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點歷史，勿聯想：一九三五年一月，毛教員在偉大的遵義會議上作長篇發言，批評博古在向會議報告中談到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敵強我弱的客觀因素等觀點，認為失敗的主要原因在軍事指揮上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極其鮮明地把王明、博古、李德“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軍事上的表現概括為：

　　（一）進攻中的冒險主義，（二）防御中的保守主義，（三）退卻中的逃跑主義。

　　正是在上述錯誤主張指導下，黨（和軍隊）的工作出現了一片混亂。

　　這個觀點，后來寫進了為著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而寫的，作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內在軍事問題上的一場大爭論的結果，表示一個路線反對另一個路線的意見的主要軍事著作（之一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很明顯的，正確地規定戰略方向，進攻時反對冒險主義，防御時反對保守主義，轉移時反對逃跑主義……所有這些原則問題，都要求正確的解決。我們現在要講的戰略問題，就是要就中國革命戰爭的十年血戰史的經驗，好好地說明這些問題。”

　　“……從一九三二年一月開始，……‘左’傾機會主義者就向著正確的原則作斗爭，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確原則，成立了另一整套和這相反的所謂‘新原則’，或‘正規原則’。從此以后，從前的東西不能叫做正規的了，那是應該否定的‘游擊主義’。反‘游擊主義’的空氣，統治了整整的三個年頭。其第一階段是軍事冒險主義，第二階段轉到軍事保守主義，最后，第三階段，變成了逃跑主義。”

　　“新的原則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過去的東西是游擊隊在山里產生的，而山里是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新原則和這相反：‘以一當十，以十當百，勇猛果敢，乘勝直追’，‘全線出擊’，‘奪取中心城市’，‘兩個拳頭打人’。敵人進攻時，對付的辦法是‘御敵于國門之外’，‘先發制人’，‘不打爛壇壇罐罐’，‘不喪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決戰’；是短促突擊，是堡壘戰，是消耗戰，是‘持久戰’；是大后方主義，是絕對的集中指揮；最后，則是大規模搬家。并且誰不承認這些，就給以懲辦，加之以機會主義的頭銜，如此等等。

　　無疑地，這全部的理論和實際都是錯了的。這是主觀主義。這是環境順利時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狂熱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現；環境困難時，則依照情況的變化以次變為拚命主義、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這是魯莽家和門外漢的理論和實際，是絲毫也沒有馬克思主義氣味的東西，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

　　看來，是頗得歷史上機會主義的精髓。

　　或許還得加一條：（最初）短兵相接時的畏戰主義。

　　其核心，則是命令主義、官僚主義、修正主義，脫離群眾，封閉體系的“烏紗帽”和政績驅動機制下的不相信群眾，不尊重群眾，處處防備群眾，“運動群眾”，“管死”-“放亂”惡循環，今天這樣，明天那樣。

　　列寧很早就闡述了無產階級政黨關于退卻問題的策略原理。毛教員在研究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時，發展了這個原理。實際上，從歷史上看，能不能恰當選擇退卻的時機，有秩序地組織退卻，使退卻為反攻和勝利準備條件——幾乎是檢驗任一個階級、及其代表人物水平的一條標準。記得恩格斯在某個地方說過（待查證）：拿破侖即使在退卻中，也是偉大的統帥。

　　問題（主要）不是出在退卻本身，在現實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全球化體制下，一昧的進攻冒險未必對底層勞動者的生存和權益狀況有利（打不起工，斷了生計，養活不了自己和家人，“窮病”抬頭）。而轉為逃跑主義的退卻則走向另一個極端，某種意義上是復歸到最初的畏戰主義，即拿大擴散、躺平撲倒下，普遍的生命健康為代價，為官僚主義、經濟主義政績導向和資本利潤導向的“盤活”敲鑼，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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