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馬克思與鮑威爾提出的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方案截然不同,根源在于他們對政治解放與人的解放關系有著不同的理解。鮑威爾認為實現政治解放就實現了人的解放。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還不是人的完全的解放,政治解放雖然使國家擺脫了宗教控制,但它無法解決人在市民社會生活中的異化問題。所以,馬克思批判政治解放和完成了政治解放的國家,并進一步批判市民社會,指出解答猶太人問題的關鍵在于依靠無產階級消除市民社會中的資本主義精神。《論猶太人問題》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的形成具有奠基性的理論價值。

　　中世紀以來的歐洲,猶太人的諸多政治和經濟權利一直受到基督教的限制。隨著17、18世紀啟蒙運動的興起和歐洲海外貿易的擴張,宗教信仰不再是人們生活中唯一的權威,歐洲社會開始倡導人權、重視商品經濟。18世紀末,特別是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和《人權宣言》的頒布,使得“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等觀念深入人心,而猶太人長期受壓迫的生活現狀引起了歐洲社會中很多知識分子和思想家的關注,他們圍繞猶太人在基督教國家中的政治地位展開了廣泛的討論。在這一波熱烈的討論中,布魯諾·鮑威爾《猶太人問題》一文指出,猶太人問題是宗教問題,只要國家廢除宗教實現政治解放,人就能夠擺脫宗教的束縛。馬克思讀了這篇文章之后,認為鮑威爾寫得“太抽象”,于是撰寫了《論猶太人問題》一文表明猶太人問題不能一概而論,它在德國是宗教問題,而在美國、英國和法國卻是世俗問題。馬克思進而批判鮑威爾混淆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并且提出了實現人的解放的基本方式。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指出,馬克思主義博大精深,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為人類求解放。《論猶太人問題》是馬克思闡述有關人的解放思想的重要文獻,借探討猶太人的解放問題深入剖析了政治解放與人的解放的關系,他指出了政治解放的歷史局限性,并將對政治解放的批判轉變為對政治國家的批判,轉變為對作為政治國家之前提的市民社會的批判,為人的解放理論提供了基本的思路。本文試圖以馬克思的《論猶太人問題》文本為中心,探索馬克思有關政治解放與人的解放關系的基本觀念,試將馬克思對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批判的邏輯進程概括為政治解放的二重意蘊、政治解放的歷史局限、馬克思對人的解放的未來展望,最后簡要歸納《論猶太人問題》所具有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政治解放的二重意蘊

　　馬克思與鮑威爾的論戰體現了兩人對“政治解放”的不同理解,總的來看,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中的“政治解放”有兩重意蘊。

　　其一,從國家的地位來看,政治解放是指國家擺脫宗教權威對其支配的過程,即“所謂的基督教國家”成為“完成了的基督教國家”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把宗教從公法領域驅逐到私法領域中去,這樣人就在政治上從宗教中解放出來”,宗教從國家分離出來并向市民社會轉移,“成為市民社會的、利己主義領域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的精神”,國家不再受世俗精神的控制,而是作為政治國家本身而存在。

　　所謂的基督教國家,是“把基督教當作自己的基礎的國家,因而對其他宗教抱排斥態度”。馬克思指出當時的德國就是這樣的國家,它是“職業神學家”的國家,基督教會和特權階級排斥猶太人的宗教,對猶太人的權利和自由加以漠視、對猶太民族進行殘忍地壓迫。而完成了的國家,是“無神論國家、民主制國家,即把宗教歸為市民社會的其他要素的國家”。馬克思認為當時的美國、英國和法國是完成了政治解放的國家。這些國家不信奉任何宗教,不受任何宗教的支配,而是作為國家本身而存在。在完成了政治解放的國家中,宗教不再支配人們的政治生活,而只存在于人們的世俗生活中,宗教精神脫離政治實現了世俗化。

