。后者不僅維護并擴大了其工業霸權與商業霸權，并被作為“資本的信條”，培育了金融家、商人等“有閑的食利者階級”，在國內國際范圍內致力于“使不生產的貨幣具有了生殖力”，加速資本與國家的原始積累。可見，在工業革命及其世界市場的建構過程中，現代意義上的關稅與國債、金融信用體系等，構成了全球層面不平衡發展的隱性基礎。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保護關稅制度是制造工廠主、剝奪獨立勞動者、使國民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資本化、強行縮短從舊生產方式向現代生產方式的過渡的一種人為手段。”馬克思強調，保護關稅制以及出口補助金等方式不僅構成了歐洲工業中心地帶各國掠奪本國人民的方式，同時也是摧毀其鄰國一切工業的重要武器。例如，愛爾蘭的毛紡織工場手工業就被英格蘭摧毀了。

　　可見，以有形的空間重組為依托的工業革命與國際分工，需要一種無形的國家權力、財政制度體系與金融信用體系支撐。后者的維持與擴張，實際上指涉了一種以經濟關系為內核的社會關系再生產的復雜過程。這也反證了，不平衡空間生產機制本身是一個多維立體的矛盾運動體系。其中，不論是全球的宏觀視域、還是城鄉的中觀視域，抑或是狹義資本主義生產勞動過程的微觀視野，勞動力再生產及其折射的社會關系再生產問題，都是這種差異化、等級化的不平衡發展機制的隱性基礎。

　　事實上，馬克思以英國為模板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分析及其對不平衡發展問題的研討，并未止步于產業發展、國際分工或國際信用金融體系等不平衡發展問題，而是拓展至資產階級社會的勞動力再生產問題。從深層邏輯上來看，作為不平衡發展的勞動力再生產問題，不僅將不平衡發展問題置入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再生產的分析框架之中，同時也凸顯了不平衡發展問題的主體之維。這為20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從意識形態、日常生活與空間等多重視角探析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再生產問題，奠定了隱性的邏輯基礎。

　　依據《資本論》及其手稿，資本積累的中心議題表現為資本如何維持對勞動力的持續并擴大的榨取問題，其核心視軸是勞動力及其社會關系再生產的問題。事實上，不論是抽象的理論層次，還是具體的經驗分析，勞動力及其再生產問題都是《資本論》的基礎性議題。以勞動力的再生產問題為例，馬克思一方面指出，扎根于地方差異與不平衡性之中的勞工生活資料或生活必需品的實物形式與價值量存在著空間差異與歷史波動，但這些并不影響勞資本質關系的研討。與這一本質過程分析并行不悖的，是馬克思關于資本積累的一般形式研究和具體實現路徑的差異分析。這一點體現在馬克思以英國為模型的城鄉居民生活條件與勞動力再生產的差異性分析之中，并且作為延展，馬克思對于英格蘭與愛爾蘭的工農業不平衡發展問題展開了比較分析。因此，作為產業發展、國際分工的民族國家差異和不平衡發展問題的邏輯延展，勞動力再生產的地理不平衡問題亦內在于構建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研究思路之中，并構成了其資本研究的張力。

　　不同文明條件下的勞動力再生產及其不平衡發展問題。就勞動力再生產問題而言，馬克思的分析并沒有止步于勞資本質關系及其內在矛盾的一般分析，同時也關注到不同文明條件中勞動者生活資料再生產的地區差異和不平衡問題。馬克思指出，“工人作為工人而生活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明狀況下當然是不同的。”換言之，不同國度與文明條件下，勞動工人維持其生活需要的生活資料的需要及其滿足方式存在著地理上的差異。這種地理層面上凸顯的差異，既取決于自然的先在性，比如衣食住行與取暖等的“自然需要”的差異性；也取決于社會發展的文明狀況，表現為一種歷史發展的產物，因此，“在某一國家或某一時期屬于必要的生活資料的東西，在另一國家或另一時期卻不是必要的生活資料”。并且，在現實的發展情況中，馬克思也肯定了工人需要水平的歷史波動或變動性。當然，工人需要在不同階段上的變動性，在馬克思看來屬于“工資學說”，暫不屬于其所考察的資本一般關系的范疇。但即便如此，考察資本積累的具體運動機制時，表征勞動能力價值水平的生活資料“數量與質量”的歷史波動以及在地理上的差異性，卻并非無足輕重。馬克思援引了其他作者有關蘇格蘭“很舒適”生活現狀的描繪——在蘇格蘭許多家庭以只加鹽和水的燕麥面和大麥面取代小麥和黑麥等為主食——揭示了勞動生活資料的地理差異性與歷史變動。此外，馬克思實際上注意到了資本家們絞盡腦汁降低勞動能力價值水平的歷史現象以及諸多舉措。可見，就維持勞動力不斷再生產的生活必需品及其滿足方式而言，不僅不同的國家與文明之間，而且同一個國家生產體系內部也存在著地理差異與不平衡問題。