　　政治解放帶來的宗教精神世俗化體現為宗教與國家的關系、宗教徒與公民的關系兩個層面的轉變。一方面,政治解放使得宗教的存在沒有了政治意義,宗教“只是關系到厭世情緒,只是理智有局限性的表現,只是任意和幻想的產物,這是因為它是真正彼岸的生活”。政治解放使神權國家向世俗國家轉變,宗教精神只存在于人們的世俗生活中,它不再支配人們的政治行為;而與此同時,政治解放沒有消除人的實際的宗教篤誠,也不力求消除這種宗教篤誠。它使宗教脫離了國家只存在于市民社會領域,并對國家的存在起著積極作用——“因為宗教是在這種國家中實現的人的發展階段的理想形式”,政治解放并沒有徹底消除宗教對人的影響,市民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擁有宗教信仰自由。因此,政治解放使得信仰基督教而排斥其他宗教的國家變為了宗教寬容的政治國家,這是人類解放的前提。

　　另一方面,政治解放使國家與市民社會相分離,人獲得了雙重身份,他在私人領域是宗教徒,在公共領域是公民。“人分解為猶太教徒和公民、新教徒和公民、宗教信徒和公民……這種分解是政治解放本身,是使自己從宗教中解放出來的政治方式。”由于個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間、市民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間的二元性,人可以既是公民又是宗教徒,這種雙重身份之間并不會互相排斥。

　　其二,從國家的性質來看,馬克思所說的政治解放是指資產階級通過政治革命推翻舊的封建特權階級的統治、建立資本主義國家的過程。政治革命帶來了“同人民相異化的國家制度即統治者的權力所依據的舊社會的解體”,資產階級通過政治革命獲得了自由和解放。

　　隨著政治革命而來的,是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以及舊時期市民社會政治屬性的消解。舊社會的性質是封建主義,并且它直接具有政治性質——舊的市民社會的要素,如財產、家庭、勞動方式等,“已經以領主權、等級和同業公會的形式上升為國家生活的要素”。也就是說,在封建主義社會形態下,市民社會與國家是高度重合的,市民社會中的財產、家庭等要素是特權階級和普通人民相互分離的依據,它人為地造成了人們在政治領域中的不平等,導致國家權力只掌握在少數、與人民相脫離的統治者手中。政治革命使國家擺脫了宗教的束縛,宗教因素、物質因素等原先在國家中作為劃分不同人群的依據被限定在市民社會之中,由此因財產、土地等帶來的同業公會、行幫等階級特權在政治領域被消除了。此外,政治革命把市民社會分為了簡單的兩部分:“一方面是個體,另一方面是構成這些個體的生活內容和市民地位的物質要素和精神要素。”政治革命使得國家的歸國家、市民社會的歸市民社會,人們在市民社會中可以在宗教信仰、私有財產、家庭等方面存在差別,但人們在政治國家中獲得了普遍的政治權利,國家事務成為每個人的共同事務。

　　然而,政治革命具有局限性。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充分肯定了政治革命對于政治解放的重要作用:“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但政治革命最終的目標是為資產階級而不是全人類服務的,政治革命“并不是消滅資本和雇傭勞動,而是為了緩和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的對抗并使之變得協調起來”,并“以民主主義的方法來改造社會,但是這種改造始終不超出小資產階級的范圍”。由此,馬克思指出了政治革命的歷史局限性——通過政治革命完成的政治解放意味著人類脫離了封建奴隸社會,意味著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但它并沒有消除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人之間因為財產私有制而帶來的階級差別和對立。

　　鮑威爾對猶太人問題的了解過于片面,因為他沒有意識到政治革命只讓資產階級獲得了財產權和經濟自由,因此他沒有看到政治解放的歷史局限。在鮑威爾看來,只要宗教退出政治領域,即公民不再信仰宗教,那猶太人就獲得了解放。也就是說猶太人只要放棄猶太教、獲得公民的身份,便獲得了政治解放。但是馬克思認為獲得政治解放的政治國家的成員,并不會如鮑威爾所說能夠獲得真正的解放。“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歷史的任務就是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異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異化,就成了為歷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政治解放雖然讓國家擺脫宗教成為了人民的公共事務,但是它并沒有讓人們在市民社會中擺脫宗教精神和資本主義精神的支配,它使得人們成為抽象的、異化的存在。因此,“對天國的批判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馬克思轉向了批判政治解放、批判完成了政治解放的資本主義國家。

　　二、政治解放的歷史局限

　　鮑威爾提出的用廢除宗教來實現人的解放從而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方案,暴露了他對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關系的片面理解。隨著政治解放的完成,國家與市民社會相互分離,人們同時具有了公民和市民雙重身份。每一位國家的公民都實現了政治解放,都被賦予了平等的政治權利,因此國家從市民社會中撤出,上升為“普遍事務”。但是政治解放并沒有消除存在于市民社會中的宗教和資本主義精神對個體市民的影響,人的完全的解放還沒有完成。馬克思認為鮑威爾沒有進一步思考政治解放的局限性,更沒有對如何讓人獲得完全解放這一問題給出合理的解決方案。基于對鮑威爾觀點的駁斥,馬克思從三個層面展開了他對政治解放和對完成了政治解放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批判。

　　第一,政治解放只是人的局部的解放。鮑威爾把猶太人問題看作純粹的宗教問題,因此他嘗試在批判宗教中找到猶太人問題的解決之道。他于1843年發表了《猶太人問題》,對基督教國家進行了批判,認為猶太人和基督徒之間最大的矛盾就在于宗教對立,因此,只要將宗教完全廢除,就不會存在宗教對立,那么猶太人問題也就會得以解決。因為“只要猶太人和基督徒把他們相互對立的宗教只看作人的精神的不同發展階段,看作歷史撕去的不同的蛇皮,把人本身只看作蛻皮的蛇,只要這樣,他們的關系便不再是宗教的關系,而只是批判的、科學的關系,人的關系”。鮑威爾承認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之間存在聯系,而只要實現了政治解放,也就完成了人的解放。

　　馬克思的觀點與鮑威爾的大相徑庭。一方面,馬克思認為鮑威爾對猶太人問題提出的解決方案忽視了猶太人問題在不同國家所表現出的不同特點。馬克思運用比較歷史分析的方法,指出在奉基督教為國教的德國,宗教存在于政治領域,國家與市民社會合而為一,猶太人問題自然是宗教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在于使國家擺脫宗教,使宗教脫離政治領域。但是在英國、法國等國家,猶太人問題已經不再是宗教問題,而是世俗問題。這些國家早已擺脫了宗教實現了政治解放,宗教依舊存在于政治領域之外的市民社會之中,并對人們產生著影響。馬克思用猶太人問題在不同國家的表現來說明,政治革命使國家脫離宗教完成了政治解放,但是,政治解放只是實現人類解放的前提,它并不意味著徹底的人的解放。

　　另一方面,馬克思批判鮑威爾沒有意識到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分,因此把政治解放與人的解放混為一談。鮑威爾認為宗教在政治上的廢除就是宗教的完全廢除,他相信只要宗教從國家脫離,人們就獲得了解放。鮑威爾的觀點受到馬克思的猛烈抨擊,他指出國家與市民社會是二元對立的,宗教解放只是“把宗教從公法領域驅逐到私法領域中去”,市民社會的成員依舊受宗教的控制,他們不僅沒有從宗教中解放出來,反而獲得了信仰宗教的自由。“即使人還沒有真正擺脫某種限制,國家也可以擺脫這種現實,即使人還不是自由人,國家也可以成為自由國家。”因此政治解放只是人的解放的其中一個層面,國家獲得了解放并不意味著市民社會也獲得了解放。

　　第二,政治解放導致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分化,造成了市民社會中人的異化。政治解放帶來了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分,帶來了人們在市民社會中的經濟活動獨立于在國家中的政治活動。馬克思指出,廢除了宗教之后,人們過上了兩種生活——“天國的生活”和“塵世的生活”。“天國的生活”,是政治共同體中的生活。在政治國家中,人們被看作類存在物,人是想象的主權中虛構的成員;人們從自己現實的個人生活中抽離出來,具有了非現實的普遍性。“塵世的生活”是人們在市民社會中的生活,人們在其中可以是商人、短工、土地占有者等現實的個人,人自身同他人分離,存在于最直接的現實中。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使得一切私人活動變得獨立于政治和其他任何活動。

　　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對立造成了在市民社會中的個體是利己的、異化的存在。“經濟領域的個體主義和放任自流體現出市民社會與國家的二分”,而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對立,表現為人作為宗教信徒的市民身份和自己的公民身份的對立。一方面,市民社會中的經濟活動不再受國家的任何干預,市民在資本主義精神的影響下,具有了利己性。個體把私利作為自己活動和行為的出發點和結果評判標準;把人本身降作工具而不是視為目的。市民社會徹底地脫離了國家的控制之后,“人作為私人進行活動,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為工具,并成為異己力量的玩物”。另一方面,市民個體之間相互分離、沖突,成為異化的存在。人的本質在于“類存在”,在于國家所實現的普遍性,但是市民社會中的個人是“原子式”的孤立的個體,人與人之間互相分隔;孤立的個體以追逐私利為目標,一旦其他人與自己出現利益分歧,就有可能會成為出現敵對和沖突的情景,甚至極端化為彼此仇視、互相傾軋的局面。