　　當然，正如馬克思自己強調的那樣，就資本與勞動的一般關系及其本質的考察而言，這種勞動力再生產的歷史變動性并非關鍵。因此，馬克思對資本一般關系的研究實際上是基于這樣的假定前提：“生活資料的數量與質量，從而需要的范圍，在任何一定的文明階段從來沒有降低過”。但如果一旦進入資本競爭與資本積累的具體展開機制的中觀層次或微觀層次考察，那么關于勞動力再生產的日常生活需要的社會差異、社會塑造性及其在全球層面的地理差異與歷史變動，就日漸凸顯為至關重要的議題，甚至構成資本主義增加活力與工人階級喪失革命意志的重要依據。這既是盧森堡以資本主義體系盤剝非資本主義體系為中心考察資本積累不平衡發展的隱蔽視點，也是20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消費社會理論聚焦于“虛假需要”問題展開探索的重要邏輯支點。

　　四、結語

　　勞動力再生產及其社會關系再生產的不平衡問題，不僅呈現為同一性的抽象分析與差異、不平衡的經驗具體分析的內在張力，也揭示了不平衡發展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需要與具體化機制的問題，更在方法論層面上呼應了馬克思在導言中遵循的“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論原則。從這個角度來看，不平衡發展問題從議題、邏輯與方法的層層遞進所呈現的內在張力，實際上表征了兩個問題：其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構架與方法論是向歷史與現實敞開的，而非封閉的體系；其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必須與時俱進，也必須在不斷地時代化與具體化拓展中加以豐富與發展。從第二國際盧森堡等人的資本積累論新探，到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再到20世紀的不平等交換理論、不平衡發展、世界體系理論等，都可以視為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問題的與時俱進與具體化延展。并且，20世紀的這些理論延展，相較于馬克思《資本論》及其手稿中的經典探索，不論其理論形態與結論上呈現為怎樣的一種異質性，或深層邏輯與問題式發生了怎樣的轉化，都無疑進一步彰顯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內在張力。同時，這也進一步彰顯不平衡發展問題理論化過程之中的實踐旨趣，此即作為歷史與實踐的不平衡發展之歷史動能與歷史可能性問題。

　　從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視域來看，不平衡發展問題不僅是馬克思歷史辯證法不可或缺的有機構成，更是其歷史辯證法現實化與具體化的基礎與路徑。正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并非在一個均質的、封閉的時空中運動一樣，其內在矛盾的生成、演化與超越，恰恰呈現為一種非均衡的動態博弈過程。不論是馬克思有關美國如何崛起于西方不平衡現代性的思考，還是馬克思關于俄國公社與亞細亞生產方式等東方道路的研討，無疑都為我們從更宏大的文明發展尺度思考不平衡發展之歷史能動性提供了足夠的構想空間。因此，以不平衡發展為視角呈現的理論張力，也蘊含著一種辯證的歷史能動性，有助于我們在抽象的生產方式理論模型分析與差異的、不平衡的、多樣化經驗具體的歷史生成和變遷之間，探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當代化、中國化的必要性和可能路徑。

　　概言之，馬克思基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一性分析基礎上的不平衡發展問題研究，充分彰顯了其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內在張力。在歷史發展的普遍必然性與歷史特殊性、全球的同質化趨勢與非均衡發展的歷史多樣性之間，從而也在廣義與狹義的不平衡發展之間，馬克思保持著一種歷史的、辯證的理論張力。這為我們立足人類文明演進與世界歷史的高度，扎根中國歷史、文化與現代化實踐的獨特境遇，從理論與實踐上探索超越西方不平衡現代性的中國道路及其歷史實踐敞開了歷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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