　　第三,政治解放以形式上的平等掩蓋了實質上的不平等,造成了國家的異化。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帶來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分,凸顯了“市民社會成員和他的政治獅皮之間的矛盾”,造成了人的異化。馬克思接受黑格爾有關市民社會和國家關系的主張:黑格爾認為市民社會與國家是二元對立的——市民社會體現的是人的“特殊性”,在這一領域中,不同個體之間的關系是對立、沖突的;而政治國家對應著人的“普遍性”,在這一領域,人與人之間是和解性和互補的。一方面,在政治國家之中,人們以類存在物存在,因為國家許諾的“人人平等”而把共同體當作自身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人們在市民社會中卻過著真實的生活——是在資本主義精神的支配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下降為金錢物質利益關系,人們互相利用他人作為追逐利益的工具,人本身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國家“以形式的普遍性掩蓋了實質的特殊性”。資本主義革命確立起來的政治制度雖然對公民的政治權利有著普遍、共同的主張,但是它卻掩蓋了市民社會中個人因為特殊的、利己的利益而相互利用、互為工具的現實,因此,馬克思認為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體現為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的矛盾,帶來了人的異化。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國家產生于家庭和市民社會之中,“個人生活成了公共生活絕對的基礎和前提”。但是,政治解放卻帶來了國家的異化:政治解放之后的國家表現為普遍性的“權利”,但是普遍參與的政治生活只是一種理想而已,在現實生活中,每個人的真實狀態是各自具有特殊的利益。在國家之中,“人,不僅一個人,而且每一個人,是享有主權的,是最高的存在物,但這是具有無教養的非社會形式的人,是具有偶然存在形式的人,是本來樣子的人,是由于我們整個社會組織而墮落了的人,喪失了自身的人,外化了的人,是受非人的關系和自然力控制的人,一句話,人還不是現實的類存在物”。而在市民社會中的生活才是人們真實的生活狀態,“人在其最直接的現實中,在市民社會中,是塵世存在物。在這里,即在人把自己并把別人看作現實的個人的地方,人是一種不真實的現象。相反,在國家中,即在人被看作是類存在物的地方,人是想象的主權中虛構的成員,在這里,他被剝奪了自己現實的個人生活,卻充滿了非現實的普遍性”。政治解放使得政治生活遠離市民社會的生活,并用國家的政治性取代了市民社會的豐富性,使得具有普遍性的國家與市民社會中特定的個人利益相脫離,因此,國家的普遍性是政治的、抽象的、非真實的普遍性。所以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具有歷史局限性,政治國家也就成為了他批判的對象。

　　馬克思認為完成了政治解放的國家,也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無法解決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的矛盾,也即無法消除其自身的異化。國家雖然從政治上廢除了出身、等級、文化程度和職業等差別,在政治上通過宣稱人人平等而實現了自身的普遍性。但是在市民社會中,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并沒有消失,反而作為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前提和基礎而存在。市民社會“還是讓私有財產、文化程度、職業以他們固有的方式,即作為私有財產、作為文化程度、作為職業來發揮作用并表現出他們的特殊本質。國家根本沒有廢除這些實際差別,相反,只有以這些差別為前提,它才存在,只有同自己的這些要素處于對立的狀態,它才感到自己是政治國家,才會實現自己的普遍性”。這就造成了在形式上每一個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但實質上,市民社會中的個人卻因為私有制和拜金主義的存在而呈現出地位的不平等。

　　馬克思認為,要擺脫“一切人反對一切人”、自私自利的市民社會精神的支配,從而讓個人以真實、具體的人本身為目的,獲得實質上的平等。所以,馬克思轉而批判市民社會,批判市民社會中的資本主義精神,并在這一過程中找尋實現人的解放的基本方式。

　　三、實現人的解放的基本方式

　　從總體上看,在馬克思關于人類解放的理論系統中,包含了政治解放、經濟解放、社會解放、自然解放、人本身的解放等不同的方面,主要涉及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他人的關系、人與其本質的關系。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對“人的解放”的主要層面和最終目標有如下經典的論述:

　　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地而且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

　　由此可見,人類解放并不是一項一蹴而就的歷史活動,它需要經歷自然解放、社會解放和自我解放三個階段,并且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論猶太人問題》雖然是馬克思早期的作品,但它已經涉及到了政治解放和經濟解放兩種人的解放的形式,并且蘊含了馬克思對國家和市民社會批判的邏輯,體現其對人類解放進程的展望。

　　第一,政治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基本前提。要獲得人的完全解放,需要消除政治領域中人與人的異化,也即完成資本主義革命,實現政治解放。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對于使人擺脫人與自然、人與他人異化的狀態具有積極作用。政治解放是國家擺脫宗教的控制的過程,實現政治解放的國家,在政治上賦予人們平等的公民權,從而消除由宗教帶來的人與人之間的對立和緊張關系。同時,政治解放也是人類社會擺脫封建奴隸制、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過程,它意味著人類社會的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的進步,這將帶來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而進一步擺脫自然界對人的制約、增強人的主體性。但是,馬克思在肯定政治解放的進步意義的同時,也指出政治解放的不徹底性。它帶來了市民社會和國家的對立,讓人過上雙重生活。人在公共生活中是類存在物,但在市民社會中卻是追逐私利的相互異化的人。所以,政治解放還沒能完全解決人與他人的異化、人與其自身的異化等問題,資本主義革命并不帶來人的徹底的解放。

　　第二,要實現人的解放,還需要消除市民社會中人與人的異化,即消除資本主義私有制,完成經濟解放。“人的解放”解決的是“政治解放”所遺留的“人”(homme)與“公民”(citoyen)的二元對立狀態。馬克思認為,要實現人的完全解放,需要在政治解放的基礎上,消除市民社會中人與人的異化,即消除市民社會中強調實際效用和自私自利的猶太精神。馬克思通過觀察日常生活的猶太人,認為猶太人問題是世俗的問題,是拜金主義。因此要解決猶太人問題從而實現人的解放,就需要消除私有財產制,消除人們對金錢的崇拜。正因為私有財產和個人追逐私利欲望的存在,才使得市民社會中的成員相互敵對、彼此利用,造成了“人的異化”。而“如果有一種社會組織消除了做生意的前提,從而消除了做生意的可能性,那么這種社會組織也就會使猶太人不可能存在。他的宗教意識就會像淡淡的煙霧一樣,在社會這一現實的、生命所需的空氣中自行消失”。馬克思指出,消滅私有制,讓人們從拜金主義和人的物化中解放出來,是實現經濟解放的重要環節。“勞動階級在發展進程中將創造一個消除階級和階級對抗的聯合體來代替舊的市民社會;從此再不會有原來意義的政權了。因為政權正是市民社會內部階級對抗的正式表現。”因此,馬克思主張通過對私有財產的揚棄來消除市民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異化,實現人的徹底解放。

　　第三,要獲得人的完全解放,還需要將市民社會的特殊性和政治國家的普遍性統一起來,消除國家的異化和人與其自身的異化。即以“現實的個人”為出發點,以無產階級為物質力量,以“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為前提條件,以“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為終極指向,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馬克思批判法國大革命之后,市民社會里的個人和公民、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排序被顛倒了過來——本來應該是目的的政治國家,卻降格為維護市民社會中個人私利的工具:“公民身份、政治共同體甚至都被那些謀求政治解放的人貶低為維護這些所謂人權的一種手段;因此,citoyen[公民]被宣布為利己的homme[人]的奴仆;人作為社會存在物所處的領域被降到人作為單個存在物所處的領域之下;最后,不是身為citoyen[公民]的人,而是身為bourgeois[市民社會的成員的人],被視為本來意義上的人,真正的人。”馬克思認為政治解放讓人們過上了“天國”和“塵世”的雙重生活,即人們在國家中是過著公共生活、享有平等政治權利的公民,以國家為目的,由此國家具有普遍性;在市民社會中人們追求實際需要和個人私利,過著相互獨立、相互利用的個人生活,成為相互異化的市民,由此市民社會具有特殊性。而國家從家庭成員和市民社會成員中產生,沒有家庭和市民社會作為自然基礎和人為基礎,國家就不可能存在,所以國家的普遍性是以市民社會的特殊性為前提,要實現人的解放,就需要將兩者統一,也即人“把自己從階級中解放出來以在政治上作為一種共同體實現自己”。真正的人的解放狀態是人生活在這樣的共同體中:每一個人的發展不僅不是以犧牲他人的利益為前提,反而是為其他人的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這樣的共同體是個人生活與公共生活相互統一、具有實質普遍性的共同體。

　　四、《論猶太人問題》的理論價值與現實啟示

　　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體現了他對人類命運的深切關懷,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馬克思主義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場探求人類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學的理論為最終建立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會指明了方向。一個多世紀以前,馬克思以德國的猶太人普遍受到壓迫的社會現實為背景寫作了《論猶太人問題》一文,對鮑威爾片面的人的解放的主張進行了徹底的駁斥,指出人的解放具有階段性,并且給出了初步的人類解放的方案。《論猶太人問題》為馬克思人的解放理論的形成打下了扎實的理論基礎,時至今日,它依然對現實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它的理論價值和現實啟示主要可歸結為三個方面。

　　其一,《論猶太人問題》文本對于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最終走向共產主義,具有奠基性的理論價值。馬克思從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出發,指出了人類解放具有階段性和層次性。馬克思在思考猶太人問題時,通過比較英、美、德等國的現實情況,批判鮑威爾將猶太人問題界定為宗教問題的片面性,體現了他的辯證思維。同時,馬克思以現實的人為出發點,根植于個人的現實生活來闡釋人類的解放,指出人的解放具有階段性和層次性,為他的歷史觀提供了堅實的唯物論基礎。馬克思把對金錢的批判與人類的完全解放結合在一起,得出消除私有制才能消除人的異化從而實現人的完全解放的結論,已初現他立足于政治經濟學對社會現實進行剖析的思想萌芽。而在馬克思隨后發表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他指出,只有破除對政治國家和金錢的崇拜,并且通過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才能消除由人的異化所帶來的階級和民族壓迫,才能實現人類的解放。這一時期的馬克思已經意識到了私有制是階級產生和對立的根源,也意識到了無產階級是消除財產差別和階級分立、消解人的異化、實現人的自我解放的強勁力量,這為日后《共產黨宣言》的起草和發表做了充足的理論鋪墊。

　　其二,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所表明的民族觀,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政策的推進和落實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馬克思的民族觀的核心主張在于民族平等,而實現民族平等是人的解放的必然結果。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第一次提及民族和宗教問題,他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出發,揭露了當時猶太民族在德國社會受到不公正對待的現實,并且指出猶太人問題的本質是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所帶來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剝削。馬克思的民族觀倡導尊重各民族的歷史傳統和文化觀念,保障每一個民族的政治和經濟權利。習近平強調,多民族是我國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國發展的一大有利因素。各民族共同開發了祖國的錦繡河山、廣袤疆域,共同創造了悠久的中國歷史和燦爛的中華文化。中華民族是一個多民族融合的大家庭,妥善處理民族問題關系到社會的安定有序和國家的團結統一。堅持運用馬克思的民族觀來處理我國的民族關系、解決民族問題,對于維護國家統一、促進民族團結進步具有重大的現實價值。

　　其三,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對利己主義和拜金主義的批判,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基本的價值遵循。馬克思認為猶太人問題的根源是市民社會中人們的利己主義和拜金主義,所以他批判這種造成人的異化的資本主義精神。人們合理地追求現實的物質利益,能夠為社會發展提供動力,但如果唯利是圖的風氣盛行,將會有損于社會的穩定與和諧。不可否認,追求經濟利益能夠創造社會財富、提高人們的勞動報酬、增加國民人均收入;此外,經濟的發展能夠推動國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縮小貧富差距。但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個人和社會在積累財富獲得發展的同時,需要樹立正確的金錢觀。目前我國面臨的很多問題,究其根源都是拜金主義在作祟。所以新時代我國市場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必須要警惕拜金主義的侵蝕,營造健康的環境和良好的風氣。一個多世紀之前馬克思對拜金主義的批判和他的辯證唯物史觀,對于當下人們樹立正確的金錢觀和價值觀、增強責任意識和廉潔意識依舊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作者:何瑾

　　文章來源:《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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